时间：2023-03-17 18:00:0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文学哲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通过文学、影像、音乐等多种元素向观众讲述故事、传输思想。一部好电影，不仅是影视手法的娴熟表达，更是艺术思想的完美体现。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近年来执导的多部电影，给我们树立了典范，特别是他的《荒野猎人》。冈萨雷斯导演过《通天塔》这样既充满戏剧性又探讨人性关系的作品，《荒野猎人》延续了其一贯的艺术风格，即在融合了种族、暴力、宗教、哲学、历史、意识流等元素的基础上对人类自身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影片讲述了19世纪美洲北部一个皮草商人起死回生、为子复仇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也没有过多的人物对白。该片演员的演技、管弦乐器的配乐、摄影技术等，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单凭这些，它还不足以在奥斯卡评奖中脱颖而出。奥斯卡电影奖一向重视作品的“故事精彩、价值创新和人性深度”［1］，《荒野猎人》堪称佳作，冈萨雷斯获最佳导演奖，其魅力应该归于该片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维，演绎了冈萨雷斯电影中的“哲学法则”。影片通过一个近乎蛮荒的电影背景，向观众艺术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荒野猎人》为例，从上述三方面来阐释冈萨雷斯电影中的哲学法则，以期归纳撰写一部好的影视剧本所需的技巧以及好的影视剧本所应具备的文学元素。
一、人与自然:文明与野性的角逐
人类是自然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人类创造的文明实际上是对自然深刻改造的结果。在《荒野猎人》中，主人公身负重伤，丧失自由行动的能力，遭同伴抛弃，当他的枪支也被夺去时，就完全成为一个自然属性的人。这时，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人作为动物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尽管他依然心怀丧子之痛，尽管他依然遭受内心仇恨的煎熬，但他不得不放下心理包袱，理性思考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中如何延续岌岌可危的生命。格拉斯目睹狼群掠食野牛，虽然他饥肠辘辘，但不敢靠前，这表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具备优于其他物种的特权。如果一定要说有特权，那应该就是人类具有极其顽强的求生本能，这使其成为自然条件和其他物种的统治者。影片有一个镜头令人震撼:格拉斯为了在朔风凛冽的环境下存活，剖开马腹、去除内脏、赤身而卧挨过漫漫长夜。这是人类在恶劣环境下求生本能被激发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一本能特征的传承，才使人类能够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除此之外，人一旦脱离文明重返自然状态，就是一个依赖自然恩赐的弱小生命体。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存在满足了人类衣食住行的需求，所以人类要心存感恩，珍爱自然。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格拉斯等人捕杀麋鹿的镜头，可见动物是人类食物的来源。随后又出现了格拉斯的同伴们制取兽皮的血腥场面，他们只留下动物的皮毛，而将鲜血淋漓的动物肉体抛去，这一做法是对人类贪婪属性的深刻讽刺，人们掠杀动物已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对食物的需要，而是为了制成商品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一违背道义的行为也超出了人作为自然生命体存在的本源意义。很快影片便出现了印第安人前来抢夺毛皮货物，并与格拉斯的队伍互相厮杀的场面。可以说，战争是人类遭受自然惩罚的一种极端形式。艺术源于生活，被欲望和贪婪蒙蔽双眼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荒野猎人》所传达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影片中，印第安人首领和法国商人交谈的一句话颇具哲学意味，法国商人说印第安人的皮草是偷来的，而印第安人首领回复说:“Youallhavestoleneverythingfromus．Everything!Theland．Theanimals．”在自然面前所有人都是盗窃者和掠夺者，贪婪是人类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但不是人的天性。大自然完全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影片以人类捕杀物种这一轴线创造出了万钧的剧情张力，让人在“文明”的题旨之外，深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性和依赖性。影片中不断出现格拉斯来到一个堆积如山的牛头骨图腾前的镜头，这寓意着人类对其他物种的过度屠杀是一种违背自然法则的暴行。“人熊大战”激动人心，格拉斯攻击熊幼崽，却遭到母熊的猛烈反击，母熊两次放过格拉斯，但都被格拉斯拿起的武器再次激怒。这讽刺了人类对自然毫无顾忌的掠夺，同时也诠释了人与自然本可以和谐相处。如果有一天，其他物种全部灭亡，人类也将自行消失，因为人类也只是全部食物链中的一环。据说，格拉斯的扮演者莱奥纳多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选择出演本片也许正是其内心意向的真切表达。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自然都犹如一面镜子，将人类的行为结果投射给人类本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保持敬畏自然这份不变的信念，是勇气，也是幸福。人对自然的敬畏必然会提升人类的灵性，这也是维系文明的真义所在。
二、人与人:同化与异质存在的较量
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体，没有种族、地域、血统的差异。但由于生存空间和资源的限制，每个人一出生就如同商品一样被贴上了国籍、种族、出生地等人为标志。这种天生的差异造就了对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占有度的不平衡，更进一步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无端仇恨的产生。影片的主流价值观在于反对暴力和种族歧视，建立和谐世界，这与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主流价值观———反恐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荒野猎人》中有三种不同族群的人:印第安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美国人从印第安人的领地获取兽皮，遭到印第安人的杀戮，印第安人则将截获的兽皮转卖给法国人，以获取枪支和马匹来保护领地不被美国人侵占。法国人不仅暗中收购毛皮，而且绑架了酋长的女儿并栽赃给美国人，支持印第安人与美国人对抗，这样既可以消灭商业对手，又能买到廉价的皮草。可以说，利益是造成三个族群互相排斥、互相仇视的根本原因。格拉斯是一个美国白人，与一个印第安女人相爱并生下一子。但好景不长，妻子惨遭白人士兵杀害。为保护儿子、为妻报仇，格拉斯将这名士兵杀死。由于身世复杂，又带着一个拥有印第安血统的孩子，他常遭队友的猜疑。但在格拉斯身负重伤时，他的同伴起初并没有对他弃之不顾，这一点彰显了人性本善的精神内涵。然而，队友菲茨杰拉德利欲熏心，为了金钱，不仅杀害了格拉斯之子，还将格拉斯抛弃在荒野任其自生自灭。可见，人性中善与恶原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利益可以将这种平衡打破，将人类推向了罪恶的一端。格拉斯垂死之际，得到一名印第安人的救助而得以生还，不料这名印第安人又被法国人缢死于树上。为了报恩，格拉斯救出一名印第安女子，盗走马匹，最终回到营地。曲折的身世和坎坷的经历使格拉斯逐渐认识到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人性的善恶也并不与人际关系的远近有着必然联系，素昧平生的所谓敌人也能出手相救，近在咫尺的朋友也会落井下石。“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2］经历了起死回生，格拉斯获得了超脱世俗的大彻大悟，对生死和善恶有了重新的认识，也许这正是《荒野猎人》(TheRevenant)还被译为《还魂者》的原因。《荒野猎人》表现出利益是造成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杀戮的根本原因。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惨绝人寰的事件的发生，无不与某一群人为了获得其觊觎的利益有关，而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不仅是自然惩罚人类的极端手段，也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极致表露。翻开历史的篇章，战争对人的恶性所激发的程度每一次都超乎人的想象。格拉斯在弥留之际总是幻想与亡妻和儿子的重逢，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对幸福的渴望，物质的欲望造成心灵的创伤使人类更加向往心灵的净土，而情感则成了心灵孤独空虚的唯一救赎，这也是对残酷现实斗争深恶痛绝的深刻写照。影片结尾，格拉斯为子复仇之后，独自走向陡坡，深深叹气，表情痛苦，眼神中流露出无奈和悲伤。可见，杀死仇人并未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仇恨可以消除，伤痛却难愈合。每个人都能成为善意的传递者，也能成为恶行的发起者，如耶稣所言:“天堂在你心中，当然地狱也在!”不管是人与人的仇恨，还是不同人群间的战争，都是一把双刃剑，获胜方可能会摧毁所谓敌人的生命，也可能会暂时获得眼前所谓的利益，但仇恨和战争带给人们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永远都是难以愈合的伤痛。影片虽未明确表达，但可以看出导演和编剧的意图:只有敬畏生命，关爱他人，珍惜和平，人类才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
三、人与自我的矛盾:人性中光辉与黑暗的此消彼长
“我是谁?”这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难以回答的问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探索程度要远远高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生命体，人本身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如生与死的矛盾、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等。就《荒野猎人》而言，人的自我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
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由于大气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获得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但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种，正是由于人类还具有极强的整体意识。人类一方面要求个体需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又要约束自我不能超越道德的界限，这就构成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和作为整体社会一部分的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菲茨杰拉德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他对利益有着迫切的追求，即使在与印第安人厮杀的生死存亡之际，依然不愿放弃毛皮货物;在格拉斯身负重伤之时，他建议杀死格拉斯以减轻全队的负累。唯利是图、以自我为中心、人的个体特征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菲茨杰拉德又有着一定的整体观念，虽然与队长产生了激烈冲突并坚决要留在船上运送皮货，但最终还是服从整体放弃了木船和大部分皮货，选择跟随队伍回到营地。在杀死格拉斯之子，抛弃格拉斯之后，他明知罪行可能暴露，但还是回到了营地，既为了获得船长的奖赏，更为了获得在群体中的归属感。最后事情彻底败露，他才只身逃进森林。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在故事中一直处于个体性和整体性的徘徊状态，他一直在为自我利益考虑，但残酷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又让他不得不投身于整体以获得相对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现实也是如此，很多人终日忙碌就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获得切身利益，但同时又不得不与竞争对手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获得有用的资源和信息。这种矛盾状态的产生就在于人类的私心，只有改变自我观念，以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豁达心态去面对每一天，才不会为生活所累，为现实所烦恼。
(二)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
“Thewindcannotdefeatatreewithstrongroots．”这是格拉斯之子在格拉斯垂危之际告诉他的一句话，运用了隐喻手法。“树根”指人强大的精神意志，“风”暗指残酷的现实。不管现实如何残酷，它都难以击倒一个有着强大精神信念的人。格拉斯的复仇经历展示出精神信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Aslongasyoucanstillgrababreath，youfight，keepbreathing．”每当格拉斯接近死亡时这句旁白就会出现，呼唤他努力活着。这其实也是格拉斯自己精神意念的展现，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信念作为支撑，他不可能在残酷的荒野中生存下来，这种精神力量既来自对亲人的怀念，也来自对仇人的憎恨。爱与恨的交织，使格拉斯在没有希望的荒野之地，依然没有熄灭心中的希望之火。精神与物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首先精神依赖于物质而存在，人的精神依赖于自身的肉体。格拉斯在身体伤残之时，精神也几度崩溃。他曾在冰洞中手拿木炭写下“FITZGERADKILL-EDMYSON”，这一镜头暗示出他对于生存感到极度的绝望，对于现实的无奈，精神上对于复仇的放弃。这种精神上的退缩正是由于肉体的虚弱和物质的匮乏。相反，因为获得奖赏，生活在营地的菲茨杰拉德过着优裕的日子，但由于精神上的负罪感却精神萎靡，靠饮酒度日。同时，某些精神又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格拉斯之妻遭受杀害之后，胸口缓缓飞出一只小鸟，妻子对格拉斯微微一笑;格拉斯在弥留之际，幻想与儿子在一处残缺的教堂之中重逢。这些画面都象征着，精神至上，精神不死，可以在依然思念自己的亲人中传递下去。通过正反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出，物质的满足并不一定带来精神的快慰，同时物质的匮乏也可能带来精神的迷失。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统一，折射的是善与恶的较量，人性中光辉与黑暗的此消彼长。但无论如何，人只有保持一颗强大的内心，拥有坚固的精神支柱，才能在残酷的生命旅程中走到最后，这也许是影片带给我们的哲学智慧和精神启发。
四、余论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日益破坏，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电影题材逐渐增多，如电影《阿凡达》，也是在告诫人们要珍视生命、爱护自然。在现实的召唤下，文学工作者和影视文学的创造者也应该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将这种敬畏自然的精神传播出去、发扬光大。其实，不管艺术手法如何复杂，艺术思想如何深邃，艺术形式如何丰富，艺术的本源意义始终在于教人求真、使人向善、为人创美。存在是人类永恒思考的哲学话题。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远远超出其本源意义所限定的范畴。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活着”，而是为活着注入了各种形式，甚至不管这些五花八门的形式对生命体本身是否有实际意义。只要这些形式能够满足某种感官的需求，满足于欲望的膨胀感，就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于是，就有了各种畸形病态的行为方式出现，就有了人与人之间无端仇恨的产生。人们已不再追求生命本身所应有的“真”，也不再探寻不同生命之间所应包含的“善”，更不再创造生命存在所应带来的“美”，而只是一味地索取，企图以各种利益的获得来满足无尽的欲望。如此，到头来只会造成生命方向的迷失、人类道德的沦丧、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影片最后，主人公讲了一句话:“Revengeisatthecreator’shands．”这揭示出所有违背自然法则、违背道德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不管遭受惩罚者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正如海明威所言:“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3］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永远都要对自然怀有尊重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对自我怀有惩戒之心，在生命路途上，在历史长河中，且行且珍惜。
［参考文献］
［1］周思明．奥斯卡美学密码:谈《荒野猎人》的启示［J］．中国文艺批评，2016(03)．
［2］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6．
【英文摘要】From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 orta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narrow orientatio 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us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the existing pred icament，but also widen greatly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il osophy of science，thus opening up very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大致可以看做为这样一种学科或研究方向，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说，科学文化哲学将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2
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在20世纪末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说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大突破与发展。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西方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
那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径可以使其解开症结，从而摆脱现有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所固有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则是一条使科学哲学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
具体说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哲学的。它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逻辑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也许可以看做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
然而，随着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经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研究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
随着科学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质上已经大大拓宽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做是“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历史主义者不仅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哲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从认识论延伸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更加宽泛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文文化。他们反对将“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强调在“文化的整体”中来理解科学，特别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模糊主义的整体论来彻底模糊科学与艺术、政治乃至宗教的区别。于是，他们不仅将科学消解于整个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而且还将科学哲学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其症结就在这里：
一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仔细考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科学与价值问题、科学进步问题和科学合理性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所能应对和解决的范围。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科学文化哲学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的，更须是综合的、辩证的。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约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它的视野要比逻辑实证主义宽阔得多，但是，很明显其基本定位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价值（文化）相关联这个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主义者们，例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往往回避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去建构自己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发展变化的逻辑（例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实际的科学知识严重脱节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各种“结构”、“逻辑”和“模式”与实际的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于是，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方法”，而且还“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行将终结。费耶阿本德观点的合理因素在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关键还在于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则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学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应当干脆“告别理性”。罗蒂实际上也采用了与费耶阿本德相同的逻辑：在他那里，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那么，科学与其他文化就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来消解并代替科学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真正的终结。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主题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确需要有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使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开使当代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推动科学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
3
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首先，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
事实上，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深深地触及到科学价值论的内容。例如，库恩解释科学变化发展所使用的最关键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内容就是“价值”。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不同范式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在不相容的共同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标准[3]。而劳丹为了克服库恩的相对主义，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科学与价值”。为了避免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劳丹做了特别的限定，强调他所讨论的价值只涉及“认知价值”（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尽管劳丹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种比库恩模式更渐进的科学发展动力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他对科学进步的解释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终无法摆脱相对主义[4]。可以说，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难题。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价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应当对其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是对科学做认识论的研究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的侧重点则应当转向对科学做价值论的研究。
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科学价值论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动，而不仅仅只看做是一种认识或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它强调对价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认知价值”。总的说来，科学价值论大致包括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研究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将科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从而揭示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块内容与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但其视野要比传统的科学哲学广阔得多。二是研究科学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包括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从而揭示科学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块内容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范畴，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增长并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因而对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其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杰罗姆·R·拉维茨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活动已经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而在这个进程中，它也改变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诸多单靠自然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当代，在关于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认识论的。那些到达真理之类的较老的问题已经让位于对科学的健康发展的关注和对其应用的控制的关注。”[5]尽管拉维茨的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科学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学价值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学各分支，从而使科学哲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而不是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尽管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无疑哲学要比认识论广阔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至少不是完备的科学哲学。由于科学哲学的定位过于狭隘，因此，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很难有恰当的学科归属。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将认识论的部分划归于科学哲学，而将非认识论的部分分别划归到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美学等元科学各分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状态，有些研究（例如科学价值论的研究）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元科学分支可以对应。显然，这种局面不仅有碍于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哲学研究，而且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而且有助于将渗透在元科学各分支当中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且整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科学哲学，并使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迈进。
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的元科学分支即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整合元科学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理解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又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活动。于是，科学社会学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带有交叉的性质：一方面，它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而它与科学文化哲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部分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理论思辨部分则带有很浓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色彩。事实上，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是交叉的，而且还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例如，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的精神气质等多项主题的研究，显然是理论思辨的，而不是实证的，因而与其说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科学文化哲学范畴。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两者之间其深刻的关联在于：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离不开科学文化哲学；另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哲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学，因为科学文化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学又为科学文化哲学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学的实证支持。
我们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的深刻关联中，不难看到整合元科学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学社会学那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概括和总结。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因为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以外，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将在科学价值论这方面。例如，通过对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科学“内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内部来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科学“外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的外部来深刻地把握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科学价值论将会变得非常空洞。
科学哲学同科学历史学的关系似乎要比科学社会学更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就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这个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是：“(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做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6]。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它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仅仅归结为“规范的方法论”与“内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外部历史”仅仅是一种补充），未免太狭隘了。
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为科学文化哲学，而将科学史理解为科学文化发展史，包括科学本身的发展史（内部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紧密得多。
事实上，许多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乔治·萨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史的。只要打开萨顿所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史论著，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同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科学史不仅能够为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学的线索，而且也将为整个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的史料和素材。当然，科学历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科学历史学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例如，萨顿的科学史观，包括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科学与艺术相互关系的观点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了。可以说，科学历史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贡献将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价值论、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历史学，都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涵盖面都非常宽，然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内部的”科学哲学，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学哲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科学哲学研究过于狭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学各分支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文化哲学，那么，后者也将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结果不仅将大大拓宽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且也将使元科学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几乎是整个元科学共同的使命。科学史学家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来，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然而，尽管不少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离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离，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很深。当然，导致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应当看到，对于科学哲学来说，的确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及其与此相关的狭隘的科学观颇值得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体现了某种狭隘性。它不仅没有设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反而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表明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
毫无疑问，上述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之看不到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不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将其“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样一来，关于科学的观念就被大大狭隘化了。
显然，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对于沟通两种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将彻底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从而有可能真正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价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距离，深入考察和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将真正肩负起元科学的共同使命，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有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学哲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框架里，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科学文化哲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它将真正把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做自己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通过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关联，来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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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
“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提出:在注重全面发展学生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的前提下,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即科学语言素养、人文语言(文学语言)素养和日常生活语言素养。该课题是扬州中学“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办学历史与实践”(教育部“十五”“十一五”规划课题)的组成部分,是自1987年以来该校组织实施的“系统开展学科思维教学”与“全方位系统开展审美教育”(教育部“九五”重点课题与规划课题)等课题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该课题强调语言素养与综合素养之间、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之间、科学语言素质与人文语言素质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既注重科学素质、科学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又注重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健康人格的培养;既注重语言能力训练、思维能力训练的系统性、科学性,又注重语感、审美趣味、文化品位等养成的模糊性、艺术性。
力求把语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教育、艺术教育,以及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让语文教育接上“源头活水”。从哲学角度看,如今语言问题已成为科学哲学、人文哲学公认的重要话题。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游戏”,“语言好比一种工具”;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指出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则体现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对于我们理解语文教育本体的结构(存在论)、语文教育的功能(价值论)与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启发良多。从现实角度看,当今世界,中西方文化亦即人文文化、科学文化正处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际,鉴于语言与文化、与人的整体素质的密切联系,提倡“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绝非仅仅关乎“两种语体”的教学,也绝非仅仅关乎“工具论”“人文论”两种语文教育观之间的论争,而是关系到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培养世纪新人的重大问题。那么如何实施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呢?
1.编写体现“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理念的语文教材:(1)双线结构,体现语文知识能力与科学人文素养并重的思想。目前各套教材均以人文话题组织教学单元,如何建构发展语文素养所需要的知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2)话题的选择安排,科学、人文并重;选文的内容和体裁,科学和社科、文艺并重。目前,阅读、写作教材中均有忽视科学话题,忽视科技文、实用文选文的倾向,如不改变,必将贻害无穷。(3)学习活动的设计,积累感悟和实践练习并重,实用、探究和审美欣赏并重。
2.开设体现上述特色的选修课程:近年来扬州中学为学生开设了科学人文系列讲座(包括中西方文化、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将“知”与“行”紧密结合起来,将德育、智育、美育、心育与语文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将其开设为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综合性课程。
关键词：安乐哲；罗思文；《论语》；哲学诠释；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72-02
《论语》是一部承载了厚重文化积淀的传统经典。它对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论语》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集中代表了东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对世界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的英文全译本自20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其后，又有多种译本问世。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哲学家、中西方学者以及翻译家都曾投身于《论语》的英译之中。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致使众多译作风格迥异，褒贬不一。但总地来说，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选取安乐哲和罗思文在1998年合译的《论语》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英译本为20世纪中后期比较权威的《论语》英译本。
一、《论语》英译本及其作者简介
安乐哲，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1987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亦是《东西方哲学》和《国际中国书评》的主编。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曾出版了一系列蜚声国际的中国哲学专著。
罗思文，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马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理论、宗教哲学、语言哲学。主编或翻译了《莱布尼茨：中国书简》等6本书。现任“亚洲社会与比较哲学论丛”主编。
1998年，安乐哲与罗思文合译了《论语》，英文译本名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译本包括前言、导论、译文和附录。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译对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种非历史、非文化的方式进行哲学化的探讨；但是，孔子与之相反，他深切地关注身边的现实问题。两位教授深蕴中国哲学的特点，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译方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经典；他们的比较研究论著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长时间以来的深深误解，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贺翠香，中国儒家的民主与宗教，2002：34）
二、哲学思维下的《论语》英译
安乐哲、罗思文致力于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来诠释《论语》，反对用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思想的“文化化约主义”翻译方式，这是其译本的最大特色。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极其有限，一直以来中国哲学经受着非常严重的误解。最初传教士们对儒家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翻译《论语》是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同之处。其次，西方汉学家在“东方主义”的理念影响下，多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阐释《论语》。因此，安乐哲、罗思文所以致力于《论语》的哲学诠释，是给西方读者以启迪，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学思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是非标准随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国哲学；“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积淀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观念时，我们才能抵御文化化约主义的强烈引力”。（安乐哲、罗思文，1998：preface）安乐哲、罗思文从哲学和语言学背景来考察翻译，认为古汉语是一种“过程性”、“事件性”的语言。与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并不着力探寻事物的本质，他们认为唯一永恒的就是变化本身。这种哲学思维反映在《论语》翻译中就体现为尽量不用实体性的词汇来诠释《论语》，而使用过程性的词汇来翻译。
例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译者对这段话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译，通过比较，可以很明确地证明上述观点。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亚瑟·韦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刘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乐哲、罗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乐哲、罗思文指出，前三种名家译文都认为，如果儿子能够在父亲去世后三年内仍然遵循父亲的“道”，他会终生不渝，始终坚持这样一种“道”。但是，关键应该是在充分领会并践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道发展完善。他们的译文暗示，子辈在遵循先辈的礼仪传统的基础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与自己的独特环境相协调。（安乐哲和罗思文，1998：280-281）
对中西方思维和语言差异的独特理解促使安乐哲、罗思文在英语中寻找新的儒学关键词译名。看看他们有关“仁”的翻译，一改以往译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译法，安乐哲、罗思文把“为仁”视为一种行动或者状态，根据过程性和关联性思维，译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强调“成仁”的过程性。同样的思维过程也体现在他们把“为仁由己”中的“由己”译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这样评价，这种翻译显得冗长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术语，有人可能不喜欢，但有人会觉得雅致，能够作为东西哲学对话的一种新尝试。（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乐哲和罗思文没有把“道”译成常见的theWay，而只是译成way，前者对绝对真理和权威的形而上学式的崇拜，而后者则强调在得“道”过程中对自身内在修养的不断追求，是儒家思想过程性的考量。两位教授还摈弃了对于“德”这一核心概念的诸如virtue和power这样的传统译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联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这样典型的西方哲学类概念；此外power一词又太强势，与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理念相左。他们用excellence来译“德”，意在传达儒家道德的实践性与过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诸心中”。
“神”和“心”的常见英译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这种译法导致了含糊其辞和文化偏见。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心”这个概念时，通过在英语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来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灵魂）。正是这些陌生的新词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迥异的哲学世界，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来解释新词。这种方法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却极大地减少了译文和注释评鉴中出现问题的几率。
三、结论
20世纪以来，有些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出于“东方主义”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约主义”倾向，总试图用西方熟悉的哲学词汇来翻译中国哲学作品，在他们的译作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西方形而上学式的哲学范式，他们的解读中，没有任何中国哲学的特色突显，因而他们没能够以端正的态度去接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安乐哲和罗思文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并在自己的《论语》英译中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出发，对《论语》中的中国儒学核心词汇做出了新的哲学阐释。安乐哲和罗思文《论语》译本向西方世界彰显了中国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孔子对西方哲学反思重构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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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国兴.论安乐哲《论语》翻译的哲学思想[J].中国比较文学，2010，（1）.
关键词：语文教学 华夏美学 初步探析
一、引言
审美活动或行为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价值的历史文化景观。华夏美学哲学是人类文化景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先民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农耕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美学哲学思想和理论，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构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价值。美学教育是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学哲学在型塑人类精神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美学的教学和训练，一直是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从现实层面来讲，良好的美学素养不仅能够改善人的身心状态，而且在具体工作中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实现创造更高价值的目标。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阶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将会对其终身生命历程产生直接影响。目前，由于应试教育模式及经济社会转型环境的影响，中学生中存在诸如价值观缺失、人文素质低下、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措施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提升学生整体人文素养及传统文化的角度，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问题进行分析，以下内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华夏传统美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第四部分讨论推进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具体措施，最后是总结与讨论。
二、加强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学生基础人文素养的需要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的软实力所在，是增进生命个体生存与发展质量的重要能力要件之一。通过华夏美学哲学教育，学生可以认识先民理解美、创造美和追求美的历程，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生命、自然和宇宙世界，从而将个体生命放在与宇宙万物共生的高度来理解生命的价值，培养一种大气磅礴的精神境界。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需要
有研究表明，人类右脑和左脑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和功效，而对于右脑开发则对于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显著作用。美学思维及鉴赏美、创造美的活动，正好是右脑的功能所在，经常性地持续地推进美学教育和训练，能够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从而有助于克服各类现实困难，取得创造性成果。
（三）传承传统文化和美学哲学的需要
中华美学是和西方美学具有显著区别的哲学体系，其显著的整体思维、气韵为先、刚柔并济等美学哲学理论和特点，和西方美学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反映了华夏先祖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气质和风貌，应该通过美学哲学教育传承下去。
（四）为跨文化合作奠定能力基础的需要
在当今世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是学生毕业后走进社会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潮流。良好的美学哲学素养和美学哲学训练，能够在文化交往及合作活动中发挥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增进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信任，降低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各类不确定性和效率方面的损失。
三、语文教学中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根据现行初中语文教材，选择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知识来推进美学哲学教育，是较为可行的选择。笔者认为，根据华夏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适度给学生介绍如下美学哲学的内容。
（一）远古图腾
远古先民的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是理解人文先祖美学精神的源头。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在远古人们的观念中，实际上是巨大的龙蛇，这可以看做是中华先民“龙”图腾的开端。“龙”因其变化莫测、气象万千的形象和气质，能伸能屈、进退自如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华先民主要的精神寄托和审美意象。
（二）先秦理性精神
先秦时代是华夏文化发展的特殊时代，也是古代社会最大的急剧变革时期。其理性主义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儒道互补一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基本线索。从艺术形式来看，主要是充满厚重的北方文化特色的《诗经》，这也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三）楚汉浪漫主义
这主要是指在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和北方文化具有显著区别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形式，其主要代表便是屈原的《离骚》。通过感悟生命、自然和历史，又通过超越生命、自然和历史，屈原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美人香草、百亩兰芝、菱荷芙蓉、方泽衣裳，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屈原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化成了有机整体。这是抒情诗歌的真正光辉起点。
（四）魏晋风骨
魏晋时代的文化艺术以“人的觉醒”为主要特点。“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总之，魏晋时期的精神风貌摆脱了对外在的权威追求，开始了内在人格上的觉醒和追求。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五）唐代的诗歌、书法和绘画美学
唐代是华夏诗歌艺术的高峰时期。其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酣畅淋漓、恣意的想象，一泻千里的表现手法，等等，构成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基本内容和创作方式。同时，颜真卿等的书法将楷体书写发展到新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刚正廉直、大义凛然的美学境界。在绘画上，精密严整的工笔画得到较好发展，为宋代书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六）宋代的长短句、山水画艺术美学
在文学艺术上，坡将宋词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主要是追求一种质朴无华、自然平淡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人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并将其提高到了某种哲理的高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绘画艺术上，山水画和花鸟画成为宋代文人和艺术家表现的主要题材，并和佛教等哲学思想产生了某种融合，追求一种“无我之境”。
（七）明清戏曲、小说及园林美学
明清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逐渐繁荣起来，产生了具有扎实生活基础的市民化艺术形式。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些作品更多来自民间艺人的加工和普通百姓的传播，主要内容更加生活化、大众化，也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熟悉和欣赏。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将市民社会的全貌给出精湛的艺术表现，也将古典小说艺术推向了。同时，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建筑艺术进一步发展，皇家园林就是其中主要代表，其整体上仍然注重天人合一、注重等级秩序、注重人文思想和建筑艺术的融合，形成了和西方建筑发展截然不同的路径。
四、推进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若干措施
（一）制定推进华夏美学哲学教学的课程教学计划
根据现行语文教材的内容，在初级和高级中学阶段，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的教学计划来推进美学哲学教育。
（二）适度增加或调整语文课程中的美学哲学内容
在教材改革过程中，应该适度增加或调整美学哲学教学内容，让华夏美学哲学教育成为贯穿整个语文教学过程的内容之一。目前，可以通过引入经典诗歌、绘画、戏曲等作品的形式来增加美学哲学内容。
（三）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种形式加深美学哲学体验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念诵艺术哲学经典著作等形式来推进美学教育，这也是提升学生文学功力和文化涵养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定期检测和评估美学哲学教学效果
采用《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些测评方法，对学生在接受美学哲学教育前后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结构进行评价，发现有利于促进精神境界提升的积极做法，逐渐积累并上升为常态化的做法，改正其中的不足和缺点，不断推进教学模式创新，增强美学哲学的教学效果。此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来进行，以学生身心状态的变化为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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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海龙 张雁华 单位：铜陵学院 铜陵市第二中学
如果说科学的说教是为了知识传授，那么哲学的说教就是为了启迪智慧。因此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体系，以此种方式看待哲学，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把哲学内容当作终极真理；把哲学教学看作是真理传授和知识灌输。二是哲学意识形态化。哲学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学不等于意识形态，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学纳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势必导致不是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属品。以这种方式对待哲学，必然导致哲学教学只注重政治化的说教灌输，结果把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桎梏人们头脑的抽象教条和僵死的概念，哲学在现实中变成了“大套话”和“大空话”。（3）哲学哲学教材体系问题。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理论教育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理论教科书一直陷于教条化和本本化的阴影中，原本极其丰富的哲学到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就被化为“概念+原理”的简单模式，教材内容较为陈旧，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块，即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哲学味不足而说教味有余，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及时反映当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没有完全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然哲学遭遇冷落,哲学教育处于低谷，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应当借助综合的力量，通过哲学教学改革，重新树立哲学的威望。1.加强哲学学科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校要想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特色化来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间，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制造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求真与求善中高举功利导向和物质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旁落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候也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却忽视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哲学作为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建设，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对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哲学的学科意识，严格地按照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学问，整体研究和揭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建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课学研”一体化建设体制，即指建立“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一体化的哲学学科建设体制。也就是建立将“哲学课程建设”、“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理论研究”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思考，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检查和评估的体制和机制，以便使这三项工作协同运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建设合力。三是实行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即是指担负着科学研究和讲好课程“双重任务”，应以培养“哲学理论家和哲学教学专家”为队伍建设的理想目标。2.走出哲学教学的认识误区。首先，走出知识传授的误区。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传授，或许可以教会学生一些哲学概念，但却不能教懂学生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让学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思。从本质上说，哲学不是“知识总汇”和“终极真理”，哲学本身不能给人以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欲求，它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在于寻根究底，在于创新意识，在于培育德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哲学教学必须回归哲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承继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1这一规定内在地蕴涵着哲学实践的品格,它意味首马克思哲学不墨守成规，而是一种批判活动，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哲学自身的价值，哲学教学才会富有成效。如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讨论式或启发式，启迪学生的思维方式，转变审视问题的角度，“化知识为智慧”，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哲学纯粹是哲学，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学长河中的一个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哲学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那就是把哲学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学精神、哲学智慧蒸发了。虽然哲学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心的课题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3]77因此，哲学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待世界，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为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思维方式。哲学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来净化学生的心灵，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3.重构高校哲学教材体系。
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必须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胆融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华为教材中的理论内容；必须突出时代性、文化性和继承性，增强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教材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减少哲学原理的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适量的精彩哲学史及原著篇章进入教材，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领略到哲学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从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实、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选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蕴含的哲理，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转化为所得，将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学过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思考，深化学生对哲学原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他们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论知识传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条式框架，增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大胆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哲学教材的内涵，让学生领略到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总而言之，面对哲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精神，以哲学的方式，走出哲学教学认识的误区，加强学科建设，改进教材体系，从而让学生在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享受美。
关键词：小学;语文;儿童哲学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01-056-1
儿童哲学是一门关注儿童思维发展、思维技能训练的课程，但目前如何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儿童哲学，并以此来发展儿童的思维，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在这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展开研究。对于能否把儿童哲学引进小学语文课堂，从而实现语文学科中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和培养创新精神的目标，本文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以资借鉴。
一、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儿童哲学是应用哲学的分支，它的应用集中在教育方面。有人认为儿童学哲学根本不可能，哲学太抽象了，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大学里哲学课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看不到哲学的本质。一旦把哲学从固有观念中拉出来，引进到小学教育中就会发现，儿童的思维常常具有哲学的特征。例如在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思考训练游戏中，让小朋友说出自己知道的衣服名称，有个小朋友突然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衣服。”老师问她：“哪两种？”她说：“破的衣服和不破的衣服。”这实际上就是发现逻辑学中的排中律与分类。从类似的事实可看出，儿童需要哲学，儿童能够理解哲学，能够从中获益――发展思维能力。
二、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教育资源
儿童哲学教育的载体是哲学问题，而且都蕴藏在一个个富于哲理的小故事或小说中，通过阅读可以激活孩子的思维，引起智力的发展。在语文教材中这方面的资源尤为丰富。有生动有趣、引人深思的哲理性课文，如《谁的本领大》《抬驴》《做什么事最快乐》等;有趣味隽远、哲学内容含量较高的俗语、成语故事，如俗语“会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好话”，又如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有留白较多、意蕴无穷的诗歌、童谣，如《大海》《小树》等;还有创造性因素非常明显的篇章，如《司马光》《乌鸦喝水》等。学生的解释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推理能力、探究能力等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提高。当然，由于学生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因素的限制，他们的思维达不到一定的深度，有时还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良好的思维习惯还有待慢慢养成，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探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引进儿童哲学教育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实施策略
1.充分利用教材资源，捕捉学生思维信息
正如上文所说，小学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儿童哲学教育内容，它对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资源，以此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比如可以根据课文的类型、内容以及思维方式进行合理科学的分类，然后挖掘每类课文所对应的哲学问题，制定出每篇课文的儿童哲学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案。另外，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捕捉学生思维的信息。当学生的问题具有很好的讨论价值，有利于思维的提高时，老师要善于把握和引导，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进一步打开，在语文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思维水平得以提升，必须做到：
（1）倡导合作学习，重视群体探究。“群体”是一种教学情境，一种教育氛围;“探究”是一种活动，是学生学习的活动。群体方面激发合作、关怀、信任、共同目标的精神，探究方面激发了自我矫正的思维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践使得学生在互相切磋、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优势互补，拓展思维空间。
（2）重视学生的独特见解，鼓励学生对经验做出反思，提倡学生“别出心裁”。小学语文课堂“统一”的东西太多，为了便于管理，喜欢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从问题答案到作业内容，从日常行为规范到课堂纪律的绝对服从，其结果是使儿童形成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为了符合老师的标准，孩子很难去尝试着发表一些独特的见解，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这最终必将导致孩子的从众心理。而从众性的形成，对于儿童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在课堂上要减少统一，提倡自由发言，鼓励求异。
（3）培养“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可以说，一切发明创造都起源于“问”，没有“问”，就没有发明;没有“问”，就没有创造。所以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最首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所以要倡导“主动参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群体探究”的儿童哲学教学模式，让学生从过去的被教师提问到现在的自己提问;从过去被动等待教师的答案到现在自己讨论解决。
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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