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9:3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时事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二十一世纪初期时事新闻多被列为高中政治考试中的必考内容，而当前高中政治必修课的基础知识中诸如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等均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各类时事新闻要素的有效融合。高中政治的日常学习相对而言更偏重于理论化，要求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现实的能力，对此，在对日常时事新闻的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以课本的专业知识加以引导，尤其是在逐步积累深厚的时事新闻之后，在课堂上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在解读和讲解高中政治的知识点时，就更能有的放矢。同样，学生在接触了大量的时事新闻并将其与课本知识糅合起来进行理解之后，其新闻敏感性、政治敏感性以及将课本知识与社会现实融合的能力等必然会迅速提升。为了保障学生对时事新闻的研究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前设置新闻五分钟播报和讨论时间。将学生按照政治课值日生的方式进行分组，上课初期学生不但需要对当前国内外的新闻进行播报，还需要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与课本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表达，其他学生可以作为点评方和辩论方。这种方式对学生知识、眼界、视野等都能有效扩展和提升，以及对学生注意力的吸引和对课堂气氛的有效调节等均有一定的促进效果。学生将理论和时事新闻之间进行融合之后，其思维能力、观察能力以及与其他学生进行辩论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同样可以得到系统地提升。
二、转变课堂学习观念，合理安排新闻运用时间
(一)逐步开展主题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学政治并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相对而言，政治应该是高于生活但同时与生活有极大的联系性的基础学科。在对政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具体的学习与生活巧妙地联系起来，不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利于将学生的思维从书本中脱离出来，逐渐将自身的视角从理论学习转移到社会生活中来。以近期比较火热的“青奥会”为例，“青奥会”本身与青少年的成长紧密相关，因此，与“青奥会”紧密相关的各类时事新闻均可以在课上以主题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但是在针对新闻话题展开分析之前，建议教师不要采用传统的教师挑选题，学生被动参与的方式，而应由学生根据时事的变化自行选择与课上内容讲解相关的话题作为材料。此种教学模式，将原本以如何应对答题的知识点固有化和模式化所带给学生的压力，从根本上进行了缓解，枯燥无味的教学开始因为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而变得更具有趣味性。
(二)巧妙设计课堂内容，融入时事新闻讨论
时事新闻在高中政治课堂中的融入同样需要巧妙构思，一般来说教师习惯性地在上课伊始的5分钟到10分钟内，或者在下课之前的5分钟到10分钟内，将时事新闻融入进来与学生们进行探讨。但是从教学实践效果来看，下课之前的5分钟到10分钟内学生的思维还可能在教师所讲解的课程内容中，这时候带入时事新闻对于学生思维的迅速转变自然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建议教师将时事新闻作为课上讲解时重要的材料在课程中有选择性地进行融合。当学生带着疑问和新鲜感来面对课堂讲解的转变时，其对本课内容的总结、领悟和归纳等能力，自然会得到有效提升。
时事政治课堂的灵活性就像演奏一首动感而富有韵律的音乐一样，起、承、转、合，要把握有度、随机应变，必要时不惜突破预设，及时利用课堂生成的契机，取得异军突起的教学效果。请看下面这个课例(某校11月10日的一节政治课):教师刚跨进安静的教室，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不知哪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恒大夺冠啦”五个大字。
教师毫不犹豫地提起粉笔在这五个字后面添上一个大大的“爽”字，教室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学生挥舞着国旗，有的学生哼着国歌……大家激动的欢笑已经为这堂课渲染了热烈的气氛。
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教师的教学预设。他合上教材和备课本，微笑着说:谁有新买的报纸，请读一读恒大夺冠的新闻吧!于是一个学生自告奋勇读起来:北京时间11月9日，在亚冠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坐镇天河体育场1∶1战平韩国球队首尔FC。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恒大最终力压对手捧杯，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问鼎亚冠冠军。恒大夺冠是一座丰碑的开始。天河以精彩纷呈的竞技，海纳百川的胸怀，定格在中国足球史上。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对“恒大夺冠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启示”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资深球迷为骨干，其他球迷随时插入、众口纷纭的局面。临下课时，教师说，我来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吧:恒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中取得了飞跃的进步，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化经营、职业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遭遇的假球黑哨、国家队成绩低迷、俱乐部经营不善等难题，并不能说明职业化、市场化失灵，恰恰是改革还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们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一样，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轻松的话题，激烈的讨论，在分享中国足球跨越进步的喜悦的同时，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
二、时事政治课也要抓住时机，进行思想认识的系统整合
时事政治课的教学，不光是让学生去认识现象，更要注意从理论高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困难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以“中国足球现状与发展”话题为例:这一次，教师采用的教学策略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个探究性的问题，要学生充分查阅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从中提炼自己的意见，书面回答。问题:请就中国足球发展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问题不论大小，只要和足球有关都可以)，给中国足球协会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时事政治的运用可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内心特点，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过程中，任何学科知识的学习，都需要学生良好的学习主动性作为支撑。在高中政治教学中，通过时事政治的运用，更好地提高了教学过程的时代感，让学生的学习欲望得到良好的激发。另外，时事政治的运用也弥补了教材资料中的一些不足，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内容。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第一，课前评论。在政治课堂教学开始之前，教师要对于本体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结合学生的兴趣点，按照次序安排学生对于教师准备的材料进行阅读，并且提前组织学生进行分组交流与评论。政治教师本身要对于课前评论进行充分的重视，并且将时事政治的实时性进行深入的体现。例如，在高中政治，人教版教材《征税和纳税》一课的讲解中，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前，对于当今社会所得税调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并且给予学生有关材料，让学生了解相关的问题。通过抓住教学中的契机，有效地将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及时性进行体现，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课堂的学习过程中，并且在良好的沟通讨论气氛当中完成政治课程的学习。
第二，热点讲解。在进行热点讲解的时候，教师要结合实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来组织学生参与相应的专题讲座，针对于专题事件进行讲解。例如，在《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一课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现阶段社会上少数暴乱分子组织的打、砸、抢事件。通过对于社会热点的打、砸、抢事件进行专题的讲解，让学生客观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我国悠久的历史，并且明白当前其他分裂势力的险恶用心。开展时事专题讲座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并且运用政治知识进行合理的分析，更加提高对政治知识的理解水平。在开展教学热点讲解中，教师要充分准备，并且结合学生所学知识和教学要求，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水平和思维能力。
第三，教学活动拓展。合理地对教学活动进行拓展，对于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在《实现人生的价值》一课教学当中，教师可以对于社会上一些出名的公众人物进行举例，并且阐述不同人物其本身的价值实现的过程。通过对于一些人物的成长历程的分析，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对于课堂的教学过程进行拓展和丰富，通过引入课堂演讲、辩论比赛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地探讨人生价值的相关问题，并且逐渐地将课堂教学内容拓展到课堂外，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自主地运用所学知识来探索生活和世界。
论文摘要：明代诗论家对杜诗诗史说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视点，杨慎首发其论，驳斥诗史合称，认为诗不可兼史；而许学夷等依据杜诗本身特色，虽在理论上同意杨说，但对杜诗诗艺的评价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诗诗史说；王文禄则从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诗史产生最根本的原因。他们推动了杜诗诗史说的发展。
自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之称评价杜诗后，这一说法便成为后代诗论家考评杜诗的重要层面。观孟綮所论，“毕陈”、“推见”、“殆无”表明叙事详尽，而“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指明所叙事类，由此而论，诗史意应为杜诗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实，接近似《史记》列传体的诗。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事，如《悲陈陶》、《悲青坂》、观水涨》、《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以时事来申述孟綮语“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已将杜甫个人的历史置换为当时的社会历史，依据是杜诗多处涉及当时事，且多首杜诗直叙时事，或叙议时事。而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云：“……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为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姚宽《西溪从语》云：“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此解释方法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史注杜诗。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云：“盖杜公歌不过唐事，他人引群书笺释，多不咏着题。禹锡专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杜诗’。”在他们的论述里，诗史的意义变为杜诗中语言的实际可考了。诗史中史义的变迁，可视为进一步阐明杜诗的必然结果，然时事与一人之史差别巨大，且以时事义诠释诗史，值得商榷。
明人对宋元诗话，多作省悟、反驳。他们不拘泥于前代论述，多有发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比、兴少而赋体多，与《风》诗传统相背，不合诗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对“诗史”说辨证尤力的首推杨慎。他紧承二人路数，对诗史说作了更细致的驳斥。《升庵诗话》卷四《诗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何谓诗史?“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史记言，纪事，诗多不纪时事，应各司其职，这是体例的区别要求；且诗以含蓄为旨，杜诗直陈时事，怎能含蓄?这两点共同奠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实践中，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已经存在，由于诗不可兼史，后世就不应用诗史之名来称道和概括这样的诗，此显示着诗学理论的规范。然如胡应麟对杨慎此论指出的一样，诗史不首出宋人，应以孟綮为先。据上分析，孟綮诗史中“史”并非指时事，应指杜甫一人之史，杨慎反驳了宋人之见，但没有反驳孟綮诗史之义；且他没有对杜甫诗史诗作细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实质的例证；以“韵语纪时事”概括诗史的意义，显其浅陋。继他之后的王世贞对此论述作了修正，《艺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述情切事”与“韵语纪时事”或“直陈时事”区别显明，且赋不以时事发之，以此来驳杨慎“诗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杨慎论含蓄，《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尝有……字也”、“未尝有……句也”可知，杨慎的含蓄意义就是诗中所寓美刺褒贬不应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观点在评论杜诗中也有表现。《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传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士不可轻与从仕，女不可轻与许人也”；又云：“‘锦城丝管纷纷，半人江风半人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诗意多采比兴手法，以达到讽诫的诗教目的。王世贞认为“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反驳杨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诗皆含蓄”的论断，又得出了“诗不皆含蓄”的结论，还不能说明“以韵语纪时事”的诗便可以被称为好诗，且进一步推论为诗可以兼史，诗史之名可以称论杜诗。不能杨慎第一论点，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论。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能证明诗可以这样写，有历史传统可依，然与诗史无涉。他仅以单例(赋相对比兴言，“语荒”等相对刺言)反驳杨慎，未能把握杨慎理论核心，故此论还不能为诗史提供深入而恰当的阐释。
及至许学夷，其《诗源辩体》对杜诗诗史说的论述，为诗史说提供了新的阐释意向。许氏云：“愚按：用修之论虽善，而未尽当。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虽若有意纪时事，而抑扬讽刺，悉合诗体，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是亦变雅之类耳，不足为子美累也。”闭诗与史体旨分辨明晰，诗不可兼史固然正确；杜甫诗史诗抑扬讽刺，虽纪时事，然不离诗体，不应将诗与史合称赞颂杜诗；述情切事为快的杜诗，皆感伤乱离，耳目所及，非史家笔录史实，为变雅体。他肯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观点，立论却与其不同：杨慎认为史主纪事，诗不记事，故诗不可兼史；许氏认为诗能抑扬讽刺，史不能抑扬讽刺，故诗不可兼史。可见，许氏更关注杜诗诗的特征。他在《诗源辩体自序》中云：“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日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他认为诗应分体与境或体制、声调与词意，在论述杜诗诗史说时，自然也将杜诗的体制和词意区分开来论。“抑扬讽刺”不是诗体，是诗旨，杜甫诗史诗合诗旨，不能以史称；纪时事诗，为诗人亲身所历又出于感伤乱离，不失《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论述诗史说，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吻合，这是许氏留给后人的阐释方向。谢肇浙《小草斋诗话》云：“少陵以史为诗，以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至胡曾辈之咏史，直以史断为诗矣。李西淮之乐府，直以史断为乐矣。以史断为诗，读之不过呕哕。以史断为乐，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恶道，莫此为甚。”嗍“胡曾辈之咏史”中的史，相对胡曾辈，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故据上下文可知，“以史为诗”中的史指过去的历史；“忧时悯俗，牢骚之声”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前后史义显然存在矛盾。谢氏的矛盾述说，透漏出了诗史说阐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诗史”中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两《唐书》等史书中史，同形而异义。依孟綮所言，诗史之名的核心是诗，在他的论述中，前半为诗之内容，后半为诗之效果。
诗中“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正是“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之事，诗史中史的含义很明确，指“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事，史字为此现象的符号标识。然而，这样做在理论上很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宋人将诗史中史落实在时事上，使史脱离开诗；杨慎基于宋人论断，完全将诗史分开来论，说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诗不可兼史”的驳论；这些均可视为诗史中史字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学夷更关注诗史说名下杜诗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诗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仅论到“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谢肇浙依循许氏的视角(不注重诗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诗的特征)，便将此视角存在的矛盾凸显了出来。论述杜诗诗史说必须首先辨明诗史概念，否则便造成了诗史说与杜甫诗史诗的双向背离：杜甫诗史诗在诗艺上阐释越显明，诗史之义越模糊，混乱。因为对二者的任何阐释都只是为了阐明一个问题：以诗史之名指称这些杜诗特征合适吗?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云：“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日：‘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诗寓讽谏，多褒贬当时，与《春秋》等史以史事纪录来经世资鉴，虽方式不同，社会功能却是相同的。这可为诗史之名的成立寻找到一定根据。此观点在宋代还不昌明，至明代则甚多。如程敏政云《诗》美刺于《春秋》褒贬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词人遂有以诗咏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绝古今，号诗史。第其，且多长篇，读者未能遽了。”闱以诗咏世，求美刺，与史寓褒贬一样，可达到匡正时政，教化子民的目的，这只能说明诗与史在此点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断定诗可以与史合一；以诗咏世，也并不能说明记录时事的诗便可以称为诗史；“所识者皆唐事”和“史记录的唐事”存在本质差异。杜诗诗史说的内涵和诗史中史的内涵不应简单地因诗与史在某点上有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王文禄则另辟蹊径，为诗史说的成立找到了更为可信的根据。他在《诗的》中云：“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当时气象”指诗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现的景象；以诗遣兴，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旨。兴或意才是诗创造的唯一源泉，这样，诗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实的表达。诗史中史由“诗应以意为先”、“作真实的表达”这一论断衍出，应为诗中再现出来的过去事实。具体而生动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够囊括，若用史字统摄它们，难以让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禄明确指出杜甫创作的基本原则，为“意在前，诗在后”、“各各皆真”，这为诗史说的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诗在后，故能真实的再现出当时的客观事实，他的诗也因此具有了史的价值，“如见当时气象”。宋人胡宗愈《读杜工部诗集序》所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阿是此论最好的延伸阐释。
综而言之，诗史中史指杜甫“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真实的生活，指真实再现的当时社会历史，还指“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等杜甫和当时民众真实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杜诗不仅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且成为当时人在政治祸乱中哭嚎和呼唤的真实描述，正如浦起龙《读杜提纲》所言“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即使诗史中史有了明确而丰富的内涵，那么能否断定诗史之名在理论上就一定能够成立?这仍待进一步的探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杜诗这些丰富的内涵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命名。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古与今的组合是指列举事例时，既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材料，又从现实生活中选择材料。过去历史中的人和事经过了长期的沉淀，已经深入人心，更容易为人所认同和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往往更能体现时代精神，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兴趣。古与今结合起来使用事例，让材料有了一个时间的跨度，让观点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验证，不仅让人觉得文章厚重饱满，而且让人洞察到作者既能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又能关注时事，与时代合拍。
特别要注意的是，还有一种“融今入古”的方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古”材料挖掘出“今”的因素，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历史人物、事件以及自己的情感和新的内涵，这样不但非常恰当地论证了论点，而且还使读者对古代的事例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二、中与外的组合
中与外的组合是指列举事例时，既从国内寻求材料，又从国外选择材料。国内的材料，离我们的距离较近，更切合人们的认知，为大家所熟悉，不必多说；国外的材料，离我们距离较远，许多人不甚了解，但是用好这些材料，会更具新意，会更容易引发读者认知和联想。中与外结合起来使用事例，让材料有了一个空间的跨度，让观点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论证，不仅让人觉得文章磅礴大气，而且让人洞察到作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心系世界，情牵寰宇。
三、正与反的组合
正与反的组合是指既从正面举例，又从反面举例，将两方面的事例论据进行分析比较，以阐明正确观点或驳斥错误观点。“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两种事物一经对比，就可以分辨出彼此间的差异，就更容易暴露出各自的本质和特征。真与假的对比，可以去伪存真；善与恶的对比，可以抑恶扬善；是与非的对比，可以拨乱反正。正与反结合起来使用事例，会使是非曲直更加清楚，观点更加鲜明，从而增添说理的论辩色彩。
四、实与虚的组合
实与虚的组合是指除了使用客观存在的事例之外，还可使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一些事例，这些虚构的事例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不同于现实生活，它往往也具典型性，也为人们所了解，有的事例已经在读者心中产生了一定的艺术魅力。实与虚结合起来使用论据会让议论更具说服力，会给人带来更为强大的震撼效果，同时也会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甚至还会给读者以文学的滋养。
五、点与面的组合
点与面的组合也叫详与略的组合，“点”是指对生动新鲜或读者可能感到陌生的事例要详写，甚至可以写出紧扣观点的细节，详写的部分既有力地支撑了论点，又能让读者获得新知识，从而在一种浓厚的兴趣中展开阅读。“面”是指对读者非常熟悉的一组事例，可用排比句的形式将事例一带而过，列举的事例都要略写，每个事例只是选择与论点有关的内容，通常只用一句话概括出来，语言十分精炼，让文章不会因论据增多而显得臃肿，排比使用又能让议论显得气势如虹，不可阻挡。点与面结合起来使用事例既能增强文章的论证效果，增强文章的形象性、可读性，又能保证论据数量充足，增加读者的认同感。
【论文摘要】近年来，饮食类节目遍地开花，并不断地发展完善，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但是，在电视节目不断推陈出新的进程中，饮食类节目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这就需要充分了解饮食类节目独特的传播特点，找出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其发展。
饮食类电视节目是以介绍饮食文化、烹饪技法、饮食消费等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电视服务节目形态。当前比较著名的节目有：《天天饮食》、《贝太厨房》、《天天厨房》、《天府食舫》等，大多都是以介绍做菜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适应现代人们对生活品质不断追求的心理，将厨艺与饮食文化相结合的节目。同时，在“创味”的过程中，展现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聊家常事，寻厨艺乐趣，品生活真味，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享家庭生活中的轻松与恬静。目前，饮食类电视节目如火如荼的发展，成为收视节目里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一、饮食类电视节目的特点
目前，各种媒体出现的美食类内容比比皆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和商家的广告诉求，竞争也日益激烈。电视媒体以自己独特的传播优势，成为饮食类内容传播的排头兵，饮食类电视节目的独具特点是什么呢？
1、收视观众群较为固定
饮食类节目的定位群体，除了家庭主妇，其他大多是经济状况较为宽裕，喜欢上网、喜欢美食、对饮食节目以及饮食知识较感兴趣的群体。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年龄大概在16－40岁之间，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喜欢吃喝玩乐的社会同年龄层次人群；容易接受各种类型的食物；对饮食资讯较感兴趣，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在广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中已经成为很有潜力的高消费群体，在吃这方面消费意识和相对消费能力强。
2、节目形式多样
全国各级电视台陆续推出的电视美食节目，按照节目内容可将它们大致分成三类：一是类似于中央电视台《天天饮食》的讲解烹饪技法的节目，如东方卫视的《贝太厨房》；二是擂台式节目，如星空卫视的《食神蒸霸》；三是介绍饮食文化的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食全食美》。节目形式多种多样，在节目中要么由主持人带领大家尝尽天下美食；要么教你认识自己的体质，介绍以调整体质，治疗病痛、延年益寿功用的养生食谱；或将烹饪美食与解说情感结合，使刺激味蕾和探寻情感同步；或请来众多民间高手纷纷登台亮相，秀出拿手绝活，让您的餐桌集百家之长,助您成为众人羡煞的巧手大厨！
3、现场性强
老百姓爱讲究个吃，民以食为天，饮食类节目自然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而观众适时的参与是节目增加活力和观众缘的最好方式。现在饮食类节目大多现场请了很多观众，将厨师的洗菜、切菜及制作等过程也一一现场直播，观众可随时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向选手请教，或提出自己对这道菜的不同制法，甚至是指出厨师的不当之处。节目组会从来信中选取几条，当面向选手质问，看能否难倒选手。为了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奖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加强饮食类节目的现场性，观众的意见被充分采纳，观众就会有一种对自身对节目的认同和共鸣感，更可以巩固观众群和收视率。
4、市场潜力大
饮食类电视节目的观众和潜在观众人数多，市场潜力巨大。在当前，饮食类节目以其亲和力和实用性，逐渐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生活服务节目。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消费需求越呈现多元化。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日，我国共有城镇家庭约37572万户，即使每个家庭只有一名家庭主妇，那么饮食类节目的潜在观众也有37572万人，这对于主要是做给城镇观众看的饮食类节目而言，市场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另外，我国中等以上学历者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吃”感兴趣，这一点从各个饮食论坛食客云集即可窥见一斑。
饮食类电视节目虽然发展迅速并日趋成熟,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正待改进。
二、饮食类电视节目目前存在的问题
1、跟风雷同，没有形成明显的特色
《天天饮食》是中央电视台1999年2月22日推出的一个以介绍做菜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栏目。自《天天饮食》开播并创造收视高峰后，全国各个电视台在短时间内跟风上了一批类似的饮食类节目。可实际效果是，这些节目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形式单一，观众看多了就厌倦了，把一个饮食类节目做得跟科教类节目一样，一个人在上面自顾自地说说，让人根本感受不到饮食的乐趣，更别谈能吸引住观众了。
2、节目主持人的素质参差不齐
节目主持人可以说是一个节目的灵魂，他可以教您学会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或为不同阶层的食客推荐饭店、帮助订餐，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拉近自己和观众的距离，起到桥梁作用；或者主持风格轻松诙谐，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更多地手艺。主持人在节目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就目前来看，很多饮食类电视节目质量下降，援引就是在于主持人套路陈旧，话语平淡，气氛死板，调动不了观众的积极性。而且除了主持风格与节目不符之外，其本身还可能为了节目更多的经济利益，偏向于宣传广告，从而招致观众的反感。
3、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想想老百姓张口就来的饮食类节目，数量好像真不是很多，即使你有更具特色的食品，也需要不断地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的理由，这个理由显然不是产品本身决定的。如果一个饮食类节目可以将自己打造成具有一定形象和品牌能力的节目，随之增多的肯定也是上升的人气和节目的收视率。
三、饮食类电视节目发展展望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始瞄准饮食类电视节目这块大蛋糕，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把握饮食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1、地方特色要浓厚
中国菜系内容复杂，中国饮食文化有无数个饮食名城特色菜，更有无数个省，城市的必吃菜，单单一个节目就想把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和各种特色名吃一网打尽，显然有些不切实际，易造成节目浮于表面，内容走马观花。节目大而杂，倒不如小而精。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选好一个切入点，详细介绍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美食，加深观众的地域归属感，使自己能有一批相对固定的收视观众。
2、饮食观念要实用、时尚
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较高水准时，必然会转变饮食观念，追求生活、生存质量，这时吃自然成为一个焦点。人们关注的已非仅仅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健康、怎么吃时尚的问题，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讲，这时同样的吃，已从满足生理需求跳级到满足人们获得安全和社会尊重的需求。饮食类节目在制作过程中自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适当加入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如膳食营养，食疗，瘦身减肥等，现在已经有多个节目开始了这样的转变。
3、要树立自己的品牌
品牌能创造价值，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品牌是最具魅力的无形资产，代表媒介形象”。要有叫得响的品牌、要把品牌叫响。做一个品牌类的饮食节目，最终要的是要保证它所追求得品质。里面的菜谱应是经过精心挑选，色香味俱全的，并且是经过烹饪界的专家亲自品尝鉴定的。
4、电视媒体要与其他媒体结合
由于电视节目几乎不可保留和连续观看，而烹饪技术对个人而言，不是看一遍就能记住的，出版书籍，把节目里的精彩内容集结出书，既服务了观众又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或者开通网络版，考虑到传播的互动反馈，建立一个关于饮食的提问板，既为某个读者解决疑问，也为节目的内容提供了参考，从而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多媒体运作都是围绕节目而展开，以节目为中心，形成一个传播链，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和更高的收视率。
饮食类节目作为一个新兴的节目形式，正以它独特的优势，走进千家万户，丰富了我们老百姓得餐桌，使我们能一边津津乐道地畅谈美食，一边品尝着各色珍味。电视作为中国老百姓最普及的传播媒体，自然应担当起传承饮食文化，合理丰富老百姓日常饮食的重任，引导民众朝健康，合理，节约的餐饮文化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1]《边吃边聊:饮食漫笔及小吃地图》李其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01
在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对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信、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动和发展的。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实践，在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2.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研究生是社会的高层次人才，相对于本科生而言，他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渴望由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事物，通过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来体现主体价值。因此，在研究生中进行探究式教学，在老师指导下，通过自己的研究，验证书本理论的正确性或用理论来解释、说明甚至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相对与教师单纯外部灌输而言，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有助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探究式学习的目标在于塑造大学生的完美人格，尤其强调学生的发展能力，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和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促使学生关注现实。如：通过对低碳经济、教育均衡、户籍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增进学生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增强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②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探究式学习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创造了能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尝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③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必须围绕既定主题，积极参与并亲自实践才能完成相关研究。通过实践，学生逐步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过程，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并且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④增强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开展探究式学习，如要撰写某一专题的调查报告，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人际交往等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⑤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展探究性学习，学生的人际交往更加频繁，学生之间、指导教师之间、受访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大大增加，增强了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⑥增强社会责任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探究式学习主要围绕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发展的问题展开，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深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同时也更加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大大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探究式学习中，教师的学术权威取决于教师的学习经验、知识积淀和教育智慧。因此，探究式学习的开展对新时期的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心理素质、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能力，才能对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指导。因此，探究式学习在教学中的深入实践，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此外，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逐渐掌握必要的现代教学技术，灵活运用各种信息搜索途径，以顺应学生的学习习惯，顺利地指导并协助学生完成对预定主题的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究式教学实践及效果
目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一般都是大班教学，每个班的学生数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高校甚至300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由于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难以在课堂上得到有效的讲解，加之大部分教学内容在中学和大学都已接触过，因此在政治理论课上经常出现教师授课慷慨激昂，兴致盎然，而学生反应漠然的现象。虽然有一些教师尝试采用探究式教学，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结果也不尽人意。为提高大班条件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遵循了科学性、时事性、实效性三原则。科学性就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中遵循教学规律和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特点；时事性就是紧跟时展脉搏，关注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实效性就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教学目的。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树立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据以上三原则，我们在推进探究式教学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指导学生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具有很强的时政性，学生对国际国内发生的最新事件和相关内容也最为关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时，注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央近期重要会议文件及精神并从中选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化学生对一些重要改革方向的把握和相关政策的理解。
2.分组研讨，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课学习和熏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许多研究生自主意识较强，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愿意和老师、同学们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学生关注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讨论汇报。一般是5~10人一组，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出一名代表，在班级进行小组讨论汇报。学生对该项活动非常积极，许多小组都写出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班级汇报时绝大多数小组都做出了较好的汇报课件，有的还链接有相关视频，有的小组在汇报结束后赢得学生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如食品工程专业的学生汇报题目有《从舌尖上的安全谈我国食品法规的完善和企业家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三中全会及其影响》等，机电专业学生汇报的题目有《从嫦娥奔月看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创新》、《从我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歌曲的社会影响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述充分，汇报时不仅语言流畅，有课件、相关视频，并且还设置了提问等互动环节，效果很好。课程结束时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98.7%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好，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有的学生在调研问卷上写道：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通过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3.改革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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