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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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近因原则 保险损失 保险赔偿
近因原则发端于英国海上保险领域,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保险领域被普遍采用的保险理赔原则,但是我国保险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保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支持。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
一近因原则及其在保险法上的意义
“近因”是英美用语,但已经发展为各国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来源于法律用语Causa Proximaet Non Remota Spectatur,近因是由Proximatecause直译而来,中文中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词语,在理论界关于近因的解释存在两大主流观点,一是时间说,即时间上最为接近的原因就是近因,一是效果说,即“该说认为,近因并非以时间上的顺序性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就原因事实与结果事实之间的效果进行判断,即在各种原因事实并存时,以对结果发生有最重要影响的条件作为法律效果上的原因。”?P近因“并非是指时间的晚近,而是指在因果关系上最直接、最有效、起关键作用的原因。近因原则是通过判断保险事故与损失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从而确定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在保险法中的特殊应用。这一原则要求只有导致损失的近因属于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
近因原则在认定保险事故及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这两方面:一是损失必须是作为保险对象的风险的自然、正常、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果,而不是被保险人以其他原因导致。近因对于发生损失的这个后果,不因为有其他原因发生或同时存在而受影响——即其状态或效力依然存续,其他原因不能阻止该近因发生作用,割断其与损失之间的联系。因其他原因导致的损失,无由让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二是只有近因引起的损害范围才是有限的和确定的,因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才有可能通过合同进行约定,即只有近因引起的损失才能由保险人赔偿,近因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保险人并不赔偿。因此“近因”原则就是确定保险人应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一个重要根据。而判断什么是损失发生时的“近因”就成为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
二、近因原则在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以及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重要性,近因原则受到极大的关注及充分的重视,同时近因原则的正确适用有利于整个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由于近因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损害结果与致损原因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在适用近因原则时应特别注意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
(一)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遵循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保险理论和实践中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已经形成共识,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事故与致损原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该条规定中,保险事故的“原因”即包括近因原则下的各因果关系。根据该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显然负有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二)例外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仍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此时举证责任将倒置给保险人。但何谓”所能提供“,现行保险法并未明确细化。”?夜O辗ǘ酝侗H恕⒈槐O杖嘶蚴芤嫒说闹っ髟鹑尾⒉灰蠖砸蚬叵到谐浞值闹っ鳎鱿抻谄淠芰λ艿姆段谔峁幢悴荒艹浞种っ髟蛴虢峁浯嬖诘谋厝涣担膊怀械>僦げ荒艿脑鹑危堑怪酶O杖恕8迷蚴潜;と跏迫禾宓奶逑帧?/p>
(三)多种原因同时发生导致损害发生时近因的选择问题此种情形是指多种原因同时存在并共同作用于保险标的导致保险标的损害的情形,这种情形比较复杂,要严格区分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若多种原因都是保险责任,则保险人应依法承担责任,若多种原因中既有保险责任又有除外责任,在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是全赔制,即保险人赔偿全部损失,一种是限制赔偿制,即只负责赔偿因保险事故引发的损失。本文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全赔制与限制赔偿制都存在缺陷,应根据除外责任是否与保险责任相互独立,若除外责任与保险责任相互依存,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情形是除外责任与承保责任相互独立,任何一种原因都会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下,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关键词 保险合同 最大诚信原则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一、何为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现代保险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最早起源于海上保险。在早期的海上保险中，投保人投保时作为保险标的船舶或者货物经常已在海上或在其他港口，真实情况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依赖于投保人的告知；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告知决定是否承保及估算保险风险、确定保险费率。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告知的真实性对保险人来说有重大的影响，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要求较一般的民事合同要求就更高、更具体，即要遵守最大诚信原则。
所谓最大诚信原则并非独立的法律原则，而是一般诚信原则的严格形态。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保险活动的当事人要以最大的善意签订并履行合同。在Rozanes v.Bowen(1928)一案中，人们给最大诚信原则下了这样一个的定义：鉴于承保人对标的物一无所知，而投保人知道所有的情况，被保险人有义务向承保人充分告知有关的重要事实。这就是最大诚信原则的定义。
二、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由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还不完善，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明显存在着诚信缺失的问题，如保险公司经营中的失信问题、保险人的不诚信问题、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诚信缺失问题等；而保险经营活动中的不诚信问题与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完善是有密切联系的。
从保险立法的角度看，在我国目前的《保险法》中，缺乏适用最大诚信原则的总体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法律的空白，一旦发生纠纷，将出现法无明文、无法可依的情形。另外，相关的制度的法律规定也需进一步明确或完善。例如投保人的如实告知的内容在各国的立法中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但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原则性的表述，故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最大诚信原则能否得到严格适用，保险行业和社会有关方面颇为担忧。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保险法》中，除在立法上原则上规定最大诚信原则外，应当明确涉及最大诚信原则的案件审理的基本规定。如规定，在法无明文的情形下，最大诚信原则为审理保险合同案件的一般规则，从而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建议采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立法方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海上保险合同，承认其法律特征，赋予其法律效力，解释其法律含义并给予其法律上的其他支持。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在“告知与陈述”一章中，突现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第17条明确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如果合同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即可宣告合同无效。”结合我国目前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在我国《保险法》的修订中，应对告知的内容给予比较详细的、规范性的表述，有利于在保险业务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①
三、制度的修正
第一，如实告知义务和订约说明义务的修正。目前在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中，“无限披露主义”被代之以“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仅限于对保险人的询问作出回答。我国《保险法》即采用询问告知的“有限告知义务”。这种投保人告知义务方式的变化，显示了在法律制定上给予投保人更多关怀与保护的立法趋势。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颇值探讨。首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使得保险合同的所有除外责任条款均可能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从而成为诱发保险合同纠纷的直接动因，在客观上极不利于保险业务的稳定发展；其次，在保险合同引入的免责条款中，有些是法定免责条款，若依上述规定，势必导致法定免责条款因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归于无效，这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原则是相违背的。
第二，保险法上“保证”制度的建立。如前所述，保险法上的保证，其制度价值在于控制风险。我国《保险法》没有建立“保证”制度，而仅在我国《海商法》中有有限的规定。国内学者对“保证”制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海上保险方面，在一般的保险业务中，有无必要建立“保证”制度，鲜有研究。笔者认为，为适应我国保险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国保险立法上应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明确规定“保证”制度，以完善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的适用。
第三，“弃权与禁止抗辩”制度的建立。最大诚信原则力图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通过如实告知义务、订约说明义务等以建立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最大诚信。而在英美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还通过弃权和禁止抗辩来约束保险人。综观我国《保险法》，虽然涉及到一些弃权和禁止抗辩方面的内容，但是在现阶段我国保险公司拟订的保险合同中，弃权与禁止抗辩还是空白的。因此，对于这项制度，人们的认识还是模糊的。笔者认为，对保险人规定弃权与禁止抗辩是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人的约束，如果对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现阶段保险经营较为混乱、保险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状况下，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引入这项制度是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论文关键词 标准 营利性 商法价值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商法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确定商法原则首先涉及标准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明确商法原则，学界没有统一观点，处于百家齐鸣，百花齐放的状态，目前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是三标准说，即有明确的调整对象；明确区分是现代商法还是近代商法；严格区分是商法的一般原则还是基本原则。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三标准说，即确立商法基本原则要从商事关系的本质去认识商法原则；着眼于商法产生的大背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商法基本原则。四标准说是指商法基本原则要反映商事关系的本质；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统辖商法的基本制度并适应商法的国际化趋势。八标准说主张商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考虑商事立法的指导思想；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要能够满足繁荣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要符合准则的根本性；效力要具有贯彻始终性；内容具有特有性，对于立法司法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综合标准说，即不要将民法基本原则当成商法原则进行重复表述，不要将商法的具体规则或制度拔高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不要机械地理解商法基本原则贯穿于商法规范的始终，不同的商法规范其价值取向仍有不同的重心。这些标准是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从这些观点中提取了三个能够有效，科学的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来进行一下剖析。
一、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本质—营利性
以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
（一）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紧紧围绕商法的调整对象和商法的目的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人在商事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商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目的具有营利性。商人从事商行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商事活动在进行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各种利益和价值，商法规范是紧紧围绕商人和商事活动的，其目的应当与这两者一致，即利益最大化，所以如果某一原则能够指导商主体营利，那么其可作为商法基本原则。
（二）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区分于民法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体例，商法都是实质意义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选择，其存在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和商法紧密联系却又相互区别，民法是纯私法，调整的是平权关系，商法则以私法为主体，兼具有公法性内容，调整的是平权与不平权兼有的关系，民商法并行但不完全兼容，商法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民法未涉及，也就意味着民法和商法具有不同的调整范围，它们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具特色而非重叠，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商法中是有所体现的，如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品交易中同样需要公平交易与诚信买卖，但民法是以家庭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而商法是以市场交易主体利益为本位，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商法的营利性决定了商法必须保障商事主体所获得的利益，与民法相比较商法更认同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商法中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在民法规定之外赋予商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和更加严格的责任，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从上面这个例子就可看出民法原则不能指导商法的立法与司法，所以商法原则不能为民法原则所替代，其具有独立存在价值。
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精神虽然在商法中有所体现，但商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其原则应当明确体现商法的特性，民法原则体现的是私法领域的一般原则，商法基本原则不应当为民法所包括，在归纳商法的基本原则时就没有必要对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重复。
二、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追求，通常又称为商法的理性价值，指基于商法制度的确立和推行而能够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规则和商法价值的中间环节，是将商法价值转化为连接规则的桥梁。笔者认为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为效益价值、安全价值和公平价值，商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符合上述几种价值追求。
（一）效益价值
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者以同样的资源消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商法之所以将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选择，是由营利性所决定的，与其他任何法律领域比较，商法更能表现出法律与利益的较量和利益对法律的影响。要想实现效益价值，就必须使商事活动处于快速的流通过程，使商事交易简便，迅捷，就意味着商事交易周期缩短，降低成本，交易次数增多和资金利用率提高。这是在确定商法原则时必须考虑的。
（二）安全价值
商法之所以对于安全给予特别关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一，安全价值是商法追求效益价值不可避免的产物，商主体为了达到营利目的，除了通过简便，迅捷等方式交易外，可能会动用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放任其活动而忽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商业就会陷入无序的状态，其二是现代各国逐渐改变了司法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予以适当干涉，其目的是关注社会利益，维护交易安全。
（三）公平价值
公平的含义是公正合理的分配利益，对受到损害的一方予以救济，在商法上公平的价值追求主要是指合理地分配商事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一方权利受到侵害时，公平合理的给予救济，我国在民法之外赋予商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商事登记制度，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现了对商事交易中弱小的当事人的特殊保护，商法交易中的公平原则不仅维护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还更注重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协调和保护。
三、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
商法主要是围绕两部分展开的，其一是商主体，其二是商行为，它们是商法的核心结构和内容，只有商法基本原则围绕商主体和商行为来确定，才能对商主体进行合理的规制，给予其真正的行为自由，才能使商行为活动更顺利流畅地进行。
（一）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要围绕商主体进行
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之所以在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时候要考虑商主体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市场是由各种商主体构成的，商主体是经济体系的基石，就好比一幢楼房，如果地基不稳，房子就会倒塌，同样道理如果商主体不过关有大量缺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其二市场上的商主体类型繁多，它们都从事商行为，但其规模，资金，人员构成差异显著，相对人只有在知晓交易对象性质并能判断交易风险程度时，才可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在商主体的具体细节方面，哪些商事组织可算作商主体，商主体可设定哪些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商主体的成立如何为外部所知晓，必须由商法基本原则进行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不能忽视商行为
商行为是指商主体所从事的营业行为和投资行为，商行为也往往被称为市场行为、交易行为或市场交易行为，系以商事交易为内容的法律行为，较为清晰地表现出商事交易的一些重要特点。
商行为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尤其是商事交易中的票据行为，保险行为要求行为人熟悉法律规定，而且要精通操作技术，严格按照规范活动。
商行为应当具有公开性。商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其特有的商业秘密，必然需要通过一定措施确保商业秘密不致泄露，然而，商事交易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交易相对人甚至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为维护交易安全，必须以一定方式使交易相对人或社会公众获得交易双方的情况，如商事登记制度、商事年检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以确保行为的公开性。
商行为注重效率和外观主义。商行为要求简便，迅捷，因而往往确立交易形态定型化的行为范式，并采取短期消灭时效（诉讼时效）原则。与民法中强调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商行为特别注重外观主义，以维护交易安全。
之所以确定商法原则时要考虑商行为的各种特点，是因为商品流转的客观规律要求法律对其进行充分保障，商法的目的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交易秩序保障交易，促成交易而不是限制交易、妨碍交易，确定商法原则的时候关注商行为的需要，就能达成使交易迅速快捷流转的目的，从而使商事交易实现利益最大化。
【论文关键词】：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风险管理；法律规制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关键词］彝族；人命案；刑法；刑事司法
中图分类号：C957/D9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4-0041-04
作者简介：冯露(1982-)，女，法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荷中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行政法学。四川 成都 610059
新近拜读了《民族学刊》2012年第3期马林英教授等的大作《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以下简称《司法实践对比分析》）[1]，受益匪浅。作者采用田野调查、文献检索、综合分析、比较论证等方法针对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在刑事人命案的实体法条款规定、程序操作、刑罚与赔偿等方面作了对比与分析，指出：从法律多元化的理念入手，不应死搬硬套整个国家刑法的全套体系用在彝族农村，而应有意识地实现国家法的“有所不为”和本土法的“有所作为”，并促进两套司法体系有机结合。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同时对文中的某些论点存不同看法，希望与作者作一探讨。
一、实体法角度：彝族刑法对“人命案”的界定是否合法且合情理？
从《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一文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彝族本土刑法关于“人命案”诸多规定的赞许之意，如“就实体法规定而言，后者（彝族本土刑法——笔者注）的种类明显多而细于前者（国家刑法——笔者注）”、在“人命案”的赔付上“彝族本土法并不缺乏法律条款具体细致的规则”等。
（一）“人命案”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差异
在我国，除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为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的行为之外，其他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属于刑法定罪处罚的“人命案”范围。根据作者的介绍，彝族本土刑法的“人命案”主要包括四种：（1）刑事附带民事的人命案；（2）不涉及民事利益的一般人命案；（3）赔偿价格减半的人命案，俗称“死给案”，指羞辱他人导致其自行跳崖、投河、上吊、服毒等自杀死亡的案件；（4）最轻的人命案，这类案件通常是死者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而意外死在被告人家中。两者相较，彝族本土刑法界定的第三种“死给案”和第四种意外事故均不属于我国刑法中故意或过失杀人罪追究的犯罪行为，某些意外事故连民事责任都算不上，但在彝族本土刑法中都被作为刑事犯罪对待。
从国家刑法的角度，生命权是公民行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故意杀人罪是危害最严重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历来是各国刑法打击的重点。按照作者的介绍，“在凉山彝族地区，若属下等级犯上等级或同家支内互犯性命则属特大“黑案”，刑罚包括执行死刑、开除家支、令其自缢和代替自缢等几种。其他可以采用索赔命金的刑事附带民事形式进行刑罚。”换言之，除了某些特定情况，彝族本土刑法规定故意或过失杀人罪可以通过金钱抵偿刑事责任。
（二）一个简短的分析
从两者关于“人命案”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差异来看，彝族本土刑法对故意或过失杀人罪犯罪构成的规定大大超出了国家刑法的范围；而在故意或过失杀人罪特别是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承担方面，又远低于国家刑法处罚的严厉程度。为此，笔者不禁要追问：彝族本土刑法关于故意或过失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合法且合情理吗？
1. 合法性
从合法性角度分析，首先，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在“人命案”上的差异性规定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和刑法基本原则。刑法有两项基本原则，一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志和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指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对这种犯罪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要由法律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彝族本土刑法将部分“死给案”和意外事故作为刑事犯罪处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其是指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这一原则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被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格劳修斯、孟德斯鸠等作为一项刑法原则提出，刑法学奠基人贝卡利亚在其经典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也明确提出了“刑罚与犯罪相对称”的主张。按彝族本土刑法的内容，部分故意杀人罪案件可以通过单纯的金钱赔偿来解决刑事责任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甚至违背了原始社会纯朴的同态复仇观念。
其次，彝族本土刑法有无权限对国家刑法作出变通性规定？确然，建国以来《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均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赋予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是，《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赋予少数民族地区行使自治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区有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的义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条）；并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条）。在故意或过失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规定方面，彝族本土刑法的变通性规定违反了法律位阶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律——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强行性规定，是不合法的。
论文关键词：保险；监管；制度
1 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原则
1.1 法制原则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市场和法律手段为主。我国保险监管作为政府活动的重要内容，就必须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杜绝超越法律规定的监管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行政性手段仍然是重要的监管手段，但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一定的准则进行。
1.2 市场化和效率原则
我国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保险市场的市场化不断深入，因此，保险监管就要强化市场对保险经营活动的约束，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首先，监管部门要推进市场竞争，为保险行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只有实现充分竞争，才能保证市场的高效率。其次，监管部门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杜绝对保险企业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为保险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监管过程本身要讲效率，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和费用。
1.3 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指监管措施不能影响和抑制保险业务的正常发展以及创新活动的进行，也就是政府在监管活动中要逐步放权和还权，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保险业管理事务；在监管手段上，弱化行政强制色彩，用怀柔手段解决行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1.4 公众利益原则
保险是一种信托关系，消费者购买保险就以牺牲当前利益来换取对未来的保障，也就是说，公众将未来的福利和保障托付给了保险企业，一旦保险企业破产，丧失偿付能力，就会使客户未来利益全部受到损失，导致社会福利也就是公众利益的损失。因此，政府必须通过保险监管来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保证公众利益不受损失。
2 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目标
2.1 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这与国际通行的保险监管目标是一致的。相对而言，我国保险消费者的专业知识、利益保护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动性都较发达国家差，这就更加要求保险监管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放到特别突出的位置，采取更大的力度和措施，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以推动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快速地发展。
2.2 保证保险企业偿付能力
这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没有充足的偿付能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保险公司的发展，最终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的大趋势下，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就成为监管部门最后的“堡垒”。我国保险监管必须将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作为监管的重要目标，多方面、多维度地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对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公司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更大的风险。
2.3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我国保险市场由于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受保险公司发展模式同质化的影响，市场竞争行为的不规范性相当突出，要求保险监管将制定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保证保险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以规范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作为重要的监管目标和任务，既要防止出现市场垄断，又要防止出现过度竞争。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和谐发展。
论文摘要：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确立了规范依据。《指导意见》作为制度分析的立足点，通过揭示其制度缺陷，在立法层面上和运行棋式方面进行了合理论释。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制度的核心。受到城乡二元体 系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相对落后。《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确立了依据。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
1、法律渊源
(1)宪法。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在基本权利的层面上确立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
(2)法律。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失法律层面的专门规范性依据。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规范仅散见于其他法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3)行政法规。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行政法规也并不多见，《指导意见》可视为行政法规。另外，还有地方性法规如黑龙江省颁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上海市颁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办法》等。
(4)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我国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范性法律文件是以规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等;地方政府规章如《厦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等。
(5)国际公约。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国际条约与协定，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后即在中国生效。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
2、对《指导意见》的评析
国务院《指导意见》较《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基本方案》)，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本原则。在《基本方案》中，基本原则为“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抚持;坚持自助为主、互济为辅。”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没有实现社会保险的初衷《指导意见》规定了“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连带思想。
(2)参保范围。在《基本方案》中，参保范围被定为“市城镇户口、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村人口。”“交纳保险年龄不分性别、职业为20周岁至60周岁。”;《指导意见》将其扩大为“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使 得参保范围扩大了许多，也更为科学。
(3)基金筹集。在《基本方案》中，国家的责任仅限于财政的税式支出，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个人缴费方面，《基本方案》对于月交费标准设2-20元十个档次。而明显偏低的缴费标准导致了很多参保者只能每月领到几元甚至不足一元的养老金的尴尬局面；《指导意见》将标准提高为每年100-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3、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
(1)政府责任突出。我国目前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由个人、企业缴费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构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缴纳由于没有企业这一承担主体，且个人的缴费能力相对不足，所以要保障并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需要政府负担起更大的责任。在新农保中表现为基础养老金。
(2)社会共济性差。社会共济性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特点，通过养老基金在社会范围内的统筹，将老年风险由个人转移到社会，从而减小个人应对老年风险时的负担。由于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没有社会统筹机制，从而将老年风险推向了个人。《基本方案》虽然改革了原有基金运行模式，但是由于统筹账户的缺失，社会共济性仍然难以体现。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
1、立法相对滞后。养老保险的实践先于专门农村社保规范的制定，实践缺乏统一的规范依据。虽然我国1994年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人了日程且进行了数次调研，但至今仍然千呼万唤不出来。
2、立法层次过低。《指导意见》算得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域效力最高的规范，但是《指导意见》本身也只能视为行政法规而已。
3、多龙治水。“政出多门”、“多龙治水”，越治越滥。地方利益的驱使，使之“百花齐放”，统一失衡。
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必要性
(一)法理学分析
1、生存权思想。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公民应当享有的维持其正常生活所必须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而且指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生存权是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基础，公民在生存权无法实现的时候，可以向国家请求保障其生存权，而国家也有义务接受公民的请求。
2、社会连带思想。社会连带的概念是19世纪末法国学者杜尔凯姆和蒲日惹等提出的。社会连带思想可概括为“任何个人出现了问题和困难，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和困难，也是全社会中每个人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每个个人都有义务帮助社会上所有的个人”。社会保险其实就是社会连带思想的具体体现，个人的风险由全社会共同分担。
3、社会公平思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罗尔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人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社会保障将国民收人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将国民收入从高收人者转移到低收人者，是社会公平在这一领域的具体阐释。
(二)社会养老保险的意义
1、保障了退休者的生活。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年老的风险，当劳动者因为年老而退出工作岗位后，失去原有的经济保障之后，社会养老保险可以给予劳动者经济上的支持，以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2、保障了社会的安全。老年风险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劳动者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只有他们的生活安全得到了保障，全社会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所以，社会养老保险具有重要的社会安全保障意义。
三、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思路
(一)他山之石
1、福利国家模式。此模式见于改革以前的英国和瑞典，具体表现为全民享有等额的养老金，养老金的数额与收人水平无关，个人无需缴费，国家养老金支出全部来自财政税收。该模式在建立之初受到了国民极大的推崇，然而在制度运行了几十年后，这些国家的财政由于过于庞大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而出现赤字，同时国家的失业率也在增加。纯粹的福利国家模式逐渐被各国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改良而成的“第三条道路”模式。
2、“第三条道路”模式。提出“第二条道路”模式的是布莱尔政府，他们试图在撒切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找一种中间性的“第三条道路”，即让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补充。具体来说，英国将养老保险分为国家养老与私人养老两种。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即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的个人养老金相结合模式类似于这种“第三条道路”模式，有机地将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是一种不错的尝试。但是，由于我国在城镇企业职工中实行的是社会保险模式，导致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着制度衔接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3、社会保险模式。该模式见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其基本思路是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国家公共财政在筹资上给予资助或托底。我们要注意到，从责任形式上，农村的社会保险模式与上文论述的“第三条道路”模式是相同的，但是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第三条道路中”，国家养老金是独立于个人养老金的，而且不与收人相关联，无偿发放，是一种接近于社会救助或者社会福利的形式;而社会保险模式中，国家的资助或托底是与个人缴费在同一框架内的，是共同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我国从当前国情考虑，应逐步将改革中的类“第三条道路”模式转变为这种社会保险模式。
4、中央公积金模式。该模式比较特殊，比较著名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在该模式下，政府通过立法强制国民为养老进行个人专项储蓄，并采取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财务模式。国家不进行财政资助。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步骤的思考
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完善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第一，应该尽快制定出《社会保险法》，从而为各种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做出规范性的说明，确立基本原则，使得各项特殊法或法规的订立有据可依。《社会保险法》已酝酿多年，但是迟迟未能出台，这就使得后续的一系列特殊法无法订立。而且从当前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来看，未见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失。第二，在《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后，应以此为依据制定出一系列的特殊法如《社会养老保险法》、《社会医疗保险法》等。并且我国当前的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共同编人一部《社会养老保险法》。这样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将会更为简洁有效，便于未来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体化。第三，在《社会保险法》和《社会养老保险法》的基础上可以制定一些有利于制度的具体实施的行政法规、规章等。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模式的思考
首先，应在当前改革中确立的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模式中加入统筹账户。具体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支出每月定额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可以一解燃眉之急，应当予以保留;另一方面，个人账户由于体现出个人的责任，并且使得不同需求的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待遇，在现阶段也可以保留。《指导意见》中规定“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人个人账户。”可以修改为:个人缴费全部计人个人账户，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等划人社会统筹账户。
论文摘要：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确立了规范依据。《指导意见》作为制度分析的立足点，通过揭示其制度缺陷，在立法层面上和运行棋式方面进行了合理论释。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制度的核心。受到城乡二元体 系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相对落后。《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确立了依据。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
1、法律渊源
(1)宪法。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在基本权利的层面上确立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
(2)法律。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失法律层面的专门规范性依据。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规范仅散见于其他法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3)行政法规。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行政法规也并不多见，《指导意见》可视为行政法规。另外，还有地方性法规如黑龙江省颁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上海市颁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办法》等。
(4)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我国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范性法律文件是以规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等;地方政府规章如《厦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等。
(5)国际公约。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国际条约与协定，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后即在中国生效。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
2、对《指导意见》的评析
国务院《指导意见》较《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基本方案》)，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本原则。在《基本方案》中，基本原则为“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抚持;坚持自助为主、互济为辅。”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没有实现社会保险的初衷《指导意见》规定了“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连带思想。
(2)参保范围。在《基本方案》中，参保范围被定为“市城镇户口、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村人口。”“交纳保险年龄不分性别、职业为20周岁至60周岁。”;《指导意见》将其扩大为“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使 得参保范围扩大了许多，也更为科学。
(3)基金筹集。在《基本方案》中，国家的责任仅限于财政的税式支出，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个人缴费方面，《基本方案》对于月交费标准设2-20元十个档次。而明显偏低的缴费标准导致了很多参保者只能每月领到几元甚至不足一元的养老金的尴尬局面；《指导意见》将标准提高为每年100-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3、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
(1)政府责任突出。我国目前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由个人、企业缴费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构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缴纳由于没有企业这一承担主体，且个人的缴费能力相对不足，所以要保障并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需要政府负担起更大的责任。在新农保中表现为基础养老金。
(2)社会共济性差。社会共济性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特点，通过养老基金在社会范围内的统筹，将老年风险由个人转移到社会，从而减小个人应对老年风险时的负担。由于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没有社会统筹机制，从而将老年风险推向了个人。《基本方案》虽然改革了原有基金运行模式，但是由于统筹账户的缺失，社会共济性仍然难以体现。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
1、立法相对滞后。养老保险的实践先于专门农村社保规范的制定，实践缺乏统一的规范依据。虽然我国1994年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人了日程且进行了数次调研，但至今仍然千呼万唤不出来。
2、立法层次过低。《指导意见》算得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域效力最高的规范，但是《指导意见》本身也只能视为行政法规而已。
3、多龙治水。“政出多门”、“多龙治水”，越治越滥。地方利益的驱使，使之“百花齐放”，统一失衡。
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必要性
(一)法理学分析
1、生存权思想。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公民应当享有的维持其正常生活所必须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而且指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生存权是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基础，公民在生存权无法实现的时候，可以向国家请求保障其生存权，而国家也有义务接受公民的请求。
2、社会连带思想。社会连带的概念是19世纪末法国学者杜尔凯姆和蒲日惹等提出的。社会连带思想可概括为“任何个人出现了问题和困难，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和困难，也是全社会中每个人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每个个人都有义务帮助社会上所有的个人”。社会保险其实就是社会连带思想的具体体现，个人的风险由全社会共同分担。
3、社会公平思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罗尔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人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社会保障将国民收人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将国民收入从高收人者转移到低收人者，是社会公平在这一领域的具体阐释。
(二)社会养老保险的意义
1、保障了退休者的生活。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年老的风险，当劳动者因为年老而退出工作岗位后，失去原有的经济保障之后，社会养老保险可以给予劳动者经济上的支持，以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2、保障了社会的安全。老年风险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劳动者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只有他们的生活安全得到了保障，全社会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所以，社会养老保险具有重要的社会安全保障意义。
三、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思路
(一)他山之石
1、福利国家模式。此模式见于改革以前的英国和瑞典，具体表现为全民享有等额的养老金，养老金的数额与收人水平无关，个人无需缴费，国家养老金支出全部来自财政税收。该模式在建立之初受到了国民极大的推崇，然而在制度运行了几十年后，这些国家的财政由于过于庞大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而出现赤字，同时国家的失业率也在增加。纯粹的福利国家模式逐渐被各国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改良而成的“第三条道路”模式。
2、“第三条道路”模式。提出“第二条道路”模式的是布莱尔政府，他们试图在撒切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找一种中间性的“第三条道路”，即让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补充。具体来说，英国将养老保险分为国家养老与私人养老两种。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即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的个人养老金相结合模式类似于这种“第三条道路”模式，有机地将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是一种不错的尝试。但是，由于我国在城镇企业职工中实行的是社会保险模式，导致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着制度衔接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3、社会保险模式。该模式见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其基本思路是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国家公共财政在筹资上给予资助或托底。我们要注意到，从责任形式上，农村的社会保险模式与上文论述的“第三条道路”模式是相同的，但是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第三条道路中”，国家养老金是独立于个人养老金的，而且不与收人相关联，无偿发放，是一种接近于社会救助或者社会福利的形式;而社会保险模式中，国家的资助或托底是与个人缴费在同一框架内的，是共同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我国从当前国情考虑，应逐步将改革中的类“第三条道路”模式转变为这种社会保险模式。
4、中央公积金模式。该模式比较特殊，比较著名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在该模式下，政府通过立法强制国民为养老进行个人专项储蓄，并采取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财务模式。国家不进行财政资助。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步骤的思考
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完善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第一，应该尽快制定出《社会保险法》，从而为各种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做出规范性的说明，确立基本原则，使得各项特殊法或法规的订立有据可依。《社会保险法》已酝酿多年，但是迟迟未能出台，这就使得后续的一系列特殊法无法订立。而且从当前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来看，未见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失。第二，在《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后，应以此为依据制定出一系列的特殊法如《社会养老保险法》、《社会医疗保险法》等。并且我国当前的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共同编人一部《社会养老保险法》。这样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将会更为简洁有效，便于未来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体化。第三，在《社会保险法》和《社会养老保险法》的基础上可以制定一些有利于制度的具体实施的行政法规、规章等。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模式的思考
首先，应在当前改革中确立的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模式中加入统筹账户。具体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支出每月定额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可以一解燃眉之急，应当予以保留;另一方面，个人账户由于体现出个人的责任，并且使得不同需求的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待遇，在现阶段也可以保留。《指导意见》中规定“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人个人账户。”可以修改为:个人缴费全部计人个人账户，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等划人社会统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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