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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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品；消费行为；结构化理论
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自给性消费水平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一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政府出资、政府主导的方式，容易产生行政行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共品使用者——农民的行为意向经常是被忽略的，其结果是导致公共品供给难以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需要将使用者的行为意向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本文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以一个失败的饮用水工程为例证，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结果和行为意向，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管理建议。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3．农户具有分散行动的传统，一些农户会在某些公共品供给的领域自行采取行为，比如说农户打深水机井的行为。而公共品的提供属于集体行为，在未来的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富裕的农户可能会拒绝参与公共品工程，因为他们已经自行解决了类似于饮用水问题。因此，公共品供给的时机应该是恰当的，时机过迟可能失去对部分农户的吸引力，在参与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公共品的规模效益无法充分的发挥。
本文作者：张孜博工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消费函数的计量模型设定由于大学生消费水平受多种收入因素的影响，借用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以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y=βo+β1X1+β2X2+β3X3+εiE(y)=βo+β1X1+β2X2+β3X3其中,y为学生的平均月消费(元)；X1为学生平均每月由家庭提供的收入(元)；X2为学生平均每月做兼职所获取的收入(元)；X3为学生平均每月的特困补助的收入(元)；βo为自发性消费；β1、β2、β3为边际消费倾向；ε表示其它随机因素的影响。数据的搜集情况收集2010年南京工业大学经管、外语、中文院50名在校生每月消费支出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60%的同学做课外兼职,15%的同学享受国家特困补助。比例较有代表性,基本符合高校学生特点。为方便分析大学生消费状况,在调查中,除去了大学生向学校所缴纳的培养费、学杂费、住宿费和寒假往返费。结果见表1。表1南京工业大学学生生活费用来源于消费情况（元/月）上表设总体回归模型为:Yi=β0+β1X1i+β2X2i+β3X3+μi(i=1,2,3,…,50)——(1)该式是样本数据结构形式的多元总体线性回归模型,它由50个方程,4个未知参数组成。模型矩阵为Y=Xβ+U。参数β0,β1,β2,β3都是未知数，利用样本观测值估计。设计算得到的样本估计量为β0,β1,β2,β3是相应的未知数β0,β1,β2,β3的估计值。用stata得回归方程为Y=98.757+0.778X1+0.40X2-1.2787X3，所以:拟合优度R2=RSS/TSS=0.9951。
模型分析与检验1、模型分析复相关系数R=0.9975拟合优度R2=0.9951,因此,大学生消费函数的回归方程拟合优度高。2、F检验从总体上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对一定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α=0.05)；具体是：(i)提出原假设Ho:β1=β2=0；备择假设H1:β1,β2至少有一个不为0；(ii)RSS=147524.595,ESS=727.905,n=10,k=3计算得:F=RSS/k/ESS/(n-k-1)=405.3；(iii)查F分布表,得F=F(3,6)=4.76(α=0.05,自由度n-k-1=6)做判断由于F=405.3>F(3,6)=4.76,说明Xi对因变量y有显著影响。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大学生消费支出与各类所得收入间的线性关系显著。结果分析假设X2、X3保持不变,E(y)对X1求偏导,得β1,β1为边际消费倾向,可理解为家庭给予的费用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消费y的值就平均增加0.778个单位。由于β1是正值,表明随家庭给予费用增加,学生消费值相应增加,且学生们在此项收入来源上消费倾向很高,与事实较符。假设X1、X3保持不变,E(y)对X2求偏导,得β2为边际消费倾向,可解释为学生勤工俭学的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消费y的值就增加0.40个单位.由于β2是正的,表明y与β2的变化规律是学生勤工俭学费用增加,学生消费也提高,说明学生对自己劳动所得货币的支配消费欲望相对低。假设X1,X2保持不变,E(y)对X3求偏导,得β3为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解释为学生享有的特困补助每增加一个单位,特困学生消费相对平均量E(y)的值减少1.2787单位。β3符号为负,表明y与β3的变化规律是特困补助金额越高,消费平均值越低。
大学生月消费集中在800元～1500元。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大学生直面的人生课题。完全依靠家庭供给学生的消费支出中，娱乐、旅游等精神享用品，通讯费等灰色消费支出占一定比例。模型的反馈反映大学生消费水平与其生活费用不同来源有正、反两方面的变化趋势。因此,希望社会、家庭和高校教师能以此变化规律,引导富裕家庭学生的消费行为；不要铺张浪费。学校应增加特困生津贴,为特困学生创造更多的勤工俭学机会，使其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作者：梁小莉 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必要性
商业健身消费作为一种即时的体验消费，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需要与教练、会籍顾问、其他消费者等进行社会交往。因此，商业健身消费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无疑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现象和过程的消费［7］，为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对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进行深入研究。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意义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意义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意义。传统上，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则有助于了解影响商业健身消费的社会学因素、认识商业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和社会功能，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商业健身消费的本质，从而不断丰富体育消费的理论体系，并有利于拓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进而有助于促进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其二是应用价值。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研究能够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为刺激商业健身消费、促进商业健身俱乐部健康发展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如社会阶层结构的视角、消费观念的视角、参照群体的视角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同时对于提高体育消费整体水平亦有借鉴价值。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主要议题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在商业健身消费方面应该存在一定的差异，家庭类型。不同类型的家庭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对消费者的商业健身消费应该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影响了具体的消费需要，表现为“跟潮效应”、“认同效应”、“示范效应”，同时还影响到抽象消费需要的层次，表现为“反叛效应”和“攀比效应”［7］。社会互动同样会影响到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健身消费。社会阶层。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不断变迁，当代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8］。由于各社会阶层消费者在资源占有上存在着差异，必然会导致商业健身消费的差别。第五，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9］。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包括信任、社会网络、规范［10］。社会资本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组织、社区等的发展都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势必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健身消费。第六，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消费理性主义、禁欲主义、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7］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健身消费也不例外。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关系消费。“关系消费”(consumptionofrelations)是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Baudrillard，2001:25)所提出的一个概念［11］。关系消费其实就是人们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消费行为。在注重关系的当代中国社会，关系消费现象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请客送礼。商业健身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系消费的特征。笔者曾对中高档商业健身俱乐部的消费者做过访谈，发现有的消费者将商业健身俱乐部作为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平台，有的将其作为维持、巩固客户关系、朋友关系的一个手段，而健身消费的本体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部分消费者边缘化了。第二，中上阶层消费文化。消费不纯粹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7］。商业健身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商业健身消费表达的是一种健康、时尚、尊贵的中上阶层消费文化，象征着一种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显示了消费者具有较富足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从消费主体来看，商业健身消费与一般的大众消费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三，消费分层。由于各社会阶层资源占有的不同，导致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均存在差异，消费分层现象客观存在，商业健身消费亦存在分层现象。笔者曾对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调查发现，有的动辄花费数万元购买私教卡(聘请私人教练)、有的办理金卡、银卡，而有的则仅仅办理一张普通会员卡，还有的只是购买季卡或月卡。在商业健身消费方面，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等之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等消费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功能商业健身消费不仅具有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功能，而且具有一系列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个体社会资本的增长。一方面，消费者在参与商业健身消费的过程中，通过与私人教练、会籍顾问及其他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一些消费者将健身消费作为一种“关系消费”，有助于巩固和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两方面都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资本的不断增长。第二，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商业健身消费不同于其他物质文化消费，它其实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西方经济学家将健身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商业健身消费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商业健身消费能够使消费者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消费者的社会流动。第三，有助于进行社会控制。现代社会，风险程度越来越高，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张力逐渐膨胀，影响到社会稳定和谐，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控制［12］。商业健身消费可以使人们释放压力、愉悦身心、沟通感情，在满足健身需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第四，有助于促进社会整合。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现象客观存在，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整合即促进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的协调，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商业健身消费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使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社会整合度。消费社会学视角下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对策如果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对策，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尚不太合理，底层太大而中上层太小，尤其是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距离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作为较高层次的健身消费，因为商业健身消费属于中上阶层消费文化，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作为基础。为此，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是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重要条件，如何完善社会阶层结构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第二，挖掘中产阶层健身消费潜力。在西方国家，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健身消费的主体，而且引领着消费潮流，在促进健身消费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上海市的研究表明，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预期体育消费投入不足［13］，这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如何努力挖掘中产阶层健身消费潜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第三，制定分层营销策略。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为此，商业健身俱乐部在制定营销策略时要充分考虑社会阶层的因素，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第四，倡导科学的商业健身消费观念。消费观念对消费者行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合理、不科学的观念将会直接抑制人们的商业健身消费。有必要建立并倡导科学的商业健身消费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商业健身消费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投入，而且是一种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投资方式。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第五，发挥参照群体的作用。作为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频繁的社会互动之中，每个人身边都有许许多多的群体，人们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周边参照群体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参照群体在促进商业健身消费方面的作用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1.1一般资料
126例小儿肺炎患儿中，男51例，女75例，发病年龄6个月～12岁，临床中大部分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该病在春、冬季节为多发季节。
1.2临床表现
该病发作时不易掌控，通常会出现身体发热，体温上升至39摄氏度左右，并带有咳嗽症状，开始为频繁的刺激性干咳，随之咽喉部出现痰鸣音，有少量粘液，呼吸表浅增快，鼻扇。除呼吸道症状外，患儿可有头痛、咽痛、关节痛，精神萎靡，烦躁不安，食欲不振，哆嗦，腹泻等全身症状。肺部可闻及痰鸣音和干、湿性罗音，X线表现明显，有斑状小圆点。
1.3辅助检查
通过常规性的血及尿液，对126例患者进行检查，同时对患者进行胸部X线拍片，对部分患者进行动态心电图监测或结核抗体测定。
1.4小儿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①持续高热不退，伴全身不适，频繁刺激性干咳，随之咽喉部出现痰鸣音，伴随有胸咽劲的疼痛。②对比之下胸部的症状更加明显。③通过临床检查可发现患儿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听诊其双肺的音是否较粗，亦能听到干、湿型罗音等情况。④通过检测患儿的白细胞较为正常，亦可能有白细胞增加伴有血沉增快的情况。⑤采取喹诺酮及青链霉素治疗时，均没有任何效果，但运用大环内酯类治疗时效果较好。⑥相比之下，胸部X线片表现更为显著。
1.5用法用量
将阿奇霉素用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浓度为1.0～2.0mg/ml，然后静脉滴注。滴注时间为1～3h；剂量为10mg/(kg•d)。
2比较
将阿奇霉素作为第二代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并将其注射到患儿的体内，利用红霉素结构，将Qa位置上的甲基采用氮原子进行重排、扩张和还原等反应，并通过反应逐步取代其生产第一个15元环类抗生素。在对格兰阳性菌的抗菌作用中，相比红霉素，阿奇霉素具有更强的抗菌性，并且其是大环内酯类中对肺炎作用最强的药物，其具有很好的组织渗透性，组织浓度是10～100倍的血药浓度；由于巨噬细胞以及多核细胞内的浓度相较于细胞外浓度要高300倍，并且亦能够通过巨噬细胞将药物传递到感染灶内。使用阿奇霉素时，每日仅需进行1次给药，在结束用药后其仍然能够维持6d之久的抗菌作用，同时由于该药为短程给药而具备较长作用，因此小儿更加容易接受。但若在临床中患儿具有红霉素耐药性，则不能够应用阿奇霉素，需要运用其它类型药物来治疗。阿奇霉素是针对细菌在转肽的过程中实行阻碍，并通过在微生物蛋白质合成时实行抑制，有效地控制病原体的生存，它的作用率高达百分之百。其的代谢原形有50%通过粪、12%通过尿排泄出，不会对肝肾造成明显损害。
3结果
126例支原体感染的患儿，采用静脉滴注阿奇霉素，用5%葡萄糖稀释浓度为1.0～2.0mg/ml；剂量为10mg/(kg•d)。合并其它细菌感染者加用头孢霉素类抗生素;合并病毒感染者加用炎琥宁、阿昔洛韦等治疗痊愈，疗程缩短。结果126例小儿肺炎经过综合治疗均痊愈。
4讨论
费-效比[5]、价-效比[6]、成本-效益（效用、效果）比，均为投入/产出比。其中，“费”意思为花费或费用；“价”意思为代价(付出、支出)或价钱；“成本”则属于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有作者[7]认为，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很少用到费用的概念，一切的耗费都被称作成本，如营销成本、管理成本等；要将财务管理与会计课程中的成本与费用概念统一起来，一要充分考虑实践中的应用，二要考虑费用与成本的相关定义；广义的成本概念不仅包括会计课程中的“成本”，而且还包括会计课程中“费用”的内容。德语里“代价”这个词的拼写是“Kos-ten”，对应的汉语释义为成本、费用、代价，而代价第一层含义是在经济学的“成本”的意义上，第二层含义则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层面[8]。另外，费用、代价和成本三者均可以翻译成英文Cost，前二者也可以分别翻译为英文Expense和Price。因此，我们可以简单理解费、价和成本均代表投入，且均采用货币计量。然而，“效”具有三层意思，即效益、效用和效果，概念与应用上有所不同。其中，成本-效益衡量与评价结果中效益要使用货币值[9]，但是在临床医学上难以用货币形式进行效益计量或折算，故常常采用效果或效用进行临床医学产出的估算。关于Cost-Effective,有人译为价效或费效[10～11]。临床医学费-效概念包含了成本-效益、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用，而价-效概念使用较少，其更加专注药物价格与疗效的分析，而费效分析基本成了成本-效益（效果、效用）分析的简称。无论如何，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使用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效果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概念更为明晰。
2等效性评价
在医学实践上，临床等效性评价具有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认为[12]，新药的疗效与标准有效药的疗效相当或稍微有所下降（等效性评价；临床上可以接受的范围），然而它在其他方面有标准有效药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毒性低、副作用少、价格低廉、服用方便等，这些优势可以弥补它在疗效上的不足。因此，除了疗效评价外，等效性评价也可以进行安全性评价。由于等效性检验界值(δ)源于相关临床专业，或由统计学估计但被相关临床专业所认可[13]，故对于普通假设检验，有作者[14]认为若是P＞0.05，样本含量也足够大，检验效能大于80%，表明两总体相同，就可以视为等效。P＜0.05可分为2种情况:总体不同，但差别在临床认为的差别范围(δ)之内，仍视为等效。若两总体不同，但差别在临床认为的差别范围(δ)之外，可视为不等效。也有作者研究认为[15]，可据其研究结果直接利用传统显著性检验方法作出是否等效的判断。但是，应该明确，等效性检验与差异性检验是不同的，差异性检验的目的是推断两个总体是否相等，其检验假设是针对一个“点”，而等效性检验的目的是推断两个总体的差异是否在某个范围之内，其检验假设是针对一个“区间”[16]。因此，差异性检验并不能完全替代等效检验。除了大力推荐等效检验外，尚应该选择进行非劣效检验和/或优效检验，以满足临床研究及其费效评价的需要。在等效性分析时，针对多疗效观察和评价指标（临床终点），对各临床终点的组间差别分别进行单变量检验的缺点，有研究[17]应用改进的HotellingT检验并结合不等效变量的筛选方法，探讨多临床终点的等效性检验方法，可以对多个临床终点同时进行等效检验，该方法合理且操作。
3贴现率应用
在临床费-效评价（成本-效益、成本-效果等分析）中，应重视贴现率的应用，以确保不同时期发生的费用具有可比性。有作者认为[18]，在经济评价中，不同时间发生的等额资金在价值上是有差别的，即资金具有时间价值。资金时间价值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不同时间发生的数额相等的资金其价值是不同的，在不同时间发生的数额不等的资金在价值上却可能是相同的，而资金时间价值的大小通过贴现率予以反映，并建议我国从全社会观点出发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应选择的贴现率取值应为我国的社会贴现率，即8%。研究显示[19]，我国现有的对于长期慢性病用药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中，存在健康收益贴现率选择缺乏理论指导，应该贴现而未贴现等一些问题，建议:①在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时，应该列出实施医疗干预所花费的各项成本清单及干预的各结果信息，以便政策制定者根据其需要和考虑而制定决策。②在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时，应对贴现率的取值进行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另外，研究认为[20]，当两个时期的成本效果阈值相同时，成本和效果应该使用相同的贴现率；当两个时期的成本效果阈值不同时，应对成本和效果分别选择不同的贴现率进行计算。
4设计考量
良好设计是研究成功的关键环节，包括统计学设计和专业设计两大部分，应该从研究对象、干预（试验）因素和研究效应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设计。
4.1研究对象
依据研究目的，采用最具权威性的专业性标准选择合适研究对象，注意收集包括人口统计学指标以及遗传、病情、病程、辅助用药、支撑疗法、经济状况、费用承受能力等在内的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由于meta分析的结论是否合理，取决于所依据的资料来源是否可靠及试验条件是否具有一致性，并且不能取代大样本随机化临床试验在评定疗效时的作用[21]。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强调实施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前瞻性（长时）研究；应该注意进行研究设计的伦理自评价，并且按照规定的途径申报伦理审查。任何涉及人体的研究必须事先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严格履行临床研究的知情同意过程，签订知情同意书，以确保研究对象权益；在确定研究对象时，若纳入和排除标准过严，则研究样本所代表的总体范围较窄，研究结论的外推性较弱；若研究纳入和排除标准过松，则研究样本所代表的总体范围较宽，研究结论的外推性较强。总之，关于纳入和排除标准，必须遵循科学专业原则，充分保护研究对象权益，并且有利于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行交流。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临床研究，研究对象的依从性对于研究结果和结论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可以选用适当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充分利用截尾研究数据。但是，对于在研究中发生的“干扰”和/或“沾染”情况，除非研究者能够控制、判别和记录，否则将可能影响研究的结果与结论。另外，关于研究样本估计，有研究认为[22]，按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最低样本含量100对，相应的检验效能很低，并建议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估计，值得重视。
4.2干预因素
干预（试验、研究）标准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干预因素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药品成分、剂型、剂量、用药途径、持续时间，甚至药品厂家、生产批号等；二是干预过程的标准化，例如基础治疗措施、知情同意、沟通与指导等。
4.3研究效应
根据研究目的，精选客观、特异、敏感、可靠的效应指标。效应指标既要考虑选择好转率、控制率、生存率、治愈率、死亡率和复发率等，也要考虑选择功能状态和生存质量的评价指标。同时，要观测和记录治疗（方案）的毒副作用等，以便进行全面的费效分析。临床研究中，除干预因素外，研究效应往往受到许多已知或未知非干预因素的影响。原则上要求采用随机化原则进行研究分组，以使不同组别非干预因素分布均衡化，保证组间的可比性。但是，对于难以控制和均衡的非干预因素或临床上需要研究的重要非干预因素，应该将其纳入研究观测的变量之中加以准确、可靠地测量，并选择适宜的多因素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了解和控制非干预因素对于干预因素效应的影响作用，进行有效的组间干预因素效应差别比较或进行等效性评价。
4.4其他
江苏省农村不同收入组对衣着消费的现状研究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居民购买力水平，农村高收入户对衣着的消费绝对额大幅度增长，将近低收入户的3倍，对衣着的质量、面料都要求较高。另外，高收入户衣着消费观念的改变，更加注重舒适、漂亮；相反，当前农村中低收入户仍然以低档为主，追求衣着的省钱、耐用。农村市场不断开放，使得农村居民与外界的接触机会增多，农村高收入户尤其是年轻人对衣着的款式、色彩和流行元素有很高的要求，衣着消费初步向时装化、成衣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农村中低收入户对衣着的品牌和时尚没有要求，其需求处于低档次。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观察各个不同收入曲线变动幅度：①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变动幅度较大，其最高占比与最低占比分别相差0.6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②其次是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其最高占比与最低占比都相差0.5个百分点；③变动幅度最稳定的是中等收入组，最高和最低占比相差0.1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衣着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组消费稳定性＞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另外，衣着消费占比例数值较低，说明农村居民在满足衣着基本需求后，用于享受型的比例下降，即农村居民衣着处于一种基本生存需要，未达到精神层面。但是从衣着消费的绝对值来看，低收入组的衣着消费从2005年的122.1元上升到2010年216.4元，增长了77.2%，中高收入组从163.2元增长到259.7元，增长了58.1%，中等收入组从185.9上升到310.6元，增长了67.1%，中高收入组从212.8元上升到409.7元，增长了92.5%，高收入组从295.2增长到605.3元，增长了105.1%。这说明，在这六年间江苏省内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10年农村高收入组衣着支出是低收入组的2.8倍，高收入组追求品牌、档次，而低收入组对衣着的需求还处于低档次的缺衣买衣的被动消费。
江苏省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对衣着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xit是第i个收入组第t年的平均每人纯收入。αi=α0+γi+zi，α0为平均截距，γi表示仅随个体不同的省略变量对同变量的影响，表示各收入组的自发消费；表示仅随时间不同的省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这里假设zi为0）本文仅仅就各个不同收入组的资料进行研究，所以将模型取为固定效应模型，所有的数据来自2004~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利用EVIEWS软件直接计算（表2）。从回归估计结果看，衣着各年值都在0.981以上，说明各年纯收入与衣着支出高度相关，本文使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进行分析完全可行。从模型的识别上可见：①不同收入组农民在衣着消费支出上，各收入组农民不仅自发消费不同，而且边际消费倾向也存在较大差异；②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倾向较低，说明农村居民对衣着不够重视，收入增加后对衣着方面的消费增加较少。其中，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是中低收入户的1.8倍，是高收入户的2.9倍，且自发消费相对最小，表明低收入组在衣着上的购买潜力非常大，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户的自发消费还是相对较高。这与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有关，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多是从事体力劳动，决定了农村居民平时更愿意穿普通服装。且越贫困的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虽然会有几件质地好、款式新的衣服，但只在走亲访友或过节时穿。
研究方法
消费者问卷设计的主要思想是从消费中心城市出发，探索深圳如何在吸引国内外消费者购物，同时期待探索消费者来深圳旅游消费的行为习惯，从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入手，对深圳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出建议。首先，针对本文研究的问题，设计消费者调研问卷，问卷经过小批量的测试及修正后，进行大批量的随机发放。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配合以访谈。调研对象为深圳的国内外游客及本地居民。问卷的调研时间为2012年6月。本次中文问卷共发放400份，回收398份，回收率为99.5%。最终进行分析的有效问卷为325份，有效问卷率为81.7%。在有效问卷的计算机录入中，问卷录入的准确率为100%。本次英文问卷共发放270份，回收242份，回收率为89.6%。其中有效问卷为186份，有效问卷率为76.9%。在有效问卷的计算机录入中，问卷录入的准确率为100%。全部中英文问卷共发放670份，回收640份，回收率为95.5%。其中有效问卷594份，有效问卷率为80.0%。
调研结果
(一)深圳旅游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在本次调查的国际人士中，男女比例将近2:1，以年轻人居多，其中年龄介于25－34岁的对象占33.9%，超过80%的对象年龄介于15岁－44岁。就职业而言，调研对象的职业分布比较广泛，大多数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超过了70%。调查显示，国外游客收入水平分布广泛，个人月收入水平最集中的是$5001－$10000，为28.4%，家庭月收入水平最集中的阶段为$10001至$20000(38.2%)。收入主要以中高收入的国外游客居多，而国内游客的高收入个体及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这说明面向国外游客的旅游市场潜力仍然很大。在国内人士的调查中，调研对象男女比例适中，以年轻人居多。年龄多集中在15至44岁之间，其中25岁至34岁的被调查者几乎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一半。就职业而言，调研对象的职业分布比较广泛，其中民营或私企职员所占比重最大，为37%，远高于占比第二位的外企职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拥有大专学历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最大。高收入个体及家庭所占比例比较低，58.5%的被调查对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调研对象只占到调研对象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一半以上的调研对象家庭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调研对象占调研对象总数的比例不到七分之一。深圳旅游者的这一特性充分体现了深圳市一个年轻的充满朝气的移民城市的特色。(二)旅游消费的基本信息1.旅游时间的安排。由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约90%的国外游客每年都会旅游，其中超过半数的国外游客每年进行1－2次旅游。国外游客每次旅游逗留时间分布比较分散。超过一半的国外游客选择在寒暑假旅游。深圳应该通过在寒暑假举办更多的消费主题活动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来深旅游。而国内游客旅游频率都比较低，只有少数人每年旅游3次及以上，且绝大部分游客每次旅游的逗留时间不超过七天，旅行时间通常为节假日，如寒暑假、五一、十一或周末，且各假期分布比较均匀。一方面表明国内旅游市场开发潜力还很大，另一方面深圳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应该重点考虑怎样做更加适合不超过一周的短期旅游，为这些短期旅游者提供更多的服务与便利。并且可以选择在节假日开展各种活动以吸引国内各地游客来深旅游消费。2.旅游动机。大部分国外游客旅游是为了度假(表4)，而在选择度假的游客中，选择外出度假的原因各不相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度假原因有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购物，所占比例分别为21%和19%。其中度假的原因主要为: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购物、完成率有梦想和逃避枯燥生活，所占比例分别为21%，19%，17%和17%(表5)。在所有调研国内对象中，绝大部分人旅游是为了度假(表4)，而在选择度假的调研者中，选择外出度假的原因各不相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度假原因有观光休闲(29%)、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24%)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16%)。所以针对大部分游客度假的旅游动机，深圳可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观光休闲项目，并宣传好当地的旅游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当地文化。3.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调查对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影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评分，1分表示最不重要，2分表示不重要，3分表示一般重要，4分表示重要，5分表示最重要，结果列于表6。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餐饮娱乐设施及是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外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平均得分最高的三项是自然环境、餐娱设施和文化底蕴，得分最低的选项为“是否方便带孩子出游”。对于国内游客，影响最大的是旅游目的的的交通情况(4.26)、自然环境(4.11)和当地居民的友好程度(3.92)，得分最低的为商品多样性(2.71)，但是大家对交通情况重要性的评价不太一致(方差为6.583)。深圳依山伴水，气候适宜，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当地政府应当改善深圳的交通情况和餐娱设施，特别是打造当地旅游文化，对本地人做好旅游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三)旅游消费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分析1.旅游购物的决策行为。由表7可以看出，在影响国外游客旅游购物决策的群体中，亲朋好友所占比例最高，为45%，而导游、酒店服务员、旅游团队成员的比例均较小。从旅游购物动机来看，选择送亲朋好友的人最多，为35%，其次是留作纪念和有实际需要，分别占总数的25%和22%(表8)。由此可见，深圳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应注重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礼品产业。在国内调查对象中，43%的调研对象表示亲朋好友对其购物决策影响最大，15%的人表示同旅游的团队成员对其影响最大.大部分游客旅游购物的目的是留作纪念或有实际的需要，只有很少一部分调研对象表示会因为导游推荐跟风或是追求新奇而购物，这也反映了大部分人还是持比较理性的购物态度。游客在旅游中的人均消费水平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具体调查结果见表9－11。国外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人均消费水平居中，77.5%的国外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人均消费小于$2000。67.4%的调研对象表示，购物消费占旅游消费的比例低于20%。国内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人均消费不高，一般不超过3000元，4500元以上的只占总人数的9.2%。54.3%的调研对象表示，其旅游消费支出中，购物消费所占的比例在低于20%。由此可见，开发游客购物还是很有潜力的。2.旅游购物的场所。国内外旅游购物的地点列于表12。调查表明，特色商店和购物中心是国外游客最主要的购物场所，旅游购物地点分布广泛，特色商店和购物中心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27%和24%，其次是景点中的商店、超市和百货商店。对于国内游客，选择特色商店的游客最多，为31%，其次是购物中心(30%)、百货商店(17%)和超市(14%)，只有非常少的游客选择机场和酒店购物。深圳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应引进或在本土扶持建成一批高质量的特色商店和购物中心，并加强对这些购物场所工作人员的英语培训。3.旅游购物商品的选择。对于国内外旅游者购物商品种类的选择，调查结果列于表13。调查显示，在购买了商品的国外游客中，提及率最高的为纪念品(23%)，其次是食品和服饰箱包，占均为21%。只有非常少的国外游客购买了珠宝(6%)。在购买了商品的境内游客中，购买最多的也是纪念品，有30%，其次是食品(21%)、服饰箱包(17%)，只有非常少的游客选择了购买珠宝(5%)。这说明珠宝市场潜力还很大。商品质量是旅游购物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本调查对国外游客购物时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旅客进店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打分，1分表示最不重要，2分表示不重要，3分表示一般重要，4分表示重要，5分表示最重要，调查结果列于表14。国外游客在做购物决定时，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商品质量，其次是商品的纪念意义和是否方便携带，最不重要的是品牌，得分是3.03。对于国内消费者，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商品质量(4.13)，最不重要的是品牌，得分是2.67，说明在游客做购物决定时，所列七要素都是比较重要的，且价格不是购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了，游客更注重商品质量等因素了。4.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的选择。由表15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内外游客会选择出租车和地铁作为交通工具，其次是公共汽车。相比其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而言，我国的租车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选择租车的游客比例为3%。价格不再是人们选择交通工具的首要影响因素。国外旅游者在选择出租车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是打车的方便性，其次是与司机之间的语言障碍(表16);在决定是否选择地铁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安全性，此外，购票的方便性及地铁路线图的清晰度及站内指示的是否易于理解也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表17);在决定是否选择公交车作为交通工具时，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交车的频率，其次是耗时的长短，沿途风景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表18);在决定是否选择租车时，各个因素的重要性得分均值差异较小，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安全性(表19)。对于国内旅游者，在决定是否选择出租车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也是打车的方便性(4.28)，其次是车内的卫生状况，与司机之间的语言障碍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在决定是否选择地铁作为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时，得分最高的影响因素是安全性，且大家对这一影响因素重要性的评价十分一致(方差为0.912)，此外，地铁路线图的清晰度及站内指示的是否易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决定是否选择公交车作为交通工具时，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交站台的路线是否清晰，其次是公交车的频率和是否能够直达景点;在决定是否选择租车时，大家一致认为安全性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次是当地的交通情况，价格是所有选项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四)推动旅游消费的相关政策调研分析1.旅游信息来源。调查显示，网络是最主要的旅游信息来源(表20)。国内外游客获取旅游信息最重要的途径是网络，其次是通过亲友介绍获得旅游信息。因此，加强旅游信息网站的建设、树立良好的口碑将会是吸引游客来深旅游的有效途径。2.主要支付方式。现金(45%)和信用卡(42%)是国外游客旅游购物的主要支付方式(表21)。之所以有这么多国外游客选择将现金作为其来华旅游的主要支付手段，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外游客对我国的信用体系的不熟悉，以及部分的小型旅游商店或特色商店无法使用信用卡。一半以上的游国内客选择信用卡作为旅游购物时的主要支付方式，其次是现金支付和借记卡支付。在旅行支票支付这一领域，国内旅游市场几乎还是空白。因此，在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应该加快信用卡支付、借记卡支付等支付方式在旅游景点及各主要商业区各大小商店的普及(表21)。3.退税制度。游客对退税制度的态度很不一致。22%的国外游客表示退税将刺激其多购物，11%的游客表示不知道如何退税，如果知道如何退税的话会考虑增加消费，另外有24%的游客表示由于退税太麻烦所以退税不会刺激其多购物(表22)。所以在制定退税制度的同时，应该简化退税流程与退税知识的普及。此外，国外游客对退税比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有34.7%的调研对象支持10%－15%的退税比例(表23)。在国内游客的调查中，表示退税将刺激其多购物和表示退不退税无所谓的游客各占28%，25%的游客表示不知道如何退税，如果知道如何退税的话会考虑增加消费，另外有19%的游客表示由于退税太麻烦所以退税不会刺激其多购物，所以在制定退税制度的同时，应该简化退税流程与退税知识的普及。此外，国内游客对退税比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本文作者：种煜晖贾媛媛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的五种纠纷解决途径中，仲裁与诉讼因其裁决主体、裁决规则、裁决结果等方面的严格要求而有着最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且相对于诉讼而言，仲裁方式解决消费者纠纷还有其省事、省钱的简易性优点。正因为如此，在对消费权益受损后选择何种途径救济的调查中，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消费者比选择诉讼的还要多（分别是0.3%与0.1%）。总结起来，仲裁解决消费争议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消费者的角度评析。对消费者来说，仲裁解决争议具有廉价、快捷、公正的特点。首先，在仲裁费用的收取方面。仲裁费用相对于诉讼费用来说比较低廉。根据消费者争议标的额一般较小的特点，消费争议仲裁案件的收费不宜太高，如浙江省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小额消费争议仲裁可以免收或减收仲裁费用，广州市也在《消费争议的特别规定》中加以明确，消费争议仲裁案件收费标准，以50元为起点，并根据《仲裁收费办法》减半收取仲裁费用，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延缓或免交仲裁费用。其次，在仲裁员的选任方面。仲裁员的选择可以体现双方的意思自治，且实行“专家断案”的方式，有利于保证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依赖的、精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德高望重的专家作为自己的仲裁员，双方还有权共同选定双方都依赖的第三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如果双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其中一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或者双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其中一方当事人有私下会见、接受请客送礼等现象的，当事人就可以请求该仲裁员回避，另外再换仲裁员。从选任仲裁员的要求上，更具有专业性，更有利于保障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再次，在仲裁程序的效率性方面。仲裁程序实行一裁终局原则，没有严格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当事人可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仲裁机构。而诉讼实行两审终审，还有抗诉、再审等制度和严格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规定。尤其是小额的消费争议因其标的额较小、案情较简单，还可以比一般商业仲裁的最长期限（四个月）还要缩短，弹性较大。如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消费争议仲裁办法〉中规定，7000元以内（含7000元）的争议在受理后，应在45日内进行调查并仲裁结案。因此仲裁的一般程序相对于诉讼来说普遍比较简便、灵活，结案迅速，便于迅速、经济地解决消费者纠纷。而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中也可以由仲裁庭对纠纷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则要及时裁决。
其二，对经营者来说，仲裁的不公开性对其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比较有利，能够减少舆论、行政指导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还可以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消费者提请仲裁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纠纷，救济和恢复自己被侵害的消费权益，只要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方案和结果就可以了，并不期待公开的程序或者严格复杂的程序。在仲裁中，只要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要求提出具体的答复和处理意见，消费者一般不会摆出对抗到底的姿态，经营者一般也不愿为争议失去主顾、破坏与消费者的友好关系，更不愿意通过公开的审判程序与消费者对立，可能还会引起舆论的关注，造成更严重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损失。这种初衷使得双方都愿意采用不公开的仲裁程序来解决纠纷。目前，很多省市的仲裁委员会都设立了消费仲裁中心，以快速解决涉案金额较小的消费争议。如上海仲裁委员会小额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一两个月就可以对消费争议做出有效裁决，相对于消协更具权威，相对于法院更加高效，收费也更加低廉。以上海仲裁委员会小额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为例，受理案件每件最高收费不超过800元，争议金额1000元以下的案件每件收费仅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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