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50:3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论《木兰辞》的影视改编
一、课题任务与目的
论文题目：论《木兰辞》的影视改编
主要任务：本文主要分析对乐府民歌《木兰辞》的影视改编，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两部作品，即：美国迪士尼公司的动画片《花木兰》（1998）以及由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2019）。本文将通过对两部不同版本的影视作品的情节改编、主人公形象塑造、设置配角形象以及主题设置上反映出改编者各自不同的民族烙印这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对比分析。
研究目的：通过对两部《花木兰》的影视改编作品的对比分析，来研究中西方不同改编者究竟有何审美倾向及价值取向。
二、调研资料情况
1．谢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415－417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0－101
3. 李婉，穿比基尼的“花木兰”——从叙事学角度看迪斯尼影片《木兰》对中国《木兰诗》的改编，《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4. 李晓庆，试论中西合璧的动画《花木兰》，《文学教育(上)》， 2019（1）
5. 孙连琦，漫谈《木兰诗》[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1）
6. 杨开达，谈《木兰诗》的修辞艺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5）
7. 秦志希、翟晶，从迪斯尼《花木兰》看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当代传播》，2019（2）
8. 梁静璧，意识形态对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字幕翻译中归化策略的操纵[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年
9.毕耕、李冬青，《花木兰》：迪斯尼演绎的东方传奇，《中州大学学报》，2019（2）
10. 陈韬文，《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奇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 》[A]，第六届全国传播学会议论文[C]，1999年
11. 塞缪尔亨廷顿，张立平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新华出版社，2019
12.宣菁，从女权主义视角解读“中国文化”[D]，硕士论文，西北大学，2019，中国期刊网
13.李希光,新媒体挑战旧宣传——刘康、李希光对谈录 [J].国际新闻界,2019(2)， 第5--10页.
三、实施方案
主要从对原作品的改编的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这四个方面均采用：“先总述概况进行对比然后再举具体的例子”的方法进行分析说明：
一、情节改编的异同
同：1、爱情友情一个都不能少；
2、都在战争未结束时就发现了木兰女儿身的秘密
异：中：对战争的思考，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西：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没有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上
二、木兰作为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异同异：
异：1、娱乐化的角度：中：女人在战争中的形象，娱乐化程度不高；
西：加入幽默的元素，形象设置夸张；娱乐化程度高，冲淡了战争的严肃性；
2、对女性的解读：中：人物中综合了犹豫、妇人之仁、爱情、理智等，将木兰的形象立体化，符合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解读；
西：突出一个普通女孩的个性形象，突出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带有西方的色彩，强调女性的独立，自由；
三、配角形象设置的异同：
同：都成功设置了“配角”形象；
异：中：以战争中的真实存在的人物为配角，表现了兄弟间的感情；
西：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影片中加入了“中国龙”作为配角，认为“龙”是中国的象征，是吉祥物；
四、主题设置上的不同，反映出改编者各自的民族烙印的异同：
异：中：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将人性放在国家利益面前进行拷问；宣扬集体主义的爱国精神；
西：西方文化的烙印：强调个人主义，宣扬女性的自由、独立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四、预期结果
课题任务： 论文选取对诗歌《木兰辞》的典型改编影片，通过对两部影片中的“情节改编、主人公形象塑造、设置配角形象以及主题设置上反映出改编者各自不同的民族烙印”这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对比分析，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
预期结果：通过对两部《花木兰》改编影片的详细分析研究，来揭示出中西方不同的审美倾向以及价值取向。
结果形式：以不少于8000字的毕业论文完成。
五、进度计划（请依照学校要求的当期论文进度填充）
2019年11月16日—11月30日：联系指导教师查阅资料，拟定选题
2019年12月1日—12月31日：确定选题
2019年1月1日—1月15日：在教师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
2019年1月16日：参加开题报告答辩会
2019年1月17日 —2月28日：在教师指导下修改开题报告，拟定论文大纲
2019年3月1日—3月31日：在教师指导下撰写论文初稿
2019年4月1日—4月9日：中期检查，修改初稿，形成二稿
林小发1968年生于瑞士比尔，曾在中国生活超过25年，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专业，导师是楼含松教授。
翻译了17年，被认为像《魔戒》
引起更多中国读者关注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蕾将德语版《西游记》的开头部分回译成现代汉语，发在微博上：“有一首诗说：太初混沌不分/天地晦暗地混淆在一起/万物模糊，横无际涯/谁都没有见过那时的景象……”
中文版《西游记》的原文是“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不小心当了网红”，王蕾说，微博里的这篇回译之作，浏览量高得不同寻常。很多读者看回译，觉得是类似《魔戒》的史诗。
王蕾认为，回译的《西游记》，有些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的作品《精灵宝钻》。
学者李天飞也被王蕾的回译触动。在他眼中，《西游记》本有市井小说的特征，带着戏谑。德译，再回译，文本带有了西方文学的壮美和悲剧感。
中国读者的反应，林小发根本没料到，“但现在想想当然也不奇怪”。
林小发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足足花了17年。对她来说，漫长翻译过程中的成长与挫折，恰恰应和了《西游记》的主题――取经。
在自述中，林小发写道，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读了一些构成明代文人常识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佛经，还有与《西游记》相关的一些道教经典，如此一边阅读一边调查研究，“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取真经’的过程。”
她还到处走访寺庙、道观，向大德高僧请教书中一些深层涵义的解释；大量阅读18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从歌德等人的诗歌中感悟修辞技巧。
“与其说牺牲了长达17年的时间，不如说是在不知不觉地挖掘一个莫大的宝藏，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林小发写道，“译本出版了之后，我从许多读者的反馈得知，小说在这些方面的寓意得到了有效的传达，对此我深感欣慰。”
在浙江大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游记》
林小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得很突然。1983年，中国广西的一个杂技团访问比尔，林小发被介绍册上的中国字迷住，开始自学中文。
有网友激动地认出了她：“这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呀，瑞士人，年她是坐着火车哐哧哐哧穿越欧亚大陆来到中国。读的是中国美院版画系。特别淳朴，特别不物质，我们经常看她骑着那种后座带娃的二轮上下班，眼神特别干净。”
上世纪90年代，林小发来到中国，在中国美院书法系和版画系学习。偶然的机会，她在上海古籍书店读到了《西游记》，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世界观深深吸引了她。
1999年，读过原著和两种德文译本的林小发自己动手翻译《西游记》。
翻译越深入，林小发越察觉自己的不足。她特地去浙江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主题是《西游记》的“正路”思想。
林小发在浙大的导师楼含松说，林小发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观殊：“她读研究生的目的也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做好《西游记》的翻译工作。”
因为楼含松写过《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林小发拜他为师。楼含松回忆，林小发的中文水平很好，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我不懂德文，跟她都是汉语交流，我们讨论《西游记》多一点。她毕业论文探讨《西游记》的主题，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们对她评价都蛮高的。”
“她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楼含松说。
林小发非常低调，对获奖之事不愿多说。对于《西游记》又翻回中文一事，远在瑞士的林小发表示：“若能激起中国人重读原版兴趣的话，我很开心。译回中文有趣，能读原著是福！”
在德语国家文坛，《西游记》原来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懂德文，楼含松还没看过《西游记》的德文版。
德语世界原来有《西游记》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朝圣》，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本，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诸多的诗词、回目、对话等均被删除。另一种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猴子：中国民间小说》。《猴子》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英译，作序，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回。英译本主角名叫“猴子”，没有回目，也未翻译诗词。
因此，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曾对媒体说，“我所翻译的是完全未删减的，因此可以算是第一本完整的德译本。我用的中文原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这个版本以清代的《西游证道书》为底本。相对于更常见的明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了一些文笔润色，也删掉了一些描述性的诗歌。比如，师徒三人取经路上遇到一座山，这座山怎样怎样。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诗全都翻译成德语，会占很大的篇幅，而且也不太符合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亚马逊上，林小发译的《西游记》定价88欧元。据悉，德国图书普遍在20多欧元。
“在德国，知道《西游记》的人非常少。练气功，学太极拳，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说过《西游记》的一些片段。”林小发说，“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对于这么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林小发的印象里，“在德语国家的文坛，这本书原来是不存在的。”
书里的神仙鬼怪有了德文名字
《西游记》人物繁多，同一人物还可能有别名。主角孙悟空，就另有美猴王、齐天大圣和行者等诸多称谓。林小发的处理是：孙悟空音译，其余意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毕业生告诉记者，在林小发翻译的《西游记》里，行者、悟空、大圣间隔出现。而书中出现的南海观音，是用梵语里的菩萨概念+中文拼音（Guanyin）翻译的。
“唐僧”怎样译，林小发犹豫好久，先用汉语拼音“Tangseng”，后来改译为“来自中国的高僧”。原文里的“唐”，她翻译成“China”，这样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中国。
神灵和妖精名的译法，需要想象力，比如，麒麟山小妖有来有去，译为“又来又去的那个”。
“出现在回目和诗词中的一些道教术语，如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直接字面翻译成德语很容易，但这不是我的翻译方式。”林小l认为，翻译之前必须理解透彻，否则无法把真正含义传达给读者。
人名、习语之外，小说涉及的专有名词，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最大困难。
最初译出了10回后，林小发曾把译稿和小说简介寄给几家出版社，都遭婉拒。大约有10年，她都没找到愿意出版德译《西游记》的机构。是否继续翻译，她也踌躇过，但终究没有放弃。在林小发的印象里，除个别人略知一二，德国人与瑞士人对《西游记》几乎一无所知。
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译《西游记》首发，黄色封面，封面上美猴王手搭凉棚眺望。
小说有50多页后记，其中18页是详细的神仙列表。林小发还介绍了神仙的世界、《西游记》故事的形成等。
Eva Lüdi Kong received Leipzig Book Fair Prize for Translation in 2016. Her translation in German was （Travel into the West）. It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an at least 400 year old Chinese novel known as .
The translator’s honor was made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people by a re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erman book back to Chinese， done by Wang Lei， na editor with Yilin Books specialized in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ry books. The retranslation went viril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Many commented that it read like by English author and scholar Tolkien. The original Chinese story， its authors unknown， entertained grassroots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across China during its slow evolution into a classical novel. It offers fun and satire. When it was translated back from the German version， the text offered a touch of magnificence of western classics and tragedies， commented Li Yunfei，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sterpiece.
Eva Lüdi Kong wasn’t prepared for this kind of response from Chinese readers. But on second thought， she didn’t find it surprising.
It had taken her a good 17 year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novel. The translating is somewhat aptly compared the journey of hardships and trials the four pilgrims takes in the novel.
In China， the translator is known as Lin Xiaofa， her Chinese name， with her real name largely unknown. Her Chinese name is easy to read and remember.
She is a citizen of Switzerl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1983 when a troupe of Chinese acrobats from Guangxi， China visited her hometown. The Chinese words printed on a show program took her fancy. The 15-year-old girl began to study Chinese.
She has spent 25 years in China and a big part of the 25 years she spent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a province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1990s， she studied calligraphy and printmaking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the city. She ran into in a bookstore in Shanghai.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as revealed in the novel fascinated her.
In 1999， sh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book after read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the two German translations. Pretty soon she ran into problems she wasn’t able to solve. She enrolled into a graduate cours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where she studie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e knew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the graduate course. She wanted to get her translation right，” recalls Lou Songhan， the 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university. Her graduation paper was about the Chinese novel.
Lou recalls that Lin Xiaofa was pretty good at Chinese. “I don’t know a word of German. I communicated with her in Chinese. We mainly talked about . Teachers thought highly of her at her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paper，” remembers Lou. “I feel proud of her. She is great！ The work she did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there had been two abridged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book in German. One was done in 1962 based on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a 100-chapter Russian version. The other was translated from a 194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Waley （1889-1966）. There are only 30 chapters in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titled .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a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This somewhat “sanitized” edition， based on a tex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is shorter than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 cre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ith the deletion of some poems that describe landscape and with the removal of some vulg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very few people in Germany knew about . In Germany， Chinese Qigong or Taiji enjoyed better popularity； those who took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y have heard of some excerpts from the novel. It was a pity that such a great literary masterpiece was so little known in the world of the German language， commented the translator.
一滴滴，顺着绽绿的树叶落下，似一条通向过往的线，在空气中将思念汇集。一条条，似脑海中纵横交织的线，记录我数十年的人生轨迹，细述着曾经的经历与梦想。
2004年，大学毕业之际，面临着工作和参加“西部计划”的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现在，整整十年。
十年是个有着琥珀色质感的词语，是一块厚重的土地，我在上面走着，温暖地成长着。
2004年7月，我以全国项目支教的身份被分配到昌吉州米泉市，满心希望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米泉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现实往往与愿望相违，我没有被安排到学校，而是被分配到市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
服从组织安排，我决定到市委办公室报到。顾不上回味一路征途的风尘仆仆，顾不上流连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山水风光，顾不上因气候干燥、水土不服导致的身体不适，报到的第一天，我就投入到工作当中，将信念落实在行动上。
与此同时，我体悟到工作当中的累和辛苦远远小于想家的辛苦。为了打消米泉其他22名志愿者的因想家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我组织了中秋饺子宴。也不知道那时小小的我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一晚上和了50公斤的面粉，剁了牛肉，切了韭菜……天亮的时候我们一起学着包着并不完美的饺子，这成了我们那时最美好的记忆。
在米泉市团委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米泉市大学生志愿者“爱心超市”服务队，每周六11点在东风超市门前为贫困户发放救济物品，风雨无阻。广大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捐献物品，“爱心超市”有了更多的外援。看到那些生活在贫困下的人们有了更多人的关爱，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十年，我们已经完全蜕去了学生模样，变成了一个职业上说得过去的人，我们加班，我们开会，我们复制黏贴，我们写总结汇报，写着从小到大的各种文件，我们在成长中学会了工作，在工作中持续成长着。
2006年志愿服务期结束，我选择留下来在这边工作，但考虑到自己的学历水平太低，为了提高自己，更好地开展工作，我报考了研究生。
2007年，我如愿成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做好课业的同时，我也从多方面提高自己。在读期间，我担任温州大学第四届研究生会主席；温州市学联主席团副主席成员。多次获得“感动温大十大志愿者称号”；温州大学优秀学生党员；“优秀研究生干部奖”；毕业获得温州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也好，成绩也好，只是在说明我在努力地使自己成长，努力地提高自己，为以后的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
2010年6月，我顺利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又是选择题。
一份博士录取通知书，一份留校的工作，一个是三年前许下的“我还会回来新疆”的承诺，我该何去何从？
山西大学对国学如此感兴趣，并不是追逐时下的“复古风”，而是因为山西大学有着悠久的国学研究传统和厚实的学术基础。原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两大弟子黄侃、李亮工（时称“北李南黄”）都曾在山西大学执教。章太炎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7人中的两人柏逸荪与姚奠中也曾同时执教于此。特别是姚奠中，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姚奠中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刘毓庆也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长。他的再传弟子郭万金则为现任文学院院长。
章门晋脉，薪火相传。正是他们几代人的坚持不懈，使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在山右（指太行山以西，特指山西）得到了承传、发扬与光大。
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及“北李南黄”
余杭章太炎继承了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与理想，在国势倾颓之下高呼“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扛起了“复壮”华夏文化学统的使命，即使于狱中也仍不忘继任学统，反而精神意志更加坚定，“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章太炎曾先后在日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尽其毕生之力，把这种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章太炎学术上要求严格、实事求是。他强调自己的治学思想是“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即以小学为基础，又强调读经，“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读经史之效在于“巩固国本”。并说，小学是管钥，诸子是堂奥，要以诸子为归，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治学方法上讲究“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词”6条规则，他认为，只有“精研训诂”“博考事实”才能“每一下义，泰山不移”。其《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他的弟子承其治学思路，各成大家。比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成了大家，刘文典在治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继承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则是鲁迅。可见章太炎教泽之博，门庑之大。其中有4人曾先后执教于山西大学，解放前主要是黄侃、李亮工，解放后主要是柏逸荪、姚奠中。
湖北的黄侃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也曾在山西大学任教，讲授《说文》。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李亮工，山西运城河津人。他对章太炎十分钦佩，不离左右，谦虚而真诚地向大师请教，与黄侃同时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学问大有长进，名声大振，时称“北李南黄”。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学校长，他虽与阎锡山同为赴日留学生，但对阎在山西的作为有诸多不满。不久愤然辞去山大校长职务，回家乡筹资办学。由于山西大学师生恳切敦请，李亮工重返山西大学，后来兼任国文系主任，潜心讲授《说文》《尔雅》《音韵学》等，深居简出，再不过问校政。平时，他只与山大校长王猷丞、文科院长张贯三、教授张静山、冯次经等少数友人来往，课余惟闭户研读。李亮工博闻强识，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原则，直接章门薪传。其著作甚丰、作风朴实，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
柏逸荪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后又转任山西大学副教授。
章太炎的弟子中山西籍的还有景梅九、景耀月、刘景新、郑云飞、刘一化等，他们对国学的承传都有一定的影响。
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
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今年已98岁，为山西稷山人。姚奠中学问博大精深，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
姚奠中继承了章太炎的“救世”精神与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且全面继承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他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它为归结点。
姚奠中先在“无锡国学专修班”学习，后因仰慕章太炎的学行，遂转入“章太炎国学讲习班”，接着考取了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次研究生，在7名被录取者中，姚奠中排名第4，年方22岁。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后，姚奠中便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值，他不得不辗转于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在颠沛流离中，教育救国的理念一直伴随着他。
1951年，姚奠中从贵阳回到太原，任职于山西大学。除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外，还参加多重政治、社会团体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元好问学会会长等职，还在山西省文联、作协担任着会长、理事等，是全省和全国优秀教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收入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名人传。
姚奠中执教半个多世纪，转教南北，弟子遍天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毓庆。
刘毓庆，山西洪洞县人，是姚奠中第一批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现在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978年后第一次招研究生，考生年龄上限规定在40岁，而刘毓庆当时大学刚毕业，只有24岁。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班11人，平均年龄是37岁。因为有年龄优势，姚奠中指导他与其他研究生不同，要求先打基础，从小学入手，而后读经史著作。
1981年，刘毓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刘毓庆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初露锋芒，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当时仅32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河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魏际昌在他申请职称的论文评阅书上就毫不讳言地说：“此人应径以教授聘任之。”1996年刘毓庆晋升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攻读博士，199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山西大学执教，任中国古代文学所所长。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关键词：3-6岁学龄前儿童 应用戏剧教育 教育技巧
目前，对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倾向，一个是艺术戏剧教育，一个是应用戏剧教育。艺术戏剧教育是指包括剧本创作、导演、表演、舞美、音乐、演出活动、宣传等一系列内容的复杂的教育活动，旨在通过艺术戏剧滋养儿童稚嫩的心灵，通过给儿童内心造成的审美愉悦实现对其精神的洗礼与提升；应用戏剧教育是指通过建立戏剧情境，以游戏的方式，引导启发幼儿潜力、开发幼儿思维及创造力的教育活动。本文主要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研究其应用戏剧教育活动的技巧。[1]
那么应用戏剧教育活动具体一点到底是指什么呢？举个例子如国内幼儿园比较普遍使用的故事表演、儿歌改演、节日演出等都属于应用戏剧教育的范畴。应用戏剧教育对3-6岁儿童智识、思维及创造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应用戏剧教育也是幼儿老师使自己的课堂教育模式更加新颖有趣的有效手段，是掌控幼儿内心世界的艺术法宝。戏剧教育活动在幼儿园的灵活应用，会使幼儿教师的教学方式、氛围更加优雅，也会润物细无声地在幼儿的心里建起艺术世界的圣塔。笔者通过走访、观摩、查阅资料、理论研究，总结出几种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比较适用的戏剧教育活动技巧以及应用策略，希望对幼儿教师有所启发。[2]
一、说故事
幼儿教师要先入为主地积极建立故事情境。比如，有一位小朋友不爱写拼音，老师发现了，主动地说：“小朋友们，你们见过蜘蛛吗？”小朋友们肯定争着抢着回答：“我见过”或者“我没见过。”老师继续说：“在老师家书房的窗户上呀，来了一只大蜘蛛。她是红色的，非常漂亮。她在窗户上结了一只大大的网，每天都在上面织出好多漂亮的拼音来。第一天织了个A，第二天织了个E，第三天织了个H。老师很奇怪，蜘蛛也这么爱学习吗？昨天晚上老师做了个梦，梦见了红蜘蛛姑娘，她对老师说，她最喜欢和拼音写得好的小朋友交朋友。小朋友们，你们谁想和红蜘蛛姑娘交朋友啊？”接着下面的小朋友会依依的举手，趁此机会说服不爱写拼音的小朋友好好地写好拼音。并且等不爱写拼音的小朋友把拼音写好了，老师可以真的拿个红蜘蛛的道具来，将小朋友们一齐引入故事情境，鼓励和鞭策小朋友写好拼音。
这种说故事的戏剧教育技巧是目前幼儿教师较常用的，是幼儿教师实施教育的最基本的机智。[3]
二、教师扮装
老师在进入课堂之前，先将自己“预装扮”一下，让小朋友一看就基本知道是什么角色。老师再把其它道具、装饰都摆在小朋友面前，一件一件地向小朋友们展示，然后由小朋友们把这一件一件的道具或装饰给老师装扮上。老师装扮完后，直接与小朋友们互动，运用“说故事”的教育技巧与小朋友们开展一个小故事，达到教育目的。
三、漫画墙
在教室里空一面墙，由老师在最前面画一幅图，上面有环境、人物以及人物的对话，针对3、4岁的儿童可以设计得简单一些，5、6岁的儿童设计得稍微复杂一些，每天由一位小朋友在墙上继续剧情的发展，这样，任由小朋友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这样一个长长的故事就会一直在小朋友的心中继续。这不仅会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还会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
四、“你动我说”
老师进行简单的装扮，在小朋友们面前呈现不是老师的另一个角色。老师借助道具做一些事情，让小朋友们展开想象叙述老师所表演的这个“小故事”。然后，老师再“演”一遍，让小朋友做现场解说。这个技巧是“看图说话”的延伸，适合大班的小朋友做。老师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由小朋友来扮演，再由其他的小朋友做解说。
五、分组表演
老师提出一个主题，如“放学后的我”，然后提问一个小朋友，问他昨天你放学后都做了什么，是否愿意给大家表演出来。那么他表演时需要的搭档角色，如他的“爸爸”“妈妈”“奶奶”等，老师再从其他小朋友当中给他选出来，他们一起给大家表演出来。这个技巧非常锻炼小朋友的想象、模仿和表演能力。
六、即兴表演
即兴表演是最能探发小朋友思维力、想象力、表演力的戏剧教育技巧。这个技巧的运用对小朋友来说可以难，也可以易。说它难，是有时候小朋友的表演从故事情节上来说不完整，不连续，天马行空地想到哪演到哪，有时不太符合逻辑，当然对于3-6岁的小朋友来说有点求全责备；说它易，当然就是小朋友不受逻辑思维的约束，表演起来比较自由。这个技巧的应用，需要老师运用“说故事”的方式引导小朋友把握故事大致的方向。
以上是笔者在走访、旁听了牡丹江几所幼儿园后，又查阅了一些研究资料，归纳出来的比较适合3-6岁幼儿使用的戏剧教育技巧，比较基本但是行之有效，幼儿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由这些技巧再引发出其他的技巧。本文参考的苗芳的硕士论文《教育戏剧在幼儿阶段的运用》中，针对5-11岁的儿童的戏剧教育技巧，她提到了集体绘画、故事接龙、界定空间、坐针毡、仪式、人体雕塑、口头声明、静像剧面、思路追踪等技巧，这对本文研究的3-6岁的儿童的戏剧教育技巧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苗芳. 教育戏剧在幼儿阶段的运用. 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
[2]陈晴. 浅论中国当代儿童戏剧发展及策略――以1990-2011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为例.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张生泉. 论“教育戏剧”的理念[J]，戏剧艺术，2009（03）
一、对《世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
传统的女性一般是无条件服从父母丈夫亦或是社会的安排，她们的形象一般是贤妻良母的类型，而《世说》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恰恰相反，她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
梁克隆的《<世说新语·贤媛>女性人物形象浅说》将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贤”女子、“伟”女子、“奇”女子和“烈”女子，这些女子用她们独特的方式力求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封建社会给予她们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她们依然奋斗着，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丈夫和别人的尊重，开启了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古代文学史上显示了永恒的生命力并对现代的女性有着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李杰《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新气象”》，认为这时期出现的新气象有妇德新气象、才智新气象、审美新气象、情爱新气象。他认为这一群体的出现，既是历史画卷的必然又促使女性在人性中的觉醒，她们虽然没有摆脱被欺压的社会现实，却有别于前代的女性形象。
二、对《世说》中女性意识和女性观的研究
中国古代品评女性的标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求女性必须有“三从四德”的意识，从而这些女性成了儒家礼教意识的代言人，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见解，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逐渐追求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
高小慧《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认为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正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觉醒的人才会创作出觉醒的作品。
杨莉《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兼论魏晋士人的女性观》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与以往著作中最大的不同是对女子才情的强调，女性的个体价值得到凸显，士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变化，他们在衡量一个人美否时，常常要看这个人的内在气质。
三、从《世说》中，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地位及生活状况的研究
一部著作能多多少少反应当朝的社会状况，随着对《世说》研究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转变视野，开始从《世说》所描写的诸多女性中探究魏晋时期的女性地位和生活状况，这无疑是个新的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姜肇函的硕士论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将《世说》中描写的女性分为三个等级，即士庶族女性、女婢和妾与伎。他在文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魏晋时期轻松气氛的故事背后，掩藏的不是女性的自由，而是女性于礼教与非礼教之间无从选择的尴尬，无论她们怎么选择，都会被社会所忽视，因为她们不知道男性的审美标准，从《世说》女性与人物品藻品鉴活动所反映出来的是女性作为主体的依然被忽视。文章还分析了魏晋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生活空间是男性对女性生活空间的圈定以及女性的自我圈定，在生活上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可言。精神空间即魏晋时期嫉妒之风比较发达，正反应了这段时期的女性与其他时代同样的无奈，因为嫉妒的权利只属于极少数的士族女性，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不仅没有嫉妒的资格反而往往会成为嫉妒的受害者。
四、关于《世说》中女性的其他研究
对《世说》中女性形象和女性观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也出现了从其它角度对女性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如从写作学、美学等角度分析。
张吉珍《论<世说新语>中女性描写方法》中认为《世说》塑造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传神写照”，描写女性的方法则是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描写的特点是用简洁洗练的语言，抽象地描写女性的姿容和气质；侧面烘托的特点是用比较、衬托的等手法描写拥有魅力的女性。
随着计算机语料库技术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学已经从方法论和语言研究手段成长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既有纯理论研究，也有应用研究（Laviosa，2002）。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我们可称为语料库翻译学，其主要含义是：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描述和解释，探索翻译的本质（王克非、黄立波，2007）。可以说，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体验。
《论语》作为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阐释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论语》核心词在英译本中的翻译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极具意义。《论语》整体围绕着“仁”“义”“礼”“智”“信”这五个重要的哲学术语。随着翻译研究方法的日趋多元化，翻译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文化传承和弘扬。而语料库方法的应用就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
本文主要基于平行语料库，针对《论语》中的核心哲学术语在理雅各、韦利以及许渊冲这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以三者作为比较对象，指出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不足之处，探究这些翻译差异出现的原因。
两千多年来，《论语》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在亚洲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的扩散地。17世纪的来华传教士曾将《论语》《大学》等译为拉丁文并在欧洲出版，为儒家思想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流传奠定了基础，东西方文明开始碰撞出火花。《论语》开始被译为英语，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汉学家，他们的译著对欧美国家认识、了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起，中国渐渐打开国门，《论语》成为文学和翻译研究的焦点。迄今为止共产生了约六十个《论语》英语全译本或节译本，最具代表性的是理雅各（1861）、辜鸿铭（1989）、韦利（1938/1998/2005）、庞德（1951）等人的译本。从译本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译者动机、读者对象和译本质量来看，译界对各译本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陈?D，2009）
二、《论语》英译本研究现状简述
（一）《论语》英译本研究主要趋势
通过查阅知网收集的大量资料来看，关于《论语》英译研究的硕士论文有96篇，博士论文7篇，收集到的期刊文章有150篇，会议论文4篇。其中对《论语》英译本的研究主要以理雅各、韦利和辜鸿铭的英译本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是翻译理论研究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对译本是否真实反映原文的思想和精神关注不多。
《论语》英译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方法和主题各不相同。国内偏重语言方面的研究，而国外侧重多层面论述《论语》的思想诠释。综合来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译本研究（主要有单个译本的研究、两个译本的研究和三个及以上译本的研究）；2.译者及其翻译特色的研究；3.《论语》翻译及其传播历史的研究；4.《论语》关键词的研究。（刘文娜，2012）
（二）《论语》英译本的选取
本文选用众多译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译本：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理雅各（James Legge）和许渊冲的译本，对其进行频次及意义分析，发现他们的译本表现了不同的文化层次。理雅各（1815-1897），英国传教士，于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其中包含《论语》，在译文下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和解说，这是为了让其他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便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实现他们的宗教殖民目的。理雅各的翻译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及其评价。亚瑟?韦利（1889-1966）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担任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进行汉语研究。亚瑟?韦利的《论语》英译本是目前世界上比较通行的版本，因其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在国内也很受欢迎。从他的翻译中我们可以了解外国人眼中的孔子形象。许渊冲（1921-），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翻译《论语》时，查阅了大量的典籍，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并在译文中尽量说明，附有前言、译注以及注释和评论。许渊冲的译本可以称得上是《论语》译本在新时期的代表作，从他的译本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可以感受到人们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上的变化。
三、核心术语的翻译分析对比及译者身份的探究
《论语》英译本数量众多，笔者从中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三本进行分析。现将这三个译本中的五个哲学术语的译文翻译及其频次列入表1～表5。
（一）?g语“仁”的译文
1.“仁”的基本释义
“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历来研究《论语》的学者多认为《论语》主要是讲“仁”的。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核心是“仁”。他做了一个统计：《左传》中“礼”字出现了462次，“仁”字只出现了33次；而《论语》中“礼”字出现75次（《论语词典》统计“礼”字出现了74次，见《论语译注》第311页），“仁”字出现了109次（《论语译注?试论孔子》第16页）。笔者认为，《论语》的核心思想确实是“仁”。《论语》中“仁”的词义不能一概而论。从大的方面说，它指在天下范围内行仁政；从小的方面说，它指“爱人”，指忠恕，指做人的根本――孝悌。要做一个真正的“仁人”很难，但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一点一滴地行善，践履仁德。
2.“仁”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仁”字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正是因为如此，“仁”字的翻译增加了难度。对于许多西方译者来说，英语中很难找到与“仁”准确对应的单词。因此，每个译者都会有他自己对“仁”的理解以及表达。
理雅各把“仁”译为“virtue、virtuous、perfect virtue、benevolent”等。由表1可知，译为“virtue”“perfectly virtuous”的频率最高。不过，许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译法。对于处于传教士翻译时代（1691年～1895年）的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来说，他的译本本身带有一种基督教色彩，他始终站在宗教立场上审视“儒教”。比如同一个核心术语“仁”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之中的释义和词性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而理雅各却不加区分地译为同一个单词“virtue”，这不能说明“仁”的全部含义。
（1）观过，斯知仁矣。
理雅各将例（1）译为：By observing a man's faults，it may be known that he is virtuous.但是，此处“仁”为通假字，通“人”。这句话的意思为：观察某人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理雅各采用一贯的直译法，就会将该句中“仁”的含义曲解。
韦利则通篇用“goodness”或“good”来解释“仁”。这种译法虽然看上去包含了仁爱、爱护和帮助别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却扩大了“仁”在《论语》中的含义。其实，孔子所提倡的为人之道并非简单地做个好人（“to be good”）。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译者若把“仁”单纯地翻译为“goodness”，“人道”的基本含义将无法传递，“仁”所蕴含的本质含义无法被读者理解。
许渊冲作为国内翻译界比较有名气的华人译者，比国外的汉学家更具地域优势，对本国以及本土文化的理解会更加精准，同时他又擅长英语翻译，这就是许译的优势所在。尽管笔者不能断言本土译者一定比西方学者理解的更到位，但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本土译者更占优势。所以，通过三个译本的对比，许渊冲译本对于“仁”的英译显得更为灵活而不单一，对原文的意义表达更为贴切、到位。
（二）术语“义”的译文
1.“义”的基本释义
“义”作为儒家伦理学范畴之一，常与“仁”字组合为“仁义”一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义”的共20章，但没有对它进行明确或直接的释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以“宜”释义，久已公认。《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朱贻庭（2003）认为“义者宜也”的含义在春秋时期已经比较明确。“义作为适宜于礼的道德要求，其一般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制，达到‘义节则度’。”因此，“义”字一般作“适宜、适度、适当”解，是一种衡量君子的道德标准，也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但也有其他拓展性解释，如李泽厚将其释为“正义、正当”，张岱年将其释为“应当、当然”。
2.“义”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由表2可知，三位译者都侧重把“义”译为“right”。根据朗文词典“right”有以下三?N基本释义：①正当的；②正确的；③恰当的。其中“正当的、恰当的”与其基本释义相符，可见三种译本没有违背“义”的基本含义。在理雅各和许渊冲译本中还出现了“duty”的释义。“duty”有“义务、责任”义。
（2）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理译：A superior man takes office，and performs the righteous duties belonging to it.
韦译：A gentleman’s service to his country consists in doing such right thing as he can.
许译：If a cultured man serves his state，he is only doing his duty，though he knows he cannot put his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此句原义本是君子出来做官，只尽应尽之责。理雅各和许渊冲译本中都将“义”译为“duty”，充分表达了为官者承担责任、服务国家的含义。相比之下，理雅各在“duty”前还加上了修饰词“righteous”（正当的），与原义“应尽”相对应，更接近原文。而韦利直译为“right”，根据前文分析，“right”的三种基本释义中不包含“责任”这一含义。由此可见，韦译对于本句“义”的理解存在偏差，欠缺上下语境考虑，忽略了其内涵。通过比较、分析三者译文，理雅各对“义”的理解更为精准，在“义”的译文选词上更加合理，值得借鉴。
（三）术语“礼”的译文
1.“礼”的基本释义
“礼”在《论语》中出现70多次。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可谓是仅次于“仁”的重要概念。“礼”的本义是“求神赐福的祭祀活动”。安乐哲和罗斯文在研究《论语》时说：“古汉语的施事功能大于描述功能，《论语》中的语言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因此，孔子在谈论‘礼’时，并没有说‘礼’究竟是什么，而是规劝我们要‘依礼而行’。”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本义渐渐被引申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2.“礼”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对于“礼”的英译，韦利侧重于使用“ritual”（52次），这种译法忽略了“礼”的内涵，仅仅作为一种仪式，有失稳妥。在西方读者的理解下，“礼”只是一种繁杂的礼仪、仪式，而不知道“礼”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这一内在本质。所以，韦利的译法并不可取。
理雅各用“the rules of propriety，propriety，ceremonies”等来解释“礼”。他自己也认为，英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单词，所以尝试交换单词来表达出“礼”的真实含义。他的译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因为“propriety，the rules of propriety”不仅表现了“礼”外在的规章制度，也包含了它内在的“公正、正直”之义。同样，许渊冲用“rites”（24次）和“ritual”（22次）跟韦利的翻译一样遗漏了“礼”的内在含义。
（四）术语“知”的译文
1.“知”的基本释义
“智”，古代作“知”。《说文解字》：“知，诗词也。从口从矢。”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对“知”进行统计，发现有116次之多，并指出“知”有三种解释：①名词：知识（2次）；②动词：知道，晓得（89次）；③同“智”：聪明，有智慧（25次）。
2.“知”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由表4可知，理雅各侧重采用“wise”“knowledge”和“wisdom”这三个词解释“知”。
（3）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理译：There is the love of knowing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Cthe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dissipation of mind.
对例（3）这句话进行翻译处理时，理雅各将“知”译为“knowing”，指“会意的、心照不宣的、知情的”。而《论语通解》中对这句话的解释则是“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使人放荡”。“knowing”不包含“天性”义，因此，它无法将这句话的本义传达出来，可能导致西方读者的误解。
与传教士译者相比，韦利译本的优势在于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论语》，对中国文化多了一份包容，从学术研究角度尽量公正、客观地还原《论语》的本色，去除了宗教色彩。作为诗人的韦利，其译本也蕴含了诗的韵味。
（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韦译：To prefer it is better than only to know it.To delight in it is better than merely to prefer it.
韦利运用层层递进的修辞手法，使文字具有清新典雅的风格，达到了翻译中“雅”的原则。在翻译核心术语“知”时，多倾向于书面语，使其不失原意。处于《论语》翻译新阶段（1898～1979年）的诗人兼学者韦利，既不受理雅各等传教士英译的影响，也不受中国儒学传统研究模式的影响，而是以他独有的诗人气质去看待孔子的观点。卞之琳曾经赞扬他“擅用半自由体翻译”。崔永禄曾说：“韦利的译本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风貌，注意细节的传译，尤其宜于学者进行研究使用。”
与其他两位译者不同的是，许渊冲的译本更加注重文学效果，喜用意译。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也与时俱进。在许渊冲看来，《论语》放在当代语境下翻译有其现实意义。他在译本前言中说道：“儒学应该进行现代化，以使人们更聪明、更向善、更英勇，这样人类在21世纪才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许译在给读者传输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5）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许译：The wise，said the Master，are free from doubts；the good，from worry；and the brave，from fear.
许渊冲将该排比句式中“……者不……”的四字结构均译成“the…（are free）from…”的英?Z短语，使人感觉译文一气呵成，不失原文排比的气势，展现了句式的形美。
（6）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许译：The wise，said the Master，delight in water while the good delight inmountains.The wise love mobility while the good love tranquility.The wise livehappy while the good live long.
译文尊重源文，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许渊冲通过《论语》这一平台积极参与到西方世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讨论之中，意欲和其他中国学者一起构建一个和谐的儒学研究的国际环境。
（五）术语“信”的译文
1.“信”的基本释义
在《论语》中有38处地方出现了“信”。《说文解字》中对“信”的解释为：“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本义为“诚实、讲信用”，这也是《论语》中“信”所使用的核心义项。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目的是希望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和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克己复礼”的理想。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信”被看作是立国之本，也是衡量君子的标准。
2.“信”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由表5可知，三种译本中对“信”的翻译大致包括“sincerity，sincere，promises，faith，faithful，trustworthy”。
（7）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理译：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whether，in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韦译：Master Zeng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Have I failed to repeat6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许译：I ask myself，said Master Zeng，three questions every day.In dealing with others，have I not thought of their interests？In making friends，have my deeds not agreed with my words？In teaching students，have I not put into practice what I teach them？
理雅各译本中把“信”译为“sincere”，“sincere”在朗文词典中的翻译为“真诚的”。韦利选择“true to my word”，“true to”的意思是“忠实于”，即可理解为“忠实于我所说的话”。许渊冲把“信”译为“agree with my words”，理解为“与我所说的一致”。从原文结构和语义表达上看，理译略胜一筹，“sincere”不仅与原文结构对等，而且表达了原文“信”为“诚实”的含义。通过比较发现，理雅各对该句中“信”的翻译更为恰当。但从表5整体来看，诸如“fulfill your word，keep his word，believe”（韦译）和“agree with my words，make a promise”（许译）将“信”行为化，表达出“说话算数”的意思，这是理译没有考虑到的，也是它所欠缺的细节。
四、结语
[关键词]文学世家 家族文学 家族文学史 晁氏家族 中国文学世家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15―06
一、文学世家现象与家族文学史的构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族，它们或以兄弟见称，或以父子擅名，或以祖孙显荣，或以叔侄并著，类型众多，不一而足。其中有些家族经历三代、四代乃至十几代而文士辈出，代不乏人，有的家族文才济济的家史甚至还跨越数朝，显然它们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世家。如六朝时期的陈郡阳夏谢氏，一门风雅，代代相传，自谢安(320―385)至谢胱(464―499)已历150余年，先后出现过谢灵运、谢胱这样的左右文坛风气的人物。当时与谢氏并称的琊临沂王氏更是以其悠长的家族文学传统自矜于世。宋代澶渊晁氏从宋初至南宋的二百年间，文献相承，“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四库全书《(嵩山集)提要》)，产生了以晁迥(951―1034)、晁补之(1053―1110)、晁冲之(?－n26)、晁公武(1101－?)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作家。明清时期文学世家更是有增无减。如北方临朐冯氏家族，从明中期冯裕起，至清前期冯协一止，共历七世，在明清两朝经历了二百年的风雨历程，其中冯裕、冯惟敏父子在文坛上有较大影响。南方吴江沈氏跨越明清两朝，绵延四百余年，共历12世，文人辈出，先后共有文学家139人，作品集百余部，产生了沈、沈自晋这样的著名戏曲家。可见家族文学与文学世家自汉魏以来历代普遍存在，并非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在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金、元时期的耶律氏贵族文学，是辽代耶律倍(899―936)一系的皇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升华，从金中叶的耶律履(1130―1190)到元泰定年间的耶希亮(1247―1327)，延绵四代，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将契丹民族的文学水平推向辉煌的峰颠，其中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的创作代表着契丹族汉语书面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果忽略耶律氏这段贵族文学历程与此前的辽代皇族文学之间的几十年断层，则二者合起来的历史持续四个世纪之久。明代云南地区的丽江土司木氏家族世代尚文，诗礼传家，仅就其影响最大的“六公诗”来看，从木公(1494―1553年)至木增(1587―1646)这六代父传子继的文学传统也维持在百年以上，保留下来的文学著作就有11种之多。由此可见，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繁荣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但是，以往学界对此的关注多局限于少数最为显赫的文学家族；今天，随着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文学家族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正在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据初步检索，自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单是直接以文学世家及其文学、文化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不含博士后出站报告)就在12部以上，硕士论文在28部以上，而同期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显然是一个大得多的数目。不过，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还缺少通览中国文学世家全局和演进全程的著述，纯粹的个案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的弱点，因此建构一部文学通史以总揽中国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的兴衰历程，探索其发生、演变规律，就体现了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上述文学世家分别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的长期历程，也为建构相应的一部部家族文学史准备了客观条件和良好素材。众所周知，今天的文学史编著已不再是按时问线索对文学史实进行的简单罗列，随着其整理文献功能的弱化和文学批评功能的加强，文学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有别于专题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迄今为止，尽管文学史的范式和类型已多种多样，但还缺少家族文学史这一品种。因此，基于文学世家和家族文学的丰富素材，建构和编写一部或多部家族文学史，不仅反映了文学史学建设的要求，同时也必然对文学世家及相关研究形成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要求，指示新的门径。下面试以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为例，首先探讨为单个文学世家建构文学史的意义、主旨和编著中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展望创建相应的文学通史的问题。
二、家族文学史建构对于文学世家研究的意义
南宋程敦厚在论及“文献相继，久而不替”(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的宋代晁氏时曾说：“若夫渊源授受，不失其传，而极其变，则本朝号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可见晁氏家族业文的悠长历程是一个家族文学得到充分发育的重要文学一文化现象，这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中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显然，梳理和描述晁氏文学由“渊源”而“极其变”的基本历史过程就能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家族文学史。那么，建构一部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必要性到底何在呢?
首先，由于文学史具有综合性这一基本特点，家族文学史的建构能够使我们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拓展研究的深度。
家族文学史的撰述要求全面总结、呈现一个家族的文学业绩，描述这个家族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全过程。为此，全面清理本族作家、家族成员及其作品，梳理他们的世系家谱，就成了此项工作的首务。亦即，在重点关注主要作家的同时，对家族内其他所有作家和家族成员都不应忽略。事实上出自同一家族的文人作家，既具有世系血缘上的天然联系，又因为宗族亲情关系而通常联系密切，因而彼此相关的材料既多，关联度亦大，彼此的生平行迹、文集、作品提供了观照对方的角度和途径。这为我们进行该族人物的考辨、世系的清理、家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多重渠道。通过充分发掘和综合运用这些资料、信息，我们就可以解决该族文人和家史研究方面的不少疑难问题。例如由于晁氏文人荟萃，著述甚多，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在名字、行第、占籍、作品、行实等方面存在不少混淆失误，通过相关材料的综合与比对，这些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的方法从家族史的研究贯彻到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同族作家之间的亲缘关系来深化对主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例如关于著名“大晟词人”晁端礼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由于其词绝大部分
无题无序，其作年难以知晓，一些内容也难以理解。但因为晁端礼与族侄晁补之交往密切，他们的词集也多唱和之作，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晁补之生平事迹较详的特点，对晁端礼不少词作进行编年，使我们能够加深对晁端礼生平和作品的了解。
随着一个文学家族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关资料的汇集，我们就获得了进一步揭示这个文学家族与其文学活动的特色及其一般规律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势下，总结家族传统与家族文化的特点，认识家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一般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探讨同族作家作品的异同与承传关系，评价该族文学在当时文坛独特的地位、影响，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可见，建构家族文学史的内在要求能够引导我们关注家族文学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拓宽其研究空间和研究途径，并有效避免对作家作品的孤立对待、简单罗列和生硬拼凑现象。
其二，由于具有鲜明的时段性，家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将家族的兴衰史与本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我们在二者的关联中获得探讨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良机，揭示家族文学盛衰的内在动因。
如果说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在一般的家族文学研究中普遍都可能做到，那么家族文学史研究则因其历时考察必然给相关研究引入明确的时间维度，这既是家族文学史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家族文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绵历数代上百年的家族文学史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这是由于时代社会、文风的变迁和宗族作家的阵容、境遇、心态等方面的变化所致。作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然而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里，他首先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里。家族的盛衰荣辱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以晁氏家族的情况来看，晁氏这个大家族的形成和长期兴旺保证了它为文坛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而使家族的文学盛况得以持续不断。晁氏享誉文坛，肇始于宋初晁迥、晁宗父子相继执掌朝廷诏诰典册的撰制，这种清闲显贵的近臣地位和天下甲门的显赫门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晁氏父子主要从事于庙堂应用文学，代君立言、为国秉笔、歌功颂德是晁氏文学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恐怕这也是晁氏文名在当时显极一时，却很难在后世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晁氏文学的真正兴盛是在北宋中后期，随着晁氏家族三个支系的繁衍壮大，晁氏举族人口剧增，晁氏作家以群体的阵容登上宋代文坛，以致于苏轼有“信其家多异才耶”(《与黄鲁直五首》其二)的惊叹。到了北宋晚期，晁氏那种盛极难继的仕宦局面在党争与宋徽宗集团黑暗统治的沉重打击下，晁氏群从多在迁谪废黜之中，整个家势因而呈明显的衰落状态。这时晁氏作家的创作普遍流露出明显的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同时家族荣誉和清正家风得到大力弘扬，浓厚的宗族亲情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晁氏深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此期晁氏文学因此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随后在靖康之难和南渡之中，晁氏遭遇了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他们失去在京师和中原一带的百年祖业和家园，被迫流寓他乡，分处南宋版图的东中西地区，彼此天各一方。由此，深沉的故园之思和伤感的“悯孤”(晁公《嵩山集》卷一《悯孤赋》)情怀在晁公武、晁公兄弟的诗文中表达得相当突出。显而易见，宗族的盛衰与其文学的演变休戚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晁氏这个典型个案中得到生动展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家族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在家族文学史里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考察，这也是避免对二者关系单纯横向考察、简单处理的有效手段。
其三，由于有了精确的时间坐标，家族文学史的建构也有利于我们将某族文学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中作动态考察，探讨其兴衰的时代动因和社会根源。
整个看来，晁氏这个文学文化盛族产生形成于赵宋王朝这个崇文盛世里，在两宋社会赢得广泛的推崇，晁氏子弟大多沐浴着“文学之家”(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的荣光而成长。追溯晁氏家史，其兴衰的历程真可谓“与国同休”(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成都苏教授》)。在奉行佑文政策和重视科举的新王朝，“寒迹孤进”(晁迥《昭德新编・自序》)的晁迥与其子宗憨“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五《晁夫人墓志铭》)；“其子孙埠掌励志，错综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载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首)。然而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晁氏遭遇到国破家亡、“分散各南奔”(晁公《嵩山集》卷四《喜三十二弟来》)的厄运。南渡后的晁氏失去了京洛地区的家园田产和文化高位优势，失去了举族聚居的相互照拂和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晁氏优良的家族传统因为失去其附丽的物质基础而没能保证晁氏文学在南宋文坛的持续兴盛。纵观晁氏家族的文学史，其在熙宁、元丰以来的北宋后期，出现在北宋文学进入的同时而稍晚。以晁补之、晁说之、晁端礼、晁冲之等为代表的晁氏文学中坚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北宋文坛之间所保持的亲密师友关系表明，他们文学事业的成功既植根于晁氏深厚的文学传统，也沾溉于北宋文学的浇灌滋养。也正是由于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旧党人物更深的渊源关系，晁氏文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明显受其影响，最终导致他们在新党执政的北宋晚期遭受贬谪罢黜的政治命运，从而给家族发展和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晁氏文人在北宋中后期为学尚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处境也鲜明地反映出北宋文人所具有的强烈结盟思想。
其四，由于独立的文学谱系的建立，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可以使一些以往被忽略的作家的地位得到凸现而受到重视，并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
以家族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然要求清理出一个按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作家阵容，在家族文学史里又必然按照时间先后、辈伦关系和他们各自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建立一个自足的作家谱系。这个谱系一旦梳理出来，在文学通史和其他文学史里分散各处的同族作家就可以在家族文学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特别是在一个具有精确时段标识的家族文学史里，一个作家除了世系上可以找到准确的位置，同时其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也可以得到明确定位。如在晁氏这个文学谱系中，晁迥不但是这个甲门盛族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家族文学的开山鼻祖，后来子孙将他这位“独步晁丞”引以为荣。当我们从晁氏文学史的本位出发，不但可以发现已被一般文学史淡忘的晁迥及其文学业绩，而且还可以发现在文学史上具有类似命运的晁公迈、晁公的殿军地位以及晁说之、晁咏之在家族文学鼎盛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他们在北宋文学时期的活跃作用。陆游正是从晁氏文学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和认识晁公迈的文学地位的：
盖晁氏自文元公(晁迥谥号)以大手笔用于祥符天禧间……浮五世百余年，文献相望，以及建炎、绍兴。公(指晁公迈)独殿其后。(《渭南文集》卷一四《晁伯咎诗集序》)
可见，有了家族文学史这个整体观念的统摄，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盲点、空白便容易得到关注，各方面的具体研究在这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容易得到合理的确定。
随着一个家族文学体系的确立，它的每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与成就地位也就可以从本族文学这个坐标体系中得到阐发。且看清人对晁公遍及其诗文的评论：
王士祯尝评其诗，谓在无咎、叔用之下。……至其文章，劲气直达，颇有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四库《嵩山集》提要)
显然，不管是王士祯，还是四库馆臣，他们都将晁公与其父辈晁补之(字无咎，著有《鸡肋集》)、晁冲之(字叔用)、晁说之(著有《景迂生集》)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晁公迦的诗文成就较为具体、客观的认识，进而探究其因由和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对晁氏作家进行统一审视和整体把握的结果，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是特别值得我们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加以借鉴利用的。
除上述方面。家族文学史之必要还表现在它反映了家族文学相关研究成果整合提升的要求。以晁氏为例，当前关于这个家族及其文学文献的研究产生了以四部博士论文和多部专著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形成为一个研究。由于文学史的综合性等特点，晁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充分吸收利用这些成果，深化提高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识。同时，由于晁氏作家活跃在两宋文坛二百年之久，因而这部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为具体而微的宋代文学史，成为我们观照宋代文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此外，凭借家族文学史分时段考察的方法，我们还可发现一些以往为人忽视或鲜为人知的关联。例如，对于晁冲之政和末离京隐居具茨一事与晁说之此间辞官退隐新郑之事，如果联系到政和初晁端礼接受蔡京的推荐人大晟府以及晁氏对此“举族耻之” (陆游《家世旧闻》卷下)的态度来考虑，则三者之间的关联不难推知：冲之和说之此时隐退的举措隐含相同的动机，都具有维护家声的意义。尽管现存文献不见他俩与同宗的晁端礼有来往记载，但其复杂微妙的亲族关系由此得以窥探。
三、家族文学史编著中的具体问题与对策
(1)内容的确定。家族文学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作家作品固然是其关注的重点，但又远非单个作家作品的简单相加；它不但应该包含共时态下群体特征的总结，也应该包含历时态下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把握；不但需要关注家族兴衰的历程，同时也需要关注家族文学发生的时代与文学文化背景，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关联。并且，我们还需研究家族与作家的主体特征，总结归纳家族传统与文学传统，探求家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内容确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古人通常是“大文学”观念，文学与实用文写作、学术著述乃至书画艺术混合不分，这个古今差异显然会影响到文学史研究对象的界定、重心的确立乃至分期的划分。今人写文学史当然应该以现代的文学观念为旨归，同时古人的文学观念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兼顾。即以抒情审美之文与实用文的关系来看，它们在古人那里常常相辅相成、彼此融合，如晁氏家族在宋代被“海内推为文学之家”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首先起于晁迥父子显赫的庙堂文学活动，而这对于晁氏后来发展成现代意义的“文学之家”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且看晁说之对此中关系的揭示：
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时其在廊庙，在北门，在西掖，在东观，国人誉之……其后子孙坎壕失职而流离饥饿者有之，或发为凄凉苦辛之言，则人以为怨；否则，慷慨泾渭之言，而人以为谤。(《嵩山文集》卷一七《崇福集序》)
可见晁氏文学整体上存在着从庙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的趋势。正是书命歌颂的公文写作开启了晁氏“以翰墨为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家族文学传统，而作为家业，这也是晁氏后人失去从事庙堂文学活动的机会时转向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晁氏文学史在将其纯文学活动作为重点进行清理的同时，还应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转换轨迹以及它们分别在家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出来。当然，对于其庙堂文学的具体内涵，则可以省却详细的笔墨。
(2)分期的划分。家族文学的兴衰与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显然又不能同一始终：它与当时文坛往往声息相通，关系紧密，但又有其不同的起伏趋势。中国历史上的家族文学现象一般都有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如明清沈氏文学世家的四百年历程可以分为初兴、全盛、持续发展和衰落四个时期。而宋代晁氏文学史，笔者认为它也明显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即以庙堂文学见长的宋初时期、群体阵容形成的元韦占时期、登上巅峰的北宋晚期和走向衰落的南宋前期。由此可见，家族文学史的分期在参考家族兴衰史和当时文学史的同时，应当以这个家族作家群体的消长与其创作的阶段性变化为主要依据，也即按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规律来确定分期。
(3)叙述的双重视角。随着家族文学史框架的搭建和家族文学演进脉络的梳理，观照和评价一个家族的作家作品就有了双重视角，即除了文学通史里的地位作用外，还有其家族文学史的角色和身份。总的说来，文学通史和家族文学史这两个视角或坐标是统一的，作家作品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影响，取决于其文学通史里的作为。但在家族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史里，本族作家的位次都将上升。如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文学通史里只能算是名家，不可能占据主角的地位，而在晁氏文学史里，他是成就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家，其突出地位应该得到凸现；而那些很难在通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其重要地位也将在家族文学史里浮现出来，如晁说之、晁咏之、晁公迈、晁公以往少为人知的文学活动因此可望获得探赜索隐式的发掘。因此，参照文学通史这个评价尺度，同族作家在家族文学史里应该得到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描述。
(4)家族文学史建构与家族文学专题研究的关系。文学史应该是一种宏大、开放的认识体系，它能不断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遗弃陈旧观念和错识认识。故而家族文学史的建构依赖于家族文学相关研究的推进，但它又不是这些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文学史宏通的历史视野和多方的比较，使家族文学史能够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和前瞻性，从而对有关专题研究产生指导作用。如上文所述，那些以往受忽视的作家在家族文学史的坐标映照下其应有的地位得到凸现，相应的考索与研究也随即得以跟进，而这些专题研究的增强又会带来对整个家族文学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当然二者的观照角度、研究意图和写法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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