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50: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职语文教学要保持语文学科与职业教学相学原则，秉持着文化为专业服务的原则，在教学内容方面紧密的结合学生的专业。在语文教学中融入职业素质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让中职语文教学变得更加有个性，更加贴合中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例如在中职语文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挖掘教材中的人文特性，引导学生去深刻体会教材中的思想。例如在进行先进人物《邓稼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仅要抓住教材中的关键词汇与句式让学生感受社职语文教学结合中会生活的教学实践口苏省南京浦江中等专业学校先玲陈到邓稼先身上的执着与奉献精神，同时还要进行合理的联想，让学生可以就自己的知识范围来进行一些先进人物的举例。让学生充分领悟到高尚伟大的精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激发学生对专业所从事职业的自豪感，例如在针对园林专业或建筑专业的学生进行类似于《苏州园林》等建筑类别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着重感受苏州园林制造的精妙与美，从而对专业对应职业产生自豪感。针对机械专业、电子专业、汽修专业等学生，可以强化说明文的教学，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需求来进行“修理电视机”、“网页制作”等说明文。又例如在进行《林黛玉进贾府》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针对专业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对于机电专业的学生，可以让学生绘画荣国府院落方位图、对于文科专业学生可以让学生细细体会王熙凤的语言和对话，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口语与沟通能力。
2.与社会生活结合，强化应用文教学
中职教学是为了就业做充分的准备，中职学生在毕业后需要寻找专业对口的职业。学生在日后就业的过程中难以避免要进行应用文的写作，例如应聘信、自荐信、合同、总结、计划等。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针对学生的就业专业来进行应用文的教学训练。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开展模拟招聘会，引导学生写自荐信、在自荐信中要将自己的优势、特长等充分的展现出来，另外一组扮演招聘单位，针对招聘草拟招聘广告，其中包括招聘条件、待遇、要求等。两组人员准备好后开展现场模拟。在完成招聘模拟后每组学生都要书写总结，将模拟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一一列出，这样不仅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同时还会让学生对专业就业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在近年来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说“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斯言信焉！这不仅是部分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真切感受，也是对我国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的脱离社会生活现反思。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许多教师眼睛只盯着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结合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往往被消磨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即便有的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语言文字，人文精神却严重缺失，难以做到和谐发展。这种“半截子”人才，怎能在改革开放中参与国际竟争？怎能满足正处于快速、剧烈、深刻变革之中的社会之需求？又怎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为对长期语文教学有关争论和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整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指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要加强课内外的沟通……”这无疑对我们的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使用语文新教材，进行高中语文教学时，力戒关起门来教书，注意“开门教学”，眼光不仅看着书本，而且随时关注社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如下。
一、 在课文教学中找切入点联系社会
课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总结，总能在其中找到联系生活的切入点。我十分注意把握这些切入点，在教学中将课文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从而让学生充分理解课文的意蕴，又能对活生生的社会有更理性、深刻的理解。
比如文言文教学，我不仅注意字词句式等知识的教学，还特别重视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及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在教学高中新教材中诸子散文单元后，我就利用课外语文活动，举办了题为《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讲座，除介绍了百家争鸣中诸家学说概貌，儒家成为封建社会至尊地位的背景、原因知识外。还着重分析儒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负累。从而帮助学生辨正地分析古人古籍，自觉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情感，提高了他们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
又如，在教学新教材中《内蒙访古》一文时，我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则报道：成千上万蒙古野驴因外蒙古生存条件的变化，进入我国内蒙古阴山一带的乌拉特旗，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我当天就结合《内蒙访古》的教学，由地理环境的介绍切入，告诉学生这一消息。学生对课文产生亲切感，更加深了对环境保护意识。
二、 在各种语文活动中关注社会
语文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我注意精心组织开展，使其成为联系课堂和社会的纽带。
我坚持组织学生轮流每节课前作5分钟演讲，并要求内容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学生从中交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困惑，如国企脱困问题、农业改革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中黑恶势力问题、同学关系和男女交往问题……我在其中予以点拔和引导，从中增强学生观察社会生活，并作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还组织每周一至两次语文课外活动，如“读书读报沙龙”、“社会观察汇报会”、“专题辩论会”等。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紧紧联系起来。有一个学生在“读书读报沙龙”活动中，介绍了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在珠江三角洲，物质的富裕造就了一批“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的“四不青年”。这个学生还从“不要做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小富则安的小农意识要不得”等角度对此加以评论。我深深感受到，不能小看我们的学生，只要加引导，他们是很能发现和思考社会问题的！
三、 引导和鼓励学生写作中反映社会生活
由于长期受僵化的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很多学生刚升入高中时，写作远离生活，虚情假意，“三股文” 盛行。这使我焦虑并深感紧迫。我在作文教学中，采取耐心指导、热情鼓励的办法，引导学生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坚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努力，大多数学生能改变文风，写出反映社会、思考人生，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
如，有一个学生在作文《卖西瓜》中，写农民“老忠”家的遭遇：寄托全年希望的西瓜熟了，雨却无休止地下，买瓜的老板难觅，老忠只得忍痛签订了亏本的卖瓜合同。“到了摘瓜的时候，天气奇好，瓜价攀升”，“老忠闷声地抱瓜过秤，抱瓜上车”。“车开走了，老忠拿着钱，怎么也笑不起来”。作文最后一段只一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我读了这篇作文被深深地感染了。我与同事说，结尾这一问，简直是一个沉重的“天问”！
是啊，“老忠”一家是我们周围，乃至整个中国许许多多农民的一个缩影。文章反映的社会问题太复杂了――农业经营方式问题、农产品市场问题、农业基础建设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民生活保障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写作的学生未必全考虑到这些，但其中的关注民生，思考社会，同情弱者……的情怀，不正是当代高素质人才的必备素质吗？
我将这篇作文打印出来作为范文，在评讲课中热情地介绍给学生，引导他们思考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并高度地评价作者直面社会，积极思考的眼光。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和良好的影响。
关键词：语文教学 社会生活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许多教师眼睛只盯着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结合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往往被消磨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即便有的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语言文字，人文精神却严重缺失，难以做到和谐发展。
我认为在使用语文新教材，进行高中语文教学时，力戒关起门来教书，注意“开门教学”，眼光不仅看着书本，而且要随时关注社会，将社会生活与语文教学紧密联系起来。具体做法如下。
一、 在课文教学中找切入点联系社会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只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才会枝繁叶茂。鉴于此，语文教学要努力营造大语文环境，面向学生广泛的现实生活世界，让语文教学“生活化”。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习生活并磨砺人生。
比如文言文教学，我不仅注意字词句式等知识的教学，还特别重视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及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在教学高中新教材中诸子散文单元时，我着重分析儒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负累。从而帮助学生辨证地分析古人古籍，自觉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情感，提高了他们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
二、 在各种语文活动中关注社会
语文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我注意精心组织开展，使其成为联系课堂和社会的纽带。
我坚持组织学生轮流每节课前作5分钟演讲，并要求内容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学生从中交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困惑，如国企脱困问题、农业改革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同学关系和男女交往问题……我在其中予以点拔和引导，从中增强学生观察社会生活，并作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还组织每周一至两次语文课外活动，如“读书读报沙龙”、“社会观察汇报会”、“专题辩论会”等。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紧紧联系起来。我深深感受到，不能小看我们的学生，只要加引导，他们是很能发现和思考社会问题的！
三、在日常生活体现语文的魅力
一、在教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其实，不仅英国的教师研究如此，全球范围内的教师研究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即在有关教师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只是教师应该如何教，而非实际上在如何教。我们不否认这种教师应该如何教的“角色规范”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这种研究对教师教育和教师职业发展的指导意义有限。除了教师应然的“角色规范”的思辨研究以外，还有少量通过实证调查和定量分析的研究，这类研究相对于思辨研究而言更贴近实际，却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预设概念的局限性
教师已经被研究者预设的概念给界定了，调查所得到的信息往往都是研究者所期望得到的信息，许多对教师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研究者看来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另外，由于概念的界定，丰富的现实世界也被弄得支离破碎，这就导致研究者通过调查只是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部分信息，而非教师完整的生活与工作信息。
2.调查数据的抽象性
大部分实证调查的最后结果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数据，研究者通常所做的分析集中在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多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以及不同情况占总体的百分比分析，等等，而具有鲜活生命的教师个体在教育教学实践和个人生活中的信息通过定量的研究很少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来。
2010年下半年，笔者有幸到英国学习，其间租住在当地的一位教师家中，房东的朋友也大多为教师，因此对英国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些直接的接触和真切的感受。另外，笔者在英国的导师艾沃•古德森教授所做的课题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洲与英国的教师工作与生活上。以此为基础，笔者准备抒写英国教师的工作与生活之状况。
二、英国大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1.英国的大学教师并未享受太高的社会声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1年进行的一项社会声望的调查中发现，大学教师的社会声望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和国家高级干部一起高居第一。[2]可见，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大学教师无疑是声望很高的成功人士。与此相反，英国的大学教师并未享受太高的社会声望，并且很多大学教师由于痴迷与研究学问而被学术界以外的人称为“nuts”（书呆子）。
2.英国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并不是很高
英国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并不是很高。英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科研经费、稿费和版权收入除外）普遍低于中学教师的平均工资，而中学教师的工资和一般稍微带点技术性的职业（例如，厨师、卡车司机等）也差不多。当然，在英国这样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除了金融业从业人员以外，剩下的职业不管大家税前收入是多少，税后也都差不多。
3.英国的大学教师职业发展前景有限
英国的大学教师职业发展前景有限。英国大学采取教席制，一般来说，教授职位和数量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老教授不退休，讲师就几乎没有机会晋升为教授。即便是学术影响誉满全球的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当时，他在剑桥大学也只是个讲师。后来，他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碰巧有老教授退休，才有幸取得教授的职称。
4.英国有着非常严格的著作出版和论文评阅制度
在中国，对于大学教师而言，高质量学术论著的发表是其职业发展的最重要途径，但英国一直有着非常严格的著作出版和论文评阅制度，学术成果的出版和发表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的论著等到去世才有机会出版。许多研究生苦读五六年也没有机会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论文，一般只能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几篇。
5.自得其乐的英国大学教师
虽然，英国大学教师的境况如此不理想，但他们依然自得其乐。社会声望不高，无所谓，反正人人平等；工资不高，无所谓，反正英国有着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职称上不去，无所谓，反正是自己喜欢研究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才选择做学术；成果无法发表，无所谓，反正解决了自己思想上的困惑。
6.痴迷于研究的英国大学教师
笔者在英国的导师艾沃•古德森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他曾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候选人和伦敦金斯顿大学经济系的讲师，因为不满当时大学生的想象力缺乏和精神追求缺失以及厌倦大学的官僚体制文化，毅然辞职。此后，他先花一年时间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并获得教师资格；然后，他再到当地的一所综合中学任教。大约10年后，他来到苏塞克斯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此后，他便痴迷于教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古德森教授一共写了600多篇文章和40多本书。
古德森教授反复强调，他之所以选择做学术，是因为大学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另外，他的论文和著作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然后才是拿出去发表和出版的。就算没能发表和出版也不要紧，在研究、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他已经收获了巨大的智力满足和精神愉悦。
7.从英国大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中所获得的启示
看到英国大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笔者立刻想起尼采的一句话：“让哲学家们自由自在，在野地上生长吧，绝对禁止他们在社会的职业里有一个位置的希望，不要再给他们薪金，不，宁可迫害他们，虐待他们，这样一来，你就会瞧见一种奇异的收获了……转瞬间，万物皆空，鸟雀全飞了。因此，要抛弃坏的哲学家们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停止发钱给他们就行了。”[3]当然，尼采所言可能主要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对于自然科学，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实验设备支撑，很多学科是根本无法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的。反观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大学教师在社会声望、职业收入、职业前景和学术发表制度等方面远远优于英国的大学教师，但在学术研究的很多领域，我们却与英国的大学教师差距很大，这实在不能不令人反思。
二、英国中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英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做中学教师？是为了国家的明天和民族的未来吗？其实，据笔者了解，大部分英国人选择做中学教师，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1.英国人因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选择做中学教师
笔者在英国的房东Sara Furse是当地一所高中媒体研究的教师，有着近20年的教龄。每年暑假，Sara都会到地中海沿岸度假。在度假期间，她主要是晒太阳和批改作业。她所批改的是学生上学期的作业，旨在发现学生作业里更多的闪光点。她为什么这么做呢？难道有相关的制度要求吗？她说：“没有任何制度要求我这么做，我喜欢看学生的作业，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亮点的时候，就和发现新大陆一样喜悦。”她还说：“以前大部分老师都这样做，现在年纪大的老师才会这样，年轻的老师一般不会这样做。”
事实上，在做教师之前，Sara曾做过BBC的记者，在伦敦做过社会工作者，做过邮递员，开过饭店，还当过摄影师，但都没有做多长时间，因为当她深入了解这些行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没有什么的挑战和激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一所中学拍照片，看到教师整日和天真无邪的孩子相处，以激发孩子对求知的渴望与生活的热情为己任，并且孩子每年都是新的，因此，Sara觉得教师这份职业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于是，她辞掉摄影师的工作，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培训一年获得了教师资格，后来应聘成为一名高中媒体研究的教师。其实，中学教师的薪酬在英国不是很高，并且英国教师很少有外快收入。此外，中学教师的工作时间较长，长期从事还可能会有一些职业病，但对于像Sara这样的老师来说，能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和热爱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除了Sara以外，我所了解的大部分英国中学教师都是因为热爱教育、喜欢孩子才做教师的。在英国，无论是在经济收入上讲，还是从职业声望上看，中学教师都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另外，由于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英国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所谓体制内教师和体制外教师之区别，教师的福利和保障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总之，英国人选择做教师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兴趣和爱好。
2.从职业发展和教育教学这两方面来关注英国中学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1）英国中学有着比较完善而合理的制度
从职业发展角度看，英国中学有着比较完善合理的制度。教师职称的评定是一个非常民主的过程，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同行、所教学生都有权发表意见并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这一评价制度非常多元和民主，过程也特别公开和透明，结果也就会相对公正。英国教师职称评定并不存在这一指标，更不存在论文级别的区分。反观中国，在中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中，发表的学术论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连幼儿园教师想要评职称都要写论文。
（2）英国中学教师拥有较高的自由度
从教育教学角度看，英国中学教师拥有较高的自由度。20世纪末，全世界都开始搞教育改革，英国也不例外，但英国的教育改革和中国的不太一样。以课程为例，英国的课程改革其实是为了统一全国混乱不堪的课程标准，制定全国统一的课程大纲，基本上可以看做是由多元走向集中。中国的课程改革基本上是相反的，由以前过于集中的课程逐渐走向多元的地方课程。现在英国的课程虽然统一了标准，但是并未指定全国统一的教材，因此教师在教材选用、教学方式和教学进度等方面依然有着较高的专业自由度。
3.英国中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当然，从20世纪末的教育改革开始，英国中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新的意识形态，绩效考核、目标管理、过程监控和结果检查等管理学术语渐渐进入教育领域，成为教育改革的主导话语，传统教师享有的自由和自主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教育改革下开始慢慢变少。新入职的教师对于教育的热爱和责任在无处不在的制度管理之下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习惯了自由和自主的老教师们面对新改革所要求的诸多表格和考核似乎也显得无所适从。
4.英国中学教师的职业与生活会走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花了纳税人的钱，自然就要给纳税人一个交待。要用最简单的方式（一般都是数据）让纳税人看得到教育实实在在干了哪些事，取得了怎样的结果。无奈的是，人的发展哪能是简单通过数据和表格就能呈现出来的呢？于是，教师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专业“教育正确”建议与政客们注重“政治正确”的教育改革开始有了冲突，这场冲突下的英国中学教师的职业与生活会走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Ball,S.&Goodson,I.F.(eds).Teachers’Lives and Careers[M].London,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Falmer Press,1985:6.
[2]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声望分层[J].社会学研究，2005（2）：8.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3.结果与分析。
(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趋于逐步拓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 .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1)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体育杜会学发展对策
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3.结果与分析。
(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趋于逐步拓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 .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1)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体育杜会学发展对策
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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