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50:2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饮食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饮食文化；翻译；菜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中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菜肴名称的翻译对于更好地为外商和外国旅客提供服务和介绍中国文化也显得日益重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已经成为菜单翻译的首选语言，它能够有效地帮助大多数外国友人点餐和了解中国文化。然而，国内诸多饭店在面对外国游客时，或者拿不出英文菜单，或者是给客人提供了一份翻译得五花八门的菜单。为此，本文就菜名翻译进行探讨。
一、翻译理论、原则和方法
尤金·奈达（Eugene-Nida）认为：“翻译就是两种文化互相交流。对于一个成功的译者来说，了解双方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有效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1］。”这就是说，简单的字面意思的传递而不考虑文化背景，达不到真正交流的目的。中国的菜肴名称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可以说大部分菜名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菜肴名称除了体现汉民族对其色、香、味、形等的追求外，还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汉民族对吉祥、祝福等的心里感受。没有对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深入了解就无法准确地把中国菜肴名称转译成英文。
关于菜谱的翻译，沈关忠、祝宝钧等餐饮专家认为，应该让翻译家和餐饮业专家合作，不要仅满足于字面上的翻译，要让翻译家了解菜肴背后的故事、搞清菜肴名称内在的含义，比如把“东坡肉”译成“坡首创的红烧肉”、把“乾隆鱼头”译成“乾隆皇帝吃过的鱼头菜”、把“宋嫂鱼羹”翻译成“南宋时的嫂子南料北烹的鱼汤”…不要嫌麻烦，而要讲实效。同时，再把这些菜肴名称的来历用外文附在菜谱上［2］。
中式传统菜肴按命名分可分为：写实型菜名、写意型菜名两种。写实型菜名翻译要紧扣烹调的原料，使人一目了然，清楚地知道这则菜式的原料。从语境适应论的角度看，写实型翻译方法适应了汉语文化语境，保留了汉语文化特色。写意型菜名的翻译要尽量译出菜名中所包含的文化特色和体现民俗风情。总之，好的菜名翻译是为了提供准确的信息并传播中国文化。
二、写实型菜名翻译
写实型菜名通常是以原料、原料加烹调方法和原料加味道命名菜肴，这种情况采用直译方法，直译是让读者获取基本相等效果的最有效手段。在翻译中国菜肴时，结合中式菜肴的特点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以下三类菜名可采用写实型翻译方法。
第一种是以主料开头的菜名。这类菜名往往是主料的并列，本身就显示了菜的内容，直译能够完全保留原名的特色，而且也简单明了，译文不会产生交际障碍。翻译时，主料之间的并列可以加连词and或以主料为中心词，加上用介词with或in与佐料构成的短语即可。如：豆瓣牛肉Beef in Chili Bean Sauce； 海米白菜Chinese Cabbage and Dried Shrimps；青椒牛肉Beef with Green Peppers；冬菇猪蹄Pig's Trotters with Mushrooms.
第二种是以烹饪方法开头的菜名。中餐菜不仅用料丰富多彩，其餐饮文化的博大精深还体现在花样繁多的烹饪方法上，如炒、蒸、卤、炖、炸、悼、煨、熏、拌、涮等（见表1）。对于以烹饪方法开头的菜名，翻译不妨也采用直译的方法，既简洁明了，又能保留中餐菜肴丰富性的特色。
表1
如：炖牛肉Stewed Beef；清蒸桂鱼Steamed Mandarin Fish；炒腊肉Stir-fried Smoked Pork；软炸里脊Soft-fried Pork Fillets；红烧牛肉Braised Beef with Brown Sauce；炸大虾Fried Pawns；椒盐炸排条 Deep-fried spare Ribs with Spicy Salt.
第三种是以口感开头的菜名。用料的丰富性和烹饪方法的多样性，造就了中餐菜肴口感独特的复杂性，各地菜系分别有其独特的风味，很多菜肴的名字就体现了口感上的酸甜苦辣咸脆酥麻爽滑。与中餐菜不一样的是西餐菜的口感往往比较单一。英文菜单的受众是外国人，为了让受众对口感不一的中餐有个直接的了解以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菜肴，直接采用以口感开头的英文来翻译这一类菜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见表2）。
表2
如：香酥鹌鹑Crispy Quail；酸甜鸡Sweet and Sour Chicken；咸牛肉Salted Beef；酸辣黄瓜Hot and Sour Cucumber；五香豆腐干Spiced Duck Gizzard；麻辣牛肉丝Spicy Shredded Beef.
三、写意型菜名翻译
中国传统菜肴和食品丰富多彩，其名称带有很突出的中国文化韵味。有些菜肴带有浪漫的色彩，如“霸王别姬”体现西楚霸王项羽与虞姬凄美的爱情故事，“四喜丸子”和历史典故有关，“佛跳墙”来自中国古诗句。这类菜名本身并不显示菜的内容或烹饪方法或口味，抽象的菜名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写实型翻译不可能或会造成不可理解的译文时，应采用如下几种写意型翻译方法：
关键词：文化认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见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
文化认同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如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代表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认同的保护，即使在外来文化猛烈袭击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一般而言，在电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本土节目吸引力
新闻价值具有"五性"原则，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文化产品也是一样。本土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传媒产品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观众对本土的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现外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本土电视节目要优越时，观众才可能放弃本土的电视节目而选择外来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要都是本土生产的。在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
在我国，本土节目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和方言节目两个节目形式中。这两种节目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节目形式。这两种节目的收视率都创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与受众的生活接近，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民生新闻中有很大部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而且这些琐事经常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汉风》就是这样的一档民生新闻。虽然它只是荆州电视台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的一个子栏目，却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新闻品牌。自从2004年改革以来，它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汉风》在荆州地区所能收看到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荆州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不知道《焦点访谈》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江汉风》的则寥寥无几。为什么在荆州，一个地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压倒了众多名牌新闻栏目呢？编排合理形式多样功不可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的贴近性。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可以说就是这个地域内的观众，这样它的收视群体是相对狭小的，在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这个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的心理。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当然更愿意看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
另外，方言电视节目也正在各地升温：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纷纷登上荧屏，其收视率不断攀升。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其"比连续剧还要好看"。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话，不仅使节目成为"票房冠军"，还赢得了"全国百佳电视栏目"荣誉。
方言节目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呢？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表征。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传播范围大、传播效果好的电视媒体将方言的这个作用发扬光大，为当地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二、受众能动性
受众在观看电视时，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电视所左右，仅仅只是"沙发上的土豆（potatoonsofa）"。相反，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受众还常常对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
如美国学者凯茨与利比斯对于《豪门恩怨》的解读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学者想象中的要强很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霍尔认为，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
事实也是这样。即使同是中国的观众，由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处境不一样，也会采用多样的方式来解读电视节目。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电视画面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对世贸大楼倒塌造成巨大伤亡的反映则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庆幸，尤其是比较一些与美国敌对和友好的国家人们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巨大差异。
三、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刻板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的沉淀，每个民族都可能对其他民族或整个世界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甚至独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随着民族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着。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电视为代表的强势媒体对受众狂轰乱炸，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类似，也是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族群之间，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在电视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偏见通过传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受众面前。如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么只是报道其阴暗的一面，而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
四、民族国家限制外来传播
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稍有转弱的倾向，但它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为了使国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军事上加大资金投入外，也会注重对传媒的控制。尤其是电视这个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媒体。尽管电视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仍然维持着"防外"的传统，害怕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选择地引进外来节目，等等。
在民族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传播媒介通过对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某种特定的文化构成，使特定的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从而发挥出赋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认同的涵化功能，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全体归属感，实现了其社会整合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电视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虽然可能会随着文化移转和文化杂交而演变，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源自种族、历史、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和创新为例》,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第407-420页.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亚洲背景下的理论思考》，《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郭震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4][美]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第95页.
关键词：韩剧；文化因素；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49-02
什么是韩剧？狭义的理解，韩剧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广义的延伸，实际上我们常说的韩剧有着的定势的文化内涵，是对外来韩国文化的别称。因此，本文基调是，韩剧本身实际上不能简单地作为一般电影艺术形式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把它看做一种以连续的电视剧为载体的流行文化。我们首先对韩剧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韩国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介绍
（一）韩国电视剧的类型
韩国电视剧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历史剧或杂剧。家庭剧篇幅很长，100～200集不等，内容主要是以伦理亲情为主线，体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维护。情景喜剧也包括在内，以小人物的生活为背景，主题更为突出，针对现实矛盾，以探讨为主，演出形式主要是日日剧，每集20～30分左右，周一至周五播出。青春偶像剧以爱情为主线，是“韩流”的中轴，青年人的最爱。月火剧（周一周二播出）和水木剧（周三周四播出）是主要形式，每周更新，每集1小时左右，长度最短，以16集居多，20集左右的也不少。历史剧则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历史人物、歌妓、商人等为对象，意在对韩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赞扬，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和民族精神的歌颂。集数剧中，有长有短，30～50集不等。
（二）韩国电视剧的制播环境
韩国电视剧制作以国家广播公司KBS（国营）、文化广播公司MBC（民营）、首尔广播公司SBS（民营）为主，三大广播公司自己独立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总电视剧的65%。另外，也与独立公司合作制作，近年来，独立制作公司的份额在逐步增加，从2000年开始，由独立公司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市场的1/5，并以上升势头发展[1]。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韩国的PD(producer director)和编辑有着特殊的地位。PD相当于中国的导演和制作人，一部电视剧，PD是核心。他掌管故事大纲、演员选择、拍摄、费用开支、后期制作等所有过程，工资很高，但也最累。编剧构思一部剧的轮廓，写上约1/5的内容就可开始拍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编剧要不停进行构思创作和修改，由于韩剧采用边制边播的制作模式，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一部韩剧的一般的制作周期），编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从第一集电视剧开始到最后一集结束，编剧要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工作量之大和PD不相上下。韩剧的播出机制采取分级制和伸缩长短集数，以市场和收视率为导向，停播或延长集数主要在于观众的喜爱程度，竞争非常激烈。
二、韩剧在中国流行的文化原因
（一）韩剧自身的文化特征
韩剧最初是在学习借鉴日剧的制作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韩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总的来说，韩剧体现了以东方文化为底蕴，整合西方现念，融合民族特色的韩国文化，融传统和现代为一体，非常受观众喜爱。
1.家庭剧对传统的继承
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体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很好继承与维护。三世同堂，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婆媳融洽是彰显的主题。传统伦理贯穿人物行为，尤其是剧中家长，刻意突出“家”的特色，在细节上不遗余力描绘。通过家长里短的小事来反映现实生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传说中的七公主》《不屈的儿媳》。
2.偶像剧的唯美和时尚主题
韩剧的恋爱是柏拉图式的，非常纯净与梦幻，像梦一样美丽，同时又非常时尚。不仅是演员本身，俊男美女，非常亮目，而且剧中演员的职业（医院、音乐厅、电台、T台、服装公司等）都与时尚有关，剧中人的生活方式都时尚化，包括穿衣打扮配饰、居住的房子家居布置、交通（名车）、出游（风景非常美）和说话风格等[2]。如《星梦奇缘》《天桥风云》《我叫金三顺》《秘密花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将古代和现代融合的倾向，虚构的历史爱情故事，有着古代的背景和现代的青春爱情。颇为成功的如近期热播完毕的《拥抱太阳的月亮》。
3.历史剧的韩国文化特色
韩国历史剧处处体现着韩国的历史文化。韩国宫廷生活，韩国的礼仪，古式的穿着打扮，美丽的韩服，精致的韩国美食，韩国传统的歌舞表演，韩国特有的说话、行走、行为方式等。同时，韩国历史剧又体现着现代性，鲜明的人物性格让历史人物成为观众心中的人物。如《大长今》《黄真伊》《同伊》《李算》。
总之，韩剧以亲情、友情、爱情三大主题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用健康向上、坚定执著的生活基调谱写人生真谛，用时尚元素和巧妙包装把传统美德与现代都市生活淋漓尽致展现出来[3]。漂亮的演员，精湛的演技，细腻的情感，精美的画面，感人的音乐，精致的包装，使韩剧成为炙手可热的电视大餐。
（二）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
韩流的受众主体是青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相对滞后，文化生产力满足不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尤其是青少年文化表现出巨大的空白，越来越缺乏原生性和创造性。对于文化触角异常敏锐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求新求异的特点得不到主流文化的重视，自然将视线转向外来文化。而现代传播技术和强大财力将韩流引入中国社会。韩剧顺势迎合了中国电视大众尤其青少年的审美观赏需求。
这是14日华南理工大学校方对外通报的情况。据称，该泰国留学生题为《赴泰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研究》的论文获得“2011年度广东省优秀学位论文”，此为该校历史上首次有留学生获该项荣誉，这种获奖情况在广东优秀学位论文的评选史上亦不多见。
中国内地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汉语志愿者到国外若出现不适应，该情况会随其在异国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但林德成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安然为林德成导师。她说，该论文以两个“优秀”的结果顺利通过盲审，并参评广东省优秀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的论文报告已得到中国国家汉办重视，双方联合深入研究，为汉办志愿者工作提供依据和帮助。
林德成来华留学前曾在泰国普吉岛一所高校任职，其工作常与中国赴泰汉语志愿者打交道。
林德成说：“此前与汉语志愿者的交往中留意到，他们或多或少存在文化上的不适应，于是产生对该问题深入探究的想法。”
据他介绍，其在2008年到中国攻读硕士学位后，把想法告诉安然教授，得到很大支持，并将该课题作为硕士论文选题，设计专门针对赴泰汉语志愿者的调查问卷。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文化特质的复杂交织是导致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些特质的相互渗透现象，时隐时现，而且其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本质命运及其结合的历史。······可能组合的多样性是无限的，而且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基础上，也同样能够建立起种种适当的社会秩序。”[1]秦文化的历史正是其文化特质渗透、结合所演绎的结果。用进化的观点来看秦文化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并且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致以秦统一为界，统一前秦文化主要表现出进化的态势，而统一后主要表现为退化，甚至在即将统一之前的时间就已表现出这种现象。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一种持续性过程，从狭义上讲，文化进化是指具有进步性的一种变化，这也是早期文化进化学派学者对文化进化一词的定义；而从广义上讲，文化进化又可称为文化变迁，桑林斯在《文化和进化》[2]一书中将文化进化概括为“一般进化”与“具体进化”两个方面，他认为它们是同一进化总进程的两种脉络，二者结合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进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种区域性部族文化，处于东西部两种内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带，因而在其简单一般进化的现象之下，还存在着复杂的具体进化过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挣扎于西方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的夹缝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国为标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响较多，占领西周故地之后，收纳了周的文化遗产。[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东方中原先进文化，其社会形态迅速过渡到奴隶社会，秦国一跃成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战习性的影响，秦国尚武之风盛行，秦国军队骁勇善战，被东方诸国视为“虎狼之师”。（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论证“文化是一种生物遗传复合体”时写道“当整个民族用几代人的时间抛弃传统文化，而采纳另一相异风俗时，同样的进程就会大规模发生。”[4]正是秦文化的两部分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综合发展促进了秦的兴盛。而其中与秦的灭亡有着重要联系的是秦文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退化现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威尼克在《人类学辞典》[5]“文化从一种较先进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种较不先进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现象过程。”这是文化退化的狭义定义，从广义上讲，也有人将其与“文化萎缩”、“文化没落”等同起来，泛指一种文化中某些构成元素的丧失及功能上的萎缩。[6]在秦的崛起过程中，秦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崇尚实际，宽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在此期间，秦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人是从其他国家来到秦国的，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帮助，秦国在经济、制度等方面迅速赶上关东六国，为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当秦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退化现象，甚至在秦未统一之前这种文化退化现象就已初见端倪。此后，不论是焚百家之书还是坑杀儒生，从表面上看是对书籍和人的焚烧与杀戮，而实则是对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的消灭，是一种对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种消灭，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丧失的一个重要体现。“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恶化，在宫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统一天下，千年伟业告成，隆重喜庆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标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内一统，剩下的都是维持巩固的余业。”。[7]
文化进化与文化退化在狭义概念上是相对的，文化进化代表的是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的变化，是进步的，文化退化则代表了相反的变化。[8]看似这是两种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现象，但实际在具体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织着存在，并且相伴发展的，其表现较为复杂。大体来说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文化进化的中间同时出现进步与退步的因素，另一种情况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时包含退步和进步的两个因素。这就如同矛盾的对立面，同时存在于事物的内部，并促进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使之呈现出其外在的整体性文化的一般发展特征。秦文化的内部存在着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东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进化与退化过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种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东方中原文化因素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则是相对较为进步与发达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秦文化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文化，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发展阶段至在战国末期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国的混战中取胜有利为标准的，这就可以解释秦文化在此阶段表现出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式态度，但同时这也干扰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判别取舍，从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赢得生存竞争较为实用的文化因素。当秦灭六国之后，社会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则不再有现实的客观基础，“有秦以来，数百年进取出击的锋芒，陡然间失去指向；亲政以来，近二十年扑身掀动的战争风云，瞬息间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从刚到达的顶峰急转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经过其继承者的一些完善与改变，最终成为浩瀚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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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查尔斯·威尼克.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6]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概念隐喻；隐喻表达；文化术语；英译
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文化软实力也正是海内外华人能保持相互认同的传统源流和民族文化。在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教中文学中文，传承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及其价值理念，华文教育成为文化媒介。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热”、“中华文化热”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华文教育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华侨华人社会也较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关心、关注华文教育的发展，对华文教育的内在需求也较以往更加迫切，不仅只限于汉语言的学习，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提出多层次的需求。中国音乐海外教育应运而生，在海外，华人自豪地称之为“华乐”或“国乐”。
一、为什么要培养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
华文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海外的华裔青少年。虽然这些土生华裔对中文有着本能且朴素的心理认同，但是由于中文学习在旅居国属于非主流教育，而且缺少相应的语言和社会环境，使得他们的中文学习动力明显不足。而传统音乐和民族歌谣的传唱，不仅能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加速完成语言的识记，还能多途径地提示文字的再现，在提升华裔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兴趣”方面，中国音乐海外教育无疑显得更有亲和力。而目前海外华乐教师后继乏人，致使许多华校无法正常开展音乐教学，培养专业的海外音乐教育人才是对华教师资必要且有效的补充，更是对海外华文教育最实质的支持。
音乐具有教化、认知、审美及娱乐的功能。穿越时空，古今中外，无论是中世纪哲学家，还是现代教育者，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音乐教化人心，引导价值归属的强大力量。一些海外华裔青少年仍存有“民族认同疲惫”和“不愿作华人”的思想，他们也常因为不能彻底融入旅居国社会而困扰，在完整他们的精神寄托与身份认同方面，华文教育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留根工程”和民族意识的“希望工程”①。音乐语言往往带着本民族的文化烙印，各异的音调诉说着不同民族的性格，中国音乐海外教育能更加清晰地引导受众找到文化的归属和民族的认同。海外华社侨团肯定来自民族母体的培养和输出的渠道，信赖这样的华乐教师能坚持民族品牌和质量保证，中国大陆也必须培养出熟稔本民族文化的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这不仅仅是对海外华人寻根的承诺，更是不可推卸的民族音乐传播义务。
二、培养什么样的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
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是开展海外国乐传播和民族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从培养目标来说，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应该有两个层次，基础层次是海外华乐教师，他们可能在海外各类专业或普通院校从事教育工作；更高层次是华乐海外传播的组织者，他们可能进入社会文艺团体、文化机构负责研究、评论或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
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上，与艺术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有一定的共性，其核心是支撑音乐教育教学所应具备的能力因素：要有较强的声乐、器乐表演能力和音乐鉴赏及辨别能力，掌握音乐作品的分析方法、具备一定的音乐创编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音乐教育教学活动、文艺活动和竞赛工作的能力；具备一定的音乐教育科研能力等。
但是，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的培养又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华文教育能力，熟悉中华传统习俗和文化常识，掌握汉语言基础教学技能，具有相应的基本理论素养，熟悉祖国侨务政策，对海外华社侨团有一定的了解，能针对他们的需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组织教学活动，开展教育工作；其次是对教学组织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能结合当地华教程度和政治氛围实际，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包容性和灵活性，能紧密联系本土因素，及时调控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能突出传统型和民族性，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第三，更加重视各种实践环节的锻炼和体验，除了艺术实践和采风观摩外，一般还要求在大学一、二年级就能介入中学音乐教育，毕业实习环节能根据华校侨团实际独立开展音乐教学或海外社团活动组织。
如果说，处于基础层面的海外华乐教师可以看做是针对性强的音乐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合集，那么，作为高层次华乐海外传播的组织者，就需要更进一步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对国内国际形势有一定的解说和宣传能力，熟悉海外侨务政策和法规，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及海外创业能力。
三、怎样培养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
华侨大学隶属国务院侨办，以“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为办学宗旨，该校音乐舞蹈学院各专业皆以海外教育为培养方向。以该校为例，可窥一斑，探索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培养之路。
在核心课程开设上，更加倾向华文教育。该校音乐学海外教育专业除了乐理、视唱练耳、声乐、器乐、和声基础、音乐欣赏、合唱指挥、歌曲写作、曲式分析、艺术概论、舞台表演、舞蹈、音乐教育导论、音乐教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音乐教学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等，还凸显海外教育方向的特色，强调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开设了中国民族音乐概论（大一）、中国音乐史（大二）、中国传统器乐（大三）、中国戏曲（大三）；大一、大二学生必须选修中国乐器，作曲理论课程设置中插入民族和声、民族曲式结构理论的学习；开设了华文教育概论和现代汉语、汉语言教学、中国文化基础知识等课程，支持高年级学生参加教师资格证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考试，鼓励他们参加普通话一级乙等水平测试，以便能同时承担对外汉语教学任务，提升了学生在海外华校的就业竞争力。
在主要实践环节上，更加倾向切合侨情。除了毕业实习、音乐调研与采风观摩、就业指导、毕业设计等，还针对华校和侨团对合唱、民乐的需求，组织主题艺术实践：合唱是一种广受海外华侨喜爱且便于组织的艺术形式，指挥合唱是海外华乐教师最基本的技能，低年级强调合唱与指挥的重要性；高年级则以组建民族乐团、排练民族器乐曲为重要组成。艺术实践成绩作为选拔参加海外实习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师资建设上，更加倾向民族特色。目前学院拥有多名古琴、古筝、琵琶、二胡、竹笛、箫、笙、唢哪等民族器乐教师和民族演唱风格的声乐教师，还聘请了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为学生讲授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引进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民族器乐教师作为补充，邀请台湾音乐艺术指导林水永参与民族打击乐教学。
在办学调控上，更加倾向海外需求。学院不定期地派团队到东南亚各地调研学习，了解当地华文教育现状和华校侨团的需求。笔者曾经在2010年随团赴马来西亚联系海外实习学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经艰难险阻延续了190多年，创造了华文教育史上的奇迹②。但是，马来西亚全国61所华文独立中学几乎没有一所单独拥有自己的华乐教师，大部分没有正常开设音乐课程，没有统一的音乐教材，各校华乐团的组建规格和训练水平差别较大，多数是为每隔两年的全国华乐团赛事艰难维度。独中和中华小学期待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学海外教育实习生，有的学校甚至愿意以正式华教师资的薪酬聘请，市场需求极大。学院结合学生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以便满足海外需求。
在素质培养规划上，落实海外教育五项技能训练。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核心课程设置、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学院还构筑了由文化、涉外、教育、领导和专业等五个系列技能组成的“海外教育”技能培养平台。文化技能是针对艺术类学生文化基础较弱的实际情况而设置，由中华经典吟诵、书法国画、现代汉语应用和民风民俗赏析等组成。为提高教学质量，还邀请音乐大家共同打造文化基础课，中央民族乐团吴少雄曾评讲由其作曲的芭蕾舞剧《鹊桥》，古琴家丁承运来校与师生品味古琴操缦文化……落实文化基础课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熟知中国音乐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在海外教育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涉外技能以华文教育素质要求为参照体系，从大一到大四，分别进行英文应用能力、外交礼仪培训、侨情介绍和华文教育实习等四个层次的培养，英文经典片段诵读赛和周末英语角已经成为品牌活动，由“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备忘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我们”等组成的侨情系列讲座也受到学生的欢迎，从学生海外实习的反馈来看，涉外技能的系列训练的确提高了他们在海外工作的沟通交流和环境适应能力。教育技能系列围绕师范生基本素质，从说课设计、课件制作到教师资格证书模拟考试和教育实习，紧密配合音乐学专业需求和海外教育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为海外华乐教学质量提供相应保证。领导技能系列主要由施政演讲、团队执行、主持引领等板块构成，旨在培养学生的执行能力、思维能力和人际关系等技能；而音乐专业技能则由声乐、器乐、即兴伴奏和作曲等四个实用板块组成。专业技能和领导能力的结合训练将促进学生更加关注细节，提高执行力。在海外华社侨团，凝聚人心和认同意识和组织各类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是分不开的，而且，赢得侨团支持，争取展示机会才能获得载体不断强化主流价值理念和民族归属感。学院希望每一名中国音乐海外教育者不仅能胜任海外华乐教师的岗位，还能成为彰显文化软实力的践行者，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大使。
2011年该校送出的第一届毕业生中超过50％的学生曾应邀赴马来西亚的10所独立中学或澳门的5所中学参与教学实习，期间还参加了当地乡亲社团的系列活动，举办了实习汇报演出，得到了各中学及当地社团的肯定。有10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国家汉办的志愿者选拔，在国家汉办的选派或海外侨团的支持下，他们前往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地从事华乐推广：马骋在泰国曼谷的吉拉达学校孔子课堂从事音乐教学，参加工作第三个月就得到泰皇室的召见，被当地华社视为教学骨干送到中国北京集训，还受邀到普吉等地参加教学采风活动；曹子靖到菲律宾描东岸及时小学任教，除了本校的音乐教学之外，也常参加本州附近大学的系列活动，包括在马来西亚独中任教的其他校友，都得到了当地华校和侨团的欢迎和好评。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通过对海外教育专业学生开展通识教育，拓展五项技能，主动融入华文教育范畴，打造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他们对海外教育的感性认识，提升他们的海外就业竞争力，正是为培育合格的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保驾护航。
①《北京晨报》，2008年9月2日第1版。
关键词：粤菜菜单，翻译，方法
一、引言
在悠久璀璨的中国文化中，中国饮食文化独具魅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粤菜是中国传统著名菜系之一，以其独具一格的特色而闻名中外。随着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运会等大型国际性活动的相继举办，广东的旅游业也将会迅速发展。粤菜向国际友人提供了了解中国、感受中国文化、感受广东特色文化的窗口。粤菜菜单的翻译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略，好的菜单翻译不仅能向外宾传达菜肴的信息，而且还有利于广东饮食文化的传播。粤菜菜单作为一种沟通渠道，它通过文字向食客传递广东饮食习惯和文化信息，在粤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弘扬广东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促进粤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粤菜菜单的英译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影响粤菜菜单英译的因素
1. 粤菜菜式中的词汇空缺
由于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世界各国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饮食和制作方法，并各自承载着丰富的民俗风情、地域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区域饮食文化的特殊性必然也表现出语言的独特性，如粤菜中的“鸭母捻、油条”等词汇，严格的讲，在英语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然而这两种翻译过来却是完全不同的食物，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背景。例如“鸭母捻”类似北方的汤圆，翻译为“Duck’s twist”，全然没有原文的意思，“油条”翻译为“Fried bread stick”。如果对饮食文化和背景知识疏于了解，译文读者无法体会到该菜的内涵。
2. 望文生义的误译
粤菜菜肴不仅注重色香味俱全，制作工艺精良，而且菜名讲究，往往采用比喻、夸张、象征、典故等方式，使得粤菜菜名名称美妙动听，形象逼真，而人们在品尝这些菜肴的同时也浮想联翩，回味无穷。但是这些菜名的特殊性也给翻译带来难度。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菜肴的原料、制作工艺、文化背景等，一旦把握不当，望文生义翻译，就会造成误解，不仅影响外宾的食欲，更起不到文化宣传和交流的效果。
如“凤爪”就是不是什么凤的脚，如翻译为“Phoenix Feet”就会让外国食客不知所云，产生误解。根据广东的文化及中国文化，“凤爪”即为“鸡爪”，如翻译为“Steamed Chicken Feet with Sauce”就让外国食客既知道制作原料、烹饪工艺和配料，也能浮想联翩，激发食欲。又如广东小吃“生肉包”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为“Raw Meet Bun”就会让外国食客觉得奇怪，一般在国外只见过生牛排、生鱼片等可以食用，却未见过生猪肉可以食用。其实，根据广东特色和制作工艺，“生肉包”就是蒸猪肉包，因而翻译为“Steamed Pork Bun”更准确，更能反映出其特色。论文参考，翻译。
3. 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
粤菜菜肴主要从“色、香、味、形”等方面来评价饮食的好坏。这种饮食观念导致了与国外的烹饪文化也不尽相同。论文参考，翻译。西方人不会食用他们认为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而粤菜烹饪讲求整体和调和之美。广东的饮食除了饮食的目的，还要带来对美味的渴望，带来身心的愉悦。而在烹饪原料上国外人不会食用动物内脏，但是这些经过煎、炒、炸等方法称为广东人餐桌上美味佳肴。“川贝雪梨猪肺汤”，“桑杏炖猪肺”应分别译为“Pig Lung Soup with Tendrilleaf FritillaryBulb and Pear”和“Stewed Pig’s Lungwith Mulberry Leaf and Apricot”让国外食客了解制作原料、工艺和辅料等。
三、粤菜菜单英译的原则与方法
1. 功能目的理论在粤菜菜单英译中的应用
功能目的论（skopos theory）强调，翻译的方法和翻译的策略必须由译文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根据该理论，决定任何翻译的首要原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该理论认为，源语文本（source text）和目的语文本（targettext）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价值的文本，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功能目的理论既重视译文功能，又照顾原作者和读者的利益，强调功能与忠实原则。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把译文功能与处于特定语境的原语文本同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虑，尽可能保持译文与原文在语言特色上的一致性。
粤菜菜单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语篇，根据功能翻译理论来看，粤菜菜单属于“信息+呼唤”类型的文本，其预期译文功能是让外国人对该信息及更深层次的文化有所了解。信息功能是最基本的传递菜肴制作原料、烹饪工艺、配料、造型等信息过程。因此，菜单翻译的核心内容是以目的为指导的“直入主题”，直接介绍、交代具体的制作原料、烹饪方法和配料等，再按照国外食客接受的习惯，让菜名起到开胃的目的，进而根据烹饪工艺、历史典故、文化背景进行传递，达到饮食文化交流和沟通的目的。论文参考，翻译。
2. 粤菜菜单的翻译方法
粤菜菜单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充分体现出汉语的语言特点，在句法、词法和修辞等方面也运用独特的表达方法，并通过这些表达方法，反映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粤菜菜系较多，融地方特色、传统特色和历史典故于其中。因此中文菜单不仅要考虑语言因素，还要兼顾文化信息的转换。论文参考，翻译。
根据功能目的理论的原则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粤菜菜单的英译方法大体可以规划为以下几种：
1）音译法
语言是系统符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接受外来词。在当前快速发展的国际社会，任何语言都在发生变化，不断吸收外来词汇。因而音译法被应用于粤菜菜单翻译这种语言特征、文化特色较强的领域，并能取得其他翻译方法达不到的效果。在粤菜中，有一部分菜名是用地名、人名、象声词或地方语来命名的，因而在翻译中为了保持原有饮食文化的特色和风味，可采用音译法，让国外食客接受汉语拼音名称，了解中国特有的原汁原味饮食文化，从而达到功能目的论的目的，实现饮食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论文参考，翻译。
如粤菜中的“大同凤爪”就是按照音译方法翻译成“Datong Chicken Legs”，“玉环瑶柱脯”译为“Yuhuan Scallop Breast”，“麒麟蒸桂鱼”译为“Kirin Steamed Mandarin Fish”。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东饮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同和接受。
2）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在不违反英语语言表达和英语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在译文中完全保留汉语的指称意义，使得内容和形式相符。这种翻译方法不但符合了功能目的论，且实现了语义和语形等值，因而这种方法在菜单翻译中较为普遍，一般用来翻译清楚直白的粤菜菜名。例如：“卤水鹅”（Marinated Goose)，“烤乳猪”（Roast Suckling Pig)，“蒜香肉排”（Deep-friedSpare Ribs with Garlic）等。直译菜名实际就是还原菜肴的内容，忠实再现了菜肴的特色，确保了原汁原味，最易国外食客的理解和接受，使人一看便知菜肴的构成和特色。
3）意译法
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语言表达形式成为翻译障碍时一般采用意译法。在粤菜菜单翻译中，意译法就是将抽象及带有联想性的菜名用具体而清晰的形式表达出来。此外，因为许多粤菜菜名具有一定的典故和文化背景，因而在翻译中可首先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形象，让食者未尝其菜，先听其名，便已食欲大开。因此，在翻译若照字面意思直译，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国外食客会不理解。例如：“手抓琵琶骨”（Braised Spare Ribs)，“酿鸳鸯膏蟹”（Steamed Two Crabs Stuffed with Mash)等。这类翻译舍去了粤菜菜名中的比喻形象，只译出原义，并用简单明了的英语译出，将菜肴的制作原料和烹饪工艺介绍给食客，起到对饮食文化的交流。
4）借译法
借译法，顾名思义就是借用国外人所熟悉并了解的欧洲菜名来部分翻译粤菜菜名。论文参考，翻译。和音译法的“输出”相反，借译法是一种“输入”，这也是达到功能目的论的一种最佳途径。中外语言在表达形式上的不同之处和饮食文化中的不同之处，使得饮食文化间的交流产生可能。而这种饮食文化的交流反映在翻译上就是粤菜菜名的英译需要借助国外饮食文化的表达。只有这样，菜单的翻译才更具有特色，更为地道，更易为国外人理解和接受。
例如：“蜜汁叉烧”（Honey-Stewed Barbecue Pork)，“爽脆海蛰”（Shredded Jelly Fish）等。这种译文通俗地道，容易为外国食客接受。
粤菜菜名英译方法灵活多变，有时同一道菜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翻译。具体方法的采用要求译者根据语境进行判断和选择，遵守功能目的论的原则，实现菜单传递信息、吸引食客、弘扬广东文化、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的目的。
四、结束语
随着大型国际活动在广东的相继举办，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开始接触和了解广东及广东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粤菜的推广也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和挑战，并肩负着弘扬广东饮食文化及中国饮食文化的重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粤菜菜名寓意深刻、蕴含典故、融合历史，因此菜单的翻译既要追求美感，考虑读者的接受和认知程度，也要在准确的基础上体现菜肴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中国的饮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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