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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传统的弱势地位、政治性敏感地位与旅居海外等原因，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基督徒群体如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以及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状研究或忽略、或顾忌，或鞭长莫及，出现研究单薄或者成果寥寥无几的情况。运用社会分层的理论与方法，侧重研究特殊基督徒群体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与海外华人基督徒与中国内地的全方位联系与影响，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海外华人基督徒；现状研究；述评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群体以及海外华人基督徒，或者处于传统的弱势地位而为人所忽略，或者处于政治性敏感地位而为人顾忌，或者居于海外而为人难以触及，他们成了一群特殊的基督徒群体。本文试图对此三类中国式特殊基督徒群体十年来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评述，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妇女基督徒现状研究
目前，中国大陆未见有妇女基督徒现状研究的专著。不过，相关的博士、硕士论文倒有数篇值得称道。陈玉英的博士论文《基督教信仰对妇女婚姻满意感之影响》（华东师范大学，2011）采用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妇女基督徒的婚姻满意感，发现：基督徒妇女信教年数越长婚姻满意感越高，基督教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婚姻满意感越低，基督徒妇女婚姻满意感显著高于非基督徒妇女，基督徒妇女婚姻满意感最低的相关因素是冲突处理、休闲娱乐和性关系。信教10年以上的基督徒妇女婚姻满意感却在六个维度上显著提高，包括男女角色、子女教养、姻亲关系、金钱管理、冲突处理和感受关爱，原因是妇女信教后在认知层面发生改变，或者深层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婚姻满意感提高。
王邦虎的硕士论文《乡村妇女的“天堂之路”》（安徽大学，2010）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安徽怀远新河地区的妇女基督徒进行了田野调查，认为妇女归信的直接诱因是疾病与家庭苦难，信教妇女在仪式中释放压力得到解脱，同时在祖先崇拜、丧葬仪式中坚持不跪拜的基督教原则，但最后又不得不参与其中，表现了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折中。刘延飞的硕士论文《一个农村女性的基督教信仰研究》（中南大学，2011）通过对一个农村妇女基督徒的生活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农村妇女选择基督信仰深受农村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影响。同时，信教以后的农村妇女有着向亲戚、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传教的相当热情，这成为农村基督教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李瑾瑾的硕士论文《女性宗教认同研究》（郑州大学，2007）对郑州市佛教女信徒与基督教女信徒在宗教认同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许春燕的硕士论文《基督徒心理幸福感、宗教性、压力知觉及社会支持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1）通过心理学的专业测量，发现男女基督徒在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基督徒的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内倾宗教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而男性基督徒的压力知觉、外倾宗教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基督徒。常薇的硕士论文《中国基督教宗教性量表的编制及其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发现在基督徒和慕道友中，女性的宗教性总分显著高于男性，且女性在宗教性上比较趋同，而男性的个体差异较大。另外，也有学者对农村妇女信徒总体情况、某一地区的妇女基督徒的调查、残疾妇女基督徒见证叙事以及基督教关于妇女的观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花传国，易水霞，2011；赵银侠，2000；张蓬，尹宏，1988；林连华，2009；王晓春，1991；王美秀，1995）。
二、教职人员现状研究
李峰的《乡村基督教教职人员的社会阶层分析――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晋阳学刊，2006年第3期）以浙南X镇为个案，参照陆学艺教授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阶层划分的成果，考察并发现了该地教职人员的阶层分布：基本遍及乡村社会的各阶层，尤以家庭小工厂主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雇工以及私营企业管理者此五阶层为最，作者认为乡村教会存在着形式开放性和实质封闭性等特征。
刘建忠的硕士论文《论宗教教职人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新疆师范大学，2011）将教职人员与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宗教教职人员是沟通人神及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关系的“双重桥梁”。他们不仅支撑着宗教的生存与发展，而且通过日常的讲解经活动和自身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信教群众，从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言行、各宗教间以及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关系发生影响。宗教教职人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天然优势，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基层工作、倡导并先行对陈旧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教义教规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协助解决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时宗教教职人员在带领信教群众发展经济、开展国际民间交往从而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海外华人基督徒现状研究
关于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状研究，至今大陆还未见有专著出现，仅见美籍华人杨凤岗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一书。该书通过对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华人教堂的田野考察，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叠合认同）。在叠合认同模式之外，杨凤岗还发现另外两种不成功的或适应不良的认同模式：碎片融和、融化融合。
此外一些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参考借鉴，如张云《北美华人基督徒影响力分析――基于“软权力”的视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第5期）、万晓宏《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研究：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李爱慧《当代美国华人基督徒的构成》（世界民族2009年第4期）、方文《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曹云华《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华桦《巴黎华人留学生信仰基督教特征研究――以巴黎部分华人基督教会中的留学生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新哲《旅美华人教会活动见闻》（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2期）。
关键词 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 重要他人 作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YANG Liu
（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Preschool teacher role socialization is a lifelong dynamic process， the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the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its main impact ar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by peremptory norms guiding rol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management authority-oriented person - kindergarten leading role in the long role of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ocialization； supporting role of peer group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ole of pre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significant others； role
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是指幼儿教师在专业团体中，接受专业规范、教师文化及学校环境下的角色适应过程，是幼儿教师学习并获得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形成和表现专业精神的终生动态过程。①从个体层面看，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也是“教师角色扮演”的过程。幼儿教师在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幼儿教师家庭因素、幼儿教师个人的价值观等，其中“重要他人”对幼儿教师的影响不容忽视。②所谓“重要他人”是指幼儿教师对个人的“自我角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和群体，他们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发展有着“主导性影响因素”。③幼儿教师在为人师者的任教环境中，园长、同事、学生和学生家长都是幼儿教师较为长期的，互存利害关系的“重要他人”，他们的行为和期望都可能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或者阻碍作用。④按照性质划分，幼儿教师任教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可分为三类：（1）权威导向者――园长、行政人员；（2）同辈团体――幼儿教师；（3）服务对象――学生和家长。本文试图分析，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权威导向者、同辈团体和服务对象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1 权威导向者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权威导向者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透过“权威”这一特殊身份，用强制性和引领性的特点来促进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这样的权威导向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权威导向者，是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由各级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为学校和教师制定正式组织章程、行事规范的权利的团体，可称为制度权威导向者。另一类是指对幼儿园事务参与管理指导的，以行政代表的身份管理全园的如园长等称为管理权威导向者。
1.1 制度权威导向者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强制规范作用
制度权威导向者是指有着颁布正式组织章程、行事规范的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对幼儿教师角色进行强制性规范的重要他人，有着鲜明的特点是保证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强有力的制度力量。2011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是制度权威者对幼儿教师的强制角色规范，是定义者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促使幼儿教师形成一种对教师角色“自我”的解释。制度权威导向者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角色要求迫使幼儿教师为了继续留在教师岗位，唯有遵循权威导向者这一重要他人为其塑造的角色形象和期待，表现专业角色。
1.2 管理权威导向者――园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引领作用
在幼儿园中，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该组织的领导者――园长。园长的管理风格直接影响着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进程，园长作为幼儿教师的领导者，是“一个幼儿园的灵魂”。园长对全园的一切事务起指挥督导作用，园长的领导方式与良好的学校气氛密切相关。园长作为幼儿教师的重要他人，是既具有权威管理性领导师生共同努力实现教育实践活动的工具性重要他人，也是满足幼儿教师个人需要的情谊性的重要他人。葛乐士（N. Gross）等人于1965年所发表的《全美校长职务的研究》（The National Principalship Study）表明校长以专业顾问的态度来引领教师教学，那么学校的教学效果较佳，会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促进教师专业顺利发展。⑤同样，园长对幼儿教师的管理权威在理想状态下应是一种“专业权威”，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平台，尊重教师专业活动的权利，积极思考教师的“专业自”。
2 教师文化――同辈群体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支撑作用
幼儿教师要实现其角色社会化，在幼儿园环境中，与同事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也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⑥陈金菊调查广州市区幼儿园环境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幼儿园各个变量都会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教师文化。⑦教师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同辈群体的规范又是形成教师文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同辈群体又称“同伴群体”或“同辈团体”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兴趣及活动，处于相近年龄（或同年龄）和发展水平的人而组成的群体。同辈团体作为教师角色化的重要他人，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影响，对幼儿教师角色化是潜移默化的，蕴含于教师的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幼儿园同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是其专业社会化必要条件，良好的教师文化和同辈团体互助合作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具有支撑作用。特别是新教师的专业化，常常取决于教师同事之间的接受程度和认同程度。⑧
同辈群体对有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幼儿教师处于同事团体中，同辈团体对幼儿教师传递同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多数教师喜欢依据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幼儿园班级事务，也能尊重其他老师的处理方式，老师之间互相尊重、分享、协商问题合作研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教师文化氛围。合作协同的教师文化氛围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是一种支撑作用。
教师同辈群体提供给幼儿教师入职后所需要学习的新角色和社会技能，并促使幼儿教师个体对教师同辈群体产生认同感，影响幼儿教师个体的言行，由于作为权威代表的专家和园长都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规范性重要他人。
3 服务对象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3.1 幼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推动作用
在教师角色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鲜少有人注意到关注幼儿对教师角色社会化的重要性。根据束从敏针对10名幼儿教师的深度访谈，调查幼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原因，结果表明对于老师的付出来说，孩子的爱是最大的安慰和补偿，也是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幸福的重要原因。⑨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进程中，幼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幼儿教师在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于教学中的成就感，是同时来源于自己和儿童的共同的成长和进步的。在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师幼互动质量与教师教育策略的提升，专业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有效的师幼互动能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促进教师角色社会化。尤其在贯彻《纲要》的今天，教师和幼儿在活动中真正互动起来，也更能显示一位教师的专业水准。幼儿与教师的角色社会化是在师幼互动的交互作用下相互影响的。
3.2 家长对幼儿教师的角色社会化的评价作用
教师是以教育教学工作这一特殊劳动来换取经济报酬的职业，幼儿教师在充当“受雇者”这一角色时，不得不要考虑到家长这一重要他人的角色期待。家长作为教育资源的享用者，对幼儿教师的角色期待不仅能够折射出家长对幼儿的教育观点，更重要的是对幼儿教师自我角色评价有着重要作用。胡福贞在其研究中指出，幼儿教师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会频繁地进行外部参照比较，其中四种典型的参照物之一就是家长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作为评价自己工作的依据。⑩
据张帆对幼儿教师与家长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的家长和教师都将对方视为教育孩子的合作伙伴，认识到彼此为同一个目标――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家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能够对幼儿教师产生最为紧迫的心理压力，并潜在地改变幼儿教师的角色行为。家长通常对幼儿教师的品评无需太多的教育理论的支持，往往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与交流。孙瑞权在幼儿教师专业认同感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中，有教师在访谈中表达“我觉得家长的信任和尊重是我工作的最大的动力，至于幼儿教师地位低下也就不很重要了。家长更加体验到了我们的辛苦，当家长都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时，我就觉得工作很值得了。”
注释
①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 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119-124.
② 彭云.重要他人：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者[J].当代教育科学，2012.11：34-36.
③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44.
④ 周艳.教育社会学与教师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12-118.
⑤ 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112.
⑥ 唐彬.重要他人研究述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9：23-25.
⑦ 陈金菊.影响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幼儿园环境因素之研究[D].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22.
⑧ 周艳.教育社会学与教师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00.
⑨ 束从敏.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89.
⑩ 胡福贞.幼儿教师自我评价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8：180-183.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CDA 语言 权力
《实习医生格蕾》是一部以医学为主题的获得艾美奖、金球奖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剧中通过描述实习生及住院医师之间的工作、生活状态，深刻地反映了7年外科实习的高强度训练，以及人性之间的关怀与情感。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指出语言源于社会，同时由社会调控。本文通过对台词的分析，旨在揭示剧中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化。
1.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概述
辛彬（2006）指出，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来自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即通过语言的使用体现出三种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王洪颖（2010）认为CDA是一种分析形式，通过分析语篇的形式，进而研究语篇、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探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话语的产生，以及该话语反映的权力、控制权及不平等现象，并将之合理化。
“批评话语分析”（CDA）一词由福柯在《语言与权力》一书中最早提出。Durst（1999）提出：“最初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批评理论旨在揭示社会阶层及各方不平等权力关系。同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如修辞与写作均有所交叉。”很明显，批评话语分析是建立在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的。因此，通过话语分析，能够反映深刻的社会意义及不同身份和不同权力阶层人物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
George Yule（1996）陈述道：“话语分析涉及之面非常广泛，如在教育或政治实践层面，可始于对日常对话中诸如‘oh’和‘well’的研究，又或于文化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研究。”
CDA的研究基础源于社会理论，因此权力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话题。权力与语言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权力趋于与等级阶层、身份相关。不难推断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的行为表现均有显著的不同。再者，语言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语言交际，因而基于社会、职业关系的相关权力上建立起来的层次等级便产生了语言差异。徐品晶（1996）提及，话语分析更多的关于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对话：电话中朋友的通话内容、餐桌上朋友之间的对话，诸如此类。
至于权力，Caja Thimm，Ute Rademacher和Lenelis Kruse（1995）认为在权力情境下，对于话语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常言语互动中权力的“强势”与“弱势”风格的不同。事实上，日常对话中的语言使用最能明显反映出说话者的身份、权力和地位。正如福柯（1992）提出，权力隐含于广泛分布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阶层的日常实践中。权力并不是否定那些受支配者，而是起到配合支配者的作用，为了迎合支配者的需要，帮助其进行语言权力导势。权力是福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当“权力”一词被用于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时，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行为的能力”，二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利益或实现某种目标而诉诸行动的能力。后者则指因一方的地位高于他人，处于一个制衡地位，而他人必须表示服从。
2.《实习医生格蕾》中对话的批评话语分析
韩礼德的概念功能是指语言用于表达说话者的内部经验世界及其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功能，通过及物性系统来实现。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因而对话对象不同，过程也截然不同。
“Nurses will page you， 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 Your first shift starts now and lasts forty-eight hours... you run labs， write orders，work every second night till you drop and don’t complain.” Dr.Bailey对实习生们的开场白，多为物质过程，主要用以表示命令、安排，如Nurses（Actor）will page （Process） you （Goal），详述作为实习生的职责及任务所在，在众人面前时刻保持作风严谨、精益求精的导师风范。
“You're interns， grunts， nobodies， bottom of the surgical food chain”，此处句子精短，为关系过程，认定值为“interns”，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实习生们的现实生活与地位。“grunts，nobodies”让这些实习生们认识到自己在这所医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没有地位而言，处于外科食物链的最底端的他们是不能有任何优越感的。
如上所述，Dr.Bailey在对实习生们宣布五条规则的时候，各小句多使用的是物质过程，这些都是表示命令的下发。同时，此类话语中多以“you”为动作的承受者，表明了实习生的被支配地位。如“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Rule number five. When I move， you move. Bailey：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they see in the morning. You say please. You say thank you.You apologize for waking them up.”。
人际功能的实现与情态是相互联系的。通过对话中情态词量词的区分，能很好地分析出会话中两人的权力关系。如“should/will”为中量词情态词，表示较强烈的意见。作为院长的Richard在回答关于器官移植的问题时，表达了强烈的专业意见，而作为权力阶梯下段的Bailey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与认同。
Richard：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the patient.If， medically， he'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then he should get the heart. Hypothetically.
Bailey： Thank you， sir.
Richard： But practically？ Whoever removed the patient from the LVAD， I expect to be given names and there will be severe， severe consequences.
Bailey： Yes， sir.
3.结语
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并不源于语言，但是语言能够用来体现权力，甚至挑战权力，权力可以用于限制语言的使用。权力与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支配者与受支配者均能选择适合的词句，在字里行间，让观众们深刻感受到社会阶层及权力地位的显著性。正如彭丽（2004）指出的，权力关系能够产生、存在并再生于语篇之中。
参考文献：
[1]Caja Thimm， Ute Rademacher and Lenelis Kruse， Power-Related Talk： Control in Verb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4 No.4， December 1995 382-407 Sage Publications，Inc.
[2]Durst， R. K. Collision Course： Conflict， Negotiation，and Learning in College Composition.Urbana，IL：NCTE，1999.
[3]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5.
[4]Yule G， Pragma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彭丽.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媒体语篇的批评性研究[D].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4.
[6]王洪颖.美剧――绝望的主妇中冲突话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D].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5.
【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光明，张钊.略论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色[J].写作，2010，（1）.
[2]谢宏娟.中国网络小说影像改变作品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赵秀文.“粉丝文化及其现象的解读[J].新东方，2007，（9）.
[4]张晨阳.“迷文化”：新媒介环境下的价值审视[J].中州学刊，2011，（6）.
[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6]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政府行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地提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房屋拆迁成为城市化加速发展突出的社会现象。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市改造时期，由于城市房屋拆迁的相关制度的缺失，城市房屋拆迁中暴力强拆和拆迁上访的事件不断地出现，在拆迁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角色错位、僭越公职等一系列深层的问题，这种行为不仅损害群众的利益，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城市房屋的拆迁与拆迁中政府行为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公权对私权进行干预的本质决定了它始终是一个多方主体之利益博弈的过程(郑玮炜,2007)。它实质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刘祖赋，2006）。房屋拆迁主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互之间不能就各自利益进行协商，形成许多拆迁矛盾，甚至引发强烈的冲突。对于多数拆迁户来说,利益集团是争利的合适方式（邱雯雯，2009）。本文以“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为例”，结合具体的案例，用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政府在城市拆迁中表现的行为，总结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较为具体、可行的对策与意见，以期对政府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有所帮助。
二、剖析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政府行为
（一）简要概述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2010年9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因强拆而引发的9.10自焚事件震惊全国。在自焚事件中，3人重伤，其中1人不治身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9年，“钟家”向政府买下了宜黄县桥头村福泉岗一块荒地，建起了3层小楼,小楼拥有合法手续。2002年12月，宜黄县与浙江恒昌集团签订合同，前者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者投资8亿元，整体开发河东新区。大规模的征地拆迁，从宜黄河东岸，逐渐逼向钟家所在的福泉岗。2007年，宜黄县政府兴建河东新区客运站，按照城市建设的整体设计方案，钟家的这个地块被划进了新城区最核心地带，将成为进入客运站广场的通道。钟家人坦言，如果补偿合理他们愿意搬迁，但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与钟家的预期相差甚远且补偿方式根本不合理，钟家拒绝了政府的补偿安置方案。9月10日，警察、城管大概40多人来到钟家，借有人举报钟家有汽油为由，要进屋检查汽油，与钟家发生冲突而引发自焚事件。事后，包括书记县长在内8名官员受到处分，但是宜黄强拆自焚问责处分没有警醒当地官员去尊重人的生命和权力，就在抚州的问责决定公布以后，依然发生了抢夺自焚者尸体、限制家属人身自由等情况。
（二）宜黄城市房屋拆迁事件中政府的行为
首先，政府的职能越位，过度干预城市房屋拆迁。宜黄县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既充当城市的经营者，又充当城市房屋拆迁的推动者、调解者、裁决者、监督者与参与者。宜黄县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权引商投资，从而解决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推动城市建设的进程。在钟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它既充当拆迁的协商者，又充当拆迁的调解者与裁决者，协调多次，双方无法就拆迁补偿未达成一致，最终宜黄县政府主管城建的副县，率领宜黄县房管局、拆迁办、公安局、城管大队等部门来到钟家住宅点，准备强拆。
其次，政府赢利行为。在宜黄县拆迁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直接介入城市的拆迁进程中。为了推动拆迁的工作顺利进行，政府部门配合开发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拆迁的工作，进而引发强拆事件。政府的这种行为旨在谋求自己短期的政绩，以求晋升的机会。同时在拆迁的过程中可以赚取一些“灰色”的收入。
最后，政府的决策的随意性。宜黄政府在房屋拆迁的过程中，不遵循拆迁的程序，给被拆迁人的补偿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部门提出的补偿条件并没有成文的文件，而且补偿数量由政府决定。对钟家房屋实施拆迁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依照拆迁的程序进行。当地政府部门充当拆迁人直接参与钟家协商，当与钟家就房屋补偿问题协商不成后，直接实施强拆。
（三）宜黄城市拆迁事件中政府行为错位的原因
1、宜黄县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的理念错误
宜黄县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权换取解决城市发展的资金，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开发商的拆迁。这实质是政府经营城市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本身是错误的。“经营”属于市场的行为，经营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应该是市场的管理者，行使市场管理的权利，而不应该滥用行政权经营城市。宜黄县政府经营城市的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宜黄县的城市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宜黄县城市房屋强拆自焚事件是理性化趋势下政府角色的扭曲
理性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行动越来越具有目的性。在宜黄县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城市的开发与建设，土地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种手段，也成为城市化推进的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开发商用大量的资金来交换政府土地的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资源和利益。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权获得资金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进而获得各种利益与晋升的机会。开发商是理性化的经济人，他们运用手中的资金换取土地开发的机会，其目的在于追求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地方政府欠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必然会引发矛盾和冲突。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也是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和利益的结果。
3、拆迁制度的失范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社会失范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由于分工的增长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改组，同时道德规范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致使社会调节发生故障，无法维持人们之间的联系，不能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欲望和行为的状态。宜黄县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一套成文而合理的补偿制度，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并没有文件可依，补偿的标准是政府拟定的。在拆迁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政府的拆迁中的行为。究其原因，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先前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标准和与其相关的补偿制度更不上市场的变化。加上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相关的法律之间有许多冲突之处，因此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现行的城市拆迁制度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和拆迁人的行为。
宜黄城市拆迁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加上与城市房屋拆迁相关的制度的失范，宜黄县政府官员利用制度缺失的空隙权力寻租。在宜黄县城市建设中，当地政府利用政府权威把城市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从而解决城市建设中的资金问题；在与被拆迁人的协调中，政府利用公权和老百姓对《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不知情，私自提出房屋拆迁不成文的补偿条件；在拆迁中，当地政府既充当拆迁工作的组织部门，又充当拆迁工作的实践操作者；在自焚事件后，宜黄县政府组织钟家上访、政府“抢尸”、钟家五兄妹“被软禁”等一系列的事情。
三、规范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越职行为的对策
为了确保城市房屋拆迁在政府的监督与指导下顺利地进行，笔者认为从以下三个层次规范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行为：
（一）政府自身的层面
政府应该明确城市拆迁的目的，坚持正确的拆迁指导原则。首先明确拆迁目的、规范拆迁行为。城市房屋拆迁大多属于商业性拆迁，它属于市场行为，政府应该把它让渡与市场，支持城市房屋拆迁走市场化的道路，坚决杜绝以公益性拆迁的名义进行商业性拆迁，坚持政府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去商业化原则。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管理者，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制定并维护城市规划的政策，对违反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行为给予惩罚，协调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监督拆迁人合法、合理地拆迁，保障城市房屋拆迁的顺利进行；其次坚持正确的城市房屋拆迁指导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政府应该站在被拆迁人的立场上，考虑被拆迁户的利益，从而减少拆迁中的冲突。
（二）制度层面
一项合理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制度。在城市拆迁制度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了解群众的真正的需求，使政府制定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够反映民间的所求和满足民间的需求，通过沟通来协调和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城市拆迁制度。政府在制定城市房屋拆迁之时，借鉴国外有关拆迁成功的经验，国外土地征收的过程中，政府对土地征收的程序、公共利益、补偿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因此政府在制定房屋拆迁制度时，结合当地的实践情况，同时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使得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更加公平、合理与可行。
（三）社会层面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在社会舆论导向和监督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也成为政府和民间沟通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在城市拆迁制度实施过程中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城市拆迁制度，使得民间对城市拆迁制度有系统的了解，了解自己在城市拆迁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对新的城市拆迁制度的宣传来增加政策实施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能够自觉地执行新的拆迁政策，同时发挥道德调节的作用，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
参考文献：
[1]李怀 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一个社会学解析[J] 西北民族研究 2005年第3期.
[2]徐志远 论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角色[J] 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7.10.
关键词：相声 草根 中产阶层 身份认同
2005年岁末，在相声陷入谷底的时刻，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似乎成为相声这一传统艺术的拯救者。他倚重传统，扎根民间，贴近群众，高举回归剧场，注重娱乐性的旗帜，张扬了当代“草根文化”的独特魅力，以致形成了文化界的“郭德纲现象”。[1]可是，郭德纲真的是一个被人称颂的“草根英雄”吗？他的相声真的是为底层大众服务的吗？我认为这是人们对郭德纲及其相声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有调查显示，郭德纲的“钢丝”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大学生，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产阶层或准中产阶层。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本来代表“草根文化”的郭德纲的消费群体应是底层大众，但实际上，他的消费主体却是中产阶层，二者也能很好的适应彼此，达到文化消费上的平衡，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相声在创立之初是一种在露天场所引人发笑的口头表演，是典型的民间文化。而今天的相声，表演中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相声演员也成为表演艺术家，长期的脱离底层社会，使得这个传统表演形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主流相声界的不景气反而突出了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郭德纲将相声表演回归到传统的表演形式，演出内容也多脱离意识形态，贴近生活，他标榜的口语化，大众化，得到观众的青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郭德纲就是草根界的英雄。贴近现实生活并不等同于底层文化，郭的相声同当下最为时尚、最受关注的话题紧密相连，譬如整容、感情问题、富二代等话题，这些都不是底层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底层人民更关注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不会关注郭德纲相声中的时髦问题，可能他们连郭德纲相声中的调侃之意都无法理解。而且，德云社一场相声的票价大约在1000元左右（北京除外），甚至被炒到接近万元价格，这也不是底层民众所能接受的。除此之外，德云社还借助网络和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点也是底层群众不能引起共鸣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更多的是依靠平面媒体――报纸等，了解相关信息。种种迹象表明，郭德纲的相声与草根已经没有更多的联系，郭德纲这位大众捧起的“草根英雄”其实已经与草根无关了。
现代人逐渐从过去忽视休闲转变为重视休闲、注重休闲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社会阶层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城市中产阶层浮出水面并逐渐壮大，已经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而中产阶层也是培育与支撑休闲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2]“德云社”正好为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放松休闲的场所，这种小剧场，为中产阶层高压力的工作之余提供了精神上的放松，使得快节奏的、缺乏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得到舒缓，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他们在郭德纲的相声中不仅寻找到乐趣，而且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添加到相声中去，带来的是新的意义上的构建，郭的相声恰好在庸俗和高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迎合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品位。
维持郭德纲和中产阶层之间的平衡的首要原因是郭德纲顺应了当下文化消费的潮流。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由此造成的生活压力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他们渴望摆脱这种压抑，内心产生的反主流、反权威的心态使得郭德纲“应运而生”。郭的相声在坚守传统、发扬相声讽刺批判的同时，在相声内容中增添了许多当下的时髦新词、新事，极大的满足了现代人张扬个性，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特征。其次，中产阶层在郭德纲的相声中得到极大的身份认同感。他们通过消费郭德纲相声这一“商品”，在表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同时显示了自己在文化消费中的审美情趣和对现实、对权威逃避或者反叛的文化倾向，从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和内心欲望的极大满足感，证明了自己在消费上的实力和能力，也就是说，可以在闲暇时间花几千块钱来消费一场郭德纲的演出，成为中产阶层表明身份地位的象征。最后，新媒体对郭德纲的炒作也成为一个新的亮点。郭德纲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宣传自己，扩大了影响力，而中产阶层也大多是通过网络来接收新鲜事物，二者之所以能达到一种“共识”可以说，新媒体这一平台很好的平衡了二者的关系。
郭德纲及德云社的发展早已不是当代社会草根的代名词，他几乎完全成为中产阶层表明自己身份地位和获得身份认同感的象征，两者无论是在文化的沟通上，还是在经济消费上已经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可能也为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意义。
注释：
[1]苑秀杰：《“郭德纲现象”的意义与缺失》，《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2]张香兰：《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苑秀杰：《“郭德纲现象”的意义与缺失》，《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2]张香兰：《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3]陈东冬：《当代中产阶层消费行为和消费伦理解析》，《商业时代》，2012年第9期
[4]王岩：《我国中产阶级消费时尚的社会学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6]史铮：《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特征――一个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一）关于制度德育的内涵
“制度德育”的概念是杜时忠于2002年在《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基于对学校德育问题的思考，认为“制度德性比个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制度德性是个体德性的基础和前提”［1］，“德育制度建设比榜样示范更重要”［2］，因此，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后有学者直接将“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个人”作为“制度德育”的定义，并认为制度德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第二，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第三，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第四，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第五，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3］有学者还将制度德育的涵义概括为“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活动，以制度规约德育的实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价值，以制度德性养成个人德性”［4］。还有的学者运用属加种差定义法为制度德育下定义。他认为制度德育的邻近属概念为“德育”，即一种培养德性的活动；种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规约下进行德育，二是制度德性转化为个人德性的过程。因此，“制度德育”是运用制度以及在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中进行的德性培养的活动。［5］
（二）制度德育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出现总是以相关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同样，制度德育作为德育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其形成也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归纳其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制度伦理学、人学、德育社会学和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制度伦理学认为，制度因内蕴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着道德价值的善恶判断，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而学校制度作为具体的制度，同样内含着一定时代的教育伦理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价值。［4］的人学理论是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学说，它认为“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而制度是人的本质的凝结，与人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能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制度合理与否的最高标准［6］。“制度是人的价值存在”，“德育制度是为了实现德育目标———发展人的德的”，“促进人的德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德育制度的根本价值”［17］。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看，德育总是在一定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下进行的，一定的学校制度规范、引导着德育，德育是一种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4］从人的德性形成理论的视角看，制度是个体道德品质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即他律－自律－自觉的发展过程。”［8］因此，德育应以此为依据，以他律作为德育的逻辑起点，他律性阶段的德育应体现强制性和引导性。
（三）制度的德育价值研究
已有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制度的德育资源主要包括价值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方面，制度是德育的环境支持，社会制度、学校制度和学校德育制度都是德育的价值资源。其一，社会制度的伦理精神影响着德育的环境；其二，学校制度为学校德育提供道德风尚的支持；其三，学校德育制度为德育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往环境［9］。另一方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制度对于降低德育的“交易费用”、规限德育的公益性以及支持德育变革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合理的制度对于德育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能支持学校德育的变革与发展［10］。杜时忠教授则从学校制度的角度具体地阐述“制度是教育资源”［11］。首先，学校制度为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成为学生道德知识的重要来源。其次，学校制度为学生规定了特定的价值导向，隐性影响学生的道德养成。再次，学校制度为学生建构合理、有序的学校环境，保护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制度德育的实现方式研究
制度德育何以实现，制度何以育德，这是制度德育理论的探讨的重点之一。有些学者借鉴玛丽•道格拉斯关于制度思维的观点来探讨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的。他们认为制度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可以进入人的思维，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制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通过调节人的行为来影响人的观念，即把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强制性的条例、规定、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来规范和指引人的行为；另一种是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制度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来影响人的观念，引导人将这些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内化，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自律。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互相协调，共同引导着人的行为朝积极方向发展。［12］杜时忠则从制度德育这一理论如何真正实现的宏观角度来谈的，他认为制度育德的实现有三步曲：首先，在观念上，要认识到制度的育人作用，承认正制度的育德功能；第二步，实现学校教育制度改造，即对现行学校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建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自由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三步，把有形的具体的学校制度化为学校生活方式，通过学校制度生活来培养学生品德。［11］
（五）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
制度德育的机制问题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就只有两篇硕士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即武汉理工大学卢楠楠的《制度德育》和上海师范大学尹黎的《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卢楠楠认为“制度德育机制是指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由于某种机理形成的因果联系和运转方式。它要研究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和层次的整体性的功能及其规律，包括其运行所依据的原理和原则，运行过程的状况即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和制度德育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8］同时指出目标性、规律性、整合性和能动性是制度德育机制的主要特征。而尹黎认为制度德育机制的结构包括预期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认同机制四个方面，通过深化制度德育的理念、优化制度的道德建设、发挥制度教化的功效、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等可以优化我国制度德育机制。［5］
二、制度德育的实践研究
已有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制度、学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考察。1．对学校德育制度的现状调查。如刘超良的《学校德育制度现状的调查分析》［13］和蔡佳辰的《我国学校德育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14］都是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实效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2．对学校制度的德性考察。刘任丰的硕士论文《学校制度的道德审视及其改造》与博士论文《学校制度的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对学校制度的实地考察来寻求学校制度的德性变革。其硕士论文是通过深入某中学，对其学校制度进行了道德审视，分析了学校制度在其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学校制度缺陷对德育的负面影响，据此为学校制度德性的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15］其博士论文则进一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一所民办中学进行实地考察，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学校德育问题，揭示学校制度的状况，分析学校制度的过程、机制及其对学校德育的影响，为人们反思当前学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造学校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德育功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16］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深入实体学校进行调研，观察实际的学校制度生活，发现当前的学校制度生活存在主体的单极化、空间的边界扩展、目的的工具化以及调控因素的疲软等异化问题，然后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校制度生活的重建策略。［17］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及展望
从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看，制度德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研究数量总体不多、注重理论的探索以及实践研究不足。
（一）制度德育研究总体不足
制度德育研究从提出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然而从发表的文献篇数上看，相对过少，一共55篇。但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德育的研究从提出至今从未间断过，且近年的数量有明显增加趋势（如下图所示）。可见，制度德育研究已逐渐引起关注，“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论界同仁的认同与共鸣”［18］。
（二）注重理论探索
从上述制度德育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的研究明显注重理论构建，着重对制度与德育的关系、制度德育的内涵、制度的德育价值以及制度德育何以实现等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对制度德育的必要性、可成立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讨。但这些问题也只是从道德哲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缺乏系统的社会历史考察。此外，制度于学校德育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学校德育制度为研究视角，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学校内其他各种制度形式对学校德育的作用涉及不多，且个体道德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及其受制度影响及影响程度的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强。
（三）实践研究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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