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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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论文摘要] 广告语是广告的重要因素，广告语与文化息息相关，广告语为了实现说服功能，就要反映传统文化、流行文化的特征。本文分析了我国广告语的文化意蕴。
广告是付费的大众传播活动，其目的是传递信息，劝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它的商业功利性是很明显的，但随着人们需求动机高层化和广告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告日益显示出艺术性与文化性的一面。英国著名广告人士乔恩·斯蒂尔说：“在现实社会中，确定一场广告活动是否成功的最可靠的迹象就是它对现行文化渗透的程度。”文化有很多种定义，英国的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的核心是一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信仰、知识和技能等的总和，由于受众接受广告信息时要受到他们所在的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对受众接受广告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告语作为广告作品的核心，在广告作品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丰富的文化意蕴，研究广告语的文化意蕴有助于广告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很多广告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蕴和本民族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我国广告语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化意蕴。
一、广告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艺特征。
我国传统文艺有诗歌、对联、成语、名句等形式，广告语利用这些文艺形式的文化意蕴和它们在民众心理的影响力，可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是个有着诗文传统的国度，中国人对于诗歌有一种独特的喜爱。广告语中运用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字，往往能给人强烈的感染力，引起人们的共鸣。如一图书馆的广告语：“你轻轻地来，带来宁静；你悄悄地走，带走知识。”把图书馆的内涵艺术地传达出来，令人顿觉步入神圣的知识殿堂，自觉地保持安静与崇敬的心理，从而达到较好的劝服效果。广告语运用诗的形式，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De Beers 钻石广告的英语版是“A diamond is forever”,很平淡，到中国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境界顿出，一下子增加了广告语的意境，富有诗情画意的美感，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艺与中国汉字的魁力所在。
对联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形式，其特点是讲究对仗和平仄格律、短小精悍，易读易记，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对联用之于广告，在我国极为普遍，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名联佳句。如一理发店的广告语：“进店来乌云秀士，出门去白面书生。”一乐器店广告语：“白雪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觅知音。”意尔康的广告语：“ 漫漫人生路，步步意尔康。”这些对联式广告语由于运用了对偶的手法，看起来整齐美观，对称均衡，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鲜明，而且饱含诗情画意，令人过目难忘。
中国人对于音韵和谐的句子情有独钟，广告人在广告语中常使用押韵，押韵是语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这样使得广告语具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音乐美感。押韵在我国广告语当中运用得相当广泛，如华娱台三剑客的广告语：“TV搜查令,人性的放大镜。”蒂花之秀的广告语：“蒂花之秀，青春好朋友。”喜之郎果冻的广告语：“水晶之恋，一生不变。” 伊利优酸乳的广告语:“青春滋味，自己体会。” 这些广告语由于押韵，迎合了国人喜爱音韵和谐的审美情趣，很受大众的欢迎，也便于传播与记忆。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可供利用的成语典故、佳作名句特别多，很多广告语活用这些成语典故、佳作名句。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在民间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广告语运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就可以借它们的东风，迅速地传播开来，让人们牢牢记住。如丰田汽车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活用中国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是将后一句变换一下，突出了丰田车的无所不在，遍布世界各地，传达了丰田车质量好、销量大的广告信息，此广告语利用了中国喜闻乐见的名句，让很多中国人记住了这一广告语。较多广告语运用了仿拟的修辞手法活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这种手法是在已有词语的比照下，更换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语素，临时仿造新词语的修辞技巧。如六神花露水的广告语：“六神有主。”“六神无主”本是成语，广告语将“无”改成了“有”字，形成语义反差，强调该产品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加人们生活的欢乐与自信，同时也有一种幽默风趣的效果。这样的广告语比较多，如一抽油烟机的广告语：“专食人间烟火。”胆舒胶囊的广告语：“大石化小，小石化了。”《南方日报》一广告语：“春江水暖你先知。”这些广告语由于运用了仿拟手法，给人一种诙谐感，使人在笑意中记住了广告信息。
二、广告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广告语要打动消费者的心，就要遵从消费者接受心理，而接受心理往往与消费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尤其与价值观相关。有的广告语能为社会接受，并随之流行，就是因为它们与文化相融，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尊老爱幼、讲究人情礼节、祈福吉祥。很多广告语由于蕴含了这些价值观而受国人的认同与喜爱。如孔府家酒的广告语：“孔府家酒，叫人想家。”简单朴实的语言，蕴含了多少积淀于国人心中的思乡恋家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其成功之处就在于营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把酒与思家之情联系起来，让人感到家的温暖。再如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一广告语从语言角度并不怎么优美，但它的广告效果很好，就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人讲究礼节的心理，把送礼与脑白金等同起来，成为一种送礼的时尚。有的广告语利用中国重人情的心理而获得好的效果，如麦斯威尔咖啡在中国的广告语：“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好迪公司的广告语：“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宝化妆品的广告语：“朋友记心间，大宝天天见。”这些广告语传达了美好的人情关系，措辞亲切、自然，因而广为传颂。
从一些国外广告语到中国来的变化就能更好理解广告语所体现的价值观。法国干邑人头马酒，在欧美国家用的广告语是：“干邑艺术，似火浓情。” 把酒比作情火般浓烈，这样火辣辣的语句符合西方人情感的特点。到了中国用的广告语则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语句朴素动人，符合中国人好吉祥的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获得中国人的喜爱，广告语取得了好的效果。
三、广告语参与了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创造
广告是先导产业，是时尚的催化剂，广告在商品信息传播过程中，也传播着一种文化，倡导着一种生活方式，它说服人们接受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它驱动着人们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广告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商业文化，一种大众文化，其中的广告语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遵从，而且参与了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创造。广告语往往运用流行语，甚至创造流行语，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思想感情，起到引领时尚的作用。
广告语往往紧跟时尚，敏锐地反映出商品市场的新动向和社会流行的文化心理，很多广告语喜欢运用新词新句，把握流行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传播一种时尚的价值观念。广告语如能反映大众的心声，那它就能广为传颂，成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流行语。如香港铁达时手表的广告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一广告语不只是传播商品信息，而且传播一种流行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这一广告没有在内地，但也流传到内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爱情观，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口头禅，当然也成为一些朝三暮四者分手的借口。内地也有很多广告语试图制造流行语，如动感地带的广告语：“我的地盘听我的。”伊利巧乐兹雪糕的广告语：“喜欢你，没道理。” 伊利优酸乳的广告语：“我要我的滋味。”蒙牛酸酸乳的广告语：“酸酸甜甜我作主。”达芙妮的广告语：“喜欢自己，表现到底。”安踏的广告语：“我选择，我喜欢。”威丝曼的广告语：“我自信，我时尚，我穿威丝曼。”361°的广告语：“勇敢做自己。”这些广告语满足了人们追求个性、追求时尚、张扬自我的心理，很能获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和认同。
总之，中国许多广告语体现了中国文艺特征和价值观，同时也参与了流行文化的创造，富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这些广告语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易为人们所认同和记忆，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 口译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日语口译实践中的跨文化交际 口译过程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口译中跨文化交际差异的协调探析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跨文化交际中语境的重要性 国际学术会议中的跨文化交际―关联理论为框架 跨文化意识在英语口译中的运用初探 文化图式理论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 论商务口译员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从交际的视角研究关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 关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 跨文化交际意识在口译中的重要作用 汉英口译实践中的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 浅析国际商务口译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口译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浅谈口译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 口译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商务口译中的跨文化失误 浅谈口译中的跨文化意识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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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武术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和人自身关系的认识源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生态思维方式所孕育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生态思维，以“道”为序。生态思维方式就是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以自然之道为宗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人是大自然的创造物;二是人和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是一体的、平等的;三是人的精神和形体是一个整体。这种思想有种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易经》中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太极的功能生发而来的，虽然万事万物形态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其实他们都有同一个来源，都统于“太极”，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系辞上》)。又如老子认为，宇宙中的万物都源之于“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因此，在中国文化看来，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也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共生共处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并不只是个纯哲学概念，并不是种假设的、人为的、想象的存在状态，而是宇宙万物的真实状况和本质。［1］
人们运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去把握研究对象的时候，首先就要求人们准确的把握自然、社会和人体的整体性结构、功能和运演规律，用整体性的视角和系统性的思维去看待自然与人、人与社会和肉体与精神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在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和体现，它不仅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把人的肉体和精神也看成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太极拳”的命名就直接应用《易经》中“太极”之意，这种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武术人的生态伦理智慧。
人亦自然，以“气”为贯通。“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道家经典《道藏》也认为“人是盗天气万物精华而成”(三才相盗)。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生存和死亡在于气之集散的理论被传统武术文化所吸纳。传统武术认为人体生态与自然生态是互通共融的，其中介环节就是“气”，练武就是练气，其具体实践形式表现为采气、导气和练气，通过肺的呼吸、毛孔的开合与自然相交融，把自然之气运化入人体系统，再通过导气把自然精气导入经络，最终归于丹田，逐渐达到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至高境界，最终形成了传统武术内外兼修的独特体系。传统武术认为“拳”的高级境界就是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掌握万物运化的规律，从而达到“神明”的境地。
在传统武术的视域中，人体作为一个耗散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整个宇宙系统的子系统，时时刻刻与外在自然不断的进行物质能量交流，只要符合天地之象、四时之法就能做到气血充盈、精气十足，只有气血充盈才能身体健康，只有精气充足才能神意十足，正所谓“炼形以合外，炼气以实内，坚硬发如铁，自成金丹不坏之体，则超凡入圣，上乘可登。”(《苌氏武技书》)这种把人作为一个“小宇宙”来把握的，要求以意识引导动作，又以气引导意识，在整个运动中精神内守，最终达到形、意、神、气四者的高度统一，通过练拳的外形来达到身与意的统一，是既养身亦养心。以此推理，养身即是养心，养心也是养身。传统武术在注重身体运动对精神活动引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养心对身体健康的作用。而心在传统文化中其本体又是“德”，因而养德即为养心，所谓“大德者必寿”、“大仁者必寿”，基于此，传统武术对养德非常重视，要求习练者在练拳和处事中心存正气、排出杂念、不偏不倚、处乱不惊。
可以说传统武术是把人的性灵和肉体统一于整个运动当中，让从事武术活动的人们身和心共同达到和谐、安宁、柔缓和自然之境地。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身心合一观和西方体育把人的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体育文化认为，身体是自己的，灵魂是上帝的，所以在体育实践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中，体育明星辈出，各各身强体壮，技艺高超，但这些体育明星中有许多人或吸毒或或打架斗殴，可以说这些人，道德颓废、品质低下，可是，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仍然是他们民族的“英雄”形象。而在中国传统体育———武术中，而能成为武术盟主(英雄)的人并不一定是武技最好的人，而恰恰是那些武技和品德俱佳又集于一身的人，这就是西中身心观区别之所在。传统武术文化“身心合一”的生态伦理观，正是“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体现。
顺应自然，以自然为师。中原传统武术文化中“顺应自然”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外形和招式“效法自然，以自然为师”。武术套路中仿生的招式比比皆是，例如模仿动物动作的“白鹤亮翅”、“黑熊翻背”、“老虎靠山”、“豹子出洞”、“白猿献果”、“鹞子钻天”、“金鸡独立”等，也有模仿自然运化的，例如“风扫梅花”、“翻雷滚天”、“采风复雨”、“风卷霹雳”、“海底翻花”、“拨云迎日”等等，这些招法在演练时即有仿生之形，又有自然之韵，仿若一幅幅动态的写意画，且在优美之余也丝毫不乏巧妙的攻防技击内涵，充分透发出中国传统武术家观察自然、仿效自然的精神。在少林和太极拳中，有许多套路就是在观察了动物之间的争斗并吸取其形、神、意的精华后创立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古人以自然为师，通过自然万物之启迪而进行不断创造和实践的智慧。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传统武术通过观察自然和生命的节律，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武术习练。“武弛”与“武禁”就是基于对自然规律和生命节律的准确把握而提出来的，因此留下了许多诸如“闻鸡起舞”、“早不朝东，晚不朝西”、“拳后一身汗，避风如避箭”、“一张一弛”等“武彦”。“顺应自然”充分表明了传统武术文化崇敬自然以自然为师，顺应自然养护自身的生态伦理情怀。
亲近自然，以自然为友。中原传统武术文化把人看成自然之子，既然是大自然的儿子，就应当亲近自然，融入自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自然之滋润。在中原武术的众多流派中，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无不发源于美丽的俊山秀水中或迷人的香土湍河间，最具武术影响力的少林拳发源于密林广布、幽僻葱翠的河南嵩山，习练人口最多的陈氏太极拳发端于南临黄河北依太行的河南的温县陈家沟，武当太极拳源自纵横绵延、云气萦绕的湖北武当山，峨眉武术则是形成于嵯峨高耸、气候万千、风景秀丽的四川峨嵋山，另外像受中原武术文化影响的形意拳、八极拳等等流派的也大多创发于自然风景独特的地方。在这种如诗如画的自然中习练武术，人们可以尽情的享受纯正的自然空气，观赏各种奇花异草，领略山水俊美，吸收天地之精华，乐哉，美哉!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古代武术家们对自然的深切眷恋和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哲学之思所决定的。这样一种亲近自然的美好画卷令多少饱受破坏自然而遭到自然之惩罚的现代人们的向往，现代人加入到太极拳和少林拳的习练行列中，除其它因素外，不能说没有人们对这种“天伦之乐”的向往。
二、传统武术文化的生命伦理底蕴
如果说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自然情结的话，那么生命伦理关怀就是其核心内容。生态伦理观解决的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们提供行为的指导思想，而目的直指生命，因为在整个自然界中，生命最为贵。武术的创立及习武的目的就是强健体魄，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健康。
众生平等的生命观。在传统武术文化看来，生命是平等的，都有保护和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生命的自然价值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物质载体和本能性的存在方式对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这是考量生命价值的最基本的尺度。生命的自然价值是生命价值的其他形态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失去了自然生命，谈论生命的其他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传统武术文化中生命不单单指人的生命，还包括其它生命存在形式。这种生命平等思想在少林武术中的体现最为明显，《楞严经》云:“清净比丘，不踏生草。”由此可见，佛家思想对于生命的平等珍视达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连小草都不忍践踏，何况其他生命呢。所以少林武术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戒杀护生，珍爱自然。由于少林武术源出佛门，深受佛学慈悲戒杀之影响，强调练武的宗旨在锻炼体魄、自卫防暴。少林武功素来极慎外传，若传予俗家弟子，必是心地善良、德行品格俱优者。
据传觉远和尚曾立少林戒约十条，少林武僧历代多能守此戒约，即使挥戈上阵，也多师出正义。这不能不归诸佛家正旨及戒律的约饬，正是由于少林武僧有了“禅”之修养，所以能从好勇斗狠的“杀机”升华到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中去。此外，少林武术在练习的注意事项上也多受禅戒影响，尊师道、戒酒色，这些戒约虽对武僧而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少林俗家弟子的作为。
敬畏生命的道德观。敬畏生命在传统武术中可分两层意思来解读，第一层面为尊重自己的生命。追求肉体与心灵的平衡，传统武术中“内外兼修”的思想是修炼功夫的重要法则，所谓“内”指的是身体内的气血、脏腑、经络等等，还包含了内心、内意等精神要素，因此对“自然我”养护的实践形式体现在修炼过程中，包括练武的时辰、环境、方位、衣着等要素都很讲究，不仅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武谚，还有四戒、五损、十忌、十八伤、廿六宜的细节规定，以保持肌体的平衡与和谐。同时，在重视“自然我”和谐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我”与“自然我”的统一，即“养心”、“修德”与“健身”、“御敌”的辩证统一，并认为只有“修身为德”才能“阴阳气和”，只有做到“胸中廓然无一物”、“空故纳万境”才可炼就上乘功夫，正如《少林宗法》所云:“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怖畏之域为拳术之极致所归，即性命精神所皈依的不动心功夫。”其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类似“禅武合一”的神明状态。习武者终极追求的不是诉诸心灵对肉体极限的不断超越，而是融心、性、身于一体，通过武术套路、功法、心诀、吐纳、按摩、中医药等内外兼修之方，达到身心高度统一的和谐境状。
第二层面是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具体体现在除上文所提及的平等的对待其它生命形式外，更突出体现在和他人较技时不以伤害对手为目的，譬如太极推手，它本身就是一种由拳架向散手技击过度的运动形式，两人也可多人互相搭手做弧线运动，互相感知对方来力的方向和强弱并予以化解，若不能化解而失去重心的一方就是落败方，较技到此就结束。该运动本身蕴藏着竞智、竞技的竞争理念，但是此类竞争不像拳击、泰拳、自由搏击术等运动那样造成恶性伤害，即使在万不得已非要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伤害也应是非要害(要命)部位，以制服对手使其不能反抗即可，传统武术强调是对对手的力的感知，点到为止。另外太极拳的拳架从起势到收势，没有一个主动进攻的招式，所有的动作都是以防为攻，有歌诀言:“掤捋挤按需认真，上下相随人难侵。任凭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可以看出，传统武术并不以伤害他人为目的，其理念是制服敌人而不予以致命伤害，要求以德服人、以智服人，其间充满了和谐、巧妙和智慧，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敬畏的伦理情怀。
三、传统武术文化的道德教育内涵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的影响，中原武术文化形成了一套既有别于传统文化道德又极大融通传统文化道德的“武德”体系。上文所及传统武术文化中的生命观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武术道德观的直接反映，武术离开了对道德的承载那它就什么也不是，所以道德是中原传统武术的灵魂。因此，传统武术特别强调和重视武德的修养和习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陈式太极拳和少林武术的门规戒律的具体内容中窥见一斑。陈式太极拳的门规戒律有门尊十二严、戒章十二禁等具体要求，门尊十二严的具体内容为:端(举止端正庄重);敬(恭敬尊重);公(公正);正(正直、正派);仁(仁慈、善良);义(正义);浩(浩然之气、胸怀宽广);勇(见义勇为);忠(忠诚老实);信(信仰、崇拜);诚(诚心诚意);德(品德、道德)。戒章十二禁的具体内容:邪(歪风邪气);反(坏);恶(为非作歹);刁(无赖);猾(狡猾);奢(过分奢侈、挥霍);诈(欺诈、诓骗);疯(言行狂妄);卑(下贱、品质低劣);奸(奸诈、虚伪、背叛、下流);狂(妄自尊大);恶(恶毒、凶狠)。［2］
同陈式太极拳一样，少林武术也有森严的戒律，早期少林的戒律为“十禁约”，其具体规定如下:一禁叛师;二禁异思;三禁妄言;四禁浮艺;五禁盗窃;六禁狂斗;七禁违戒;八禁抗诏;九禁欺弱;十戒酒。［3］无论是陈式太极拳的门规戒律还是少林武术的禁约，仰或是其他武术流派清规戒律，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基本没有“术”的影子，而都是扬善抑恶的道德律令，武术道德教育的意义远远大于技艺的传授，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体育形式。
而“德”在中国传统武术中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我们可以简单作以解读。与西方搏击术相较，中国武术在精妙绝伦招式下的御敌术背后更多渗透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制服敌人而不是致残敌人”的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是对传统文化中“仁”的扩充，其道德实践的主要内容为“仁、义、端、敬、诚、忠、信、勇”，即便是对待敌人也要存有“以德服人”、“以宽待人”、“以行感人”的大丈夫情怀，这是“德”的第一要义———待人处事的高尚情操;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在传统武术中有特殊的表现———“侠”。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拿出不小的篇幅撰写游侠列传，而金庸小说中最让人痴迷的角色往往也是那些形形的侠客，可见“侠”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侠”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习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匡扶正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等行为，“狭义”是每一个习武人义不容辞的道义，这种“德”化了的责任感贯穿于习武者的全过程，这是“德”的第二要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古之习武者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奋斗理想，不断自我砥砺，不仅要求自己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更要求自己有治国平天下、为民族大义牺牲自我的民族责任感。明代少林寺僧人以“保邦靖世即传灯”为理想，协助明军抗击倭寇，在淞江一役全部牺牲，可谓可歌可泣;时期大量武林志士参军抗战，很多人都战死沙场，留下一幕幕血与火的历史长卷，书写了中国武术人一腔报国热血和伟大的爱国情怀，这便是“德”的第三要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由于武德之于武术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作为武术的精神本体具有深刻的道德教育意义，它不仅要求习武者具有“智”的理性品质，还要有“仁”的道德情怀，更要有“勇”的气质品格，它不仅要求战胜对手，更加要求战胜自己。“武德”对于塑造“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可谓意义非凡。
四、中原传统武术文化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原传统武术文化中伦理思想，由于受到时代性的局限，期间不乏一些非科学性的东西，但期间一些合乎人性的伦理文化因素还是值得肯定的，仍然具有现代价值。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第一，传统武术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契合了现代和谐体育构建的思维方式。传统武术生态伦理思想以直观性、思辨性和系统性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贯穿始终，而生态奥运、生态体育的发展则反映了当代西方体育从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向整体有机思维方式的转变，借鉴中原传统武术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偏颇;第二，传统武术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契合了体育伦理领域的拓展。传统武术文化中“天人合一”、“神形合一”所表现出来的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师法自然、崇敬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当代生态体育、和谐体育试图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这也是当代体育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第三，传统武术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契合了现代体育的理论内涵。传统武术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中无处不体现出一个“合”字，“合自然之道”、“合四时之序”、“合人之伦”、“合自身之节律”，“合”者“和”也，其讲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与当代生态体育、和谐体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取向、社会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实践取向是完全一致的。由上可见，传统武术生态伦理为当代体育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和宝贵的文化资源。
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命伦理的现代价值。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价值观念多元化性，新型的社会主义生命价值体系正处在构建阶段，人们容易受各种不当利益、错误思潮影响，因此，有一些人出现了混乱的生命价值认识、失落的生命价值心理和冷漠的生命价值行为。缺乏责任意识、抵抗挫折能力低下，缺乏人生科学合理的规划，认识不到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在遇到挫折与困难时，就采取自杀、残害同类生命的方式来否定生命。
摘要文化素质、精神素质和审美素质，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真正的艺术家，必定是思想家，而真正的思想家总是热心关注世态人情，与社会、传统、自然对话是艺术家创作的真正源泉。本文探讨中西方的油画创作，不仅能够充分体现画家对人生、对艺术的追求，内蕴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而且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油画的内质存在着补充与浑融的良好互动。
关键词：中国油画 精神潜质 文化意蕴 西洋油画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中西油画创作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以及精神容量。为了更好地厘清其油画创作的文化意蕴，首先有必要从历时性的角度予以阐释。油画创作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油画指15世纪到19世纪的西方古典油画，除画种涵义外，还代表着与西方“再现自然思想”相统一的古典文化内涵；而广义油画是只有区分媒介意义的画种。一方面，西方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的繁荣，消解了狭义油画在西方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油画经历了世纪初引进西欧和日本技法、世纪中期学习苏联技术、世纪末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技术的过程，正从“狭义油画”走向“广义油画”创作。正因为如此，中国油画拥有巨大开放性，也正在日益消解油画的西方中心地位。接下来笔者重点从3个方面来探讨中西油画的精神潜质以及文化内涵。
一 中国油画的精神质素
伟大的艺术家无一不是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大文化人，如中国油画作家李曼峰、徐悲鸿、林凤眠，直至当代吴冠中等老一辈画家。“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巴尔蒂斯对后来者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的油画作品评说道：“赵无极的作品中，我只喜欢那些较好反映中国情调的水墨作品。”吴冠中先生的作品能够与伦勃朗的素描同时展出，也是因为其作品的民族性内涵。吴冠中先生的“风筝不断线”的道理，是很值得体味的。油画创作决非仅仅以油画工具材料来临摹中国画，而是能够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内涵的思想之作，而上述杰出的画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内蕴着独特的文化审美与民族特色。
特殊的地域环境、社会环境、民族审美习惯，决定了中国艺术家的职责。中国油画哲学思想基础深厚，作品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早已为西方所瞩目。凡高、塞尚、巴尔蒂斯等更是对中国绘画推崇至极。梵高认为：“中国艺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中国绘画高明之处在于不拘泥于事物表面现象，而是力图表现物象背后的东西。中国油画是中国意象美学观于油画中的体现，画中物象之形隐显转换于抽象的意味中，实态与虚形的交融互生等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意象美学思维在油画中的运用和发展。在融合发展中凝聚着画家的写意性民族情结，使其与中国画家和审美大众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特别是在当下的国际交流以及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油画有了重大的转折，开始了现实主义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变，它是更广阔的现实更深层的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开拓，在艺术手法上更多地借鉴模仿了西方19世纪、20世纪的艺术。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者借鉴、模仿伦勃朗、柯罗和米勒的质朴情感和手法，描绘生活和环境的强烈平民意识，一方面使生活原始的真实性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苏式情节性绘画的样式规范；后者《父亲》的大尺寸和构图描绘脸部的独特表现形式，也无疑是受美国照相写实主义的启发，但又不是完全照搬照相主义样式的机械制作，而是按照油画的基本手法，在其艺术手法上更多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绘画传统，表现了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
二 西方油画的思想内涵
如果说中国油画既体现出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又展现出了融入世界潮流的一面。那么，西方油画史则更是一个融合中予以创新的历程，从古典、浪漫、现实主义、印象派，以至现代艺术的异彩纷呈，都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养料。由于民族的差异，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环境、民族文化传统与我们东方不同，西方画家们创作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本民族地域的或社会条件的规范和影响。而同样，任何优秀艺术作品都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能够激发人的美好情感。艺术史在行进中，新的观念与时代合拍，变形是形的再创造与升华，变形同样源于生活感受，写实、古典也同样能传达文化的气息，如上种种，中西方艺术等同。
谈及油画创作，高更认为绘画的本质是某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当成记忆中经验的一种综合。塞尚的画重视在事物表象下挖掘其简单形式，将眼见的散乱物象构成秩序化图像，不断地追求心目中永恒性的形体和坚实的构图。高更用色彩表现海岛居民的生活，弱化明暗变化与立体效果，以浓厚色调平涂和装饰性构图创造一种原始性氛围画面，给人以潜在生命的蠕动感，如他在《海边的两个塔希提妇女》中原始异国情调和强烈色块组合所形成的装饰性，单纯而强烈的色彩画法包含着画家强烈的主观情感。
而凡高的《向日葵》更是一幅带有强烈主观情感的作品，画家奔放如火焰般升腾的笔触，不仅表现出事物的本身，更多地宣泄着凡高对生命的体验。他对色彩及造型的种种描绘，就像向日葵中绚烂多彩的颜色表现出生命力的伟大。由此可见，后印象主义画家都确立了对新的绘画本质的信念。不可否认在后印象主义油画中，无论是塞尚追求的心目中永恒性的形体，还是高更和谐的色彩和线条，或是凡高奔放如火焰般升腾的笔触，均注入了画家的主观情感，是画家代表自然并到自然中寻找真理的人格追求。
从上面的论述也可以知道，西方油画是西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社会环境的产物，其古典油画直接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的影响，在其宗教精神、科学理性、人文主义、思辩哲学和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其艺术作品极其理性、严谨和准确。受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手工业文明直接引发，各种流派似乎呈现出一种反传统的面目，但仔细分析，并不难看出在貌似反叛的面目里，却保存着与古典艺术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西方传统精神的内在逻辑和风采。
三 差异性与民族性的浑融――中西油画的出路
民族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不同的文化土壤以及宗教、美学背景盛开的艺术之花，必然其具有差异性。比如有人这样认为“油画一旦引入中国就自然成为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构成之一，而任何一种民族的艺术无一例外都是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产物，是该民族在特定社会传统影响下对特定情感思想、心理的特定形式表现，从艺术内容到形式都应该与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相适应，内容与形式两者也应当相和谐，其技法、思维、风格都应该与其存在其中的文化系统和谐有机地成为一体。”这种理论更强调了在模仿中自我意识主体性的确定。
西方油画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范本，这种技法和材料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人类艺术宝库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国油画的发展不仅在于民族化的审美观念和旨趣，其发展的基础更是和我们对油画语汇掌握和发掘的多少有关，因为材料和技法是我们从事油画创作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缺少对西方传统油画美学价值的深入理解而只在视觉因素上进行模仿，就会使大多作品只是呈现出类似“工笔重彩式”的效果，而失去油画这一画种特有的意味，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必要画油画了。
绘画中的哲学、美学因素最终体现在图式与技法中，技法本身已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审美好尚。而中国文化精神注入油画的方式是很广泛的，它从中国美学、哲学、民俗等多个方面通过画家渗入作品。这不仅需要画家对“阴阳”、“意象”、“虚实”、“天人合一”等中国文化概念范畴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解与参悟，还要对油画传统进行全面了解，从材料、技法语言到内在意识都有所把握。我们常常将中国油画苍白、贫乏的面貌归结到技法的不成熟，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在技法背后，忽略了对材料技法在艺术语言上的深层次理解。中国不少油画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画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一个语言贫乏的人很难充分表现自己的思想，更谈不上推敲最恰当的词汇而使语言具有更深广的含义。贫乏不等于质朴，绘画中的质朴应是提升之后的返璞归真，而不是技穷和无能为力的代名词。中国油画要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须是移花接木式地吸收与发展，其文化根基是东方的，是深层的艺术审美性，而不是简单样式上的“民族化”。我们经常说，西方艺术多重客观，而东方多重主观，东方把主客物化为一当作最高境界，而西方多以人本为境界，西画的透视光影，都以科学为依据。西方的科学化和东方的人文化，在绘画上反映出的差异非常大。中国人崇尚技艺，但在技艺中所体现的是完美的精神境界。
西方的现代性也从另一个角度造就了人类灵魂的桎梏，艺术家渴求通过东方文明的启示获得再生，于是西方美术界主张在创作中领悟东方绘画的哲学思想，绘画从追求惟妙惟肖的照相式的功能变为后印象主义，并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行行的现代主义油画。这种革命性突破除了照相术的冲击外，主要缘于西方哲人思维的转变和东方文明的启示。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注重精神和人文历史内涵，强调绘画应注重人内心感受的表现而不是写形，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绘画具有观念上的同构性相通。西方油画表现性同中国艺术的写意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中国“似与不似”的意象造型和借物抒情、物我相观的写意观念有融合之缘。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西方艺术在很多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莫奈的晚期作品在形、色、笔上的意气，和黄宾虹的山水可说是毫无二致。西方的野兽派和表现派与中国的大写意都立足于民族和本土而发展，虽貌差千里，但在表达主观感受、摆脱客观物象的羁绊上却是一致的。他们不仅都是对形体的超越，而且是情感的流露、气韵的表达、意象的体现，凝结着本民族的精神特征。同样的道理，毕加索没有因为创建了“立体派”而固守在“立体”的圈子里，在他看来，采用什么画种和方法是根据艺术创造的需要而定的，他和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不受任何画种和工具材料的限制。他虽身在西方艺术传统的土壤中，却又竭力吸收其他民族艺术的精华，并将它们融为一体，为己所用，幻化出自己独到的艺术语言。毕加索吸收非洲木雕造型都是从艺术精神上吸收，但没有改变其西方文化之根基，从而拓宽了西方绘画的视觉表现形式。中国的油画家更应该具有这样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四 结语
总而言之，油画的审美风格必须以我们深厚的中华文化为基点，加以时代的文化体现、塑造自己的文化品牌。面对全球化的大潮，一旦艺术形式过于成熟完美而精神内涵空虚下来的时候，艺术就危险了。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要有一个批判、吸收的态度，能怀疑敢怀疑，不要神化别人，再神圣的光环也敢摘掉。在包容性上要不拘一派，“以万化一，以一是万”。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以及国内的形式缤纷都是情理之中的，正说明我们的艺术市场在丰富、在发展。民族意识、民族风格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不是可以任意添加的什么“佐料”。油画总归要渗入民族性，这几乎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民族性的内涵具有稳定性和多义性。谁能够说出民族化的油画该是什么样子呢？每个画家只能按着他的艺术个性，以及他对西方油画和民族精神的理解去进行独特的运思和制作。另外，民族化也不应是简单地把既往民族艺术的某些特征固定下来让外来因素去适应，亦不应是简单地把外来因素简化、淡化以求得和传统艺术的相近似。它是外来形式、外来精神和中国人精神特质和欣赏习惯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合，其中既包含着外来因素对中国心理的适应，也包含着中国心理对外来因素的汲取。这种结合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一旦完成了交融与化一，形式方面的民族化也就自然出现了，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参考文献：
[1] 刘纯：《关于油画的民族集团优势》，《画家》，1998年第9期。
[2] 陈瑞林：《色彩世界》，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 中华民族；和谐；人文精神；生命伦理
Abstract: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of harmony i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me of Chinese nation， covering the cultural lives of Chinese nation in all aspects， and is also the soul of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It is mainly involv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respects: Fir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that forms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thir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mselv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Bioethics， the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of harmony requests loving life， which outlines the basis ofbioethics; boldly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whichenhances the fundamental bioethics; making home and countries in one，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sociality of bioethics; making persons and nature harmonious， which makes bioethics comprehensive; taking essence of everything， which enhances the integration of bioethics;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hich realizes bioethics innovative.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and bioethics building is of positive sense of the times.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harmony， humanistic spirit， bioethics
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各种现象的概括，是对人的思想、观念、态度、方法的总体把握，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精华。从整体看，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和谐人文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主题，涵盖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灵魂。中华人文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从哲学角度看，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人生存所面临的三重主要矛盾，内容上也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关系构成三个相互联系的矛盾，渗透于中华和谐人文精神的各个方面。
1.关爱生命，突出生命伦理的基础性
人文精神“追求对人的本质、潜能的发掘以及个性的张扬，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展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求善求美是其核心。”［1］绵延五千余年的华夏文化，灿若星河，在世界文化景观中绚丽多彩。与西方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很独特的是对人自身的关注。《易经》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强调指出，“舍诸天文，征乎人文。”［2］可以看，在中国古代，不是首先考虑“天”，而是首先关注“人”。这也是“人文”的最本质的含义：以人为中心来考察其他一切事物。这与近2000年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是中华和谐人文精神的第一要义。著名思想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按照一般人类认识顺序，应该是先认识自然界，之后认识人类社会。但是，中华民族却走了很不一般的路径。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下，中华民族在探索自己的生存的独特空间，以自己生存独特的时空为立足点，对个人与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术流派和思想体系。但是，综合这些思想可以发现，中华文化始终以人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核心，中华人文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对于生命伦理而言，从关爱生命开始，才是人生最为紧要的事情。只有关爱生命，才能善待生命；只有善待生命，才能善待自己；只有真正善待自己，才能真正去关注别人，去关注自然和外在的一切。也只有这样，才会去遵守伦理，遵守从生命伦理到社会伦理，人类伦理到自然伦理的一切伦理。也只有真正遵从这些伦理，才会提升自己的道德。“从道而有得”，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引申与发展起来的。以人为本，才能真正使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更有活力，更有异彩。
2.勇于担当，提升生命伦理的根本性
个体的存在是生命的本原。但是，中华人文精神强调的不是“狭隘的个人“，而是“大我”；不是单纯就个人来谈论个人，而是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认为个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满足自我，而在于服务他人和社会，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个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而应该追求真理，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具有不断的超越精神。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舍身而取义。”“义”具有最高的价值规定性，也是个人道德的第一要义。荀子提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孟子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得出“舍生取义”的结论。《大学》开篇就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指出了精神生活对人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指明了人应该追求的价值方向。宋明时期的“理”与“欲”争论不休。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主张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提升，不断完善自我，不断用理性去战胜人性的弱点和惰性。从社会意义上看，一切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根本上看是人的和谐。社会和谐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是和谐的核心。同时，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和谐基本依据和合理的评价标准［3］。从个体的角度看，和谐是以生命为基础的，是生命存在过程中各个方面、环节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因此，从整体看，中华人文精神一方面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基础性，另一方面又重视个人社会责任的方向性；一方面强调崇高的伦理道德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个人要善于学习，不断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达到自我的协调，实现身心的和谐。
3.家国一体，注重生命伦理的社会性
马克思深刻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4］中华人文精神重视个人价值，同时，也强调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基础，倡导个人的社会贡献；不是把个人的价值局限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把价值的天平定位于“社会实现”；不仅从具体的人际关系来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来进行思考。康德从人类社会行为的角度深刻指出，“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5］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中华人文精神强调的不是狭义的人际关系。固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华人文精神渗透了人际交往的“礼”、“义”等内容，但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中显著的特征。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一次又一次的挺立于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的潮头，不断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很为关键的是中华人文精神对社稷和国家民族发展的守望，有一代又一代秉承中华人文精神的中华儿女的努力。《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反对一己之私。也是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当和责任，中华人文精神强调个人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的忧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出了“长太息以掩涕矣，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杜甫身居茅屋还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直接追问，“敌未灭何以家为？”也正是在这样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中国历史上报国志士英雄辈出。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包含了中华儿女爱国之情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报国精神的凝聚、升华、弘扬的历史。
4.天人合一，实现生命伦理的全面性
“一切的存在都首先是物质的存在，一切的发展都与物质有关，一切事物只有在与外在的环境进行物质的不断的交换中进行着发展和完善。”［6］中华民族很早就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强调人自身的生存与自然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道德经》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天道》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南华经》则进一步提出：“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益生。”与西方文明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甚至严重对抗的关系相比，中华人文精神中渗透了对自然界的爱护的思想。《周易》提出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谊”，主张对自然界要带有敬畏的心理，遵循自然规律。与此思想相承接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法自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要注意保护自然，而且要实现人、地、天等各个方面的和谐。儒家思想强调“究天人之际”，把人的积极有为与尊重自然结合起来；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界的规律性结合起来；把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生存环境结合起来。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也并不是强调人的生存与自然的对立，相反，也是强调对自然的关注和对自然规律的遵循。综合起来看，中华人文精神注重保持生态平衡，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从整体上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作为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把自然界作为一个生命体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物体；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作为更大的系统来看待，强调两者之间的共存与和谐，而不是排斥和对立。《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既是他的生存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 ” ［7］
5.博采众长，增强生命伦理的融合性
从中华和谐人文精神的发展看，在漫长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和谐人文精神也在流变传承中酝酿和发展着。和谐不仅是“儒家最高的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8］从思想文化条件来看，历经数代先哲贤士，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努力，他们的思想体系相互传承、整合、调整，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人文精神。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看，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以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家庭为背景的社会情况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思想的文化格局被网络化：一方面，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意识形态文化被伦理化、大众化、社会化；另一方面，一些亚文化，如墨家文化、道家文化、士绅文化等，在与儒家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存在，并且不断渗透。之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这样，中华文化逐渐融合协调，不仅形式上相互补充，而且内容上也相互借鉴调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道释”并存的文化格局。无论是儒家主张入世精神，还是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还是释家提出的超然，都是以和谐为基础的。但是，所有这些文化都倡导以人为中心，以关注人、关怀人为主线，从人的角度来考察事物，提出了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注重人的精神的塑造。《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中和到万物的和谐，是天地演化的规律。从哲学意义上看，和谐是事物的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反映了矛盾统一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面表现出来的协调性、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辨证范畴［9］。中华人文精神对生命伦理的追寻，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是不断追求实现生命和谐的过程。
6.与时俱进，实现生命伦理的创新性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认为人生是一个不断的觉醒的过程，也是不断探求宇宙万物的规律和真理，挖掘新的力量，提高自身，改造自我，奉献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为此，中华人文精神主张“格物致知”，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有用新我来不断改变旧我的勇气和行为。因此，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人文精神所展示的和谐生命伦理，并不是安常处顺的精神，而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不断实现生命的意义，不断创新生命的境界的追求。固然，孔子主张“欲而不贪”，“思不出其位”；孟子则要求“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提出“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都主张对于人的欲望的适当的节制。这是人的理性的必然要求。但是，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思想也恰好是重视道德的作用和养成，保持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平衡和协调，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的体现。这也是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和谐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的和谐的协调机制，是保持心理平衡与协调、修养成健康的人格的要求。泰戈尔认为，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构成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同时，他更认为并主张人生的基本原理是和谐，“希望在爱的赞歌中把人们引导到世界大同，到那里，整个人类和世界，都将笼罩在一片和谐的爱里”［11］。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华人文精神，就会发现它的思想的真谛——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对于人生的不断的追问和思考；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智者对后来者的谆谆教诲；不是主张“闭门造车”般的头脑中的革命，而是提倡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和进步。
如今，人类面临纷繁复杂的问题。汤因比认为，要使整个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12］。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与和谐文明，尤其是其中的和谐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瑰宝。在当前，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进中华和谐人文精神与生命伦理建设，对于社会而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对于个人而言，是促进个人养生保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需要。总体来看，弘扬中华和谐人文精神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蔡贤军.论创新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J］.理论月刊，2005，(7)：34.
［2］ 李 华.人文化:探索技术创新的新形态［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7.
［3］ 吴兰丽，田宏伟.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7.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2-123.
［5］ 康 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8.
［6］ 李 钢.论发展的内在本质［J］学习与探索，199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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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11-212.
［9］ 李殿斌.简论和谐范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5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明调；旅游开发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a Case of Kunming Diao
DENG A-lan，ZHAO Hong-mei
Abstract: A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ing paid in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such a background, it is critical to establish a good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takes Kunming Diao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evaluation,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blem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give some advices for all abov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Kunming Diao；Tourism Development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内涵，表明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视角已从只重视有形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无形文化遗产上来。
而纵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虽然像昆曲、古琴这样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在 “申报热”、“旅游开发热”的背后陷入了窘境：重视申报、开发肤浅、保护滞后，从而空有头衔而失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保护名录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传心授” 的特点，其保护更有着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有效开发必然需要建立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就地方而言，如何利用旅游的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得以保护性开发，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2012年, 全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0项、省级项目217项、市级项目3000余项、县级项目8000余项，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内容涵盖民俗、手工技艺、美术、曲艺等各方面（见表1）。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分布广泛，级别较高，民族特色鲜明，原生态性强，为云南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云南省开展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旅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迅速发展，成为了云南省以创新思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原则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共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在开发中应特别强调以下原则：
第一，以人为本原则。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是文化最本质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所创造、为人所拥有、以人为载体，其旅游开发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即要注重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受益，一方面充分保障传承人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尊重传承人对自身所传承的文化进行灵活运用、适当创新的权利，避免片面、肤浅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化，致使传承人仅成表演的工具。
第二，分类开发原则。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而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不同特色，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原真性原则。原真性（Authenticity）原意为原本的、真实的、可靠的、非复制的等等。
第四，体验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且资源本身具有无形性。旅游者只有置身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才能对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三．个案分析：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昆明调
（一）昆明调的产生与发展
昆明调泛指昆明地区的汉族山歌、小调，民间有调子、民歌等多种称谓。
它流行于昆明市区及呈贡、晋宁等滇池周围的汉族地区，在昆明附近的部分少数民族中亦有传唱。据明杨升庵《观秋千》诗“滇歌焚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诗句及清陈鼎在《滇黔游记》记载，昆明调历史渊源至少应在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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