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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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苏私营企业2001-2012年相关数据为对象进行分析，可见，私营企业总体发展指标在金融危机后与进出口相关性降低（表1和表2），与出口相关度的变化为户数0.975到0.948，注册资金0.986到0.967，固定资产投资额0.979到0.964；与进口相关度的变化为户数0.988到0.952，注册资金0.995到0.977，只有固定资产投资反向微增从0.968到0.972，可见，趋势上中小企业正逐渐摆脱外贸依存制约自主发展。
本文将江苏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分为国家层面和江苏层面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党和政府政策、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策、其他扶助措施四个层次，后者主要包括地方法规规章和地方政府扶持两个层次。比较金融危机前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PearsonCorrelations分析结果（表3）显示2001-2006年间江苏层面政策因素和江苏地方法规规章与总体政策合计显著强相关（0.920**和0.973**），表明危机前江苏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主要是地方层面因素，又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主。2007-2012年间数据（表4）则显示国家层面政策因素与总体政策合计显著强相关（0.982**），但各分类因素非显著相关，而江苏层面政策因素稍有弱化，相关系数为0.904*，表明国家法律政策支持力度增强，江苏地方法律政策作用弱减，仍以地方性法规规章支持为主。
三、金融危机前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影响效果分析
选取江苏统计年鉴私营企业发展指标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做Pearsoncorrelation分析，结果显示危机爆发前2001-2006年，私企户数、注册资金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与各项法律政策环境因素非显著相关，表明这一阶段法律政策环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发展不明显，具有被动型特征，因此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小企业在不断减少限制的法律政策环境下自主发展。危机后2007-2012年数据显示,私营企业规模发展指标均与国家层面法律政策显著相关，表明这一阶段国家法律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有成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所得税缴纳额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非显著相关，表明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并未受益于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变。
四、结论
论文关键词：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善意第三人
一、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一）信用证欺诈的广泛存在
1995年中国银行给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及国外法院以冻结令、止付令方式组织开证行在信用证项下正常付款的情形越来越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冻结频繁、涉及面广，严重影响了银行正常业务的开展；（2）国内法院以受益人庄_国际贸易交易中存在欺诈为由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或已承兑远期汇票项下的布道冻结总数的三分之一；（3）法院仅凭开证人一方申请即办法冻结令，往往使银行利益得不到正当的保障。……上诉情形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银行在国际银行业的声誉。……影响面之广、程度之深，令人担忧。”
（二）信用证欺诈的救济一欺诈例外原则
我国法院在信用证欺诈例外方面的司法判例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对善意第三人法律救济不够。当法院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裁决信朋证欺诈成立并撒销开证行信用证项下款义务，一不小心会无视信用证的善意第三人一议付行的合法权益，使得议付行所付的款项无法向开证人追索，议付行成了欺诈例外原则的牺牲品。
第二，信用证欺诈的界定缺乏规范的标准，易受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国内法院有关信用证欺诈的判例往往疏忽了信用证欺诈例外的适用是直接与信用证的根本原则一独立性原则相冲突的基本逻辑，因此在适用欺诈例外时，通常容易从一般民事欺诈的原理来理解，而没有严格控制适用的条件，尤其是对何为信用证欺诈的理解缺乏较为一致的、符合国际上通行做法的认识。
第三，在程序上没有估计有关信用证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从国内进来裁决信用证欺诈成立并冻结或撤销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的各判例来看，大多有一个通病一没有把信用证的开证人追加为诉讼当事人（被告或者第三人）。
第四，法院对信用证和信用证项下汇票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适当关注。国内法院在裁决信用证欺诈案时，通常都是撤销信用证，而没有考虑到信用证项下汇票的相对独立性。返使得信用证撤消后，汇票项目的义务缺乏明确的撤销依据。
二、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在我国的法律适用及相应法律救济
在我目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不少设计信用证欺诈问题的判例，但是在2005年11月l4日以前，直没有权威性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伞围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涉及信用证欺诈问题中强调：信用证交易和买卖合同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因为涉外买卖合同发生纠纷，轻易冻结巾国银行所开信J4j证项卜的贷款，否则会影响中国银行的声誉。
2005年11月14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我国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的有关问题做出了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了信用证欺诈的认定与救济程序。如果中国当事人，包括开证行、申请人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现受益人存在欺诈均可根据该《规定》采取救济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因此了解《规定》的内容对银行与企业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规定首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中确立的民事欺诈构成的法律原则，在参考其他国家判例对信用证欺诈构成条件描述的基础上，对我国法院认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进行了列举，即“凡有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一）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二）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三）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窜逃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是的基础交易；（四）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
由于我国法律没有“禁令”或“止付令”的用语，在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况下法院提出申请，通过法院裁决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获得适当救济。但这种申请应带符合一定条件，《规定》第9条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仃关条件做出了规定，即“开证申请人、开证行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并认为将会给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中止自恢复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在发现外方受益人存在欺乍井将给中方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情况下，开证行、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向右管辖权人的人民法院提出止付申请，该申请既可以再诉讼前提出，也可以再诉讼中提出。这是信用证当事人在欺诈情况下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救济措施。
三、我的观点
（一）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诸多案例表明，我国法院缺乏认定“实质性欺‘的标准。在立法中不仅要明确界定”信用证欺诈“以区分”一般欺诈“和”实质性欺诈“，还应严格该原则的适用条件，以防止滥用。更为关键的是要对支付申请人及原告的举证责任加以明确和细化，并规定严格的举证标准，如提供哪些证据、该证据能否足以证明实质性欺诈、没有法院的救济是否会给申请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等。
（二）借鉴英美法系规定
另外，肓必要借鉴英美法，构建信用证欺诈禁令制度。现在我国司法解释中有关下达冻结令的规定并非卜分准确，因为冻结令与止付令存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构建禁令制度并从条件、种类等角度详细规定。条件至少应包括：“是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实质性欺诈，对是否存在实质性欺诈的审查与确认应该遵循欺诈行为使基础合同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并受到重大损失的原则；二是申请人请求采取该措施的紧迫性，如损失的不可挽刚等；=三是采取该措施给予被申请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四是其他救济方式的局限性，如果申请人能获得其他方式的充分救济时，法院应当给予禁令等等。”种类方面，美尉分为临时禁令、预备禁令和长期禁令，我罔呵以借鉴。
[关键词] 绿色贸易壁垒;非正当性;发展中国家
Abstract:The green trade barrieris the stric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Thisbarrier with strong elusiveness， low transparency and unpredictability has become the very big barrier for developing nations’ foreign trade， particularly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article has and analyzed the invalidity of the green trade barrier form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 green trade barrier;invalidity;developing countries
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使用遭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绿色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市场准入的常用和有效手段，而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也成为遭受绿色贸易壁垒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绿色贸易壁垒，思考如何理性和辩证地看待，探寻积极利用的方式来完善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法律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 绿色贸易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又称“环境贸易壁垒”，是在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由于立场不同，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有不同的观点，有关国际公约或条约也未对其作出官方的界定。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环境名义说：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禁止或限制外国产品进口，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1]。
严格标准说：绿色贸易壁垒是作为一个市场准入的障碍，进口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复杂的卫生检验检疫制度或采取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等，对外国产品或服务加以阻止或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新措施[2]。
综合说：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一国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通过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服务直接或间接加以限制的贸易手段和环境措施[3]。
本人趋同于第三种观点。对于绿色贸易壁垒应该全面、客观地加以界定，不能仅仅因为绿色贸易壁垒目前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而一味强调其消极性，全盘否认它。从实施的结果上看，无论进口国真正目的是保护环境还是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或者两者都有，在客观上提高外国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准入门槛，构成了贸易壁垒，形成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从而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4]。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客观上也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因此绿色贸易壁垒具有诸多不合理性和合理性，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客观而全面地作出分析和判断。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特征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保护方式和环境保护措施，具有很明显的双重性。和传统的贸易保护方式相比，有以下突出的特征：
1.名义的合理性 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关注生态环境，追求绿色消费，迫使各国通过 立法满足国民的绿色需求。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在贸易政策上采取绿色贸易壁垒。这种做法不可否认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保护国民的利益，顺应时展的潮流。
2.形式的合法性 绿色贸易壁垒一般是以国际条约、多边协议和国内立法为依据，特别是充分援引了“一般例外条款”，通过制定行政程序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定和实施。各国绿色贸易壁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行使对内最高权的国际法主权原则上，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表现，因而其具有合法的外衣和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3.支持的民众性 随着人类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产品品质的环保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近年来，有关产品安全问题不断显现，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不仅正好迎合人们的绿色消费心理，而且通过制定强制标准来保障安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4.应用的广泛性 绿色贸易壁垒涉及的内容和保护的范围广。从产品来看，无论是整个产品周期的哪个环节，都要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从领域来看，绿色贸易壁垒不仅涉及产品领域，而且涉及服务领域和技术领域，还呈现扩大的趋势。从国家来看，各国都纷纷采用绿色贸易壁垒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还不断地效仿他国。
5.实行的灵活性 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实行，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规定，而且是一国行使主权的表现，各国政府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环保要求，设置与之相应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而且各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由不同位阶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构成，这样不仅修改程序简单，制定也迅速，各国政府还能随时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最合适的贸易措施，凸现其灵活性。
6.方式的隐蔽性 绿色贸易壁垒是一国根据本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科技发展水平而设置的，以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为依据，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为名，将贸易保护的目的巧妙地隐藏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过程中，很难被明确地辨别和有力地反对。 7.技术的歧视性 绿色贸易壁垒在外在的表现上应该是非歧视性的，许多贸易措施一视同仁，然而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设置同样的市场准入条件，实质是带有客观的歧视性。 三、绿色贸易壁垒非正当性的法律分析 绿色贸易壁垒在保护生态环境、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起了积极的作用，国际条约、多边协议有关环境和贸易立法也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是由于一部分国际规则规定模糊抽象，缺乏法律约束力，被新贸易保护主义者滥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变相贸易保护，对国际贸易法律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具有非正当性。非正当性具体分析如下：
1.绿色贸易壁垒对WTO基本原则的挑战
(1)绿色贸易壁垒对非歧视原则的挑战。非歧视原则是WTO法律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和核心，是指WTO各成员之间应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相互的贸易关系中不应存在差别待遇。它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条款体现出来[5]。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生产或加工方法生产出的相同产品尽管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一样，对环境的影响却可能大相径庭。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对采用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生产方法生产的产品或生产过程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产品制定一定的环境标准，来限制或禁止国外产品的进口。由于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基于各成员方的经济技术实力不同，实施的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工艺和生产方法等也存在差异，这种办法无疑是有悖于非歧视原则的，构成了对相同产品的差别待遇。
(2)绿色贸易壁垒对WTO透明度原则的挑战。透明度原则是实现WTO总体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维护各成员方正当权益，避免贸易争端，确保贸易公平、开放、无扭曲地竞争。WTO在《GATT1994》第10条、《SPS协议》第2条、《TBT协议》第7条和附件B中规定各成员方应迅速通知其相关措施的改变，并公布现行的或将施行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条例，以及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协定，以使有利益的成员方对其知悉。然而WTO各协议对一些贸易措施是否应受WTO透明度机制约束尚有争议，而且对透明度的程度有不同要求，这增加了透明度管理的难度。WTO各协议都规定了事前公布和通 知，建立国内咨询点对其他成员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作答复等形式多样实施方式，但是许多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名，在不事先通知出口商所应遵循的具体要求的情况下，采取各种绿色壁垒措施，要求进口产品遵守国内的环保技术以及卫生检疫措施等方面的法令条例，从而为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置贸易障碍，显然是违背了透明度原则。
(3)消极环境补贴及污染产业转移对公平贸易原则的挑战。公平贸易原则要求成员方和出口经营者不应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为创立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WTO特别强调各成员不应实行补贴的贸易战略，出口商不得以倾销的方式在他国销售其商品。有些国家制定和实施相对宽松的环境标准，并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 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从而使本国生产产品无法反映产品的环境成本，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有悖公平贸易原则。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环境标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一批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的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在获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既大量消耗东道国的资源，又对其环境保护造成极大的损害，不公正地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机会，更有悖于公平贸易原则。
(4)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的挑战。WTO基本原则中的“鼓励发展与经济改革”原则无疑体现了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含义。因此，特殊和差别待遇可被视为处理发展中国家问题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此，WTO除了在《GATT》第36条和第37条作了核心规定之外，还在《TBT协议》序言和第11、12条、《SPS协议》第9、10条、《农产品协定》等专门协定中加以明确，并把该项待遇不仅涉及国际货物贸易领域，而且扩大到了服务贸易领域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领域。可是在实践中，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只不过是协议制订者当初的美好愿望而已，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无法实现。WTO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用国际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力度。这种没考虑到不同成员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环境保护水平的客观要求，简单地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势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进而制约发展中国家环保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且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优势，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规定非常严格苛刻和复杂的环境标准，形成一道道无法逾越的绿色屏障。
2.绿色贸易壁垒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中的最基本的原则。国家主权是指国家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力。虽然自近代以来，对主权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但各国在实践上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主权，并特别强调主权平等的重要性[6]。一国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依据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而采取绿色贸易壁垒措施，对他国主权的最大挑战主要表现在其国内环境标准或措施的域外管辖权问题上。如果承认了国内绿色贸易壁垒措施的域外效力的合法性，必然会导致对其他成员国国内事务的粗涉，违反了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最早涉及环境标准域外效力问题的案例是1991年墨西哥等国与美国之间的金枪鱼——海豚案①。继金枪鱼案后，印度等四国诉美国禁止虾及虾制品进口案也同样涉及了国内环境措施的域外适用问题②。WTO争端解决机构总体上倾向否定了一国国内绿色贸易壁垒措施的域外效力。不过让人担忧的是，虽然美国以败诉告终，但是上述机构最终确认了美国法律的合法性，只是因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武断和歧视，无法满足《GATT1994》第20条序言的要求，而判决美国败诉。这样的判决无疑为利用以保护环境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提供了先例，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巨大挑战。 ① 根据美国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的规定，如商业性捕鱼技术导致了对海洋哺乳动物的伴随性杀害，或伴随性严重伤害超过了美国标准，则禁止那些与该捕鱼技术有关的商用鱼类或者鱼类制品的进口。这一规定为那些在太平洋该地带进行黄鳍金枪鱼捕捞的国家设定了海豚保护标准。 ② 为了保护珍稀动物海龟，美国国务院于1996年4月19日修正并颁布了新版《濒危物种法》的第609条款实施指导细则，禁止从在捕虾时不使用名为TED的海龟隔离器国家进口海虾及虾制品，并将第609条款延伸适用到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1996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泰国请求WTO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
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对策 面对绿色贸易壁垒变相贸易保护的不正当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公约、法规，援引WTO中的贸易与环境条款从国际和国内层面上找出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法律对策，以此突破绿色贸易壁垒，保护我国的环境和对外贸易，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国际层面的对策
(1)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积极参加国际谈判。我国必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立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公约、条约的谈判和国际环保标准、法规的制定，通过各种谈判机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磋商，谋求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切实保证发展中成员方依照WTO各协定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前提下，最终制定真正顾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现状与合理要求的公平的多边环境贸易规则，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滥用环保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建立公平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2)根据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建立“绿色贸易信息网”。因绿色贸易壁垒而导致的贸易摩擦，有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因此，我国应该根据透明度原则的要求，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建立一个加速绿色贸易壁垒有关信息传递的“绿色贸易信息网”，提供快捷而且全面的信息咨询，包括各国绿色贸易壁垒有关的法规、典型案例、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卫生检疫、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消费等信息，尤其是针对我国主要的或大宗的出口产品，及时而全面本国的该类信息，达到沟通的目的，以此减少绿色贸易壁垒的发生概率，认真履行WTO的透明度义务。
(3)认真研究有关绿色贸易壁垒的经典案例，善于灵活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绿色贸易壁垒纠纷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首先应认真、深入研究有关绿色贸易壁垒的经典案例，不断地总结别国的经验教训，利用谈判机制，主动申请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程序，尽量把涉及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争端控制在磋商阶段解决。其次要善于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投诉和应诉的快速反应机制。再次，要针对所诉的问题进行自我审查，若我国确实存在违反协定的政策或措施，应及时修改或撤销。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使对方在专家组报告通过前撤诉。最后，必须培养熟悉WTO实体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且辩术高超的专业律师队伍，配合政府参与争端解决程序，以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4)加强绿色贸易壁垒有关政策和法规的研究，建立绿色贸易壁垒跟踪预警机制。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前提是享有完整而准确的有关国际贸易的信息，因此，我国应建立绿色贸易壁垒跟踪预警机制。我国可以利用世贸组织成员按WTO透明度原则设立的国家级咨询点，及时收集与绿色贸易壁垒有关的公约、法规、技术标准的信息按照行业或产品分类研究，对大型出口创汇的重点企业实行服务跟踪机制。同时，建立网上在线实时咨询平台，及时依据不同影响程度而设置的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及时地将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企业。最后，绿色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国外的政策、法规对我国的影响，提供咨询意见和相应对策。
2.国内层面的法律对策
我国与绿色贸易壁垒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空白，已有的法律法规明显地存在立法落后、可操作性差、保护力度弱、多头立法、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和重复等问题。我国应根据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贸易协定，尽快完善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制度[7]。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完善我国《对外贸易法》中的环保例外法规。2011年4月6日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法，也是我国首次较为系统地将一般例外和特殊例外以国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2、4项规定以及第二十六条第2项的规定，相当于《GATT》第20条项下的环保例外条款，但其中也有些不太妥善的地方，与《GATT》的环保例外条款不相符。首先，违反了非歧视原则。
该法第十六条第4款“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中不符合《GATT》第二十六条g款的“同限制国内生产与消费一道实施”这一要求，造成了内外差别待遇，违反了非歧视原则。建议在该条第4款中增加g款的内容，防止该项环保例外权被滥用，以更好地遵循WTO的非歧视原则。其次，法律用语不严谨。该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六条前言的用语都是“可以”，属于授权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规定。各国政府为 保护环境而采取贸易措施，这既是该国的权利，同时也是该国的义务，显然应将“应当”来代替“可以”。最后，缺乏《GATT》环境例外规则的客观要件，容易造成权利滥用。该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六条前言中没有规定采取贸易措施的客观要件，建议应当加上《GATT》环境例外规则中的客观要件，即增加“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防止权利滥用，才能使执法机构谨慎运用。
(2)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目前，我国的环境标志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尚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进行完善：首先，尽快通过立法建立环境标志法律法规，并尽快出台环境标志制度实施细则和管理条例;其次，加速更新环境标志产品的技术指标，尽量与国际接轨。再次，建立国家级的统一认证机构，对产品进行最高级别的统一环境标志认证。同时开展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合作，相互承认对方制定的环境标志，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标志会议，以便从制度上消除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消极影响;最后，将环境标志制度中的“自愿申请”原则改为“自愿和强制相结合”原则。对于那些绿色含量极低并直接危害人类健康的产品，应该采取强制认证的方式。对于绿色含量一般的产品，可以采用自愿认证的原则。
(3)建立健全绿色包装制度。目前，我国制定了一些有关包装和标签的法律、法规。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七条对包装物的使用、强制回收、不履行包装强制回收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做了规定。但是，我国没有独立的有关绿色包装制度。对我国制定绿色包装法规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应明确限期禁止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包装材料、包装技术和设备;其次，制定减少使用包装物的措施;再次，明确责任，实施“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推行回收再生标志。在实施中包装物的强制回收制度可结合押金制度来实现强制回收;最后，制定优惠措施和惩罚机制相结合制度，对采用新技术生产绿色包装材料的企业、在包装材料上使用可再生资源、使用可重复使用包装的企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对违反包装物使用、处置等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制定严厉的惩罚机制。
(4)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绿色税收和绿色关税制度。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对环境问题的调节作用，应在税法中增加绿色税收和绿色关税制度。虽然实施绿色税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产品成本，使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绿色税收体制将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人认为应从以下两大方面着手： 建立健全绿色税收制度。首先，增加绿色税种。我国应“清费立税”，开征污染物排放税、污染产品税等税种，以更好地发挥税收对企业环保行为的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其次，明确纳税主体。涉及污染行为的市场主体(法人、非法人与自然人)都应纳入环境税收的纳税主体范围;再次，税款专款专用。国家应将征收的环境税收全部用于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开发、示范和应用于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最后，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环保节能产业发展。我国应在税法中体现对实行清洁生产、生产绿色产品等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构建绿色关税制度。当前，我国的进口关税结构存在着缺陷，应实施环境关税制度，实现关税绿化[8]。
具体措施有：首先，我国可以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同类环境税收。如环境关税、环境附加税等。同时对国内资源型产品，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征收出口关税。其次，实行绿色税率。对于会给消费或生产带来污染的产品和容易产生污染的加工生产设备应提高进口关税，而对于资源型产品、环保产品和先进环保生产设备应大幅度降低甚至是取消进口关税。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和设备进口，又可以推动国内环保节能产业发展。最后，所征收的绿色关税必须符合非歧视性原则。应对进口产品和国内相同产品征收相当的税费，不搞差别待遇。 (5)完善我国的绿色检验检疫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整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关系的法律法规，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动植物检验检疫法律制度体制，并制定了具体实施规章。我国的检验检疫行政执法机构体系已实现“三检”合一(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主管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以及商品检验)和“两局”合一(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然而作为执法基础的法律法规却仍然陈旧落后，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有关检 验检疫的法律及其实施细则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交叉和冲突，导致各部门职能存在着大量的交叉和重叠，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享有过大自由裁量权，缺乏行之有效的责任和制约机制。新修订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2005年)作为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一项基本行政法规，在质检法律体系“三法分立”的框架范围以内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调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建议应当彻底抛弃“三法分立”与修修补补的立法现状，改为采用统一立法的模式，即将调整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集中在一部法律之中，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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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旅游；特征；作用；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6-0121-02
文化旅游泛指以鉴赏异地异国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迹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它涵盖范围广泛，包括与历史遗迹、建筑、民族艺术、宗教等有关的旅游活动。文化旅游产业关联性高、涉及面广、辐射性强、带动性强，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强的活力。
一、文化旅游产业的特征
根据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其基本特征如下：
1.超综合性。旅游产业本身的综合性就极强，而文化旅游产业又将文化这一因素置于旅游产业的链条上，使其综合性更为明显。比如，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它集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休闲娱乐产业、艺术产业等为一体，产业体系庞大，产业边界模糊。
2.延展性。延展性指的是以一项文化旅游产品为核心，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其他产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般来说，文化旅游产业的文化含量较高，通过一些深度的开发与创新，可以挖掘和衍生出一系列的新产品，从而带动文化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二，旅游产品还具有一定的内涵方面的延展功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讲解中，导游可以适当地引入一些诗词歌赋、精彩的传说、故事、典故，从而有效提升游览的层次，增加旅游产业的附加值。
3.载体性。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文化景点、文化艺术场所等为基础和载体。一般来说，这些历史文化景点、文化艺术场所的品质高低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而现阶段随着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其载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旅游产业的载体是文化旅游产业链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因素。
4.体验性。与传统的旅游方式强调“静态观赏”不同，现代文化旅游倡导“文化体验与文化参与”。无论是从当代人对文化旅游体验与参与的要求，还是以中青年人群和老年人群为主的文化旅游市场主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主观与客观两个角度要求文化旅游更具体验性，这也将成为文化旅游的本质要求以及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5.创意性。文化旅游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与历史古迹相联系着的，更多时候也要通过文化创意的实现来达到吸引人的目的。举办各种大型的选秀活动、博览会等也能够带来巨大的产业联动效应，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比如，在旅游资源相对匮乏的迪拜和阿布扎比，就通过一些全新的理念设计出了超豪华的购物中心、七星级的金帆船酒店，还有豪华的文化广场，豪华的清真寺等创意产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客。
6.精品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旅游产品是人类历史的结晶，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精神与物质行为的精品，具有很高的品位，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与传扬，大量吸收前人遗留下来的优秀文明成果，做到为现代所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种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下去。
7.民族性和国际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旅游的景点一方面是民族的，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是世界的，具有国际性。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当所有的民族文化汇聚到一起，就具有了国际性。可以说，文化旅游产业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统一。
二、文化旅游产业的作用
1.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产业新格局的形成。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旅游产业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旅游产业的发展进入新的调整和提升阶段势在必行。可以说，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暂时解决了现阶段单独的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它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强了其发展的活力。总之，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将会有利于促进旅游产业新格局的形成，使其结构得到优化与整合。
2.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可以通过旅游业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载体，从而使旅游从单一的游览观光型向文化体验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由量到质的转变，推动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
3.有利于旅游产业功能的完善。传统的旅游产业过分强调其经济方面的功能，而对其他功能视而不见，而现代旅游业功能更加多元，比如可以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人们身心的健康、知识的增加、境界的提升等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得公益目的、教育目的、文化传播目的更加凸显。
4.有利于提升我国旅游产业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在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知识和文化的竞争上。文化旅游产业是知识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扩大旅游中的文化含量，使旅游业更好的承载文化，积极打造属于本国的有特色的文化产品与品牌，增强本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以此树立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策
1.加强文化创意。文化创意要求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原始文物遗存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一番创新和再造，增加文化的附加值，特别是要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中向上的阳光的文化层次，把它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内容来抓。加强文化创意的目标不仅是要复活历史，更要推动历史的发展。
2.强化营销的文化内涵。在旅游文化的营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其文化内涵的营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采取不同的文化内涵的说明与宣传。首先可以加大立体广告的宣传力度，并增加广告的文化含量；其次，可以选择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文化旅游的推广活动，对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进行一番详细而又通俗的说明。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文化旅游这一新型的旅游方式出发，探讨了其特征、作用以及发展对策三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对文化旅游这一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与作用，必须进行很好的引导与鼓励支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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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个案社会工作作为其中重要的分支，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专业的个案社会工作者所接受的多为西方国家总结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而我国又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情，人们有着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世代相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人情伦理和普世价值，也存在不少与专业个案社会工作相悖的思想，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价值观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影响，有助于个案社会工作更加适应当前国情，也有利于其在确保专业化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本土化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案社会工作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也是一个复杂又矛盾的有机整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其基本精神、对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范认知和对和谐文化的剖析，对个案社会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为个案社会工作者处理工作者与案主，工作者与家庭及工作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指南。
（一）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礼记》中提到“天下为公”，天下也就是“社会”，人们对“公”的理解，体现了人民对于社会公平的向往和追求。而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会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行政干预、舆论压力是常见现象，这些都挑战着个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观和职业底线，这就需要个案社会工作者坚持原则，做出理性判断和选择，还要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来丰富自己处理复杂实务中所要面对的困难和干扰，也需要专业的督导来帮助从业人员不断强化职业技能和完善职业素养。
（二）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的概念，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制度。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处事原则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家庭伦理中要求晚辈尊敬长辈，婚姻道德中则要求妻子忠诚于丈夫，这些都维系着家庭的稳定和完整。个案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解决家庭问题时，应积极引入这些思想，启示现代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接纳和吸收。在家庭关系中，父母要做好表率，孝顺父母，提携晚辈，妻子忠诚丈夫，丈夫也要体恤妻子，帮助家庭建立和维持一套稳定、和谐的伦理观念，以便更好地解决家庭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和谐文化的普世观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中推广“和谐”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要和善以对，人与社会要友善相容，人与环境要友好相处。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处理社工实务时，也应怀抱这一套普世价值，不断丰富自己的人文情怀去接纳每一个案主，关爱案主，不因他们的民族信仰和阶层背景而歧视、区别对待。与此同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案主分析问题，帮助他们适应社会环境转变，更快地融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社会工作者也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社会情感，提升专业价值。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案社会工作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套普遍适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在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时展的价值观念，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阻力。
（一）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
传统文化中一直要求人们塑造共性人格，维护群体的整体价值，孔子的“克己复礼”要求人们克制自己，完全依附于整体之中，朱熹则让人们忽视对个人利益的政策追求，“存天理，灭人欲”。可见，传统文化过分压抑个体需求，容易造成个体潜能被埋没，也极易导致人格的扭曲，长此以往，对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个案社会工作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并不熟悉专业的社会工作流程，加之很多案主并不是主动寻求社工机构帮助，这导致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很难与案主建立关系，案主的需求和困难无法及时、准确地被获知，及时发现有问题，也无法有效地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开展造成比较大的阻碍。因此，社工人员不仅要了解传统文化，还要审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学会趋利避害地运用这些传统文化因素。
（二）传统婚姻家庭观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传统文化中对婚姻道德要求极多，但是多站在男性立场提出，完全忽视女性权利。而随着时展，女性的需求也逐渐受重视，传统的婚姻观也要发生转变。但是社工人员在处理作家庭社会工作实务时，常常会发现男性会利用传统的婚姻观约束女性而放纵自己，有些甚至对女性实施“家暴”。而很多身处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大多忍气吞声，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拒绝他人的关心与帮助。个案社会工作者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要用于尝试与案主沟通，在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人文关怀之外，还要以平和的心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理性地评判是非对错，帮助案主找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传统文化对规范的片面化
我国传统文化对很多规范存在单边规定，如在医患关系中，对医生的规范是“救死扶伤”，要求“医者父母心”，却对患者没有任何要求。个案社会工作者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容易受传统文化影响，单方面考虑某一方的处境，这对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极为不利的，必须多元化地看待各类规范。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思想精华，这些精华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社工人员也要注意到，传统文化随着时展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许多原本正确的观念，也许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增加了不合理成分。个案社会工作者应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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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资金和融资渠道单一是各国中小企业发展普遍遭遇的“瓶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各国财税政策大致相同:财政补贴、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固定折旧率、政府采购等。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财税扶持力度较小，范围较窄，需要加强扶持力度。此外，融资向来是最关键也是令中小企业最头疼的问题，因此笔者选取了金融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国家—韩国进行分析。
韩国政府建立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颇具特色，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二板市场三位一体，为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韩国政府成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银行;另一方面设立了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和技术信用担保基金，为初创型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保障。韩国政府还参照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建立了自己的二板市场—NASDAQ市场，专门为知识密集型、创造高附加值的中小企业融资。目前，以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基金和二板市场为主的韩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正为保证中小企业稳定经营、风险投资、技术开发以及中小企业国际化提供着广泛的金融支持业务。
我国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各商业银行间接提供贷款，但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有限性。在信用担保基金方面，担保机构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且受行政干预影响较大。针对这一系列不足，结合韩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笔者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政策性担保、商业担保、互助担保和再担保一体的多元化担保路径，并设立专项款用于担保机构坏账的代偿，减小担保风险。同时，政府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在全社会的公开、查询与共享，使中小企业接受公众的监督，诚信经营，从而增加公司的信用值。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能够改善，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就搬走了一块“拦路巨石”。
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体系的优势与特点
如果说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那么技术创新能力则直接决定着中小企业的命运。如何促进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荷兰就曾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创新券”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印度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较为典型的是其产学研政策，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众所周知，印度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十分发达，这离不开印度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大力鼓励与扶持。印度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超群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政府非常重视研发投入，科技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还建立了多种风险基金，包括国家风险基金、邦风险基金和私营风险基金，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重要原因是“产学研”合作的开展。为促进科研机构、学术机构、大学与产业界的联合，促进中小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印度科技部、邦政府、金融机构和依托单位共同建立了科技企业园，推动“产学研”合作。显然，印度政府的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印度的软件业即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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