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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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培养目标的组成部分，可将其分为所培养人才类型，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以及人才去向和人才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等方面构成。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对三类高校培养目标进行了比较。比较发现，三类高校培养目标既有共性又有差别。共性主要表现在都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技能，这是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差别表现在：
1、所培养人才类型的差异
综合类大学侧重于高级综合型人才，财经类大学侧重于商务应用型人才，理工类大学侧重于复合应用型人才；
2、能力要求的差异
综合类大学侧重于扎实的基本功，财经类大学侧重于较宽的专业知识面，理工类大学侧重于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工科基础。
3、人才的去向的差别
综合类大学多面向各类涉外企业、事业单位和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国际经贸、政策分析等工作等；财经类大学多面向为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等进行实际业务、管理以及宣传策划等工作；理工类大学多面向国内外贸易公司、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政府涉外经济部门、外资企业等进行实际的外贸业务操作。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
国家教委的相关规定将高校的课程分为五类，即公共基础必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性课程。本文按照该分类，对各类课程的学分总数进行了统计并加以平均。结果显示各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即都注重基础课程的学习。在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必修课这些基础性质的课程上分配了相对多的课时，为不同学科间交叉、渗透、融合、搭建了平台。通过样的课程设置，以期培养既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又全面掌握国际经贸基础理论、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人才，使学生毕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灵活就业。而它们的课程设置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综合类大学侧重于基础理论知识教育，针对于公共基础课程以及学科基础课程课时比重大，凸显了“厚基础，宽口径”的特色；财经类大学注重学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专业选修课的比重，该类课程涉及经济类专业知识较多，从而能起到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的作用。而理工类大学课时总量较大，课程种类较多，学生的学习强度较高，同时课时分布比较均匀。
三、实践教学的比较
为了比较各类高校在实践教学的侧重，本文将实践教学的内容分为即基础知识实践内容、专业性实践课和实习等内容，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比较发现，三类高校在实践教学也存在着共性和差异。共性主要体现在均形成了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内容都包括了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以及实习等几个部分。通过这些环节的安排，使得学生能掌握本专业从基础能力到专业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差异性则表现在三类高校对实践教学内容侧重有所不同。综合类大学实践性教学且更加注重对理论结合实践类型的课程设计。财经类大学实践性课程总学时比较适中，且比较注重实践教学的应用性，开设各种类型的岗位模拟以及商务能力运用的实践课程比较多。理工类大学实践性教学总学时最高，且课时较均匀分配于三种类型的实践课。另外从开设的课程上可以看出，理工类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性课程比较注重实际动手能力操作的课程，如各种贸易实务的模拟，以及计算机应用和金工实习等，这些实践内容有利于学生多样性科技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特性。这样，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可根据自身不同类型技能优势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内容。四、启示通过比较，三类高校国贸专业培养模式各有各的特色以及侧重点。面对新的外贸人才需求形式，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需要找到合适的专业定位，从自身专业建设特点出发，改善目前的专业建设情况。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
1、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高校需要结合目前国际贸易人才需求情况进一步调整各自专业培养目标，从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突出培养特点。综合类大学，在培养目标的设置上，可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科研能力的要求以及对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明确自身培养的人才对基础知识结合实践能力的运用的要求；而财经类大学，则可从培养目标上对学生需要具体侧重对哪些方面的知识进行拓宽掌握进行规定，并正确引导学生进行知识面的拓宽；理工类大学则可凸显学生的对复合类型知识的掌握，并加强对工具性应用知识的掌握。
2、调整课程设置在确定了培养目标后
课程设置方面也应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进行课程体系建设，不仅要体现高等院校对于经济、国贸、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培养的系统性特点，而且要紧跟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对不断出现的新贸易技术、新规范等给予及时的介绍和讲授。三类高校可依据培养目标对各自的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对综合类大学来说，它的课程为了实现其“厚基础，宽口径”的特色设置，在学生基础知识的加强上，可相应的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类型的课程以及数理工具等类型的课程，并对学生的理论结合实践的应用能力进行强化；而财经类大学，则可采取必修核心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主修专业课程与兼修专业相结合，扩大学生选课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提供多种类型的知识课程供学生选择，从而达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目的。对理工类类大学，除了要强调学生对不同科目的知识都有所涉猎外，可加强对不同类型知识的应用型知识的课程的授课。
3、进行有差别的实践教学
如上文所述，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薄弱，师资队伍的欠缺影响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质量。总体而言，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水平难以满足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类课程教师对实践类课程授课内容的讲解不够透彻和细致
由于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对实践类课程知识要点的理解完全依据教材，对课程中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的阐释相对粗糙，甚至对教材中的一些与最新实践活动不符的内容难以察觉。这导致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对授课内容的讲解不够透彻和细致。
（二）实践类课程教师教学方法单一
难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由于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自身实践经历匮乏，其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是照本宣科，难以将空洞、抽象的知识联系实际，进行针对性的案例教学，或在案例教学中对案例背后的实践技能知识进行充分、有效的挖掘，从而难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所以课堂教学效率提升难度较大。
（三）实践类课程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能力有限
由于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专业教师缺少系统性的专业实践活动经历和从业经历，实践类课程教师尽管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实践与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其对学生的专业实践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指导，并及时解决学生专业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显然，这不利于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成因
综上所述，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实践类课程授课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不强。结合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造成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缺乏足够的积淀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目前国内众多综合型大学、财经类与外语类高校以及独立学院均举办了该专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办学主体，独立学院举办该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方面，独立学院缺乏足够的积淀，举办该专业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这使得，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独立学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较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建设水平提升较为缓慢。
（二）独立学院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缺少有效的战略
相对于理论性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的战略。由于独立学院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实践性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经验较为欠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培养的内在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难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有效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战略。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提升。
（三）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
如上所述，就目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的构成而言，大多数教师为高校毕业不久的青年硕士或青年博士。这些教师虽然学历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这使得，在实践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相当一部分教师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课堂教学水平提高难度较大。
（四）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缺乏有效的职业规划
诚如我们所知，高等学校教师的成长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而在高校教师的成长过程中，依据自身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具备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才有可能不断提升自身的教书育人能力。而从当前独立学院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很少制定切实、有效的职业规划。这导致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类课程教师难以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专业技能，从而不利于实践类课程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总结
国际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门必修课，针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侧重研究国际货物贸易以外的其他国际经济业务与交往方式，核心内容是探讨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国际流动的具体形式、原因和效应。该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一)广泛性与关联性我国对国际经济合作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规模的扩大和形式的增加，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的教学内容日趋庞杂，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投资合作(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国际技术合作、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国际租赁、国际经济援助、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与操作方法，及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主体权利的法律保护。课程内容的广泛性导致课堂教学存在两大难点:一是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多数开课为每周2学时)如何深入讲授庞杂的课程知识点，课程重难点如何突出;二是如何解决课程知识点与其他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重复问题，如国际直接与间接投资内容属于国际投资学，国际技术贸易、跨国公司内容在某些院校已经单设课程讲授。关联性是指国际经济合作各种形式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目前在信息化与全球化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要素国际间转移与重新配置多数情况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结合在一起产生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与配置。如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本身就涉及可行性研究、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输出、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二)时效性与实践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种类不断增加，在传统的资本、技术和劳务的基础上发展出许多新的内容，如土地、信息、企业管理、风险投资等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内容。此外，中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理论与现实案例日益丰富。时效性要求授课教师随时关注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做到与时俱进。尽管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涉及要素流动的基本理论，但其理论没有严格的体系，多数理论是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课程相关理论的归纳，课程内容主要侧重于实务，特别是各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操作程序与环节，如国际技术转让、国际工程承包、国际租赁、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实践性较强的内容。
二、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一)整合教学内容明确课程定位是整合教学内容的前提。结合课程特点和教学对象，将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明确定位为: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为将来的工作与深入学习打下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学习，使学生形成一个关于国际经济合作较为完整的知识架构，特别是掌握重点概念与理论;另一方面，使学生掌握国际经济合作主要方式的实际操作，把握国际经济合作实务发展的新趋势与动态。目前，多数高校国际经济合作教学采用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卢进勇教授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经济合作》，笔者以此教材的框架体系为基础，结合地方产业结构特点，遵循应用性、时效性与重点性原则，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与整合。1.导论。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经济合作的概念界定、类型与研究对象;国际经济合作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理论。2.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形式与发展趋势;国际直接投资主体—跨国公司概述;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国际直接投资环境。3.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利用FDI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与作用;中国利用FDI的主要方式;中国利用FDI的政策法律规定。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战略内涵与必要性;中国境外FDI的现状、特点与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文化融合。5.国际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的含义、特点、分类与影响因素;国际债券投资;国际股票投资;中国对外间接投资。6.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贸易的含义、内容;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国际技术贸易价格;中国对外技术贸易管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7.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工程承包概述;国际工程承包招投标程序;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特点与问题。8.国际劳务合作。国际劳务合作的含义、本质与主要形式;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国际劳务合同的基本条款;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现状与特点。9.国际租赁。国际租赁概述;国际租赁的主要形式;国际租赁合同;租金的计算。10.国际发展援助。概述;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中国与国际发展援助。11.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的含义、阶段、主要内容与工作程序;项目评估的概念、主要内容与工作程序;项目评估与可行性研究的关系。12.特色专题:浙江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二)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目前，国际经济合作课程多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但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教学方式。1.主体参与教学。主要做法包括: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充当教师讲授部分教学内容，如国际直接投资章节中的国际投资环境;培养学生自主查询数据与资料、EXCELL图表制作与归纳能力，如要求学生上网检索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并将其主要观点翻译成中文、要求学生到国家统计局下载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利用数据绘制图表并归纳观点，并将过程当众演示;要求学生上网检索《国际经济合作》杂志，围绕某一个主题阅读文献20篇，并撰写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大纲与教学环节的设计等。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改变教师包揽一切、学生消极应付的被动教学方式，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胆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2.启发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如直观启发、视频启发、语言启发、图示启发、对比启发等。如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效应，可先摆出现象或事实，启发学生进行归纳，然后结合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化;国际技术贸易章节的教学可适当拓展，利用数据、案例、对比的方式启发学生思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BOT投资方式的含义与特点由教师讲解比较枯燥，可采用通过相关视频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教师提问的教学方法;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启发式教学，如雅戈尔集团与吉利走出去的案例，启发学生思索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3.项目规划教学。项目规划教学是把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个项目，从程序上将项目设计、实施与结束的全过程设置一系列的操作环节，从时间上更关注项目的未来发展。如可行性研究报告撰写项目，首先由教师在学期初设计若干子项目;再根据全班人数分成若干执行小组，每个小组选定一名组长，组员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市场分析，有的负责投资环境，有的负责财务分析等;教师提供查找资料的途径，并根据小组要求提供必要帮助，安排组长每2周汇报一次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完成后要求学生制作PPT，并邀请部分教师对报告进行现场评比，评比结果作为过程考核的一部分。
一、股市政策可以成为
独立的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传统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政策效应的发挥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经济体制。这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更有效的短期政策手段,而其前提条件则是其效应的发挥应有相当的独立性,即可以在各种体制条件下,能够达到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等预定目标。笔者认为股市就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工具。
比如.近l0年来,美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虽然也有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但与美国股市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具体来说:不断攀升的股价,使投资于股市的众多的美国家庭,不仅增加了货币购买力,也增强r购买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需求的增长;使资本充裕,降低了.融资成本;国际资本的流人,支持了.美元汇率的坚挺,使美国企业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海外商品和劳务。
众所周知.股价水平常常走在经济状况的前面,是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心理预期的表现。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可以对股指走势发挥重大的影响,股市政策可以成为独立的经济政策。
所谓股市政策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运用上述政策措施来影响股价水平的决策及其操作。胶市政策的政策手段包括利率调整、信息、政府基金介入、棚关税目税率调整、金融及证券市场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设立与修改等。
当前我国可以通过制定卡“应的股市政策,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为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结构调整争取相对宽松的时间和物质条件。
二、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股市发展
在我国,股市对需求是否能发生影响及影响多大,这取决于中国般市的规模,其中也包括参加投资的家庭户数。据统计,我国目前深沪两市投资者约4000万,一般说来,每个投资者代表1个家庭,每个家庭按3口人汁算则涉及1.2亿人,占我国城镇人口的40%左右l999年,国家财政给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及离退休人员提高工资和增补发退休金,涉及8000万人,舆论普遍认为对扩大内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也没有理由认为投资者人数达4000万的中国股市不能发挥同样的影响。如果中国股市不是像以往那样,行情转瞬即逝,而是稳步成长,投资于中国殴市的家庭会很快增加.对内需的影响会很快增强。
发展股市对扩大投资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股市上扬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增加消费需求,扩张市场,从而为厂商获取预期的投资回报率提供基本条件。我国企业目前普遍受困于市场疲软带来的价格低迷、销售不畅,迫切期待市场转旺。
股市发展是调整经济结构所必需。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从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来看,要扩大民间投资,发展非国有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制度创新及西部大开发,单靠我国现有的银行资金支持远远不够,股市的发展必不可少。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一直是比较的单一,主要依靠问接融资,由于在融资上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多年矛盾的积累,使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大.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制度各国,股市都在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所谓“英美模式”国家,股市融资更较银行融资占有首要地位。股票市场,作为成熟的融资方式,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
三、发展股市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我国股市虽然已能对我国国内需求产生影响,但总的说来,规模仍然很小,发展空间巨大。到1998年底,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上市公司3100多家(1999年6月底为5000多家),而到1998年底,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2000年3月底为941家),市价总值19505.64亿人民币(至1999年6月底为21903亿元),折合美金只2000多亿,尚不及国外着名大公司一家的市值。1998年,美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率为155%,同期我国这一比例约为25%,而按流通市值计算则为7.26%。从投资股市人数看,我国按4000万计算,占总人口的3.3%,美国为46%。
我国社会存有大量闲置资金,却缺乏足够的投资工具,银行利率也较低,在此情况下.应该说蕴藏着较大的投资动力。只要股价能改变过去暴起暴落,牛短熊长的局面.以稳定的增长来吸引投资人.资金将相当充裕。证券管理部门也在积极疏通股市的资金流人渠道,如组建大型证券投资基金、券商增资、允许企业人市,允许部分保险基金人市、允许股票质押贷款等,必将为股市的长期发展奠定资金面基础。
我国股市是一个刚刚新生的市场.从起步到现在,不过大约l0年时间。在我国股市建立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某种旧的经济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不够规范也是难免的。但股市本身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产物.也只有完善的市场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因而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完善和规范股票市场一直在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进一步完善股市法规和卡H关的配套政策,我国股市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探析
摘要：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论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张术环;学术论坛2006-04-10
2、坚持教育创新 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林木西;张今声;马树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旅游产业;国民经济
一、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贡献分析
(一)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迅猛发展。1996年9月，黑龙江省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全省新兴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五大连池、镜泊湖、扎龙湿地、神州北极、兴凯湖、小兴安岭、抚远华夏东极、大庆温泉、鹤岗黑龙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为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重点，辐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选全国百强旅行社，位居东北三省之首)、星级饭店309家、家庭旅馆230家、景区景点1000余个(其中包括国家A级景点175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9个、S级滑雪场29家。黑龙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进行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然后，使用贡献率指标并加以修订，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间接影响。
(三)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
1.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影响。以往对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的比较，采用旅游总收入和GDP直接比较的方法。旅游总收入是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龙江省GDP则是这段时间的生产总值，是所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其与旅游收入属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会夸大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发表的《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将旅游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省旅游总收入除2005年增长缓慢外，2006-2013年均稳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递增趋势，其中，虽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升幅略有下降，但总体发展情况较好，绝对数值稳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绝对数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其占第三产业GDP的比例达到支柱产业标准，说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贡献较大。虽然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差距，这与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因素相关。因此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规划。除了从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外，通常还需运用贡献率指标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贡献率是指某产业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这一产业生产的产值利用中间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在1.4%~11.6%之间上下浮动。受2003年非典影响，2004年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开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导致2008-2011年旅游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有所波动。总的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水平逐步上升，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2.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旅游产业自身收入是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贡献，而其通过间接消费和诱导消费又为旅游目的地做出进一步的经济贡献，即旅游产业对GDP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设黑龙江省GDP为y，历年的旅游收入为x。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认为所建回归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越好，表明旅游总收入与黑龙江省的GDP关系密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平方和为111400000，残差平方和为799502.325，总平方和为112200000，F统计量的值为1114.759。F值检验目的是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是否可用线性模型来表示。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造成的因变量的线性变动越大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这里F值较大，说明旅游总收入造成的黑龙江省GDP的线性变动远大于随机因素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说明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显著。
二、结论
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选用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与全省GDP相比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与GDP相比较带来的数据夸大。贡献率弥补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体现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得出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会使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总体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等旅游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提高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才能提高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应逐步完善旅游产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旅游业的法律法规，针对黑龙江省特点制定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
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 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
[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 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 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 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 ，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
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 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 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
(一)国际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假设商品要素流动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业发生的具体贸易行为，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到了优势思想，这一优势简单阐述即是各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中体现出的竞争力，形成了各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体现各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国际贸易的优势从绝对优势演变为相对优势，绝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对同一商品的生产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形成的企业竞争优势，相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在生产不同商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竞争优势。相对优势与绝对优势都是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断。同时可以得出结论，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不受到资源约束的话，具备相对优势的企业则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具备绝对优势的企业则可以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垄断优势理论，它形成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理论认为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具备不完全性的特点，给跨国公司带来垄断的优势，比如跨国企业具备的专有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销售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得到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因此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的局面，这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直接原因。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垄断优势理论提出的，因为产品在市场上有着周期性的变化，主要分为创新，成熟以及标准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与企业的决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国际直接投资应该运用在产品生产已经成熟并且投入标准化生产，这样可以将生产投入到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替代出口产生的成本。3，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基于自然性市场的完美性出发分析当前跨国企业的兴起以及外国投资现象的形成。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由于市场内部化形成的，市场内部化是指外部市场机制导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现较低的状态。为了提高这一效率企业不得不通过行政结构将低效率的中间产品内部化。这一理论同时解释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
二、套利与平价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一)基本概念阐述
套利是指在同一个市场中购进外汇，证券，商品等其他货物同时在另外一个市场中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卖出。价差则是指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市场上有着不同的价格，包含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差异。交易成本是指套利者完成一项交易需要耗费的成本，主要包含直接成本以及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流动的交通费，资金流动的汇费以及隐含的工资，利息以及租金等，间接成本主要包含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等。平价主要是指价值对等，具体阐述为只要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超过交易产生的费用，那么套利者就能从中获取利润。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套利与平价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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