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8:3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影视剧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CAOGENKANTAI
姜伯静
新版《红楼梦》在各地方台播出以来，尽管网友拍砖不断，但是抛开网友诟病的造型、穿帮多、气氛诡异，在内容方面，红学家们大多肯定了改编忠实于原著。然而，随着新版《红楼梦》播出和1987年版截然不同的大结局，红学家们终于被惹火了。红学家西岭雪就认为，这完全是对红学研究的倒退！（7月12日《新快报》）
经常看到好莱坞电影被翻拍或者拍续集，只听说有剧情合理不合理的说法，“倒退说”还是第一次听到。可是，影视剧不是红学会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技术，谈不上倒退和进步。
一般来说，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主题，音乐也就基本成功了。但对一部影视作品，特别是电视连续剧来讲，仅有一个音乐主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主题音乐中衍生出用来表现不同场景、不同情绪的副题音乐、以及刻划特殊场景与特殊人物情绪的一些短句型音乐。凝练精致、震撼人心的音乐短句，在表现力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写好片头音乐和片尾音乐。片头音乐对观众有着超乎寻常的、强有力的引导作用。虽然仅仅只有短短的一分多钟（一般为一分三十秒），但要求从第一个音符起，就要牢牢地抓住观众的心。所以要调动一切手段，发挥最大想象，把片头音乐写好。作曲家为写好一个小小的片头，苦思冥想、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片尾音乐通常是歌曲,时长比片头要长一些（一般二分钟左右），就像是对整个剧情内容的总结。应从另一个侧面（即和片头音乐相对立的侧面）入手，要使观众感到全剧虽已结束，但仍意犹未尽、回味无穷。下面谈谈配器方面。乐队的编制没有什么定规，其编制的大小和形式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制作方经费的多少；录音棚的大小。所以，传统的三管乐队、双管乐队、单管乐队、各种形式的重奏、甚至独奏、或一架MIDI都可以很好的完成剧情的需要。笔者通常采用的是传统的三管乐队，并辅助以MIDI音乐这种形式。在这里，特别要强调MIDI音乐在现代影视音乐中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现代影视剧、特别是电影，不仅仅需要音乐，还需要一些刺激、震撼人心的效果性音乐。就这一点来讲，传统乐器很难做到，而MIDI就比较容易完成。另外，笔者在配器上非常强调作品中个性化、非常规solo乐器的运用。
比如：口琴、巴扬、曼陀铃以及大笛、萧、尺八、古琴、排萧等。这些具有特色的独奏乐器，再加上浑厚丰满的乐队的陪衬，会带给观众一种美妙动人、晶莹新奇的感觉。在乐队的写法上，织体一定要清晰流畅，层次干净鲜明。除非特殊需要，千万不要繁杂。否则，事倍功半。至于进录音棚后的录音需要注意：第一，凡是需要“solo”的，一定要请最好的演奏家。第二，一定要请最好的乐队。这样做既省力、又省钱，又能保证效果。第三，做好所需录制音乐的节拍、节奏、速度的预案。也就是通常说的“打点”。打点非常重要，其作用相当于乐队的指挥。音乐的情绪和表现是否到位，就看“点”打的是否准确，所以事先一定要不断推敲、反复琢磨。在这里还想说的一点就是，相同的一段音乐，因为不同的场景和情绪的需要，也可以按不同的速度进行录制，也就是打不同的“点”，这样可以使音乐主题更为突出。第四，尽量保证在设备最先进、音响效果最好的录音棚录音。目前，就北京现有的录音棚来讲，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几乎没有。要么棚不够大，要么设备一般，所以只能将就。在影视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录音条件比较好，不管多大编制的乐队，一遍即可完成立体声或环绕声的录音。而我国则需要按乐器的不同，分组、分别、多次进行录制。这样做，不仅费时费钱，而且整体效果还远远达不到预想的要求。为了适应录音棚的大小，并尽可能的保证录制效果，在录制电视剧音乐时，笔者的弦乐编制，一般为：VⅠ（第一小提琴）十人、VⅡ（第二小提琴）八人、VAL（中提琴）六人、VC（大提琴）六人、CB（低音提琴）四人。如果录制电影音乐，弦乐的编制则相应要大的多，即：VⅠ（第一小提琴）十八人、VⅡ（第二小提琴）十四人、VAL（中提琴）十人、VC（大提琴）十人、CB（低音提琴）六-八人。用这样编制的弦乐录出来的音响效果柔和、自然、深邃、丰满，各声部比较平衡。在弦乐录制方面,不能因为省事或省钱，用很少的几件乐器，采用加倍的方式来录制弦乐部分。因为这样录出来的声音生硬、干涩、不好听,虽然声音强壮,但是少了弦乐本身的松弛和柔和感。第五，一定要请最好的录音师。在影视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对学习录音师的专业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不仅要完成录音专业的学习，还要求必须完成相应音乐专业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具备一个合格录音师的艺术修养。
一个好的录音师，在乐器音色的判断、乐队声音位置的安排上，特别在乐队声音的平衡及乐队织体和层次的清晰上，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国内目前的现状是录音师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一些是业余出身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但可喜的是，愈来愈多经过专业院校培养的职业录音师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之中不乏有技术和乐感都很好的，好的录音师在制作音乐上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所以近年来，我国影视剧音乐的制作水平提高的很快。最后，剪辑阶段给影视剧配音乐同样也是音乐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对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什么地方不需要音乐，全凭作曲家对剧情的理解和感觉。其次，在合音乐时会发现，原先创作的音乐在时间长短和情绪的变化，以及个别音响的轻重及强烈程度上，都需要做一些重新的安排。再次，把握整个剧本的节奏，从而使所配音乐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张弛有度。再次，无论怎样选配音乐，主题一定要集中，素材一定要精练。在影视剧中，音乐也是一种标记和符号，只有不断地重复，才可能在不经意间让观众记住这部作品。
近些年来，影视剧音乐创作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完全是手工劳动，就是用手写谱，一切全凭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所有真实的音响效果，只有等到乐队演奏后才能听到。而现在，随着电脑和与之相配的作曲软件的不断开发，在写谱的同时，旋律、包括相应的和声、配器等声音效果马上就可以听到，甚至总谱及分谱也可以立即打印出来。这对作曲来讲是极大的方便———随时可以调整及修正所需要的效果。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脑上作曲软件的音色和实际乐器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且还能提供各种各样无限丰富、新奇美妙、难以想象的复合音色。比如在电影院听到的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效果性音乐，便是由电脑制作出来的。可以说电脑作曲软虽然永远不可能替代真正的乐队，但它的出现为作曲家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所以与时俱进、不断学习、随时掌握最新的音乐设备和相应的技能，对提高创作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常馨内 单位：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
关联理论的发展是对Grice合作原则的创新性、批判性修正。其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于“合作原则”中的“质”、“量”、“相关”、“方式”准则及次则的性质和来源，Grice没有加以详细阐明，显得模糊不清;二是语境在真实场景话语交际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合作原则却忽略了语境的重要作用;三是合作原则提出的会话含意理论，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整个理论框架也缺乏论证所需的严密性。反观关联理论，其将关联定义为“命题P和一个语境假设C1…Cn集合之间的关系”，是“语境效果和处理明示刺激所需努力的函数”。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关联理论对语境的重视。而且，关联理论将“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纳入交际双方的语境来源，并认为话语含义的理解过程，就是寻找话语和“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这些论述，也进一步体现了认知语境在关联理论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关联理论对合作原则的创新性修正，进一步简化了合作原则的准则及次则，提升了关联理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此外，关联原则将真实场景中的语境纳入到理论中，更适用于日常交际语言。
二、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观
(一)关联理论与翻译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翻译单指口笔译;广义的翻译除了包括口笔译外，还涵盖摘译、节译、转译、影视作品字幕翻译及对白翻译等。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译语接受者;这三者之间存在语言、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的不同，因而翻译活动也就必然具有了跨文化性、跨语言性。基于翻译活动的这一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实质，Gutt提出可以将翻译融合进关联理论的研究视角，并认为统制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关联原则。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活动，出发点为原作者的明示交际行为，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为译语接受者提供最佳关联性，活动的终点为译者所传递的语境效果到达译语接受者。我们认为，基于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搭建起基于认知视角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背景知识在翻译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体现了译者在这一交际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在翻译上的应用前景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认同。孟建钢指出，“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已有的各种翻译理论以及各种看似矛盾的翻译现象”;赵彦春也谈到，可以通过“关联理论”证伪翻译界的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并以此“佐证关联翻译的合理性和解释力”。
(二)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由于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语言、文化、心理差异，译文要达到“信”、“达”、“雅”，就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全面考虑，仅仅体现原作者或译者单方面文化或心理的翻译，很难产生好的翻译作品。以关联作为基本原则的关联翻译观，将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着力于探寻原文的交际意图和译语接受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的相似程度，开创性地凸显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描写-分类法”的翻译行为，提升到一种旨在建立一门翻译学的理论高度。近年来，“关联理论”已经在翻译研究中展现了其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蒋超男和刘祥清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探讨英汉姓名翻译，总结了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传递时的文化缺省现象以及导致文化缺省的因素;何三宁提出“关联理论盘活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和对等等静态概念”，并建构起“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张俊强运用“关联理论”，对赵本山小品中的言语幽默进行研究，揭示了小品中言语幽默的潜在机制。
三、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影视剧字幕翻译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影视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语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影视剧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时代特性、民族精神，以及其特有的广泛传播性、紧密的时代性，有利于观众更为直观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有助于增强观众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影视剧欣赏，观众能够简单、便利、高效地学习和了解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其中，字幕翻译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影视剧字幕翻译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传递语义信息，帮助观众跨越语言障碍，了解故事情节”。不同于传统的书面翻译，影视剧字幕翻译具有较强的时空限制性，必须做到“简洁生动、清晰流畅、通俗易懂”。在正确理解影视剧原语的基础之上，翻译者还需要全面掌握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认知、文化差异，“将那些不能直接推导出的暗含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提供最大的语境效果”。影视剧字幕翻译者需要把关联理论作为指导原则，尽可能地让观众获得最好的语境效果和最佳关联。《黑客帝国》是一部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美国科幻影片，影片中对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超前的科幻思想和文化精神的探索，使得该片成为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影片之一。笔者认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字幕翻译者。译者将TheMatix译为《黑客帝国》，中国观众结合自己的百科信息语境知识，就可以很好地接受到明示刺激，顺利地将语境与影片结合起来，达到最大关联。反之，如果译者把片名TheMatix翻译为影片英文名的字面意义，即母体或者矩阵，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所能纳入自己认知范畴的语境知识就会被大大削弱，处理影片内容所需付出的努力必定会成倍增加。而《黑客帝国》这一翻译，则成功地将影片名和内容最佳地关联起来，让没看过或听说过该片的观众，仅通过片名译文带来的语境效果，就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它的题材内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正确掌握欧美科幻影视文化。
四、结语
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需要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促进文化交流，增进跨文化交际。影视作品本身具有的全球化性、众多性、广泛性、再生性，使得其在传播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影视剧字幕翻译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关联理论强调将翻译视为一个言语交际过程，是原语作者、译者和译语接受者之间的互动。
这一理论模式，为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平台。
2．语境在翻译中不仅体现为原文语境，更体现为译语接受者的语言文化、言语习惯、思维方式等百科语境知识。
关联理论为译者搭建的理论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将译语接受者的百科语境知识融入到翻译过程中，有助于加深译语接受者对影片内容、影片搭载的原语文化的了解。
3．关联理论是一门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观也就具有了认知基础。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在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中，需要注重在特定的环境下，通过服装反映出人物形象，并采用相应的强调手法，充分体现一种理念，使古装影视剧的服装符合当时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从而提高古装影视剧的吸引力和真实性。因此，在设计之前，设计师需要查阅剧本所反映的历史年代的资料，研究这个时期的服装特点，并斟酌每个人物形象，设计出相符的影视剧服装。例如，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人物服装设计过程中，叶锦添研究了曹雪芹所处时代的审美情趣，了解到乾隆年间昆曲盛行，由此，他认为曹雪芹在创作小说《红楼梦》的时候一定受到了昆曲的影响；并且，叶锦添认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都是比较喜爱、容易接受的，通过与导演和制作组的仔细沟通，他产生了在虚与实的适度结合中增添一些昆曲韵味的设计理念。在这样的设计理念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人物造型便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在复古的过程中，适当加入一些虚拟性和现代元素，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效地融为一体，让电视剧呈现出一种年轻、叛逆的氛围。由于先前已经有经典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人们对其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想要在服装造型上突破，既要找到一个富有创新的视觉风格，又要易于大众接受，这是一个难度系数比较大的挑战。
二、古装影视剧中服装设计的原则及特点
影视剧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因此影视剧的服装设计具有显著的特征，戏剧性、虚拟性、创新性等特征在古装影视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虚拟性可以将古装影视剧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物的身份地位更好地体现出来，并与现实社会作为对比，从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灵感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再现并不等同于完全的复制、照搬历史。在设计古装影视剧服装的过程中，不应拘泥于当时历史时期的真实性，而是要在基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升华和创作，适当加入现代的创新元素，将恰当的创新思维运用到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过程中。如今，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而言，更具创新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服装的造型、质量和色彩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其次是服装造型更加夸张，充分发挥了服装对于意境的渲染作用。当今古装影视剧中的服装设计，将美术性和历史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也体现了服装设计的基本原则。
三、古装影视剧服装设计的美术性与历史性
1.坚持历史真实性原则，与历史背景相符
在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中，有一种“贵出之实”的设计理念，这里的“实”主要是指体现出古装影视剧的历史真实性。在历史上，曾有过“章服制度”，即对不同等级的官员以及百姓的服装颜色和服装图案都有着相应的规定，例如贵族可以穿绫罗绸缎，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穿布衣等。在盛唐时期，人们的穿着特点便是袒胸、宽衣大袖、长袖，只系腰带不系纽扣，而裙子则较长、线条飘逸优美，很多贵族的装饰和服装面料都有一定的讲究，装饰主要以珠宝玉器为主。在《唐明皇》这部电视剧中，人物的服装设计便把当时的特点全部展现了出来。而在《红楼梦》这部电视剧中，原著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朝乾隆年间，当时，在皇宫里很多妃子都喜欢穿汉服。关于这点，从雍正的十二妃画像中人物全都着汉装便可看出；并且根据相关史书的记载，由于乾隆皇帝带头穿汉服，所以无论是亲王还是满族都会穿汉服。因此，在电视剧《红楼梦》中，人物的服装采用汉装并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性。
2.采用不同时人代服装的典型样式
我国的传统服装造型在每个朝代都有详细的规定。例如在电影《十面埋伏》中，人物的服装造型采用的是唐人的胡服，其主要特点便是窄袖、小翻领、锦边、对襟。我们从金捕头的衣着上便可以发现这个特点：一件用锦织的红色绣花斗篷，中间设置了比较精致的袖口，其中又不乏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又例如电视剧《橘子红了》，故事背景是清朝末年的江南。剧中人物的服装造型并没有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进行设计，而是在中国传统服饰和民族服饰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设计，如外短里长的喇叭袖、衣服上的滚边和刺绣、绣花鞋。电影《夜宴》中青女跳舞过程中穿的一身素衣，看似朴素而简单，并没有什么装饰，但是观众却能从中深刻感受到青女心中的惆怅、哀伤和凄凉，同时也预示着一场暗含杀机的夜宴。
3.展现不同时代崇尚的典型色彩
服装色彩在古装影视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说服装色彩是一部影视剧的灵魂。通过色彩的明暗、冷暖等的对比，可以构成相应的情绪色彩，并与其他因素相互配合，从而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情感。色彩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有利于提高影视作品的感染力。电视剧《大明宫词》中的服装采用的是比较艳丽的色彩，追求的是一种浪漫、写意的风格。这不仅体现了精致细腻，又体现了自由奔放，从而将古典与现代、现实与舞台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服装色彩与人物造型、环境、光影、声音等因素的相互配合，不仅能够加强该影视剧的内涵、思想等，而且还能感染观众的情绪。例如，电影《英雄》就像一幅水墨丹青画，剧中人物形象与飘飘仙境相互配合，充分展示出了国画般的自由与飘逸。整部影片共有白、黑、青、绿、红这五种颜色。其中红色能够充分显示出赵国人的爱国情怀以及执着的精神，同时还能反映出他们反叛秦王的决心。故事的意境和颜色的对比反差给观众带来了完美的视觉享受，很多观众看完这部影片后，都对其中的色彩呈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4.服装配饰有意体现历史风采
核心功能：不走寻常路，传播生活化、接地气的正能量
近年来，乡村题材剧数量不少，也有口碑上佳的作品，如《宝乐婶的烦心事》《粘豆包》《女人当官》等。仅2014年上半年就有数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登陆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如《大村官》《豆腐西施杨七巧》《油菜花香》《收获的季节》等。在题材类型相近、村官下乡的乡村剧中，价值导向绝大部分以凸显村官正面形象、传播正能量为主，《马》剧亦不能超脱免俗，但与其它剧显著不同的是：
首先，主角初始形象并不“高大”。与其它剧中主角大多始终心系乡村、放弃高薪岗位和个人前途，义无返顾一心投身乡村，与从一开始就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剧情截然不同，该剧主角马向阳的道德形象和对乡村的自然情感明显落后一大截：一开始并不愿下乡，迫于无奈才赴任；目睹老祖奶掉入粪池却茫然失措，被人推挤落池才偶然救人；藉图靠喝酒等江湖义气式的做法笼络二叔帮丁秋香要地，却被老江湖弄得狼狈不堪、威信尽失；带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城市女友游山玩水，旁边还跟着另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专家，引得村民侧目、好奇不已；面对泼辣、大胆的村长媳妇无计可施……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凡人、俗人，爱得迷茫和迟钝，缺乏谋略和威权的受气包，与大部分乡村剧描绘的“高大全”村官形象大相径庭。但对该剧的受众来说，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接地气的，才是和老百姓没有太多距离感可以话家常说心事的身边人。剧情也突破了那种非得用主角的好压榨出其它人物的“小”和“俗”的刻板思维和固定套路。
其次，正能量的传递是渐进式的、潜移潜化的。正能量的传递、模范形象的感召力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环境中，必须培植在一定的土壤中才会产生更大的效果，迸发更强的力量。对比一些剧中口号式、虚无缥缈的正能量，《马》剧中正能量是可以触摸的。马向阳无奈下乡后，甫一开始他抱着敷衍的态度，下乡富农任务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从来没有体现在他的言语和行动当中。随着他和乡亲们接触的增多，对村民和村子了解的加深，他也一步步地成长，他对工作使命的认识和人生价值的探索也逐渐深化。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种种现实难题，马向阳完成了一个“凡人”“俗人”的蜕变，正如片尾二叔对马向阳所言：“如果不是我，你马向阳不可能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男人”。的确，《马》剧的正能量，正源于马向阳面对复杂现实和种种难题不断的挣扎，一步一步的成长，以及他的蜕变给村子里其他人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这种影响和变化才是推动乡村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村民只看到家庭氏族利益到尊重集体大众的共同利益的绝对力量。这个过程是马向阳，也是所有村民重新认识自己、追寻生命价值的过程，是一个正能量和精神感召力不断积聚、汇集的过程，也是感染和打动观众和网民的力量所在。
直面人性：非脸谱化、符号化的人物角色
红花还须绿叶配，《马》剧众多配角的精彩演出为这部戏增色不少。老谋深算、运筹帷幄的二叔，精明算计且又随风倒的梁会计，泼辣多智的李云芳，忠直粗勇的花小宝，神经质、超级自信的梁会计老婆刘玉娇，势利短视的老乔叔，得势便要弄权整人的村长齐旺财……每个角色都刻画得入木三分，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色，甚至有些抢了主角的风头。《马》剧没有其它剧中深度脸谱化、符号化的角色，但《马》剧角色都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洋溢着鲜活的人性。人性往往是难以捉摸和把握的，《马》剧却处理得非常好，它没有回避人性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剧中配角中并没有绝对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他们之所以在剧中呈现出多变的形象和看似矛盾冲突的言行，其症结根源就在于这些都是真实人性的体现。剧尾马向阳跟二叔有一段颇富哲理的对话，马向阳在剖析二叔很多矛盾做法的原因时强调：二叔（包括其它村民）在做行为选择时秉持这么一条原则，无损自己利益时，尽可能地支持；有损自己利益时，想方设法反对。这就是人性，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只有直面人性、正视人性，只有公平的对待和处理人们的利益时，才能够激发他们人性中的美和善，才能抑制他们人性中的丑和恶。《马》剧将人物形象渲染得非常到位，刻画了各具特色的人物，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也引导观众探讨了人生、人性、利益等哲思性话题。
附属功能：卖点多，迎合了不同群体的需要
传播正能量是《马》剧的核心功能，但是，不同的观众还从该剧发现了更多的惊喜。时事和政治爱好者看到了智斗和谋略，看到合纵连横；家庭主妇们可以从梁会计和刘玉娇那段精彩对话中体悟爱和婚姻的真谛；驴友们能欣赏到壮阔雄伟、秀丽绝伦的齐长城，风光如画的青岛美景；商务人士又能从中看到无处不在且又隐蔽的植入广告和无限商机；美食者能领略具有浓浓地域特色的物产和小吃；甚至还能饱饱眼福，看一看国民大叔和一溜的美女……虽是一部乡村剧，但不乏现代气息和时尚元素，多种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不同的观众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较好地照顾到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乡村影视剧的出路发展
在消费时代，乡村题材的影视剧陷入都市情感剧、动作戏、穿越戏等众多主流类型的商业影视剧的重重包围当中，很难获得市场的普遍认同。同时，乡村剧由于类型单一、视野狭窄、人物形象刻板、目的性过于明显，引导意味过浓、缺乏一线偶象明星等缺陷，一直颇受观众批评。《马》剧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或许可以给乡村剧的出路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真正深入乡村、了解乡村、熟悉农民。艺术高于生活，也来源于生活。据了解，《马》剧的编剧谷凯在创作剧本之前，曾经专门花了3个月时间前后走访了枣庄、淄博、威海三市40多个村子，面对面接触了60余位下乡扶贫的“第一书记”，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为创作出彩的剧情、有特色的人物夯实了基础。走进并深入乡村，从现实环境中去认识农民、理解农民、表现农民，突出他们身上的淳朴和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通过人物刻画展示他们的理想，而非刻意突出乡村的落后，故意凸显农民的缺点，有意迎合某种趣味拿农民插科打诨。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了解，就能用平和的眼光看待农民的过去和现在，发现他们的生活智慧、他们与这片土地丝丝相连的关系。②《马》剧大热，是观众和网民对原创、对贴近生活的创作态度的认可，是他们对演员和剧情真实形象地反映乡村、还原生活的肯定。生活大于想象，只有脚踏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才会接通地脉、下笔有神，刻画出有精气神的人物，讲出与众不同的故事。
倾注乡土气息，凸现地方文化、地域特色。乡村剧就应该具有的乡土气息。这里乡土气息不是指迎合某些观众窥奇览丑需求的糟粕落后元素，也不是指屈从于市场而杂揉各种荒诞和搞笑的所谓看点。这里的“乡”，一指地域、故乡，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乡村剧都应反映当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地方文化和地域特色。二指乡愁和乡情。乡村是人们难以舍弃的根和精神家园，乡村剧应能唤起人们对家乡和过往的回忆和追寻，对传统的缅怀和传承。浓浓的乡味是乡村剧的特色，也是重要看点之一。而土，即土地，体现的是人们对土地的依恋和珍惜，反映乡村世世代代传承了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代表了宁静和无争的田园生活。这种文化和环境孕育的人们，他们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纯厚、质朴。到了今天，受社会进步和变革影响的他们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满怀对现代文明的期盼和向往。越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越能吸引关注。乡村剧只有深挖地域特色、凸现地方文化，才能突破题材本身的缺陷和地域限制，受到更大范围、更多观众的肯定。乡土气息是乡村剧的特质和看点，也是乡村剧出路发展应该坚持的方向。乡村剧应是一面镜子，可以让现代人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传统和文化；乡村剧也是一条路，引导村民窥览现代文明之光和幸福生活的康庄之路。
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与从事其它工作的人在一点上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找出能指导从事那一工作的规律来，从而能够更快地成为那个职业中的行家里手。比如学书法的人，会临摹颜、欧、柳、赵等不同的字体。他们甚至从描红模子开始练习。一个人最终能够建立自己的字体风格，那是以后的事情。如果连临帖的阶段也没有就想创造自己的字体，那是不可能的。又比如，唱戏也会分成梅派、马派或别的什么派，你先得“师承”一家，然后方有可能渐渐地建立自己的流派，鼓捣出点新鲜玩意儿来。前些天因为失眠，找出一本《唐五代词》来读，却发现，那时的人虽然个个想创新，写出点别人所没写过的东西，但他们却严守格律。最令我惊讶的是，所用的词汇都大体相同，有着很高的重复率。比如，词中抒发的十之八九都是离愁别恨、游子思乡之情。借以载情的经常就是西风落叶、雨打芭蕉或梧桐。而且一伤心就得上楼，隔着小窗或卷簾、画簾、绣簾什么的远眺，然后就开始了“断肠”过程……我原以为“断肠”是很高明的创造，可后来才发现，在同一本书中，隔个三五页就会有人“断肠”一回哩！细细想来，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探求事物内部的规律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将事物成功的因素提炼成为规律，便形成了模式。
有人试图区分匠人和艺术家，他们认为，所谓匠人，就是只能按照已有模式复制产品的人；而艺术家却是在突破模式，是在创新的人。这样的说法大体上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艺术家和模式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模式，之后才有可能突破模式，否则他们会自以为是突破了模式，其实却仍然在模式中转悠；再有就是，当他们创造出了全新的形式之后，那个新玩艺就会变成众人竞相摹仿和趋之若鹜的时髦，于是就形成了新的模式。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时候将自己的头发染出一缕黄色是个性化的创造，但你如果去今天的韩国看看，大街上众多的女性不分老少地都染上一缕黄发，就不再是追求个性化，而是赶大众时髦了。由此可见，所谓匠人，应该理解作仅仅重复模式创作的人；而艺术家却是推进创作模式和创作出新模式的人。说来说去，一句话：创作离不开模式和对模式的研究。实际上艺术的发展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以新的模式代替就的模式的不间断的过程。
电影剧本创作是不是也应该在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呢？日本著名剧作家兼导演新藤兼人的说法很坦诚，他认为，一个剧作家首先要有好的“匠人气质”，他说：“要写出好的电影剧本，首先要有良好的匠人，必须发挥匠人磨炼出来的技巧。电影剧本的艺术性，可以说就在于技巧精湛的匠人想什么，选定什么样的主题。”他的观点，好象和很多鄙视模式的人相左，然而如果我们考证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实际情况就会觉得他的看法真的是很中肯的。
电影剧作的传统模式
电影剧本创作是有模式的。我们知道，电影最初是向戏剧艺术学习叙事的。在电影成为艺术之前数千年，戏剧已经就有着很高明的叙事本领了，电影在脱离杂耍演化成为一门人们心目中认可的艺术种类的时候，首先就借助了戏剧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的叙事经验。而这些经验其实就是模式。例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戏剧就逐渐形成了结构方面的模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的结构必须分为头、中、尾这样的三段式。后来人们感觉在一出戏里特别重要，应该强调，就出现了“启、承、转、合”的说法。是黑格尔总结出“冲突律”的结构思想的，他认为戏剧冲突是布局的依据，他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头、身、尾”的三段式说法：“合式的起点就应该在导致冲突的那一个情境里，这个冲突尽管还没有爆发，但是在进一步发展中却必然要暴露出来。结尾则要等到冲突纠纷都已解决才能达到。落在头尾之间的中间部分则是不同的目的和相互冲突的人物之间的斗争。”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这已经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剧作艺术所普遍遵循的结构法则。例如，在著名的剧作理论家劳逊所撰《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一书中，即将以“冲突律”为核心的结构原则引入了电影剧作理论。在电影剧作的教学领域里有一本广泛流传的教材：悉德.菲尔德撰写的《电影剧本的写作基础》。其中在论述结构的部分依然将“冲突律”作为剧作家必须严格遵守的定律，他认为：一部影片的开端就是建置冲突；中段就是发展冲突并使冲突双方反复地较量；所谓就是冲突的总爆发是冲突的至高点，因此也就是冲突的决战时刻；至于结尾，无非是冲突过后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可以说，以这样的原则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在今天仍然是电影结构类型的主流。这种被今天的人们称作“戏剧式结构”的原则依然是我们进行电影剧作教学的基础。如果不掌握这样的结构模式，人们就无法创作出《变脸》、《天地大冲撞》、《生死时速》、《离开雷锋的日子》、《三大战役》、《红河谷》……数不胜数的电影剧本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经常会轻视传统的东西，然而他们最终在走向社会之后便发现，传统的东西会成为看家的本事为他们谋一碗饭吃。
电影剧作情节的模式似乎比结构的模式复杂一些，但模式化的倾向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早在18世纪末，西方的戏剧家就将剧作的情节归结为36种情节模式，这有名的36模式一直传诵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研究剧作情节的工具。当然，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已经超越出36模式之外，但36模式毕竟最大面积地涵盖了电影剧作的情节。人们确实追求着对传统情节模式的突破，例如那些被标榜作“新”的一次次电影运动都是以反叛模式为前提的。但是真正突破模式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例如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主将的戈达尔，几乎终生都在干着反情节剧的事情，但直到最后他也不得不自叹未能逃出情节剧的圈子。他的作品《精疲力尽》和《疯狂的比埃罗》依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5种“捕逃”，显然继承了警匪式的道路片。作为“新德国电影”主将的法斯宾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聪明一点，他非常痛快地说自己追求的是拍摄“德国式的情节剧电影”。他的代表作《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个被人们千百次使用过了的情节模式：“误以为丈夫已死而改嫁，其实未死之类。”这属于36情节模式的第18种。
电影艺术是比之戏剧更加商业化的形式。有人将好莱坞比喻作制作电影的工厂，人们在这里进行着电影的批量生产。为了观众口袋里的钱，电影制作者的天才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观众喜闻乐见的模式的研究上。一旦某种模式赢得了高票房，那种模式就会成为大量生产的样板。说来，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样式”的艺术，例如在戏剧中，你只知道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戏剧等等，却没有什么“西部戏剧”、“功夫戏剧”、“惊险戏剧”……然而，在电影艺术中，将作品分为“恐怖片”、“惊险片”、“言情片”却是天经地义的事。艺术家们可以鄙视模式化生产的电影，但是他们却无法回避模式化生产带来的奇迹。好莱坞用模式化生产的方式统治着世界电影市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另人目瞪口呆的票房神话！好莱坞最古老的叙事传统来自于戏剧的“情节剧”模式，那是一种被称作西方感伤戏剧的一个种类。剧中所讲的通常是一个弱女子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不幸，而造成这种不幸的就常常是门第观念的障碍。这种情节模式属于36种中的第28种“因为门第或地位不同而不能结为婚姻”。这样的模式创造出了一部部赚取观众眼泪的影片，不久前在全球创造出票房奇迹的《泰坦尼克号》便是这种模式的最新翻版。
模式与创新
人人想创新，但真正能够创新的人绝不是仅仅鄙视模式的人，而是尊重模式并研究模式的人。我在剧作教学中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刚刚从中学校门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大多怀着强烈的标新立异之心，希望能搞出点惊世骇俗的东西来。他们言必称伯格曼、基耶斯罗夫斯基，写出一些哪怕是伯格曼或基耶斯罗夫斯基也无法看懂的剧本来。然而到了大学三年级，他们便会惊慌或抱怨起来，说是基础的东西都没学会，连基本叙事的技巧也没有。然而时不我待，他们常常就在恍惑之中走出了校门，面向了数亿人构成的观众……说来老师也有责任，比方说，当他们不屑一顾地说“那些东西太传统”的时候，我们如果逼问一句：“那你能说说传统的意义是什么吗？”是不是会给他们一个提醒？
事实上，我们如果踏实地研究，就会发现电影剧作观念的发展并不是对传统模式的彻底摧毁，而是对它不合乎时代要求和观众的新的审美习惯的那些部分的改革。就以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节剧电影”的模式为例，它实际上也是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或刚刚终结时，尽管描写女人在婚姻爱情生活中历尽磨难的情节模式依然在《魂断兰桥》、《雁南飞》、《鸳梦重温》、《雨夜物语》、《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女》……一系列影片中重复着，但如果你再将阻碍两个人美好爱情的原因归结为门第观念显然就太不合时宜了。因为那时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战争对人生的影响，所以在那些影片里，战争就代替了门第观念而成为制造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门第观念的影子就象没有变化完全的猴子留下了尾巴一样。
从结构模式上来看，情节剧电影太借重于巧合。千载难逢的偶然机缘几乎成为制造人物命运大起大伏的原因和形成冲突的契机。在《魂断兰桥》和《雁南飞》中，人为制造的误会决定了人物爱情的悲剧性命运；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旷世难寻的巧合使被遗弃在千里之外的妻子恰巧来到了丈夫的豪宅当女佣，并恰巧在丈夫的婚礼上认出了自己那负心汉；《鸳梦重温》更是将偶然的机缘作为情节突转的动力，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记忆的富家男子与一个歌女结婚（这里依然保留着门第观念的尾巴），但当他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却意外地（这种意外在那时的影片里却常常是编剧滥用成癖的）被汽车撞倒，奇迹发生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并回到自己战前的家中当起了富翁，却把歌女忘记得一干二净！接下来便是歌女漫长的等待，等待他自己有一天能恢复记忆回到自己的身边来。终于那一天到来了，观众在大团圆的结局中被感动得泪如泉涌……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时虽然把战争当作了间离情人的罪魁，但实际上影片对战争并没有多少批判，相反，故意制造出来的情节牵引着观众的心。现在，人们都会将法国“左岸派”电影人看作是对传统情节剧的反叛者。但如果你仔细解剖一下他们的剧作就会很容易看到那些故事与传统模式之间的亲近关系。例如玛格丽特.杜拉的《长别离》讲述的依然是一个与《鸳梦重温》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在二战中失去了记忆，一个女人努力启发他回忆过去。看来她的确是熟知那样的传统情节模式的，而且她利用了它来完成自己的创新。她摒弃了在那个男人身上制造偶然事件的情节剧方式，而是将注意力和笔墨都集中到表现女人的内心创伤上，利用平凡的动作和细节来展示她可怜的希望，甚至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等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男子依然没有恢复记忆。巧合没有了，人为地煽情没有了，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对战争更深刻的批判和对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心的揭示。在她的另外一部名篇《广岛之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传统情节模式清晰的影子：一个法国女孩在二战中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女孩被家人关入地下室，德国士兵却被打死。这显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9模式“爱恋一个仇敌”，即“被爱者为爱人的亲族所仇恨”这一款。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便是这样的情节，甚至在莎士比亚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时代这样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杜拉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将情感冷漠化并将这个故事与广岛发生的恋情穿插起来，以此制造出一种跨故事和跨时代的理性思考氛围。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玛格丽特.杜拉不了解传统的情节模式，她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创新。
也许，我国电影的创新尝试更能证明创新者与情节剧电影的联系。在前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们并没有对情节剧中过于借重巧合的结构模式有什么反感，相反，人们常常会对失散多年的亲人意外相逢这种“认亲”模式感兴趣。例如《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是围绕着“认亲”展开情节的。甚至在《英雄儿女》这样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依然会有个兄妹找到亲生父亲的情节。应该说，直到过去的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观念依然左右着我们的电影创作，《小花》在“认亲”，《小街》在“认亲”，《樱》也在“认亲”，甚至在试图用纪实手法讲述的《女大学生宿舍》中，同宿舍的上下铺女生依然会突然发现对方竟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姊妹！《红色恋人》里，狗特务竟发现自己追捕的对象是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在此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如果有所谓“第六代”的话）导演的追求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恰恰是对情节剧电影中不符合时代的部分特征的改革。例如在国产影片的创作中流行着一种情节模式：无论你歌颂的主角是医生、警察还是导弹专家，你都需要将他们放在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是事业，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亲人或爱人所构成的个人生活。比如一位警察，他不仅常常顾及不了自己的个人安危，而且会顾不上亲人病危这样的重大事情。他无法满足老婆对生活的抱怨，甚至还要拒绝身边年轻女性的追求。而他如果是一位身在边疆的教师或医生，就一定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亲人希望他能调到大城市里生活，一方面他却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这便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0种“为了义务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渐渐地人们会感觉这样的情节模式太过说教，就希望能将人物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过程中设计的困境更加自然一点、感情表达更有分寸一点、最后也不要太明显的大团圆。例如：《沙鸥》写的是一个女子为了排球事业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故事，尽管她的男朋友之死依然有人为安排的痕迹，但比以前的影片要自然得多了，而且在沙鸥的情感处理方面也不再象情节剧电影那样声嘶力竭地煽情；张元的成名之作《妈妈》依然写了一个女人试图使她所爱的人（尽管这次是儿子）神智康复的故事，这几乎就是前边我们所提到过的杜拉的《长别离》情节的现代版，而且这依然是一个“牺牲”模式的变奏——这个母亲为作母亲的义务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但显然他却表现得更加冷静。结局更加的冷酷——直到最终，那个母亲也没能使儿子的神智出现一点点可怜的奇迹。
电影剧作的新模式
当然，任何量变最终都有可能会带来质变。今天的影坛上肯定会有很多36种情节模式所框定不住的电影情节。例如你如果细细地查阅一下就会发现在36情节模式中没有《为戴丝小姐开车》这类影片的情节类型。也就是说，人们在创新，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情节模式。
在50年代以前的战争岁月里，无论个体还是社会都处在生死攸关的激变之中。人们关心的焦点当然就是表现为你死我活的重大事件或一个人出生入死的命运。所以，那个时候真正是“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同样的“没有冲突便没有电影”。电影结构的“冲突律”模式首先是时代所赋予的。而那时的情节几乎都表现为两种突出的倾向：要么表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人命关天的外部事件，要么表现一个人物生生死死的坎坷道路。然而，当生活进入到50年代中期，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虽然进入了冷战时期，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内部都出现了相对的稳定。这时，即便西方国家，社会也在逐渐地向中产阶级社会过渡，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失业问题不再象40年代中后期那样突出。然而新的社会矛盾却出现了，最突出的矛盾常常发生在两个方面：一、人际关系的危机。物质文明常常会带来社会的异化和人类心灵的间离，尽管在繁华热闹的都市里人们依然感到难以派遣的孤独。虽然你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但真正的沟通却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障碍。人们近在咫尺，心灵却远隔天涯。二、个人心灵深处的危机。物质的满足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人是唯一一种会探求生存意义的动物。这种探求在没有衣食之忧的时代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思考这样内省的问题。正因如此，电影剧作关注的生活焦点也就必然从社会外在的危机（比如战争和失业），转移到人类的内部危机中来，将镜头对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内心情感甚至不成形的潜意识。如果好莱坞在过去的岁月里编织过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梦，今天人们似乎更需要编织的是在任何不同的个体之间都最终能够突破障碍，结成亲密关系的梦。
于是，一种新的情节模式便应运而生了。首先，你得找来两个性格存在着差异的人物。这些差异有可能产生于如下原因：1、性别；2、种族；3、年龄；4、宗教；5、文化；6、国度；7、民族；8、生理；9、地位；10、爱好；11、气质……总之，你可以找来任何你想象得出来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给人物与人物之间带来你死我活的冲突，相反，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一步步地突破这些隔膜和障碍达到真正动人的沟通和交流的。这类影片的情节线实际就是两个人物之间关系渐近的历史。例如《雨人》表现的是两兄弟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线，他们不仅性格气质和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就连生理上也差异很大（弟弟是个很机灵的人，而哥哥却是个病态的智障者）；再如《为戴丝小姐开车》表现的是一个性情怪异的犹太阔老太太和她的性情温和的黑人司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两人之间除了性情差异外，还存在着种族、地位方面的差异；捷克影片《给我一个爸》（KOLIYA）则选择了一老一少；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则选择了一个呆板的中年男子和一个美丽的舞蹈教师……影片总是从这两个过去毫不相干的人由于偶然的机缘相遇开始的，他们的关系常常开始于相互的反感甚至对立，但影片不是通过激烈的外部事件来近一步强化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冲突，相反，总是利用一些有趣的生活细节逐渐化解两人的隔膜，最终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升华作动人的亲密感情或爱情。所以，传统的结构模式“冲突律”在这里失去了作用，因为据“冲突律”的规定，冲突的制高点应该发生在影片邻近结尾的部分。然而这种情节模式下的冲突却常常发生在影片的开场，然后冲突渐渐缓解，直到最后竟演化成亲情、爱情或友情！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里没有情节的，但那不再是冲突，而是情感的。
在2010年对各种类型电视节目的受众数量统计中，电视剧以20.2%的高份额击败新闻、专题片、体育等其他类型节目，成为受众收视最多的电视节目类型。作为观众最常接触也是最乐于接触的电视节目，它的影响可想而知。而根据调查显示，在所有电视剧的受众中，观众最多的群体是中小学生以及未受教育者。对于这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和思想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来说，电视剧所传达的思想和承载的内容几乎可以没有抵抗地被完全吸收。因此，很多社会上流行的现象可以说都与电视剧尤其是被许多人追捧的流行电视剧有关。现代人的文化品格、审美情趣、价值标准几乎都有流行电视剧中某些元素的烙印。有学者指出，目前有些流行电视剧“宣扬以追求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造就一种浅薄而不深刻、浮躁而不沉稳、油滑而不幽默、媚俗而不崇高的群体性鉴赏习惯，营造一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求相悖的贪图私利、寻欢作乐、不思进取、丧志的文化氛围”。
二、流行电视剧消极影响的应对
1.电视剧创作应寓教于乐
即使在文化市场已经如此发展的今天，即使流行电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它首先仍是一种文化，文化产业仍是特殊的产业，其生产的产品也是特殊的商品。它除了像一般商品一样具有商业价值、可以赚取商业利益外，还负载着处理人类精神事务、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的责任与义务。因而，电视剧要通过能被受众接受的教育形式减少受众由于对大众文化的盲从而引起的审美标准的降低和价值判断的模糊，消减流行电视剧的消极影响。电视剧的创作不仅内涵要深刻，要有助于大众的审美提升和价值判断，其镜头的运用、画面构图、人物的语言和造型同样应当体现美，避免庸俗，让观众从内在到外在都得到美的享受。流行电视剧应当在画面、镜头的运用上也做足功夫，让它们在具有娱乐性的同时，也给受众美的享受。
2.大众媒介应正确引导
传媒，作为影响大众生活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的强大“导向装置”，必须要在塑造健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中发挥积极作用，实施正确引导。因此，媒体必须在两个场域中都承担责任。媒体在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性的同时，要建立一种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文化良知和自省精神。当代传媒不仅担负着传承文化、引导大众文化的责任，同时肩负着宣扬主旋律、传播高雅文化，提升大众审美情趣与文化品位，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朝着健康消费的方向发展的使命。大众传媒是人类创造的传播工具，在它的功能发生偏离时，人们就要规正和改进这种悖谬，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行使其义务。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传媒应当清醒地澄清它的意义，帮助人们辨别基本的是非善恶。在阐述其内涵时，要避免庸俗化、娱乐化，不因利益诱惑，一味迎合受众，以致被动引导。可以说，多数人在接受某种文化尤其大众文化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他们喜欢关注其他人对这种文化或文化产品的意见。美国艺术家哈克说：“他们正是销售专家和公关专家在扩大产品或舆论市场时所瞄准的目标。”对于这些受众，大众传媒的引导效果是非常突出的，若及时进行积极的、能为公众接受的引导，可以避免受众因为盲从大众文化而产生的消极影响。虽然电视剧的播放以电视为主要载体，但一部电视剧的流行绝不是电视一种媒体造成的，报纸的评论、杂志专刊的介绍，以及通过网络这个平台的意见交流都在其中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是各种媒体“合力”的结果。
在众多媒体中，报纸因其冷静深刻的特点而使对某部流行电视剧的评论更有力度，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报纸应更好地承担这份责任，对流行电视剧的评论要有褒有贬；对于有些整体无伤大雅但很多细节处理粗糙的流行电视剧，也不能以其美遮其丑，要在肯定优点的同时，指出这些瑕疵。报纸可以开设一些专版，专门刊登受众对当下某部流行电视剧的意见，避免媒体因各种利益或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不足等，而造成意见“一边倒”的现象。而且借此也可以让受众相互交流，通过对意见的选择，媒体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受众在相互交流中感知一种趋向性意见，自觉地接受与服从为公众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并得到审美提升。另外，不论在任何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需要健康的文化。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类有不断超越自身，追求深层审美的本性”，大众对娱乐的追求往往只是一时的。在如今这个商品社会，我们应当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尚的、精致的、健康的文化，需要可以给我们带来精神提升与美的享受的文化，需要净化我们灵魂的文化。作为通常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大众来说，很多时候对于可以选择的接受内容十分有限，但为了自身素质的提高，为了自己不被低俗的文化侵蚀，为了不被动地接受一次次的消极影响，受众要自觉地对某些文化进行抵抗。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多接受高雅文化，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哪怕在对大众文化、流行电视剧的欣赏过程中，也能守住自身心灵的一片净土。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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