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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关键词：女性问题，种族歧视，身份认同，早期澳大利亚女性文学
澳大利亚女作家们立足与男作家们不同的视角，聚焦被男性所忽视的问题，特别对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了她们独特的价值取向，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所以有人评论道：“澳大利亚拥有不寻常的杰出的女性文学传统，它应该得到国内读者的欣赏和国外读者的更好了解。” [1]XV
一、女性问题
身为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澳大利亚女作家们与世界各地的妇女一样，对妇女依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性的古老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她们的作品必然会关注妇女生活，力图表达她们对妇女命运的追问与思考。
澳大利亚最早的女小说家安娜•玛丽亚•邦（Ann Maria Bunn）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监护人》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妇女问题，如女人要不要结婚？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如果没有了爱情，婚姻是否应该被解除？小说中的朱莉亚小姐在恋爱中觉得爱人十全十美，婚后却大失所望。“她才做了三个月的纪德夫人，就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女人，因为纪德先生在他俩独处时，从来不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去共进晚餐，早上看到她也只是‘恩’一声。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不会表示感谢；无论她说什么，他根本不会聆听。”[2]175小说中的屈福特夫人也只把婚姻当作女儿的归宿：“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爱她，我只要他娶她。爱来得快，去得也快。” [2]100
在1854年发表的澳洲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中，女作家凯瑟琳•海伦•斯彭斯（Catherine Helen Spence）笔下的韦塞琳小姐把婚姻作为获得自己一生安定生活的唯一出路。与之相反，小说主人公克拉拉坚持自立自强，为了养活自己，不惜降低中产阶级小姐的身份，给人做女仆。。她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更赢得了甜蜜的爱情。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小姐则是作者的化身，她与凯瑟琳•海伦•斯彭斯一样，积极投身社会改革，闯入了长期为男人独占的世界，把一身奉献给了人类的进步事业，甚至决定终身不嫁。
女作家艾达•坎布雷奇（Ada Cambridge）的小说《三位金氏小姐》讲述了三位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贫穷卑微命运的女子的故事；《违反规则》记叙了一位遭丈夫虐待的女子在误以为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改嫁，导致被前夫纠缠不休，直至难产而死；《家庭主妇》塑造了一个整日忙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珀丽。她的诗作“一位妻子的抗议”和“ 誓言”等，则反映了女性羞于成为男子发泄“”的工具，拒绝接受单纯的肉体结合。
罗莎•布立德（Rosa Praed ）不仅根据母亲的经历塑造了《柳拉一家的运气》中的布伦达等女性形象，还把目光投向身陷婚姻暴力的妇女。她在小说《婚姻契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婚姻契约”适用于什么范围？女人是否有权离开暴力的男人？她的小说《纳丁：一个女人的研究》则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先孕该怎么办？难道是她的错误吗？她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背弃过去和获得自己的孩子？罗莎作品中对妇女和财产、家庭暴力、离婚、孩子监护权等问题的探讨，使她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
二、种族歧视
在男权社会中，白人妇女与土著一样，都是白人男子征服的对象。白人妇女不会害怕黑人妇女，因为她们不相信黑人妇女会对她们的身体造成威胁。相反，白人男子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倒使白人妇女联想起女性的普遍经历。所以，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征服的主题，女作家们大多十分同情土著的遭遇。
早期最重要的女性日志作者安妮•巴克斯特（Annie Baxter）曾描述了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土著妇女的悲惨生活状况，并写道：“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病弱的还是健康的——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姐妹！”[3]38澳大利亚第一位最重要的女诗人伊莱扎•汉密尔顿•邓洛普（Eliza Hamilton Dunlop）曾根据报纸上关于麦奥河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创作了“土著母亲”一诗，以一个幸存土著母亲的口吻，描述了土著被白人捆绑、斩首和焚烧的情景，哀婉动人。伊莱扎认为，土著也是人，也有家庭，有情感，不应遭到非人道的对待。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著，伊莱扎还学习了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尝试着翻译土著的歌谣。女作家珍妮•冈（Jeannie Gunn）在小说《小黑王子》中，也表现了她对土著的爱和尊重，她笔下的黑人土著“真实而可爱，被以一种幽默和同情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4]699罗莎•布立德则在自传《我的澳大利亚童年》中，写到了她和黑人伙伴瑞戈的友谊。她的小说《逃亡的安娜：荒凉丛林中的罗曼史》通过一位从暴虐的丈夫身边逃到丛林中与土著共同生活的白人女子安娜的视角，赞扬了土著，批判了白人的残忍与严酷，特别是白人对黑人的杀戮。
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创作的澳大利亚第一部以黑人土著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讲述了土著女子伊利亚帕的经历：她目睹大批白人在原来土著居住的地方安营扎寨，开矿淘金，经常平白无辜地拘捕和关押黑人。她丈夫被逼远走他乡，她儿子又被白人抢走。为了找回儿子，她踏上了长路漫漫的旅程。小说由此展现了一位土著母亲的骨肉分离之痛，进而谴责当时白人为了同化黑人而普遍采取的将土著母子隔离、把孩子送到白人教会学校教养的非人道之举。小说还从土著的视角，批驳白人的价值观。例如，伊利亚帕的丈夫说：“我学会了骑马、赶牛、牧羊；我学会了挖井、清洗容器和修筑围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厌倦了，因为他们总是今天想着明天或下个月必须做什么，而我累了之后只想到丛林里去，去打猎、捕鱼或捉鸟，想睡就睡，想起就起。”[5]34
三、身份认同
早期的澳洲女作家大多是英国移民，她们远离故土和亲朋，对母国充满了眷念之情，为此她们努力在文学作品中确认并补偿背井离乡所造成的心理分裂；她们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又深深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澳洲真实、准确地呈现给欧洲读者，以免他们把澳洲看作荒蛮之地。
路易莎•梅瑞狄斯（Lousia Mererdith）在移居澳洲之前已在英国发表过若干作品，她最初在澳洲发表的作品不少仍以英国为背景，表现出对英国价值观的尊崇和对母国的思念，但她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澳洲的喜爱和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她认为澳大利亚人不应该单纯模仿英国人，而应该根据自身环境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她在《1839-1844年居住新南威尔士期间对该殖民地的记录》一书中写道：“这里出产一些很棒的鱼••••••但在悉尼的餐桌上，我却从未看到过当地的鱼。只有来自英格兰的鳕鱼和鲑鱼，价格极高，而依照我的口味来看，它们根本没有澳洲那些便宜的鲜鱼好吃。但人们总认为‘贵的”东西才有‘品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种标准。”[6]43当然，她也批评澳大利亚人文化气息不浓：“先生们不是没时间看书，就是觉得看书没有抽烟带劲；女士们则如一位诙谐的朋友所说，‘更注重脑袋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装饰’。”[6]49同样，艾达•坎布雷奇婚后一个月就随夫移居澳洲，她在《三十年》中仍忘不了当年与亲朋话别的场景，发出了思乡的感叹。但是，她又写道：“（澳大利亚）真是个好地方。虽然我有些思乡，却还要满怀真诚和感激地说，我在这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并且，我百分百地相信，澳大利亚迟早将迎来辉煌的解放和进步，并必然会变得美好而伟大。” [7]303-304
生长于澳洲而后却回英国定居的罗莎•布立德的作品也涉及到如何使新、旧世界的价值观一致的问题。。她曾在向英国读者介绍自己的小说时写道：“用几页书稿描述澳大利亚生活的不同层面是我长久的愿望。小说中人物的主要兴趣和热情与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的社会名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又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 [8]iii-iv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英国公众更多地了解澳洲。
至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女作家路易莎•阿特金森（Lousia Atkinson）和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Lousia Albury Lawson）等，她们没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情感交织问题，而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澳大利亚。。路易莎•阿特金森的小说《移民格特鲁德：一则殖民生活故事》再现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如丛林、干旱、火灾、死婴等，表达了她对澳大利亚深厚的感情。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则在作品中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她在《澳大利亚的歌》一诗中写道：“我们在伟大而崇高的土地上欢呼，它是南海的骄傲。” [3] 226她在另一首诗《澳大利亚妇女》中则写道：“这个国家的女儿们，怀着宏伟而壮丽的理想，伴着无聊的寂寞孤独，来到这片土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成为一个爱国的群体。” [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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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mbridge, Ada .ThirtyYears in Australia [M]. London: Methuen, 1903.
[8] Praed, Rosa.Policy andPassion: A Novel of Australian Life [M]. London: Bentley, 1881.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关键词]转型期文学；农村女性形象；传统道德；文学市场
[作者简介]余芳(1975―)，女，江西余干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西南昌330029）
在当前批评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对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尤其是农村女性形象似乎兴趣不大，更没有一个全面的观照和研究。其实，在农村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对文学中的当代农村女性形象――农村中最严重的边缘者，进行一个整体的观照与分析，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大致说来，转型期文学中主要有两类当代农村女性形象：一类是在农村生活或劳作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则是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在城市的一角艰难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两类女性形象大致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前者主要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早期，后者则大量出现于世纪之交以及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先来扫描一下转型期文学中前一类女子的遭遇和性格特点。
金菊与高马两人恋爱上了，然而她父亲要高马出一笔财礼，才同意他们的婚事，否则就要金菊去为她大哥换亲。无可奈何之下，他们俩私奔了，并发生了性关系，然而没几天就被金菊家里给逮回来了。金菊父亲勒令高马拿出一万块钱，否则就要他与金菊一拍两散，而这时金菊已怀孕在身。高马本希望蒜苔能卖个好价钱，不料竟卖不出去，筹钱无望的他大闹县政府，最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奔他方，而感觉生活毫无希望的金菊则挺着肚子上吊自尽了(莫言《天堂蒜苔之歌》，1988)。寡妇玉秀娘与村里一个没了老婆的男子偷偷地相好了，见他家没个女人料理家庭，自己想照顾他与他的几个儿子，又怕村里人说闲话，于是便想让 15岁的女儿辍学嫁给他的儿子。眼看着一场包办婚姻的悲剧就要发生了，后来还是书记做主，玉秀娘才得以与心上人结合，而她女儿玉秀也才得以避免封建包办婚姻继续上学。(杨泥《良缘》，1991)。
从上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看出，虽然她们的年龄层次不同，并且所发生的故事也有差异。然而这些故事的发展和其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都有着共同点，即在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故事的发展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都依赖于两性关系这一主轴。并且这些女性形象大部分上仍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在两性关系中更多的也是处于被动的角色，缺乏主体性。仍深深地打着传统道德的烙印，根本不能进入到现代女子形象的系列中。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转型期文学中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到城市谋生的农村女性形象。九月和同村女孩孙艳怀着一个美丽的城市梦出来打工，然而城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工作劳累，待遇极差，且常被老板猥亵。一连换了几家工厂都是如此，她们失望了，卖给老板只不过能留下做工，还不如卖给外人可以拿到钱，于是她们开始，直到一次时被公安机关抓了后，九月才决定拿着她们出卖肉体与尊严所换来的十多万块钱回乡踏踏实实过日子。然而曾为的身份是一块无法洗净的污点，即使她为了村民换回地契合同，贡献了自己的身子，甚至最后把浸满她血和泪的十多万块钱全部用在了村里的贷款和开荒上，仍不为有些人理解(关仁山《九月还乡》，1996)。乡下姑娘晶子在城郊的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为了快点儿发财好给家里盖上瓦屋，晶子后来将身体也出卖了。婚后她丈夫知道她结婚前曾做过后便拳打脚踢，想打得她主动提出离婚。对于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晶子十分后悔，但离婚是万万不愿意的，娘家又不让回去，离婚再嫁也很渺茫。此时的晶子可谓进退无路，最后还是作者不忍心，安排了其原先的酒店老板领走了她，并与她进行了一场婚礼――一个略显光明而不现实的“尾巴” (周大新《消失的场景》，1997)。
从上面的简单浏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虽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但都醒目地贯穿着一条线索，那就是女性的易。女性的易，尤其是性乱成为了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人物的不幸遭遇也都紧密地围绕着这些单调的因素而展开、延伸。
二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转型期文学中这两类女性形象出现于不同时间段的原因，以及这些女性形象是否真实完整地表达了农村女性的真实困境。
首先，这两类形象的出现是作者对现实关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中国的民工潮还远未兴起，那时出城打工的多是沿海省份的百姓，并不普遍，且以男子为多，当时农村出现了“男耕女工”的社会现象。这是处于此阶段的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村女性为何都扎根于农村的现实原因。转型期早期文学大多从爱情婚姻这个角度来折射反映农村女性生存的困境也是有着其生活基础和现实目的的。当时农村的封建包办婚姻还大量存在，人们的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由此而引发的个人悲剧也时有发生。
而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我国农村开始出现了进城打工的热潮，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和女子涌入城市，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以致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荒芜的景象。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型期文学中大量出现农村女性进城的历史背景。
其次，这些描写农村女性的作家是有一定社会使命感的。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文学已开始出现商品化、市场化，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严肃文学则面临着读者稀少和创作者日渐减少的双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家仍能够守住严肃文学的立场，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展示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严肃创作态度。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类作品从整体上看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这两类形象远未全面地反映出当时农村女性的主要困境。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女性，除了爱情和婚姻困境，她们还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境。同时，她们应该还要忍受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得的困境。这后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略。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农村女性进城面临的很大一部分困境则并非像小说所写的一样，仅仅是不道德或非正常的性引发的。她们面临的事业发展、爱情选择、家庭矛盾、子女教育等类的困境应该说与非正常的性的关系并不大。
第二，这两类农村女性形象绝大部分都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这与农村现实显然不符。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农村的爱情悲剧虽然并不鲜见，但美好的爱情、正常的生活仍是主流。因此就单个的作品而言，描写爱情悲剧无论写得多悲惨、多压抑也不为过，但众多的作品都一致地把农村的爱情婚姻都写得那样悲惨，似乎有点脱离现实。而到90年代中期时，农村女性固然由于自身素质的不高和就业环境的恶劣，在城市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得像作品中所写的不出卖自己的身子就无处立足。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打工女性受到了害或是受到了易的诱惑，但绝大部分的打工女性还是靠自己的辛劳、聪明和忍耐在城市中奋斗。但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其中的美德、其中的昂扬、其中的希望者却很少。
第三，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内涵比较单薄，其中的悲剧让人感觉只是苦难的堆砌而已，难以让读者对作品产生更深的思索。这类过多的苦难使作品在不断的情节转换中跳跃，缺乏塑造人物内涵的空间，加强了情节却牺牲了形象的丰满和可信。
三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分析一下这些不足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有接受焦虑，在这点上严肃文学的作家也不例外，只有获得读者的接受，作品才能产生意义。在文学已被日益商品化的转型期，作者的接受焦虑也日益加深，他们对读者的迎合也日益明显。我们先谈谈第一类女性形象对观众的迎合。对于悲剧，人们总有着天然的兴趣，悲剧既可释放自己的压抑情绪，又可让人们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爱情婚姻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再加上那时人们走出扼杀一切感情，尤其是扼杀爱情的也不过几年，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兴趣较之正常时期自然会更加浓厚。再来看一下第二类女性形象。中国读者由于传统文化及转型期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阅读兴趣。“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欲望，而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压制人的欲望，特别是，女人的尤其被视为“洪水猛兽”，更遑论给其一个合理的事实生存空间和被讨论的空间。欲望既然得不到合理的宣泄，自然会以一种变异的形式出现，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就是人们在公开场合鄙视、唾骂一切有关性的话题，然而私下里对于性又有着无尽的兴趣和想象力。因此性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一下就泛滥开来，通俗文学中的性描写自不用说，严肃文学也到处是性的影子。其次，作者自身优越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以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隔离”格局。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并随之形成一种相对优势的文化，广大乡村则逐渐落后于现代文明，成为需要启蒙的对象。而文人优越感则要源远流长得多。这些作者大部分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又身居城市（或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因此在描述农村生活或是乡下人进城的辛酸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猎奇和俯瞰的角度，不愿意深入细致地体会其中的深沉而丰富的情感，体会其中的人生百味，把握他们的痛苦和需求，提供真正的人文关怀。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浮光掠影地摘取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和特点，加以想象，“塑造”形象。这样的作品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性格的塑造单调而肤浅，其人物和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
再次，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有两个重要规范：“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严格贞节观。而严格的贞节观则使贞节成为女性尊严的底线，不断地进逼或者突破这一底线似乎就能触及女性们的灵魂深处和命运根本，从而加深作品的心理深度，提高作品层次。这也就是转型期作者为何都爱从性的角度来展示农村女性形象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古代埃及文学中的“女神”
（一）防护、滋养、温暖的大母神
古代埃及神话的大母神集中体现了女性的正面特征——容纳、防护、滋养、温暖的属性。天空女神努特作为天国的母牛，以乳汁之雨哺育大地，用自己的背驮载着太阳神。长有一对奶牛耳朵的女神哈托尔是爱神、欢乐神以及生育之神。它哺育了人类，哺育了国王。最伟大的母亲女神，埃及王权的保护神伊希丝，作为埃及国王奥西里斯的王后，聪明贤惠，精通魔法，是丈夫奥西里斯的得力助手。她辅佐丈夫统治埃及，使埃及国势蒸蒸日上。她在丈夫遇害、被塞特逼嫁的处境中死不屈从，踏遍了千山万水寻找丈夫的尸体，并使之死而复生，还生下了儿子荷鲁斯，成为男性们赞赏的女性形象——智慧勇毅、吃苦耐劳的贤妻良母。
（二）深陷爱情中的痴狂少女
古代埃及爱情诗对女性美的描绘方式，具体呈现出传统修辞方式中男望的象征形态：“肤色白皙，闪光明亮，/一双可爱的眼睛，/甜蜜的双唇，不多讲一句话；/挺直的颈项，耀眼的，/头发如真正的天青石；/手臂赛过黄金，/手指犹如荷花的苞蕾。/浑圆的大腿，纤细的腰肢，/两腿走路美妙无比；/高雅的步子踩着地，/步步牵动我的心。”表明女性被文化物质化、客体化之后丧失了自身作为主体的欲望。
古代埃及爱情诗有的描写了少女渴望爱情、情不自禁的火热感情，有的写等待与心上人约会的焦急心理，也有的表现失恋后的痛苦。在古代埃及表现爱情的诗篇中，男性也为爱情激动，也因相思而憔悴，但鼓舞、指引他们的是获得和占有的感情。而女性的爱则不自觉地带有牺牲和自虐的性质。 “我被抛弃了，/在路上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作为向导，/它灼伤了我的灵魂……我将要发疯，嫉妒占满了我的心灵……/他不再爱我了，神啊！我简直要死去，/ ……当我死去的时候，请再亲吻我吧！/ 你的亲吻会让我苏醒，/ 即使我躺在坟墓中；为了这一吻，/我也会起来，冲破死亡的界限。”女人沉溺于火热爱情，个人世界完全属于对方，她自恋神化的爱情成了她的信仰，她甘愿牺牲并为此而陶醉，最终导致自我残害。这些诗作表现出男人是轴心，而女人不过是围着他旋转的轨迹而已。
（三）忠诚、勇敢、智慧的人间妻子
《被命运女神威胁的王子》塑造了一个令人赞赏的人间贤妻的形象。米坦尼国王独生女的爱情遭到父王反对，公主搂住她的王子发誓：“只要拉神活着，如果逼他离开我，我将茶饭不思，滴水不进，马上死掉。”国王又命令杀掉王子，公主苦苦哀求： “只要拉神活着，如果把他杀掉，等到太阳下山我也会即刻死掉。没有他，我半个小时也活不了。”最后公主与王子得以成婚。王子曾经被命运女神哈托尔预言注定遭受三大厄运，或被鳄鱼吞噬，或被毒蛇袭击，或被恶狗咬死。公主对丈夫严加保护，从不让他独自外出。她在丈夫酣然入梦的时候，发现了要袭击丈夫的毒蛇。她悄悄把准备好的酒放至毒蛇面前。毒蛇饮酒后醉倒，妻子抡起斧头砍死了毒蛇。直到这时，妻子才将丈夫叫醒，而且毫不居功，将之归结为拉神的保佑。这个散文故事中的公主身份高贵，对爱人忠贞不渝、温柔抚慰，对抗厄运勇敢无畏、智慧过人，是爱情、婚姻的“保护者” ，是古代埃及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埃及教谕文学中有些话语体现了对妻子肯定、赞扬的态度。《普塔霍特普教谕》涉及到对妇女的看法，可以反映出当时古埃及社会主流中的妇女地位：“一个优秀品质的妇女是饥饿中的面包。”“热爱你的妻子，/填饱她的肚子，给她穿好衣服，/香膏涂抹她的玉体。/只要你在世就使她欢喜，她对她的主人是一片肥沃的田地。”赞美、肯定的着眼点仍然在于强调妻子的“有用性” ，而非其作为主体的自身价值。
（四）辛劳、无私、伟大的母亲
古埃及文学中的母亲具有地位崇高，是不遭非难、令人尊重的完美形象。教谕文学高度概括了母亲为子女奉献的一生： 你虽然是她的一个沉重负担，/但是她却没有抛弃你。/ 当她怀胎数月后生下你，/ 她仍然得被你奴役，/ 她哺乳你三年。/当你长大，你的排泄物令人作呕，/ 但她并没有感到恶心，并没有说： “我该怎么办？” / 当她送你去上学后，/ 有人教你学习书写，/ 她每天带着面包，啤酒去看你。/当你长大成人并且娶妻，/ 你住在自己的家中，/ 注意的是你的后代，/ 抚养他正如你的母亲抚养你。/不要让她（母亲）有理由责备你，/ 以免她向神求助，/他（神）能够听到她的声讨。教谕文学所描述的恰是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隐隐传达出了怜惜之情。
（五）被压抑和消解的王室女性
1.被历史消音的哈特舍普苏特女王
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创造了自己作为阿蒙·拉神的女儿诞生以及拉神亲自为她主持加冕仪式、众神赐福于她的神话。在卡纳克修建的方尖碑的铭文中，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反反复复强调她的神圣出身：“我发誓：我是拉神之所爱，我的父亲阿蒙神非常喜欢我。” “真的是他的女儿”，至于为什么可以打破男性垄断，登上王位实行统治，则是由于伟大的拉神赋予她统治国家的权力，她只是在按照父亲的旨意行使权力，为他服务。只是在“我的名字会与神庙一起永存，直到永远，永远，”一句中，泄露了追寻个人价值的实现，希冀名垂青史的心理。作为女法老，煞费苦心地创造自己神圣出身的复杂故事，又将之详详细细地雕刻、书写在葬祭庙墙壁和方尖碑上，这种情形在任何一位男法老那里都不曾出现。正如同她在外表装扮和伟大名字上颇费斟酌一样，关于她出生的神话故事，她在方尖碑上表达的对父亲——伟大的拉神的敬仰，都会使我们从中嗅出女王对自己僭越行为缺乏从容和坦然。 在她之后，图特摩斯三世命人从所有的宗庙纪念碑中铲去了她的名字，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王权代表着宇宙间的神圣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对女性开放的，一旦女性夺得王位，不管她如何能干，都是对宇宙神圣原则的违背，为了不误导后人，有必要抹去她们的痕迹。
2.被父权物化的公主
在《无首尸案》这个故事中，国王在珍宝不断失窃又不能破案的窘境中，竟然命公主去妓院当，企图通过公主向客人询问问题找到案犯。不料想盗贼又一次斗败了公主，羞辱了国王。国王羡慕和敬佩这个盗贼非凡的才能和智慧，赦免并赐其重金，甚至还把公主许给了他做妻子。为了破案，维护国王的尊严和体面，即使贵为公主也要甘为下贱，以充当的方式为父亲的愚蠢付出身体和尊严的代价，还被作为性奖品奖励给盗贼。作家没有对公主在两次事关自己尊严、幸福的大事中的表现发表一言评论，足见女性是如何在历史和书写中被“消音”。
通过以上分析，读者可见男性理想中女性的特征——滋养、庇护、美丽、温柔、智慧、忠贞、恭顺……总之，这些女性形象是美与爱的天使，更是贞节、贤淑等德行的天使，是古埃及文学中具有正面性质的“女神”形象，满足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有利于男性，有利于体现男性价值。
二、“女神”形象的文化解读
古代埃及文学“女神”形象不断被表现的原因在于：
首先，“女神”形象是原始状态下古代埃及初民的自身经验投射。抛开大母神生死、善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两重性，古代埃及神话中善良母神是生命永恒女性原则的拟人化，作为人类的创造者、赡养者、生命增添者和意义的源泉，是埃及初民在隐喻中表现其自身经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其次，受到打上男性中心论印记的人性善恶二分模式的影响。人类从母权制社会进入父权制社会之后，男神代替了女神，金剑击碎了圣杯，男性等级统治取代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关系（理安·艾斯勒）。评价女性及女性人物行为善恶的标准和依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性中心论的印记，表现为一切从男性集团的私欲出发，以社会公益的名义判断、评价女性。在古代埃及，文化传承有其传统性别规范的背景。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与性别政治使女性的欲望和身体承受了压抑与匮乏。
再次，受到男性作家女性观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人们所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是时间，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男性作家身权社会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不能摆脱历史局限性，他们在叙事时采用的是男性的视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点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因而表现出来的不可能是女性主体真实的生命状态，势必带有男权文化的印记。古埃及男性作家也歌颂女性的伟大，赞美她们的奉献和牺牲，但因其在古埃及文学作品中不多见而并不占主流。他们的文学作品在象征和审美意义上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以及对两性关系的种种要求、想象和描述。
三、结 语
古代埃及文学“女神”形象是古代埃及父权文化的体现，是男性作家在社会类型和性别身份的局限下从男权出发对女性的解读，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与负面的“魔女”形象一样，逼真地映照着女性的历史与文化境遇。在男权话语中“女神”形象终究只是一个个被动的隐喻，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 “他者” ，只能充当证明男性价值的工具和符号，在文化符号系统中成为空洞能指。
[参考文献]
[1] Miriam 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2]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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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宏哲.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01）.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生成,这种文学主义打破了美国黑人女性无法参与文学及文学创作的传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以黑人女性作家和黑人女性意识为文学的根本,将黑人女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对黑人女性的发展进行展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学发展观念及文学发展视角,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文化中的瑰宝。
1.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
1.1文学诞生之自我画像
17世纪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将非洲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当前的女性状况为蓝本,对非洲女性被贩卖、被奴役的状况进行“复述”。这种“复述”只具有初步的文学主义灵魂,但整体上较为空洞,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该时期的初级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通过歌谣、圣歌等对黑人群体的内心状况进行剖析,达到对黑人群体的鼓舞和安抚。
18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口头文学逐渐向书面文学转变,逐渐形成基本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体系。该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以诗歌和女奴的自述体小说为基础,对女奴的形象和地位进行纠正。该时期的代表作为露西·特力的《监狱斗争》。《监狱斗争》主要描述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居住地袭击的场面,这部作品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纪元,成为最早收录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诗歌作品。1861年,哈丽特·雅各布斯发表的《一位女奴生活的事件》以第一人称对奴隶母亲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对黑人女性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进行歌颂,被称为是“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2文艺复兴之不断追寻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在1865年的内战中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美国内战爆发前,法律虽然对奴隶制进行了废除,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美国黑人还是在被压迫的环境中挣扎,还是受到种族歧视和种族打压。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黑人的生活质量,导致美国黑人妇女的生活日益艰难。随着种族关系的不断恶化,大批黑人开始逐渐追求新的“自由”,开始追求真的“自我”,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也开始逐渐由对黑人境况的感慨开始逐渐转变为对黑人精神和黑人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妇女作家开始从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对黑人方言进行运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新黑人”形象,将黑人的内心世界和黑人的感受真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该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对美国妇女追求自我的心理路程进行描写和称颂。该时期卓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通过对注重种族平等和对社会间黑人种族歧视的抗议,开创了该时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风向,成为了该时期文学的“第一人”。
1.3黄金时期之完善定义400
随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逐渐发展和丰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意识也逐渐出现转变。美国黑人妇女在该时期已经逐渐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开始明白妇女并不弱小,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该时期,赖特、鲍德温等他们对黑人男性主义文学进行研究,以出色的社会洞察力及艺术描法,将男性主义复兴发展到了新的。而以莫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家则对黑人女性发展进行研究,对黑人妇女的感情和感受进行全面诠释。她们通过对黑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分析,对黑人社会进行研究,将黑人妇女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充分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她们倡议为广大黑人妇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空间,实现黑人妇女的自我,争取自我独立和自由。黄金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自由进行了充分完善,指出黑人女性要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实现黑人女性的真正自由,摆脱传统社会和男性的双重枷锁。
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
2.1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界定及评论特点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包含较多的矛盾释义,但是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对其进行完善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定义标准。严格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人员一般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当前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观点为:“黑人女性主义”主要指女性主义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指黑人女性批判主义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结果。
在进行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文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
认识论基础主要指在进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批判人员开始对认识进行深化,对黑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分析,保证了黑人文学的精神领域的平衡和持久发展。方法论基础通过对黑人妇女的文化属性进行研究,对文化成分、方法进行分析。在该种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均具有“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范式,实现了对对立思想和对立主体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立双方”明确指出:对立双方要形成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力量,保证形成现实生活中必要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必要的条件。这种对立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了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视野的开拓,有效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进展效果。
2.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及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主要为对构件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研究。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发展初期的责任理论进行拓展,在中后期对黑人女性文化特色进行美学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效果。美国批判学家戴博娜·麦克道威尔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中明确指出,黑人女性主义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女性的政治主义思维和政治主义视角对黑人女性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和批判。在对这些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称在评论的过程中,评论人员要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环境和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以不同的视角批判主体和批判结果进行诠释。
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重新出版和评价,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整体质量。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发展的第二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品文本进行分析,对主流文学话语进行研究,通过对文学主体、意向、文化隐患、语言表达等进行全面研究。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文学遗产和文本阐述进行充分挖掘,对批判主义理论进行创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借助了大量的元素和文化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丰富的多远文化色彩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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