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4: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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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退出机制,证券公司
前些年,我国股市持续低迷,不少证券公司陷入经营危机,使得构建证券公司退出机制成为关注的焦点｡目前,相关文章主要集中在学习国外经验,然而,在借鉴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合理的退出机制｡
纵观境外,相对完善的投行退出机制可以概括为:在完善的法规和合理的退出程序的前提下,以监控流动性风险为核心,以较完备的中小投资者保护为基础,实现投资银行自主､平稳退出｡而国外自成一体的投行退出机制的基础就是,高度市场化､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
反观我国,“新兴+转轨”的经济特征突出:一方面,作为一个证券市场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风险难以得到有效分散;另一方面,处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济当中,又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投资银行的退出具有特有的紧迫性和特殊性,只有在了解这一特性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出真正适应我国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
1.历史困境与“倒逼”现状:证券市场对投行退出迫切性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建立证券公司退出机制,面对处于危机的证券公司,我国不是从正面､市场的方式解决,而是不断采取增资扩股的手段,以期望维持证券公司的经营｡但是,证券公司“零资金”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使得政府对于证券公司的约束日益软化,各种激励措施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
另一方面,由于一味避免证券公司破产,政府或监管者的行为变得可以预见,使得其在与证券公司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证券公司挟公众风险以令政府,促使政府或监管者被动地提供再贷款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机制下,即使出现个别证券公司退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和有效地实现途径,证券公司风险转嫁的现状仍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形成“漠视风险——政府埋单——再生风险”的怪圈｡
例如:央行向鞍山证券的15亿再贷款,南方证券的80亿再贷款,新华证券的14.5亿再贷款等等,而再贷款收回的希望十分渺茫｡建立硬约束,实现金融风险处置的制度化,真正建立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当务之急｡
2.证券市场结构对投行退出机制特殊性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加之民众投资选择渠道的多样化,的确推动了证券相关行业的繁荣,但也着实掩盖住了不少的矛盾和问题｡不完善的证券市场,使得与国外成熟､规范的投资银行相比,我国的证券公司在许多方面还处于非“常”态,也使得我国投行退出机制的建立具有相当的难度｡
第一､市场过于“垄断”,减弱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投行退出的难度｡
我国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出发,对证券公司一直采取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逐渐证券公司的经营特许权产生了名义市场溢价,形成了一个相对垄断的市场,且是“单向扩容的半封闭式的市场,即只有单一的吸纳功能,而尚未真正有效地发挥排放功能”｡从数量上看,证券公司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从1998年到2002年,证券公司的家数分别是84家､87家､94家､102家､125家(2004年6月30日为130家)｡尽管市场发生变化,社会资本仍稳定地进入证券行业,即使是市场低迷时期,也没出现大规模的证券公司退出｡
结果,垄断使得证券公司缺乏退出的动机｡垄断租金的存在,使得投资银行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竞争中失利的证券公司不愿被兼并收购或破产清算,不能及时止损退出市场;同时,证券业过度拥挤,规模经济难以实现,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恶性竞争更增加了公司退出的难度｡
第二､业务过于单一,抗风险性弱,给退出机制的时效性提出更高要求｡
通常,证券公司利用自身在价值发现､评估,交易执行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一系列优质的金融媒介服务｡因此,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断推出保值､增值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然而在我国,证券公司的业务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二级市场的经纪和自营业务,买方业务(单笔利润率低,资金缺口大)过度膨胀;而证券公司的卖方业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及出售,比如批股式发行和做市商交易)因为种种管制无法拓展,形成了极不对称的业务格局｡换言之,在相当程度上,我国的证券公司只能利用可侵占的资金,通过杠杆效应,投机获利｡在这种盈利模式下,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对于市场波动异常敏感,市场的轻微波动都会使得一个看上去还算稳健的公司迅速陷入困境｡
结果,证券公司不平衡的业务架构,使得公司经营变得相当脆弱,这就要求我国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特别是预警系统的指标选择必须有很强的市场先行性,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价格､供求的变化以及发展趋势,否则,即使构建了退出体系,其产生的结构调整效果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三､基础制度过于薄弱,退出机制缺乏必要外部环境支持｡
退出机制的外部建设包括: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康的民众投资心理｡国外,成熟､理性的投资者更重视长期的投资回报,相反我国,投资民众更趋向于短期投机获利,对证券公司“倒闭､破产”的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我国特有的“政策市”造就了证券市场“只会赚,不会赔”的认识怪论,使得人们不愿承认既定损失的存在;加之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当证券公司陷入危机时,普通投资者往往寄希望于政府买单,减少损失,而不是选择市场化退出｡
结果,这种非理性的投资心理使得大众投资人不愿接受证券公司的退出行为,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或监管者在与证券公司博弈中的被动局面,投资银行的退出机制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施和推行｡
第四､操作风险过于集中,且影响面大,退出机制应更具谨慎性｡
经粗略估算,证券公司的资金涉及客户保证金､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委托理财资金､托管国债或企业债券等｡与国外成熟的投行相比,我国证券公司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违规操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中,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法人名义的个人集资委托理财资金､挪用托管的国债､企业公司债券进行回购交易占了绝大部分｡
分析资金的来源,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属于个人投资者,数额巨大,且要求即时兑付,一旦市场行情不好,公司决策失误,很容易造成“亏库”,而无法再向投资者兑付,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
结果,由于内控机制的薄弱,证券公司积累大量的操作风险,且极易扩散和传染成社会性风险,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因而,要求证券公司的退出设计(包括规则的设计､程序的设计)则更需要谨慎和细致,以避免市场和社会的剧烈波动｡
我国的证券市场折射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和不成熟的特征,在增加市场风险,催生投行退出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我国投行退出的特殊性,我们只有在充分分析这一特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投资银行退出机制｡
参考书目:
[1]倪浩嫣.证券公司退出机制探析,政法论丛,2005,(2).
[2]巴曙松.证券公司退出机制启示,时代金融,2005,(3).
[3]李国旺等.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
εP=需求变动%/价格变动%=ΔQ/ΔP·P/Q=LimΔQ/ΔP·P/Q=dQ/dP·P/Q
ΔPo
粮食如果涨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量不会减少很多，如果降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多少。粮食的价格比较低，即使上涨一倍，人们对需求量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这笔支出在人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涨价不会影响个人总的经济状况。粮食保护价格在一定时期可以促进粮食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使用这个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
粮食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较小，价格弹性就小。粮食作为商品，从长期看，其价格弹性就大；如果是短期，价格弹性就小。粮食涨价，短期看，人们会注意节约粮食，但不会节约得太多，从长期看，这种节约对粮食需求量可以进一步减少。时间长，消费者就有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爱好和技术条件去使用替代品，其价格弹性就大。反之其价格弹性就小。
2.粮食定价时必须考虑产品的价格弹性
不能把价格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就不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这个时候应当提高价格，提价不仅不能增加总收入，还能因产量减少总成本支出，从而使企业的支出相对稳定。粮价连百价，粮食价格每涨0.01元，全社会商品价格涨0.20~0.26元，导致粮食经济的马太效应。
恩格尔系数的研究告诉我们：当社会人均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对粮食和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已趋近等于零，粮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对稳定。
粮食行业的社会特征和垄断方式，决定了完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的弊端：高价格。完全竞争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完全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产量不足。完全竞争的企业，它的产量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说，是最优的，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产量未达到最优，企业产量不足，再增加产量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生产效率低。企业利润最大化，产量并不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竞争，缺乏技术创新和强化企业管理，资源浪费。
粮食垄断市场结构的特点：一是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比较多；二是进入这个行业是自由的，长期看，企业的经济利润会趋于消失；三是各个企业生产同种产品是有差别的。
3.市场结构的主要类型
市场结构是影响粮食流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谓市场结构，是指由于市场主体（在微观经济学中称为厂商）数量的多寡和行为的差异而导致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类型。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由于需求曲线的差异，市场供求均衡点与价格的决定是不同的。
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程度这一标准，从厂商数量、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将市场划分为四种结构类型：完全竞争、纯粹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我们假定厂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独立生产或经营单位。厂商对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和享有利润。我们将会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厂商行为和市场均衡点是不同的。
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完全竞争
强控制价格的能力弱
少卖者的数量多
大产品差异程度小
大进入市场的障碍小
3.1完全竞争市场。现代经济学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单个的交易量在供求总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单个的买者和卖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只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厂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进入市场；③所有卖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同质的，对买者来说没有任何差别；④生产和经营某种商品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
3.2纯粹垄断市场。微观经济学将垄断定义为一个厂商控制一个全部供给的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下，不存在产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竞争，也就是说，市场上只有一个卖者，而又没有其他替代品的竞争对手在纯粹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与行业（或市场）是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行业中唯一的厂商就是垄断企业，这个垄断企业也就构成了一个行业或市场。
3.3垄断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谓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又叫不完全竞争，是指一种既有垄断因素又有竞争因素的市场结构。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竞争市场有如下的假设：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卖者和买者，以致于某一卖者（或买者）可以忽视其他卖者（或买者）的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②卖者（厂商）的产品存在着差异，但同属一类产品，相互间有着密切的技术替代关系（指它们都满足同样的需求）和经济替代关系（指它们有类似的价格）；③一个生产集团中各个厂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④厂商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生产集团）。
当垄断竞争厂商和其生产集团在短期内获得超额利润时，除了原来的厂商会扩大生产规模外，新厂商也会进入市场。竞争的结果使价格下降。价格从短期内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长期内等于平均成本。同们当厂商在短期内出现亏损时，价格会因为厂商缩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而提高，一直到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为止。
4.市场结构与经济效率
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同市场结构，经济效率是不同的。这种经济效率上的差别，源于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竞争程度越低，经济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经济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竞争市场，其次是垄断竞争市场，再次是寡头市场，效率最低的是垄断市场。
一个行业到底适合何种市场结构，取决于对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行业对社会化程度的要求。有些产业或行业，如钢铁、汽车工业等，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高。在这些行业，保持一定的产量规模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些达不到社会平均规模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业的进入往往因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约束而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这些行业适合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反，对另外一些行业（如服装、食品加工业等）来讲，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低，社会需求变化较快且呈现多样性特征，企业进入的障碍较少，因此适合于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结构。二是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不同最终体现为产权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的差异。显然，在一个倡导公平与效率兼顾或共同富裕的社会里，不会允许垄断者对大部分行业的支配。而在一个单纯强调效率及允许收分配差距无限扩大的社会里，垄断者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频繁而剧烈的市场波动。粮食生产周期较长以及粮食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无法容忍粮食市场过于剧烈的波动。其次，市场交换关系在我国粮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粮食市场的发育尚处在较低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放任市场对粮食流通的调节，必然会引发过度的市场投机行为，其结果是少数人从中渔利，而广大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则深受其害。1993年粮食经营和价格放开后粮食市场出现的混乱局面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三，完全竞争市场对经营者（厂商）行为和市场信息的传播等方面有极其严格的假设和要求。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市场的效率将大打折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要求现在达不到，恐怕将来也达不到。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粮食市场选择纯粹垄断结构也是不可取的。首先，垄断必然会导致低效率。垄断者的供求均衡点往往较大幅度地偏离最佳交易规模，从而无法协调粮食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目前我国国有粮食企业主宰粮食市场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垄断市场结构。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粮食企业很难灵敏地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无法使粮食市场达到平衡状态。其次，垄断者会通过调整垄断价格，占有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获得高额利润，从而侵犯消费者利益。我国粮食的消费者价格与生产者价格之间差额（即购销差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一般的商业利润。近年来在粮食定购价上升的同时，销价上升幅度更大，农民认为“吃亏”，消费者感到“不划算”，而财政负担过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垄断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不畅和低效率。
粮食市场结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从效率上讲，介于完全竞争与纯粹垄断之间，可以发挥竞争和垄断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通过适度的竞争，可以使粮食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市场上数量有限的粮食经营者以及对进入粮食市场设置一定的条件或障碍，可以避免市场过于剧烈的起伏动荡和过度投机。垄断竞争市场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经营者数量的多少以及政府对进入粮食市场的管制程度。政府往往需要根据一定时期的粮食安全形势和市场发育状况在效率与公平或稳定之间做出某种权衡。但从改革的方向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市场稳定”应该成为确定市场结构的基本原则。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并充分考虑到垄断竞争市场的运行特点和我国粮食生产、消费的特点我们认为，作为改革取向的中国粮食市场结构的雏形，应该具备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市场上存在较多的经营者，且经营者之间公平竞争。但为避免过度竞争和垄断，经营的数量和每个经营者的规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每个经营者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都对自己的盈亏负责。政府对每个经营者实行同样的待遇和政策，经营者效率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三是价格唯一地由市场决定，政府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价格管制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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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时忠.《浅谈粮食市场化与粮食市场建设》［J］长沙：粮食科技与经济，2002(07)摘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废除“双轨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对粮食消费的保障。在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结构、市场规则、企业战略、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建立企业完全市场经营，政府适当调控的运行体制；建立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并配套建立市场化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粮食产业化引导机制和粮食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粮食市场结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从效率上讲，介于完全竞争与纯粹垄断之间，可以发挥竞争和垄断两个方面的优势。
关键词：粮食经济市场结构粮食流通体制
一、关于银行市场结构的争论
1.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Pagano(1993)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展示了在垄断性的银行结构中，银行会向借款人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向储户支付较低的储蓄利率，从而减少了市场中可用信贷资金的均衡数量。并且当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时，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还会阻止利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Guzman(2000)在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假定存在两个同样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银行处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另一个则处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下，证实了垄断力量的负面影响。Guzman认为在信贷配给存在的条件下，垄断性的银行会比竞争性的银行更多采用配给的方式来贷款，从而得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资本积累产生压制效应的结论。他指出，在没有信贷配给的情况下，由于垄断势力的作用，企业的贷款利率会更高，考虑到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违约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了。垄断性的银行不得不维持监督企业的高额费用，浪费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贷的资源，银行的垄断能力导致了银行业的无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间美国各大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发现在排除了对收入增长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拥有较多银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从而暗示了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Black和Strahan(2000)调查了银行市场结构对企业活跃程度的影响，通过对美国跨州以及跨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银行垄断势力较高的州，新兴企业和新商业社团的数量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计了美国废除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规定对各州收入增长的影响，一般认为，废除此类限制应该被视为增强竞争。发现该规定实施后，各州个人收入以及产量均呈现加速增长的现象，由此预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发现，美国大都市地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1973—1984年间为负，而在1984—1996年间却转变为正，这一结果显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尚无定论。
2.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正面影响。关于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在新兴企业融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没有以往借贷记录的新生企业实际上可能会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信贷：具有垄断力量的银行可以通过“试销性”(introductory)的低贷款利率来吸引新生企业，并在新生企业获得成功后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银行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竞争性银行与之抢夺企业资源，因此，这种“先补贴新生企业，后分享成功企业利润”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银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够对成功的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因而也就不会在新生企业的初创阶段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促进其发展。所以，在没有银行垄断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新生企业的贷款利率较高并且其信贷额度被部分配给。
Shaffer(1998)则从筛选的角度论述了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的益处，反驳了银行竞争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别的功能，通过对那些具有不同品质的借贷企业加以筛选，来鉴别那些具有潜质的企业。Shaffer发现美国金融市场中，随着市场中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借款人的总体质量反而会下降这一有趣的现象。认为银行的筛选技术还不足以准确揭示借款人真实特性，当银行不能完全甄别借款人的类型时，会有某些高品质的企业被鉴定成低品质企业，反之亦然。考虑到银行很难区别信贷申请是属于已被其他金融机构拒绝的信贷申请，还是属于客户新的贷款申请，被一家或多家银行拒绝的申请人可以继续向其他银行申请。这类曾被拒绝的申请人既可能是高品质的企业，也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如果市场中存在较多数量的银行，且借款人频繁的贷款申请是无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质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逆选择”的存在，会导致银行贷款质量下降，贷款银行陷入“胜利者的祸害”(Winner’sCurse)而丧失利润。Cao和Shi(2000)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得出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反而会使贷款利率更高、信贷数量更少的结论。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过观察银行的借贷策略，考虑了不同市场结构下银行在采用筛选还是作为筛选替代的抵押之间的权衡。银行通过筛选来鉴别高品质的企业，并减少低品质企业的违约风险。因为筛选是耗费成本的活动，如果一家企业提供足额抵押，企业一般不会发生违约并损害到银行的利益，银行就不会有进行费时费力筛选的动机。考虑在高品质企业和低品质企业同时存在的现实世界，高品质企业虽然有更高的概率从事好的投资项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只有企业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质的还是低品质的企业，而银行却并不知情，它只有通过筛选才能鉴别出项目的好坏。在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将给两类企业提供贷款，一类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由于高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更高，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低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较低，如果低品质企业模仿高品质企业的做法，也给银行提供抵押品，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这将给低品质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显示自己是高品质企业”这一显示信号，是低品质企业无法模仿的信号。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将被银行视为是高品质企业；另一类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经过精心筛选才能给予贷款的企业。为了弥补筛选费用，向通过筛选的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此时，提供抵押品的企业会有部分项目失败，虽然通过抵押品，银行本身并没有损失，但项目的失败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一定的浪费。在垄断性的信贷市场中，由于能够分享项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银行并没有接受高品质企业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对所有项目都进行筛选。与接受抵押相比，筛选排除了向部分企业的失败项目分配资源的可能，将能给银行带来更高的信贷回报。从这一点上来看，垄断性的银行结构更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积极。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银行对企业筛选的情况，发现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筛选企业的可能性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于筛选的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企业会在此期间失去获取利润的机会；或是由于企业并不愿意暴露项目的真实信贷价格，所导致的被观察企业不情愿被筛选。在银行竞争的格局下，银行有可能会迁就企业不愿被筛选的意愿。在经济衰退期或缓慢增长期，申请信贷的企业很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且其信贷申请曾经被其他银行拒绝过，此时银行对企业进行筛选是较佳的策略。然而，在经济扩张时期，由于存在着较多高品质且未经甄别的新生企业，基于获取市场份额角度考虑，银行可能会向未经筛选的企业提供贷款。银行在经济循环周期的上升阶段承担了较高的风险，一旦经济循环周期落人不景气阶段，银行就有可能陷入贷款难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垄断银行一般不会迁就企业的意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银行信贷随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对美国处于具有不同银行集中程度的市场中，代表性的小型商业企业信贷可获得性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小型商业企业的信贷较易获得；并且，较为年轻的企业在具有更高银行集中度的市场中，支付的贷款利率更为低廉。Shaffer(1998)也发现在银行数量相对较多的大城市中，银行能够索取更高的贷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业数据，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省份，新企业的诞生率也较高。对那些信息更为不透明产业中的新兴企业来讲，银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筛选甄别企业的品质，银行集中度与新企业诞生率的正相关性尤为显著。
二、对银行市场结构的权衡
鉴于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Cetorelli和Peretto(2000)针对两者之间的权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一个古诺模型，来说明N家银行在个人储蓄以及向企业借贷资金等方面的相互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假定那些拥有筛选技术的银行，能够花费一定的成本区分开高品质及低品质企业。虽然银行甄别的结果不会被第三者所观察到，但其他银行作为竞争者，能够通过观察这家银行是否会扩大或否决贷款来获取被筛选企业的信息。信息的外溢产生了搭便车问题，导致银行筛选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银行以信息为基础的有效借贷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进而把他们的模型从论证肩负着甄别企业成功率任务的银行最佳借贷策略问题，扩展到既有被筛选过的“安全”贷款，又有未被筛选过的“风险”贷款时银行借贷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贷市场是内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质的企业一直被筛选且信贷仅向那些高品质的企业扩展，而其他剩余的企业则无视其品质特性，不予区别地实施信贷配给政策。信贷市场中这两部分相对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经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信贷市场中的总体信贷规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对于银行来说甄别项目的激励越大，更多的资金因而能够被有效地分配给高品质的企业，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提高。
所以，银行的数量决定了信贷市场总体信贷规模及其效率间的权衡。反过来，信贷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又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回报，进而决定了储蓄。由于这种权衡的存在，银行市场结构与单位资本的稳态收入间可能不会是单调的关系。换言之，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银行市场结构既不是垄断的市场，也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对信贷存在着过度需求的市场。由此可得出以下建议，由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银行市场结构，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银行间的竞争程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对经济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着由政府控制的银行。LaPortaetal.(2000)调查发现，在信贷市场中，国有银行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均资本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越低，从而证实了国有银行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还发现国有银行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也较为缓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对政府控制银行的强弱程度能否影响银行在产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后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且政府对银行控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高集中度对于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产业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消失了。实证结果显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银行市场垄断只能导致银行效率的降低。他们也没有发现国有银行对市场的垄断力量能够导致银行更有效地筛选企业，并且国有银行也不存在与贷款企业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贷关系的意愿。他们认为，这种政府高度控制的垄断性银行之所以没有对经济起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因为国有银行更乐于从事政治目标最大化活动，偏离了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四、银行业结构对其他行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在决定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中，银行的市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起到了进入壁垒的作用，从而对其他产业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影响。然而，无论银行垄断程度的增加会导致各行业部门垄断程度的增加或是减少，即不管它是提高或是降低了进入壁垒，都无法事先得知。
从实证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垄断性的银行能够提高企业早期的发展速度。随着企业的成熟，它会产生向那些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借贷的偏好。这与.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银行理是一致的。驱使垄断性银行向新兴企业融资的动力，在于获得企业成长后从企业利润流中抽取租金的机会。考虑到在行业发育更为成熟的阶段，新企业的进入会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这将削弱原先银行所扶持企业的利润。因此，在成熟的产业部门，银行也会有限制新企业获得信贷的激励。此外，银行也会考虑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维持银行在市场的高集中度，会有助于银行参与到现有客户的经营中去，从而与现有客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银行还可能会通过牺牲从新的进入者身上所获取的利益，来换取现有企业的信任，从而引导这些企业的战略决策。此时，银行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导致银行偏好新的市场进入者，因为新兴企业一般都具有更高回报的项目以及更为新颖的技术，能够保证银行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集中将导致竞争性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场垄断能力的大型企业。
总之，新兴企业在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下信贷的可获得性，对新兴企业所在行业未来的成长性影响较大。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将面临着新企业进入引发企业竞争对银行原有收益的影响与新企业进入给银行所带入的新的利润之间的权衡，银行最终的权衡结果将影响到该行业的市场结构。
Cetorelli(2001)使用从17个OECD国家中所获取的包括35个制造行业的数据，对上述观点加以判断。发现在企业规模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部门中，银行业更为集中的国家，企业规模确实更大。他同时根据已有的实证结果考察了外部融资规模对行业的影响，发现无论银行集中对行业垄断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于更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来说，影响程度更深。
五、对中国银行业的启迪
1.关于发展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市场是四大银行垄断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及金融资源的市场结构。但由于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四大银行并不能有效解决关于中小企业项目融资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限制了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根据本文的分析，大量金融机构的存在，会导致有贷款意愿的企业之间缺乏竞争，而众多银行在激烈竞争中，贷款质量难免下降。如果完全放开银行业的准入限制，银行数量会快速增加，这将导致借款人总体质量的下降，反而会使信贷市场陷入贷款利率升高和信贷数量减少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利于银行资金的有效分配。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控制信贷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适度发展民营银行。
一、基本知识
同了解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一样，首先必须明确构成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体系的一些最基本知识点。
（一）微观方法的两个特征
1．指令流在微观理论中，指令流发挥着核心作用，是微观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
（1）必须明白指令流和交易量不是一回事。“指令流”可以看作我们所熟悉的“净需求”概念的变体，它测度买方与卖方定单的净值。它是净需求的变形，但并不等同于净需求，因为在均衡条件下，指令流不一定会等于零。
（2）与从观测值得到预期值的方法不同，指令流是用真实货币表示人们的心理意愿。一种典型的指令流分析列示如下：
由于指令流包含那些知悉消息的人士的交易情况，通过指令流分析，交易商可以获知这些信息，从而给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指令流更像一种信息传递机制。
2．价差价差是微观方法的又一个特征。它的受重视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研究层次上，价差数据是各种资料数据中的核心内容。其次，市场参与者对交易成本极为关注，这种关注自然反映到价差上。最后，价差对微观理论脱离完全从贸易机制抽象而来的合理预期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指令流”和“价差”类似于宏观领域的“数量”和“价格”概念，但它们反映的意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三个微观切入点
有关微观结构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宏观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特点在外汇领域特别明显。
在前提假设方面，传统模型仅仅将外汇看成是宏观经济中的一种相对价格，而微观结构论者则认为公众信息与汇率有关，外汇市场的主体是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微观理论认为所采用的交易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方面，与传统方法不同，微观结构的研究往往着眼分析外汇市场中各个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互相影响，而传统的方法则是先以一系列宏观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开始，诸如货币需求、购买力平价等，然后再用这些关系去分析汇率问题。
一言以蔽之，微观结构分析关注外汇交易机制的细节，而宏观经济方法则一般认为这些细节不重要而忽略它们。
微观方法不同于宏观方法，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问题不同的切入点上。微观方法否定了宏观方法的三个假设，并以此为切入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假设一：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宏观方法假定公众均可获得同等的信息，而微观方法则认为并不是每个公众都能获得可靠的信息。换言之，微观方法认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存在着私人信息。
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最强调的基本概念莫过于私有信息，它被认为是价格形成的关键所在。因为私有信息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
（1）它不能被所有的人共享；
（2）它比公开信息能更好地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私有信息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最终收益的私有信息；另一类是关于价格的私有信息。而且，私有信息影响价格的渠道也不是单一的。不同渠道对价格影响的动态效应（时间上、空间上、程度上）一直是微观结构理论家和实务者最关心的问题。
微观理论认为外汇市场的价格波动很有可能是私有信息作用的结果。根据私有信息形成的原因不同，它对价格影响的持续时间也就明显不同，因此价格的波动程度和频率也就不同。究竟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价格波动，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实证分析课题，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2．假设二：市场参与者显示出异质性。宏观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以相同方式影响价格，而微观理论则认为，市场参与者影响价格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即微观方法认为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问题。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市场交易机制的环境中来探讨，而私有信息的作用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对异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它对价格的影响：
（1）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动机所造成的影响。即认为投机交易者和保值交易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即使不存在私有信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会像合理预期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单纯。
（2）市场交易者的分析方法所起的作用。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处理方法显示出多样化，比如有按照基础面分析的结果进行投资的交易者，也有利用数据的变化结构来预测价格走势的重视技术面的交易者。究竟哪种预测方法比较准确，就要看市场上哪种性质的交易者占多数。
（3）市场交易者信息不对称的动态效果。即认为交易者是否掌握私有信息是影响他们投资行为的关键要素。虽然做市商提供了流动性，具有设定价格的权力，但是，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不同战略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终将影响做市商的定价机制。
3．假设三：不同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宏观方法未考虑交易机制的不同对汇率的作用，而微观方法则认为不同的交易机制影响汇率。
面对国际金融中心外汇市场发展的现状，尤其是经历了全球性金融风暴的袭击，金融理论家和实务家都重新开始关心如下的问题。
问题一：现有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形成是否合理？现有的即期市场上的外汇交易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一是顾客与银行间的交易；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之间的交易；三是通过经纪人交易。
问题二：市场的透明度如何建立？透明度问题有三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市场的厚度；二是差价的大小；三是市场的恢复力。所谓市场厚度是指单位订单的变化会引起现有汇率多大的变动。价格波动越小，就代表流动性越高。另外，买卖差价表示一买一卖的转手后所造成的损失，差价越小，流动性就越大。
问题三：怎样确保外汇市场的稳定性（流动性）？第三，当意料不到的偶发原因发生后，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回到原来的价格水准。恢复速度越快，代表流动性越高。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权衡透明度和流动性的水准或许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市场结构。
总之，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研究视角上都和现有的以宏观分析方法为主的汇率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以往从未被重视过的微观层面：一是私有信息；二是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三是交易机制。它接受了实证分析结果和现有理论不吻合的批判，强调在非有效的外汇市场上来自于知情交易者订单指令流和出自于做市商的买卖差价这两个关键的微观金融指标是传递和反映私有信息的唯一工具，这些信息（比如，资产的低估或高估等）汇集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中，才是主导汇率和外汇交易量变化的决定要素。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对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重要特征和成果作了很有价值的归纳和评述。其中，O′Hara教授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1995）一书对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作了非常系统和精辟的概括，并将市场微观结构定义为“在明确的贸易规则下资产交换的过程和结果”。Madhavan则拓展了O′Hara提出的分析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体系（即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两大组成部分），将近几年在实证研究、经验分析和应用性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体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作了非常明快的表述，本文不再赘述。关于外汇市场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是针对有效市场不能成立的现状，在三个方面对原来的制约条件作了修正。
（一）私有信息的作用
既然外汇不仅是商品进出口的交换媒介，它的更大的功能是作为金融资产能给人们带来增值的功能，因此，外汇市场也会具有金融市场的共同特征。PerraudinandVital（1996）发现，做市商为了获得分散在各个银行手中的私有信息，会有意地拉开买卖报价，排挤市场上那些出于流动性需求的非知情交易者，因为这些非知情交易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EvansandLyons（2002）利用日数据、Rime（2001）利用周数据都发现，交易订单流汇集了各个交易者的私有信息，与几乎没有说明力的宏观经济指标相比，它能很好地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外汇的走势。
（二）非同类市场交易者的影响
FrankelandFroot（1990）曾经指出由于外汇市场并不都是那些只按基础水平来判断汇率走势的交易者（fundamentalist），还有不少是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汇率走势的职业操盘手———这也是汇率理论的说明能力十分低下的一个原因。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噪音交易有时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Vitale，2000）。
（三）市场交易机制的功能
Lyons（2001）指出，外汇市场是一个二层结构的分散市场，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市场设计问题不同于其他金融市场，除了要防范市场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废除市场准入的障碍等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在外汇市场中充当主角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总之，上述这三大方面出现的市场摩擦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和互相影响的。没有分散市场的制约，就无法充分体现私有信息的价值，噪音交易者也就不可能从中谋取投机的利润。反过来，噪音交易的行为又增加了分散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私有信息对价格的影响变得更为显着。
三、前沿课题和难点
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领域存在一些研究的前沿课题。
课题一：外汇指令流信息反映的是清偿信息还是资产平衡信息，还是二者都反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应该可以收集足够的统计信息来实证这项工作。
课题二：在哪种程度上相反的情况才出现，即价格影响指令流？在哪些情况下（例如机构分散）这种情况更敏感。微观理论的中心议题是那些从指令流到价格的事件情形等。但事情总得一分为二，从价格到指令流的事件必然存在。目前，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还处于空白。
课题三：为什么顾客指令流可以不等于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课题四：为什么来自不同类型客户对价格的冲击相差如此之大？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其他一些课题。如：数据融合问题，取得强型市场效率的时间问题，何时技术分析是合理的，为何1000万美元成为约定俗成的交易单位，以及信用风险和市场结构等等问题。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新方法来探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最优交易机制的设计问题，也是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当然，由于该项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相应的困难接踵而来。首先，只能间接借鉴英文文献，必须要看英文原文，英语便成为进行该项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其次，对于外汇市场的研究，对象是高频数据，而国内银行及相关机构对外汇交易数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数据的采集便成为另一个难题。第三，必须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或模型来得到更为微观和实证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难点之一。
四、结语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最早的审计市场结构研究出现在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民间审计市场上“”形成，引起了审计市场格局的变化，学术界希望对“”格局的形成是否形成行业垄断的问题做出合理的分析与解答，Zeff和Fossum(1967)［2］认为要深入了解审计市场竞争情况，必须研究事务所的成长、发展和自身特性，从而了解其市场行为，他们以1964年美国63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客户收入、资产等在总和中的占比推断事务所市场份额，发现“”取得了垄断地位，但各事务所都呈现出了一定专业化。后来又有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选取不同指标对不同事务所市场份额和专业性进行衡量，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审计市场集中度在不断地提高，表现出寡头垄断的结构，比如:Rhodeetal(1974)［3］、Tomzyk和Read(1989)［4］、Pong(1999)［5］等。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对民间审计市场结构进行了衡量，夏冬林等(2003)［6］以2001年上市公司披露的支付给事务所的费用为标准，使用行业集中度、利润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三个因素评判审计市场竞争度，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激烈的结论。审计行业自身的激烈竞争是造成我国事务所独立性不高，违规操作频频出现的原因之一。易琮(2002)［7］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资料对其市场份额进行分析，认为尽管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相比西方国家仍然较低，但在1997－2000年，集中度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周红(2002)［8］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大事务所太小，小事务所太少，建议在扶持大所发展的同时应鼓励小所发展，2005年通过分析发现国际审计市场的集中度有降低趋势，并从理论上说明了审计市场集中度应与股票市场集中度相适应。胡文霞、逄俊(2005)［9］用“贝恩分类法”对2002年业务收入排名前4、10、30位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占全行业总收入、总人数的比重分析，认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我国当前审计市场应属于竞争型。叶丰滢(2007)［10］以审计收费为度量基础，得出我国A股审计市场已出具多头垄断格局。王敏(2011)［11］对我国审计市场2005－2009的结构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陈璐(2013)［12］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较晚，且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我国审计市场以行政力量占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她利用审计市场经验数据对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和变化的诱因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审计市场处于低集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外学者的诸多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本文将收集最新的市场数据对我国审计市场结构进行评价和分析。
2.实证研究
由于证监会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后才能披露年报，在我国，上市公司审计需求占审计总需求的绝大部分，且只有具备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才可能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2011—2013年上市公司审计的角度进行审计市场的结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数据处理使用了EXCEL2007。本部分先通过对民间审计数据、参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事务所数量变化等，总体上分析市场结构变化;再以不同的指标为基础，分析审计市场集中度，从指标角度衡量市场结构特征;最后按事务所规模进行分类划分，分析何种规模等级的事务所效率高，对目前我国民间审计领域的竞争状况进行研究评价。
2.1审计市场总体结构分析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强信息，整理得到了2011－2013分别综合评价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及其每年的业务收入情况。总体来说，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三年来呈递增趋势，入围十强的会计师事务所总体变化不大。2011年及以前，国际“四大”的中国分所，在我国审计市场上稳居前四强，且与中国本土所拉开了较大的差距，2012年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瑞华在当年进入行业前四，改变了国际“四大”在我国的格局，2013年，立信也跻身前四。国际“四大”的垄断格局被进一步打破。说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近两年发展较快。从表2中可以看到，从2011年到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总数呈现增加趋势，而参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家数却不断减少，说明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集中的趋势。从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参与审计的事务所数量减少主要是由于事务所合并加剧。为了分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均产出情况，计算了师均产出率(师均产出率=事务所总收入/注册跨及时人数)，发现“四大”的产出效率远远高于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且有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
2.2市场集中度研究
2.2.1测算方法与数据选择集中度能最直观的体现市场的结构特征。行业集中率(CRn)①最为常用，但它不能反映出这个行业相关市场中竞争的企业的总数;赫芬达尔指数(HHI)②具有数学上绝对法和相对法的优点是较理想的市场集中度计量指标，它可以衡量企业的市场份额对市场集中度产生的影响。本文同时选用行业集中率(CRn)与赫芬达尔指数(HHI)反映市场的集中度。本文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获得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市公司的数目以及事务所业务收入的数据，分别以这两个指标为基础衡量市场份额，对审计市场集中率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2.2.2研究结果根据贝恩对美国产业的垄断和竞争分析，我国审计市场目前呈现出中集中度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以事务所业务收入为标准CR4三年来呈下降趋势，说明业务收入前四强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有所下降。CR8在60%左右波动，CR20呈略微上升趋势，总体来说以业务收入为基础的市场集中度三年来变化不大。HHI指数轻微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合并指引》给出的标准，HHI位于1000以下，市场集中度较低。以事务所审计上市公司数目为标准，CRn指标都呈现出逐年上升，尤其是2011年—2012年上升非常明显，与2011年前十大事务所中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二者的客户数得到合并有很大的关系。从HHI指数来看，市场集中度有所增加但仍然较低。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的美国审计市场已经较为成熟，美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2013年CR8达到99%③，我国的审计市场集中程度与美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2.3规模经济变化分析
2.3.1测算方法与数据选择产业组织理论中测定规模经济的方法主要有:生存竞争法、利润分析法、统计成本法和技术比较法(余东华，2004)［13］由于审计行业有成本、利润等相关数据不易获得的特殊性，故选择生存竞争法测算审计市场的规模经济。生存竞争法最早由施蒂格勒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不同规模的厂商会通过竞争促使行业筛选出效率最高的企业，进一步产生该行业的最佳规模经济。具体测定过程为:先按照一定规模标准对目标行业的厂商分类，然后计算不同规模等级的厂商在不同时期内所占市场份额比重;若某规模等级厂商所占比重呈现增加趋势，则该等级的厂商效率较高，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若某规模等级厂商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则该等级的厂商效率较低，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作为事务所规模的衡量指标对2011－2013年审计市场进行进一步研究。将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划分为:国际四大、CPA人数＞1000人、500人＜CPA人数＜1000人、以及CPA人数＜500人四个等级，通过是否连续3年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对事务所进行了筛选，共有40家事务所符合要求。
2.3.2研究结果表6和图1对近三年我国审计市场上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化进行了直观的描述，据此，得出以下结论:(1)国际“四大”对审计市场的占比最大，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国际“四大”在审计市场上的占比从2011年的近50%，下降到了2013年的35.35%，下降近14%，效率下降，对市场的垄断地位已一去不复返。(2)国超内大所发展迅猛，规模经济提升显著。国内超大所(CPA人数＞150人)随着市场的发展，发展迅猛，市场份额日益提升，与国际“四大”的市场份额差距在逐年缩小，甚至有赶超“四大”的势头，呈现出了一定的规模经济特征，这与我国近年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引导密不可分，也体现出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能力不断加强，大型事务所见竞争加剧。(3)中小事务所规模效率较低，规模不经济。中小事务所的效率随事务所规模的减小而递减，CPA人数在500—1000人的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略微上升但几乎没有变化，CPA人数小于500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在逐步降低，说明市场需求对事务所的规模要求不断提高。
3.结论与局限性
关键词：资本结构；产品市场竞争；融资行为；股权融资偏好
Abstract：ItiswellknownthatChineselistedcompaniesstronglyprefertoequityfinancing.Thedomesticacademicthoughtthatlistedcompanieswithlowerfinancialleveragedidn′tutilizefinancialleveragesosufficientlythattheireconomicperformancewasaffectednegatively.Thispaperstudiesthefinancingbehavioroflistedcompaniesfromaperspectiveoftheeffectofproductmarketcompetitiononcapitalstructure.Itisfoundthatfirms′financialleverageisnegativelyrelatedtoproductmarketcompetitionthroughanempiricalstudyonthepaneldataof796listedcompaniesin2000-2003.Withtheoreticalanalysisandempiricaltestthispaperconcludesthatdrasticproductmarketcompetitionmakeslistedcompaniesadaptlowerfinancialleverage,andunderthiscircumstancefirmswillbenefitfromlowerleverage,whichmakesafirmhaveabilitytonavigateeffectivelywithinitscompetitiveenvironment.
Keywords：capitalstructure；productmarketcompetition；financingbehavior；equityfinancingpreference
1引言
实行有限责任制的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资本社会化，这使企业的融资渠道多样化。不同的融资方式对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策略、公司赢利能力和公司发展能力的影响明显不同，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特点和外部约束选择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2国内外文献回顾
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的开创性以来[1]，资本结构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内学者也针对中国企业做了大量研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股权融资偏好[2,3]，表现为融资首选配股或增发，这与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不一致[4]，国内学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从股权结构角度考虑的。刘娥平认为，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而且非流通股股东一般处于控股地位，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倾向于使用股权融资[5]。黄少安和张岗认为产生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是股权融资成本偏低，间接原因是体制和政策因素，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状况使上市公司可以大量、低成本地套取股东的钱，却不必高效地使用这些资金，不受股东和资本市场约束必然导致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2]。
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除了这些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股权融资将产生严重的问题，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未能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这两个问题使企业的绩效下降，因此国内企业过高的股权融资比例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转变研究视角，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是否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积极意义。
以往研究主要考虑企业的内部因素(通过衡量财务杠杆的收益和成本来确定企业的融资决策)，忽视了企业的融资决策是在不确定和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的研究者已经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战略公司财务的观点。Brander和Lewis对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们指出，由于有限责任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中，企业债务的增加使其相对于竞争对手来说更具有进攻性,这种进攻性的存在使其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策略优势，为了保证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采用较有攻击性的策略，公司选择正的债务水平[6]。Bolton和Scharfstein认为Brander和Lewis模型只考虑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的策略效应，未考虑企业不同的融资政策对企业内部问题的影响，他们用掠夺性定价理论分析了企业的融资决策与其产品市场竞争的关系[7]，他们认为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将成为产品市场上的弱势竞争者。从事掠夺性定价行为的企业可能通过提高产量或降低价格使财务杠杆高的企业破产并退出市场，以使其在将来获得巨额资金。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后，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4]受到质疑。Noe指出，当企业未来现金流难以预测时，管理层会优先选择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8]。Viswanath认为，当管理层预期未来投资项目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时，即使企业目前有大量现金或可以用债务融资，管理层仍然会倾向于外部股权融资[9]。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少。朱武祥等人建立了一个二阶段理论模型，并以燕京啤酒为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容易导致财务保守行为[10]。刘志彪等人通过理论分析表明，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以深、沪两地的上市公司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设[11]。钟田丽和范宇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大、收益小且不稳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激烈的行业中的企业选择了相对较高的财务杠杆，使其股权融资不足；而风险小、收益高且稳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不激烈的行业内的企业却选择了相对较低的财务杠杆，而使其股权融资过度[12]。本文首先建立一个模型，并依据相关理论提出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假设，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以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公司进行科学的资本结构决策和政府制定合理的融资政策提供依据。
3模型与研究假设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解释和批评的理论基础是资本结构的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外部股权融资和外部债务融资都存在成本[13]。为了降低债务的成本，应通过契约约束经理使其将超额现金流量分配给投资者而不是投资于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的项目[14]。成本理论提出将财富从企业转移给投资者的机制是创造债务，债务能约束经理把未来的现金流量支付给债权人，它也能通过减少经理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来控制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是债务融资又会形成企业内部经济主体以负债契约为基础的委托关系，导致作为委托人的债权人和作为人的股东及公司管理层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股东及管理层的资产替代行为和投资不足现象。
当理性的债权人认识到股东背离债权人利益的决策行为后，他们将提高公司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采取更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措施防止经理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更严重的是债权人可能不对追求高风险项目的企业进行投资。债务的资本成本高可能降低企业对不同风险承担者的吸引力，债权人严厉的外部约束可能影响企业有效应对产品市场竞争的能力。这意味着或者由于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由于企业必须对不断变化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做出反映，对于想从事高风险商业活动的企业而言，债务融资将是障碍，它使经营者受到债权人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限制。因此资本结构的理论并没有考虑产品市场的竞争环境，也没有考虑经营者不按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决策的必要性。
因此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需要与产品市场的战略决策结合起来考虑。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不是在事先确定好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衡量债务融资的成本和收益），而是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选择，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资本结构决策和战略决策将与确定条件下不同，一个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使它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竞争环境相适应[15]，成功的企业应具有有效的对产业环境变化的反映机制[16]。既然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具有战略意义，而战略决策又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那么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必然是决定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在产品市场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如果行业内的企业因为融资约束、杠杆收购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企业的财务杠杆比较高，这些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将相对较高。在这种情况下财务杠杆相对较低的竞争对手往往会主动发动价格战和营销战，比如采取增加广告支出、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数量、给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出让一定额度的利润等措施，这样将逼迫财务杠杆高的企业为了生存而进行价格战和营销战，可能使这些企业的净收益和经营现金流入下降，从而使其陷入财务危机，不得不削减资本投资甚至破产退出该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比较低的行业，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经营效率会具有较大差异，这时财务杠杆的高低对企业经营战略不具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作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也较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使公司价值提高。理性的经理人在面对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时将采用不同的资本结构。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4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利用深沪股市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样本的行业分类上，本文采用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作为标准，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行业内样本数目较少的家具制造业、传播与文化产业、橡胶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为了保证同行业内企业生产产品的同质性，本文对制造业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剔除了产品同质性较差的其他制造业。按上述标准共选取27个行业796家公司作为样本，本文将分行业计算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一个行业内需保持一定的样本数目才能使计算结果准确，因此本文的数据搜集起始时间是2000年。考虑到影响资本结构的各因素需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作用，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将因变量资本结构比各自变量滞后一期，即对资本结构变量采用2001年～2003年的数据，自变量采用2000年～2002年的数据。
4.1资本结构变量的定义
国内学者主要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资本结构，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仅有陆正飞和辛宇、李善民和苏赟、肖作平和吴世农曾采用长期负债/总资产来衡量资本结构[17~19]。但是用资产负债率衡量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企业的负债可以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中的许多项目(如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等)并不是公司的主动融资方式，而是被动融资；长期负债才是公司为生存发展而主动选择的融资方式，是主动融资。流动负债是企业的经营性负债，而长期负债才是企业的融资性负债，因此长期负债才是与公司股权融资相对应的融资方式。公司在资本结构决策时主要是在长期负债和股权融资之间选择，当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时选择这种做法更有意义，因为企业为应对产品市场竞争，它的资本结构决策更应该从长远角度考虑，所以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企业长期负债和股权融资比例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以下两个指标来衡量资本结构，即
4.2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变量的定义
选取合适的变量准确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理论上衡量竞争程度的指标有需求的自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和价格相关性等指标，但是企业的商品定价情况很难获得。由于数据搜集的限制很难用这些指标反映竞争程度，只能以用公司财务数据计算的指标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本文以赫芬因德指数(HHI)、营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OEOR)和净利润的波动率(VNE)3个变量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1)赫芬因德指数(HHI)
该指数为反映市场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Xi为企业i的销售额。本文采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来计算HHI，该指数是根据各年内同一行业内上市公司的数据计算的。该指数越小，一个行业内相同规模的企业就越多，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赫芬因德指数越小，说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反之亦然。
(2)营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OEOR)
一个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采取广告宣传、市场公关等有效措施应对产品市场竞争，企业的这些业务活动都将使支出增加，在会计上反映为营业费用的增加，因此本文以营业费用和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来反映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本文先计算每个企业的OEOR，然后以一个行业内所有企业OEOR的平均值来反映该行业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如果这个平均值越大，企业为应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支出越多，表明该行业的竞争越激烈；反之亦然。
(3)净利润的波动率(VNE)
产品市场竞争的结果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如果一个行业内产品市场竞争激烈，那么该行业内企业的净利润将发生剧烈的波动；如果竞争不激烈，那么净利润的波动幅度小。因此本文用净利润的波动率作为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每个企业的净利润波动率为
由于个别企业的VNE可能为负，因此一个行业的净利润波动率是用行业内每个企业净利润波动率的绝对值的平均数来计算。
4.3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本结构的典型相关分析
本文对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本结构两个变量都采用了多个指标来衡量，为了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对两组变量做典型相关分析，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由HHI、OEOR和VNE3个变量构成，资本结构由LEV1和LEV2两个变量构成。典型相关分析是在SPSS12.0环境下采用MANOVA方法完成的，分析结果如表1～表4所示。
表1中第5列是典型相关系数，两组变量第一维度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944，第二维度为0.353。但是，与简单相关系数一样，典型相关系数的实际意义并不明确，实际中经常采用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这一指标。第一维度的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为0.891，说明第一典型函数之间的共享方差为0.891，这个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大；第二典型函数之间的共享方差为0.125，表明这时的相关性较小。为了检验两组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显著性，还需要做整体检验和维度递减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表2中的结果显示Pillais统计值、Hotellings统计值和Wilks统计值都非常显著，这说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3的结果显示第一维度的典型变式之间相关是显著的，但是第二维度不显著。
表4是冗余分析的结果，表中第1部分是因变量组的冗余分析报告，第一维度的冗余指数是62.394，它表示第一维度自变量组的典型变式对因变量组的解释比例为62.4%，而第二维度的解释力较差。表中第2部分是自变量组的冗余分析报告，第一维度的解释能力为51.8%，而第二维度的解释力较差。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4.4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仅仅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此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分析两者的具体相关关系。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选择一些反映公司内部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解释资本结构，这些变量包括公司规模、公司赢利能力、公司成长性、非负债税盾和自由现金流量。
4.4.1控制变量对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假设及定义
(1)公司规模
Titman和Wessels、Smith和Watts指出，规模大的企业可以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一般不会陷入破产境地[20,21]，企业规模越大负债融资可能越容易，且负债成本也较其他企业低，因此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的财务杠杆可能越高，即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以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资产规模，为了缩小数据的量级，对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取自然对数。由于2000年～2002年中国的价格水平比较稳定，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00.4、201.7和200.4(以1990年为100)，因此本文没有考虑价格因素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各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都是未经价格指数调整的账面价值。
表1特征值和典型相关系数
Table1EigenvaluesandCanonicalCorrelations
表2整体检验结果
Table2OutputofOverallTest
表3维度递减检验结果
Table3OutputofDimensionReductionTest
表4冗余分析结果
Table4OutputofRedundancyAnalysis
(2)公司赢利能力
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倾向于首先选择内部融资，而较强的赢利能力将为企业的内部融资提供条件，因此赢利能力与企业财务杠杆呈负相关关系[4]。本文选用总资产报酬率来反映公司的赢利能力，它的计算公式为
(3)公司成长性
Myers把企业资产分为当前业务和增长机会，成长性高的企业要增加对增长机会资产的投资[22]。由于当前业务附属担保价值高，增长机会附属担保价值低，债权人往往在合约中严格约束企业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因此财务杠杆高不利于企业对增长机会的投资，预期成长性高的企业会较少使用负债，公司成长性与财务杠杆负相关。本文采用观察年份当年、上一年和下一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平均数来反映企业的成长性。
(4)非负债税盾
DeAngelo和Masulis在Miller的分析架构下[23]，将非负债税盾纳入决定最佳资本结构的模式内，发现负债的节税利益会被非负债税盾所抵消，故非负债税盾与负债比例间为负相关关系[24]。本文中非负债税盾的计算公式为
(5)自由现金流量
Jensen认为由于股息支付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企业实施股权融资，管理者无效率行为将上升；如果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较高，则应该增加负债融资，以通过债务利息支付形式将这些自由现金流量返还给投资者，以免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现金[14]。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越高时越应该采用债权融资，当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较多时，企业的负债率一般较高。本文借鉴陆正飞和叶康涛的计算方法[25]，以企业经营现金收入减去企业投资现金支出来计算自由现金流量。
4.4.2回归分析方法及结果
首先对数据做White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同方差假设。由于不知道异方差的具体形式，为了修正异方差本研究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由于选取的样本有796个横截面单元，但只有三期，所以在回归时采用的是横截面加权，系数协方差方法采用横截面加权。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用长期负债与总资产之比(LEV1)、模型2用长期负债与长期负债权益和之比(LEV2)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的F值可以看出，两个模型均高度显著，说明所选变量对资本结构有很好的解释力。无论是使用LEV1还是LEV2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t统计量的显著性都基本一致，这说明本文选取的自变量对资本结构的解释力具有稳定性。HHI指标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该指数对财务杠杆有显著的正影响，该指数越小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激烈，因此公司的财务杠杆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刘志彪等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他们以资产负债率为因变量，得到HHI的回归系数为负而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11]，这可能是研究样本的选择和因变量不同造成的，也说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长期融资决策和企业当前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同。HHI和本文的因变量LEV1、LEV2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为了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处于战略优势越会在长期融资决策中使用对企业约束较少的股权融资。而当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将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现金流量会受到影响，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能提高，这也说明了本文在引言中提出的以长期负债和权益的对比来衡量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性。
表5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5OutputofRegressionofCapitalStructureonProductMarketCompetition
OEOR指标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并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该变量对财务杠杆有显著的负影响，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一致。行业内企业的营业费用支出比例越多，说明企业为应对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必须增加广告、推销等营业费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于使用股权融资，保持低财务杠杆。
VNE指标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当企业的净利润波动率越大时，说明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越不确定，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倾向于采用对企业约束较少的股权融资，保持低的财务杠杆，以提高其应对产品市场竞争的能力。
HHI、OEOR和VNE这3个指标的回归结果都与本文的研究假设一致，并且高度显著，实证结果验证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财务杠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公司规模变量、公司成长性、非债务税盾和自由现金流量4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一致，除了公司成长性和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在模型2中不显著外，其他变量都在1%水平下显著。公司赢利能力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与假设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一般情况下赢利能力强的企业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不是很激烈，所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
综上所述，在控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其他变量后，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财务杠杆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5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也是导致企业采用低财务杠杆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一原因所导致的财务保守行为是合理的，它是企业为避免财务风险提高竞争能力而采取的战略行为。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股权融资过度行为，但是要与由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而采用低财务杠杆的行为相区分。上市公司要根据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公司发展战略和其他内部特征来合理选择融资渠道，使公司既能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又能在产品市场竞争中保持策略优势，以提高公司绩效。
由于数据搜集的制约和本人研究能力有限，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通过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加以补充和延伸。
(1)仅以上市公司的数据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可能不准确，因为在一个行业内企业面临的竞争不仅来源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同样影响该行业的竞争程度。
(2)本文选用的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都是通过公司内部的财务数据计算得到的，一方面这些财务数据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另一方面还应该选用公司外部的数据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使用不同的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3)本文只是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没有考察企业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下的资本结构决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没有考察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对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表现的影响。
(4)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存在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相对困难，因此这些融资约束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作用较大，但是受数据搜集限制，本文的模型无法纳入反映金融市场融资约束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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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市场体系;资本结构;生产组织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当前，面临世界经济结构新变化，我们要密切关注世界农业发展新趋势，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逐步明确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以发展的思路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中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
1.市场关系的发育。农业结构调整的最大主体是农户，我国农户的基本特征是:①土地经营规模小。1999年底，户均耕地面积.794亩，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相当突出。②农业人口过多。目前，农村劳动力近5亿，富余劳动力大约在1.5-2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加之资本、技术投人少和农业基础条件薄弱，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③农民收人低，经济实力弱，在市场交易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农户在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交易和博弈时，常常处在明显的弱者地位，不利于市场关系的发育。④就总体而言，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不强，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出现比较明显的盲目性和地区趋同性，增大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2农产品市场。我国目前农产品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①层次结构不完善。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城乡集贸市场占相当比重，批发市场建设不足，期货市场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②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不完善。有的地方建设严重滞后，有的地方却重复建设，出现”有场无市”的现象。③农产品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各个层次的市场之间的联系有待加强，目前还没有形成农产品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全国性的有机网络。
3生产要素市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发达的商品市场.还包括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相比，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①资金市场。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改制改造和产业升级以及发展小城镇等，均需要资金支持，然而多年来，农村资金大量流人城市，目前还看不到缓解的趋势。②劳动力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在小城镇的户籍管理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松动，但不少大中城市迫于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或者以社会治安为借口，对农民进城从业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如何实现城乡互通，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竞争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利于农民与城镇下岗职工的有序流动，需要统筹规划，作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③土地市场。目前，我国人多地少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不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小化将不可避免。如何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市场，需要进一步摸索。④技术市场。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技术支撑，因而兴办各类农业技术交易市场、加强农业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解决途径
(一)调整农业的资本结构
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是资本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表现为不同性质的资本对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没有资本的多元化，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而某产业若想进人市场并获得顺利发展，也同样必须有不同的资本在同一产业中发挥不同作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任何行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获得迅速发展，都必须有不同的资本参与。而我们的农业资本却一直非常单一，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农业资本存在以下问题:
1农业资本弱小。现在农村集体经济很薄弱，很难有新的资本注入到农业生产中来，再加上我国现在的农业资本主要是靠农户自身积累(大型水利设施除外)，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水电等全部由农户负担，而且乡村公路、桥梁、小型水库等的建设也由农民负担，还有子女上学、各种统筹提留等税费负担，已使农民不堪重负，加之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基本无提升空间，农民的积累也相当有限不可能更多地投人大量的资本于农业生产，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不错了，所以农业资本的弱小就成为首要的问题。
2农村资本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在我国的四大专业银行中，唯一与农业挂钩的是农发行，但农发行的投资对象却不是众多的农户，而是农产品收购、加工、储运企业或一些政府组织的大型农业项目，也就是银行资本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农业生产的环节中。现在农村的民间信贷由于不规范、甚至非法运作，也不可能成为未来农业运作的主要来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由于本身规模小，很难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农业资本严重不足，且结构单一，使农业的转型面临很大的困难，广大农户只能维持简单地再生产，并且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户将连续多年喘不过气来。如果农业资本结构调整得以实现，则农业生产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将从根本上打破，以种养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链才有可能得以拉长，综合农业效益才能够提高，农业的转型与农民收人的增长才有可能顺利实现。
对此，我们应当分析市场潜力，更新思想观念，确立利用资本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理念。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中，农业是最大、最后的有待开发的市场，投资的空白领域也很多。如名优特新农副产品生产和经营项目，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精品农业、高科技含量的集约化设施农业等，正在逐步成长为市场份额大、投资回报快的跨行业产业。据相关专家分析，如果按从基础生产到最终消费的产业化综合效益计算，农业是最有前途、获利较高的投资产业之一，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支持结构优、规模大、素质高的农业类企业上市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大农业，使农业走向科技化、产业化的正确抉择。农业“绿色板块”的迅速倔起，将进一步证实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证券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最具开发潜力的新增长点，是应当予以积极支持、重点倾斜、加速培育的产业领域。
(二)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我们过去谈农业结构调整，似乎只局限在经营品种上下功夫，过多地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利用行政权力在辖区内要求农民种这种那，结果是产品销不出去，农民怨声载道。尽管我们通过实行农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依然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模式，或者说它依旧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确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当温饱问题解决，农民开始追求小康与富裕生活后，这种生产组织模式显然已很难担当这一重任。
1.规模过小，势必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使得产品在市场上无竞争力。我国加人WTO后，这种情形将更加严重。我国现有人均耕地大概只有1.5亩左右，加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把农民限制在有限且逐年减少的土地上，使得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过多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无上涨空间，这样农业生产就陷人减产减收而不增收的尴尬境地。
2.由于农民的资本有限且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都集中在农村，使得农业科技推广变得异常困难，如果要靠国家的投人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资金不足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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