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4: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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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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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的起点:红利之谜
1.红利之谜——主流金融学的“死穴”?行为金融学家们很早就声称从与分红相关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了当前主流金融学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
马柯维兹(Markowitz)指出,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会使投资组合位于资产组合理论导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生活中受情绪等行为意识影响的投资者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们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趋于各种诱惑。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马柯维兹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罢了。
制定行动规则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对于沉迷于酒精的人来说“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标准一样,“消费红利、绝不动用资本利得”是消费欲望强烈的投资者的自控标准。那些认为停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的CEC的小股东们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绝不动用资本利得的自控规则。这些人将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收入意识账户。他们担心,一旦开始自制红利(卖股票),就会像酒鬼碰到酒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一切。
对于遵循行为金融的投资者而言,自制红利还有另一个不足之处——它开启了遗憾之门(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将遗憾(Regret)定义为投资者发现不同的选择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时的痛苦感觉。设想一个投资者用分红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另一个投资者用卖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Kahneman和Tversky问道: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这两个投资者会感到同样遗憾吗?遗憾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
二、争论的核心:市场有效性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滞后反应(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争论双方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对过度反应与滞后反应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学领域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对市场有效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找到系统有效地打败市场的方法。另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价格仅仅反映市场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的理性趋利特性(数理金融中的无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资产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理性价格意义上的有效性的差别。秉承资产分配策略的投资者试图在股市出现泡沫时抛出股票,在股市出现恐慌时买进股票。在对泡沫与恐慌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投资者情绪这种价值感受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容易被打败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发现,资产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时最为成功。大多数秉承这一策略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抛空头寸。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投资者大多在股市达到最低点时仍然驻足不前,从而丧失了在随后的股市复苏中大赚一笔的机会。看来,打败市场决非易事。
在金融学家们对市场有效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Fama(1991)的论述:市场有效性是不可检验的。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必须借助于有关预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实际收益与模型得出的预期收益不符,则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我们经常见到的验证某一金融市场低价股和具有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在试图否定市场有效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得出超额收益的预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因此,市场有效性必须和相关的预期收益模型同时得到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场有效为假定前提,而检验市场有效性时,又先验假设预期收益模型是正确的。用市场有效性前提下的预期收益模型是无法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以最为常用的CAPM和APT为例,市场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过来并不能因CAPM和APT导出的结论与市场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场有效性——因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火如荼,却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都极力试图使市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们往往对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处理,研究结果不免有失客观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他们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数据,与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终,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论述:现有金融手段无法验证是资产定价理论有错误还是市场是无效的。他们无奈地写道: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下一个百年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价值感受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纯理性的价格并不存在。因此,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市场)似乎更为科学。
行为金融学正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时反映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资产定价模型。
三、争论的新发展
1.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流金融学认为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价值感受的过分关注已经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就是要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中寻求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过分关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只会使我们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为金融学家则坚持认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实CAPM也是从投资者行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怎么能认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的,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标准贝塔和行为贝塔的估计是一个难点。在CAPM中,我们都知道市场组合的构成原理但却找不到精确构造市场组合的方法,因此在计算标准贝塔时只好用股票指数代替市场组合。行为贝塔的计算就更加困难。因为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月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下个月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当然,这些问题决不能阻止金融学家们对资产定价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经济学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个翻版。供求曲线既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如对产品成本、替代物价格的分析),也决定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下的标准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决定于公司规模(size)、B/M以及市场组合本身,但对公司规模和BM的判断是具有理性趋利特性的客观标准呢,还是反映了投资者的价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种观点,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则持后一种观点。
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诸多因素。比如钦佩(admirafion)这种价值感受特性。《财富》杂志每年都对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家最钦佩的公司做一次调查。Shefrin和Statman(1995)发现,回答者明显偏爱其钦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偏爱已经明显地超越了预期回报(理性)的解释能力。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所使用的资产组合和主流金融学中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发现共同基金为一些投资者采取了较高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对另一些投资者却采取了较高比例债券的投资组合,这显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学中的两基金分离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为两基金分离定理证明所有有效组合都能够表示为一个股票与债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风险组合和不同数量的无风险证券的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替代马柯维兹的均方差组合理论。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构筑资产组合的方法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各种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CAPM等主流金融学模型都在关注不同股票的预期收益差异,但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如何变化,风险补偿会不会变化,抑或说如何衡量泡沫呢?在这方面,行为金融学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解释能力。
风险补偿是金融工具(这里指股票)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值。风险补偿的名称是针对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对于金融工具的转让方而言,它又被称作风险贴水。它名义上是对风险的补偿,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在内的决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场情绪(sentiment)共同决定风险补偿。Porter和Smith(1995)则在实验室环境下成功模拟了泡沫的形成过程。
四、前景展望:行为金融学——新的主流金融学?
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
几乎没有理论体系会与所有的实证研究相吻合,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米勒承认红利问题对于主流金融学而言是一个迷,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通常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和有关红利的特殊模型联合起来,将是很完善的,至少不会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对现有金融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基于行为金融或是其它理论的重建既非必要,也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以解释反常现象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也必须是在所有投资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内。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强调,股票价格超涨超跌的过度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认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则明确指出,股票价格的涨落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目前的争论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与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通常被定义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很正常的。面对10美元与20美元的选择,理性人和正常人都会选择20美元。
综上所述,在很短的时间内,行为金融学迅速崛起。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任何一名金融学者都在对行为金融学提出的问题与得到的结论进行仔细推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展示行为金融学在当今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及发展前景。从对主流金融学的假设与结论提出质疑,到对市场有效性、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资产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正在逐步向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和主流金融学围绕本文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将随之深入。虽然行为金融学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还只是行为金融学家的一厢情愿,但行为金融学必将对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许正如Thaler(1994)所说,终将有一天“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名词将不再被人提起——这是多余的。人们在对资产定价时将很自然地考虑各种“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更相信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在争论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实践性的主流金融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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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是有利于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十以来我国将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而实施绿色金融则有助于在金融服务上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二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可以在根本上遏制环境污染经济行为，使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效益。
1.2促进生态环保与能源节约
一方面粗放型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环境治理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资金短期又是影响环境治理的主要问题，而绿色金融则是将环境治理作为工作的发展方向，通过绿色金融为环境治理提供大量的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企业，这样可以强化企业的节约意识，规范他们的环保行为；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绿色管理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比如银行机构进行的账单无纸化方式，节约了纸张的使用，有效地节约了能源。
1.3促进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绿色金融为银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发展良机。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社会对环境的问题越来越重视，环境投资已经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行业，而绿色金融业务则是将绿色概念与金融产品融合为一体，丰富了银行金融服务的内容，拓展了银行的业务；其次降低银行的金融风险。绿色环保是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切入点，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因此绿色金融产品的推出势必会降低银行机构的经营风险；最后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力。实施绿色金融虽然会增加金融机构的评估成本，不利于金融机构的短期盈利。但是长远看，绿色金融符合国家的根本政策，优化了信贷结构，实现了金融机构新的增长点，有利于实现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2低碳经济路径下绿色金融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2.1政府部门对发展绿色金融缺乏动力
虽然“低碳”“、碳金融”成为当前最热门的名词，人们也意识到发展碳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在追求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我国政府部门对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在动力表现得明显不足，而更多的是依赖外界的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绿色金融创新，比如中司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碳交易，却以碳交易市场规模小、制度不完善等由，拒绝参加碳交易，没有为我国额碳交易市场建立提供应有的力量。
2.2绿色金融实施的主体较为单一
目前我国实施绿色金融的主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银行机构开设的绿色信贷业务，而其它一些金融机构对于绿色金融的探索则非常有限，比如证券业虽然对上市企业融资设立了环保要求，但是其主要针对的是“两高”行业，同时对低碳、环保企业的激励制度也不完善，导致上市企业实施绿色金融存在较高的难度。保险业虽然也在绿色金融实施方面进行着局部试点实验，但是其仅限于环境污染责任险，使得绿色金融在保险业很难获得全面推行。
2.3绿色金融信息沟通渠道不顺畅
作为绿色金融运行过程中的两大职权部门：环保部门和银行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沟通不畅的现象，一方面环保部门的信息公布无法满足银行部门对环保信息的需求，影响绿色金融的执行效果；另一方面环保部门与银行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模式不科学。它们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为单项运行，导致信息反馈机制的不健全，同时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也影响绿色金融的发展。
3低碳经济路径下的绿色金融创新模式
3.1加强国家金融体制的改革创新
一是要构建绿色金融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国家要制定有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建立与绿色金融监管体系相适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并且要严格限制高污染行业发展规模；二是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机构，国家要鼓励各大银行进行绿色金融改革，积极推广绿色金融服务，拓展绿色金融产品；三是要建立绿色信贷体系。实施绿色信贷体系既可以实现对绿色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可以限制与淘汰高污染的企业，实现经济的发展。
3.2加强环保部门与绿色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针对环保部门与绿色金融机构、司法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我国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它们之间的信息沟通：首先环保部门要加强对污染企业信息的检查力度，并且将污染企业的各项数据提供给银行机构，银行机构则根据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对污染企业进行信用授权以及信贷审批。同时金融机构也要及时将企业的信贷情况信息反馈给环保部门；其次建立新更新和异议处理机制。环保部门要及时对要求整合的企业进行重新审核，并且将审核信息反馈给金融机构，如果企业对于重新审议的结果存在异议，环保部门则要对企业进行评估与重审，并且将重审信息提供给金融机构。
3.3开拓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发展绿色金融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丰富金融产品创新，拓展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一是银行机构要完善绿色信贷，在信贷行业、环境评估等方面制定统一的绿色信贷标准，并且创新信贷政策，比如在还款方式、还款周期上进行创新；二是保险业在现有的绿色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金融产品创新，比如对于环保达标的企业可以通过降低保费等方式开展保险业务产品；三是证券业要完善上市公司环保门槛，同时建立可环保板块，为环保企业提供融资环境。
3.4加强绿色金融社会组织的建设
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quot;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四、我国的产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
有一种错误信念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广为流传，以为在开放时代，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这实际上是过去长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思想的变种。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井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必然是保护落后，资本密集型企业既没有竞争力，也不思进取，不去努力增强竞争力。这样，金融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保护和扭曲资源价格。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逐渐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赶超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表面上似乎一下子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实际则无异于拔苗助长，因为这种脱离要素赋的产业结构是无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没有要素禀赋的升级，人为拔高产业结构，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表面上似乎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大，实际则是""小步快走"，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现阶段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根据前面的分析，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J、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大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生产低效率。
五、结束语
建立起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是我国当前金融改革的正确方向。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中枢神经，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既要能够高效率地运转。满足经济发展的各种金融需求，又要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对于以中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由于中小银行一般来说比大银行更易受到危机冲击，而且因为分散在、各地，不易监督，风险可能更大，因此更应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机制。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中小银行风险问题消极对待发展中小银行，国外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经验表明，中小银行在经济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各国发展层次较低的阶段，中小银行的作用更为明显。即使经济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与大银行合理搭配的中小银行也是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基层央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要注重防范化解那些“整体性、行业性和全局性”的金融风险，如政策风险、货币风险、利率风险、证券风险、国际风险等等，对涉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进行监控，维护其整体稳定，促进其协调发展。
现阶段，就基层央行来说，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稳定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信贷风险。信贷风险，亦称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当前十分普遍的企业对银行债务的逃废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经济发展失衡，信贷结构单一，信贷投向过分集中等，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非常低下。这也是目前最为集中、最为严重的金融风险，其严重损害着商业环境和经济秩序，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巨额的不良资产累积威胁着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稳定。就目前来看，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承揽这个损失，但同时不可能完全通过财政资金来补偿，而是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扩张予以平衡。在超过正常经济和金融发展所要求的货币供应增长限度之外，就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经济较大波动，并损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2.支付风险。支付风险，就是借款人不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的风险，是指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即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或是流动性发生问题，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发生的支付困难，甚至引起挤提风潮。这是最容易由个别风险、机构风险而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因素，所以这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是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这些银行又与中央银行直接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保留了某种“吃大锅饭”的弊病，但是可以起到存款保障的作用，可以避免支付危机。当然，这种以增加国家负担为代价来保证支付并非长久之计，下一步随着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势必要增强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独立性和责任心，但必须把防止支付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重要前提来同时考虑。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形成的风险。过分追求高额利润，违反流动性和风险性的经营原则；一味追求规模扩张、造成过度负债；违规经营，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利吸储、低利放贷，形成利率倒挂；内控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混乱、内审手段滞后；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等等，导致金融机构风险累积，危机重重。
4.违规风险。违规风险，是指由于银行内部主管人员、职员或客户的欺诈、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如内部盗用、侵吞、挪用、短款、外部抢劫、盗窃现钞、私设账外账等，致使银行资金和财产遭受损失的一种风险。
5.创新风险。创新风险，亦称衍生金融工具风险，这是一种制度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证券、银行、保险等业务领域以金融业务交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活动，其创新的业务品种越多，衍生金融工具越先进，风险也就越大。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金融稳定这一前提和基础之上，而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将会严重地打击经济发展，扰乱社会安定甚至造成社会动乱。中央银行作为承担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部门，必须努力做好金融稳定工作，特别是要维护金融业长远和全局的稳定。为此，基层央行要从微观金融现象中超脱出来，以更宽阔的视野、更敏锐的眼光、更准确的判断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既要关注金融企业个体风险状况，更要关注并评估其对整个金融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以防范或者化解系统性风险。
1.强化风险意识。基层央行要进一步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辖区金融稳定的意识。人民银行虽不再承担金融监管职能，但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依然存在，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方面需发挥更大的作用。基层人民银行必须意识到：在金融机构业务交叉不断增强的大趋势下，中央银行的业务范围必将拓宽，过去“抓监管、保稳定”这种狭义的维护银行业稳定的职能弱化了，但是涵盖区域经济和银行、证券、保险等现代金融业务的广义的金融稳定职能则增强了。在此基础上，基层央行还要积极开展维护金融稳定的前瞻性研究。目前我国风险机构的救助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再贷款这一单一手段，容易诱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基层央行应结合辖区实际，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对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隔离制度，风险救助基金等措施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办法进行研究，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积极推动符合国情的多层次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2.理顺工作机制。基层央行要努力探索并逐步理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工作机制、政策措施，协调有关各方，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共同防范、化解、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是要理顺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多年的监管实践证明，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政府责任与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维护金融稳定是政府的政治
责任。其次，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拥有行政、司法和经济调配权的重要组织，依靠行政资源所带来的权威性和信誉，是平稳化解风险的重要力量。第三，按照目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工作机制看，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过程中，更加明确了农村信用社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即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因此基层央行的维护金融稳定工作，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沟通协调，建立起政府重视支持和参与的维护稳定工作格局。
二是要处理好与三家监管部门的关系。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一行三会”的架构。基层央行要处理好与当地三个金融监管部门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职责划分，特别是人行与银监部门的职责划分问题，职责不清，必然产生监管工作的真空或交叉重复，降低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水平，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另一个是协调合作，无论是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看，还是从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看，建立相互之间的顺畅、高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非常重要，这是促进辖区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要协调好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适应监管体制改革后的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在最新出台的基层央行“三定”方案中，货币信贷管理科承担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辖区金融稳定的职责，其它的如调查统计、会计财务、事后监督、内审、国库、外汇管理等，虽然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但是综合地看，这些工作与金融的稳定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人民银行内部职能部门之间要搞好协调配合，共同努力维护金融的稳定。
四是要把握好防范、化解、处置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防范，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防范工作应该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当前要转变过去的思维方式，集中精力，以宽广的眼光，从全局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深入研究防范风险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因地制宜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如何建立符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如何准确识别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下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交叉运行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防范等等。化解，指的就是通过采取措施，使已经进入市场的金融机构继续运营，免遭退出市场的“命运”。人民银行开展风险的化解工作，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针对某一具体的金融机构，而是要找准定位，从宏观的高度，提出化解金融风险的方法策略和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已经存在的风险。处置，指的是救助无望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由于人民银行是最后的贷款人，因此在处置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比如，要协调风险处置中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的选择，实施对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机构的初审复查，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管理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有关的资产等。
3.建立预警体系。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密切监测金融企业的流动性变化和金融业的整体风险，做到动态情况随时把握，心中有数，是中央银行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当务之急。从基层行看，关键要尽快建立高效、灵敏的金融风险预警监测系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力的保障。当前，要抓紧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金融风险监测体系，通过对银行机构报送的报表、数据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反馈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和处理，以准确地识别和判断风险，以便及早进行预警和风险提示，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通过信息反馈系统，尽快地将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情况向上级行报告，为上级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4.细化防范措施。针对不同类型金融风险各自的特点，基层央行要结合辖区实际，细化防范、化解和处置措施，以达到最佳的防范效果。防范信贷风险，要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基础，初步建立辖区信贷风险监测与提示制度，建立房地产、钢铁、橡胶、农业及其它本地重点行业的跟踪监测分析制度，要准确审查并把握各类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及贷款的担保情况，对借款人进行资信评估，并通过联席会、窗口指导等方式及时信贷预警信息，指导金融机构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分散、规避和防范信贷风险。防范支付风险，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城乡信用合作社支付性风险监测，加强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管理，建立商业银行备付金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提示商业银行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问题。同时，必须与当地银监部门共同设计制定严密的支付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化解或处理可能发生的个别甚至区域性的支付风险。防范经营风险、违规风险、创新风险等，要配合有关监管部门，及时敦促辖区金融系统，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等相互制衡的内部管理体制。同时，要继续推进金融安全区创建活动的开展，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与指导，完善考核验收指标体系，各方联动，优化辖区信用环境，建设金融安全区，逐步清除金融风险赖以滋生的土壤。
此外，对因受到各种行政行为、社会谣言、矛盾纠纷等“外生性”因素引发的金融风险，基层央行也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苗头性”问题，要立即作为重大事件，在上报上级行的同时，即时向地方政府汇报，并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相关处置化解工作，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波及面和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区域金融安全，许传华《金融与保险》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和微观对策，马怀玉、杨凌云、李新月《济南金融》
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讨论综述《金时网》（2000-10-28）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李晓西《江苏经济》（2002-01-01）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对于“去工业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and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在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国内的生产行业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于此同时,美国也从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服务经济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经济,就如同19世纪它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一样的。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在美国渐渐丧失生产能力的同时,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美国100年来形成的超强消费能力和借贷消费方式。美国消费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70%以上了,而从1856年,I.M.Singer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EdwardClark想出一招为他们公司的缝纫机进行分期付款开始,美国的借贷消费模式已经开始在美国这片肥沃的土地生根发芽。时至今日,美国人的信贷项目已经从当年的缝纫机发展到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以及最近世界瞩目的次级贷款。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机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方式仍然不会改变。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经过去工业化后,美国基本成为了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国家了。显而易见,一个只是消费的,却几乎不生产的经济体必然会出现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只见的缺口,这会激励这个经济体内的生产者增加生产。当然,这只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如果存在这国际贸易,那么该经济体就能通过贸易用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然而当一个国家能进口数量巨大的产品进行消费却不能保持相应的出口量时,巨额的贸易赤字就不可避免了。看看这些惊人的数据吧,仅2007年一年美国就产生了7003亿的贸易赤字,而2008年的贸易赤字也又6771亿美元之巨,要知道澳大利亚2008年的GDP才7460亿美元。
而除却贸易赤字所带来的巨额债务,美国的预算赤字也形成了天文数字的债务。熟读经济史的人肯定知道关于美国的货币发行权之争在美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美国著名的1787宪法中规定美国政府是唯一具有发行货币的机构,但是事实上在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美联储法案》并建立美联储之后,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就落入了作为美联储成员的几个私有银行手中。此时开始,美元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债务美元,美元实际上成为也一种债务。也就是说,债务的“货币化”创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价值必须由外力来强制。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美国国会又批准国债发行的权力,而财政部则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国债我们通常把它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TBonds。这些债券出现在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而当普通购买者购买完之后,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来的一种许诺。美联储购入这些国债自然是需要付给政府美元的,而政府则在获得货币后需要在以后每年都付给美联储高额的利息。最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付给政府的美元和以后政府需要支付的利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则照单全收,这时这些国债就成为了美联储账本上的资产。注意,这些所谓的资产其实本质是债务,而高额的利息是新创造出来的美元。这也为美国陷入流动性过剩陷进埋下伏笔。可以这么说,美元的创造就伴随着债务的出现,在美国美元与债务是相互挂钩的关系,而且正是与货币发行锁死,这种债务是难以还清,因为一旦美国还清了债务,那么流通的美元也就消失了。并且由于美国日益加大的政府开支和国债不菲的利息,这些债务将越来越多。总之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债务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时。美国的总债务非但不会减少,随着债务利息利滚利的雪球效应和经济自然增长的货币需求,美国的债务总量将会持续上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债已从建国初期的8300万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到1965年,美国的债务规模达到260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国债竟然上涨到2.7万亿美元。克林顿的8年任期中,美国国债又翻了3番,达到6.7万亿美元。
今天的美国已经是债务缠身,入不敷出了。但是,一直到危机之前的十年间,与巨额债务并存的现象是美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似乎一切正常,平稳的经济增长率,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接受的失业率,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良好的经济形势会一直持续下去。问题出来了,一个负债如此之高国家为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方面数据表现良好,美国政府究竟试用了什么魔法来做到这一切的?对了,就是神奇的美元。
为了弥补巨大的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美国必须创造出巨额的“新的美元”,通过美元其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来弥补美国的巨额债务,而每年创造出来的巨额美元流向其他各国之后,又通过金融渠道最终流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使得美国的房市和金融股市近十年出现了不正常的疯狂增长。而这样的泡沫式增长必然会出现破灭的时候。在大家的预期和信心出现动摇的时候,整个增长链就如同崩塌的大厦一样一下子全部瘫痪。而这时侯也就出现了这次的金融危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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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郑兴碧.从“华盛顿共识”看新自由主义的危害[J].当代经济研究,2008,(3).
从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来看，它可分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四部分。
1.1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有这样几个难点，即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管理，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住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由于过去我们长期以来回避了这个问题，1993年以来大家对目前这种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提出了很多非议。因为组织体系的设立体现看其功能，一定的功能也要通过定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专项贷款权。这点遭到大家的猛烈批评。国外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从上到下有一个专项贷款指标。这个专项贷款有一部分是国务院点名的，由专业银行去具体办理。
正是由于中央银行的利润留成、中央银行具体办业务、中央银行层层普设机构层层有资金使用权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对中央银行普设机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现在不论从国际上，还是国内经济界、理论界、中央各部委对中央银行提出的意见都是希望中央银行要按经济区划设立，取消县级支行。我们现在人民银行分行既有一定的规模调节权，又有一定的资金调节权，反而总行的资金调节权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集中的。所以，1993年中央把省分行的资金权收回了，只留下农副产品收购权及资金。调剂规模权也收上来了，只能给到各专业银行，从而在资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住基础货币。大家知道中央银行有三大工具：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是各国中央银行都轻易不敢动的，票据再贴现业务在我国也不多，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用放款。如果要很好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话，应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的最主要工具是财政债券。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长期的可以通过回购协议来实现，短期的可以买断。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吞吐基础货币，最大的优点是公开。因为对于每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直接把钱给你，而是谁吸收了基础货币谁就有贷放能力。这就解决了建立个比较合适的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
1.2银行的组织体系。组织体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各种金融机构在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主要有以下方面的问题。
1.2.1关于政策性银行设立问题。我国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很重要的是专业银行兼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双重业务的存在使金融机构缺乏自我约束力。所以，大家提出要尽快分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
1.2.2国有商业银行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树立利润目标有恐惧心理，怕因此而扰乱了金融秩序。对政策性银行也有误解，好像政策性银行就是一种赔本的银行。如何把我国的国有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商业银行，除了必须把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外，主要是在经营机制上要把经营的风险真正放在专业银行身上，让其自负盈亏。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与政府的信誉是有区别的。这里不仅政府的信誉与银行的信誉不能完全等同，而且中央银行的信誉与商业银行的信誉也不能完全等同。只有中央银行的信誉与国家的信誉能够等同，因为中央银行的信誉是以一个政权的存在为基础的。如果作了这种区分，社会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种很强的约束力。
1.2.3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除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包括保险公司、城乡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城乡信用社不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因为它具有支票的创造功能，所以实际上是小的商业银行，只不过其资本金的构成与国家银行、股份制银行有所不同。所以当前从政策制定来说还主要强调其合作的一面，但从发展趋势来说则要更多地强调股份这面。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要严格界定资金来源、业务范围和规范经营。
2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未来改革的思路
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统筹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金融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取得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2.1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
2.2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清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和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作用，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为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形成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
2.3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从保护存款人、投资人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发，强化市场约束，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共同组成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中央银行加强对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测和管理，防止各类金融市场、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
2.4健全金融调控机制。综合应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快实现以数量调节为主要特征的货币信贷调控向价格调节方式的转变，在加强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数量型间接调控的同时，引入利率调控机制。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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