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10:3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地域文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古代文学由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这两大部分组成。欧洲古代文学主要化分为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这两方面。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按时间进行分类，其中涵盖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方面的文学。在我国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某区域别具一格、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并且仍在发挥积极影响的文化习俗。是各个特定区域的民俗、艺术、传统等方面的文明体现。并在固定的区域内与地理环境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涉及到的范围大小都是不同的。其中的文化则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并且时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在不断进行变化。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探究
（一）综合研究
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深入分析古代文学问题，进一步探讨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关键问题，注重探索古代文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有机结合的积极影响和密切的联系。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需要参考和依据人文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来开展，从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探究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准确掌握古代文学与现代地理和环境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能够充分了解到,古代文学家关于文学创作和地域地理分布间的思考。并深入认识到地域文化、环境对于古代作者创作的个性化影响，对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类型和范式形成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研究的方法，就是将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以其整体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为出发点，着重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性、差异性、整体性。通过分析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体裁、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产生和发展，以便能够对于两者之间进行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不需要着重针对某一个地域或是文化发展阶段，也不需要特别针对具体的时代的文学风格进行研究，只是将其当做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案例去认识和区分。
（二）专题研究
对于两者之间的专题研究通常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学时代为参考坐标。例如：《礼记》中充分反映了不同领域的文化文学思想模式，并且能够在其文化发展领域更好、更快的传播和普及。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启蒙思想，关键是来源于重要的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其思想认识模式中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着重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古代社会思想的转变时期，人类文学精神的发展和变化。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域间地理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其主要研究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针对某一各特定区域的地域和地理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做出较为深刻的研究，深入分析其古代文学作者的人生发展历程，以及其不同阶段文学作品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和地理环境变化，对古代文学家创造风格和题材的深远影响。由于古代文学所处的区域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此背景下逐渐影响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研究证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需要利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域文化，通过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
三、意识研究
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某个特定区域，并将其作为研究案例，站在文化学理论的角度和发展趋势，深刻的探究怎样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间的各种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充分激发起研究者对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有效的提高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质量和效率。而从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来讲，研究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领域特点。从整体上看能够代表创作主流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其在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断影响着古代文学家的创作风格，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还要着重关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些现实生活情境，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发展中很多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和成长环境，并针对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所处发展时期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到，当代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紧密联系。
四、结语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应加强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内容，以地域文学为平台充分发挥当代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特征，并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选择地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充分尊重并体现了当代文学的近年来的地域化发展趋势，凸显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特征。事实上，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地方色彩、地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严家炎曾这样总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卿)而自新时期以来，地域经验、地域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突出。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等政治理性的余波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外来刺激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双重刺激下，开始寻找自我经验的独特存在与个性表达。一部分中国作家们将自己追寻的民族之根、文学之根深植于地域经验、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是由自己熟稳的地方一隅人手，道尽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发展之惑。地域经验、地域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滋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为可贵。当经济大潮汹涌袭来时，文学曾经的神圣色彩、轰动效应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此时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也恰恰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有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湘军等的异军突起，向文坛奉献了诸如《白鹿原》、《日光流年》等一系列重量级作品，同时余华、苏童、莫言等作家也将此前创作中地域气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独特的文学空间。在文学险些失去深度的艰难岁月里，正是对特定文化空间的深刻剖析承担了文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的应有的思考。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空间的关注与追问，刺激了作家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余华的江南小镇，苏童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褛山脉”，实的“白鹿原”等都成为了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文化空间，也正是他们旺盛的创作赋予中国当代文学生机与活力。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地方“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楚军、文学桂军等相继涌现、渐成规模，并且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语境的整体发展形成了互动，地域文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向纵深开掘提供了动力，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种种焦点问题也都在地域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丰富展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并将继续保持着地域化的发展趋势。
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学既充分体现出当代文学的现实性与当代性特征，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如果想对当代文学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必须在鉴赏与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因此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文学理论素养之外，还需使其逐渐具备综合运用文化、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代文学课程多开设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各方面知识较为薄弱、尚不具备融会贯通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两难抉择。如果将重点停留在文本的简单陈述及表层解说，虽然照顾了学生的兴趣却很难实现提高认识、培养素质的终极目标;如果将重点提升为深人开掘文本的内涵意蕴，学生则很可能会因难以理解而丧失兴趣。事实上，寻找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平台，这一平台应该既能符合学生的情感经验、理解能力又能提供进一步阐释、提升的空间。地域文学恰恰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河南地方高校为例，近年来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就为当代文学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难易适中的操作平台。河南地方高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是河南本地的学生，尤其是以农村学生为主，他们熟悉乡土生活，也对变动中的中国乡村文化有着切肤的体验。河南作家的创作也多集中于对于乡村、农民的描摩，文本中所涉及的场景、人物、情节等多能与学生的自身经验产生重合。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与文本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学生从感性层面逐渐深人到理性思索，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征。比如，在河南作家笔下密集地出现了权力书写，作品多表现人们对于权力的疯狂追逐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变形、扭曲。对于权力的迷恋、依赖，既源于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正统文化典型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中原地带民生多艰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由于权力书写所引起的对于人的存在与异化问题的关注，使得河南作家对于现代性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叛冲动，他们通过保持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弹性关系，建立突入现实的民间立场及呈现现实的陌生化策略等手段，使现实主义回归本义，恢复了生机。高度发达的权力意识，既呈现于文本中，也沉潜于这些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学生的精神深处，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或隐或现的表现。教师的教学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里，通过特定区域的生命体验，引导学生对权力及由此而来的复杂人性有所审视，并启发他们注意文本所采取的审美策略及艺术手法，使他们能够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理论训练，审美训练，并由此产生一定的自我精神追问。
地域文学除了能够为当代文学教学提供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外，还为课程提供了生动鲜活、话语矛盾交锋的文化生态场域。所谓文化生态场域，指的是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有机体，它既包括显性的文学事件，传播媒介与生存机制等，也包涵着隐性的话语交锋。文化生态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也对其有所反映和介人。研究者指出:“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它与其所在的当代文化生态场域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叩t叨当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实践除了文本、作家、文流的介绍与理解之外，亦不能缺少对当代文学产生的文化场域的剖析。只有通过两者充分的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形成对当代文学的丰富立体的理解，使当代文学课程真正向纵深发展。文化场域虽具体可感，却也纷繁复杂，学生对其的把握很容易流于表面，而缺少去伪存真、由具体事件上升为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文化事件纳人到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中，又不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可以以学生们较为熟悉的人与事为契机，从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场进行厘析。仍以文学豫军为例。文学豫军中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其创作类型多样，自以“新写实主义”的《一地鸡毛》打响名号之后，他既创作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样的充满了眩目的叙事技巧，晦涩象征隐喻的实验性文本，也创作了《我叫刘跃进》、《手机》式的饱含着脉脉温情，以平实叙事感人的底层写作，并最终将两种创作风格完美地融会贯通，写就了《一句顶一万句》，以个人的成长注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历程，对人类寂寞的宿命进行了中国式的表达。刘震云的不断超越，解决的并非只是作家本人的创作瓶颈问题，而是为建构良性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确立之时，中国文化的局势就已经由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向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多元竞争，并且精英文化迅速式微，大众文化快速崛起壮大。面临这一变局，一部分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曾经大声疾呼，可是他们的呼声却很快寥落。
更多的精英们开始痛苦地审视自身，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创作理念，试图去寻找新路。刘震云的成功，说明了精英话语并非与大众话语、主流话语决然对立，它还是有可能，也有能力对大众话语的庸俗，对主流话语的刻板有所纠正的。这种将话语对立、冲突转化为话语的汇合、互促，也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这种理念不仅渗透于刘震云的创作中，还表现在他的生存方式里。作为与影视结缘较早的作家，刘震云的名声大震，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影视作品的热播、热映，但刘震云参与的每部影视作品，娱乐性与思想性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合。甚至包括刘震云每次出场时的着装风格，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以流行歌曲作为获奖感言的话语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他对精英文化的变通与改造。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冲突的问题，是抽象的玄思，将之与学生们熟悉并引以为傲的家乡文化名人结合起来之后，可以使抽象的问题感性化，具体化，使学生从感性体验中逐步完成理性思考，这既提升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意识，也符合文学研究的规律，即由感性而至理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归纳问题的规律。在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中，强化地域文学，由学生较为熟悉的文本、作家、文流、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建构的目的。但对于地域文学的引人，还要适当方可达到最佳效果。这个适当，一方面是指量要适当，引人地域文学，并非把当代文学史讲成某一地的当代文学史，而是要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地域文学，以地域文学的具体个例来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要适当，即在讲解地域文学时，仍需不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中发掘共性问题，把对地域文学的微观个体考察引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宏观整体的规律把握，并从地域文学特殊的解决方式中寻找到某种新质。因此，在当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适度、科学地加人地域文学的内容，将有助于突出当代文学现实性、当代性的特征，并且能够使教学实践在一个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上展开，有助于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由感性的文本阅读逐渐深人至理性的规律把握，并对当代文学文化生态场域有一定的了解，达到培养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
作者：张翼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寻根文学；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62-01
中国新时期是社会文化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在文化变革的浪潮中发展前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许多作家与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文化视角以表现现实生活，并有意识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寻根文学”则是其中引人注目者之一。
一定程度上说，透过寻根文学的发展能反映地域文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转变了文学创作视角，地域文化书写方式的不断自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前30年小说创作观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素是阶级地位与政治意识，文学创作上基本呈现为单一“政治视角”的规囿。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人性，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内容都被认为是削弱作品政治与阶级意识，因而，这些作品便遭到冷落或批判。刻画地方环境、表现方言俗语、或描绘历史风俗都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人与物的依存关系之上，作家们对地域文化的融入，在心理上表现为自然自发状态，即是为了追求大众化、通俗化而表现地域文化色彩。一定程度上说，孙犁《荷花淀》中诗情画意的“白洋淀风情”是为了歌颂英雄与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精神作的铺垫，或是一幅渲染的背景画。《创业史》中郭世富建造新屋架梁礼俗描写都算得是有意识通过描写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只是在追求一种地方色彩，歌颂劳动人民美德或表现移风易俗。所以，作品中呈现出的地域文化只能是片面、零散、模糊的。
其二，地域文化透视进一步深化，文本旨趣也不断升华。随着地域文化书写由自发向自觉的渐进，其在文学作品中产生着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在自发书写阶段，由于对地域文化的表现仅仅局限于方言俗语、自然生态等，与政治无关的较为浅显层次；描绘的历史风俗又都经过了政治过滤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对于民族文化的共性、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国民性剖析等都不敢或者不曾涉足。因而，在当时环境中，作家们所追求“民族风格”只能单纯算得是一种“阶级风格”，地域文化色彩在作品里的呈现只是起到了烘托、渲染作用。
在自觉书写中，尽管地域文化也是以构筑故事背景来作为故事人物赖以产生和活动舞台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作家们都在着力经营自己熟悉的领地时，也已灌注了凝结作品各部分灵魂。“寻根”作家们明确了“寻根”的理论旨意，这使得地域风物具有了某种象征色彩。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更深刻地表现为人与历史、人与文化关系。张承志笔下的“北方的河”算是民族性格的象征，是养育那位自强不息、奋斗搏击主人公的水土、血脉和生命力量之源泉。
可知，“寻根”作家们以更为开放的意识积极致力于对所熟知的一方水土的营构。通过对特定地区或局部地理、人文领域的开掘来思虑和拷问整个民族。同时，从各地特有风情意趣来浓缩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也寄托了作家自己的忧患与沉思。内容的地域性、主题的总体性、风格的民族性等有机整合，这些使文学作品中文化内蕴和文学价值得到了一种整体提升。
其三，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文学创作中以地域文化作为小说质料，这对寻根作家们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会是多方面的。寻根作家们自觉地将地域文化作为小说的凸显对象，也站在了更广更远的历史文化视角，进一步将寻根小说创作纳入“人文主义”视野之中，积极采用忠实于历史和文化的艺术手法，以象征性的符号来熔铸出具有普遍价值文化结论与叙事图式。
从叙事结构看，地域文化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历史的沉淀，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因此，这些往往就成为了情节发展契机，结构安排的中心纽带，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出不同风格的文本结构。
关键词：地域；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20-03
多元特质的地域文化铸就了作家们迥异的文学修养与文学气质，厚重浓郁的地域文化情结融汇于作品之中，形成了个性十足的文学风格，韵味独特的地域风情为绚烂的当代文坛开启了一扇极具魅力的文化之窗。作家身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汲取的文化养料也就各具特色，文学创作风格必然丰富绚烂、缤纷多彩。当代文学佳作倍出、文学创作蓬勃发展，与作家所浸润着的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基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东西南北作家群才为当代文坛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学盛宴，小范围内的省际文化也以清雅别致的姿态在文学殿堂上轻盈曼舞。
一、交汇相容的南北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地域范畴演绎着独特别致的文学风范，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文化成为文学之魂，文化素养的地域差异性酿就出独一无二的文学场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得来的南北文学，在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对于南北文学特质的界定古已有之，北方“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1]，南方“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北方文学注重对现实主义表现技法的运用，而南方文学则多以浪漫主义文风取胜。然而，经过几千年创作历练的中国文学，北方文学原本以求实稳重为主，南方文学以瑰丽柔情见长的创作定律逐渐得以突破，实现了南北文风之间的相互融汇与彼此渗透，文学因地域环境而导致的本质差异性也逐渐得以消融。超越地域局限对文学创作的禁锢，摆脱既定的文化模式，打破狭隘的文化地域观，实现文学创作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当代南北文学最具创新性的创作尝试。
当代北方文学的实力派唱将非“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莫属，在他笔下北方文学早已被深沉冷静、浩然雄浑的文风所定格，北方文学刚烈化仿佛也成为读者固化的心理认知。然而，同样是身处北方的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孙犁，却将南方文学中柔情浪漫、曼妙多姿的审美情趣注入北方读者的阅读视野，为当代北方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宜人的文学雅风。南方文学特有的婉约柔情在北方作家笔下穿梭行驶，作品被赋予更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韵致。孙犁在当代文坛上的创作实绩，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钳制，是对长期以来北方作家书写北方文化固有认知的突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他笔下的主人翁一反北方人豪放刚烈的禀性，特别是作品中的北方女性形象，更是似水般柔情婉转、灵动可人。《荷花淀》中的水生嫂及其他的女子，用她们北方女人原有的南方气质深深打动了读者，相较于赵树理笔下“模式化的北方女性”，孙犁笔下的女性突破了原本对北方女子的固化塑形，拓宽了阅读者的认知视域，作品中清水悠悠的乡村风貌更颠覆了传统北方黄土漫漫式的地域感知。孙犁的“荷花淀系列”以清新宜人的南方文风，为北方文坛注入了具有活力的文化血液，削弱了北方文化在作品中的控制力和张力，超越了文化认知领域中的既定创作模式，实现了南北文化在北方作家笔下的合流，为北方文学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在北方文化熏染下的孙犁扶植起一个“荷花淀派”，这个充满清雅与浪漫的文学流派已成为“北方柔情”的代名词。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顾燕人款曲，自有其和声软语，刚中之柔”[3]。“刚烈”已不再是北方文学的专属修饰词，“刚中带柔”一词似乎更能概括出当代北方文学的创作特色。
南方作家也并非一如既往地顺服于似水般婉约的南方文化，在刚烈、雄浑的北方文化中探寻别样的文化品格，成为众多南方作家的创作共识。正如钱老先生所言：“吴人怒骂，复自有其厉声疾语，又柔中之刚矣”[4]。南方作家将北方文化的原始机制纳入自己的创作思维与实践，在南方以柔情温婉为主旋律的文化土壤中，融入了北方民族最具魄力的韧性因子，为南方文学的发展开辟新的视野，于柔情中见刚烈之风成为当代南方文学推陈出新的创作实绩。当代南方作家的创作，尤以两湖作家的创作为代表，极易寻觅出北方刚烈文化的影子。两湖地区自古以来就隶属于楚国，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文风成为楚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屈原的《离骚》更是融贯楚文化张力的巅峰之作，神秘、瑰丽、奇谲在作品中得到极大限度的展示。然而，随着文学创作步入当代，这样的创作惯例才逐渐被打破，南方作家将北方文化的地域基因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建构了一道靓丽新颖的文学风景线。刘恪《红帆船》中那些“性子暴，重义轻生”的船夫们，唐浩明《曾国蕃》中湘军血战的豪壮宏伟场面，作品中皆充溢着北方豪迈的文化气息，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方刚烈”之风韵。北方文学南方化，南方文学北方化，作家们纷纷摆脱了传统一贯的创作陈式，文化之间的互融推动着南北文学向一体化进程迈进。
二、合流共进的多元文学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文化大家族里，南北文学的绚丽多彩、交融合流，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华丽的文学盛宴。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性与长久积淀的文化心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东西部文化的迥别更多的是与经济发展有关。中国自开始，自然经济体系便遭到了破坏，东西部经济的不平衡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愈加明显，东部沿海城市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在文化层面上也逐渐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作家的作品更多的充斥着繁华文化因子。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远，文明程度远不及东部发达，这也就决定了作家文化认知的局限性，因而，东西部作家的创作似乎很难实现彼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文学发展到当代，东西部作家创作内容的差异性，似乎并没有因为现代文明向内陆的延伸而消失，虽有文化互通的遗憾，然而，东西部作家创作与南北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又为文坛填补上了新的亮点。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属于“北方文化”的范畴，然又濒临黄海，与“东部”结缘，山东成为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的集结地。在山东作家的笔下承载着两种文化精髓，所以山东作家笔下既富于凝重的道义感又蕴含都市文明的“狂野”元素――张炜《古船》中凝重的文化底蕴，在隋、赵两家人身上的到彰显，然而，现代文明的浸润也成为文本的亮点；莫言《红高粱》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野蛮与文明的冲撞，将北方文化对原始人性的认可与东部文化对社会化人的规约紧密衔接在一起。山东作家群的创作集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于一体，为当代地域文学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
西部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单一的地域文化，将文学作品放在多种文化背景之中，提升作品的文化底蕴，挖掘更为深刻的思想主旨成为文学家新的突破。西部与南方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融合的现象在作家创作中尤为常见。陕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势必会受到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精神的感染。处于秦岭以南的陕南，既属于南方文化的辖区又隶属于西部文化之中，陕南作家的代表人物贾平凹，将南方特有的气质与西部独特的文化内蕴融汇于作品之中。陕南碧水青山、苍松翠柳的自然景观，浪漫柔情、婉约灵秀的人文景观，以及西部文化稍逊于东部文化的保守与冷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示，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的独特魅力成为其作品的精髓，灵动的地域特色为他的作品添加了浪漫奇谲的文化气息。“他曾发表了一系列风格诡异的魔幻之作――《龙卷风》、《瘪家沟》、《太白山记》、《白朗》、《烟》……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写得亦真亦幻，或写得荒诞不经，都意在展示神秘文化心态的深不可测，寄寓高深玄奥的禅机、佛理”[5]。贾平凹的系列作品将西部简单朴素的文化气质融贯于南方浪漫奇谲的文化韵味之中，演绎出西南文化交相浸润的文学场景。
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的结合、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的汇合，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中固有的、单一的文化模式，为当代文学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作家创作不再受特殊地域背景得限制，当地域文化成为作家们的共享资源时，当代文学才能够实现飞跃式发展。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的地域文化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也成为作品中最具魅力的色泽底蕴。当代文学作品所充斥的文化氛围，已经大大超越了现代文学中单一、乏味的文化浸透，作家跨地域式的文化情结成就了作品的文化属性。
三、个性十足的地域文学
地域文化因各地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的不同，最终形成极具个性的独有文化内涵。从大的范围可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四个板块，即前面两部分已经阐释过的“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东部文学与西部文学”。从较小的范围来审视地域文化的话，就不能简单笼统的用四部分将其概括之。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已渗透到了各民族的血液之中，每个民族都有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存在，即便是在大一统的汉民族，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文化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领域中最为神圣的情结。
在当代文坛上，地域小说的创作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1979年河南作家李发表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卷，意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6]，探究“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7]的文化思索。小说歌颂了黄河沿岸民众身上所蕴含的顽强生命力，展示了黄河文化孕育下的河南地区所承载的精神禀赋。随后，以挖掘民族文化根脉为重任的作家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率先构建了地域特色鲜明、令人心驰神往的“高邮世界”。同年里，刘绍棠发表了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这是一曲烽火战争年代的田园牧歌，描绘了京郊古运河边百姓们的似水柔情与古道热肠，浸透着水灵灵的水乡情和古诗意，成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
1981年至1984年期间，地域文化小说已成遍地开花之势，卷席着整座文坛。张承志的《黑骏马》是一曲深沉感人的草原壮歌，藏族文化的神秘难测性得以凸显；邓友梅的《那五》开创了“京味小说”的崭新诗篇；陆文夫的《美食家》是“苏味小说”的代表作；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充满黄土高坡的自然人文景致；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打开了别致的商州文化之窗；林斤澜的《溪鳗》成为温州地区文化的精华版。众多作家皆揭笔而起，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在文化领域中为文学的发展找寻亘古不变的精神气质，探寻承载文学之根的源头文化。
1985年至1986年的“寻根热”是“地域文化小说”发展的第二个收获期，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系列文章，旨在从神秘的楚文化之中发现文学之根；王安忆的《小鲍庄》重在从儒家的仁义文化中找寻民族文学的源头；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树王》“三王系列”，试图从道家的无为思想之中挖掘文化的支柱。“刘恒的‘洪水峪系列’，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都是在地域文化的背景中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的。”[8]在当代文坛上受到“地域文化小说”创作号召的呼唤，大批作家皆走上了这条写作道路，在内蕴深厚的地域文化中开拓文学创作的新天地，个性化的地域文化是作家作品最浓郁的精神品格，文学因文化的衬托而显厚重，文化因文学的装扮而更具魅力。
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契机，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含蕴的文化品格铸就了绚丽多彩的文坛景致，极具个性化的地域文化，在自己厚重的文化沃土中源源不断的为文学供给精神养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结合、彼此合流形成特色别致的文学风景，打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为作家的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所形成的极具地域风情的文学作品，同样成为当代文坛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促成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A].刘师培辛亥前文选[C].上海：三联书店，198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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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星.贾平凹走向神秘[J].文学评论[C].1992（5）.
随着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将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业已成为了当前研究的新途径或新视角。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古代文学作家均有地域的烙印，只是程度有所差异。袁行霈、金克木、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均对文学地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以便能够对古代的文学现象进行更加细致、更加全面地研究。虽然古代文学领域的地域性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古代文学教学的地域性教学还较为欠缺，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地域性教学的目标意义
若要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达到地域性目标，那么其基础前提就要对教学的人文主题予以充分地认识，尤其是要让广大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以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进而逐步提高其道德修养与人生理想。古代文学教学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文关怀”、“教书育人”等。将地域文学内容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既有利于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又有利于对学生视野进行拓展，还有利于对学生的乡土自豪感进行有效培养，使之更好地“接地气”。地域文学貌似较为狭窄而局限，但实质上却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与极为深厚的内蕴。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与地域意识相互对照的同时，务必要重视地方性高等院校的自身优势。从目前来看，很多地方性高等院校的主要生源均是来自于本地，且未来毕业之后的工作地点也大多在本地，这些学生往往就会有较强的学习地域知识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将地域文化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无疑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都体验到当地灿烂的文化传统。以江西省为例，江西自古以来就是名家辈出、人杰地灵之地，无论是江西的文学创作，还是江西的文学传统均是一道灿烂的人文风景。就文学观念来看，江西的文学家通常都会具有强烈的正统性，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都会以大义凛然的态度来予以面对；就文学创作风格来看，江西的文学家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与开拓意识。在东晋时期，就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唐宋时期，文天祥、黄庭坚、王安石等江西籍人士既是文坛巨擘，又是朝廷重臣，他们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由此可见，将这些地域文学的特点凸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是极为有效的。此外，虽然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强调“主流性”和“系统性”，但并不妨碍我们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切入教学内容，由于地域文学教学带有较为明显的亲切感与认同感,不仅不会阻碍古代文学教学，相反还能够通过学生的切身感受来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的方法途径
（一）课堂专题讲授
若要扎扎实实地将古代文学教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务必要对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以便能够更好地明确材料运用的先后顺序。在古代文学必修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务必要紧紧地围绕着主流性原则来为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与轮廓，确保能够顺利完成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而地域文学知识在其中仅仅只是发挥出点缀价值或补充作用。而在地域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中，教师则要考虑多种因素来深入发掘，在婚恋文学专题、咏怀文学专题、隐逸文学专题、山水文学专题中均适合将地域文学知识贯穿其中。例如，在《唐宋贬谪文人与文学专题》课中可通过贬谪文人的视角来开展五讲诗文研究（包括陆游宦赣、苏轼寓赣、李白寓赣、白居易谪赣、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以此来对地域与文学、政治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综合审视。
关键词： 汪曾祺 文学作品 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被国人广泛认可和推崇的时期。在西方的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的同时，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悄然而至。人们在感叹西方部分文化优越性的同时，也可能忽视本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曾强调：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汪曾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2]风俗，即地域文化的外在显现。汪曾祺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坚持在文学创作中回归传统文化，用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叩响文化个性的大门。
自1980年开始，高邮作家汪曾祺开始了井喷式的创作，他用《受戒》《大淖记事》《异秉》《侯银匠》等小说和《故乡的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散文精心营造着高邮水乡。他巧妙地运用对高邮乡土故人故事旧风旧俗的描绘，展现高邮的地域文化，构造高邮的地域特色。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备受推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高邮地域文化的精彩呈现，对乡土文学的全新演绎。鲁迅、赵树理等人的乡土小说虽也以故乡为背景进行创作，但是表现主题中多包含对愚昧的乡土旧礼俗的批判。而汪曾祺的乡土文学则另辟蹊径，他的创作紧扣高邮水乡的故人往事、街谈巷闻、市镇风俗，用质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为我们铺展开一幅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高邮风情画，为我们勾画出高邮这片土地的风俗美、人情美。他用文字全力表现高邮的地域文化，用文学竭力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地域文化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在水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和民间语言文化四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中的水文化
地域的最初形成，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江河湖泊，山川峰峦，不同的地理特征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地域。高邮在地理环境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水。然而，高邮的水具有自己的特色。高邮地处里下河地区，大运河环城而居，不论是小镇还是乡村，河汊交错，渔网纵横。这里的水与西部澎湃的河水，江南温婉的小桥流水都不一样。高邮的水既有柔性，它任凭时光静走，缓缓流淌，涓涓流水，漫过小巷，淌过村庄；又有刚性，它投入大运河的怀抱，风吹波浪，承载着南来北往运输船只的重量。可以说，这里的水将韧性和柔美完美结合，形成了刚柔相济的水文化。
汪曾祺的作品中直接描写水的文字随处可见。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3]水作为高邮的地理环境的特色，自然而然成为汪曾祺探寻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汪曾祺的小说多以水为场景，《大淖记事》通篇都有水。淖字本就指水，大淖即水边的陆地。大淖记事也就是讲述水边人们的生活故事。挑夫，锡匠，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他们在大淖吆喝劳作，生生不息。《受戒》中主人公小英子的家在一个三面环河的小岛上，明海和小英子从相识到文末表达懵懂的爱意，都与水息息相关。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多是描绘这些傍水谋生的普通百姓的简单生活并且刻画在水的滋养下率性质朴的人物的。
水不仅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作品中的场景，还影响了汪曾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高邮的“水”，没有江南的水的秀气，没有长江黄河的气势，却多了几分安静、和谐、细腻。看那在沙洲上随风摆动的芦苇荡，那田野间欢乐打闹的天真孩童，那摇橹哼着歌的船夫，这样的生活画面平静中夹杂着些许热闹，柔美中含着几分朴实与刚毅。这里的人们依水而居，岁月游走，自然而然形成和高邮的水难舍难分的性子。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生活并不富庶，有万贯家财的人家几乎没有。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总是安逸、简单、随性的。小城相对闭塞，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挑夫、工匠、店铺里的伙计、卖小物件的姑娘，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生活里，自得其乐，淡然随意。陈思和这样形容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4]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确是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朴实奔放，又顽强刚毅。这些人物不受旧礼教道德伦理的束缚，不受外面纷繁世界的打扰，率性生活。《受戒》里的和尚们，他们只是把和尚看成一种职业，和尚可以成家，可以找女人。他们过节会杀猪吃猪肉，会聚在一起打牌消遣。他们率性而活，不因为和尚的身份而克制自己，委屈自己，他们活得自得，活得自在。《薛大娘》中那个勇敢刚毅的女人，她和保全堂的吕先生好上了，别人议论她，她说：“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的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他们嚼去吧！”[5]也许在世俗的眼光里，这种做法是伤风败俗的，但是在这片打破世俗的高邮世界里，却是单纯美好的。薛大娘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没有被扭曲，被压抑。她的这种彻底解放是健康的、刚强的。《大淖记事》里的巧云，被号长破身后，没有绝望，和十一子过着虽贫穷辛苦但相濡以沫的简单生活。他们的爱情也没有遭到人们的嘲笑和斥责。相反，老百姓们还为巧云去闹事，他们的朴实与热心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就是这般，既有水的质朴纯净、简单随性，又有水的坚韧顽强。他们虽经历过苦难，拥有生活的无奈，但总能积极乐观地面对，并且坚强刚毅地追求自由。
高邮的水不仅融进了依水而居的人们的血肉里，融进了他们的性格里，而且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气质里。作家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曾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6]其实，不仅他的作品涌动着超脱水性，他自己的身心也是如此。“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汪先生爱水，爱水的洒脱、淡然、随遇而安。他的一生不算传奇，但并不缺乏坎坷。他一直自觉避开政治，经历过失业的落魄，更经历过“”的苦难。“”期间，被划为，仅仅是因为指标没达标。他经历了各种改造，曾被关进“牛棚”。但是，他在散文《随遇而安》中自述，这是一次“很好玩”的生活经历。他搞话剧，给马铃薯研究站画过“巨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把改造生活玩得有滋有味。“”结束后又因为曾被启用写过样板戏，而重新接受审查。他并没有因为政治的打击而垂下脑袋，也并没有昂起头，与邪恶作不屈不挠的抗争。他选择了另一种超脱的方式，跳出苦难与争斗，追求内心的淡泊与平静。他品茶、饮酒、写字、画画，在纷繁的变幻时代下，坚守着内心的超然，品味着故土高邮带给他的文化与性情。他的这份淡泊与高邮水乡涓涓流淌的河水有关，与水土滋养下高邮人不喜争斗、不重权势的水性有关。高邮的水渗透到他的血液里，渗透进他的精神取向和生活态度里。
水是汪曾祺故乡高邮的一大地域特色，也是他的精神源泉。“古运河漫泅过秦邮故地，汪曾祺枕着运河的柔波度过他的儿童少年时代。水，成了灌注他生命的永恒力量，它是人生的源头，又是他人生的归宿。”[7]水文化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中的场景，造就了汪曾祺笔下质朴坚韧、刚柔相济的人物，也形成了他率性超脱、随遇而安的品格。
二、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顾名思义即民间风俗。民俗源于民间，来自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某一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岁月打磨下，逐渐形成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它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运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物件，传达出此地人的性格、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多是通过民俗体现的。关于民俗的描绘使得文学具有地方色彩，这样的地方色彩使文学多样化，避免雷同，从而使文学产生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生命力。沈从文、古华、韩少功的小说中有披兰戴芷竞唱民歌，竞渡龙舟，有放蛊、沉潭、哭嫁、跳傩等民间风俗。高邮作为里下河地区的小镇，地理环境上的优势自然会聚集依水而居的人。长期的水边生活，民风民俗的形成顺理成章。汪曾祺尊重故乡的风俗，认为他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为探求文化个性，一直坚守民族文化，他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自然不会少了对故乡民风民俗的描绘。汪曾祺作品中包含对民间礼仪、节日习俗、民间艺人、民间作坊等的描绘。这些关于民俗的文字，不仅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民间文化的认可与执著，更让读者感受到高邮这方水土的文化韵味和文化个性。
民俗首先体现在礼仪和节日习俗上。他说：“所谓风俗，主要指仪式和节日。”[8]汪曾祺喜欢描写民间的各种仪式和节庆，如《岁寒三友》中的“放焰口”，给我们营造了欢乐喜庆的氛围。《晚饭花·珠子灯》中在元宵节前娘家“送灯”求子的习俗，《故里三陈·陈四》中“神赛会”、“赛城隍”、“都土地”出巡等仪式。在散文《岁交春》中，汪曾祺写了家乡“送春牛”的仪式，即在立春日由穷人制涂了颜色的泥牛送到各家，有的还加个小泥人，被称为芒神。送到时，用唢呐吹曲，供于神案上。这样的仪式饱含农民们祈求今年粮食大丰收的美好愿望。汪曾祺认为送春牛仪式虽然不隆重，但很愿意站在旁边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这样的节庆仪式，是这片土地上劳动者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文化，这样的仪式诉说着他们对吉祥如意、福寿平安的希冀。这些民俗庄严而又充满活力，热闹中伴随着独特的传统文化气息，所以才让作者感动，感动于这些民俗事象后面所凝结的老百姓的朴实愿望与精神需求，感动于这些民俗所展现的高邮民风的淳朴圣洁，感动于这些民俗所蕴藏的中国的民族文化。这民俗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就是他深深探寻的中国的文化个性的一部分。
除了礼仪节庆外，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民俗风情还体现在对民间艺人、民间作坊的描绘上。他在《大淖记事》中详细介绍了锡匠打制锡器的过程，对民间艺人锡匠作大篇幅的介绍，与小说十一子和巧云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联，汪曾祺这样写的目的是出于他对民间技艺的认可与叹服，对高邮文化的喜爱，以及想要把这种文化用文字留存下来的宗旨。
汪曾祺用文字记录着高邮世界里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描写最普通的民间生活情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而勾勒出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民间风俗画，把浓郁的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展现于纸上，把高邮人对人生、对生活的美好企盼与内心的纯真安详刻画在笔端，让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体悟高邮的民俗文化所传承的民间立场与民族特色，从而体会中国的文化个性。
三、文学创作中的饮食文化
饮食与地域是紧密联系的，不同地方的人所喜好的吃食颇有差异。牛排、红酒是西方人的主食，而米饭和茶叶才是东方人的必备。在中国，北方人喜欢面食、粗粮，南方人喜欢米饭、甜点，这与北方人粗犷豪放与南方人温婉细致的性格不无关系。可以说，不同地域的饮食中蕴涵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从食材的选择、食物的制作、食用的方法中都可以窥见这个地方的风俗文化和此地人的性格与生活态度。因此，在“饮食”前冠以“民族”、“地域”的前缀，是不无道理的。汪曾祺深知这一点。他清楚地懂得饮食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他曾说：“人到晚年，思乡之情变得强烈了，故乡的风土人情，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于是，家乡的各种食物：元宵、野菜、鸭蛋、螺蛳、炒米、焦屑……都进入了作者的文学世界，并且这些食物都打上了“高邮”的烙印。他借助这些饮食，书写着高邮的地域特色。
食物在汪曾祺的笔下是有性格的，是带有一方水土特点的。《异秉》里有这样一段：“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去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9]“蒲包肉”这种高邮人独创的菜肴，将高邮水土里特有的蒲草制作与葫芦的巧妙设计融合，体现了高邮人的生活智慧。汪曾祺写《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将我们通常意义上难登大雅之堂的吃食：炒米、焦屑、咸菜茨菰汤等简单的民间俚食写入文学作品，用平实的笔触将食物的颜色、形状、制作方法、味道等娓娓道来，并且介绍一些植物的生长情况，穿插带有考据色彩的文献资料和令人好奇的民间传说。在介绍吃食的同时，还偶尔引入与之相关的民间风俗。汪曾祺正是用这样细致的介绍、平淡的描述，为我们描摹高邮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对于美食的看法，对于充满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的追求。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不讲究食材的名贵，一盘菠菜、一碗茨菰汤，也能吃出人间美味。这是他们的自足，他们从简单中即能品尝快乐。但是，他们也讲究，一道菜的制作工序可以复杂冗长，这是他们的细腻，即使简单的食材也能从中找到绝佳的配料、制法，绝不嫌繁琐。他们尝到了美食本身带给他们的乐趣。朴素平淡，才能贴近生活，细腻讲究，才能活出滋味。汪曾祺笔下的饮食巧妙地展现了高邮人追求简淡，但在小细节上也颇有讲究的性情和生活态度。这种内涵的展现是汪曾祺笔下饮食文化的独到之处。高邮人的“淡而有味”的饮食习惯和文化，高邮人的“淡而有味”的生活态度都融在汪曾祺的笔端，浸润在汪曾祺的文字里，彰显著高邮的文化个性。
四、文学创作中的民间语言文化
语言是一旦习得，便很难淡忘的，特别是方言俗语。它们本身就包含某个地域的个性特色，是很难仿效的。一个地方的乡音方言会伴随着此地生活的人的一生。哪怕他离开了这片土地，故乡的乡俗俚语仍会停留在脑海，挥散不去。因此，这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理解其传神妙处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话。”[10]方言俗语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它们通常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曹文轩认为：“汪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11]那么，汪曾祺这个“地域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自然渗入了民间语言。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中方言俗语的运用俯拾皆是。这些方言俗语散发着属于高邮的乡土气息，原生态地表达方式，让我们感受着民间语言的文化魅力。《大淖记事》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12]“锅腔子”这样的说法，通俗而生动，黄泥烧成的矮瓮做锅，一面开口，就像人打开的口腔，“锅腔子”这样简易的炊具在高邮农村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这个农村人惯用的叫法也混进了浓浓的高邮乡土味，唯有乡村才有这样简易的炊具，唯有乡村才有这样贴近农村生活的叫法。作者把这个词活用到文学作品中，让作品更添了一股高邮味道。再说《受戒》，《受戒》中的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赵大伯这个人十分能干，除了会种田外，还会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全把式”这个高邮俚语生动展现了赵大伯对任何事都很精通的特点，这样的方言词既简洁又深入人心。汪曾祺的作品中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的方言土语还有很多。这些方言土语不仅融合了此地生活的劳动者的乡风民俗，而且展现了此地人活泼俏皮的性格特点，让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平淡却不无味，让他的文字充满“接地气”的文学表现力。他的民间语言里透着高邮的民风民情，透着高邮的乡俗文化，透着高邮的文化个性。
汪曾祺这样一个重视地域文化书写的高邮作家，细致地将高邮文化中的地理环境、礼仪制度、风俗人情、价值取向、方言俗语相融合，将它们多样化、综合性地融汇在文学作品中。让我们在感受他的文学作品中高邮文化的清新独特的同时，也呼吸着他的文字里所流露出的文学新空气。这样文学性与文化性共存的文学作品才是汪曾祺这个作家的文学魅力之所在。他写高邮，写高邮的地域文化，高邮文化使他的文学创作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他的文学个性从那片文化的风土中长出来。
参考文献：
[1][2][8][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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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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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差别 克服浮躁 工夫 艺术才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1-0093-02
作者简介：刘子潇（1994―），山西临汾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新闻传媒、现当代文学。
地域山川、历史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深浅程度不一，但这不该是某个区域多年冒不出优秀文学作品的托词和理由。难道说生活在边远地区，远离中心都市的文学追求者骨子里就缺乏文学大家的基因吗？
地区之差，先天不足，心理实际如同始初的关东、西北大地一样虽广阔却是一片空白的历史分析，虽然入情入理，但是，令我们世代为之骄傲的文学丰碑《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老家”却被考证在东北的辽阳或铁岭。辽阳和铁岭两地均属辽河流域，辽河与黄河、长江相距千里之遥，所以，地域之别不该是无法冒出文学大师和大作的托词和理由。也许，你无法写出渭河两岸的变迁和陇西大地的风情，但可以描绘辽河夏日的白帆和冬日的风雪，可以称颂黄土高坡和大西北的草原、沙漠。
“任何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必定都热爱自己的故乡……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故乡的影响是毕生不忘的，即令他日后远走他乡，描写着别的人物和事件，故乡的恩泽也会魂牵梦绕般地陪伴着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左右着他的头脑和笔墨。而对有些作家，故乡简直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创作的触媒，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他才能获得创作的灵感。”[1] （P. 5）因此，“有人说作家的本钱是他的童年。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式说，作家的本钱是他的故乡，因为童年和故乡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1] （P. 7）因此说，童年对一个作家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童年住在哪个地方，可能永远写那个地方的人、事、物、景。这些，都是资深作家多年创作生涯中的深刻体会。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人，即使你后来浪迹天涯，你写的作品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故乡的风土人情味儿。所以，“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一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落后。”[2] （P.286）换言之，地域有差别是绝对的。但是，有差别的地域的基本特征也是绝对的，从这一点看，地域的差别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消失了。所以，彼此间差的不是地域，缺的也不是供游人欣赏的古楼风火。深得其中三味的，主要是那种“自己头由自己摇”的精神，那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执著追求的意志和毅力。
实为了写《白鹿原》，举家远离繁华的都市，告别一边工作一边又要提防的环境，来到他要写的渭河岸边，一“沉”就是五年。几乎是“背水一战”，出不了书就和老婆一块去养鸡。他那大手笔的风范，那推诚相见的老到和自信，乃至扯到对地方风味羊肉泡馍的情有独钟和憨直，顿时会使你联想到三秦大地的宽广与深厚，联想到广袤的土地上产生的鸿篇巨著《白鹿原》。他成功了，相继也成名了。在他成功的背后，是怎样的艰辛？五年，人生才有几个五年？这需要怎样的执著与耐力！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百万字巨著，作者足足投入了六年时间，而且“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2] （P. 270 ）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了，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3] （P. 1 ）
这是《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就这样一小段平淡的开篇文字，却足足熬了作者三天三夜！他想有个平淡的开头，平静地进入，逐渐起伏，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最后产生艺术的冲击力量。就这样一小段平淡的文字，最终引出一百万字的鸿篇巨著。
路遥在叙述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经过六年时间完成的那一刻是这么写的：“几乎不是思想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2] （P. 299）
这是怎样的艰辛和熬煎！
不约而同，时常也听说作家有“下去”的举动，但一“沉”五年的有几个？一写就六年的又有几个？好在我们的文学大戏还在上演，文学的追求者们依旧做着青春的梦，笔耕未辍，栉风沐雨；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潜至生活的海底，仰首伸眉，他们更懂得“沉默”的含义。文学作品是“编”的，又不是“编”的。作家的本事就是编故事，但不能编造生活。“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撼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及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的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造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2] （P. 267）所以，文学作品不是作家躲进卧室硬杜撰出来的可读而记不住的文字。真正的作家是喧闹的大剧场中最冷静的旁观者；真正的文学是社会生活与作家的思考合力而产生的共鸣，是大量的社会生活经过作家的深思熟虑，从心底淌出的血；真正的文学是站着的文学、是带响的文字；真正的文学是生活的伴唱、前进的号角。
急火出菜，文火出药。真正的文学要像实那样，一“沉”五年！只要能消弭浮躁，深刻思考，或许，鹤发童颜的斫轮老手，能晚成大器。
参考文献：
[1]郭志刚.孙犁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关键词]朱依真；词学；地域文学；开启意义
[作者简介]张学军，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140-03
朱依真是粤西乾嘉时期的重要词学家，号小岑，广西临桂人，清乾嘉间粤西(今广西)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晚年至粤西，常与之唱和，推之为“粤西诗人之冠”。著有诗集《九芝草堂诗存》、词集《纪年词》、杂剧《人间世传奇》《分绿窗剧》等。今仅存《九芝草堂诗存》(道光二年刻本)，凡八卷，四百二十余首。丁绍仪辑《词补》独缺岭右，曾觅其词而未得，殊以为憾。
一
朱依真的词学观体现在其《论词绝句二十八首》，收录于况周颐辑《蕙风丛书》，该书《粤西词见》选有朱依真之词，后附其论词绝句22首，其自跋称此为少作，20年后他又补作了6首，也一并收录于此，共为28首。这组论词绝句，论述的范围古今各半，对晚唐五代至清中叶有代表性的词人词风作了中肯的评价，同时也对当时的粤西词人给予了很大关注。其中有一些独特的见解，总体倾向大概上是承继了浙派的词学观而又有所超越。
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元明以后词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词，使词曲合流，失去词之特色，而流于俚俗。朱彝尊曾严厉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宣、政而后，士大夫争为状寿之词，联篇累腰，殊无意味”，“陈言污语，俗气熏入骨髓”；二是违背词之特色：“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间有硬语”，“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朱彝尊等浙派词人提倡恢复词之本色，其理论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以纠正元、明鄙俗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圭臬，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如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其次，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被认为诗之余，浙西派词人则将它提升到与《骚》《雅》同等的地位，提出词与诗一样，可以假闺房儿女子之言寄托家国之恨。朱彝尊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最后，艺术上提倡回归词之本色。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但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而且朱彝尊后期为了迎合统治者，又提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
朱依真评词，有很多地方与浙西词派如出一辙，同样标举醇雅清空，推崇南宋雅词。如他对姜夔评价最高：“合是诗中杜少陵，词场牛耳让先登。暗香疏影精神在，夜月清寒照马塍。”推举醇雅清空的词体，评姜词是“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称赞张炎指悟宗门之功时也说“鼓吹尧章岂妄言”；对张翥的评价是“蜕岩乐府脱浮嚣……宋人风格未全消”；对北宋词人则推举秦观，说其“贫家好女自娇妍”、“风流终胜柳屯田”，这正是从雅俗的角度对秦、柳二人的评判；还有评周邦彦云：“词场谁为斩荆棒，双手难扶大雅轮。不独俳谐缠令体，铺张我亦厌清真”，着眼点也是在于“大雅轮”和“俳偕”、“荆榛”的对立，这种对立正是雅俗之辨，这与前首扬秦抑柳是一致的。他对浙西词派的前后期代表朱彝尊、厉鄂也评价很高，说朱彝尊是“中兴力挽古风颓”，对厉鄂尤其推崇：“樊榭仙音未易参，追踪姜史复谁堪，一时甘下先生拜，合为词家作指南。”又云：“当年姜史皆回席，辛苦无从觅金针。”由此可见朱依真论词的主要旨趣和浙派清空醇雅的格调颇为接近。
二
朱依真有些见解也不是完全和浙派相吻合。浙派末流由于极端的流派观念，独尚姜、张的清雅，而一概排斥豪放的苏、辛。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5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铤览近日词家，颇怪其派别之讹，非但无苏、辛，亦无周、柳，大抵姜、史之糟粕耳。”朱依真评词对苏、辛的看法明显与浙西诸人不太一致，如他认为姜词的清空正从苏词中来，世人只知苏、辛词豪放，但真正认识苏词的人并不多：
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
他将苏轼与辛弃疾区别开，而将姜夔的词风上溯到苏轼，未始没有一定的道理。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中云：“读东坡先生词，于气格韵律，并有悟到空灵妙境，匪可以词家目之，亦不得不目为词家，世每谓其以诗人词，岂知言哉?”[4](P4323)此外对于的评价，浙西词人向来持否定的观点，而朱依真却给予了相当的好评：
质实何须诮梦窗，自来才士惯雌黄。几人真悟清空旨，错彩镂金也不妨。
主张兼采梦窗的错彩镂金与白石的清空醇雅，对张炎讥诮梦窗词“七宝楼台”、“质实”进行反驳，认为“错彩镂金”的形式未尝不可以内蕴“清空”之旨，这种看法还是颇有新意的。又如评史达祖：
雕梁软语是形容，柳昏花暝意态中。项羽不知兵法诮，也应还著贺黄公。
贺裳《皱水轩词笙》云：“常观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史达祖有《双双燕》咏燕词，姜白石不取其中“软语商量”之句，而认为“柳昏花暝”之句更好，贺裳讥之有如项羽不知兵法。朱依真则认为前者只是外在的形容，后者才是内在精神所贯注的意态，这些评述都是颇有见地的。还有对于浙派巨擘朱彝尊词的得失也一针见血：
燕语新词旧所推，中兴力挽古风颓。如何拈出清空语，强半吴郎七宝台。
后有一段自注云：“词至前明，音响殆绝。竹咤始复古焉，第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耳。”朱彝尊的词不失为清词中一流的作品，但他主要从清雅的格调方面下功夫，忽视内容方面的拓展，虽追踪南宋词人姜夔、张炎，风雅与白石相近，但在意度的高远、气象的清越方面，则远逊于白石。因而朱依真
并不盲目崇拜，而是以辩证的眼光作出评判，一方面，他积极肯定了朱彝尊的力挽词坛自明代以来衰颓之风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指出其《查烟阁体物集》“叠垛”、“位订”之不足：“如何拈出清空语。强半吴郎七宝台。”这个评语颇有穿透力，也是被公认的一种看法。钱裴仲《雨华盒词话》就曾指出：“吾乡朱竹坨先生自题其词曰：‘不师黄九，不师秦七，倚新声，玉田差近。’余窃以为未然。玉田词清高灵变，先生富于典籍，未免堆砌。咏物之作，尤觉故实多而旨趣少。”
三
朱依真的《论词绝句二十八首》对于粤西词坛来说具有极大意义，从词学的维度开启了粤西地域文学意识。有清一代，粤西文风丕振，文坛兴盛，文学人才辈出，使粤西文学地位大大提高，也促进了粤西地域文学意识的觉醒。地域文学意识觉醒的前提是对地方文学自身价值的体认和肯定，其外在的表现是对地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出版，并对本地域的文学创作给予恰当的评价。粤西地域文学的地位和价值首先在诗、文方面得到了肯定和确认，粤西诗文总集、选集的编撰刊行远远早于粤西词集的出版刊行，其刊行的数量也比词要丰富。比如诗集有康熙年间汪森编撰的《粤西诗载》，继而有道光年间先后刊行的张鹏展编撰之《峤西诗钞》和梁章钜编撰之《三管英灵集》等；文集有康熙年间汪森的《粤西文载》与咸丰年间朱琦、唐岳、龙启瑞辑刊的《涵通楼师友文钞》等。虽然有些诗文集的编撰者并非粤西本土人氏，但通过他们编撰的诗文集以及他们的阐发，一方面对粤西本土文学给予了肯定，也使粤西本土文学得到保存和传播；另一方面对于广大的粤西文人来说，未尝不起到了一种地域文学意识的启蒙以及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粤西词学的发展相对于诗文较为迟滞，尤令人扼腕的是，粤西词集的刊行只有况周颐在光绪年间选辑刊行的唯一一部《粤西词见》。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况周颐分析道：
粤西诗总集，有上林张先生鹏展《峤西诗钞》，福州梁抚部章钜《三管英灵集》，词独缺如。地偏尘远，词境也。顾作者仅邪抑，不好名，不喜依傍，作亦不传也。地又卑湿，棂椭椒楮，不十数年辄虫朽不可收拾。(《粤西词见叙录》)
吾粤词人诚寥寥如晨星，然皆独抒性灵，自成格调，绝无扶门傍户、画眉搔首之态。可传以此，不传亦以此。(《粤西词见》卷二)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传统“词为小道”观念影响，仅把作词看作一种游戏，而没有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有意的收集整理，所以造成大量作品散佚无存，特别是清初康熙以前的词作，几乎无从查考。虽然如此，从现存的文献上考察，粤西词学中的地域意识最早应该是由朱依真的论词绝句开启的。粤西词学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在晚清的成就与影响也确实远高于诗文。朱依真的论词绝句，对当时的粤西词人给予了很大关注，向世人介绍了粤西词的代表作家，如谢良琦、冷昭等词人：
侯精都不解疗饥，癖嗜疮痂笑亦宜。一夜梨花惊梦破，何如春草谢家诗。(评谢良琦)
十载无能读父书，摩挲遗谱每唏嘘。词人竟美遗山好，蕴藉风流哪不如。(评朱若炳)
岭西宗派说纷孥，谁倚新声仿竹姹。独有春山142
冷居士，闭门窗下咏琵琶。(评冷昭)
其中的一些评语，或评价过高，对此，况周颐解释说是“意在以诗传人，不得以论古之作例之”，也是符合实际的。这些作家由于偏处一隅，身份低微，在当时词坛名不见经传，但却为后来临桂派的崛起作了很好的铺垫，对推动粤西文人词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还有，随着清代粤西教育、文化的发展，妇女的诗词创作也得到了繁荣。朱依真对于这一现象也给予了关注，其论词绝句对粤西闺阁词人的创作给予很高评价：
红杏梢头宋尚书，较量闺阁韵全输。无端叶打风窗响，肠断人间词女夫。(评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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