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9 16:57:5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文化观，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社会文化观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提出的,作为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研究人的心理问题立足于以语言为基础的维度。维果斯基认为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个体的心理机能是伴随着对符号系统的掌握和内化而发展的。符号系统作为心理工具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人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影响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在符号中，词、言语是最为常用的刺激手段。词和言语先于语言社团中形成，而后成为个人的心理手段。第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采纳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策略。作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者，维果斯基不仅“更重视大的社会环境和小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强调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特点的关系”。还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由语言工具及社会文化历史经历所决定的，言语思维不是天生的自然行为形式，而是受到历史文化过程制约。由此开辟了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和历史元素的先河。维果斯基从语言、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揭示人的心理活动与心智发展，从而创立了社会文化发展理论，该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教学在发展之前(LearningPrecedesDevelopment)。在认知能力与学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以传统心理学家皮亚杰为代表，认为成熟也就是智力发展是学习的前提，学习只有在心智和脑力都发展成熟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另一派以维果斯基为代表，他们强调教导对孩子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发展之前的学习活动才是有意义的。
(二)语言是认知活动的重要媒介。学习媒介一向被人们视为是社会文化观的理论中心。媒介的字面意思是指帮助完成任务的某种工具，比方说是农夫耕作的锄头，裁缝缝纫的剪刀等。社会文化观就强调人类需要借助工具和符号系统对自身行为进行调节，其中语言作为最有利的一种符号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将外界的社会语言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
(三)社会互动和知识内化。维果斯基强调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是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先于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因此缺乏互动的学习行为与维果斯基的教育理念是矛盾的。
(四)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维果斯基认为在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两个水平：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即是“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著名的一个概念。透过这个概念，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要想使教育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和促进作用，就必须确立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一是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智力水平，二是学生借助他人的协助可以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投放到了如何帮助学生穿越最近发展区，向其潜在发展水平靠拢这一问题上来。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知名，影响也较大的就是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由布鲁纳(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的“支架”理论。
二、支架式语言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
(一)支架的定义和实施步骤
支架本意是指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当它被用来代指语言教学模式时，则是指由教师提供帮助，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最终学习任务由教师转移向学生，使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的一种教学模式。支架式语言教学是社会文化观在语言教学上的具体应用。完整的支架式语言教学活动应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1.搭建脚手架—该步骤是支架式语言教学模式的必备前提。教师在分析学生的学习任务和学习能力后，根据当前的学习主题，按最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提供学习支架。
2.进入情景—创建真实的语言环境是支架式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优化语言环境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真实体验需要解决的任务，激发学生参与活动、表达自我和迎接挑战的热情，更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3.独立探索—这里所说的独立探索并非指学生仅凭一己之力，无需他人指导和协助。而是指先由教师引导启发，发挥支架作用，帮助学生沿支架逐步攀升，到达一定阶段后，教师撤去支架，让学生能继续在概念框架中前进。
4.协作学习—进行小组的讨论和协商。讨论的结果可以作为独立探索期间所学成果的有益补充。在共享集体思维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对当前所学概念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最终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
5.效果评价—这是支架理论中重要的后续保障环节。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学习小组成员的相互评价和教师点评。这一环节对于支架式教学之所以不可或缺在于其可以决定何时脚手架可被拆除或移至他处。
(二)支架式教学的内涵
1.在“最近发展区”内开展教学。支架式语言教学本身就是在最佳发展区域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支架”何时搭建，搭建“多高”就必须要遵循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既要立足于学生的“现有水平”，同时也要促进学生“现有水平”向“潜在水平”转化。如果支架的搭建低于学生的现有水平，那支架可以说毫无意义，超出学生的未来水平，又无法促成学生实际能力的增长。因此只有在最近发展区内，才能充分发挥脚手架的支撑作用，不停顿地把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从而帮助学生顺利穿越“最近发展区”。这一点与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即语言输入要符合“i+1”的基本特征不谋而合。
2.有效的师生合作和互动。支架式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强调要以师生互动为背景构建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互动教学模式。说到有效的师生间的互动，就首先要注意区分扶助式互动与传统的师生之间进行的发动-回答-反馈(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模式。二者虽都包含师生间的问答及信息的反馈和评价，但二者的过程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发动-回答-反馈式对话
师：秋季过后是什么季节？
生：冬季。
师：好孩子。
支架式师生对话
生：不论他的种族和信仰，每个人都应得到同样的权利和保护。
师：是的，每个人。(教师接受学生的回答并等待)
生：不管他们是公民还是非法居留，他们都应得到同等的保护。
师：我同意你，但你有把握吗？(教师要求学生对他的回答加以详述)
生：因为书上这么说。
师：是吗？因为书上这么说？(教师接受学生的回答并继续等待学生的详述)生：也因为它们(第十四修正案)说不该不经过双重程序夺取任何人生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学生为他的思索寻找根据)
师：好。但他若不是公民呢？(教师重点指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一个要点)
生：这对任何人都有效。
师：好。那么第十四修正案对你有帮助吗？(教师将学生的学习和移民经历联系起来)(芮茵，2007：267)
可以看出在发动-回答-反馈的常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只要求学生证明他明了某一事实，侧重结果本身，而在支架式问答中，教师充当“脚手架”，侧重于学习过程，目的旨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步步向正确答案靠近，从而帮助其自身能力获得实质增长。
3.支架要动态渐撤。在贯彻支架式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的一大“艺术”除了表现为要知晓如何搭建合适的“脚手架”外，还要知晓何时停止提供学生支持平台。如果支持平台维持时间过长，学习者将无法培养自主语言运用(autonomouslanguageuse)所需的独立性。因此教师提供的扶持应二者兼顾，既做到及时恰当的给予支持，还要做到当学生能独立进行学习时，能够改变，转移，重建甚至拆除支架。
4.看到协作的多样性。协作除了Vygotsky所提到的成人扶持(adultguidance)和能力强以及能力相当的同侪(capablepeers)的协作外，VanLier(1996)指出了在最佳发展区内可以提供另外两种支架方式。一是学生可以与比自己能力低的同侪共同工作，从教导扶助他人的过程中帮助自己明确概念，延伸知识，做到教中有学。二是还可通过自己的独立工作，从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记忆储存中实现知识技能的内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文化；建设
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一方面是提供学习的物质场所，另一方面是能够折射出教育价值的精神领域。学校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是在文化层面，学校已成为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领域。关于文化的解释有很多种，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其内涵也不相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Klobe和ClarkHong的文章《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剖析了众多的文化概念，他得出的结论认为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根本，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同样的，能够做到对一所学校及其师生的发展、生活施展全方位影响的价值观是学校全体师生都认同的价值观。它左右着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向，是各个主体行为的规范标准。所以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理解一所学校的价值观是会意这所学校文化的一把钥匙。学校文化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反思与重构其价值观。
一学校文化建设的时代挑战
美国学者华勒（W.Waller）在1932年率先使用学校文化一词。他认为学校文化是在学校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学校文化不像书本上的以各种文字符号或非符号形式保存下来的知识，不能以学科课程的方式编制其内容，也不能像斯宾塞提出的“为我们美满生活作准备”而进行储藏。学校文化的教育功能是引领学生树立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的、理智的、富有激情的、持续超越的立场和作为。学校文化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快速发展，学校不能将这些变化拒之门外。文化只有有了现实土壤的滋养，才能培育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创造新的学校文化。由于我国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原来的主导传统观念遭受强烈挑战，随之而来的各种文化观念进行着激烈冲撞。为了提高就业筹码、获得好的就业岗位，大学生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提高学历、考各种证书等。这种短浅的唯利的价值观念进入到了学生的思想中。在当下的学校文化形态中，教育的功用就体现在协助大学生顺利通过各种考试、博得单位提拔、走向一所梦想大学、得到一份好工作、取得丰硕的生存物资。基于这种学校文化的积淀，学生产生了一种判断教育价值的心理倾向和惯性，失去了对价值的深思、反思能力，乃至迷失自己的真正需要，而是异化成从“有没有用”这个单一方面评价一种学习活动，学习成为一个类似技术工的反复操练，而失去了其内在的教育内涵。其实利与意义并不是非要舍弃一方，在现实生活中，二者都展示了各自的作用。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要引导他们辨识财富、生命及意义之间的内在关系，辅助学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现在的社会是开放的，使得国外各种文化顺畅地浸漫到各个方面。异域文化的渗入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发展，加速了现代化的速度。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年轻一代热衷国外的情人节、圣诞节等节日，而对本国的民族文化日趋淡化，甚至以“洋”为荣。长此以往，有可能出现民族文化发展受阻甚至文化的殖民化。学校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要引领学生认知和感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文化培根问题。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繁荣的问题。首先要转变学生对外来文化贪恋和迷信，然后培养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体悟，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唯有如此，在真正面对外来文化的浸染时，才会辨其真伪，真正吸取有益于我国文化成长的营养，提升和拓展我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力与创造能力。学校文化是在连续不断的时间和空间中发展、成长，必然包含不同的时空互动与碰撞。现代与传统的交织和纠缠是现代学校文化一个十分凸显的景观。现代的年轻人过于冲动地拥抱当今文化，越来越疏离传统的经典。从发展的角度看待现代与传统“纠葛”存在，为现代人展示了充足的资源和繁杂的多种可能性，也再现了缺少对传统文化文明的深究和活化运用，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我化”的不足。如何让传统经典文化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悄无声息地印刻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头脑中，是一个紧要却又持久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
高师院校培养的是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在外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文化习惯面前，迫切需要学校走出复杂的现实状况，促进学校文化的转型和重构。重新建构新学校文化，必然要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发展趋势，把握当今社会最先进的精神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科学特性和价值特性，浓缩了文化的精华，学校文化的建设应当遵循这种先进价值观的要求，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校园文化重构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国社会在当今时代的精神诉求，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同时，体现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实际，是现今中国人的价值实现的最新概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方面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想，另一方面指出了全国人民追求的价值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个人角度道出了自由发展的蓝图，表明了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属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全面指出了个人在生活、工作、家庭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既继承了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也体现着与时俱进，超越了空想与僵化，摈弃了这些不合理因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表明我国在面临各种文化冲突中的坚定立场，，消除分歧，赢得一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强调了个体“修身为本”的传统，也包含着在市场经济中个体要遵循的道德新要求。由此可见，我国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精神就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追求，在这种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建设的学校文化会创造出更符合人才培养要求的环境。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学校文化建设
（一）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培养目标、教学管理理念、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在进行学校文化建设中，如果能自觉提炼出表达清晰的指导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它会辐射到学校各个方面的改革，提高学校文化建设的综合效益。这就意味着学校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在综合考虑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办学定位以及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为保证学校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首要的是重新提炼出符合学校目标定位和优良传统的新式核心价值观。学校核心价值观不是某个领导的办学观点和价值观，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和尊重的价值体系。所以，要形成核心价值观，必须弄清楚不同个体的价值观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对各类符合时代和教育要求的价值观进行总结、凝练，整合为核心价值观。提炼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在方向上一定要与社会的核心精神以及我国对学校发展定位相符合。在具体的落实中，各校需要适当考虑本地、本校的具体条件。它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生成。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学校各级领导组织团队，基于学校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如尊师重教、脚踏实地、勤勉等，结合当今社会重新阐发其当代价值，针对自身学校文化中缺乏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新文化以更新和丰富学校文化，讨论确定一所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一般而言，是学校领导群体就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教学改革和教师发展等重要问题提出基本的观点，然后全体教职工交流讨论并收集相关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提炼成学校的核心价值观。还可以结合学校的其它形式使价值观深入师生。一是校训，二是校歌，三是校规。
（二）构建学校文化的总结构
学校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是学校进行统筹规划的指南针。为了使学校师生深入的理解校园文化，根据已定的方针建立关于学校文化发展的近期和长远目标。只有准确把握了学校文化“血脉”和精神特质，才有可能充分地展现学校的特色与个性。在确定了学校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后，接下来就要考虑学校文化通过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呈现的问题。学校组织人员进行研究，使得价值观渗透到学校的各种制度当中，进入学校师生的日常行为中。学校的各项内容如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制度、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制度、师生日常行为规范体系等应根据相应的核心价值取向进行改革，使之符合学校文化发展的理想。为确保学校文化发展的顺利进行，学校要通过制订系统的教学、管理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制度为其保驾护航。学校在执行制度时，必须按规则办事，必须采取公平、合理、正当的方式，确保学校制度实施的公正性。学校在具体实施制度的时候，应该实行“平等”制度，不能因人、因时而异。
（三）实现新文化追求的实践层面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民文化宪法爱国主义
“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以后，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人一步说，和谐社会及相关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向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而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一个社会的公民概念以及体现公民特征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加强，有赖于一个公民文化所体现的共识。可以说没有公民文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便无从谈起，蕴涵在契约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就会被暴力、零和搏弈等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所取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也会失去其制度保障。因此，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公民文化的契约型国家治理制度。缺乏公民意识，也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此，重塑公民文化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最紧迫的任务。
一、公民文化的身份认同观
1.公民的涵义
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古希腊、古罗马，公民指的是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而非公民的奴隶和外国人在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是受到歧视的对象。公民是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国家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的符号。17世纪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使公民一词走向普遍化。
《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公民定义为：“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
公民是法律上的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奴役，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
与“公民”相对应的是“国民”，与“公民”相对立的是的“子民”。“国民”表明一个人的国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国籍外还有更深的内涵，说某人是某国公民，内涵此人与该国其他公民的地位相互平等，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为什么要加一个“子”字呢?《礼记》中说：“子，谓所获民臣”。按照这个说法，“子民”就是不管内心愿意与否都必须臣服的老百姓，它所衬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别，所以，在封建社会，“子民”也可以用“臣民”来代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子民”的真实写照。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习惯性词语中，老百姓远比公民有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民文化的缺失。
2.公民身份与公民文化
公民身份摈弃了个人身上一切人为的差别，只要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具备了公民身份就会享有基本相同的权利和承担基本相同的责任义务，因此，一个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实现取决于政治的公共性，取决于身份平等的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受到文化传统支撑的身份不平等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认同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这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摒弃了等级特权的的政治文化，它要求彻底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法律制度以及对公共权力持有的高度警惕。同时，它还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公民们视追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天经地义，它鼓励个性和自我，认为个人的意志、利益、爱好和享受，从最终价值上看高于家族、集体、民族和国家。
在当代，公民文化渐渐取代传统的血统认同和传统认同成为了当代许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基础而成为世界认同文化的主流，认为公民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化解种族仇杀、阶级矛盾、意识形态冲突这些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最终难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在所有的公民文化解决方案中，德国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显得十分突出。
二、公民文化观的现代特征—宪法爱国主义
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必定不会是追求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原则来平衡利益的社会，一个以“和而不同”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必定要用以理性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冲突，所以和谐社会必须要寻求社会认同。传统的认同价值，如血统认同、种族认同、传统认同等由于其包含的排斥性因素而显得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如果发挥到极至，暴力原则的解决方案就会接踵而至，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在当代都是层出不穷的。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宪法可以作为公民文化的象征发挥其整合社会的巨大作用，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以宪法追求其认同价值。
哈贝马斯认为，存在多元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是不能以民族认同来维系的。作为统一和融合的基础，民族主义缺乏价值规范的基础。提出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是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
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合会是什么样呢?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结合应从政治文化的形式普遍性得出它的原则标准。哈贝马斯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性宪法体现了一种预先确立的、抽象化的原则性社会契约，它是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基础。他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这样一种社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别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因此，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哈贝马斯认为，一种“形式普遍性”在实体文化或实体生存世界中普遍存在。形式普遍性承认由差异构成的多元文化整体。形式普遍性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宪法共和国中的公民身份(共和精神)和他对一个文化群体的亲近感(民族感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不具有严格的概念纽结。这一关系只是历史的偶然，人们并不非要有相同的民族和阶级背景才能在一起共同提倡和维护普遍的公民权利。对于现代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要紧的不是去寻根或寻回与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人理性的协商程序。
哈贝马斯指出：“公民们要组织和平共存，其原则之所以获得所有人的正当认可，是因为它们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这样的集体是由人们相互承认的关系所建构的。由于这样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任何他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保护和尊重，他们作为个体，作为种族和文化成员及作为政体成员(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
因此，哈贝马斯在社会认同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马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观虽然是基于欧洲一体化的背景而提出，但它对一切以追求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均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统一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三、公民文化的政治文明逻辑
一个以追求和谐为宗旨的社会无不以追求文明的政治为己任，因为文明的政治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一个和谐社会同时也必定是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但是，建设文明的政治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够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能够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可以说，公民文化的政治渗透是实现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惟一通道。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政治领域的牛顿定律。以文明政治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权力泛滥、专横的社会，因此，寻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宗旨。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制度框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制衡手段则是公民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公民意识。
朱学勤指出：“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是近代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按照朱学勤的理解，一个体现公民文化的社会至少要具备下列特征：
首先，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具有尊重和追求自由、平等、财产的社会风尚。
其次，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始终保持对公权力足够的警惕。
再次，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意识，抛弃“清官贤臣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
最后是责任意识。
一般说来，具备了这些特征的公民社会能够自动地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因为有了文化传统而可以代代传承。
对以上所说笔者完全赞同，但笔者认为一个体现公民文化的社会还必须包括一个重要特征—纳税人意识。税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概念：税是建立在充分承认私有财产权基础之上的，不承认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税的概念。否则，怎么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交给他者呢?所以，税与财产权密切相关，而财产权是一个人成为公民的重要特征，因此，一个公民社会也一定是一个纳税人社会。那么一个纳税人社会的税收原则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只有税收法定原则(或称税收双向原则)才是惟一符合体现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的税收原则。“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一个社会的税收由政府与民间社会协商而定，征税权由政府和民间社会共同享有，而不由政府单方享有，西方国家的议会就是双方议税的场所，政府每通过一个税种、税率都要在代表人民的机构—议会中进行激烈的争论。”很明显，如果一个社会的税收原则是法定原则，就是一个充分尊重财产权的社会、就是一个体现公民文化的和谐社会，因为税收法定原则从根本上杜绝了公权力泛用权力的经济基础，最终会使公权力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经济上降格为“公仆”。可以说，税收法定原则是一个社会制约公权力并维持和谐的终极力量，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文化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体现和谐社会文化观的税赋观察就应提上议事日程。“税赋观察，就是观察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有偿服务关系，以确保这样的交易公平、公正。税赋观察的使命在于实现纳税人在税赋方面的两个根本诉求：一是当政者正当征税；二是即使是正当征税，也要把税负降至最低限度，藏富于民。没有正当的理由，不经过正当的程序，无权向纳税人征税。
网格一词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技术载体，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科技人员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网格化社会管理则是将这种网格的理念延伸社会管理领域中。所谓网格化社会管理，意指通过地理编码技术、网格地图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同时将网格单元内的人、事、资源、组织等要素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通过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借助一定的反馈系统，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至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城乡社区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从这可以看出，网格化社会管理显然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运用，而是借助于网格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快捷的反馈和高效的服务来应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问题。有媒体报道显示，近年来，全国有众多省份的基层单位都尝试了网格化管理创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镇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也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积极尝试。网格化管理一出现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为例，提出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组织创新，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网格化组织创新的手段来增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动力和活力，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1]；而文军则提出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具有规范、清晰、高效、创新、综合、统一等优点和特征[2]；杨宏山、皮定均则提出网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应性、拓展社会协作、改进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无缝隙管理理论，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提供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精细的、个性化的全方位覆盖的公共服务，重塑了公共服务的流程[4]。上述探讨无疑是对现实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及时回应，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却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对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历史背景、运作逻辑以及中国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绎加以分析，故本文将在梳理网格化社会管理这种新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网格化社会管理何以发生、应具备哪些功能等议题。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我们认为，网格化管理从管控到服务功能的转变能带来一些“意外后果”：即通过“服务”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难杂症。上述的南京栖霞仙林街道就是个例证。网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机关除保留少量机动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级二级网格，形成了一种“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的机制。街道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稳定、社区管理等社会管理内容纳入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实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排头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创新项目。走访中我们看到：随着网格化的实践，党群干群关系日益融洽，一些“钉子、上访户”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调显示：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幸福感持续提升。这是提升服务解决难题的一个例证。
1．1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封建陋习普遍存在由于现代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或节日感兴趣的农民群体逐渐减少，尤其是青年群体。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58%的农民感觉村里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青年群体缺乏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关注度。独具特色的庙会文化也在逐渐消失，庙会活动的开展频率正在减少、农民参与度逐渐降低，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如今的庙会活动缺乏特色，无法激起农民参与的热情。除了春节、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的发展呈萎缩趋势外，传统的民间工艺技术的保护和继承也受到很大冲击。在问到“你村里赌博的人多吗?”时，仅14．08%的被调查者表示本村“没有赌博现象”。在参与赌博的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妇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农户认为，形成赌博风气的原因是村里的娱乐活动太少;30．03%的农户认为，赌钱玩着刺激、有意思;20．25%的农户认为，玩牌赌钱比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调查算命等迷信现象时发现，有一半的农户表示自己算过命，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订婚或结婚、给新生儿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学等情况下去算命。调查数据显示，95%以上的农民每次花费在10元以上;其中花费超过30元的被调查者超过30%;更有甚者，个别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师”等单次收费超过100元。这说明当前农民对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这一件事上花费金钱。
1．2婚丧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产业婚丧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视，现今专门服务于婚丧嫁娶的民间乐队就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文化产业。调查结果显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丧嫁娶时会请民间乐队来助兴表演，而且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乐队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如唱戏、歌舞、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等，其中农民请的最多的是唱戏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别占34．37%和30．48%。在调查民间乐队花费情况时，被调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别。94．92%的被调查者表示花费超过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区间比较集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08%和27．93%，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在婚丧嫁娶上聘请民间乐队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硬件设备不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电视、手机仍然是农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设备，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机，占15．53%;受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自身收入的限制，电脑、数码相机等相对高端的硬件设备在农村家庭中的购买率较低，电脑占11．20%，数码相机仅占5．4%。在调查村镇公共文化设施时发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如有线电视安装、网线铺设、广播站、体育场地、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广场、报栏及户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对于村子里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56．65%的农户表示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1．4农村文化队伍年龄大、人数少、技术低，文化队伍建设亟待提高在调查文艺队伍建设情况时发现，文艺队伍中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队伍的规模不大，大于20人的队伍仅占14．23%。在文艺队伍的专业技术方面，专业人员较少，仅占7．48%。针对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积极性方面，被调查者年龄越小，热情度和积极性越低，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综上所述，河北省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处于基础阶段，文化工作者专业技术不高，数量不多，年龄偏大，在今后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建设。
2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素质等都可能影响其发展，文章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农村经济、农民素质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着手，利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但是文化建设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层落实不了。原因如下:首先，从政策方面，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仅仅是纲领性的总体计划，并不具体且不详细，导致基层政府不知如何开展文化工作;其次，从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对落实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编制、审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确，许多文化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农民身份，客观上打击了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以上两点说明河北省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应继续深化、细致文化建设工作内容，具体落实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发展。
2．2经济因素选取民间乐队的花费情况作为列变量，且其花费为单次聘请乐队支出额，选取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作为行变量，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关系较复杂，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情况的交叉列联分析结果与本次调查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大多数农民在聘请民间乐队上的花费处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范围内;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乐队花费超过2000元的也比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丧嫁娶场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欢大操大办;而相对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认为没有必要消耗过多的金钱。
2．3区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区域因素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影响。地理位置离城市越近，农村大学生愿意回村就业的比例越低，山区的被调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学生“相当部分回村就业”比例为10．4%，而城市郊区的只有6．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远远优于农村，越靠近城市的村庄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又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就业环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庄，经济水平越高，在城市就业的经济压力比山区农村的大学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与大学生返乡情况的关系见表3。
3对策建议
3．1地方政府应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将单纯追求经济绩效的工作重心转变为经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建设内容，切实做好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一是规范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设资金除了政府划拨之外，还包括社会筹资，不论哪种资金都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都需要不断总结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规范人员管理制度，调查发现，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编制得不到落实，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仍是农民身份，这一现象极大挫伤了其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文化队伍中大多数人是业余村民，专业性不高、年龄还偏大;三是规范法制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防止出现资金挪用、贪污等现象［1］。
3．2农村文化建设应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异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发现不同群体文化需求不同;以区域位置划分，发现不同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基层领导应当根据这些差异区别对待，解决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文化建设的结构性失衡。对于青年群体做好引导工作，防止其沉迷网络、赌博等，浪费青春。“由于经济条件对上网消费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对网络操作和网络文化的理解与吸收的影响及年龄增长形成的惯例思维对新生事物的排斥等，农村老年群体正在被以网络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边缘化”［2］。老年群体的闲暇时间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层单位可以针对其需求特征组织一些场面热闹的文化活动方式，如看戏、文艺演出等，以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区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设备越完善，文化建设应注重形式、内容;越接近山区，应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器材、网络信号等。
从单一的个体上讲，新闻编辑是社会中的个人，其社会化的性质即表示其对于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行为逻辑、文化产品有较强的认同性。文化产品对于社会成员人们社会实践及思想产生极为重要的约束作用，而编辑即是将该类文化形式转化为人们均能接受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行为模式，并认同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及文化现象。新闻编辑需要传播的内容即是受到人们认同的主流与文化的各类信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及学习过程中，新闻编辑会逐步形成独特的性格、兴趣爱好、世界观、价值观等，该类主观因素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其思想及行为的方向，并贯穿于新闻编辑的整个过程，使其在选择社会新闻时，在很大的概率上会选择符合其本身性格特征、心理倾向或者世界观的新闻，作为传播的内容。因此新闻编辑的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信息的全面性、客观性、传播方向，影响了社会文化的构建。
新闻编辑不仅需要有个人的行为，还需要整个编辑组织进行统筹规划。该类新闻组织的内部因素也成为构建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群体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人们在进行各类活动时多个个体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及中介环节。新闻编辑需要满足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需求，则需要在群体组织中与其他人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其认知水平、行为逻辑、视界范围、思想观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组织成员的限制、影响，或者受到群体观念的裹挟而放弃自己坚持的理念，屈从与群体的强势观念。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群体的影响也能够使新闻编辑对事物的看法更全面，消除了较多的不确定性。
大众传播的过程与社会大小保持一致，且社会地位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组织，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或者具有一定社会背景的组织，性质较为特殊，对于社会系统的组织和运行也有着较大的影响，相应的社会活动也制约着大众传播的各项活动。新闻编辑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领导力量，需要创造及维护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系统主要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主要方面构成，新闻编辑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编辑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其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直接的影响或者制约。
2新闻编辑对于构件社会文化的意义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新闻编辑成为了构建社会文化的重要条件及必然的发展趋势，其在构建社会主流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文化传播需求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出其本质的作用。因此传播及动态的流转是文化存在及传承的基础条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传媒事业的不断兴起，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2）文化的作用而文化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其有着自身的特点、形式、发展规律及作用，其文化体系属于性质极为活跃的社会网络，其住主要作用在于条件人们的观念、心理、情绪等，并提供思维方法、价值观，并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约束自身的行为。新闻编辑为该类思想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并保障了行为的约束的社会性，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
3结论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 城市 建设 作用
博物馆文化既是人类社会财富，又是人类历史进程。所谓社会财富，是指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其中包括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所谓历史进程，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的文明化过程。
博物馆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近代，博物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欧美发达国家博物馆为代表的博物馆文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成为社会和城市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随着社会和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了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和提高。
博物馆文化主要是以藏品文化为主体、职能文化为辅助的博物馆综合性文化。藏品文化是指以文物标本所渗透或代表的历史文化，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具有固有的稳定性；职能文化是以博物馆人的工作为表现所反映出来的博物馆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职能，它主要是以藏品文化为基础，并围绕藏品文化这个核心而开展和形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因人而异，因社会环境而异，具有可变性。两者相比，博物馆的藏品文化不应社会（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变化而随意变化，职能文化在传承和传播方式、方法上却应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博物馆文化在现代社会和城市文化建设中具有如下方面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在社会和城市文化教育中的辅助作用。
博物馆文化是社会和城市文化的象征之一。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辅助教育作用。它虽与专业教育不同，但它具有社会化教育、辅教育、业余知识型教育等特点。从教育的角度讲，虽然它不是专业性的学校教育机构，但它可以起到学校教育中同样学习知识的作用；从科研的角度讲，它不是专门的科研单位，但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对社会科研工作者可以起借鉴的重要科研分支作用；从资料的保存角度讲，它不是公共图书馆，但是它具有可以给社会各界查找历史资料的人们提供实物标本的功能作用。因此，博物馆文化社会教育的特殊作用，是任何专业化的教学单位都不可取代的。
二、在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中的传承作用。
博物馆是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专业收藏、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机构。一是博物馆对藏品的收藏和通过博物馆职能对藏品文化的正确发展，为保护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传承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发挥着宣传教育作用。二是本着对社会和历史文化负责的态度，为确实保护好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见证物，认真做好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征集工作，发挥着博物馆的职能作用。三是通过对藏品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把文物知识传播于当世，传承于后世，对于全民保护文物和学习、了解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知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四是运用博物馆公共文化场所的社会化职能，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的需要，结合实际改变和改革传统的方式、方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征集社会化、科研专业化、传播与宣教市场化，对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起着服务作用。
三、在社会和城市旅游文化中的观赏作用。
博物馆文化是旅游和旅游文化的重要人文景观。旅游及旅游文化是近代兴起，现展的一种新的现代产业文化。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迅速繁荣和发展，是与旅游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崛起分不开的。尽管博物馆不是旅游业，但是博物馆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实物资源，对游客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因此，博物馆作为现代旅游业异常重要的人文景观和不可回避的旅游资源，是旅游业经营精英们的重要发现。
四、在社会和城市科学文化中的研究服务作用。
博物馆的主体文化是藏品文化。就是说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是记载和研究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没有藏品文化的基础，就没有其它职能文化的开展。围绕藏品和藏品文化，博物馆需要做的就是收藏、研究和教育三项基本工作。收藏是对文物、标本等实物资料进行更好、更科学的保护和管理。研究是对藏品文化的发掘和历史文化的总结。教育是围绕藏品文化进行宣传，使人们更多的了解社会的进步，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作为主体文化的博物馆藏品文物、标本是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对社会和城市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研究和服务作用。
五、在社会和城市建筑文化中的示范作用。
摘要：社会资本概念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被用以分析社会交往、政治活动、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本文指出社会资本的基础是社会信任，它可以成为构建当代套民文化的基石，通过营造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就能够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公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等相关的，公民社会的群众意识基础来自于公民文化，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应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历史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提供较高的分析视角，本文试图借助社会资本理论的若干观点阐述当代公民文化建设的途径和要素等问题。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及运用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论文百事通但有关社会资本的构想却早在100多年前就被意识到，如马克思在对“资本”的精辟分析中，就摆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注意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不仅仅指纯粹经济学的含义，如私人财物、物质利益、生产力要素等，而是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曾指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会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崩溃，工业活动的竞争原理又不足以构成维护新社会关系的共同规范。他提出的解决之策是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将工厂、劳动场所的经济需求与人们的其他社会需求联系起来。
一般认为，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E3ourdieu)，他把资本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四种形式，认为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贡献最大的首推科尔曼(JamesColeman)。他主张从功能角度理解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及组织之中，并为组织内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他还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先天条件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提出首先受到社会学的高度关注，然后扩大到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以及广泛的文化研究之中。在逐渐扩展的领域中，公民社会与公民间信任凸显出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内容。这要归功于普特南和福山。
普特南(RobertD.Putnam)于1993年出版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在这本书中，他使“社会资本”成为分析现代意大利社会的主题词。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的本质性组成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促成自发的合作之形成。普特南的最重要贡献是将社会资本的运用相对确定下来。他改变了人们以往的陈见，以为只要推行新制度(如民主制等)，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从而产生与此新制度相适应的行为或意识，恰恰相反，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既有社会资本状况和水平不仅会对制度的引人进行取舍，而且会修正制度，或者与内源动力相聚合，实现向内在生长力的转换，或者将它视之为单纯的外源动力，拒绝它的输人，最后使它瓦解，形同虚设。社会资本不仅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政治共同体、社会团结等的基础。普特南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资本促成了有利于双方利益协调与合作的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如何达成了这样的结果呢?首先社会资本包括了公众参与的网络。社会资本不是静态的或一次性的，而是在不断的互动、不断的运用中增殖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资本是公共资源，而非私人资源。其次，在公众参与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广泛互惠的准则，从而促进了社会信任。正是在参与和交往中，彼此结成各种自愿的、满足不同需求的团体或网络，通过这些团体或网络实现每个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从而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创造了可能，在这些环节中，相互的信任逐渐滋长。第三，公共参与的经验、所结成的网络、人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集体行动的成功，都可以拓宽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将“我”发展为“我们”，并提升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
为此，普特南特别强调建设平行的而非纵向式的社会网络。因为纵向式的垂直网络可能维持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其规则往往倾向于排他，所以难以跨越社会分层，建立更广泛的信任与合作。要充分肯定民间自发结社对社会信任产生的重要意义。政府不仅不是社会信任的提供者，相反，政府的不当行为经常会成为既有社会信任的破坏力量，所以，“当我们考虑经济恢复对社群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权衡一下破坏社会资本的风险。”
普特南的结论也被一系列事实所证明。例如，1991年世界价值调查的证据表明：在调查的35个国家中，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紧密相关；在一个社会中其社团成员的密度越大，公民的信任度越高。信任和参与是同一个因素—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
福山(FrancisFukuyama)于1995年出版了(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他注重对社会资本产生的社会文化传统基础的分析，并将这样的分析与一定社会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规模的不同特征联系了起来。他把他所要分析的文化传统分成了两种类型：一是低信任度文化，一是高信任度文化。前者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是法国、意大利、韩国、台湾、香港等，后者的代表性国家是日本、德国、二战前的美国等。在低信任度文化中，社会结构以家庭、家族为主，社会资本成为“私人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关系、乡里关系、血缘关系，而对外部人持高度的不信任感。在高信任度文化中，社会结构以某种公开、开放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为主，如早期的北美以教会、教堂为合作基础，德国人以同业公会为中介，日本人则产生了拟制家庭关系。
福山指出，通向社群生活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家庭和血亲关系；第二条是血亲关系之外的自发社团，诸如学校、俱乐部和专业组织；第三条就是国家。但三条道路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层次、社会资本的深度甚至社会性美德的内容都非常不同。福山通过分析美国黑人的状况发现，美国黑人不像白人大多有从旧大陆移植过来的宗教、工业、社群等传统；也不像亚洲人大多有家族、同乡会等联系，美国黑人在一百多年间的受奴役历史中，自身的文化印记和民族认同被完全毁灭，所以美国黑人就陷人了一个恶性循环：贫穷—不团结—更贫穷—更不团结。
福山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于，他不只是肯定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更看重它与美德的关联，他对信任的界定是，“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他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普通的人力资本如大学教育或经过训练成为一名机械师或计算机编程专家，他所要做的仅仅是上二所合适的学校。与此相反，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
二、公民文化的内涵及意义
战后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是逐渐放弃了对国家和权力的传统热情，代之以对政策问题的关注.在探讨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广义的文化现象进人到政治学视野，这意味着政治学告别了一百多年来力图科学化、价值中立化的倾向，开始注意政治体制运作与民众文化、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公民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加?A?阿尔蒙德明确提出了公民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之外的第三种形态，但公民文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文化”，“它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这就是公民文化。
对照西方政治社会的历史，不难发现，公民文化的明确提出虽然相对较晚，但公民参与、公民结社以及政治生活的规则、程序、信念等的形成却有了充分的积累，为公民文化莫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西方公民文化的核心不是解决政治与公民的关系，而是回答具体政府行为，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公民要求的回应之类的问题。但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始终没有成为政治忠诚的终极对象，结果，不断出现因权力关系转换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我们的公民文化应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将国家上升为首要的政治理念，提升国家的地位，使之高于所有政党、经济部门等所有利益群体之上。
“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个人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参与者。但是他们并不放弃他们作为臣民或村民的取向。…当这些被保留的较传统的态度和参与者取向相融合的时候，便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人和理性，但又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不仅如此，正是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间的信任得以确定。“在公民文化之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人们社会环境中普遍信任和信赖的规范，渗人政治态度之中并调节着这些态度。因为“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整套对其他人的信任态度—一种扩散的、部分不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容易适合于明确的教诲。……公民文化是通过一种复杂的过程进行传递的，这包括在许多社会机构中的训练—家庭、伙伴群体、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在政治系统自身之中。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结合点在于创生出高度的公民信任，从而使社会信任对公民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直接。但公民信任并非一夜之间凭空产生的，相反，它是在公民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公民文化之所以能够为公民社会提供信任在于，高度的公民互动创生了高于无数个人之上的政治认同感，由此，阿尔蒙德相信，这样的公民文化是先在的，只有培育出丰富的公民文化，才会形成公民间信任，从而促成有意义的合作。历史上，公民文化首先在西方产生，主要因为近代西方率先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公共生活形式，如市场、教会、学区、俱乐部等。但这不等于说公民文化只能在西方产生，在其他国家产生公民文化和相应的公民信任可借助革命、激情、政治动员等方式，突然地向旧有的社会结构中灌人，但随之必须进行逐步的、持续的培育过程，并且与传统、既有的传递组织联系起来，如家庭、社区、教会、协会等，才能实现新旧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融合。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立即着手公民文化的推广，在加强教育、扩大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强化了各种实际的参与、监督工作，公民文化得到了发展。“”期间，公民文化受到极端破坏，公民身份也丧失殆尽，严重推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一个后果是我国的许多公民至今还缺乏应有的权利意识，还没有拿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武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公民文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政府等部门支持下培植起来的，如在中国，许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同时也承担着政治功能，塑造着公民文化，使公民实际地感受到公民文化的无所不在。但由于公民文化不是自发地累积的、缺乏群众基础，公民文化在我国又表现得十分肤浅，不够探人人心。
1998年7月至9月，在湖北的襄樊市展开了一场“谁养活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使许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府是靠纳税人的税款来运作的，政府运作的目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没有纳税人，政府就会瘫痪，而没有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与服务，纳税人就会有许多事做不好或做不成。政府工作人员与一般公民的关系就在公开讨论中得到澄清。在我国，公民文化开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育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公民的政策参与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取决于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政治效能感、政治安全感和政治技能等主观方面的因素。第二，取决于政治体制所提供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是否充分和有效。公民文化开发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是通过“政治再社会化”.建构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方针、总政策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观念。
三、增进社会资本的措施
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曾指出.“在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的许多特征中.(有一点)是缺乏相互信任。”套用一句名言：成功的社会是相似的.不成功的社会却各有各的不成功之处。成功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存在或保有充沛的、表现为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缺少信任的动机，因为从常识经验中就可以得知，信任可以减少矛盾，降低成本，使合作得以建立。然而，实际上，很少人主动地付出信任。这主要由于我们常常不敢确信自己对他人的信任之举能否换回同样的信任。由于担心成为“冤大头”，结果信任就在人人都盼望却鲜有人践行中流失。不过，信任并非合作的前提条件，而只是一种副产品，是合作与友谊的伴生物，是共同道德观和宗教观的产物。信任不是一种随着使用而减少的资源，而是相反，越用才可能越多，信任是由于不用而减少的。为了培育社会信任需要从多方面人手，如确立共同的行为规则、树立有权威的监督和制裁机构与标准等。
社会资本应建立在丰富的多样性基础上，这就要求改革单纯以国家、民族形成为基点的惯例，而对其他文化和人群采取更宽容、开放的态度。今天的公民与其他公民更广泛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一道寻求在某些重要领域，如健康、社会服务、交通、环境、公共秩序等方面，达成保护个人权利相关的共同点。因为社会信任侧重的是不同公民间的相互沟通，在态度、行为等方面达成理解。
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加以确立和深化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与教育紧密相连的，这既包括公民个人在态度和观念上的不断提升，也包括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的改进和教育上的投人，创造条件以使公民认同得到普及和深人。此外，无数事实还表明，政府政务公开、透明、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基层地方组织的民主实践等都有助于社会信任的成长。在我国，1982年修改宪法时，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的前面，强调国家机构的设置要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政府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丰富社会生活，改变过于“私人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要举措。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有所改变，最明显最有力的工具是电视，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看电视是被动的接受过程，画面的不断切换.没有留下思考的空间，而且强烈的视觉冲击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冷静、理性判断，激发和刺激了我们过多的情绪反应。电视在使我们的社会认知更广泛的同时也更浅显。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着各种新型通信手段的不断更新，各种资讯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人们的信息获取、享有、接受等变得“平均”和即时化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大众化时代。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各种媒体做一分类：把报纸、杂志当作纸质媒体形式，而把广播、电视当作形象媒体形式，网络则是虚拟媒体形式。报纸、杂志占用空间.需要不断花钱购买，但它的报道有深度分析，读者可以边看边想，更富有人文色彩。读者与作者之间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广播和电视通过无线信号传播，并且配有声音或图象，而且一次性付费购买后可以长期使用，更加便利，易于形成“快餐式文化”的平台。网络实现了对等、互动的联系，可以多人同时瞬间完成信息交流，虽然只需一次性购买就可以长期使用，但前期投人较大，而且由于它打上了“高科技”的旗号，让一些年长者、低学历的人乃至偏远地区的人望而生畏。另外，网络所传递的信息过大，没有过滤和斟酌，有许多过于情绪化、主观化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健康、不太文明的内容。总体上说，报纸、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严肃的、有文化品位的；广播、电视给人的印象是轻松的、有权威的；网络则是随意的、不成熟的。我们近期所作的社会调查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第一，对一种媒体接触越多、越频繁，对它的信任度也越高，除1人回答没有看过电视外，其他人都看过电视，相应地，对电视的信任度也高，同样，有321人从未接触过网络，对网络的信任度就非常低。第二，人们更加信任图象而非文字，结果，电视的信任度最高。第三，人们更加信任有官方的、正式背景的对象，所以，报纸比杂志、广播比网络等更受到人们信任。第四，人们对传统的、习惯的媒体形式更容易产生信任，于是，网络因其新潮而不被人们看好。综上所述，五种媒体依信任程度高低排序，分别为：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
通过细致的分析又进一步发现，一般来说对同一媒体的接触越多(或越少)，对它的信任就会越高(或越低)，广播、报纸、杂志、网络都是这样，但电视的情况是个例外(不论是否经常看电视)，而且与性别、婚姻职业、政治面貌、年龄、学历等都没有太大关联，人们对它的信任都普遍较高。不过，对电视的信任程度却存在城乡差别。此外，人们是否经常接触电视并不影响对广播、报纸、杂志或网络等的信任，但广播、报纸、杂志或网络之间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大概也印证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一点，电视的普及和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严重干扰了我们日常交往的方式，而且使我们的交往变得表面和浅层化起来。很遗憾，对电视的消极影响，还没有引起我们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
深人的分析使我们相信，在中国公民中，人们并不仅仅信任媒体，更多地是信任媒体背后的“信息控制者”。在调查中，有许多受访者对我们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东西比较可信，商人办的就不可靠。而在诸多媒体当中，官方渗透的程度非常不同。从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正好出现了逐渐降低的趋势。为什么官方的就可信、可靠呢?有人说，“官方的要是假的，那就没有真的了。”这表明在许多普通中国公民的思维中并没有形成“我想要”与“我能要”的区分，即他们通常并不反省自身的态度，而只是以经验事实的有效性来反推出自己可以采取的行为。另外，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许多人丧失了区分“事实”和“价值”的不同。官方舆论应当是真的，不等于官方舆论事实上就是真的。但是，广泛存在于公民之中的，对政府部门、政府官员的信任只有转化为切实的措施和制度方可发挥作用，从而扩充我们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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