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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二胡演奏是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一门艺术，它属于20世纪，自然也就属于现代！ ――作者
由于20世纪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诸领域演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常常将它视为从传统“转接”到现代的“分水岭”。从这个时间坐标出发，考察这一百年间学术、文艺所取得的业绩，则更可以寻觅到这一历史性“转接”中的许多“现代”印记。在音乐领域，印记最鲜明者，当属民族乐器及其演奏艺术，而在民族器乐中，二胡艺术堪称代表。无论是创作、表演、教育传承、乐器改革、学术研究、社会维护，其现代精神，几乎随处可见。由此也与自身的传统状貌，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
二胡艺术的现代精神从何而来？其“现代性”呈现出哪些特征？对于仍然处于当代语境之中并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器乐艺术而言它具有哪些启示意义？这都是二胡界乃至民族音乐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下是作者本人的一些思考。
一
所谓“现代精神”，是一个涵盖广大且又复杂的概念，是在建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形成并凸显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人们一般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与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分界。有时，为了张扬新思想和现代精神，常常对旧思想和传统精神采取“革命”姿态或“批判”手段，但在实质上，现代精神的构建不可能以丢弃、否定传统精神为前提，而必须在吸收其精粹并赋予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来彰显自己。这也是五四后各种人文新学、各类文艺新作所蕴含的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
当然，现代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经历过三次内战、抗日民族战争及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出现，每个历史阶段所彰显出的现代精神均有不同的内容。凡此，必然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人文学术的研究。
二胡艺术的“现代”之旅，恰好也始于这个年代。
最初踏上这个“现代”之旅的行者，就是杰出的现代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在那个虽备尝艰辛但又富有进取的年代，在被时人认为“最没长进的学问”①的音乐领域，刘天华如取火者那样，把现代人文精神引入二胡创作、演奏和教学中。首先如创作，他用了十余年（1915―1932）写出名垂青史的“十大名曲”和一套“练习曲”；次之如演奏，通过两个弦种（Do―Sol；Sol―Re）、多个把位、多种左右手技巧，把“伴奏的二胡”变为现代音乐会上的“独奏二胡”；再次如教育传承，在萧友梅的支持下，他以极大的魄力把所谓“叫花子”演奏的二胡列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一门专业，并先后培养出蒋风之、储师竹、刘北茂、陈振铎等整整一代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与传统二胡艺术相比，无论哪一点，都闪现着一个“新”，创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乐风。当时，以刘天华为代表的国乐界，将此种做法称为“改进”。他们的基本追求是：“一国的文化”“必须一方面采取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到‘进步’两个字。”这里所谓“新路”“进步”，实质上就是五四时代的新文化精神。尤其是他的二胡创作，就其整体的价值而言，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领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民间文学如北大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等人发起的“歌谣”采集运动，十余年间收集民谣万余首（1918―1936）及其代表性著述《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1924，1926）②，民俗学如顾颉刚的《妙峰山》（1928）③，人类学如林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考察报告（1929）④，考古学如李济、梁思永等在安阳对殷墟进行的科学发掘（1928）⑤，它们的学术领域不同，但都是在新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在本学科开展研究的新成果，堪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里程碑。在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当口，这些新学、新作，有如空谷足音，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平添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刘天华的二胡创作不仅在时间上与它们契合，更在人文精神上与它们取向一致。无论是抑郁、凄然的《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还是愉悦、怡情的《良宵》、《月夜》、《烛影摇红》、《闲居吟》、《空山鸟语》乃至昂然、奋进的《光明行》，无一作不无新意，无一作不是某一新观念、新技艺的探索和尝试，无一作不是为了给二胡“打出一条新路”。而所有这些成功的实践，皆因为它用崭新的音乐语汇回应了那个大时代的呼唤，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精神。
也许有人会问，刘天华在其二胡作品中融入现代精神比较好理解，但阿炳呢？他的作品中的现代精神表现在哪里呢？
是的，依据阿炳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始终把他看成是与刘天华很不相同但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皆可比肩而立的杰出民间音乐家。但具有民间音乐风骨并不等于缺乏现代精神。特别是不朽的、可以彪炳史册的《二泉映月》，其揭示苦难人生的深刻性，其作为独奏音乐的完美性，其演奏技艺的精绝，其音乐境界的高洁，同样把二胡的表现力推到一个时代的巅峰。自1950年代被发现至今，他的音乐超越了地区、国家、时代，广泛地受到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群的喜爱。要是没有现代精神作为底蕴，怎么会有如此长久的审美认同呢？所以，我们说，阿炳的二胡艺术，同样以它特有的表现手段揭示了二胡的现代精神。虽然他的作品晚于刘天华面世，但我们仍然承认他是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者，与刘天华一起，成为二胡开创阶段的并峙双峰，永远为人们敬仰。
总之，刘天华、阿炳作为现代二胡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杰出代表，各自从不同的背景出发，以全新的观念、技法、语汇创作出第一批二胡艺术经典，起点之高，不仅超越了以往一千年的历史，也为此后的繁盛打出一片新天地。这应是20世纪二胡艺术之大幸！
二
是的，刘天华、阿炳所奠定的这个“高起点”，不仅融贯着充满创造力的现代精神，也为二胡艺术在新的社会环境里纵横捭阖开辟出一个“大格局”。
1950年代，在第二代二胡艺术家的培育、影响下，二胡作为一个专业、一门演奏艺术，遍布于全国各地。几乎每一所音乐院、音专，每一个表演团体，都可以见到这件乐器的身影，人数之众，队伍之大，远非前一个历史时期可比。一方面，大家以二位宗师的作品为根基进行教学、演奏，同时发扬蹈厉，开展了持续十几年的新一轮的创作活动。十余年间，二胡新作数以百计，而且题材内容的全面开掘、技艺风格的大胆探索，为民族器乐界再开一代新风。《山村变了样》（曾加庆）、《赶集》（曾加庆编曲）、《湘江乐》（时乐鳎、《金珠玛米赞》（王竹林）、《江河水》（东北民间乐曲，黄海怀编曲）、《赛马》（黄海怀曲，沈利群编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赵震霄、鲁日融）、《迷胡调》（鲁日融）、《田野小曲》（王乙）、《河南小曲》（刘明源）等，各类风俗性小品，不一而足。真可谓：地不分南北东西，调不拘汉蒙藏彝，凡适于二胡表达者，皆入于乐。鉴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又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而任何新时代总会强烈呼唤表现时代精神的新作。二胡艺术界在这一时期的作为，同样是与时俱进、应时而行，持续不断地保持了自己的创造活力。
最终，水到而渠成，在1950、1956年代交接之际，二胡领域出现了两部新作――《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站在现代二胡历史的立场上看，二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谓“划时代”者，一是因为作者刘文金是第一位介入二胡创作的专业作曲家；二是这两首新作思维之新、体裁之新、结构之新、语言之新、技法之新，皆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代二胡艺术的一次历史性超越。它以作品本身证明，二胡还可以有更多更大的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空间。而支撑作曲家进行这样全面探索的，则仍然是《豫》《三》二作所蕴含的那种鲜明而充溢的现代精神。
有了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优秀曲目的积累以及在演绎这些作品中形成的表演经验，加上四十多年教育传承实践，1963年春天，借第五届“上海之春”举办之际，举行了首届二胡、琵琶全国比赛。此次赛事不仅是对1920年代以来二胡作为高等音乐院校的一门专业和新的独奏艺术的全面检阅，更对此后数十年间二胡艺术的创作、表演、教学、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赛的直接结果是发现人才，推出新作，提供最直接的交流平台。但同时也给人们以新的启示：要使二胡艺术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同时顾及两个方面。其一，要让创作、表演、教学、研究形成互动互促的良性机制，而不能单打一，更不能视技艺为唯一而忽视其他。特别是创作，应该让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关注本领域，从刘天华、阿炳到刘文金，都一再证明，成功的创作是推进一门器乐艺术的“第一动力”，一首经典曲目甚至可以改变一件乐器的命运。其二，演奏艺术要持续提升，必须通过行内的共同努力，为本门艺术构建出一个有历史包容性的、内在潜力的大格局。如前文所述，刘天华所谓“打出一条新路”的主张，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些思想。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一人而“三任”，既创作，又表演，也教学，更重要的是，他以二胡为“主业”，同时又办杂志，搞研究，采集整理民间戏曲、锣鼓和吹打乐，参与乐器改革，寻找古乐古谱等，表面看与二胡无关，实际上都围绕着二胡，以当时环境条件看，他所作所为，已是一个二胡音乐发展的“大格局”了。因此，对于1963年的全国二胡、琵琶比赛，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它告诉我们，这样的全国大赛，是扩展二胡艺术发展空间的重要之举，也是为这门艺术构建“大格局”的历史性的一步！1980年代以来二胡艺术所以出现了那样宏阔热闹的新局面，原因很多，但多种规模、多种主题、不同范围的比赛、展演、讨论、纪念活动，应该是关键因素之一。颇有意味的是，与古琴、琵琶、筝、笛、鼓等源远流长的乐器相比，二胡是小字辈，但它后来居上，在现代民族器乐舞台上担任了一个公认的主角，凭的什么呢？我的答复是，参与其事的几代二胡艺术家从来都没忘记，这件乐器要进步，必须与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保持最亲近的关系，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表现他们的精神境界。哪一天疏远了，淡忘了，这门艺术也就萎缩凋敝了。二胡如此，其他艺术形式也一样！
三
1980年代开始施行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国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壮举。二胡艺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同样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大批多乐章或单乐章大篇幅的新作与听众见面，协奏曲、叙事曲、交响曲、随想曲、狂想曲等体裁，成为二胡音乐创作的主要潮流。伴随着这种倾向，这些新作有两大特征，一是“大”：篇幅大，主题含量大，气势大，归纳为一，即作品中的历史、社会内容、音乐气度都趋向于“大”；二是“新”：受西方20世纪以来一系列作曲技法、观念的影响，这些作品在调性选择、主题提炼及结构布局方面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从而与此前二胡创作的传统语汇发生了某种“裂变”，为二胡艺术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语境。
曾记得，五六十年代，在胡琴家族中，仅有一首中胡协奏曲《苏武》（刘洙），但从1979年以来，却涌现出数十部大中型二胡新作：《新婚别》（张晓峰、朱晓谷）、《红梅随想曲》（吴厚元）、《兰花花叙事曲》（关铭）、《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⑥、《第一二胡协奏曲》（关忠）⑦、《荒漠暮色》、《悲歌》（杨立青）、《莫愁女幻想曲》（何占豪）、《枫桥夜泊》（崔新、朱昌耀）、《春江水暖》（金复载）、《第一二胡协奏曲》（郑冰）⑧、《离骚》（姚盛昌、林聪）、《红楼随想》（王文训、蒋才如）、《秋韵》（刘文金）、《贵妃情》（台湾，卢亮辉）、《祝福》（朱晓谷）、《西秦王爷》（台湾，陆耘）等等，当然还有此番“大中型二胡创作热潮”的杰出代表――“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刘文金，1980）⑨。
刘文金自写完《豫》《三》二作后，一下沉寂了十余年。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二胡创作，而是在为新的力作进行全面的准备。果然，《长城随想》“横空出世”，加上闵慧芬的精湛演绎，赢得了从二胡界到整个音乐界的众口齐赞之誉。原因何在？在于该作以二胡作品史上从未见过的四个乐章的宏大篇幅，厚重的历史容量，强烈的现代人文气息，丰富而新颖的音乐语汇，咏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198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的节点上，在中国人民经历了“”苦难，思想精神被摧残到极度之际，作者以这样的音乐抚慰、激励大众的情绪，彰显民族气节，实在是躬逢其时！二胡艺术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现代精神，《长城》堪称典范。它的另一历史贡献，就是因此而引领出一个大中型二胡作品的创作热潮，也成为1980年代至今二胡艺术也是民族器乐创作的一大景观。
1980年代中期，受到名噪一时的“新潮音乐”的影响，二胡领域也涌现出一批体现这一新观念、新技法的作品，先后有《火祭》（谭盾）、《野草》（郭文景）、《梦四则》（何训田）、《八阙》（唐建平）、《敦煌古谱》（黄安伦）等。它们所蕴含的现代精神更是不言而喻的。
也就在这个期间，另一个年轻的作曲家王建民开始了他二胡“狂想曲系列”创作。这一系列始于1980年代中期，至2009年交出并演奏《第四二胡狂想曲》，前后绵延二十余年。从演奏技艺而言，一部比一部难，一部比一部“绝”；从创作观念看，则始终如一、坚定不变，即每一部作品都抓住中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音调现象中的某些元素，再作多种手法的变化、展衍、渲染。在特定语义风格与高难度技艺的结合中，一方面保持某种风格色彩的贯穿性，一方面追求技巧的繁复变化，在“狂”字上尽可能把音乐“做”足。在他的四部“狂想曲”中，听众对于这些音调元素，常常可“感”而无法“寻”。这也许正是作者基本的创作诉求，他就是要摆脱以往大量二胡曲中依托于某地某民族音乐主题的那种传统创作方法，而为自己开辟另一条带有试验性的新路，从而实现自己认定的创作理念。四部作品、二十余年锲而不舍的实践，二胡界对王氏“狂想曲系列”的肯定，特别是青年一代演奏家们的拥戴和欢迎，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思考。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一至四“狂”的成功已为二胡艺术探索出一条新路径。给二胡未来的多元化道路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验，也为二胡艺术与现代精神在更深的层面相互结合上以有益的启示。
总之，一个以《长城》为代表的大中型作品“热潮”，一个“狂想曲”系列，给新时期的二胡创作注入了更加充沛的生命力量，也把它推向本领域的又一个高峰。闪烁在这个高峰之上的，仍然是自1920年代就被刘天华点燃的现代精神之火。而
让这一精神之火久燃不息者，则是二胡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的创造性劳动。
四
纵观当代二胡艺术的发展态势，有如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自20世纪初起，无论处什么社会环境下，无论它自身遭遇到何种境况，它总是朝气蓬勃，充满了活力。这种活力皆来自这一领域的不同岗位，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以及乐器制造改进者，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偌大的“二胡之家”。数十年来，他们一方面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同时又在民族器乐界发挥了“领头”作用。也正是凭靠这种活力，二胡始终活跃在
现代中国的音乐舞台上，成就了自己的煌煌历程。⑩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说，二胡艺术的这个不平凡的历程，皆源于几代二胡艺术家们敏锐的现代意识。有了人的
现代意识，也就有了艺术中的现代精神！
①刘天华等《国乐改进社的缘起》，“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
年8月。
②两文分别发表于《歌谣周刊》第六十九号和《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作者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千多年间有关这个民间故事、歌谣的历史文献，歌谣界盛赞它们是“用第一等史家的研究
这个故事”的典范之作（刘半农）。
③该文为北京“妙峰山庙会”的考察报告，后被民俗学界尊为中国
民俗学的奠基之作。
④此一时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人类学家林纯声、商承祖先于1929年赴松花江赫哲族聚居区考察，后于1933年赴湘西苗族聚居区考察，两度考察报告后皆被人类学界尊为早期中国
人类学的代表作。
⑤这次发掘被认为是中国学者在本土进行的现代“科学考
古”的发端。
⑥该作写于1988年，此后，作者于1998、2003、2009年又创作出
第二、三、四“二胡狂想曲”。
⑦该作写于1986―1987年间，2003年和2009年作者陆续写出第
二、第三两部协奏曲。
⑧该作写于1986年，此后，作者又于1989、1990、1991、2006年接
连完成第二、三、四、五部二胡协奏曲。
⑨除《长城》外，刘文金在1980年至今二十余年间创作了《秋韵》（1989）、《如来梦》（组曲，共八首）、《雪山魂塑》（2007）等大中型
二胡作品。
⑩二胡界的活跃有目共睹，如早期的全国教材会议，1963年的全国比赛，1980年代以来许多次不同规模的纪念刘天华、阿炳学术研讨会，难以计数的各种比赛、专题创作会议，大量教材的出版，各校教师频繁的教学交流，二胡硕士们高水平的音乐会，包括刚刚出版的《华乐大典・二胡卷》，正在筹划的徐州“二胡主题公园”以及这次“论坛”，都成为这个“煌煌”大业的组成部分，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二胡界同好的齐心协力和全身心投入。无此投入，则无此活力，无此活力，则无今日二胡艺术的“大格局”。没有“大格局”，就缺乏一项事业应该有的发展空间。作者本人诚恳希望二胡界珍视这个
来之不易的“大格局”。
“凿空”这个词，来自中国史书《史记》的张骞传记。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辛，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了中亚，也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准备了认知基础。介于他的首创之功，史书为之创造了“凿空”这个专用词语。
对于中国的佛教艺术研究来说，近百年来的涉及古印度佛教艺术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依赖于欧美学者和近邻日本的文献资料，很少有机会亲历古印度进行全面的学术考察，并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中印之间的佛教艺术交流方面，对佛像在古印度的起源、演变和消散的了解，缺少对源头的切身体验。
从海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除了依赖于考古发掘和相关文献之外，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文物和典籍对重构佛教早期艺术史的重大意义。是凡这些，不能不说与中国近现代的国力盛衰有关，但也不能不与中国学者的努力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各种条件渐次具备，中国学者终于迎来了深入古印度内部并介入古印度佛教艺术研究的机会。虽然难以断言是绝对的第一次，但就考察的系统性、团队成员的学术经历、考察的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来看，还是不能不与史籍中的“凿空之旅”联系起来。
当年，张骞在大夏见到了来自四川的蜀布和筇竹杖，不禁仰天长叹，感慨良多。现在，中国学者跨出国门的海外研究，其意义，不完全在于学术成果，更表现为引领风气之先。毕竟，比起张骞以及后来的法显、玄奘，我们要幸运得多。
“古印度佛教艺术考察团”的阮荣春教授是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委员，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东洋美术史的博士学位，其著作《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南传系统》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影响很大。考察团成员严建强为浙江大学文博系主任，胡大林为浙江它山石刻博物馆馆长，达舒为《焦点》杂志总编，张同标、赵玲、刘慧、阮立等均为致力于佛教艺术研究的博士，对中印佛教艺术及中印文化交流已有丰厚的学术积累。随行的央视影视编导等媒体人士郭峰、俞因等，也都是对佛教艺术有着深厚兴趣并为佛教艺术报道推介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
考察团一行12人首先考察了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这是亚洲最古老的博物馆)以及博帕尔、勒克瑙、巴特纳、马图拉、斋普尔等地的博物馆；礼拜了佛陀悟道道地菩提伽耶、初传地萨尔那特(旧译鹿野苑)、涅之地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考察了那烂陀古寺(玄奘在此留学)、王舍城、灵鹫山、吠舍离、舍卫城、祗园精舍等佛教遗址；在鹿野苑听到了呦呦鹿鸣，在圣洁的恒河里洗涤了俗世的尘埃；考察了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哈拉帕文化的古老雕塑、阿育王狮子柱头和法敕、巴尔胡特与桑奇和阿玛拉瓦提率堵坡，迦腻色伽造像，马图拉佛像和笈多艺术；顺道参观了卡久拉霍古庙群、泰姬陵、阿格拉红堡、库特卜高塔和斋普尔风宫殿等热点景观。
现在的印度，基本上是全民所有的，我们也在村头巷尾看到了虔诚的各类宗教信徒。在当地信徒的理解中，佛教与锡克教是印度教的分支，释迦牟尼是印度教创造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但是，佛教在古印度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可以亳不夸张地说，佛教取得了亚洲文化心灵三分天下的显赫地位。
佛祖释迦牟尼生前兢兢业业地传教了40年，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摩揭陀故国，许多佛教圣迹在今日印度的比哈尔邦及其邻邦地区。佛陀生前的传教的更接近于一种学术流派而不太像是宗教，其核心内容是四谛和八正道，教人客观地认识世界并寻求自我解脱，强调理智的价值，明确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在佛陀入灭之后的500年之间，一直没有产生佛像，而是使用与佛陀与佛法相关的菩提树、、宝座、伞盖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即始终不肯把佛陀表现为人的形象。这在巴尔胡特与桑奇大塔中有明显的反映，在这两座大塔描述的尼连禅河奇迹、六牙白象本生、祗园精舍布施、梵天劝请等情节的画面中，佛陀始终没有出席，而在巴尔胡特的浮雕却有铭文明确指示画面中是应该有佛陀出席的。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了南印度3世纪前后的阿玛拉瓦提大塔浮塔之中，以后就不再出现了。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古印度出现了最初的佛像。一般认为，马图拉和犍陀罗，率先开始了佛像的制作。前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南约45公里，后者以白沙瓦为中心，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邻近的阿富汗地区。前者制作的古老的佛像，类似于古印度常见的药叉像，直立，身形魁伟，面带微笑，热情开朗，身穿薄衣，袒露右肩；后者的佛像类似于希腊罗马神殿中的神像，神情肃穆内敛，身穿厚厚的包裹两肩的长衣。在犍陀罗佛像中，大概是古希腊或罗马的后裔，使用了雕造阿波罗的技艺，来塑造佛像的，又有些古印度土著信仰和习惯的痕迹；而在马图拉地区，纯粹是炽热阳光下的印度风情，一点也见不到地中海沿岸的浪涛帆影。前者一望可知是印度人，后者一望可知是侨居于此的西方白种人。
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犍陀罗是西方文化在东方世界的荣耀，主张佛像是在犍陀罗最先出现的，但是，直到现在，这一意见还有种种争议，主张马图拉最先出现佛像的看法，似乎越来越得到认同。特别是近年来在四川发现的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以及四川彭山汉墓发现的摇钱树座佛像，是古印度域外发现的最早作品。这两年佛像带有较多的马图拉风格，由此反推古印度，可以相信，至少是在公元1世纪，古印度已出现了较多的佛像，由此形成的佛像崇拜的普遍风气，奇迹般的来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巴蜀大地。我们在萨尔那特看到的伽腻色迦3年的高达2米多的立佛，无疑是当时的信徒借用了药叉的形象来表现他们心目中的佛祖形象的。我们在印度考察中，明显感受到马图拉佛像普遍印度，而犍陀罗似乎仅仅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一种地方风格，这种风格似乎与印度的佛教徒之间颇有隔膜。
古印度的思想极为深邃而又灵动，整个东方世界都被古印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与文治相比，武功却远有不逮，屡屡遭到来自西北的侵扰，少有安宁之日，笈多王朝可能是印度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大一统之一，强盛之时，除了印度半岛的南端，其他直至西北的犍陀罗，广袤的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都归入笈多帝国的版图。这时的犍陀罗基本丧失了创作热情，而马图拉的雕造作坊，斧凿之声依旧日夜不断，往日洋溢在佛像嘴角唇边的热情，逐渐转向了内在的
宁静暝想，佛衣襞摺更多地成了美化佛陀相好的装饰，超越肉体的精神之美，至今仍然令礼拜者沉缅于佛国的圣洁。与马图拉并列的另一个造像中心鹿野苑，也在笈多时代迅速成熟起来，与马图拉最大的区别是佛衣的刻画，若不是手腕和脚裸处的几线浅浅的衣纹，几乎与耆那教的天衣派造像一般无二。虽有衣纹表现的差异，但毕竟无碍佛国圣洁。在精神气度方面，马图拉与鹿野苑，共同寓示着笈多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度。
在文化艺术之外，连结着中国与西欧的丝绸之路空前畅达，佛像艺术在这条国际大通道上，伴着驼铃月影迅速传入中国的都市通衢和村头巷尾，金碧辉煌的伽蓝招提，与工程浩大的石窟造像，争奇斗艳，盛极一时。丝路沿线的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至今仍然是国人引以为豪不朽的骄傲。
中国高僧法显目睹了笈多王朝的强盛，另一位高僧玄奘(602－664)的出身之时正值笈多王朝倾覆，他则任凭自身的佛学造诣，成为了印度佛学的鼎峰。他在曲女城(根瑙季)的无遮大会上，不战而屈全印度的高僧大德。玄奘留学的那烂陀大寺，不仅是当时古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也是密宗造像的重镇。当时印度的佛学固然发达，但君臣相尚的却多属印度教。印度教脱胎于古老的婆罗门教，大量吸纳印度土著信仰，迅速地发展起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等三大主神的造像，供奉他们的神庙，也迅速繁盛起来。
释迦牟尼成了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屈居人下，比起当年梵天与因陀罗左右胁侍的风光来，真的叫人不胜感慨。佛教似乎也自觉回应了印度教艺术的浩大声威，迅速密教化，与印度教艺术混同起来，出现了多头多臂像、宝冠佛像、灵兽座佛像和曼陀罗等等，妖娆的度母与愤怒的金刚，更是恍如刚刚从印度教神庙闲逛到这里的匆匆访客。佛教的密宗化，意味着自身的宗教体系开始瓦解，造像也渐渐丧失了佛教的外延与内涵，佛教义理和造像艺术都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终于在穆斯林的剑与火之中偃旗息鼓，自此罕有闻人，也未见精美的造像，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基本丧失了。玄奘在印度的无上荣耀，似乎象征了中国的佛教开始超越了古印度，他回到大雁塔的译经与传教也及身而止，似乎不能用曲高和寡来吱唔搪塞。相反，与玄奘同时的慧能开创了禅宗的顿悟一派，传派中虽有烧经毁像之举，却逐步汇入了佛教文化的主流。而玄奘转述自古印度的法相宗，却如一现即止的昙花。
我们考察了印度的重要博物馆，重走了佛陀当年的教化之路。释迦当年活动的摩揭陀古国，大部分在比哈尔邦及相邻的乌他邦，巴特纳与瓦拉纳西，现在仍是当地的重要都市，瓦拉纳西的恒河伽特(专用于教徒洗沐的码头)，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的圣洁之地。而这神圣的恒河，却是天上银河经湿婆头发的缓冲，才如此驯服在滋润着北印度的干燥土地的。
就我们所见的造像来看，摩揭陀故国出土的造像，明显比其他地区要频繁得多，名不见经传的拘尸那罗佛教博物馆收藏的佛像，足以让我们为之动容，肃然起敬。雕造时代也要早得多，身材高大的巴利立佛(鹿野苑博物馆)、精致绝伦的禅定坐佛(马图拉博物馆)、以湿衣出名的笈多之佛(总统府藏)，见证了佛教造像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熠熠神采。在来自中国的学者来看，激动之余，不免有种久违的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而不像参观卡久拉霍那样浓郁的异域风情。佛教造像，启迪了中国无数的僧侣和艺匠，是中国造像的源头。
说到古印度佛像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启发，启发的意义远远胜过作为样本的垂范作用。就我们对古印度的整体，立佛和坐佛似乎占据了绝大部分，菩萨则要少得多。比如，中国人熟悉的观世音菩萨，虽然博物馆的展牌明示，而像容却与中国相差甚远，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特征似乎也不甚完善，至于中国人同样熟知的阿弥陀佛或文殊、地藏之属，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在我们近20天的考察，却无缘膜拜。来到了西天佛国，却无由礼拜，莫非真的是佛缘太浅了吗?虽有困惑，却不能不承认古印度造像体系的单调。――相比起中国的瑰丽多彩，相比起古印度的印度教造像的灵幻奇异，我们不能不承认古印度的佛理深邃与造像单调之间的巨大反差。
古印度造像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是启发。应该承认，是中国的艺人创造了谱系庞大的十方佛陀、菩萨眷属、明王力士，甚至是西方净土变之类的经变画。在源流与创造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必须心悦诚服地认可古印度是中国的源头，另一方面也更加自豪地敬仰中国古人的伟大创造。比起来自古印度的“源流”，中国的佛像世界，更多得力于中国人自身的“创造”。
宏观鸟瞰中印的佛像艺术，我们发现，古印度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历程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中国汉晋之际的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南方传播系统。首先是兴起的巴蜀盆地的摇钱树佛像，最早的是已经提到的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摇钱树作为一种信仰和礼拜的对象，大约也是来自古印度的，我们在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摩挲过，这是古印度圣树崇拜的一种，古印度人相信，居住于树林的财富之神俱毗罗、金巴德等，能源源不断地产生财富，就像树叶那样始终繁茂。
是古印度的摇钱树让巴蜀人顺便接受了佛教，还是佛教能像摇钱一样带来财富，或是其他信仰方面的动因，无论如何，佛像艺术至迟在东汉中期在中国安家落户了。顺着长江向东，佛像的年代越来越晚，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并在江浙境内向北传到齐鲁，向东跨越大海来到日本。这一体系，是阮荣春教授在20年前的发现，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整体看来，这一体系的佛像与丧葬的关系更加密切，虽偶有独立的单尊造像，却不能不承认当时对佛教义理的隔膜。但是，此时适逢古印度贵霜王朝的盛朝，著名的弘教法王迦腻色伽在公元84年或公元144年登上皇位，在他的治理下，贵霜王朝达全盛，佛教借助于国力传到了中国。随着贵霜的衰微混乱，中国的佛教造像也随之冷寂下来，再一次的中国佛教造像浪潮是在笈多王朝的影响之下掀起的。
第二次浪潮是中国南方造像初传体系冷寂之后，在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翻过大雪山，攀过悬崖峭壁，从新疆西部的喀什，到山西的云冈、河南的龙门，留下了10余座大型的石窟和难以量数的大大小小的佛教造像。就石窟而言，印度有阿旃陀，阿富汗有巴米扬，总体来看，并不甚发达，但如星星火种，在华夏大地上燃起了满天的光焰，很显然，创造胜于源流。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恰逢古印度的笈多王朝，在马图拉和鹿野苑分别形成的佛像，被统称为笈多风格。
笈多风格之下的犍陀罗基本上出于停滞状态，日益被笈多风格所替代，著名的巴米扬显然是笈多风格的影响所致。依托了强盛的国家实力、日益通畅的丝绸之路，作为强势文化代表的佛像艺术再次辐射而来华夏大地。在域外文化的强势辐射下，中国文化显示了同样气度的包融能力和发强刚毅的创造能力。可以比较克孜尔与龙门，克孜尔尚存域外双像、男女拥抱
的密荼那造像、丰乳扬眉的女性妖娆，到了敦煌，基本上成了汉家衣冠的大家闺秀，再往东到了敦煌，更增添了几分南朝名士的清玄，形而上的名士思致远胜于单纯的形体塑造。
从云冈到龙门，我们同样发现拓跋王族的马背雄风，被武则天助造的毗卢遮那佛所代替，从内在胸臆渗透出来的泱泱而静穆穆的淡淡从容，远非只识弯弓射大雕之辈可以比拟。即使远在山东青州，我们居然在远在印度南端克里希那河口的阿玛拉瓦提中找到了原型。但是，在风雨和梵音、伽蓝与宫阁竞相争辉的年代，亦步亦趋与古印度笈多风格的“曹衣出水”远远不敌“吴带当风”的魅力，甚至于有人怀疑“曹衣出水”的历史真实性。随着笈多王朝的衰败，中国佛像艺术中的域外因素日渐寡淡，不仅远赴天竺求经的壮举不再出现，而且还出现了宫娃为模特而不是以印度为范本的水月观音。自唐代开始，中国汉文化区域开始了自我的创造之路，但佛像艺术的盛况也一去不再回复了。
第三次浪潮是印度佛教密宗在中国雪域青藏的传播。青藏的佛教，虽可追溯松赞干布同娶尼泊尔和唐朝两位公主的随嫁媵礼，但真正的兴盛时期却与穆斯林入侵印度有关。印度密教化时期，佛教也退居几个大的寺院，如唐僧玄奘所在的那烂陀寺，其他仅有超岩寺、飞行寺等少数大寺，而对穆斯林的剑与火，飞行寺整体迁居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因此得以进入大发展时期。
龙岗区都市农业考察团
（二年六月）
市第三次党代会及区有关会议提出我区要发展“三高”农业，建立都市农业基地，使农业在我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角色。为了借鉴其它大城市在发展都市农业方面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区都市农业的发展，6月7日至14日，我区由曹建良副区长带队，组织区农业局、各镇分管农业的领导及部分农业企业经理一行22人，赴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对当地农业特别是都市农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和学习。考察团与北京市农委、上海市农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各地发展都市农业的经验介绍，并重点对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北京锦绣大地、北京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8个现代都市农业的典型进行了实地考察。整个考察活动行程紧凑，内容丰富而生动，同志们一致认为收获很多，启发很大。
一、北京、上海、苏州都市农业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北京、上海、苏州是我国的发达城市，它们是我国的政治、金融、商贸、工业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事业均走在全国前列。在这次考察中，我们强烈感受到这些发达城市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来，他们顺应国际国内潮流，因地置宜致力于都市农业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先进的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把握机遇、科学规划、发展起点高
都市农业是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京沪等地认真分析研究都市农业如何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市场相吻合。他们根据自身优势，率先示范，构思和构建都市农业示范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以点带面，促进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的转化。
1、分析形势，把握机遇
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发展都市农业的优势就越大。苏州是中国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本地区的农村现代化建设一直是全国的样板，并对中国内地有极强的幅射作用。苏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地区，区域面积虽然占全国的1%，却拥有10%的人口，创造了22%的国内生产总值。长江三角洲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有1.2亿居民，城市人口已达0.5亿，1997年，90%以上的农民年收入超过了一万元，农业、旅游大市场极具潜力。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之发展商新加坡维信集团正是看巨大的市场潜力，于95年初提出对中国的农业领域进行开发，97年完成项目规划与一期建设工作，这与98年中国政府确立的跨世界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不谋而合。
2、精心选址，科学规划 以苏州为例：
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选址于名城苏州西郊的太湖之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带中心。经与农科院校的反复论证，确定它的主题是：汇集现代农村科技，展示未来自然田园。进入未来农林大世界，可尽享太湖风光之秀美，更能强烈感受到浦东开发区、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沪宁杭城市火爆的发展热潮。该大世界规划范围3000亩，目前进行了一期开发，占地800亩，是一个融生态景观和农业高科技展示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园林，且已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业科技观光、交流和展览基地之一。谈项目以农林科技为核心，通过一流项目的引进，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生产与发展模式，促使农业及农村现代化进程。众多有识之士在这里参与农林投资、市场研究、项目运作、科技开发、生产管理等，他们组成了未来农林大世界的知识和信息平台，为园内外农商拓展市场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由于未来农林大世界项目的领先和超前，科学规划和高起点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样板效应，建树了形象，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成为中国农林工作者，各级政府官员学习考察的热点。
（二）政府牵头，市场运作，投入手笔大
无论北京，还是上海、苏州，地方政府都把发展都市农业，作为今后发展的基本方向。他们充分运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办好农业示范区，在产业开发上起牵头、引导和扶持的作用，促进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转变。
1、 政府重视，政策支持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成立了以副区长冯维利为主任的北京市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管委会，负责起草制定示范园的总体发展规划和入园项目的立项、审批，及对重点项目提供管理、协调、服务工作。制定出《关于加快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对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农民致富拉动力强的精品农业、籽种农业、创汇农业、加工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在土地、融资担保、户口、税费、住房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与便利服务。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10平方公里，已建成亚洲最大的工厂化、自动化鲟鱼繁育场，肉用鸵鸟深加工产业基地和国家级林木种苗生产示范基地。
2、 市场运作，高效开放
此次考察的都市农业示范点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在管理模式上实现市场化运营、在投资体系上实现多元、开放、高效，在发展模式上主要类型有：一是政府办园、企业经营。如小汤山示范园，区、镇二级政府出资出地进行园区的基本建设、规划功能区域，入园企业可采用租赁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租赁年限可根据不同产业需要一般为30—50年，区内的土地由小汤山镇政府统一租赁后再分别租赁给入园企业，并由区政府发给集体土地使用证。二是组建股份制企业。如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公司是依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股份制企业，98年2月正式成立，主要发起人为北京市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等11家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本金为2.8亿元，总投资逾5亿元人民币。三是引进外资。如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注册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以土地投入占20%的股份，新加坡维信集团（WBL）出资7200万元人民币，占72%的股份，由于市场前景好，外商投资进一步增加。
（三）科技支撑、产业开发、设施程度高
我们所考察的示范区、定位较高，都体现出农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展示商口、是现代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是现代农业示范中心。作为一个企业，它不仅是一个产业项目，而且是一个农业的技术、信息、交易平台。
1、形成农业技术支撑体系：
一是密切与科研院校的合作与交流。如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江苏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上海农学院等一批名校院所，已在苏州农林大世界捷足先登；二是加强科技开发。如北京锦绣大地的技术目标对准美国的那斯达克系统，公司拥有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它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农牧业领域，并已形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农业工程、植物生理、动物营养及农业生态六大技术支撑；三是积极引进国内外农林高科技。如苏州农林大世界引进了61项国际、国内的高科技项目，其中成熟形成产业化的有如：素有“全球种苗技术先锋”盛誉的美国Speedlling公司、处于世界畜牧业领先水平的新西兰Exceel企业、台湾农支种植、瑞士大昌、知名的比利时维池麦公司等。
2、形成高科技农业产业项目群。
一是工厂化农业，将农业的栽培技术和工业设施标准化、工艺化的管理技术有效结合起来。通过规模，集约化生产来降低成本，达到可观的效益。如锦绣大地公司自行设计制造高度自动化的现代化蔬菜生产工厂，采用钢架结构及先进的覆盖材料PC板，配备悬挂式遮阴系统，天窗开启系统，湿帘和风机降温系统，将温度、湿度、光照、能量循环调整到适宜蔬菜生长的最佳环境，使蔬菜在可控制的规模下不受季节和环境限制，快速生产，蔬菜工厂里日日播种、天天收获。一年每亩土地生产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类的A级绿色蔬菜8—10万斤，效益是普遍农田的30—50倍。小汤山示范园的“北京瑞德鲟鱼开发中心”拥有一套集生物、电子、机械技术为一体的节能、节水全自动鱼苗、鱼种培育设备。设备根据鲟鱼的培育过程分为孵化系统和三个不同规格苗种培育系统，设施先进，填补了我国大型经济鱼养殖的空白，成为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分子农业，将生物技术成果与传统农业有机结合，使农业不仅为我们提供鲜活产品，同时还提供保健品。如锦绣大地公司与中科院遗传所合作，建立了优良食用菌种植工厂，采用经空间诱变选育得到优良菌株进行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目前，香茹、猴头茹、花菇等各种经过空间诱变选育的优良食用菌正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投放市场。 高投入带来高产出，经济效益明显，99年北京锦绣大地公司实现利润4100万元，每股分红0.18元，今年的形势经营者表示乐观。
（四）拓展功能、持续发展、都市特色浓
考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融生态景观和农业高科技展示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园林，其追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思路明显，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和谐统一的特点明显，生态、观光、休闲、体验、教育等都市特色浓郁。
1、旅游观光农业。
我们所考察的8个项目，均被当地旅游部门指定为主要旅游观光景点，源于都市居民的回归自然的要求和现代化农业的独特魅力。北京朝来农业园有5万平方米的休闲观景区，百果林、荷花塘、观赏池使人心胸开阔；垂钓、游船、坐小驴车使人其乐无穷；恬静的农家小院，美丽的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摇辘轳打水，推碾马磨面、种植、采摘品尝各种绿色蔬菜，使人尽享农家丰收的喜悦。园区自97年建成自社会开放以来，共接待中外宾客30万人次，实现经济总收入超千万元。锦绣大地拓展旅游空间，到园区观光旅游、不仅可以了解现代农业、揭开现代生物技术神秘的面纱，还能充分享受到都市的田园风光，体验返还大自然的乐趣。98年4月对外开放，至12月，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平均每天达500人以上，相关收入约700万元，今年预计可达1000万元，树立了“锦绣大地”的品牌形象。
3、以科技教育为导向，建成青少年教育基地。
无论苏州、上海，还是北京，在农业园区我们都看到一群群的少年儿童在这里流连。上海市农科院在6月1日举办“绿色家园”活动，和小朋友们一起栽玉米吃玉米讲玉米，把小朋友的生物课开在农科院。北京朝园艺场建成3600平方米的青少年科技活动实验园，通过实物和标本展示，使青少年开阔眼界，增长现代农业知识，了解农业发展史，突出知识性、启发性、趣味性和观赏性，对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该园还被朝阳区委、区政府指定为“爱国文化教育基地”。
二、龙岗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路
我区的农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景观形态等方面都日渐形成都市农业的特色。今后的发展，要认真借鉴其他城市都市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地加快形式多样的都市农业的开发。
（一）要认识到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增强现代农业意识，形成发展都市农业的氛围
都市农业是城市化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农业与城市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经济现象，已不同于乡村农业、城郊农业，而具有了新的特征、功能与形态。只有对此形成新的认识，增强了现代农业的新观念，才能提高发展都市农业的主动性。
1、要认识到都市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地区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随着城市和工业的过度扩张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对农业有了重新的认识，认为城市化地区也必须有农业存在，无农的城市是不完整的城市；另一方面，城市较为发达的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使都市农业的发展有了可能性。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融合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农业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现代生产要素与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条件来改变农业的发展方式。
2、要认识到都市农业是一种较高形态的农业经济现象，具有城乡融合的特征，是一个地方经济发达、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都市农业产生于农村城市化，既是现代化农村的一部分，也是大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城乡布局，模糊了城乡界线，使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渗透，农业、旅游两业交叉融合，同时使得原来的农民逐渐步入现代文明生活，城乡居民可以和谐共处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中，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都市与农村和谐的历史进程。
3、要认识到都市农业是多项功能互相融合的农业。
都市农业的功能必须服务于大城市和满足大市场需求，在生产和服务中获得效益。城市及市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决定了都市农业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它不仅要为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也要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旅游观光场所、文化科学教育基地等，是经济、社会、生态三种功能相统一的农业。
4、要认识到都市农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与土地节约相统一的农业。
随着都市农业区域地租的上升，在市场规律作用下，都市农业转向资本、科技密集和土地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农业生产方式高度企业化、规模化、科技化、设施化，逐渐实现了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并且经营效果上易达到“三高”的特点。
5、要认识到都市农业是高度市场化的农业。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旅游、观光、休闲功能的实现都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农产品在市场上实现大流通以及农业项目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是都市农业发展的动力和生命。是通过市场网络才把生产与需求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农业项目也通过市场实现它的旅游、观光、休闲等功能，因而都市农业是一种工业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农业。
6、要认识到都市农业具有多样性的形态。
这与其功能多样性一致，除传统的露地栽培、大田农业外，也有设施农业、景观农业、农业公园、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农业科技园、农业生态园等多种形态。这些形态既可以单独经营，也可以互相结合发展。它们都是都市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的直接体现，是都市农业多种功能的载体。
7、要认识到我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可行性和有利因素。
我区是深圳市重要的农业基地，具有发达便捷的交通条件，近年来围绕市场需求已逐渐形成以畜牧、水产、水果、蔬菜、花卉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设施农业面积不断增加，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发展都市农业有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景观设施等有利条件。
（二）把都市农业作为城市化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来抓，做好统一规划和指导，提高都市农业发展的起点
我区都市农业的建设刚刚起步，首先要对都市农业有一个总体的规划。规划要正确分析我区农业生产现状，研究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围绕我区农村城市化，建设深圳后花园的大目标，强化农业的经济功能，拓展生态功能、社会功能。规划要对都市农业在空间布局和发展时序上有一个总体安排，对都市农业的产业结构、景观形态、融资方式、科技支撑、经营体制等方面提出指导。规划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1、把都市农业放在城市化发展的总体中予以考虑。
都市农业已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内容，要按照我区城市总体发展的要求，结合城市空间布局，以点、线、环、面的网络格局，以高起点、新格局、多功能、富特色的区域定位、形态定位、目标定位，科学合理地规划都市农业的发展。通过规划强化城市生态用地、水源保护区、农业保护用地、蔬菜基地、休闲旅游农业用地和农业基础设施的保护与管理，减少土地开发征用所造成的农业资源的浪费。
2、立足于现有的农业生产设施和条件，根据各镇农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分区指导。
尤其应当注重农业景观的保护，突出地域农村特色，丰富区域农业文化内涵。根据有利发展的原则和各镇农业的现状，规划各镇不同的发展方向，选择不同的重点项目、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同时要按照主次有别、先后有序的原则进行规划。
3、规划要体现既增强经济功能，也不断拓展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思想。
都市农业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实现要和经济功能的实现结合起来，有些需要依托经济功能，都市农业必须以追求功能的完善和提高来求得发展，使农业的功能达到有机的统一。
4、规划要把都市农业的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
根据对目标市场的预测，分别选定农业项目的服务内容和形式。我区的观光、休闲农业大体接待三类顾客，一是外地短期来深游人，二是本市的团队，三是本市居民，包括一般收入水平居民和高收入居民。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项目，需要有不同的目标市场。不同景点其本市、外地游客的到访率是不同的。规划就要按照不同目标市场的特点来选择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相应的项目。
（三）形成投资多元化和企业经营为主的都市农业运行机制，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增强都市农业发展的动力
1、完善多元化投资体系。
都市农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都市农业不仅体现出经济效益，也体现出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其受益者除了农业企业、农户等农业生产经营者外，也有政府和社会。所以投资主体也必须多元化。要坚持和完善业已形成的“四轮齐转”的农业投资体系，做到多渠道、多方式、全方位、开放式投资都市农业。农业内部要不断进行资金积累，财政资金要增加投入，银行信贷资金要积极支持农业发展，也要加大利用区外资金的力度，鼓励和引导外资进入都市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同时要规范农业投融资主体的行为，政府投资要力争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探索都市农业建设和运作的多种形式。
根据我区农业用地规模、农业企业化程度、设施农业现状等情况，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设施农业园区。即规划出较大规模的用地发展设施农业，包括无土栽培蔬菜，大棚栽培花卉，工厂化菇类生产，花卉组培车间，观赏动物养殖等，以及农业的科研、开发、试验。从产业类型上讲，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一产业的，但都突出以设施化生产为主。 二是高科技农业生态园。是把设施生产和露地栽培相结合，养殖与种植相结合，生产与科研相结合，但着重于生产功能的一种都市农业形式。 三是度假农园、观光农园、森林公园等。强调以观赏农业景观或体验农业生产过程，体会回归自然乐趣为主。包括果园、水产养殖区、蔬菜生产基地、森林等都可开发成这类园区，既可以是单一产业的，也可以是多业综合经营的。 这几种形式从组织形式上讲，可以是政府建园——企业经营型的，即由政府完成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制定一定的进园标准，由企业投资经营农业项目；也可以是企业建园——经营一体型的，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经营都由企业负责，进园区的项目可以是引进多个企业的。
3、以企业化经营为主，政府各部门做好协调和服务。
都市农业的发展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政府在其中的行为只能是引导、协调和服务，即使是政府的投资，也应当纳入市场化的运作管理之中。都市农业也要实行以公司（企业）为主体，产—加—销—旅（业）一体化、种—养—加—体（验）一体化、贸—工—农—服（务）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可以在现有的农业公司（企业）中培育出不断把农业向观光、旅游方向拓展的龙头农旅公司，也可以组建新的农旅公司，担当都市农业发展的龙头。当然政府也要有明确的管理服务机构，做好协调、服务、管理工作，专门研究、规划和指导都市农业的发展。可以由农业、旅游、文化、工商等部门协同运作。
（四）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增加设施农业面积，进一步增强都市农业的经济功能
我区都市农业的发展仍要进一步增强经济功能，要继续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原则，以现有特色农副产品为基础，培壮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把发展设施农业与发展露地栽培结合起来，把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与改善品种质量结构结合起来，加快发展精品农业、苗种农业、创汇农业、食品农业等。
畜牧业要形成集约化、企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要调整畜禽养殖结构，压缩淘汰规模小、产量低的小型养殖场和成本高、肉质差的劣质品种，充分发挥康达尔公司在畜牧业生产上的龙头示范作用，积极发展规模化、现代化的大型畜禽企业和杂交型、节粮型的优良新品种，在目前50%良种化率的基础上，加快良种化进程。鼓励发展名优和高效生态养殖业，发展跨地域的畜禽业，形成畜禽良种基地。 水产业要继续扩张，尽快形成工厂化、多元化的养殖模式。继续发展池养、箱养、吊养、护养多种养殖模式。发挥南澳海珍品养殖公司的龙头作用，增强区水产研究所的开发、示范作用，引进优良新品种和珍稀品种，优化品种结构。扩大工厂化养鲍、工厂化养鱼的规模。
水果业要以优质的龙眼、荔枝为主，同时积极引进适合本地栽植的热带水果新品种。要加强果园的科学管护，改善果实品质，提高产量和效益。 蔬菜生产要重点加快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建立无公害蔬菜检测制度，扩大蔬菜设施栽培面积，提高蔬菜品种的档次和质量，适量发展以观赏为主的盆栽蔬菜。
花卉业要逐渐扩大规模，新建几个花卉场，并要面向市场不断调整品种结构，重点要进行设施花卉场的建设，引进培育高档花卉，提高花卉业的水平，尽快把花卉业培育成我区农业新的增长点。
畜牧、水产、水果、蔬菜、花卉等产业的发展，都要实行品牌经营，这是农业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品牌，提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创出几个名牌产品。
（五）加快旅游农业、生态农业的建设步伐，延伸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
我区都市农业的发展，应该越来越重视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实现和发挥。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实现具体以观光农园、森林公园、农业公园、市民农园、教育农场、度假农舍、自然休养村等形态作为承载体。这些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观赏农业景观为主的观光型农业，如观光农园、农业公园、森林公园等；另一类是以参与农业活动为主的体验型农业，如市民农园、教育农场、农产品采摘节等；还有一类是以休闲娱乐为主的休闲型农业，如度假农舍、自然休养村等。观光、体验、休闲农业的发展，有以下的基本思路：
1、完善配套设施。
在生产设施、农田、园区等的基础上，根据确定的发展目标，来完善配套设施，如展览厅、录相厅、会议室、餐饮厅、住宿房、观光车、娱乐室、标志牌、说明牌。
2、实行点——线串珠状开发。
把农业景观建设与旅游业、山地绿化、城市绿化、园林建设、海上游艇等结合起来，扩大经营领域，延伸服务链条。各镇都要选择适合作为观光、体验、休闲农业开发的项目，抓紧开发和建设。如布吉镇的三联果场、石牙山森林公园，横岗镇的神仙岭生态农庄，平湖镇的甘坑果场，龙岗镇的回龙埔鸵鸟场、八仙岭森林公园、五联村生态公园，坪地镇的梅花鹿场，坪山镇的马峦山保护区、碧岭生态村，坑梓镇的尖峰岭森林公园、金沙农业高科技园，葵涌镇的田头山森林公园，大鹏镇的新穗宝鲍鱼养殖场，南澳镇的七娘山保护区和滨海养殖基地等。近期要重点抓好碧岭生态村、金沙农业高科技园的观光、休闲配套设施的完善；加快南澳滨海养殖基地、龙岗回龙埔鸵鸟养殖场、坪地梅花鹿场的观光设施的配套，尽快增强特色农业的吸引力；加紧开发建设横岗神仙岭生态农庄；着手建设坑梓尖峰岭、龙岗八仙岭、布吉石牙山三个森林公园。
3、开发龙岗农业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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