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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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融合,面临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强。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在发展壮大金融产业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关系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首先介绍了金融风险的概念以及特点,然后分析了目前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最后,针对现存的一些问题,指出防范和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对策。
一、金融风险的现状
1.呆坏账水平高。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过多地强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不良贷款蕴涵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
2.信贷投放过快。应该看到,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仍然高涨。因为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从贷款的结构来看,投资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比重仍较大。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3.流动性问题。当前,长期的流动性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等。这是一种不太合理的金融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4.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信贷一向被看做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5]。当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往不足30%,发展商“出地”、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房贷、车贷等项目贷款条件放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房地产二级市场不活跃,房产预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预期价格水平上涨,收入预期不合理,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聚。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信用体制不健全。2002年,中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遗留的一些特性,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继2003年银行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职称论文
6.金融风险意识欠缺。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我们没有巴林银行教训,没有日本兴业银行的遗憾,更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于是社会各业中,对金融风险的危机意识很是淡漠,如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资,高息吸储的现象不断出现,甚至还存在着抵押房产,贷款炒股,置风险于不顾,盲目出资,这些都使金融风险的积存和滋生提供了养分。
二、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紧跟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制度。这不仅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国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不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有金融创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位居世界500强之列,但是在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方面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证券和保险机构与外资机构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第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国现代金融教育体制,下大力气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三,逐步组建几个实力雄厚、经营多元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
2.市场开放稳定有序,避免强烈冲击。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建立,诚信意识、内控机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有目标、分阶段、审慎有序地进行,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做到趋利避害。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对外开放过早过急,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放开尤其要谨慎,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一旦放开,再要完全管住资本项目是相当困难的。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对中国金融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金融业的综合监管。第一,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要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要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要改变单向内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政策和手段,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致,争取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监管政策的覆盖面应既包括国内金融业及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又要包括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其次,监管的内容要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成为中国监管当局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最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手段应该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各项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首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仍会大幅上升。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人均能耗和能源强度的快速增加。从200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加剧，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3.7%，而国际高收入国家已达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也达到61%，说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未来整体能源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60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总需求的近25%。其次，中国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在短期内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是无法轻易撼动的，未来化石燃料仍将占据能源消费的至少70%～80%。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品种构成上看，资源禀赋结构为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同时由于未来新能源开发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性，使得化石燃料将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约作用。再次，中国能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的途径主要是自产和进口，随着国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用以补齐缺口的进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国石油自产量为207.5百万吨，进口量达到271.3百万吨，石油对外依存率达到57.1%;天然气自产量为1072亿立方米，净进口量为38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率达到6.4%。中国能源自产和进口都面临很大的风险。自产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开采量的逐步增加，开采难度也日益增加，能源开采所需的投资也迅速攀升，使中国的能源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进口方面，中国能源的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较为依赖中东和非洲，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原因，能源进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隐患，此外，进口能源运输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海运，一旦此海洋运输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巨大威胁。最后，能源行业的巨大投入对中国能源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能源的前期探寻、开采和加工期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投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联合国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为满足能源需求将需要投入资金2.3万亿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对我国能源融资金融机构和能源生产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如今中国能源融资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能源企业负债率过高、融资成本高昂、能源投资效率低、规避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国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源安全需要实体能源经济和虚拟能源经济(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滞后，能源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能源产业都不得不承受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风险之痛。纵观全球能源金融市场，其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国能源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推动的压力，金融市场被动接受全球金融财富分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能源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于中国能源企业加强能源风险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目前仍然处于刚起步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对能源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作出计算和预测，希望研究结果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有借鉴价值。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证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证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预警指标的选择全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本文希望对基于市场层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分析能源金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宏观层面的如地缘政治风险、微观层面的如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观层面分险，即能源金融市场分险，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虽然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大体可将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宏观经济影响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相应地，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也同样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和投融资风险指标。
1.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CPI定基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速、财政比例以及贷款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局限于能源行业。
2．投融资风险指标。投融资风险受到国内外金融市场、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影响，指标包括能源市场需求增速、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上证指数以及银行和企业金融指数，如上证指数、资产负债率、资金成本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多元化，对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风险影响很大。
(二)指标的选择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价需要选择最能够反映能源金融风险的指标，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未来的改变，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做出预警。指标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一是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能源风险因素的影响;三是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指标选取以下5个，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实际GDP增速、美元指数、股指变动率、石油价格。在5个指标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实际GDP增速体现了能源供给的情况:GDP增长迅速，为GDP提供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会随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统计上的数据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股指变动和石油价格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形势，其变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响。美元指数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强弱升跌都会对油价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能源金融风险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评价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指标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个指标的特征，以较少的变量来表征整组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多指标评价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归根结底是对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预测。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历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后，预测模型必须能够合理考量历史趋势，即根据过去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来的风险强度。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方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根据现象的过去行为预测未来，故而本文选择ARMA模型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首先计算每列数据的均值，再用均值减去每一指标数据，最后再将其差除以原有数据的标准差。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每个指标之间都计算其相关系数，利用相关矩阵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从而选取确定主成分。
3.计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计算一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贡献率，将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权。计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选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4.计算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其值越大表示风险程度越高，根据特征向量中的各个元素作为权值，与每一年的相对应指标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风险强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则需要差分后再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
(二)应用研究本文选取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计算。
1.数据说明。股指标的为标普500，美元指数按照美国洲际交易所数据，二者年度数据选取年末最后工作日数据。中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源需求量增速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石油价格选取大庆油田年末数据。
2.主成分分析。首先对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对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建立ARMA模型，设其时间序列名为index。首先根据ACF图判断index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极其不稳定，故而对index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得到时间序列index_d。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两个图形都呈现拖尾的现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结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和风险预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的基本经济金融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定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计算了中国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应用ARMA模型对中国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一个综合变量，国内宏观经济指标、国际金融指标及能源相关指标都是重要影响变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的。结合ARMA模型，可以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进而对我国能源金融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对2002～2014年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计算和预测表明，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在2006年以前处于“安全”级别，此后，除在2008年短暂的恢复“安全”级别外，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一直在上升，但仍处于“可控”的区间。当前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处于较大风险区间，按照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增长趋势，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因此，为确保中国能源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需要一套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及时高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加强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前提。当前，中国能源信息的权威公布平台少，各地各企业分裂统计，信息整合性差，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灰色地带过多。与新加坡的普氏价格指数相比，中国能源信息平台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虽然中国2006年就开始与国际能源信息署(IEA)合作，双方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石油市场数据分享达成一致协议，但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国内一方面要继续筹建一个多方参与的权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2.能源金融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创新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核心。当前，虽然发达能源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上构建了如银行、基金、债券、期货等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值得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借鉴，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能源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虽然如此，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摸索前进，在交易场所、交易制度设计和交易平台管理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源金融市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扩大交易规模，完善交易制度。同时，金融市场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能源金融市场借助金融市场的力量，在能源金融产品研发、交易规则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将取得快速发展。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事实证明，我国1992年至1994年、1999年至2001年这两个时间段内，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根据建设部测算，1998年住宅建设和房地产投资至少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在发达国家GDP比重中，房地产增加值都在10％左右，而我国2001年GDP比重中，房地产增加值仅为3％左右。因此只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房地产业必将进一步发展。正常的合乎价值规律的房地产升温是好事，但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偏离价值规律的不正常升温，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一、房地产虚热易发生泡沫累
在迅速升温的房地产业中有一种值得关注的虚热现象，并正在累聚风险。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商品房抢购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正在变成投机者。从杭州楼盘开买看，一些大老板特别是温州、台州一些个私老板，不看价格、不看结构、不看朝向，往往一出手就是一个楼层全拿下。等一段时间后，他们再高价抛出，而真正需要居住的购房者买不到商品房，或买不起商品房。一位温州商人在杭州一次性买下30套商品房，仅一年就赚了600多万元。这种投机者一多，表面上看商品房不断地卖出去，而需求仍然没有减少，容易造成需求趋旺及价格飞涨的假象，使得楼市越来越偏离市场需求。杭州市离西湖稍近的地段早两年前每平方米800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平方米10000元以上，台州市商业街6年前以立地4层35万元价格买入的营业房，现已上涨1至2倍。这些投机炒房者被杭州市民称为炒楼花，虽然被一些人看作是致富捷径，但也存在风险，高价抛不出去，就有可能成为“房东”。二是商品房空置总量和空置率高得惊人。在一些房地产异常升温的城市，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边是高楼大厦空着，一边是市民拥挤在陈旧狭小的民房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2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幅达32.9％，远远高出销售增幅，其中10多个省高出20％以上。这导致了商品房空置率继续上升。到去年7月止，我国商品房空置总量已达1.2亿平方米，按一套100平方米算，大约有1000万套商品房闲置，其中有一半是空置了一年，占压资金超过2500亿元。三是价格飞涨偏离价值规律。有些地方的圈地已经失去理智，杭州近郊地块已经从几年前的每亩5万元拍卖到了如今的300万元一亩。就是杭州市的商品房房价，据杭州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直接负责商品房交易备案和登记的部门提供的统计表明，2002年与2001年相比，新建商品房的平均涨幅在12.19％，二手房均价涨幅为31％，这超出了经济增长速度和市民承受能力。四是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目前浙江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靠银行贷款圈地，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占很大部分，有的高达70％，，一旦商品房滞销，房地产企业将陷入资不抵债境地，大量银行贷款可能成为坏账。
【关键词】POT；APARCH-M；动态风险；杠杆效应
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产生大幅波动，让人们广泛意识到对金融机构等实施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对金融市场极端情形下的损失风险的估计和预测是研究者和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VaR(Value at Risk)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定量工具，目前已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为全球金融市场、电力市场及石油市场广泛采用[1-2]。但是VaR只是市场处于正常变动下市场风险的有效测度，它不能处理金融市场处于极端价格变动的情形，如股市崩盘等，并且它自身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工具[3]。而ES(Expected Shortfall)是度量损失超过VaR的期望损失，能较好度量极端风险，并且它是一致性风险度量[3-4]，于是论文将ES作为VaR的一个补充。在传统的风险度量模型中一般考虑的是整个收益率的分布，常用正态分布、t分布、混合正态分布、Laplace分布等来描述。而极值理论(Extreme Value Theory)描述的是分布的尾部行为，故而近年来热衷于将极值用于风险度量研究中[2-7]。
目前，国内外对极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条件极值的风险度量和应用上[3-7]。条件极值模型主要是将极值理论中的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与波动模型结合。在国内，极值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余力[5]和陈守东[6]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动态VaR比静态VaR度量更准确；但上述文献中都没考虑金融资产收益率波动的杠杆效应，即非对称性。林宇[7]则通过非对称波动模型与极值模型结合度量风险，测试结果较准确。但他们的研究都忽略了金融资产收益中包含了对风险的补偿，即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资产风险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反映出这种关系，Engle等1987年提出了GARCH-M模型[9]。陈泽中[9]将GARCH-M模型和EGARCH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且收益率与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论文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来描述收益率序列的波动，并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的收益率与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将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与APARCH-M模型结合，提出了基于POT-APARCH-M的风险度量模型。
1.APARCH-M模型与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
1.1 APARCH-M模型
在针对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的建模中，Bollerslev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这正是我们目前研究比较多的GARCH模型。GARCH模型是ARCH模型的重要扩展，然而GARCH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的特征，特别是其中的杠杆效应。于是Ding，Granger和Engle在1993提出了一个非对称的GARCH模型，即APARCH(asymmetric power ARCH)模型[11]。该模型是个归纳性较强的模型，它将多种ARCH模型和GARCH模型作为其特例，其中包括了TS-GARCH模型，GJR-GARCH模型，Log-GARCH模型，TARCH模型，NARCH模型等[10]。APARCH模型不仅包含了一般GARCH模型的特点，而且还可以捕捉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设是股票每日价格的对数收益率序列，满足严格平稳性，且服从APARCH(p,q)过程，则可以由下式表达：
(1)式为均值方程，其中为条件均值，为残差；(2)式中的为条件方差，为标准化残差，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独立同分布序列；(3)式为波动方程，其中参数，，，，，，反映冲击的杠杆效应。
由于金融资产风险的变化对收益的影响，高的收益往往伴随着高的风险，即是资产的收益率会依赖于它的波动。为刻画这种现象，1987年，Engle、Lilien和Robins提出了GARCH-M模型，其中“M”表示收益率的条件均值为GARCH[8]。此时，条件均值可以表示为：
上式中的和为常数，参数叫做风险溢价参数，为正值意味着收益率与它的波动正相关。
于是将(4)式代入到(1)式中，就可以得到APARCH-M模型，即
3.算例分析
3.1 模型参数估计及动态VaR和ES估计
论文选取深证综合指数从2003年12月10日到2011年1月20日的每日收盘价，共1729个数据。取2003年12月10日到2010年1月7日的每日收盘价共1479个数据，用来估计模型的参数；2010年1月8日以后共250个数据用来后验测试。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股票软件。深证综指的日损失序列定义为，其中为时收盘价。论文所有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都在Eviews5.0和R软件下进行的。
通过Eviews5.0软件计算得到损失序列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1，括号内为p值。
从表1中可以看出该损失序列尖峰厚尾，且不对称，呈现右偏情形；单位根ADF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损失序列是平稳的；Ljung-Box统计量Q(5)、Q(10)表明该序列有一定的自相关性，Q2(5)、Q2(10)表明损失序列的平方自相关，从而该损失序列具有很强的ARCH效应。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APARCH(1,1)-M-t模型对深证综指样本内损失序列建模，并用最大似然估计对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拟合后，对其残差进行ARCH检验，其检验统计量LM(6)的p值为0.99，从而可以判定残差没有异方差性。标准化后的残差序列均值几乎为0，方差也十分接近于1，基本可以看成是标准残差序列。然后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Q(5)=24.301(0)，从而可以认为其是独立序列。标准化后的残差序列的阈值，MEF(超额均值函数)确定如下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阈值在1.8左右，然后结合McNeil和Frey对比Hill方法、历史模拟法等方法，发现选择5%左右的极值数据使用GPD估计效果较好，于是阈值可以确定为1.806，接下来对超过阈值的部分进行GPD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上看出拟合效果相当好，并且作出其QQ分位图，如下图3所示。于是可以用GPD分布对极值建模，参数估计结果为，。
3.2 模型检验
为了考察风险度量模型的预测效果，常采用Kupiec的失败次数检验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置信水平为P的条件下，在第t日估计出第t+1日的风险值和，对于第t+1日的实际损失，如果估计出的，那么就认为风险估计值在第t+1日是失败的，并计数一次。最后将失败次数比上考察的总次数得到失败率。对于ES的估计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失败率远大于，则认为是低估了风险，反之则是高估了风险。只有失败率接近，风险度量方法才被认为相对可靠。论文还将此模型检验结果与EGARCH-M-POT模型，APARCH-POT模型检验结果进行了对比，从而可以看出此模型的优越性。
从上表2深证综指的后验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这三种模型预测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在97%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和POT-EGARCH-M模型预测效果是一样地优于基于POT-APARCH的，从而表明了考虑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对于金融市场风险的度量更加合理。在95%的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模型预测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失败率是最接近5%，从而表明考虑更一般的APARCH模型来描述收益率的波动比EGARCH更合理。而通过计算ES的失败率结果在高置信水平下，ES的失败率都为零，从而表明ES相比VaR是更为保守的风险度量。
4.结论
论文建立了基于极值理论的POT-APARCH-M-t的动态风险度量模型，用来度量金融市场风险。在描述金融市场波动特征时，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结果表明它比EGARCH模型更优越。在金融市场中往往高的收益伴随着高的风险，即收益与风险是负相关的，从而将APARCH模型与GARCH-M结合。经过深证综指风险度量结果表明损失与风险是负相关的，并且更准确地度量风险。而在度量空头风险时，通过检验表明，在高置信水平下，ES过于保守，从而可以看出收益率的右尾较薄。论文只是对收益率分布上尾极端风险进行了度量，当然还可以对下尾极端风险进行度量，论文在阈值选取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阈值准确的选择方法一直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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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流通股 逆政策效应 AR模型 杠杆效应 EGARCH模型
自1993年G 30集团《衍生产品的实践和规则》研究报告，并竭力推荐各国银行使用VaR（Value at Risk，即风险价值）风险管理技术后，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也在其《关于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关于使用“返回检验”法检验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的监管构架》文件中向其成员国银行大力倡导这一方法（彭坤、王飚，2002）。如今，VaR技术已延伸至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领域，以VaR作为市场主体风险的统一标准与管理机构资本充足水平的准绳和依据。中国沪深两市的流通股是投资者的首选，以VaR测算沪深两市流通股资产的市场风险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时防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Value at Risk是由J.P.摩根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研究部总经理蒂尔・古尔迪曼所创立。在1995年4月的巴尔塞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规定银行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风险衡量模型去确定其资本要求，从此风险价值开始被广泛应用到内部风险衡量模型之中。在VaR模型回测方面，Kupiec（1995）提出了基于失败频率的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christoffersen（1998）提出了考虑在时间变化时，对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Philippe Jorion（2000）的《风险价值（VaR）》被奉为风险管理的圣经，该书极为系统地讲述了VaR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VaR的计量方法，还对VaR在衡量和管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樊葵葵，2010）。我国学者王春峰（2001）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较系统地论述了VaR，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测量和管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黄海（2003）重点介绍了摩根银行在金融风险度量系统Risk Metrics中的EWMA模型（指数加权移动平均预测模型），并且基于金融数据分布的有偏性提出了有偏的EWMA模型。朱世武（2004）对中国市场上各类VaR方法计算进行了实证，并对各类VaR方法在中国市场上的有效性进行了事后检验（韩琦，2008；袁婷，2010）。
由于金融市场数据呈现出“尖峰厚尾”分布特征，难以用传统的VaR方法进行计算，不少学者就使用VaR方法时如何估计数据的分布、如何处理“尖峰厚尾”分布作出了探讨。其中郑文通（1997）在《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中使用J.P.摩根1994年的年报数据对该公司一天95%置信度下的VaR平均值进行了计算，利用实证方法对VaR方法的正态假设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情况，引入了t分布来代替原来的正态分布假设，并提出了金融资产t分布自由度n的参数估计值（袁婷，2010）。陈守东（2002）运用GARCH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了VaR值的度量，并用Kupiec提出的似然比检验法验证不同模型的有效性，认为服从t分布的GARCH（l， 1）模型对上证综指收益率VaR值的估计最为有效。肖庆宪（2003）为了刻画“厚尾”资产收益率，将非正态收益率数据进行正态化变换，使变换后的厚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从而使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计量问题均为有效。杜本峰（2003）根据连接函数的思想导出资产组合的联合分布，以此对资产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提出了一种基于连续函数的风险度量方法。孔繁利（2006）系统地介绍了利用极值理论（EVT）和连接函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的问题，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进一步评估了风险度量模型的有效性（韩琦，2008；袁婷，2010）。
目前，VaR方法在我国金融机构应用的研究己经深入到不同方法细节和具体领域的讨论。刘晓焕、袁广信（2009）利用CVaR方法对一种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求出了组合中某一种资产的边际CVaR、成分CVaR、增量CVaR，并以此给出了投资建议。最后建立均值――CVaR优化模型，得到在投资者不同的期望收益率下最优的投资组合权重，为基金管理人提供很好的参考（韩琦，2008；袁婷，2010）。邵梦倩、杜子平（2011）利用copula-CVaR模型对寿险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得到最优投资比例，进一步对寿险资金的投资风险进行管理。实证结果显示：寿险投资应主要集中在风险较小的银行存款和国债上，也可适当放宽到收益较高的股票和基金。
二、线性AR-EGARCH模型的沪深股市流通股的VaR测算
中证流通指数包含了沪深股市所有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正常上市交易的流通股，这也是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首选，因此选用中证流通指数来分析中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市场风险较为合意。
（一）中证流通指数的数字特征
选取2006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中证流通指数收盘价，求出对数收益率r=log（lt）-log（lt（-1）），得到时间序列{rt}，样本容量为1 662。由样本期内沪深流通股的收益率时间序列（编者：图略）可看到第500个交易日至第750个交易日之间，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这段时间内收益波动幅度较大，这与2008年投机炒作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堆积与非理性繁荣不无关系。
求解时间序列{rt}的数字特征（编者：图略），发现其偏度小于0，峰度大于3，且JB统计量=446.025，对应的p值接近于0，即该时间序列属于“尖峰厚尾”的非正态分布，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因并未紧贴正态分布分位数，{rt}并不属于正态分布。
因此使用基于高斯假设的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该序列极为不妥，需另寻他法。采用ADF检验分析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的平稳性，其ADF统计量为-39.394 13，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属于弱平稳时间序列。
（二）自相关性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1.ARCH效应的检验。
2005年的汇改并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渐放宽，使得“货币政策失灵论”甚嚣尘上。经统计，2006年以来，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18次和35次，而中证流通指数逆政策变动分别出现了9次和24次，且这种“逆政策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中更加明显。政策的影响是估计VaR时应当考虑到的变量。首先建立线性模型rt=β0+β1RBt+β2RDt+ut，其中{rt}为收益率时间序列，RB、RD分别为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ut为随机扰动项。对于高频数据序列，假定线性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ut同方差不太可能成立，其方差可能是时变的，并常表现出“波动聚集性”特征，即随机误差项是异方差，因此需要对随机扰动项进行ARCH检验。假定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与其误差项滞后的平方有关，设ARCH（q）模型的一般形式为σt2=α0+α1ut-12+α2ut-22+……+αqut-q2。
从线性模型的残差线图（编者：图略）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残差表现出“波动聚集性”，即大波动后面常伴随着较大的波动，较小的波动后面的波动也较小。定性分析的结果显示线性模型存在条件异方差性，即可能存在ARCH效应。再用残差平方的自相关图来定量判断线性模型的残差是否存在ARCH效应：发现滞后36阶的Q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接近于0，即残差平方序列存在自相关，中国流通股确实存在ARCH效应。采用线性模型不合理，应当引入时间序列模型。
2.时间序列{rt}的自相关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对弱平稳时间序列{rt}进行自相关检验，Q统计量对应的p值在5阶后全部小于0.05，即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利用有限样本下的混成检验，设样本容量为n，令参数m=ln（n）=ln（1 662）≈7，可得混成Q统计量为16.28，在5%的置信度下，大于临界值χ2（7）=14.07，即拒绝H0：ρi=0，i=1，2……7，时间序实存在自相关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应当使用AR模型研究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序列{rt}。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对AR模型定阶。根据下式求出滞后L阶的AIC，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AIC（L）=-2ln（似然函数的最大值）/n+2（L+1）/n，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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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子银行 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
一、影子银行的涵义
影子银行的概念最早在2007年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考利提出，他把影子银行定义为“有银行之实但却无银行之名的种类繁杂的各类银行以外的机构”。第二年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了平行银行系统的概念。他将那些通过非银行的融资安排，利用短期融资资金购买大量高风险、低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的机构称作“平行银行系统”。同年，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将此类金融机构定义为“准银行”。2009年之后，将这三个概念统一于“影子银行。一般而言，影子银行是指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21世纪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较西方发达的金融市场，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还处于逐步开放的过程中，所以我国影子银行的功能目前也主要是在商业银行的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面。
二、影子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影子银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资产规模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影子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资产规模与日俱增。资金需求者为缓解利率管制和信贷总量管制对其的影响，便将融资的橄榄枝抛向了影子银行系统。从提供影子银行信用路径的三个渠道：银行渠道、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和非金融机构渠道来估算，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约为21.75万亿，大约为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的1.5倍。影子银行的资产规模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供求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力度已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高杠杆率
影子银行的高利润一般都是以高杠杆率为赌注，从而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虽然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主要投行财务杠杆率有大幅下降，但仍然维持在13倍左右。高杠杆运作在金融市场景气的时期，可以带来高的收益让人们忽视它所潜藏的风险，但是在金融市场疲软的时期，高杠杆率的市场操作会激发潜在风险的发生，从而更加恶化经济的发展。
（三）信息不对称
影子银行由于其产品的复杂多样，普通的交易者很难掌握到最新、最全面的金融活动信息，从而很难洞察到那些看似微小，却可能成为极大隐患的问题。影子银行为了提高证券的发行规模和证券的收益率，基础资产不断地被证券化和切割打包，并人为地减少信息披露。此外，证券化产品创新复杂，甚至连很多首席执行官和董事自己都搞不明白，其投资完全依赖于产品的信用评级，从而误导了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扩大了市场风险。
（四）监管体系不健全
金融产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被发明创新并推向市场，然而金融监管创新的进度却大大滞后于金融创新的进度。监管与产品创新之间存在的“时间差”使风险不能够及时被发现和控制，从而使市场风险不断被累积。此外，当部分影子银行金融机构并不在监管范围之内，或者其制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的复杂程度超出监管机构的可控范围时，风险测试就只能由该影子银行机构自身进行，此时就是使一些机构有机可乘钻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而且，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属于外部力量，其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经营机构的内部风险。因此，消除金融创新导致的风险不能全然依靠政府主导的金融监管来解决，也应从金融创新的设计、运行机制等内部角度入手，共同解决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问题。
三、中国影子银行监管启示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美国影子银行差异很大。它不仅包括银行监管外的证券化业务，也包括 “储蓄转投资”的融资类业务。但从实质上来看中美的影子银行都是通过表面上不同的信贷关系进行无限的信用扩张。更让人担忧的是当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并没有把大量的资金注入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更多的流入房地产市场及高风险的投资中，这样一方面削弱了国家调控经济的措施力度，另一方面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为降低影子银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笔者认为可以施行的措施主要包括：一、加快国内银行体系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的市场化有利于银行吸引资金流入到银行系统，从而在源头上缩减影子银行的规模。但是，在提升利率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国际“热钱”的涌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共同抑制过剩的流动性；二、完善监管体系、完善市场风险管理的方法、模式及公司治理机制，不断优化市场风险计量模式和模型。同时防范“表外”风险，加强对“表外”风险的监控防止其向“表内”转移。将国内的监管体系与国际监管规则保持协调，建立健全相应法规，主动防范危机发生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金融监管走向及展望[J].西南金融，2009（9）.
[2] 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J].江海学刊，2009（3）.
关键词：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体系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省农村地区金融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批准号：L11CJY037）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21日
一、辽宁省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分析
（一）辽宁省农村金融需求分析。一是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户融资最重要的原因是维持生产和经营费用；二是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农村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金缺乏问题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三是农村公共体系的金融需求。农村科教文卫建设需求数量巨大的资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要求是提升农民素质，在基础教育体系、职业培训体系等多方面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辽宁省形成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是以龙头、乡镇卫生院为主、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四是农村基础设施的金融需求。水利化、机械化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金融市场提供资金。
（二）辽宁省农村金融供给分析。一是农村合作机构是农村金融信贷的主要供给者，农信社占全省农业贷款余额绝对比重；二是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三是政府财政资金供给。由于农业弱质，国家需要给予农业一定补贴，支农财政资金相对于需求而言，略显不足；四是农业的自我积累资金。这部分资金多数用于农业生产，但其规模大小要受到收入情况的制约；五是社会关系和高利贷。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关系型资金借款无法满足需求；六是一些国际融资和企业借贷。
二、辽宁省农村金融市场现状分析
（一）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功能弱化。由于政策调增，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国有粮油面流通环节，仅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作用，业务功能单一，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业务上仅处于起步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大量萎缩，撤并效益较差的贫困地区基层网点，转投大城市和回报率较高的城镇。
（二）农村信贷利率高，资金外流数额逐年增大。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在融资过程中需要相应的担保，但农村担保主体匮乏、担保能力有限，使得农村金融在融资过程中丧失了有效担保机制。同时，农业保险覆盖面狭窄，无法有效分散农业风险，这些都推高了农业信贷的资金利率；另一方面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贷款难的问题突出，资金无法满足辽宁农业产业结构和产业化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非正规金融缺乏必要的规范。就功能而言，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目前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完全处于市场自由发展的放任状态，使得政府缺乏必要的监管；再有由于法律框架建设问题，其除了面对一般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市场风险外，还要面对得不到市场保护的非市场风险。
三、制约农村金融供给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信用环境的缺失。信用环境存在问题较多。主要是金融机构贷款逾期过高，企业间互相拖欠债务普遍，以劣充优、以次充好和欺诈失信等严重冲击着商业信用关系和消费信用关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其全部贷款的比率为25%。作为社会信用的个人部分，信用观念淡薄；同时还缺乏信用风险防范意识。由于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无法考察客户信用程度，更不能对其实行监控，从而给银行增加了信用风险。
（二）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各方的博弈失衡，影响博弈的公平和公正，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出现低效率。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银行对借款人资金运用的目的、风险及还款能力等信息无法准确获知，财务制度和信用体制不完善也使得借款人无法向银行传递准确的借款信息，使得金融机构处于信息的劣势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通过惜贷或者提高贷款利率来规避风险，压缩了信贷供给量。
四、完善辽宁省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建议
（一）注重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优化、体系健全和深度拓展。辽宁农村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发展较慢、结构失衡，亟待进一步拓展和优化。规范和发展银行借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国有商业银行要办成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依法自主借贷，扩大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贷款，增加银行借贷市场份额。证券市场主要是培育乡镇企业和农村中小企业，使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富有特色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企业及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改制包装上市，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进行融资。
（二）建立真正适应农村金融需求、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深化改革商业银行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应按照现代商业银行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而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和人格化，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而在农村的机构应按照效益为原则，自主进行机构撤并或重组，逐步退出效益低的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改善资金来源结构，提高自身筹资能力，增强服务农业的实力。
（三）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探索建立农村银保互动机制，适时引入“小额信贷”+“小额保险”的双驱模式。在农村小额信贷审批环节，将农户的保单质押纳入有效的贷款担保物范围，建立好相关的风险防范机制。发展多元化的保险供给主体，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可由政府出资，但保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由商业保险公司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充分利用其专业的资源和经营技术；引进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上比较成功的外资保险公司，以吸收其在农业保险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体系，逐步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政策性保险，由政府进行相应的财税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郭菊兰.农村金融市场建设与解决筹资难对策研究.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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