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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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就显现出不适应的状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必须对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变革。以认真的态度和充分的准备,积极应对,迎接挑战。
1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正确得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扬长避短,迎接挑战,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求得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现代化。
2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
当前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经过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尚未完全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政府职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加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层级过多,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权威和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有些地方实施受阻,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权力不够,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不相适应。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个别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缺乏详细的责任条款。弹性过大的条文表述和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的不协调,也增加了实施中的矛盾。
3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必须变革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
3.1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范围主要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3.2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3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3.4改革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
长期以来,有些行政机关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模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
其次,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现代行政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与合作关系,政府应当与相对人加强沟通与交流。
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更好地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民主、透明、高效的行政程序,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3.5加强行政法制建设
在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中,要重视行政立法和经济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但目前更需重视执法和司法环节,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不满意,会直接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
参考文献
对分校和学习中心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状况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分析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
(一)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
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一些错误认识。学员没有充分认识到综合教学实践环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少数学员态度不端正，认为只是走过场，敷衍了事，抱有侥幸心理，东拼西凑，没有实际参与调查，文章陈旧，没有自己的观点，抄袭现象严重，没有达到综合实践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势必影响到实践教学的质量。
(二)实践教学形式呈现单一化
尽管行政管理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就总体而言，实践教学形式仍单一化，对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的发挥有一定的影响。专项的社会调查模式要求社会调查主题、要求一致，方便了学生的操作，但是也带来了限制学员思维，束缚学员参与主动调查的积极性。例如，统一设定的选题限定了社会实践的选题范围，学员只能从农民工、农村青年、大学生这三个题目中被动选择，脱离了工作实际，客观上造成了一部分学员态度不认真、应付等现象。
(三)师资力量欠缺
随着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显露出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以山西为例大部分分校电大进行集中实践环节辅导时都是聘请外校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因为本职工作的繁忙，在指导教学实践环节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到位，师资力量欠缺是阻碍实践调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社会调查流于形式，调查报告抄袭现象严重
行政管理专科学员普遍存在文化底子薄，专业理论素养不高的现象，专项的调查形式，导致调查报告的选题和学员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相脱节，导致一些学员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查，从网上下载资料和参考别人的调查文章，拼凑完成，形成自己的调查报告。结果社会调查流于形式，使得集中实践教学没有起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教育办学的局限性。就学生而言，学员工学矛盾突出。二是普遍存在注重课程轻实践的情况。三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欠缺。基层电大教师普遍存在理论知识水平、结构体系、教学经验相对不足的现象，很少参加学术活动，学术视野比较闭塞，综合工作能力受到影响，导致实践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不够。
二、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调查的思考
(一)丰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我们可以完全不拘泥于中央电大规定的四个专题选项的研究，可以根据山西电大的实际情况，分校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进行专题研究。为了进一步拓展此思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我们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1．开展随岗实践。
学员可以结合学生自身工作实际，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用研究成果指导工作实际。
(1)以学生为中心开展随岗实践教学设计。
以学生和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是远程开放教育的核心理念，随岗实践作为社会实践调查的一种尝试，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在进行随岗社会实践教学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践环境、条件及实践能力的差异，要由学员自主选择随岗实践项目、实践单位及时间等，学生依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要求选择实践项目与单位，教师只起辅助作用。对暂时没有工作的学生，由学生自己联系随岗实践单位，或由学校安排与其他同学一起组成实践小组在同一单位进行随岗社会实践调查。
(2)以教师为引导落实随岗实践调查指导。
为了切实保证随岗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专业辅导教师要按照教学实践规则确定学期随岗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制定随岗社会实践参考项目供学生参考，拟定学生随岗实践活动安排表，确定参加随岗实践活动的学生名单、实践单位，和学生商定随岗实践的具体事宜，指导学生按照统一规定的要求开展随岗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在随岗社会实践调查活动中，要求学校辅导教师利用班级QQ群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专业指导。
(3)以督察、监控为手段加强随岗实践过程的考核。
辅导教师必须加强对学员随岗实践过程的督察和监控，定期到社会实践单位了解学生实践情况，同时要求实践单位对学员随岗实践情况进行考核鉴定并写出鉴定意见，学生必须在随岗实践结束后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学校辅导教师对学员随岗实践报告进行评阅，给出报告成绩，成绩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等，只有成绩合格，才能获得相应的实践学分。
2．专项调查。
行政管理专业要充分利用电大系统的资源优势，根据本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围绕社会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专项调查研究，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进行社会实践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可以对当地的社会发展起借鉴作用。使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小组协作调查。
所谓小组协作调查就是以小组为单位，利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关系，促进学员的学习，在小组协作调查中学员不再是单独的个体，学员成为相互合作的共同体，依据调查的目的和内容进行分工，使调查更具有深度和广度。能充分发挥学员自身优势，增强了学习者之间的沟通、合作，培养了学员沟通、合作能力，最后以协作小组的团体总成绩作为主要的评定标准。
(二)建立激励机制，形成良好学风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形成良好学风是社会实践教学质量的保障。学员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教学的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形成良好学风。在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调查的设计上，要科学、合理，符合社会需要，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学员能力的培养。学校要建立严格的奖罚机制，确保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强化实践教学的支持服务
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创建具有特色的校园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教学的网上资源辅导，结合行政管理专业学科特色，建立选题指导、专题讲座、调查前瞻等栏目，满足学员对社会实践教学的需求。
(四)加强教师师资力量建设
学校要建立以系统内教师为主体，以普通高校专家为辅助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库，来解决辅导教师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加强辅导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环节指导质量。
(五)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针对学校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实践教学监控的现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社会实践教学进行监控，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践”教学原则，加强社会实践教学，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不能是孤立的，要与理论教学评价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总结
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现状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在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的蓬勃发展下，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建设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一)缺乏育人意识。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作为高校教师队伍中重要成员的认识不足，认为自己不直接接触学生，不直接接触教学，只是一个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办事人员，淡化了自己的教师身份。因此未用高校教师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也不知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将对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意识不到这将会影响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二)重业务、轻师德。重业务、轻师德的现象在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中普遍存在。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单从部门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完成本岗位的任务，主要服务对象是学校领导，虽积极上进，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却忽视了学生才是学校服务的主体，普遍缺乏与学生认真沟通交流的工作态度，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视而不见，为学生服务意识淡薄。(三)未形成完整的培养体系。目前，有关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建设的培养体系还未形成，相应的政策也未出台，缺乏一套完整的、程式化的培养计划、实施办法和评价制度。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培养建设工作仍处在探索阶段。
二、优化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水平的对策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了高校机关的形象和声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的发展。但师德建设又是一项长期项目，要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水平，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质量观，既需要有长远性的规划，又要有解决目前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一)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提升育人意识。高校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任，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承担着为高校教学、科研、日常管理的服务与协调工作。要想做好此项工作，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就是要求高校要把行政管理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行政管理人员道德建设的各项活动渗透到日常工作的各个领域，通过参观、考察、主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强化他们爱岗敬业、服务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自身修养，弘扬高尚师德，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此外，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应明确自身定位。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是学校的三大要素，三者缺一不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与专职教师同属学校的师资队伍，只是岗位不同，但其所担负的使命是一样的。专职教师通过教书育人，行政管理人员则可立足于本职工作，通过规范的工作制度、良好的工作作风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发挥育人作用。
(二)建立健全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师德培训体系。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要想学生学好，必须先生学好”。培训是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道德水平的基本手段。基于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繁琐性、重复性的特点，行政管理人员更应当在多元化的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做到德才兼备。具体而言，高校要制定明确的培养计划，把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培养工作纳入到全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当中，作为行政管理人员入职培训和在职培训的重要内容。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职业道德作为培训学习的核心内容，深入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强化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青年职工，还可以采取“传帮带”的方式，用老前辈的高尚品德、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来感染和指导年轻人，使其不断进步。
(三)优化考评奖惩制度，确保考评实效。当前，高校所执行的师德考评制度主要是针对承担教学与科研任务的专职教师，这并不完全适应于行政管理人员。因此，构建一整套符合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能正确反映现代社会主义师德观念和善恶标准的评价考核体系是行政管理人员师德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评价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内容包括对他们的思想品德、言行举止、为人师表、工作态度、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从学生、教师、领导、同事多个角度出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照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全面反映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师德状态。评价考核的结果将存入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档案，作为他们日后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奖评优、外出进修和工资收入等的重要依据。对于师德水平高的行政管理人员，学校可对其予以表彰奖励，树立典型，号召全体教职工向其学习;对于师德水平差的人员要及时进行劝导，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可暂停其工作;对因师德失范带来严重后果的，学校要对其进行严肃处理甚至解聘，以此来督促学校整体师德水平的改善。最后，学校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把上述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师德建设良性运行机制的构建。
原告平永力，男，1949年10月出生，汉族，山东省临沂市西高都煤矿退休职工，住临沂市高新区湖西崖村。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山东省临沂市西高都煤矿。
原告述称，原告退休前系西高都煤矿合同工人，于1970年6月参加工作，长期在矿下从事掘进工作，多次体检诊断，原告患尘肺病，煤矿依法应给原告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工伤，并依职业病防治等规定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但煤矿1996年1月给原告办理了病退手续。原告要求工伤待遇，经多次上访，煤矿认可原告工伤并对原告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因原告患职业病非病退，所以在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认定后才能为原告办理工伤退休。原告和宿自振等五人于2005年8月8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工作人员称交一份就可以，不让原告交申请材料，原告信其言就未交。后与宿自振一起到法院方得知应先到被告处申请，遂于2006年5月9日提出申请，被告以超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复议后被区政府维持。原告的工伤问题最后落实是在2005年1月25日，原告在2005年12月13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工作人员没让交，所以根本不存在过期问题。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判令被告对原告的工伤依法作出认定。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辩称：原告已于1996年1月经临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退休，根据国发[1978]10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原告已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能进行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原告1987年3月查出二期矽肺，到2006年5月9日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超出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一年时效。原告诉称的被告工作人员没让交申请材料的事实是没有依据的，原告2005年12月13日只是到被告处领取申请表，直到2006年5月9日才递交。据此，被告对原告2006年5月16日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于当日送达给原告。被告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山东省临沂市西高都煤矿述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原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过申请期限，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在第三人处工作期间，第三人已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为原告落实了工伤待遇，1996年1月，第三人也按照法律规定，为原告办理了退休，第三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查明事实]
原告平永力于1970年6月份起在第三人山东省临沂市西高都煤矿参加工作，长期从事矿下掘进工作，1987年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在此之前，原告已身患二期尘肺病。1996年1月经临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退休。2005年1月25日，经临沂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序鉴定》标准四级，护理依赖程度为无护理依赖。原告曾多次上访要求落实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问题，后经诉讼得以解决。2006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其于1987年被鉴定为二期尘肺进行工伤认定，被告于2006年5月16日以原告超过申请时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原告不服，向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罗庄区人民政府作出罗行复决字「20060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的不予受理决定。
[法院审理]
原告平永力不服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于2006年7月12日向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受理后报请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郯城县人民法院管辖。郯城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30日作出（2006）郯行初字第54号判决书，认为，《工伤保险条例》于2004年1月1日施行，2004年1月1日前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应按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来确定工伤认定申请时限，但该办法对工伤认定申请时限没有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据此，对于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前，患有职业病的职工或其所在单位等已经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尚未作出工伤认定的，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认定；若2004年1月1日前还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其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则要受《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限制，即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三十日内申请工伤认定的，工伤职工或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畴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其中“一年”的起算点应为2004年1月1日《工伤保险条例》施行之日。
本案当事人虽然没有提供原告被诊断为职业病的鉴定结论时间的证据，但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临沂市先模人物简况表可以证明，原告在1987年被授予劳动奖章之前就已被鉴定为二期尘肺病，故其应在自2004年1月1日起的一年内，即2005年1月1日前申请工伤认定，但原告直到2006年5月9日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且未提供任何因不可抗力而耽误了申请时限的证据，故原告的申请显然已超申请时限。原告提出的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等级时间是2005年1月25日，申请工伤认定应以此时间为起算点的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的其于2005年8月8日即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但因被告的原因未被接受的观点，因原告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且即使原告在2005年8月8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也已超过了申请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驳回原告平永力要求撤销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6年5月16日对原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及要求被告对其作出工伤认定的诉讼请求。
[分歧]
围绕本案的审理重点，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认为不适用1年的时效。理由：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发生在2004年1月1日以前，而以前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并未对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问题作出规定。
二、认为适用1年的时效，但起算点应当自2004年1月1日起算。理由：《工伤保险条例》新增加规定的时效，应从法律生效之日起计算，对于职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发生在2004年1月1日以前的，只要从2004年1月1日起，在不超过1年的时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部门就应受理。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案的焦点是涉及到《工伤保险条例》中1年期限的适用问题。
首先对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在2004年1月1日以后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适用1年的申请时效，即自事故伤害之日起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计算。争议的情形往往产生在：2004年1月1日前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但并未于2004年1月1日前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1996年8月12日，劳动部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亲属应当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职业病确诊之日起，15日内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申请期限可延长至30日”。2002年4月22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布实施劳社厅函（2002）159号《对陕西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工伤认定和工伤待遇问题请示的答复》指出：“《试行办法》第十条中‘15日’、‘30日’的期限规定不是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时效，对于超出这一期限工伤职工或其家属提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这就说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并未对职工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问题作出规定，对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劳动部门应当予以受理。
关键词：食品安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分析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大规模的食品厂生产不规范，学校食堂食品不卫生，小摊贩卫生食品卫生问题严重……各种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了社会的秩序，是人们对于国内食品安全失去信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足。而食品监管各职能部门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重中之重，它负责组织和实施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管理和监督。从食品的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监督，查处假冒伪劣和无证加工等，对食品的质量进行监管。因此，想要保证食品安全，就要从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进行探索分析。
1、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食品行业也不断的向前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但是现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却存在许多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法规和标准不完善。而在食品安全监督中，起到做大作用的则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主要起到了市场监管、市场准入和退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作用。从食品流通的源头入手，从食品的生产、投入市场等方面整顿食品安全，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后，不断地实行权利，充分的发挥了对食品市场监管的作用。
2、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十分混乱，各职能部门相互牵制，责权不分明。自《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我国规定对食品安全监管实施“分段管理”的方法，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它肩负着维护市场经济的重担，且其职能并不单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食品安全监管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且它不是割裂独立的，是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其他职能相互关联，共同组建成一个全方位的交叉管理的网络管理体系。随着食品行业的逐渐发展，食品安全监管范围扩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也对自身的监管职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其实行监管职能时，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其对食品经营的监督和管理不专业。监督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无法完整的了解食品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使有许多细微的食品问题无法被发现;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在差异，偏远地区及贫困地区由于技术落后，其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得到保障，使得各个地区的食品问题呈现多样化而产生了地区差异;市场准入及准出的把关力度不够，使许多不规范不合格的食品企业进入市场，而且会产生许多无证经营的小摊贩，增大有关部门的监管难度。
3、完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措施
3．1完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体制。要使工商行政管理能够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首先要从法律上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制定完整的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同时加大食品安全知识在社会中的推广力度，从食品制造行业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建立专门的食品监管制度，对于流通的食品进行不定时不定期抽检，检查不合格食品厂进行停业整顿。工商行政管理及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相互监督，相互配合，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效率，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
3．2建立完整的市场准入准则。建立完整的市场准入准则，不符合市场准入标准的食品不能给予生产。同时严格把控投入市场中进行市场交易的食品，对于不合格，钻空子的食品加工厂进行惩罚。只有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准则，才能够从根源上把控食品投入市场时是否安全，减小不安全食品的市场交易量，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安全食品。
3．3严格执行规范执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时，一定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重视日常监管，加大日常巡视力度，并且做好严格的记录。对问题食品进行严格的惩处，坚决杜绝徇私枉法事件产生。训练有效的监管队伍，提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整体素质，提高办案效率。综上所述，“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是全民关心的一个社会焦点。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重要部门，一定要意识到自身实行监管权利时，所存在的问题。切实履行职能，积极采取措施完善其职能。从制定完善的监管制度开始，切实抓好市场准入与准出、食品监管、消费者权益保障，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人们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万静．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研究［D］．安徽大学，2011
［2］唐刚．我国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问题［J］．法律与社会，2009(12)
［论文摘要］自《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施行起，法学界便开始了在我军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探讨工作，成果颇丰。但是目前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性核心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看法。本文就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自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军内外的专家、学者即开始研究和探讨军队内部是否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军事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军事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等问题，可惜的是至今仍无定论，甚至没有形成主流意见。随着依法治军方针的确定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解决“军事行政诉讼问题”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将对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军队实行行政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此，笔者试就目前军
事行政诉讼理论中存在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略述管见。
一、关于军事行政诉讼概念的厘定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二、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构想
凡事皆杂于利害，司法实践表明，权利也可能滥用。如果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讼权利，无疑会干扰军队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军队行政权威，同时令军事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因此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有其重大价值的。
根据已厘定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是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因为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纠纷的种类及数量繁多，而军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的纠纷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况且部分军事行政主体还具有自我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必要将所有军事行政纠纷都通过军事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科学合理地界定军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促进军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完善，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呈现出逐步扩大之势。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其第2章专门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后，分别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两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和优化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主要依据，两者在总体上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同时，由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军事行政诉讼活动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其受案范围宜小不宜大。当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围可以再行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军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
1.对军事行政处罚不服的。如果军队保卫部门对某涉嫌违法的军人实施了行政拘留，而被拘留的军人认为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即可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2.对限制人身自由、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等军事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某军事行政主体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军职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将其部分财物当作非法所得而实施查封、扣押，当事人如果对此不服，则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3.对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申请，军事行政主体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假设一名符合条件的军人，向有关军队行政司法机关申请军队律师执业证，该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其军队律师执业证，该军人就此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4.有关当事人认为军事行政主体没有依法给予其相应经济待遇的。有关军人住房等涉及军人经济待遇的问题，相关的军事法规政策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一些法规政策难以得到彻底贯彻的执行，军人的权利时常遭受损害。此时权利受损的军人就可以通过军事行政诉讼解决问题。
5.军事行政主体非法干涉军队律师的会见权。依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军队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军人以及军人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看押军人或军人犯罪嫌疑人的军队保卫部门，如果自行设置障碍，非法阻止军队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则军队律师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6.军事院校学员(此处专指具有军籍的生长学员或军队干部学员，不包括地方委培生)与军事院校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涉及军事行政管理的问题而产生的纠纷。近年来，在军事院校中，在职干部学员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入学以后，在职干部学员的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其原所在单位，在职干部学员与军事院校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在职干部学员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三、关于军队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体制内”制度，让军人受冤屈，或者权利、尊严和人权受到损害时能得到一个被保障的途径，正如同普通公民遭到国家公权利侵害时，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利般，这可以说明在我军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大环境已经形成，而且该制度的建立不仅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第一，有利于依法治军方针在军队切实得到贯彻实施、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维护了军队的稳定。若及时、有效的军事行政诉讼依法解决问题，则能将军队内部矛盾迅速消解。第二，有利于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通过军事行政诉讼可将军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行为统一到国家和军队的法律法规中，克服个别部队组织松散和有法不依的混乱现象。第三，有利于提高军事机关的工作效率，克服因军事行政相对人无休止地逐级申诉，导致军事机关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时间被牵扯的弊端。最后，为完善我军的法制监督体系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加强了军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体系。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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