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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选取原则。乡镇是由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多方面的,任何单项指标都无法全面而客观地反映该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以需要构建一套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评价,该指标体系即是利用多个指标从不同侧面、方位、多角度地对区域经济社会进行评价,要具有导向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和绩效性。
2.评价体系指标的选取。根据指标选取的原则,将指标体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一类是社会人文发展水平指标进行乡镇科学发展定量评价。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农村经济总收入X1、农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X2、工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X3、耕地面积X4、粮食总产量X5、农村用电量X6、农业机械总动力X7、乡镇企业产值X8、乡镇企业上缴税金X9、乡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重X10,共10个指标。涉及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劳动力情况。社会人文发展水平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X11、总人口X12、非农人口比重X13、年末出生人口X14、小学初中学校个数X15、师生人数比X1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所X17、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X18,共8个指标。涉及乡镇人口、城镇化、农民生活、教育文化水平、社会保障等。
3.评价方法选择。选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降维方法,将指标中相关性较高的变量转化为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因子分析是把关系比较密切的、相关程度较高的几个变量归为一类,每一类组成一个因子,用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方便地找出影响乡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通过线性加权法对各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水平进行定量评价。
4.评价体系计算过程。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具体步骤如下:(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及其特征值、特征向量。由特征向量构成的矩阵A=(aij),称为因子载荷矩阵。(3)建立因子模型。设X1,X2,…,Xn为原观测变量,通过因子分析,找到影响这些变量的公共因子F1,F2,…,Fm(m<p),这样原p个变量可以表达为:Xi=ai1F1+ai2F2+…+aimFm+εi(i=1,2,…,p)上式中的F1,F2,…,Fm称为公共因子,εi称为Xi的特殊因子。(4)确定因子贡献率和累计贡献。(5)对因子载荷阵作正交旋转。(6)计算因子得分,权数是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7)计算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反映各乡镇经济总体发展程度。标准化处理的结果使得最终得分没有满分,零分表示乡镇的平均水平,正分表示高出平均水平的程度,负分表示低于平均水平的程度。
二、乡镇科学发展实证分析———以孝义乡镇为例
2014年第十三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评价结果显示,在全国百强县市中山西省孝义市排名第65位,是山西唯一入围的县级市,这是孝义市自2007年至今连续7年入围全国百强县市榜单。孝义市是山西“扩权强县和转型综改试验区”双试点,在资源型经济转型等方面走在全国其他资源型市县的前列,这与孝义各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目前,孝义市所辖7个镇、5个乡,乡镇总面积819.51平方公里,占孝义市总面积的86.63%。人口27.9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8.0%。乡镇企业总产值308.77亿元,占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57.2%,且各乡镇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各不相同,在资源型县份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鉴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山西孝义为例,对乡镇发展进行评价研究。
1.运用spss软件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2.计算变量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由表1可以看出,前4个主因子的贡献率达到84.869%,因此选择这4个作为主因子进行分析。通过碎石图(见图1)也可以看出:第1个因子特征值很高,解释原有变量贡献最大。以此类推,特征值逐渐变小,第5个以后的特征值越来越小,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因此提取4个因子是合适的。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乡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年末出生人口、农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等指标上有较大的正载荷,因此该主成分主要表明农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作为乡镇农业指标。第二主因子在农村经济总收入、工业收入占经济收入的比重、农业机械总动力、乡镇企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师生比等指标上有较大的正载荷,因此该主成分主要表征乡镇经济发展规模及水平,作为乡镇经济发展的指标。第三主因子在总人口、非农人口比重指标上有较大正载荷,表明人口是劳动力的重要基础,因此该主成分主要反映劳动力方面的情况,作为劳动力的指标。第四主因子在乡镇企业上缴税金这个指标上的载荷大,反映乡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因此该主成分反映了乡镇的工业发展概况,作为乡镇工业指标。
3.计算各乡镇综合因子得分,列出因子得分表,并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各乡镇的综合测评得分,公式如下:ZF=26.201%*FAC1_1+23.760%*FAC2_1+17.921%*FAC3_1+16.9839%*FAC4_1其中ZF为各乡镇的综合得分,FAC1_1,FAC2_1,FAC3_1,FAC4_1为各乡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综合得分高低表明乡镇的综合经济实力强弱,详见表3。
4.综合得分的结果分析。综合得分量化反映了各乡镇经济总体发展程度。由因子得分矩阵可以看出,在因子1上得分较高的有大孝堡乡、兑镇镇、西辛庄镇、下栅乡,表明这些乡镇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南阳乡、柱濮镇等乡镇得分为负数,表明乡镇农业发展落后。在因子2上得分较高的有梧桐镇、兑镇镇,表明这些乡镇的经济综合实力较高;驿马乡、下栅乡得分最低,表明乡镇的经济综合实力较低。在因子3上得分较高的有阳泉曲镇、兑镇镇、高阳镇,表明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较好;在因子4上驿马乡、梧桐镇和大孝堡乡得分高,表明工业经济发展实力较强。从综合得分情况看,兑镇镇、梧桐镇、大孝堡乡、阳泉曲镇、高阳镇这五个乡镇的得分为正,排名位居前五,表明乡镇的总体发展程度较高;驿马乡、下堡镇、柱濮镇、西辛庄镇、下栅乡、杜村乡、南阳乡这七个乡镇的得分为负数,表明乡镇的总体发展程度较低。
三、对策建议
乡镇是县域发展最具潜力和活力的主体,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支撑,加快乡镇科学发展事关县域科学发展大局。立足孝义各乡镇实际和评价分析结果,结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建议如下。
1.以中心镇和社区化中心村为抓手,重点推进乡镇发展。根据非均衡区域经济理论,选择其中一部分发展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较大的乡镇重点发展,通过政策、技术等措施的引导,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向重点镇聚集,让重点镇超前发展。依靠重点镇的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乡镇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2.进一步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乡镇和农村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农业的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是集市场化、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集约化、社会化、企业化为一体的经营模式,通过农业的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3.坚持走工业新型化道路发展乡镇经济。乡镇要树立“工业立镇、工业强镇和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确立乡镇经济发展思路的定位要与乡镇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与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的加速融合,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由小规模种植向规划带、规模经营区发展,由传统的小作坊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进一步扩大工业化发展新局面,备足乡镇发展后劲。
1.研究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11—2012年在深沪两市连续两年披露研究所需数据的电子信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被ST、PT和数据披露不完整的上市公司后,选择38家电子信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2.研究变量选取①变量设计原则。为科学、全面和准确地评价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需要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下列原则。a.重要性原则。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受多方面、多因素的影响,有许多指标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电子信息企业的竞争力,但我们选择的指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指标,而对一些非重要的次要指标予以忽略。b.系统性原则。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有机系统,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技术创新能力都保持良好状态,因此反映企业竞争力的各个指标之间应保持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综合反映企业竞争力的整体、内在、本质的特征。c.目的性原则。所建立的指标体系需要反映企业竞争力的整体状况,并通过企业指标体系分析发现企业竞争力强弱的原因,找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及措施,以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d.可比性原则。评价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的指标在统计口径上要一致,提供的信息应相互可比。e.可操作性原则。在能够反映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尽可能选取数量较少的评价指标。同时也要做到指标含义明确,计算依据资料在企业比较很容易获取,具备一定的现实统计和核算基础,便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②变量设计及经济释义。根据电子信息产业具有资金密集、研发投入大、产品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和上述变量设计原则,本文从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五个方面,选取11个变量评价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变量及其经济释义如表1所示。
3.研究数据来源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上证所和深证所网站公布的公司各年财务报表;二是各相关财经网站:上市公司资讯网、巨潮资讯网等。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样本企业以及指标体系选定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样本企业的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因子分析方法是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和特定因子来表达原观测的每个变量,以达到降维的目的。使用因子分析方法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步骤。1.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因子分析法运用的前提是原始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实际上就是证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共同成分,可以再提取公共因子。现根据样本公司的变量资料运用KMO和Bartlett检验证明变量资料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KMO统计量的取值在0到1之间,其值越接近1,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所选变量就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所选样本在0.5<KMO<1的区间内,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2.提取因子因子分析的关键就是根据样本数据求得因子载荷矩阵,求解的方法有多种,但比较普遍使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因子个数确定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的因子数,如表3所示;二是通过系统绘制碎石图来确定因子个数,如图1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特征根大于l的公共因子有4个,说明这4个公共因子可以载荷所选11个变量,同时这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2.506%,说明这4个因子可以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82.506%,因子分析结果比较理想。在图1中,纵坐标显示出特征值,横坐标表示因子个数。从图中可以看出:第1个因子特征值很高,对解释所选变量的贡献度最大,第2、3个因子的贡献度次之;第4个因子之后的其他因子特征根都比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度也小。因此,提取的4个因子足以从整体上反映样本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含有4个公共因子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模型可以表示为:F=31.626%/82.506%F1+24.927%/82.506%F2+14.183%/82.506%F3+11.77%/82.506%F4注:F为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
3.旋转成分矩阵
为了使各个公因子之间反映的信息更加清晰独立,可以使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化旋转。通过正交化旋转,可以使所提取因子具有可命名解释性。因子载荷矩阵正交化处理后的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经过正交化处理之后的数据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每一个公因子所代表的实际经济意义。第1个公因子在净资产增长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方面有较大的载荷,它反映了电子信息企业的发展能力,即用来衡量公司未来资本壮大与规模扩张的能力。第2个公因子在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方面有较大因子载荷,这两个方面主要衡量样本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只有具备了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的公司才能抵御面临的财务风险。第3个公因子在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方面有较大的载荷。由于电子信息企业资产规模大、存货较多,因此,这两个指标对其竞争力的形成有较大影响。第4个公因子在研发技术人员比例和研发密度方面有较大的载荷,这两个指标反映电子信息企业在科技和人才方面投入的情况,这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4.因子矩阵分析表在公共因子确定以后,就可以计算各因子的得分情况。通常利用正交化旋转后的载荷来计算各个因子得分,公共因子得分系数情况如表5所示。
5.样本公司企业竞争力得分及分析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样本公司2011年、2012年的各因子得分取平均值,就可以计算得出样本公司竞争力得分状况,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仅列示综合得分前3名和后3名的公司,如表6所示。由于竞争力与得分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得分高的公司竞争力好于得分低的公司,而且分值越高,竞争力越强。其一,从总体上看,38家样本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得分都偏低,特别是偿债能力得分均为负数,营运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分都为正数,说明在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差异不大的情况下,营运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就成为了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高低的主要影响因子。电子信息企业上市公司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因为电子信息产品国内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电子产品相比较,我国许多电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国外电子产品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电子信息企业的发展;二是电子信息产业具有投资大的特点,新产品生产线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在银行贷款额度大、发展能力受制约、存货增多、盈利空间不断缩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导致了电子信息企业偿债能力差。需要指出的是,提升我国电子信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兼顾所有影响竞争力的因子,做到协调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电子信息企业应特别重视改善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其二,从综合得分排名前几名来看,综合得分前3名的公司是华映科技、紫光股份、厦门信达,他们主要得益于良好的营运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从发展能力来看,除了厦门信达的发展能力排名靠前外,华映科技、紫光股份发展能力欠佳。这3家公司偿债能力名列38家公司的后3位。因此,这3家公司应通过发展能力和融资模式上的调整和重视资金运用效率来进一步提升竞争能力。其三,从综合得分排名后几名来看,华鑫股份、综艺股份、大连控股表现出较差的竞争力,虽然华鑫股份、综艺股份的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大连控股的偿债能力与其他企业相比较表现不错,但营运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表现较差。因此,加大研究投入、完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增强市场拓展能力和存货变现能力是这些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三、结论
【关键词】信息化指标体系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发达国家向信息社会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步伐越来越快。加快发展本国以及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是个必然的趋势。推进信息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木途径,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保持杜会安定有序;有利于发展壮大先进文化,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在推进信息化的同时,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信息化普及与应用的状况和程度,评价与监测我国信息化的成果、发展水平与存在的问题。为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提供必要的数据支也必然需要进行信息化水平测试,这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引进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来使此过程变的简单或者说更为有序化。
二、变量指标的选取
国家统计局在其《中国信息能力报告》中,设计了一套评价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指标:指标体系共分4级,有25个指标:①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应用能力:a.每千人拥有PC数;b.每千人拥有传真机数;c.每百人拥有电话数;d.每千人拥有电视机数;e.每千人拥有收音机数;f.每万人接入因特网用户;g.每百万人互联网上网主机数;h.每平方公里光缆长度;i.每百家企事业单位上网数;j.基础信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②信息资源及开发利用能力:a.每户打国际电话时间;b.每百人期刊发行量;c.每日信息量;d.网络用户平均上网时间;e.每万人Web站点数。③人口素质:a.每万人平均科学家和工程师数;b.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比重;c.大学入学率;d.每十万人在校学生数;e.计算机专家和工程师数。④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撑:a.信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b.研究开发(R&G)支出占GDP比重;c.每主线电信投资;d.人均GNP;e.教育投入。
鉴于遵循数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以及易得性,本文采取以下指标:每千人工业增加值x1;每千人电信业务量x2;每千人移动通信交换机容量x3;移动电话普及率x4;电话普及率x5;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x6;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x7;有线电视普及率x8;每十户宽带上网用占有户数x9;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10;每十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总数占有的人数x11;每十人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有的人数x12;每千人专利授权数占有数x13。其中缺省值用平均值代替或者临近年数内值代替。由于篇幅有限,指标数据省略。
三、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能够实现数据简化目的的有效方法之一。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使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运用因子分析法,借助EXCEL多元统分析,对已得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在处理过程中选取方差贡献比率为0.80。按照方差贡献比率大于80%,应提取前四个因子,它们所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84.58%,这四个因子就可以解释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了。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每个城市的四个因子得分情况F1,F2,F3和F4。最后,对28个城市的信息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排序。以旋转后四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F=0.5923F1+0.09957F2+0.0804F3+0.0736F4,最终可以得到所有城市的综合得分排名。由于变量指标取值的同向性,得分越高代表信息化水平越高。排名依次为: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湖南、福建等等。
四、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统计学中研究“物以类聚”问题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统计分析的应用领域已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其思路为:首先每个数据对象自成一类,并且计算各个类之间的“距离”或者相似性。然后每次将最相似的两类合并,合并后重新计算新类与其他各个类之间的距离或相似度。这一“凝聚”的过程一直继续直到所有对象都归为一类为止。利用各城市的因子得分,还可对28个城市进行分类,得分值相近的城市被认为具有较相似的属性。
五、结果分析
由所得到的聚类图可以看出,全国信息化水平基本上可以分为五类,北京,山西各成一类,从上面的综合水平排名可以看出,北京信息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首先归功于北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人文环境,其次结合因子得分矩阵,北京在因子1上的得分最高,而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因子1在13个变量指标上的载荷系数都比较大,证明北京在城市信息化的各个方面都比较出色。山西的信息化综合水平排名第10,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因子4上的得分较高,因子4在变量指标x1,x2上的载荷量较大,这正好符合山西是个煤矿大省的特征,通信电信比较发达繁荣。天津、广东、江苏、福建、浙江归为一类,这几个城市都是发达城市,信息化水平偏高,在每个指标上得分都比较平均。而河北、黑龙江、河南、江西、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安徽、山东、四川、海南、重庆可以归为一类,这几个城市由于地理环境、产业结构、人口众多等因素使得信息化水平中等偏下。最后一类,信息化水平偏下的一类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广西、云南、和陕西,信息化水平底下源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于信息化认识薄弱以及对信息产业的投入不够。
六、政策建议
虽然我国信息化应用工作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使信息化带动经济发展的优势难以更好地发挥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就是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较也存在不小的距离。当前,经济全球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信息产业的新发展,都对我国信息化应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应认真分析中国信息化水平现状,分析与国外信息化发展的差距,有效地针对问题和不足进行改进,正确地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和应采取的对策。
对策和建议主要有:(1)加快有关信息化法律、法规的制定,确保应用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降低成本,普及大众。(3)加强信息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力度。(4)加大国家对信息化投资力度缩小地区间差距。(5)加强信息资源建设,提高信息化服务质量与水平。(6)建立信息化数据采集系统和评价监测体系。
另外,由上文的分析,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数据很不全面,在每个地区城市的报告中尚未包括有些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比如说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值的比重。完整的数据不仅可以帮助很好的测度信息化水平,同时可以鞭策及时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高信息化水平是必要的途径。
参考文献:
张海永.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江苏省13个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
【关键词】存活素;胃癌
存活素(Survivin)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种凋亡抑制因子,在1997年由耶鲁大学的Altieri等发现,具有强大的抗凋亡功能,是凋亡抑制因子(inhibitorofapoptosisproteins,IAP)家族成员之一。研究表明其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1Survivin的定位与表达
人Survivin基因定位于17q25染色体上。其编码的Survivin蛋白是由142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为16.5kD的蛋白质,以同源二聚体形式存在,表达于细胞周期的G2/M期[1]。人类的Survivin蛋白是一类胞浆蛋白,许多研究表明生理状态下,Survivin存在于人的胚胎组织中,而成人除子宫内膜、胎盘组织和胸腺组织中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Survivin表达外,大多数组织均测不到其表达。而绝大多数癌组织存在Survivin表达。其余的IAPS则能够广泛表达于正常成人组织中,这是Survivin与IAPS家族其他成员的最大区别之一。
Survivin能够选择性表达于恶性肿瘤组织,而癌旁正常组织并不表达,并且可以促进细胞的恶性转化和抑制细胞凋亡,是某些恶性肿瘤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Survivin的表达增高出现在肿瘤发展的早期,并且在发生侵袭前就可出现表达上升[2]。有研究表明随着肿瘤的发展,肿瘤细胞中Survivin的含量也随之增高,与Survivin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促使肿瘤发展有关。Survivin的表达与肿瘤患者的耐药性、预后及5年生存率呈正相关。这些特点使Survivin为肿瘤的早期诊断和基因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2Survivin在胃癌中的表达
Survivin在大部分肿瘤,如肺癌、乳腺癌、胰腺癌等癌组织中呈高表达,而在这些相对应的正常组织中不表达,并且它的表达与预后有相关性。Survivin的表达在消化道肿瘤中也有重要的意义,在判断晚期结直肠癌的预后、复发、疗效及5年生存率中的意义已得到普遍认可。而Survivin与胃癌的研究也有很多发现。
Nakamura等[3]发现,Survivin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萎缩性胃炎组织,而在正常胃组织中不表达。在Survivin的定量研究中表明,其表达量与患者的生存呈负相关。分化程度越低的胃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率越高,患者预后越差[4]。而Survivin与胃癌淋巴结转移情况、浸润程度及分期之间的关系尚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Survivin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之间的关系在肠癌、肝癌、宫颈癌以及肺癌等肿瘤方面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而在胃癌中报道相对较少。近几年,在胃癌领域的研究中,Survivin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并且Survivin与许多研究比较成熟的肿瘤相关因子在胃癌表达中的相关性,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当代的Survivin研究不仅着重在Survivin对胃癌的单一因子的作用上,更着重于寻找多个肿瘤相关因子与胃癌发生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3COX-2与Survivin在胃癌表达中的相互关系
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是花生四烯酸合成前列腺素的限速酶,COX-2是其中的一种。近年来很多研究表明其与肿瘤的发生有密切联系。COX-2参与多种病理生理过程,包括炎症过程及肿瘤的发生、发展[5]。COX-2可被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血管作用多肽及丝分裂素等诱导表达,并可刺激肿瘤生长、转移和浸润[6]。COX-2在正常组织中不表达,但在多种肿瘤细胞可见高表达,在有关肿瘤的治疗中可以通过抑制COX-2的表达来限制肿瘤的生长、浸润及转移等。
近几年来多方面的证据表明,COX-2在胃癌组织中也呈高度表达[7],并且与胃癌的分化程度相关。COX-2导致胃癌发生的机制主要与其促进血管生成及抑制细胞凋亡有关[8,9]。王滔明等[10]应用免疫组化S-P技术检测了Survivin及COX-2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在早、中期胃癌组织中Survivin、COX-2阳性表达密切相关,两蛋白阳性呈正相关性。
COX-2和Survivin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有较多的共通点。二者均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在早期就可出现,而在正常胃组织中不能检测到;表达程度越高,患者的恶性程度就越高,5年生存率越低;并且在胃癌发生的机制中,都能够抑制凋亡。在结肠癌中的研究发现,COX-2的主要产物前列腺素E2可直接引起Bcl-2的升高[11]。而Bcl-2基因及其表达蛋白可抑制细胞凋亡和延长细胞寿命,又称为凋亡抑制基因。其可以通过阻断细胞色素C的凋亡作用来抗凋亡,而Survivin也可抑制由细胞色素C诱导的caspase活化此过程。COX-2和Survivin可共同通过阻断细胞色素C来抑制细胞凋亡。因此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二者的协同作用。
4VEGF与Survivin在胃癌表达中的相互关系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endothelialgrowthfactor,VEGF)是调节血管生成的最重要的细胞因子。不仅在正常组织中有表达,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已被证实呈现过度表达,且和多种肿瘤的生长、转移、预后有关[12,13]。
VEGF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VEGF和它的受体能够刺激内皮细胞形成新生血管[14],肿瘤组织内VEGF呈现高表达,也与其促血管生成作用有关。因此,抑制肿瘤细胞中VEGF的活性就可以减少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数量,而血管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对于抑制肿瘤的生长及浸润有重要的意义。
现有的资料表明在胃癌中VEGF阳性率为43.14%~73.10%,高于正常胃黏膜和癌旁组织[13],并且在胃癌转移机制研究中发现,VEGF含量与胃癌浸润、淋巴结转移及肝转移密切相关[12]。胃癌组织中VEGF过表达反映胃癌的恶性程度,是判断预后的有效指标。
Survivin不仅有较强的抗凋亡作用,并且与肿瘤血管的形成及细胞的增殖有关[15]。Mesri等[16]研究表明在肿瘤血管增生过程中,VEGF与Survivin存在正协同作用。Survivin的促血管生成作用是由VEGF所介导的,VEGF的存在是Survivin作用所必需的条件。实验证明,VEGF可以促使Survivin的表达增加约16倍[17]。我国学者聂明豪等[18]在对胃癌的研究中也证实了Survivin与VEGF的表达存在协同性,共同作用促进胃癌组织中血管的生成,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KDR)是VEGF的特异性受体,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VEGF可以通过KDR信号转导通路来诱导COX-2的表达[19]。而COX-2可与Survivin协同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VEGF则为促进肿瘤内血管的生长,为肿瘤的生长提供营养物质。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COX-2、VEGF和Survivin三者之间存在复杂并且精密的调控。
5Cyclin-B1与Survivin在胃癌中表达的相互关系
细胞周期素(Cyclin)是一类调节细胞周期的蛋白质,与细胞的有丝分裂有关。在对细胞周期素的研究中发现,Cyclin-B1、D1及E在多种肿瘤中,如胃癌、肝癌、结直肠癌、肺癌和宫颈癌等,可检测出有一个或者多个异常表达。Cyclin在多种肿瘤中出现异常表达,应该与其调节细胞周期的作用相关。
在胃癌中可以出现异常表达的,目前主要认为是Cyclin-B1及D1。由于Survivin表达于细胞周期的G2/M期,而Cyclin-B1也表达于该期,因此认为Cyclin-B1与Survivin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正常情况下,在有丝分裂后期Cyclin-B1迅速降低,从而使细胞退出M期。这样就可以使细胞进入新一轮的有丝分裂,而不会滞留于M期。在正常胃组织及胃癌组织中均可见Cyclin-B1的表达,但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胃组织。利用RT-PCR显示SurvivinmRNA表达阳性的胃癌组织Cyclin-B1mRNA表达水平明显低于SurvivinmRNA表达阴性的胃癌组织和正常胃组织,SurvivinmRNA表达阴性的胃癌组织Cyclin-B1mRNA水平明显低于正常胃组织。此项研究表明:Survivin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Cyclin-B1表达水平呈负相关[20]。
Survivin蛋白与Cyclin-B1都在G2/M期表达,二者可能在有丝分裂的G2/M期共同作用,导致细胞脱离正常分化程序,从而使肿瘤细胞凋亡被抑制,细胞分裂加速。而二者具体的共同作用点,目前尚无明确的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探讨。
6p53与Survivin在胃癌中表达的相互关系
人p53是一个由393个氨基酸组成的白。正常情况下,p53活性很低,当机体遇到各种引起DNA损伤的因素后p53被激活,其活性和蛋白水平迅速升高,然后根据应激信号及组织、细胞种类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应答。p53基因是较早被认识的凋亡调控基因,其分为野生型和突变型。野生型p53基因有促进细胞凋亡作用,而突变型则失去此作用。几乎所有的人类恶性肿瘤中都存在p53的异常,一半以上存在p53的突变。由于突变型p53失去促细胞凋亡的作用,所以,突变型p53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与其丧失促凋亡作用有关。
p53在正常胃黏膜中不见表达,而在胃癌组织中表达较高。Maehara等[21]研究认为,p53与胃癌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及TNM分期有关,但是与肿瘤的大小和分化程度无明显相关性。目前研究认为,Survivin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作用有一途径与p53有关。野生型p53在mRNA和蛋白水平抑制Survivin[22],而在大部分癌症发生过程中出现了突变型的p53,从而失去了抑制Survivin的作用,导致出现细胞的异常增殖。Lu等[23]的研究结果显示:当p53突变时,Survivin异常表达;而高表达起到强大的抑制凋亡的作用,导致细胞增殖,肿瘤形成。
王洪等[24]采用了二步法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胃癌组织中Survivin和p53蛋白的表达情况,发现胃癌组织中Survivin高表达导致凋亡抑制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突变型p53基因丧失了对Survivin负反馈调节,在这一过程中二者起协同作用。
以上研究均表明:p53对Survivin基因表达有负反馈调节作用。并且由于p53与胃癌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及TNM分期有关,所以其可以作为胃癌预后的指标之一。
如果在肿瘤发生的早期能够抑制p53对Survivin的调控作用,就可以抑制肿瘤细胞内Survivin的产生,使肿瘤细胞走上正常的凋亡途径,能够减少肿瘤细胞的数量和减慢肿瘤发展速度,对肿瘤患者进行早期治疗。这样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及5年生存率。
7其他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ylori)已经被确认为是消化性溃疡的首要病因。在消化性溃疡患者中H.pylori检出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近年来,H.pylori感染与胃癌的关系逐渐引起关注。WHO于1994年宣布H.pylori是人类胃癌的1类致癌原。有关胃癌中Survivin与H.pylori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相关报道显示它们之间具有相关性[25],但是,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共同作用机制尚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NF-κB是一种能和免疫球蛋白κ轻链基因的增强子序列特异结合的核因子。过去认为NF-κB在炎症和免疫反应中有重要的作用,而近年来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它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的影响。NF-κB在胃癌中的阳性率较高,并且关于它和Survivin在胃癌中表达的相关性,也有相关研究报道。
除上文所列出的指标外,有关Survivin与p27、CD44V6蛋白及PTEN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已经在逐步深入。
现在大多数的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单一的Survivin纵向的深入研究,而将更多的科研工作放在多个肿瘤相关因子的横向联系上。
8展望
近来新发现的具有独特结构的凋亡抑制蛋白基因家族成员Survivin,在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耐药方面的作用正引起重视。Lee等[26]通过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了106例胃癌手术标本,发现Survivin的表达与肿瘤大小和浸润深度相关,我国学者张宏等[4]的研究也发现了Survivin在胃癌中的表达具有类似的特点。目前关于Survivin与胃癌的淋巴结转移之间的关系还存在较大争议。Survivin除了在肿瘤细胞异性表达外,还与肿瘤的预后有很大关系。肿瘤患者中Survivin表达阳性者,其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Survivin表达阴性患者。并且在肝癌复发患者中,Survivin表达阳性率也明显高于未复发者[27]。虽然目前大量研究表明Survivin是一个有潜在价值的肿瘤标记物,但是关于Survivin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诊断治疗中起到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报道还比较少。并且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单一层面,仅仅研究Survivin与肿瘤的关系,没有与其他研究较成熟的肿瘤相关因子联系起来。而目前胃癌是一个世界上都难以攻克的难题,患者的早期转移较多,5年生存率较低。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Survivin及其他相关因子的关系,用来指导胃癌的早期诊断及临床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这将是在胃癌研究中的一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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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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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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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
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1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2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有银行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向非国有经济放款来减缓不良资产的增长,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仍将是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重点(包括改革中与改革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转制,政策性不良资产就将在长期内困挠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绊脚石。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功实现商业化经营,在我国加入WTO后就很难与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相抗衡,国有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国家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力度还稍显不够。我们必须抓好入世过渡期这个改革时机,否则国企改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解决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尤其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数量少、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成本高。如对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不到30%的国有企业占用了70%以上的银行贷款,但创造了70%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非国有企业只获得30%的银行贷款。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充分改善,中小企业将难以持续快速发展,会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融资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融资难”已经严重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究其根源,既有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银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
1.1企业自身原因
(1)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信息观念淡漠。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结构单一且科技含量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经不起原材料或产品价格的波动,经营风险较大。加上中小企业信誉不高,信用观念淡漠,导致银行放贷慎之又慎。不少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财务管理水平低下,信息缺乏客观和透明。此外,个别中小企业还恶意抽逃资金,拖欠帐款、空壳经营、悬空银行债权,造成信贷资金流失,严重损害了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水平。
(2)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会计信息失真,造成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为中小企业融资增加了难度。椐调查,我国中小企业50%以上财务制度不健全,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自身素质较低,缺乏应有的财务管理知识,对重大的财务决策全凭自己拍脑袋来决定,管理非常混乱。同时,企业为了应付监督部门的检查,还要准备两套帐,甚至多套帐,这样,企业很难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资料,银行也无法摸清企业的真实面目,增加银行对企业贷款的风险。
1.2银行方面的原因
(1)体制政策上的失衡直接影响银行贷款与直接融资的渠道。我国金融机构仍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银行业的高度垄断与产业的高度垄断相一致,导致四大银行只愿给国有企业贷款。这主要是企业与国有银行在所有制上的差异,造成银行与企业之间制度障碍。此外,国家还规定对银行的逾期、呆帐等不良贷款实行追究制,因此银行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放贷自然多一份谨慎和小心。现行的《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针对家庭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科技企业的“二板市场”的缺失,基金组织及其其他形式的融资尚处于初建阶段,使得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很难实现。
(2)信息不对称影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并不能亲自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它与资金的使用者(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带来了矛盾和问题。通常,中小企业资金在经营管理状况方面比银行拥有更多信息,因此,中小企业就有优势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或事后的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银行的利益,使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保证、抵押能力上的差别,以及贷款规模导致管理成本上的差异,使银行缺乏为家庭式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服务的动力。
(3)缺乏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中,还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虽然我国已有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业银行如农村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但由于他们没有得到政策性融资权,自身问题还没有解决,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要。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从成立开始,并未从国有企业的体制中解脱出来,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发展能力不足,从而减弱了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金融体制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有效地解决,抑制了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发展。
(4)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渠道也不畅通。我国《公司法》规定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500万元,上市公司股东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等等,这些硬性条件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阻碍着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国《公司法》还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债券其净资产不得少于60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不得少于3000万元,并且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担保,不允许企业私募发行,这一系列条件也限制中小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空间。
1.3政府部门的原因
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府部门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观念,长期以来,国家扶持政策一直实行向大企业倾斜,尽管这些年来国家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国家现阶段对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的优惠政策,而对中小企业仍然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在我国,中小企业虽然采取了差别利率、两免三减或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中小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本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往往实际最终无法实现。
2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途径
由于融资难,涉及企业、银行、政府三方,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2.1规范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
(1)要明晰企业的产权,建立股份合作制。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只有企业的产权明晰,经营者才对自己的行为和企业未来的发展负责,企业的信用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大力推进股份合作制,促进中小企业的改革。通过产权转让、股份制改造、租赁、拍卖等多种方式,加快放开搞活中小企业的改革步伐。在改革中鼓励员工自愿入股,增强员工对企业资产的关切度,为企业的发展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2)规范企业财务制度,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做假帐,建立完善的财务报表体系,提高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积极清偿银行的债务和应付款项,建立企业的信用制度,提高企业的信任水平。
(3)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通常情况下,A级以上信用级别的企业,金融机构才能考虑其融资申请,因此企业要树立良好的企业法人形象,杜绝不良信用记录,提高企业还款的信誉程度,大力开拓产品市场。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信用等级评估制度和指标,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构筑信用体系。
2.2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
(1)金融部门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配置金融资本,不应以所有制性质去导向市场。在金融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利率的杠杆作用,对市场的金融贷款进行市场调节。如根据中小企业要求信贷时间短,数额小,频率高的特点,就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从而摊低自己的信贷成本,使中小企业也免去了不必要的奔波和民间高利贷的拆借。另外,商业银行应开发更多更新的金融服务项目,提高为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效率,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健康财务管理制度。
(2)多种融资方式共同发展。继续扩大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尽快设立创业板市场,规范直接的企业产权市场,在促进国有大企业上市的同时,允许符合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同时还要解决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实现股权的全流通,尽快推进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建设。创业板主要要看企业发展的潜力,这样为中小企业尽早进入国有企业创造条件。
(3)积极培育和发展债券融资市场,大力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促进中小企业科研开发的创新能力。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理顺债券发行审核体制,逐步放松规模的限制,扩大发行额度完善债券担保的信用评级制度,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此外还应大力发行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各类企业债券,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方式。大力推进以开放式基金为主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丰富基金品种,引导储蓄流向投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4)建立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体系,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大力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一般了解地方基层,能够利用当地的信息了解本地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时,具有信息和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共同发展两者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2.3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1)政府部门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5月6日下发了《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1998年6月20日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8条措施;1998年10月19日下发了《关于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通知》,决定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11月17日,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的10条措施;国家也成立了中小企业司,2003年《中小企业促进法》通过并实施,它标志着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以上举措对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来源,扶持中小企业起着积极的效果。
(2)完善我国对中小企业资金的扶持政策。政府部门主要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等方式给予资金上的支持。税收优惠是国家通过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等优惠条件,以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而财政补贴是政府通过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出口等方式给予的财政援助;政府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方式有贷款担保、贷款贴息、政府直接的优惠贷款等等。
总之,要真正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需要经过政府、企业、银行三方的共同努力,创建一个融资渠道多样化、社会信用完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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