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0 14: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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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因为年龄小，知识经验少，理解能力差，容易混淆正确与错误，常常各种教育都容易接受。但是，幼儿虽然年龄小，但他们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对幼儿进行社会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作为教育者，我们要以热爱幼儿、尊重幼儿为前提，为幼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树立正面的榜样，以鼓励表扬为主，用积极的因素调动幼儿自觉接受教育的内部动力，提高认识，分辨是非，引导幼儿积极向上，逐步培养良好的社会品质。
二、注重一日生活的渗透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纲要》（试行）指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幼儿的社会教育是跟社会紧密相关的，渗透在一日生活中。因此，我们必须在大量的生活细节中，在不改变生活原有的特质的前提下，将与某种生活内容或生活方式相应的社会教育目标结合起来。
（一）通过主题活动进行社会教育
主题活动，是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主题）来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应依据幼儿的特点和社会性发展的水平，制定与之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内容，围绕一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让幼儿在活动中接受社会教育，养成优良的社会品质。
（二）注重一日生活中开展社会教育
幼儿优良的社会品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以练习，进行强化训练，使良好的社会品质得以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和标准。因此，教师要注重幼儿的养成教育。在养成教育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和规则是否切合孩子实际？师生关系是否平等？是否给予孩子充分的实践机会？是否让孩子充分参与常规的制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三）通过家园共育进行幼儿社会教育
（一）主观因素影响
1.家长期望值过高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是很高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健康、快乐，毕业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能尽快融入社会，但是孩子的心理受学校、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学生的表现或者努力往往达不到家长的要求，在社会上出现了因为没有达到目标而导致学生伤害的事故。2.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要变家长过分保护型、过分干涉型、严厉惩罚型教育方式为理解民主型，理性地看待学生的成长，对于孩子的错误或过失，及时给予指出，跟孩子沟通时要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压低嗓子，杜绝粗口、暴力，避免学生心理及思想偏离方向，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3.需要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家庭是学校的重要合作伙伴，教师应本着平等、尊重、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主动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职校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帮助，家长的积极性离不开老师的引导和调动，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赏识、相互鼓励，才能使教育工作事半功倍，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客观因素影响
1.物质条件的影响家庭成员素质偏低或家庭经济贫穷与富裕影响子女的学习行为。在经济贫困的家庭，父母的文化素质偏低，不能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重视子女的学习行为培养，容易造成孩子学习上的后进。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太好，吃、穿、用等都不用愁，使子女有一种优越感和经济上的富裕感，攀比之心严重，在学习上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了。[1]对于物质上的影响要循循善诱，不能一概而论。2.父母职业对学生的影响父母职业差别是家庭教育影响的一个客观指标。不同的职业，因其有不同的特点，会带来不同的家庭环境、学习条件、学习气氛等，所以就会对学生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调查发现，在父亲职业与学生问题行为方面，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较干部、工人、个体户三种家庭问题少。
二、学习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有针对性分析问题
（一）注意交流沟通方法
1.家访要走进家庭家访是班主任联系家长，了解学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包括常规家访和重点家访。常规家访是指班主任在接受一个班时，到学生家中去了解情况。包括了解家长的职业、文化修养、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学习环境、课余爱好，以及听取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3]家访重点则是班主任有侧重、有目的地深入地解决1-2个问题。访问内容主要包括，向家长汇报学校动态、班级情况、课业要求，介绍家庭教育的典型经验等，与家长一道深入分析研究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教育。2.班主任家访，切忌“告状”告状式家访，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班主任在家访过程中要积极与家长互相交流，肯定学生优点，指出其缺点，提供一些建议性或目的性的要求。鼓励、劝导家长关心子女，从情感上去爱护他们，“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提醒家长要改变那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愚昧思想，让他们明白教育孩子应该讲究方法，讲究艺术性。3.家访要“座”下来谈班主任在家访时更要策略性的多报喜少报忧，提出委婉的建议，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爱护，逐渐消除自卑心理，点燃自信火炬。在自信火炬的指引下融入到班集体中去，体会班集体的温暖。同时，在家访中，让学生、家长、老师一同探讨，避免学生产生猜疑的情绪。这样，师生之间架起了心灵的桥梁，关系也更加亲密。
（二）畅通家校沟通的渠道
为全面介绍本次展览，共举办了四次专家讲坛。首先是全面普及本次展览知识。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梁柱教授以亲身主持参加九连墩楚墓发掘的经历，讲述鲜为人知的考古发掘过程和付出的艰辛，并向大家展示了硕果累累的考古成果。其次是举办专题讲座，针对展出重点，开展《瑰丽多彩的楚文化》《试论战国玉佩中的“对开同型”器》两次讲座，对漆器、玉器的制作工艺、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做较全面分析，探索展览所反映的楚国历史和审美观念，让观众对重点文物有一定的把握。三是举办知识趣味性讲座。由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湖北省博物馆志愿者胡昇主讲，他以火热的激情、生动的语言，讲述本次展览的趣闻趣事，使展览更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
二、拓展教育覆盖面，开展“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活动
《九连墩出土楚墓展》的一大亮点是编钟，尤其是采用“裸展”的方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代乐器的魅力，让人有敲击它的欲望，更有聆听演奏编钟的渴望。湖北省博物馆抓住观众的心理，发掘编钟文化内涵，复制了小型编钟、开发了“编钟帽”卡纸等系列工艺品。带着这些工艺品，我们先后到吐鲁番市第一小学、葡萄乡中学、苏公塔及博物馆，宣传九连墩出土楚墓展。湖北省博物馆志愿者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九连墩楚墓及编钟知识，然后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编钟卡纸，让他们用水彩笔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再经过裁剪折叠，就做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编钟帽”，同学们戴在头上，兴奋不已。活动最后是用复制的编钟演奏《两只老虎》。志愿者首先教同学们演唱《两只老虎》，然后敲击编钟示范演奏，再让同学们亲自体验这种乐器。
三、工艺纪念品独具特色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引起热议并逐渐成为一种现象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关注的是随迁子女是否合理拥有城市的教育资源，另一边则是如何使受教育的程度得到稳定的实施，教育质量的保证。在我国由二元化社会向全面统一发展之间，首先应该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我国的有关部门也针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了相关的部署和政策出台。2008年，国办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3年初，教育部联合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对政策的落实都有强制性的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仅在原籍还是流入地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因环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等。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丰富资源配置不仅是化解由此而来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政治责任感。
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一是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也制约了他们将来家庭规划的步骤和合理性，子弟学校成了一种廉价的教育消费。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都要接受9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小学校教育制度的最终出口是通过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所以解决出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工子女（新城镇子女）的在教育问题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经济社会成果显著的今天，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的落实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方案。
二有城镇居民教育普遍属于按照行政区划就近入学入托，对于外来人口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够享受到这一教育福利带来的实惠，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
三有外来人口为主的学校软硬件和师资的配备缺乏统筹和经费补贴，在较近的地区里显现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丽敏博士（2009）[3]认为，在社会资本融入的问题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社会交往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着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观念，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对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发现，现在我国城市、城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既城镇居民子女和农村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质量有出入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普遍因为地方环境限制，普遍就读于农民工为主的子弟学校身份，而城镇居民子女则享受公立、民办学校教育。因为固化了“圈子”和“阶层”让很多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对就学儿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够影响她们今后成长的。熊易寒博士认为（2010年），对于学生而言，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差，且教学质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鲜有机会接触本地青少年，后者则或多或少的有接触[4]。原因针对外来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关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经济稳定，而且也是城镇化扎实推荐的合理布局。笔者通过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入学资源的合理性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一部分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整合资源的政策。
2．户籍政策的限制，当地方教育资源稀缺或紧张时更容易导致外来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能够保障服务于这一群体工作人员（例如村办、民办教师）的薪资和各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费用的减免、师资的配备、培训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建设。
3．将教育贡献与投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受教育的支出成为一种负担，而如何能够通过收入的提高给予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人以财力支持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支出变成地方政府因财力负担加大而拒绝执行的理由。
4．区划问题使得学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诿对相关学校扶持的责任。
5．就学人员的固化造成了阶级的再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财政补助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我国于2001年开始试行的“两免一补”政策，该项资助政策的初衷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实行内容主要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书本费、直到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相关费用的划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而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从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紧贴实际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补助相关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鉴于务工人员和农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问题，应该在外来人口子女随迁数量多，且具备功效的地区或城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资金也可以实行效仿“两免一补”实行专户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计入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核加以监管。逐级的财政拨付在最终环节应该确认受助学生-学校-县一级的财政教育部门备案等。
随迁农村子女能够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仅是我们所提倡的人人享有得到平等教育条件的体现，而且还能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安心服务社会。有专家学者提出对一部分早先教育程度不高的子女可以适当接受民政部门组织的职业培训或加以补助直接进入技术学院、职业学院深造的建议笔者是很赞同的。眼下我国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而城镇人口对待职业教育还总是一副“有色眼镜”的思想，应该通过沟通和指导使得一部分义务教育后的子女进入到这个环境中来后，这也要求我们逐步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助学保障水平，提升他们的自身素质。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城市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天地。
1．“洋节日”的盛行
近年来，圣诞节、万圣节等外国节日在中国的流行呈现出越来越普遍的态势，让人担忧的是，这些外国节日的流行正在向低龄化发展，每年圣诞节时，孩子们总是翘首企盼着父母或“圣诞老人”在平安夜将梦想已久的圣诞礼物悄悄地放在圣诞袜中。
2．重拾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性
我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却日渐被弱化、被忽视。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统节日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对培养人的道德素养和健康人格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节日教育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促进
幼儿社会性发展指的是幼儿学习他所属的社会中人们必须掌握的文化知识、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幼儿的社会化离不开社会群体、集体和个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离不开个体积极主动地掌握社会经验和形成社会关系。幼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去掌握社会生活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自我调节、交往技能等。
1．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
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发展。小班的幼儿也可以通过活动感知节日的美，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从而获得情感体验，对传统节日文化有一个初步了解。中班幼儿粗浅地了解民俗节日的基本习惯礼仪及规范等，培养社会规则意识。大班幼儿通过传统节日教育活动感知中国传统节日的含义，了解节日的风俗习惯礼仪，知道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明和创造，从而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2．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社会情感的发展
第一，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幼儿尊敬长辈的意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培养幼儿尊敬长辈的意识，我们利用精彩的传统节日教育活动融人尊老的相关内容，如春节主题中的“我给长辈拜个年”、重阳节的“我为爷爷奶奶做件事”以及中秋节主题中的谈话活动“团团圆圆度中秋”等活动，通过幼儿讲述自己给长辈拜年、长辈对自己关爱和自己如何向长辈表达爱、如何用实际行动孝敬长辈等，让幼儿在感受长辈对自己的关心和爱的基础上，萌发他们尊敬、关心、爱护老人的情感，形成尊敬老人的观念。第二，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幼儿文明礼仪的行为意识。人的言行举止是人的整体素质的重要表现。而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内涵，为了提高幼儿的整体修养、习得必要的社会行为规范，我们不仅要在lE常活动教育中注重幼儿文明行为习惯的培养，还要充分利用节日的教育因素对其进行启发和教导。如在春节主题“拜大年”“我会做客”等系列活动中，让幼儿学会向亲朋好友问好，学会礼貌进餐用语，知道在拜年时说吉祥话的意义，懂得在餐桌用餐应文明进餐等文明礼仪。大部分幼儿表示在节日访亲探友时，能做到不在别人家中大声喧哗，取物时，须明求。这就说明传统节日中的礼仪文化已经慢慢在幼儿的脑海中形成意识，并内化成自觉的行为。第三，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每个传统节日里都存在传统的游戏活动，如端午节时幼儿最感兴趣的是赛龙舟。没有真正的龙舟，可让幼儿模拟赛龙舟，幼儿戴头饰的做船头，其他幼儿做船身和船尾，在长形塑料板上依次紧抱，双脚做浆，全队幼儿步调一致，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加快速度，齐心协力到达终点，任何只顾自己、不顾集体的行为，都会影响全队的成员。为了获到最后的胜利，每个幼儿都严格遵守纪律，努力协调自己与前后同伴的合作。这对幼儿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自我控制、克服困难的能力，无疑是最好的培养。
3．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幼儿社会行为技能的发展
第一，传统节日教育有助于幼儿了解社会规则、习得人际交往技能，促进幼儿的社会化发展。幼儿在制作花灯、月饼、包粽子、剪窗花等活动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的幼儿一块制作。在这样的交流经验、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过程中，幼儿能学会分享、学习处理好自己和集体、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第二，传统节日教育有利于培养幼儿动脑、动手的能力。在传统节日活动中，由于环境、游戏的需要，常常需要幼儿一起制作民俗食品、饰物等，例如冬至节福州民俗文化搓(米时)活动、重阳节的自制九九重阳糕，端午节中缠艺术品小粽子等活动。民俗食品制作活动符合幼儿亲身体验、实际操作的认知特点，且具有很强的兴趣性、游戏性，不仅使原来有难度的社会认知活动借助操作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同时有利于培养幼儿爱劳动的意识。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没有劳动就没有收获、就没有现代文明。而身为独生子女的现代孩子在家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通过传统节日教育的制作活动培养幼儿爱劳动的意识，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三、幼儿园传统节日教育有效教学策略的运用
1．运用多媒体教学形式策略
利用多媒体动画资料通过图像、动画、声音的有机结合来展示节日文化内涵；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制作相应的PPT，因为自制的PPT课件可以弥补动画资源不足的缺陷，同时又因具有形象直观、新颖多样、高效集成、易保存、易利用、易修改等特点，适应了民俗节日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幼儿的节日情感体验，增强其对节日文化的记忆力。如冬至节的《“好吃”的冬至》、有福州地域民俗特色的《搓(米时)节节高》、清明节的《春暖花开话清明》、有美丽传说的《百花盛开花朝节自制PPT无不是我根据节日教育活动需要，将生僻难懂的节日习俗文化、食俗文化的文字资料以图片和自制动画等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幼儿展现，帮助幼儿直观地、初步地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2．实践操作策略
传统节日活动中涉及的很多内容都与民俗工艺有关，如清明节的放风筝、元宵节的闹花灯、春节的贴窗花等。这些民俗工艺就是动手、动脑、动身的艺术。教师通过收集相应的传统节日艺术作品资料，为幼儿准备充足的材料让幼儿在观察、欣赏、感受和动手操作中直观地感受传统节日的民俗氛围，了解传统民俗文化。对于不易于在集体教学中体验的节日活动，我们则以周末亲子活动的方式让幼儿和家长共同参与，在亲子体验的氛围中让幼儿感受节日的氛围，体验节日的愉悦。如重阳节的登高活动，清明节的祭祀、放风筝、踏青等活动以及中秋节的赏月和团圆饭活动都是在亲子体验活动中进一步让节日教育产生良好的教育效益。
3．家园互动策略
第一，邀请长辈走进幼儿园参与节日活动。重阳节邀请祖辈(爷爷奶奶)到幼儿园与幼儿一起参与节日活动，通过制作重阳糕、品重阳糕、为爷爷奶奶送礼物(祝福)等活动，让幼儿了解重阳节的风俗习惯，从而l董得孝敬老人、尊重老人，让幼儿逐步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学会关心他人，感受关爱他人的快乐。继承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又如福州传统节日拗九节，邀请社区中的爷爷奶奶到幼儿园与幼儿一起参与联欢活动，通过做拗九粥、品拗九粥等活动，让幼儿了解拗九节的风俗习惯，体验与祖辈、朋友在一起过节的2014年第23期欢乐心情。第二，发动家长的教育资源，搜集有关传统节日文化的信息。邀请家长在活动前与幼儿一同收集相关节日的图片数据、声像数据、手工艺品等。请家长到幼儿园为幼儿讲述传统节日的风土人情、礼仪规范、唱民族歌曲、跳民族舞蹈，既可以使幼儿从不同方面了解传统文化，又加深了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了解与认同。家庭是传统文化自然传承的桥梁，以家园互动为载体开展幼儿传统节日教育活动，可以深刻影响幼儿的精神世界。
4．游戏体验策略
中国传统节日中有很多丰富有趣的民间游戏，将这些游戏作为民俗节日教育的一部分，能提升幼儿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也能改变传统节日教育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让幼儿在民间游戏中了解民俗节日。结合幼儿心理特点和认知特点，选择生活化、趣味性、活动性强的传统节日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元宵节组织“欢欢喜喜闹元宵”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制造一派热热闹闹庆元宵的景象。活动中还可以进行师生合作舞龙舞狮歌舞表演、唐装秀、花灯赛、看花灯、做元宵、品元宵、猜灯谜游戏等，一丰富多彩的元宵节主题活动使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了浓浓的闹元宵节气氛，体验了传统节日的快乐，萌生了对祖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热爱。
5．环境熏染策略
（1）条块化构建管理网络。首先，可以将岗位培训、学历培训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各类培训及网站建设、科研课题、档案管理、文字材料等各类工作条分缕析，纳入归口的中层管理部门。这样分块管理，能有效下移管理的重心，突出管理的中心。其次，可以本着“分工不分家”与“便于事业开展，便于质量提升”的原则，致力于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的打造。每年度要对教师的分工进行“合理化、最优化”微调，尝试推行“轮岗制度”，着力形成校长层、中层及教师、学员层的层级层进式管理模式。
（2）科学化执行管理制度。首先，在健全常态的与普通中小学基本一致的制度基础上，建立诸如《社区教育目标管理制度》《社区教育分片包干责任制》等具备社区教育自身特色的管理制度，着力形成制度文化。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要与教师的心声相融合，邀请教师参与到制度的制定中来，将原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的需求与学校的需求相整合，完善修订形成新的、更切合学校事业发展的制度，为精细管理的推进提供基础。其次，要打破“大锅饭”，激发“内驱力”，注重制度“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辩证统一，切实理顺各类管理的精细化脉络。
二、根植认识，深刻理解要领，挖掘精细内涵
（1）要加强精细管理内涵的诠释。精细化管理，简而言之，精为“精致”，细为“细微”，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理念。它是规范化管理走向个性化管理的必然阶段。具体而言，社区教育基层学校应精细化地确立办学目标，并在目标的引领下，精密构建组织架构、精细解决存在问题、精致落实人员分工、精心建设校园文化，同时更要留足对应的精细管理中的过程痕迹，做到件件落实，事事可查。
（2）要着力理清精细管理的思路。首先，应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第一资源”，按照业务学习与阶段考核相结合，各类培训与能力竞技相结合，科研课题与论文撰写相结合的方式，扎实开展师资队伍的精细化管理与建设。其次，要切实加强精细管理基础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在硬件设施上舍得投入，用于改造场地、路面、建立实训室、盘活土地等闲置资产；另一方面要着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按照培训内容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要求，本着对教师与学员宣传、引领、激励性的原则，营造切准本校培训特点，满足校本发展需求的校园文化，力争环境整洁，赏心悦目，设计合理，富有品位。
三、回归服务，强化常态管理，凸显过程痕迹
社会教育基层学校要确立“管理即服务，精细化管理即全方位服务”的理念，在管理过程中注重精细管理的常态化，注重过程管理的痕迹化，不断体现“服务提质量，服务创品牌，服务彰信誉”的要求。
（1）首先，社会教育基层学校在培训的过程管理上要想方设法，开展精细化管理。具体表现为办班计划的编报、培训通知的发放、课务课程的设置、考试考核的落实、培训证书的发放及最后的培训资料的归档等，全过程、全方位留足精细管理的痕迹。一是在报名招生阶段，应以电子稿为主体，纸质稿为辅，将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学员的基本信息逐一核实，确保无差错。二是将传统通知手段与现代通知手段相结合，与学员构建沟通渠道，实行“双保险”。如可以以电话、短信等平台为载体，加强与学员之间的互动沟通，还可以以纸质稿的方式直接寄送，学员签字确认的形式进行互动沟通。三是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有纸质的签到程序，而且在培训中途及课堂结束前还应具备点名环节，确保学员的“到课率”，有条件的社区教育基层学校甚至可以采用“指纹”点名。四是抓培训的授课质量，要严把兼职教师质量关。校行政主任及班主任可以跟踪听课，把学员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还可以每次授课后随机抽20%左右的学员进行课堂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五是在考核后的发证上，可以采取上门领取、签字确认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送证上门”签字确认的形式，确保每张证书不遗失。对于技能及对应的理论培训，应当着重从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上按照“对象、内容、时间、目标、方法、考查”等“六个方面”切实做到“段段清”。其次，社会教育基层学校不仅要注重阶段考核，而且要注重“售后服务”工作。可以在学员培训结业后开展批量式跟踪调查服务，对培训的质量要求、后续培训的需求进行前期的摸底调查工作。其三，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要逐渐体现精细化要求，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举办教研活动，安排工作要求，研讨工作难题。甚至对教师要提出听课要求，如每位教师的学期听课量达20节（次）。这一举措，不仅能提升校内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也能监控外聘教师的授课质量。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而在人们传统教育思想下形成的重学校教育，而轻社会教育的单一教育理念，正在逐渐的打破。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教育，合理的利用社会办学这一力量，充分共享社会教育的有效资源，为下一代的全面发展开拓更加有效广阔的教育空间，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社会音乐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分支，在现如今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接受它。社会音乐教育目前已经成为除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外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可以说社会音乐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部分。
二、正确认识素质教育体系当中的社会音乐教育
素质教育是个庞大的教育体系，是、德、智、体、美、劳教育的综合体。而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音乐教育是艺术教育系统中的一支，已经成为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要达到一个怎样目标，怎样发挥它的作用等等，还有待于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软弱的，而没有品行只有知识是非常危险的，这样恐怕就会成为社会当中的一种潜在的威胁。缺失了素质教育就会出现许多不良的后果，如此种种可谓屡见不鲜。学习水平上升了，道德水准却下降了；课本上的知识丰富强化了，动手的能力却弱了；理论知识增长了，创新能力却退化了。我们国家目前现行的教育体制对人才的培养，往往是因为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片面的注重智力开发，操作技能训练与培养，课本知识传授。单一的重视学生知识系统的开发，忽视了其他系统的培养。造成了部分学生在情感与道德，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些方面的缺失。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对个人的成长和对社会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艺术教育的实质作用，就是通过艺术技能的训练来提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以此来引导和提升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社会音乐教育在提高人的心理健康、弥补人的性格与素质缺陷等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方式不了替代的功能。社会教育的水准体现着社会文明的水准和教育发展的水准。在学校教育没有顾及的领域，社会音乐教育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在整个素质教育的体系当中社会音乐教育虽然不处于中心环节，但它也绝对不处于边缘地带。
三、从个体全面发展的角度探索社会音乐教育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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