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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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英文名称：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恩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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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941X
国内刊号：42-13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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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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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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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湖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1-4799
国内刊号：42-1020/C
邮发代号：38-46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4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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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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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员;读者;和善;创新精神;电子阅览室
Abstract：Technology，mobility，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a global and multi-cultural are changing the Electronic Reading Room.Costs of network connections continue to decline while capabilities continue to rise.Mobile connectivity is grow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The growing importance between librarian and reader kind is a natural way to build a healthy and friendly atmosphere.
Key words：librarian;reader;being kind;enterprising spirit;Electronic Reading Room
在网络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高校图书馆馆员不仅人心和善占据道德高地，提高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等也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服务含义，作为知识的导航与传播者，应提高专业素质、信息素质、及创新素质，在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云数据图书馆的时代，不断学习、积极进取。例如，如何应对4G网络时代，人人低头把玩移动通讯设备的现实，电子阅览室以往蜂拥踏至，如今门庭冷落[1]，如何拓展服务方式，完善电子阅览室的服务成为首要任务。
4G移动通讯，高速光纤网络，败也萧何，成亦萧何。图书馆与校园网硬件合理配备资源，利用免费校园WiFi将电子资源呈现给校园内师生读者，拓宽电子阅览室的时空，提高校园网资源的利用率。在软件与服务方面，则努力提高同学的信息利用能力，寓教于乐，使之在利用校园信息平台中，收获良多，能利用电子阅览室的拓展空间优势，实现图书馆与师生的良好互动，要培育电子阅览室的良好声誉，使以人为本的服务思路落实到实处[2]。集网络、信息、学习、研究多功能于一体，能吸引更多有求知欲的读者前来学习，让读者自主地学习，拓展图书馆服务空间，发挥校园网的效能，对校园网电子信息资源爱不释手。电子阅览室直接提高服务质量的做法如下：
1.友善氛围与归属感。万事开头难，在新生入馆时，现场讲解如何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在过去以往的定期培训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电子资源、随书光盘、文献检索等内容。演讲者，对于刚刚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新生，注意养成微笑服务、和气用语、耐心解释的良好习惯，以老师和朋友的身份吸引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又感到友善与温暖。同时，大一新生开始因对电子阅览室的好奇心，带着熟悉、了解的心态而来[3]，使之有家的感觉，则可建立归属感。
2.精心设计、完善服务环节。编写介绍电子阅览室功能的宣传手册，并链接在免费WiFi首页，自动导航，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在一楼大厅滚动屏幕中增加对电子资源宣传内容，介绍电子阅览室的功能。此外，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在馆藏资源揭示方面存在检索功能过于专业、书目数据关联性差、检索结果可用性低、没有充分挖掘用户借阅数据等问题[4]。图书馆可以采用聚类的思想和数据挖掘技术，从基于检索字段的书目数据聚类、基于用户分类的书目数据聚类、基于用户资源利用行为数据统计分析的聚类3 个方面完善OPAC 资源揭示及书目推送服务[5]。
3.培养受益终生的检索能力。人在大学阶段只能获取所需知识的10% 左右，而其余90%的知识都要依靠在工作以后不断学习才能取得[6]。因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意识和文献检索能力，教学生学会学习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图书馆网页中，刊载各种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等内容以及相关讲座录像，拓展讲座的利用时效，扩大讲座宣传空间。促进电子资源的利用，拓展电子阅览室时空。
4.拓展学习功能。许多读者利用图书馆购买的学习类数据库以及其它网络教学视频、教参资料，学习英语、计算机知识，或者练习计算机作业、复习功课等。若在电子阅览室进行信息利用技术讲座，电子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技术的可操作性强，上机讲座效果更佳，丰富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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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问卷调查这种方式是一种常用的方法，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针对性的问题提问，包括服务态度和服务内容，有针对性的改进不足，尽可能满足读者要求。网络沟通这种方式更适合现代的读者。
通过图书馆主页的电话咨询、服务台的当面咨询、读者留言版的咨询，QQ在线咨询等方式，与读者进行沟通，也可以主动地在BBS上发帖，就一些较为集中的问题进行讨论。还可以把问卷调查的结果公布在上面，让读者和馆员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以便成为使图书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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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 自身基础 创新理念 服务地方 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宁夏大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按照“基础扎实、人格健全、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目标培养创新型人才，确定了“加强基础、强化实践、发展特长、注重创新、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思路。力求通过努力，使所有本科生以不同方式参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活动，并且使其中30%的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目前，学校拥有一批水平先进、设施完善的实验室和科研基地。现有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27个，各学科领域实验室93个。能源化工（天然气转化）重点实验室、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宁东基地煤化工资源循环利用实验室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宁夏大学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旱区现代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夯实基础，提升实力
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学校确立了“学科建设要有新提高、科技立项要有新突破、科研成果要上新水平、队伍建设要有新成绩、平台建设再上新台阶、服务地方要有新作为”的六大要求，以强化激励机制和管理执行力为突破口，先后出台了《宁夏大学学科建设规划》《宁夏大学科学研究与创新奖励办法（试行）》《宁夏大学横向合作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科技服务地方若干意见》《宁夏大学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政策灵活性和导向性，显著提升了师生员工的科研创新及服务社会的意识和主动性，有力地支持了高素质人才培养。
（一）科学研究能力不断提高
“十二五”期间，学校科研总量加速发展，全面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阶段。“十二五”宁夏大学科研经费由2011年0.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47亿元，五年科研经费总量达到7.03亿元，比“十一五”1.5亿元科研经费总量增加了5.53亿元，利用两年时间走完了过去五年的历程，实现了年均1.4倍多的增速。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达到了1.56亿元，占总经费的86%，包含24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973计划前期研究等项目课题，重大科研项目的争取和承担规模为学校更好地服务地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立项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展，获得了自治区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宁夏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等项目280项，经费1.13亿元。在人文社科领域，获批教育部、文化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项目152项，项目总经费900多万元，年均增长50%，较“十一五”的12%有了迅速增长，进一步协调了文理工科研立项结构。这些均表明，学校科研创新实力已初步迈上国家创新资源平台，具备了与国内特别是西部地区同类院校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能力。
（二）科研成果产出不断涌现
“十二五”末期，学校紧紧围绕内涵建设，持续强化了科学研究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严把立项、检查、鉴定、报奖关，尤其是对广大科研人员“科研生命线”的质量意识培养，显著提升了成果质量。共通过科研成果b定（验收）176项，优秀率达到89%；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8项；获宁夏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5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23项；自治区自然科学论文奖一等奖17项，二等奖27项，三等奖45项。特别是在“逐步加大高水平成果奖励力度，淘汰低水平成果”思想和制度引领下，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年均595篇，较“十一五”的700篇有所下降，代表原始创新能力的三大检索收录论文共发表249篇，是“十一五”71.89%，实现了年均1.4倍的增速，创历史新高；授权专利48项，其中发明专利占47%，较“十一五”年均的29%有了大幅提升。
（三）科技创新平台功能不断释放
针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文社科基地的功能定位，集中力量在督导、检查、保障、奖励上下功夫，激活了创新资源，凝聚了创新合力，起到了引领全校科研创新和服务社会的作用，成为学科建设、科研基础条件改善、科研项目承担、成果产出、研究队伍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两年来，获批立项各类科研项目总经费7341.82万元，占全校科研经费的39.05%；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82万元，占全校的28.55%，国家社科基金189万元，占全校的32.85%；形成了215名博士的人才队伍，是全校博士的54.06%，成为全校最强的一支创新队伍；支持了国家重点学科草业科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少数民族、211全部8个学科的申报和建设。特别是改善了学校科技基础条件能力，共争取国家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自治区科技基础条件能力建设项目，自治区创新与发展项目经费1200多万元，新增购置大型仪器设备100多台，涉及化工、生物、农业、环境等多专业，对全校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和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起到了突出作用。
（四）科研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
近两年来，面对国内高校人才引进和科技创新加速的新形势，以培养和引进“学科建设需要与研究型人才”为标准，借助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和一般项目历练，以及迅速提高人才引进门槛、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校级基金配套等多项措施，通过面上培养群体，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团队，在青年才俊和高水平领军人才“两端用力”，使创新人才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层次明显提高。截至目前，全校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7人、第三层次15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人，自治区313人才30人，1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体专任教学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达到52%，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比例达到21.6%，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达到80%。建成了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达到了7个和校级科技创新团队8个，获批了“宁夏回族学人才”等3个高地，特别是入选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1个、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次获得。
二、政产学研结合，实现共赢
围绕建设“服务宁夏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服务中心”目标和“创制政策、畅通渠道、完善机制、搭建平台”的服务思路，集中加大了与区内各级政府、事业单位、行业企业的联系、联络、联合的“三联”，拓展校企校地合作力度、频度和广度，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咨询，得到了政府认可，取得了服务双方的“双赢”，激活了校内资源与校外服务需求的互动积极性，探索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政合作带动型服务社会模式”。
（一） 借助学校资源，提高服务地方能力
近年来，学校先后召开了四次宁夏大学服务社会新闻通报会，推介了服务资源，吸引了社会各界重视。与科技厅、发改委、民政厅、经信委、农垦集团、宁东管委会等厅局举办了合作交流会、座谈会和洽谈会，争取了支持，畅通了渠道，建立了牢固的服务关系，为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搭建了每年召开的“宁夏大学地方科技局长论坛”服务合作交流平台，邀请全区县以上科技局主要领导来校洽谈合作，突破了瓶颈，建立了地方需求瞬时反馈与资源立时对接的服务机制。以此为基础，聚焦一线需求，与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固原市原州区、财政厅经济建设处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设立了3项合作基金，推动10多个学院与科技创新平台与县区管理部门建立了长期服务关系。
（二）横向合作结构优化，质量显著提升
通^不懈努力，在自治区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学校横向科研规模显著扩大。“十二五”期间，学校横向合作经费达到7670万元，超过整个“十一五”1200万元的经费总额，年均增长达到30%左右，增速历史最快。进一步改善了学校科研纵横比，占到科研总经费的近两成。2011年，首次实现了单项横向合作项目经费超100万元，全年超1000万元的突破。2015年40万元以上的横向经费项目达到11项，占全部立项数的21.6%。
与此同时，学校创新了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模式。与神华宁煤集团、英力特化工有限公司共建了煤化工工程实验室、与百瑞源枸杞有限公司共建了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与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和御马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共建了宁夏葡萄与葡萄酒研究院，与青龙管道共建了旱区现代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与大北农饲料共建了宁夏饲料工程技术中心，与小任果业公司共建了宁夏大学设施农业人才科技培训有限公司、与国电隆基硅业有限公司共建了宁夏光伏材料重点实验室等，以此实现了13个科技创新平台的全面开放运行。
（三）实现产业联盟，组建专家服务团队
牵头成立了“清真牛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32个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通过这些努力，持续不断地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将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的资源和需求纳入学校发展轨道，在机械制造、绿色建筑、生物医药、生态治理、设施园艺及牛羊饲料等方面申报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示范推广和转化了红枣分级分选机、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和改良剂等一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的科技成果。
另外，根据学校不同专业访学，结合自治区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在现有的110余名自治区农业科技特派员基础上，遴选和组织了45名专家带项目服务企业、14名专家深入全区贫困村指导致富，23名专家积极参与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厅专家团服务基层。尤其是依托自治区农业科技服务示范基地，以8位首席专家、28名队员专家的综合团队，全程指导了20个基地的建设和运行，示范应用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同时，以“教授+青年骨干+学生”形式，组团20余支，主动对接基层需求，承担了100多项横向合作项目，包括技术咨询、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技术服务等任务，已经成为自治区生产战线长期提供稳定智力支持的一支队伍。
（四）对接发展需求，提供决策参考
对接行业发展需求，先后承担了西夏文研修班、宁夏阿訇短期培训班、宁夏葡萄产业技术人员培训、天地奔牛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培训、泰瑞制药和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的员工培训、奶牛饲料与疾病防治技术培训、马铃薯贮藏技术培训等培训任务，并借助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为石嘴山市、中卫市、固原市等培训技术人员和生产者，共有20000人次。
以创办的《决策参考》《生态决策参考》《211工程宁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窗口，瞄准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葡萄产业发展、扶贫攻坚、生态补偿、内陆开放型试验区建设、黄河金岸发展、中部干旱带生态保护与发展、中南部生态移民、宁东基地循环经济及化工产业发展为专题，提供了决策咨询报告，部分得到了自治区主要领导的批示和实施。同时，全校以学院、研究机构为单位为自治区提供了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蓝皮书2011、宁夏现代物流业发展调研报告、贺兰山和罗山自然保护区植被监测与生物保护、宁夏“十二五”工业科技发展规划、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建设咨询、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宁夏人口发展总体思路和对策研究等100多项政策、法律、创作、规划、理论等研究成果，为自治区民族团结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明确既定目标，开创服务新局面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科技工作两大主线，在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基础上，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以此为指引，按照此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的主要路径，结合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和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要求的“两大中心任务”。
（一）明确目标，多点开花
今后学校要以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力，细化管理、强化奖励、注重鼓励。加速扩大科技规模，快速提升内涵，强化特色，持续推进原始创新，集中开展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加大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团队、重点学科建设力度，注重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发展。以“政产学研用”密切结合为突破口，以“五型产学研合作基地”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服务资源的开放化和市场化，紧密围绕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最大限度地将科研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支持高素质人才培养，为推进宁夏经济社会跨域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争取项目，产出成果
在项目上，力争在“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等重大项目立项上取得新突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立项达到100项左右；教育部社科资助项目立项达到50项，科研经费总量突破1.5亿元。
在成果上，力争SCI、EI、ISTP三大检索收录论文数量增长1倍；出版研究著作200部以上；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翻一番；新增国家级奖励实现新突破。在领域上，力争建成5-10个自治区层面的特色突出、优势明显、水平较高的研究领域，1-3个优势研究领域进入国家级行列。在服务上，力争横向项目增长1倍，建成5-8个专业化人才培养培训基地、100个左右服务地方基地、100个左右服务地方团队、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大学科技园、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3个专业化检测服务中心、1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或技术中心和3-5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服务平台。
（三）重视科研创新，促进人才培养
科研水平的高低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必须更加强化观念，坚决走高水平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支持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要大力推进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将前瞻性研究与课堂相结合、应用研究与学生实践相Y合。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的教师与学生团队结合形式，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激活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大学科技园和研究院等机构要在博士生、硕士生全部参与科研基础上，面向本科生开放，吸收本科生参与。通过高水平的科研和服务，培育优势特色学科和专业，实现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
（四）创新管理模式，积极服务社会
将科研定位提升一个档次，通过多层次、多方式的激励，鼓励承担高层次研究项目、产出高水平成果，提升创新层次。逐步加大国家重点项目、高质量论文、国家及自治区政府奖励和优秀著作的一次性奖励力度。突出应用成果转化和技术咨询服务的地位。加强重点科技项目过程管理，促进高水平、高质量成果产出。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倡导严谨治学、自由探索、负重拼搏的精神，引导广大科研人员更加重视科研和科研促进教学工作。将持续探索，力争建立健全一套符合学校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体系，使全体科研人员开展高水平研究和全方位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洪.新时期高校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探索[J].中国市场，2015（26）.
关键词：SCI； CSSCI； 体育科研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4-0056-04
Abstract：Based on documents， web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queried the source journals included by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an important retrieval evaluation tool， and then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CSSCI source journals in terms of dynamic changes， publication frequency， research horizons， subject categories and so on. I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sports discipline in survival mod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research group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e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ese sports scientific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Chinese spor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 研究目的
在体育科学研究评价领域，权威期刊的遴选，以及科研成果学术影响力等，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历来被公认为世界范围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的索引工具，能够提供科学技术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1]。在中国，南京大学于2000年5月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成为我国公认最权威的社会科学发展科技文献索引之一，亦成为评价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探讨CSSCI与SCI体育类期刊的异同，有助于认识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与世界体育科学前沿之间的区别与差距。国内外不同机构对各学科核心期刊的认定有不同的序列和数量，筛选出的核心期刊的品种和数量便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各体系大多采用的公认度较高的以下指标中部分作为评价依据：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总被引频次、被引频次累积量、被引用期刊总数、期刊累计数、获奖或被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引用该刊的期刊数、期刊半衰期、他引影响因子、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被索量、被摘量、被摘率、他引量等。在SCI与CSSCI的诸多相关信息中，存在着评价机构、学术文化、学科历史、科研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两者并不在一个学术平台上。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不能无视世界体育学术水平、前沿领域的状况。对国内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尽管CSSCI的科研水平较高，反映出我国体育学科最新成果以及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水平，基本满足了体育学科的科研信息需求。对于世界体育科研的前沿与动态，我们却知之甚少。将代表中国最权威学术期刊之一的CSSCI，与世界公认的科学论文索引权威SCI相提并论，有助于更为清晰和深刻地认知中国体育科研正在行走和将要行走的道路。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中的光盘版（SCI-CDE）与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及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评选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ses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 （2010-2011年版）。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网络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查询了用于期刊引用分析研究的重要检索评价工具，《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中所收录SCI体育类来源期刊和背景资料，与中国CSSCI体育类来源期刊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比：CSSCI与SCI体育类期刊的差异
SCI是根据加菲尔德的引文集中定律和布拉德福的文献分散定律编制而成。80/20定律表明：大约20%的期刊收录了某学科80%的重大的、值得关注的科研成果。SCI最大限度地收录了世界上各学科的主要期刊和文献，其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囊括了可回溯到1900年的涉及到100个学科的全世界8 700份领先的学术、科学期刊中的当前和回溯性的文献信息、作者摘要、及引用参考。SCI国际学术期刊，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其收录的6 037种来源期刊（其中含光盘版期刊3 764种）为对象，将期刊所属的170个主题范畴归并为21大类。
CSSCI是由南京大学开发、香港科技大学加盟，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登载的文献为数据源，按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从全国3 500种社科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期刊质量高、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其来源期刊。CSSCI评价系统以引文指标对学术期刊进行定量评价后再聘请专家进行定性评审，遴选出其来源期刊。单指标量化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单纯用被引指数来评价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反映基础研究类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应用类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则很难反映出来[2]。2014年更新的数据库中，CSSCI来源期刊目录共533种，学科分类为25类，其中体育类期刊有10种。
3.1.1 来源期刊动态的比较
美国ISI公司自1975年起，在SCI基础上每年发行上一年度世界范围内的检索工具《期刊引证报告》，JCR在其期刊分类体系中专门列出了体育类期刊（Sport Sciences）。ISI网（）的查询结果显示，1999年SCI体育类期刊共60种。[3]
SCI对入选的刊物进行动态管理，每年评出有前景的新刊，淘汰利用率不高的旧刊。2014年查询到的体育类期刊（Sport Sciences）共56种，与1999年相比，美国《运动医学标准与不当疗法报告》（SPORTS MEDICINE STANDARDS AND MALPRACTICE REPORTER）2004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意大利《运动创伤及相关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S TRAUMATOLOGY AND RELATED RESEARCH）2005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美国《运动标准与不当疗法报告》（EXERCISE STANDARDS AND MALPRACTICE REPORTER）2005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美国《医师与体育医学》（PHYSICIAN AND SPORTS MEDICINE）2006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英国《人类活动研究杂志》（JOURNAL OF HUMAN MOVEMENT STUDIES）2007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美国《体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2008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新增期刊有：德国《运动免疫学评论》（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为2005新收编；新加坡《运动科学与健康杂志》（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为2007新收编。十多年来，SCI体育类来源期刊在减少6种的同时，仅新增2种。
2000年CSSCI收录体育类来源期刊为7种，分别为：《体育科学》《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2006年新增《中国体育科技》和《体育学刊》为来源期刊。2010年新增《西安体育学院学报》。CSSCI体育类期刊从2005年7种增加到2010年的10种，增长率高达43%，而SCI此间的体育类期刊总数基本没有变化，期刊遴选则是有进有出。SCI的常换常新与CSSCI的有增无减形成鲜明对比，体现出中西方文化在流动性方面的较大差异。
3.1.2 出版频率的比较
期刊的出版频率是指期刊出版的周期或间隔时间长短的频率。60种SCI体育期刊的出版频率，月刊（Monthly）仅7种，比例为11.7 %；双月刊（Bimonthly）共16种，占26.7%。一年四期的季刊（Quarterly）共31种，比例为51.7%。其中出版频率为一年三期（Tri-annual）的期刊有2种：美国《探索》（QUEST）；美国《运动管理学杂志》（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出版频率为一年两期（Semiannual）的有3种：英国《运动生物力学》（SPORTS BIOMECHANICS）；英国《体育教育和社会》（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新加坡《运动科学与健康杂志》（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而德国《运动免疫学评论》（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则为一年一期（Annual）。
CSSCI的10种期刊，出版频率为月刊有3种，占30%；双月刊的有7种，占70%。两相比较，中国的权威期刊明显较国际权威期刊出刊频繁。在中国，权威期刊一年仅出一期或两期的频率几乎不可想象。对于科研成果的出版频率而言，科研是否严谨、成果是否真实，不能简单用学术周期来评判学术成就的高低。但国际公认权威期刊超过半数的季刊及更长周期的出版频率，应该引起中国“又好又快”发展道路上，对“短、平、快”方式的重新权衡。
3.2 分析：中美体育科研工作的差异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公正、健全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段和标准，关系着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更影响到良好的学术环境的生成，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激发，乃至国家体育科研整体水平的提升。因此，对于评价方法和评价工具的正确认知，有助于针对性地认识SCI与CSSCI的“数量”分析的局限性，避免产生盲目、片面、甚至错误的崇拜和追逐。在对比SCI与CSSCI表象上的“知其为何”之后，更需要深入分析二者背后的“何以如是”。
3.2.1 学科生存方式的不同
中国的体育大学和体育学院，是当前体育学科发展的主力军；而美国的专业体育大学非常罕见，使得体育学科生存的背景存在巨大差异。期刊名称能反映出学科文化格局的基本构造。SCI的美国《体力与训练研究杂志》（J STRENGTH COND RES）；美国《适应性体育活动季刊》（ADAPT PHYS ACT Q）；美国《运动行为杂志》（J MOTOR BEHAV）此类期刊名称，与中国CSSCI的《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期刊名称，体现出不同的体育学科生存方式。《体育科学》与《中国体育科技》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主办，《体育与科学》由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更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
CSSCI的体育期刊名，无一例外属于“体育科学理论综合类”，其100%的占有率与SCI仅10%的“综合类”期刊比例相比，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学科格局。中国体育学科话语权的掌控机构，代表着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权威，以“大杂烩”的形式统揽着体育科研的方方面面。这与SCI注重期刊专业领域的指标大相径庭。CSSCI体育类期刊的学科重点和学科优势，埋没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大综合学科背景中，需要引起重视。未来发展对于专业不断分化、细化的趋势，必将挑战中国的“垄断综合”式权威期刊。
SCI体育类期刊的类别分为：运动医学类31种，占51.67%，运动生理学类13种，占21.67%；体育科学理论综合类6种，占10%；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5种，占8.33%；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类3种，占5%；运动心理学2种，占3.33%[3]。在国际通用的期刊类别划分中，运动医学类的杂志被归类的主题范畴为体育科学。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组织评定为核心期刊的《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并不在体育类期刊之列。表现出我国体育科学分类方式，与世界公认的分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与此同时，《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亦不在CSSCI的来源期刊之中，即CSSCI中的运动医学类期刊为空白。中国有关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的相关研究，分散在各种体育核心期刊中的运动医学栏目中，尚未到达“自立门户”的专业水平。SCI体育类期刊的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期刊共占73.4%的比例，此种期刊遴选与分类的方式，传递出体育科学前沿的研究领域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显然，运动医学在“体育学”或“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以及学科独立等问题上，国内外学术期刊并不同步。
美国体育科研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服务于重大比赛。其课题多由奥委会的科研机构和有条件的大学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研究成果直接用于运动训练实践，科研信息的反馈迅速[4]。与之相比的中国体育科研，则显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科研信息更新不及时，理论成果如何与运动训练实践合理对接等，是今后体育科研价值转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2.2 科研群体背景的不同
在美国的大学中，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员、绝大部分的体育课教师和课外体育健身指导员一般不属于大学体育部固定配置人员。校运动代表队的教练员都是采用合同聘任制方式聘用的，这些教练员专门从事运动队的训练与管理工作，不承担体育课教学任务；绝大部分体育教师都是采用外聘的方式来聘用的，一名被外聘的体育教师一般都是同时在几所大学担任某个运动项目课的体育课教学工作，这些被外聘的体育教师有的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体育教师，有的是具有职业运动员资格的运动员，他们一般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专业职称，都是按照课次的数量给予报酬。[5]
美国体育科研成果有许多都来自于其他学科的教育科研人员对体育领域和体育问题的研究。例如杰・科克利（Jay J.Coakley），作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体育社会学、闲暇、大众文化、种族关系与社会心理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倡导并创办了《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多年来一直担任该杂志主编，其专著《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成为世界畅销的体育产业MBA教材。在美国，经济学教授出版《体育经济学》专著；管理学专家撰写《运动管理学》教材，此种早已形成常态的学术现象，是体育科学与其他学科高度综合的有力佐证。体育科研工作者的学科背景和专业身份，无疑为体育科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对2003年中国体育核心期刊中2 633篇论文的高校教师进行项群统计，结果显示：专业体育院、系教师1 809篇，占68.71%，大学公共体育教师占24.0%，大学非体育专业教师发表的论文仅占7.29%。反映出我国体育科研主要集中于体育院、系[6]。大学体育教师和体育院系的专业教师，成为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群体，这与中国大学体育教师职称评聘的指标与方式不无关系。CSSCI的10种期刊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体育科研的核心力量，来自专业体育院校，以及国家体科所。究其学术背景，均以体育为起点，用体育的视角探讨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等。对我国尚不完善的体育学科语言体系而言，美国学者用社会学的知识探讨体育现象；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体育事件；用管理学的统筹协调体育事务等；此类眼光、视野，甚至立场、方式，与中国大相径庭。
两相比较，中国大学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在科研方面的压力较大，大学对体育教师与教练进行职称评聘的首要评价指标，是科研成果而非课堂教学或竞赛训练。美国的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可以脱离大学教师职称评聘的学术压力，完全依靠其授课能力和训练水平获取报酬。这种采用合同聘用制，使体育教师和教练流动于大学体育教学与训练岗位的方式，在中国公立高校主导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至少目前不具备可行性。中国参与学术竞争的体育科研群体，大多成长于体育专项技术技能的常年训练，甚至是专业运动员出身的教练员、体育教师。基于此种背景生成的体育科研成果，在国内学术界获取评价认同和学科话语权，尚需时日。中国体育科研走向世界的梦想，在改变学科生存方式的同时，亦需重新认知科研群体的学科背景、科研能力、文化底蕴的重要性。
4 结论与建议
2000年研发的CSSCI与始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SCI相比较，不能仅用简单的差异和距离来评判优劣。由于我国的科学评价机制起步较晚，SCI亦成为我国科学评价事业的基础，以及中国科技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CSSCI在中国所取得的权威地位和社会关注度，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根基。观察与分析两者间的异同点，是为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去向探寻更为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权威科学技术文献索引工具受到的启发，使我们将目光不只局限于CSSCI的期刊数量、文章数量，或被引频次，更将视野置于体育科技文献的专业细化、新兴学科等科研领域的前沿，以免产生对SCI与CSSCI的认识偏误和功能曲解。
任何一种科研成果评价标准都会有利有弊，简单绝对地使用SCI或CSSCI作为科研成果的主导性评价标准，必然存在诸多局限性，并生成一些并不可靠的评价结论。在未来推动体育科学良性发展的评价体系中，定量指标和同行评议相结合，根据各学科和期刊不同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综合指标进行评价的方式将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学会有效使用SCI、CSSCI此类文献检索工具，快捷方便地获取体育学科发展前沿的最新信息，使其更好服务于体育科研的各个领域，才能真正体现文献检索工具的价值，为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学术竞争力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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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得以广泛应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源的数字化检索、共享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介质存储下的文化资源正在逐渐消亡，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检索的需求，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要建设一套科学高效的资源管理系统。甘肃历史文化悠久，艺术资源丰富，民间文化遗产繁多。如何顺应时代的要求、科技的发展，全面、抢救性地收集、记录、整理全省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资源，全面反映甘肃文化艺术的历史、艺术科研的重要成果，为甘肃艺术科学研究提供一套系统、可靠、翔实的研究基础资料，对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料进行科学、系统保护与管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实现21世纪甘肃艺术科学学科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处于当今时代的艺术科研工作者应有的担当和亟需研究的课题。《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的最初创意与动机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前期准备，2005年，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获国家课题立项，我作为课题组的总负责人，顿感肩上的千斤重任，因为我深知，承担这个项目的意义非同一般:其一，该课题是国家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首批数据库项目，也是甘肃省艺术科学继“十大艺术志书集成”之后，获得立项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建设时间最长的项目;其二，《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是利用信息化高科技手段，摸清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家底，建立动态运行的文化艺术研究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全新的宏大信息化系统工程。资源库的建设完成，将会是全国目前唯一一项综合性的电子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其三，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前沿性的开拓项目，既无大量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循，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难度可想而知。面对挑战和压力，只有迎难而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课题获国家批准后，我及时向各级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甘肃省文化厅高度重视，连续三年，把《资源库》建设纳入当年度的全省文化重点工作。历任主要厅领导多次来所调研该项目的进展。经过多方争取，甘肃省财政厅向《资源库》下拨了专项科研经费，为课题的启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保障。同时，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为课题的项目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指导，保证了课题项目的顺利有效开展。
二、项目概念
(一)艺术资源元数据
一般认为，所谓“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或关于数据的结构化的数据。从已有的结论看，元数据的含义是逐渐发展的。“元数据”一词，早期主要指网络资源的描述数据，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其后逐步扩大到各种以电子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的描述数据。目前，“元数据”这一术语实际用于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描述记录，指的是关于艺术资源数据的数据。基于应用，可以将艺术元数据分成以下若干种:艺术数据结构:艺术数据集的名称、关系、字段、约束等;艺术数据部署:艺术数据集的物理位置;艺术数据流:艺术数据集之间的流程依赖关系(非参照依赖)，包括数据集到另一个数据集的规则;质量度量:艺术数据集上可以计算的度量;度量逻辑关系:艺术数据集度量之间的逻辑运算关系;ETL过程:过程运行的顺序—并行、串行;艺术数据集快照:一个时间点上，艺术数据在所有数据集上的分布情况;星型模式元数据:事实表、维度、属性、层次等;报表语义层:报表指标的规则、过滤条件物理名称和业务名称的对应;艺术数据访问日志:哪些数据何时被何人访问;质量稽核日志:何时、何度量被稽核及其结果;艺术数据装载日志:哪些数据何时被何人装载。
(二)艺术资源数字图书馆与艺术元数据
艺术资源数据库实际上就是艺术资源数字图书馆，是将艺术资源数字化后，支持艺术数字化资源从数据到信息乃至艺术知识的全部相关转化流程。它集艺术资源收藏、服务和保存为一体，包括艺术资源数字化从创造、传播、使用以及保存的全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各种集收集、组织、存储、和推送数字信息，并提供有关数字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的作用日益凸显。《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就是这种数字图书馆中的专业图书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环境，它把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的收藏、服务与个人结合起来，用以支持甘肃文化艺术资源从数字数据到信息乃至知识的全部相关转化流程。数据库中的数字收藏是建设该专业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根据文化艺术数据库的特点，该专业数字图书馆馆藏按照媒介划分可以分为文本资源、图像资源、音频资源、视频资源。根据该数据库的特殊需求，从数字资源的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讲，数据库的馆藏资源又可以分为一次文献(如电子图书)、二次文献(文摘数据、书目数据)、三次文献(元搜索引擎的索引)。《资源库》的管理体系包括以下4个方面:(1)资源采集，即对文化艺术数字资源进行采购、数字化加工和采集链接的馆藏体系。(2)文化艺术资源整理，即对文化艺术资源数据的加工，对资源进行描述、揭示和组织的体系。(3)文化艺术资源的保存，包括对文化艺术数据的存档、保存、存储。(4)文化艺术资源的整合，即将分散的文化艺术资源和服务按照知识管理规则和服务目的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艺术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应用系统采用相同的层次模式，即数据库的组织结构相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提供一致的接口，使各个单独的子库之间真正结成一个虚拟的、有组织的、相互操作的、可伸缩的整体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网络信息，实现跨资源、跨系统的无缝连接和检索。各层次的含义为:文化艺术资源存储层:文化艺术数字资源的存储与管理，可以采用分布式，存储于不同的系统中。文化艺术资源加工层:按照拟定的文化艺术资源标准规范对资源进行数字加工和元数据加工。
上述两层可以统称为文化艺术资源层。文化艺术资源应用层:通过搜索引擎对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检索、调度、获取、传递。文化艺术资源服务层:文化艺术资源库作为数字图书馆，与用户交互、为用户提供服务窗口。
(三)艺术资源元数据规范
1、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戏剧数据库》为例)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用于描述或标识艺术信息资源对象的内容、属性和外观特征，包括描述、定位、管理、检索、评估和选择、交互等方面。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的内容结构包括艺术资源核心元素、艺术资源类型核心元素、艺术资源个别元素。《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戏剧数据库》剧种元数据著录标准:戏剧剧种元数据由核心元素、戏剧剧种类型核心元素、个别元素三部分组成。核心元素:指在各类资源对象的描述中都通用的元素，包括5项:名称、创建者、创建时间、主题与关键词、描述。戏剧剧种类型核心元素:属于资源类型核心元素，指根据戏剧剧种资源的特点，设计出相似资源共同所需的元素和修饰词，以尽可能保证数据之间的互转换性，包括6项:剧种属性、流布地区、剧目、音乐属性、代表人物、班社剧团。个别元素:以戏剧剧种为特定资源对象的属性、特点为基本对象，仅适用于戏剧剧种，可不用于交换，包括2项:剧种源流、剧种照片。
2、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及设计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或称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标准，指描述艺术资源的具体对象是元数据产生的相关规则的集合。一般包括完整描述一个具体对象时所需要的元素项集合，个别元素及其修饰词项的语义定义、著录规则和计算机应用时的语法规定等。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设计流程包括艺术资源分析、初步设定、手工著录检测、征求意见、完成艺术元数据规范(初稿)、联机著录开放实验准备、应用规则建立等多方面步骤。
三、项目的实施
2005年12月，本项目正式启动，开始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从文化艺术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着眼，在组织管理、工作方式、标准规范等方面探索和实践，建立成熟的工作体系和规范，为项目全面顺利完成奠定基础。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成立项目组织机构
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成立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工作课题组。并以聘任各数据库负责人的形式，聘请所内业务人员担任各子数据库的负责人，责成各数据库负责人组织人员完成全省文化艺术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课题组成员除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业务人员以外，还包括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有关专业研究人员。如民间音乐数据库与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西北师范大学合作，民间舞蹈数据库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戏曲文献数据库与甘肃省图书馆合作，影音数据库与甘肃省艺术档案馆合作。通过集体攻关，发展本所科研实力，推动人才发展。通过与外单位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二)制度建设
《资源库》建设启动以来，课题组大力加强与探索项目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组织制定了《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资料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采集设备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于规范和指导课题研究中各项工作。这些规章制度的实施，对于确保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的信息准确和信息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提高文化艺术信息采集设备使用效率，促进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项目组成员还自行编制了《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编辑体例》、《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录入表》、《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代码表》、《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简报》、《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采集标准》等指导性和实用性强的资料。尽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程序复杂，涉及单位、人员多，文化艺术资源数量大，但由于精心组织，预案到位，管理体系成熟，项目工作始终有序进行，工作进度和信息质量也得到了有效保证。
(三)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是《资源库》建设的核心工作。在本课题申报阶段，经多方论证，确立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社会科学与电子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收集数据方面主要采用定量方法，通过统计、量表的制作、分类和分析，使数据系统化，归类科学化。《资源库》下设戏剧、曲艺杂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习俗、艺术科研、影音、图片等10个数据库，采取“多层知识网络”模式建构内容。通过数据库和引文链接等各种知识链接方法，把多个层次的数据库融为一个具有知识网络结构的整体使用。同时，各层数据库也可独立使用。最终采用国际通用的数据结构标准，使其可与国内外各类数据库在统一检索平台上同时使用。例:根据已经确立的研究方法和课题项目的框架结构，《资源库》信息采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12月－2006年3月)为准备阶段。赴北京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调研“中国记忆”数据库。成立课题组、组织信息采集技术培训、制定《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录入表》、《声像信息记录表》等。第二阶段(2006年4月－2008年12月)为采集、技术指导、专项培训和重点试点集中采集阶段。课题项目负责人责成戏剧、曲艺、民间文学数据库负责人自行独立采集。通过两年扎实的采集工作，基本完成全省这三个方面的信息采集工作。第三阶段(2009年1月－2010年初)普遍采集和审核阶段，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全面深入铺开。在2006－2008年已完成戏剧数据库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反复论证试点数据库的经验得失。多次组织专业和技术部门有关业务专家开办专题辅导，并将阶段性成果及项目试点报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社会科技处审核指导。2010年6月，全省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基本全部报送至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信息中心机房进行管理。在《资源库》建设项目实施中，主要采取了三种文化艺术信息采集方式相结合的工作模式:一是由课题项目负责人遴选业务骨干，担任各数据库负责人，组成信息采集工作组，赴各地进行信息采集。二是立足于《中国文艺十大集成•甘肃卷》的现有成果，作为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三是强化田野调查工作。及时抢救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文化艺术资料。比如对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郑殿有、甘南藏戏、民间舞蹈等的抢救性拍摄。信息采集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字数据信息的录入和二维影像信息的采集。工作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录入———审核———汇总。首先由各数据库人员做好所属资源的采集(文字、照片，声像)、梳理、分类。其次由各数据库组成人员制定本数据库的元数据标准，并按照标准对数据进行合成、录入等工作。然后根据现有条件，各数据库承担人负责对录入元数据的初审，课题项目负责人负责对入库元数据的定审。最后，各数据库所有元数据信息报所内信息中心汇总进入《资源库》。其中，要求做到每条数据逐一检查，审核率达100%，条目内容文字错误率不超过万分之四。对出错率超过规定要求的(采集录入数据的检查，准确性和完整性控制在1%以内的，即为质量良好;误差在1%－5%之间的，为合格;误差超过5%的，为不合格)，将错误数据记录表分别发回各数据库负责人，限期改正后重新报送数据，进行验收。
(四)设备建设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先后用课题专项经费，分两次购置了相关设备。设备配发使用以保证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需要为原则，同时兼顾信息采集完成后文化艺术数据信息动态管理的需要。信息中心机房按照“运行稳定、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技术要求，由信息中心负责建设完成。机房硬件设备主要包括:PC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备份管理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UPS设备、专用空调等。自运行以来，经有效管理和维护，机房整体运行状态良好，为保质保量完成《资源库》项目建设的实施，全面促进甘肃省文化艺术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08年，通过课题项目合作方式得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获得该中心“中国记忆”数据库的全部软件，作为《资源库》建设运行平台。同时，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积极筹措资金，为单位采购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电脑、数码相机及摄像器材，信息化设备设施初具规模。大幅提升了全所的硬件建设。文化艺术研究的保护和管理信息化手段逐渐普及。
(五)人才培养
信息化人员队伍的建设是一项与项目工作成败、项目工作质量水平息息相关的长期性、延续性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立足自身，高度重视项目人员队伍的业务培训，鼓励各数据库负责人开展专题攻关研究，先后在元数据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课题组除参加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举办的有关培训外，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还在选择培训时机、确定参训人员范围层次以及培训教学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精心部署、科学安排，有计划、按步骤、分层次、分期分批举办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专项研讨、专题讲座等各类培训课12次，举办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软件操作和影像拍摄专项技术、质量研讨培训，培训业务骨干近30余人(次)。以本所业务骨干为主组成的文化艺术信息采集组在课题负责人的领导下，常年坚持战斗在基层文艺信息采集第一线，不畏艰苦，不计名利，潜心业务，精益求精。经过《资源库》的建设，采取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办法，用具体的《资源库》项目带动和有目的性地培养了一批适合担任科研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和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使本省艺术科研工作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也使甘肃省文化艺术科研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项目的成果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的建立，标志着在甘肃艺术科研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从科研意识、科研概念到科研手段、科研方法等方面跟上了时展的步伐，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课题通过现代电子手段的数据化和影像化处理，系统、翔实、客观地收录和整理甘肃文化艺术资源。为特色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基础平台，对艺术科学信息化建设提供完备的知识信息资源，并建成甘肃文化艺术研究的检索、查证与评价系统。项目的主要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建立涵盖全省文化艺术门类的高科技、综合性数据库
截至目前，《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完成的建设格局，成果内容涵盖甘肃戏剧数据库、甘肃曲艺杂技数据库、甘肃民间文学数据库、甘肃民间音乐数据库、甘肃民间舞蹈数据库、甘肃民间习俗数据库、甘肃民间美术数据库、甘肃艺术科研数据库、影音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10个子数据库共76个分库的数字资源系统，录入条目上万条，文字资料30余万字，音视频资料数百小时。初步做到检索、使用相互关联，达到数字资源一体化。
(二)创建了一整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形制和体系的数据库元数据标准
在课题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课题组通过集体攻关、学习借鉴和自我研发，制定了系统科学的子库结构分类，创建了一整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元数据建设标准。包括视频元数据加工标准及加工流程、文本元数据加工标准、图片数字化加工标准、音频数字化加工标准，以及各数据库的设定和编制标准，定义数据库结构、字段，最终建成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数字化检索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同时也为其他省市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参考。原生数字视频保存使用标准非原生数字视频保存使用标准
3．流媒体保存使用标准
流媒体采用rmvb格式。
视频资料数字化流程图说明(见下页)
1．拍摄高清视频资料:用SonyZ7C等数字摄像机拍摄视频资料。
2．建立场记文件:详细填写场记表。
3．DV磁带编号、上架、建立清单。
4．打开电脑、SONY等型号数字磁带录像机电源。
6．将DV带放入录像机磁带仓。
7．用EDIUSNXHD高清采集卡采集视频，保存为AVI文件。
8．依DV带内容及主题加以剪辑分段，并依文件名命名规则予以重新命名。
9．导出MPEG2编码文件，并转流媒体RMVB文件。
10．按照影音数据库元数据著录标准完成元数据著录。
11．将视频资料装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将Rmvb文件导出到web服务器。
截至2010年6月，《资源库》采集的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基本涵盖了甘肃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主要艺术门类。在力争做到资料采集的广泛性的同时，还将采集到的文化艺术资源按照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分布，制作了甘肃戏剧剧种、甘肃曲艺曲种、甘肃杂技项目、甘肃民间歌曲、甘肃民间舞蹈舞种、甘肃民间美术、甘肃主要民间习俗活动、甘肃省艺术科研院所等8个种类的文化艺术资源分布图。以图文的方式将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种类、名目、分布区域展现出来。今后将通过《资源库》建设的不断完善，实现数字化的链接，可以使用户便捷地查询和浏览，对甘肃省的文化艺术资源逐步做到摸清家底。由于资源信息量过大，目前有60%资源进入《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由3名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更新维护，初步实现了文化艺术信息的动态管理。其他资源信息将在最近三至五年内完成数字化处理和分类入库工作。
(三)在《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平台基础上，申报成功并开展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立足于《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开展多项课题研究成为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的科研基础和特色。《资源库》的资源优势在课题申报和科研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截止2010年，共有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甘肃省农村实用文化人才职称评定研究》、文化部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戏曲•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现状调查(甘肃部分)》、《甘肃省艺术院团现状调查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天山雪传奇校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甘肃省艺术院团现状调查研究》、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重点项目《网络文化安全与民族文化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甘肃》、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甘肃省文化艺术六十年》等13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在此平台上完成或申报成功。在《资源库》基础上，从2004－2010年，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丛书系列，分期出版了“甘肃特色文化大省建设丛书”、“甘肃特色文化艺术研究丛书”，如《秦音恋———王晓玲艺术人生》、《陇上秦声———尚育民剧作集》、《跬步集———甘肃艺术科学论文选集》、《骊靬探丛》、《甘肃民间谚语选注》、《华亭曲子戏研究》、《梅之韵》、《花儿与花儿剧》、《甘肃文化艺术60年》、《甘肃加快戏剧大省建设论丛》等。《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不仅在数据采集、标准规范研究、科技研发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发展，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织管理体系、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文化艺术资源的“动态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通过文化艺术资源调查项目的开展，初步摸清了甘肃全省的文化艺术资源家底，打造了一个科技含量高，内容充实、辐射面广的艺术科研平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数字化建设的成果将直接服务于艺术研究、文化决策、文化展示、宣传教育、对外交流等业务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文化艺术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使甘肃在21世纪的艺术科研方面的发展上了新的台阶。五、项目的二期建设《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填补了甘肃省艺术科学资源数据化建设的空白，其整体架构及文化艺术资源分类对其他省市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但从从项目的工作性质来说，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短期之内不可能穷尽善美。在《资源库》建设的过程中，面对浩瀚繁杂的甘肃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我们自身的能力以及可调动资源的规模，依据本所的学术传统和长线发展战略，精心选取典范，定向开展田野调查及立档和采录、存储工作，完成了初步的资源库的整体架构和建设规模。因此，项目的结项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对资源库不断地丰富和优化将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长期和常规的工作。
下一步，《资源库》的工作思路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明确结项转段，纳入常规工作
继续深入开展续建工作，明确《资源库》建设初级阶段已结束，项目将转入日常基础性工作阶段。安排专项经费，由各数据库负责人各司其职，组织人员不断丰富和优化各数据库的建设内容，为激励先进，促进工作，将其纳入本单位年度考核、评估、奖惩的内容，逐步建立项目长效工作机制。
(二)加强业务指导，扩大信息采集
继续组织开展文化艺术信息采集，一方面要组织开展更加广泛的田野调查，进行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另一方面，继续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训，指导、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市艺术研究所自行开展一般信息采集，逐步充实和完善《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系统。
(三)深化动态管理，转化科研成果，创新科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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