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4:54:1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地域文化传播，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校园橱窗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学校体现其精神面貌和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是学校人文环境教育的耀眼平台；是校园文化建设、人文环境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宣传阵地，更是彰显全校精神风貌、交流思想文化的一扇窗口；是校园文化观念和校园行为规范的显现和外化，是人们感受校园行为规范最直观的通道，是校园的重要传媒，是对师生实施教育的重要阵地。
2016年9月29日，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大力倡导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必要的，是构建特色“人文校园”的关键。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陕西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地区，典籍、文化遗存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陕西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了许多瑰丽独特的民俗文化。
以陕西的民俗文化为主要视窗，辐射全国各地的民俗风土，既可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打开视野、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是建设“人文校园”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设计思路
以陕西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透视陕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而部分内容辐射全国其他地区的特色地域性文化。
二、 内容形式
关键词：地域文化传播；纪录片教学；舌尖上的中国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6）04-0207-02
《舌尖上的中国》为观众呈现了视觉的饕餮盛宴，更是记录了国人的美食图谱，揭示了中国人饮食之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生存智慧，展现了一幅幅地域文化图谱《.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纪录片发展的成功；也是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载体，传播当下中国地域文化乃至构建国家形象的成功.因此，无论是纪录片教学中作为优秀案例，还是在构建地域文化、国家形象方面给文化工作者的启示，《舌尖上的中国》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课程《纪录片创作》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必修课程，笔者从2006年开始讲授本门课程，2008年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地域文化传播的教学思路，结合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当下热播的优秀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传播策略，力求开阔课程的教学思路.本次课程以45分钟教学过程为例，讲授《舌尖上的中国》中《自然的馈赠》中所运用的故事化的创作手法以及如何叙事过程中成功地传播了我国的地域文化.讲授过程具体如下：
1激趣导入，揭题设问
在本门课程之前的教学之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了弗哈拉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此部影片主要通过故事展现了猎人纳努克的生产、生活及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课程导入阶段，教师以纳努克一家依次钻出皮筏子、建造被称作“伊格鲁”的冰屋、纳努克和冰窟窿下的海豹进行的拉锯战等等激烈、有趣的场景开始，通过回顾这些新奇、有趣的场景，既复习了旧课，又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新课.《北方的纳努克》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场景讲述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隐含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理的手法，同样体现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继而巧妙地联系《北方的纳努克》和《舌尖上的中国》的共通之处，并且以设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通过故事讲述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能够让作品更吸引人，让纪录更具魅力，那么如何运用故事化的创作手法？如何讲述人的生存理念？如何传播地域文化？通过设问引入本次课的授课主题———以《自然的馈赠》为例来分析通过故事化方式讲述故事人主人公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
2切入主题，逐步推进
在主题讲授过程中，主要从《自然的馈赠》中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2.1交叉叙事，有机衔接
首先，可整体分析《自然的馈赠》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在这一集中，影片主要向观众呈现了“松茸、笋、诺邓火腿、莲藕、鱼”这五种食材，并以八个小故事通过交叉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五种食材的特质.进一步分析每一个小故事，引导学生逐步发现，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从这种食材产地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出发，自然地引出与食材关联的故事及主人公.而讲述主人公的故事，遵循的思路是劳动者就地取材，做出美食“.劳动———收获———做菜———生活”这四个环节成为故事叙述主线，同时食材的特点、收获之后的“庆祝”等活动为故事叙述辅线，主线与辅线交叉叙事，在有机的衔接中，完成叙事.[1]此时，可采取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人物”与“食材”两条线索交叉出现，共同完成叙事.那么“人物”与“食材”交叉出现的意义是什么？问题的提出，引发学生思考，可针对学生的作答进行纠错，引出正解：如果单独讲述“人物”或“食材”，首先，不能将人与食材紧密关联；其次，长时间讲述“人物”或长时间讲述“食材”，都会因为长让观众感到乏味；而片中所采用的交叉叙事恰巧避免了这种乏味，并且，在“人物”与“食材”不断的变换过程中，体现出情节，产生了故事化的效果.此时，适时地让学生感知，导演通过“食材”讲述“人物”不仅是形式的需要，更是基于“人物”故事之中所体现的人的生存理念、生存哲学，传达出的地域文化精神实质的需要.从“食材”到“人物”，从“人物”到“人物故事”，从“人物故事”到“生存理念”（或“生存哲学”）导演的这种叙事路径，实现了从“食材”到“地域文化”跨越———讲述“食材”，却不止于“食材”；讲述故事，是为了传播文化.讲授中，可以《自然的馈赠》中诺邓火腿的制作片段为例说明.通过传授诺邓火腿的制作方法，传达了父母向子女传授中国饮食的制作工艺，实际上传承的是以食物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重家庭、重传统的文化理念.其次，讲述五种食材的八个小故事，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衔接的？通过梳理和总结，可举例向学生分析衔接自然的精妙之处：从松茸切换到竹笋，利用了这两种食材的共同点———来自于山林；从诺邓火腿过渡到莲藕，画面从河谷切换到湖泊，它们的共通之处———水；而莲藕与大头鱼之间的转场，则是利用了职业采摘者和捕捞者和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举例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分析其它食材之间的转场.食材之间这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使得影片转场之间，流畅自然，不留痕迹.这说明了创作团队在策划、拍摄及后期制作的各个阶段都能够严格把控内部结构，使得整个作品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在自然、流畅的转场中过渡完成，让受众在一个个衔接自然的故事中品味美食、品味人生，感知文化，同时地域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在不同的人获取食材的小故事中得以传播.
2.2设置兴奋点，把控结构
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设置“兴奋点”来“躲开平淡”，力求引起观众的兴趣《.舌尖上的中国》中“细节”是这部纪录片的兴奋点，正是这些兴奋点令片子新鲜不断，奇妙不断，让观众在收视上始终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这个部分的讲述过程中，应辅以《自然的馈赠》中的视频完成，结合视频画面解析相关片段.可举例：以设问的方式总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设问引出创作方法：这样处理好处在于食物的诱人之处被放大，引得观众垂涎欲滴，这些“兴奋点”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情感冲击，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达不同地域人们情感观念的不同，也让片子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样处理的结果令观众观影过程中身心俱动，实现了观者与传者之间的心灵沟通.[2]
2.3利用悬念，引人入胜
此段落的讲述可以电影大师罗伯特•雷德福理念引出，即“……纪录片的崛起当中，充满悬念和冲突的叙事情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告知学生，纪录片的创作，悬念的营造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本次课中，可先播放《自然的馈赠》中30分25秒—33分27秒的视频片段，并且通过分镜头脚本具体分析悬念的设置，分镜头脚本如下：通过分镜头脚本，讲述影片中悬念的设置和营造：在制作完“鱼头泡饼”之后，画面中出现“灯火通明……喧嚣热闹的场景”，紧接着“凌晨4点”的解说字幕，将“查干湖的渔民在夜色中行走在结冰的湖面上”的场景，将观众带入紧张的气氛，而接下来的“马蹄声和车轮压碾冰面声音”继续将悬念的设置发挥到极致“.往哪里走.谁也不敢乱说话”、“一场依靠经验的赌博，要持续数个小时”的解说，让观众的心更加绷紧起来，直到天亮，画面才变得明亮起来.但即将开始的捕捞工作，仍然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焦虑、紧张也仍未从观众的刚刚释放的心情散去.[3]这个段落中，创作者通过悬念的设置最大限度激活了观众的“紧张与期待的心情”，令叙事过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渔民对于自然、对于捕捞工作的态度，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在惊险、刺激的叙事中自然呈现.
3通过总结，引起反思
3.1教学内容的反思
《舌尖上的中国》展现饮食知识、饮食习惯、饮食态度的同时揭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文气蕴、精神内涵，实现了纪录片在文化传达方式上的突破；实现了从细节入手，逐步递进，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创作手法的突破；实现了国人的文化传统以美食为载体的传播途径的突破.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既把握了当下先进纪录片创作理念，又能让学生在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影片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恰当地嵌入爱国主义的教育，令他们直观、深刻地领悟“中国梦”的内涵.
3.2教学理念反思
本次课的教学设计中秉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通过设问、学生互动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在问题之间强调了授课重点，强化了授课难点.教师在教授本门课程中尝试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开展教学，在本次课前，学生可观摩《自然的馈赠》，再通过课程教学视频进行课程学习.从《北方的纳努克》到《舌尖上的中国》，变化的是技术，创新的是艺术观念，但不变的是人类故事的渴求，对生存家园的热爱和守候.纪录片就是通过故事，传播文化；故事化是形式，传播文化才是纪录片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3〕滕天天.《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国际语境下的中国表达[D].陕西科技大学,2014.22、32、34.
摘要：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限的文化。中国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不同文化、民族实现着跨文化交流，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因而武术非但没有中断，还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随着武术与“他者”交流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武术对“道”的追求，以及对武术的“误读”五方面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对这五方面障碍的深入分析，对于武术真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切实理解武术自身和所需跨越的环境才能为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范围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进行不同程度的交往与碰撞，在保持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促进人类文化互相理解和彼此尊重，进而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实现文化的繁荣。而在这一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铭刻着民族血脉和精神的民族文化无疑会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焦点，一种文化想在“他者”开花结果，必须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互动，这就涉及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就是“谁在对谁行为?谁的文化在跨谁的文化?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跨骑、凌驾的意思，那么谁的文化可以超越、跨骑、凌驾谁的文化呢?或者换句话说，谁的文化在对谁的文化行为呢?”随着‘她球村”的出现，武术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既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又能同异质文化实现良好互动是所有武术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跨文化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得通俗些，“跨文化”交流就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交流。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变动性，使跨文化交流活动表现得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既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中美、韩日等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同一文化圈之内不同地域、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如英法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
在人类文化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以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时随地在发生，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表现得较为剧烈，而且难度也较大，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则相对表现得比较平稳，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产生跨文化交流的前提首先是有这种交流的需要和相互的认同感。“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全球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文化认同即是人类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并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人类普同文化的共识”。文化认同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能够接受“他者”的文化为己所用，促进相互间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中国武术在其发展历程中秉承了祖先的包容心态，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拓展了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了武术的内涵，使得中国武术绵延数千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时过境迁，人事俱非，武术与“他者”交流的内外部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每天能够获取和拥有的信息量剧增，各种信息之间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而且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文化具有“终极竞争力”的作用，因此在和平环境下，各种不同文化间的竞争、渗透与演变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代表之一的武术，如何与异质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并发挥先锋作用将是武术跨文化交流所必须面对的。
一、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在学习中国地理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谈及中国武术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源远流长”，诸如此类的词汇使得我们对其认识平添几分优越感，进而导致对其缺乏全面的认识。历史越悠久的同时也说明其劣根性越多，其弊端愈加顽固，因此，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应保持平常心。“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跨文化传播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面临着许多困难，除了要了解跨过去那端的情况，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
武术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是对武术发展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今天武术的发展，不仅不是需要‘转型’、‘进人’，而是需要回复传统和净化的问题。我反对‘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人奥运会’之类的口号，这是对民族、民族文化犯罪的真正的‘全盘西化’。武术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体育大舞台上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平分秋色、交相辉映。我个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来，武术将以不同于奥运会的另一种体育盛会的方式，聚会全世界的东方武术、中国武术精英与爱好者，并同样举世瞩目”。还有就是对于竞技武术现展与转型的批判，认为竞技武术是“舞术”、“东方体操”等。实质上，竞技武术是在汲取传统武术养分的基础上，接纳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它只是武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武术运动的全部，尽管这一新生的武术运动形式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传统武术如果不经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不孕育出竞技武术这一新的武术运动形式，仍保持师徒传授、庙会献艺与擂台打擂等传统的竞技形式，武术就不可能进人高等学府的大门，乃至享受硕士、博士教育的礼遇，社会武术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局面也很难想象。
对于武术发展的盲目自信实际上“是文化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弱势文化的精神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这种文化自大感是非常危险的，它会使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从而导致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文明的冲突’。更糟的是，这种文化自大感会造成拒斥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减缓中国为了自强而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挤压却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放缓，结果，中西之间的现实国力(首先是经济实力)将会拉开更大的差距，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时的力度就会减轻，到头来，中国文化也就不会得到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武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良胜互动应该尽量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情结，因为中国武术目前在世界上仅仅处于“边缘体育”的角色，尽管存在着国人引以为自豪的130个拳种，但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武术究竟该如何发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国内的武术开展现状并不理想，也不必硬要把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平分秋色，任何盲目的自信都将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制造前进的障碍。因此，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应秉承中国文化的极强包容性，根据武术只是发展的需要，借鉴、吸收他者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实质上，中国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化的主导，既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运用西方科学而展开的选材、训练、疲劳恢复等措施与手段，“当今的中华武术的技法和训练方法中，就有许多是来自他邦异域的。近亲繁殖、营造排他性的所谓‘纯中华武术圈’，只能使中华武术学术资源日渐枯竭”。
二、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
“文化自卑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孔子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自乾隆年间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1840年魏源在《》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遂成为洋务派的共同思想纲领，李鸿章即说过“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张之洞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遂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自此，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彻底动摇了。的惨败和的夭亡后，国人强烈主张政治改革；“五四”运动前后则全面实行“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致使中国文化饱尝断梗之痛和断根之忧，致使年轻人对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起码的敬意和必要的信心；“”期间不尊重传统文化的行为，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数千年来的最大劫数。这是中国文化自卑情结的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在‘体用取向’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定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师总是欺侮学生’的无数事实时时告诫国人，对于外来文化要十二倍地小心”。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
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前的中国武术与他国武技一直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与融合，由于经济实力的衰退、落后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丧失了话语权，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不得不奋起直追，而“拿来主义”无疑是学习、赶超的有力武器，由此导致“拿来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武术作为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产物，有着自己固有的运行方式，而为了适应“拿来主义”的改造需要，中国武术开始在同类项目的借鉴中寻求发展的“短、平、快”，而这却失去了武术的特质和固有形式，无形中失却了武术本身，这在竞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舍本求末，谋求暂时的发展无疑是不可取的下策。因为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太着急没有用，即使我们慷慨地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送给别人，也取决于别人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乐于接受，否则也只能是“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在武术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摒弃自大与自卑情结，坚守自信，构筑武术跨文化交流的全新体系。
三、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种族、地域的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和内在基本需求，但是不同的外部生存时空环境又决定了其到达目的的手段不尽相同，这种外在的物化形态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在文化形态上留下了深厚的烙印。因此，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总有其特殊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需要。同样，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又总有其共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此处所指的文化同一性并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各国武技作为人类抵御外界动物及敌人侵袭的一种格斗搏击术，尽管由于各民族的生存背景和文化观念千差万别，其外在表现方式也迥然不同，但是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早期各民族间缺乏文化交流，但随着各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发展，都产生了各自的攻防技击技术，我们可将其统称为武技。仅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些武技和中国武术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虽然不同人种的人在其人体结构上各有其特点，可人体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所以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也相同，这种共同的人体运动基本规律，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都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攻防技击技术”。因此，各国武技总体而言具有格斗搏击术的共性，这使得各国武技具有了交流的平台，但是中国武术与其他武技的最大差别无疑是讲求“打”而不追求“打”，将人类的各种攻防格斗技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主宰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从本质上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境域。技击被赋予理想化，中国武术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将讲求“打”的技术、效果艺术化处理后，产生了有别于他国武技的独特运动形式—套路。
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可能与需要，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技击性使得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具有可能，而中国武术通过技击的艺术化—套路，使得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需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既为武术的发展带来机会，也使武术的发展陷于艰难的抉择。首先，人类结构的相似使得不同种族的人类学习格斗技术较为容易，但是套路使得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解与掌握增添了些许难度。武术套路向来以含而不露的技击韵味、抑扬顿挫的演练风格、纷繁复杂的肢体展现、变化多端的运动路线而著称，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武术平添些许畏惧，使得武术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次，西方人究竟喜爱中国武术哪些内容，这应该是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面对的。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竞技武术，利用国家力量进行武术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竞技武术无疑是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阐释的产物，但是西方人对我们不遗余力地传播竞技武术并不“买帐”，因为他们从竞技武术中看到了曾经熟悉的体操化、舞化倾向，他们更加偏爱传统武术，由此而造成了传播理念的错位，人为制造了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加拿大爱特蒙顿基宏太极拳学院的罗红元、古岱娟两位院长告诉笔者：竞技武术在加拿大开展并不理想，因为现在的跳跃、平衡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传统武术尤其是太极拳更加符合西方人健身、休闲、养生的需要。
四、武术的“误读”
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饮食和中国功夫。而对中国功夫的了解则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该片的全球热映带来了中国武术的全球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武术扶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动了中国武术的流传，但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习练武术者可以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排山倒海，大大突出了武术防身、攻防的一面，为武术包装了太多光怪陆离的“现代观念”、“新潮情感”，添加了神奇的特异功能或妖术鬼技，动辄腾飞万丈，潜地千尺，或者搞一些连名称都吓人的“阴阳大法”，伪化的武术使得西方人对武术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对武术的“误读”。等待“热”过之后无疑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是被武打片骗了，与武术没有关系，但这笔帐最后要记在谁的头上、让谁买单?长此以往，必将会影响中国武术的良性发展。
生活中的武术是实实在在的，影视中的武术是加工后的艺术武术，是宣传武术的一种手段、途径。电影与武术的结合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享受，宣传了文化，但是对于武术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透过虚幻的表面看到真实的武术本身，我们不能改变电影对武术的艺术创造，但是我们能通过我们喜欢武术的人们将武术的真实、武术的精神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武术包括术、技、理、意、道等含义，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术与技的纠缠中，“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签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是中国人自己存在的文化方式，因而赋予了中华武术无限的文化内涵和魅力。“我想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央视武林大会的举办揭开了传统武术的面纱，涤荡传统武术的污泥，人们真正认识了中国武术，给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空间，这条道路泥泞而艰辛，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五、中国武术注重“道”的追求
由于东西方是在不同的文化范式下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运行的，而产生于其中的武技因此也受着不同文化特质的主宰与控制，西方主智、重外显、自然和思辩的理性精神、以科学为支撑的人文精神，东方主德、重内求、道德和人伦道德精神。总体来讲，西方文化注重结果，而东方文化追求过程，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内核存在上述差异，使得东西方人对中国武术的学习也产生了迥然有别的态度。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是我国典型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具有着独特的优势。分析湖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总结湖湘文化的内容体系，归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促使湖湘文化进行更加广泛的传播，具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湖湘文化；新媒体；传播属性；文化传播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经过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随着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湖湘文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已经悄然到来的网络时代，以数字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媒体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新兴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大，覆盖范围广等优势，有效的推动了湖湘文化向全国传播。分析湖湘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传承湖湘文化，促使湖湘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简介
“湖湘”是古代对于湖南的称谓，顾名思义，“湖湘文化”就是指湖南一带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得到不断传承和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为了清楚地分析湖湘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属性，首先需要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本质特征、内涵外延等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追根溯源，湖湘文化最早起源前炎帝、黄帝时期的神农文化，后经过发展成为炎黄文化。在经过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南移之后，儒学文化传入湖南，与当地的“荆楚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基础。在南宋时期，由张栻与胡宏二人在长沙和南岳等地讲学，形成了“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湘文化”真正得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由于当时掀起的“大陆文化”热潮，“湖湘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还形成了一些新的叫法，如“潇湘文化”“荆楚文化”“洞庭文化”等。通过不同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湖湘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内容体系，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体现着湖南区域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科学文化等，既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自古代开始，由湖南本土居民与不同时期在这片区域生活过的人们共同创造，不断传承和发展所构成，雅俗共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综合体系。湖湘文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精神层次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等，还有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饮食、建筑、服饰等特色文化。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形势下，湖湘文化也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使湖面的广电、出版、动漫、影视等行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极大的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
（二）湖湘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湖湘文化，从时间和空间属性来看，指的是从古到今在湖南这一区域上各个民族不断生息繁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湖湘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湖湘文化也形成了一些特性：首先，湖湘文化的历史性。即湖湘文化不仅开始于古代，历经各个朝代的传承，受到了楚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一直都保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得到了不断发展，继承了历史文化的基因，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思想的文化形态。其次，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即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秉承兼收并蓄，追求真理，吸纳先进思想的风格。古往今来，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很多并非本土居民，湖湘文化中也留下了这些民族的烙印，很多不是湖南籍的人士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形势下，湖湘文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湖南，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承，在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的优化和完善。最后，湖湘文化的民俗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各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建筑、饮食、服饰、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等。古代时候，湖南人具有泼辣、霸蛮的性格特点，在湖湘文化中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这种核实的性格，崇尚节俭，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务实创新，这也特点也成为湖湘精神文化中的精髓。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也由于网络平台传播的特性，而形成了一些新特点和突出的优势。新媒体作为数字化时代湖湘文化传播的载体，分析总结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分析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的基础。具体来说，新媒体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时快速。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的传播来说，新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基本上实现了实时传播。任何信息资讯，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及智能化、易操作的网络终端设备，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设施，实现实时传播。第二，海量共享。数字化信息的存储传递比报纸刊物等媒介来说，体积小，容量却大了很多，携带也方便，修改、查阅都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些数字化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网络的人自由的浏览，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共用，而且这些了解信息的人通过分享，还会加快信息的传递，改变传统的信息单线传递的方式，而构成一个网络化、立体式的信息传递模式。第三，覆盖面广。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进程，各种网络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从城市到乡村，实施了网络的普及，加上移动通讯网络性能的不断优化，各种智能通讯设备的广泛应用，为各种信息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广泛的覆盖，只有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有一部手机就可以看遍天下事，了解各种信息，新媒体传播的覆盖范围之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第四，互动多元。各种信息以新媒体作为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浏览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信息者或者共享者之间，都可以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各种新媒体也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形式不仅有文字，还可以声音、图像，传播形式和途径也越发多元化。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
湖湘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文化，但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和传承，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数字媒体、移动通讯工具、网络终端等实现湖湘文化的快速广泛的传播，能够迅速扩大湖湘文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秉承湖湘文化的特质，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决定了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动力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作为传播途径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推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主要动力有：第一，湖湘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本质。文化对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大众的个人诉求不同，对于文化信息的关注也不一样，在新媒体传播中，受众很容易成为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兼有两种身份，加上一些受众的从众心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产生模仿学习行为，加快了湖湘文化的传播。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国家为了提升综合实力，加快了文化事业的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湖湘文化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支持。第三，新媒体传播的经济性和实效性。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平台，比传统媒介更加经济实惠，传播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产生了实际效果也更加理想。第四，信息技术的支持。以数字化信息为呈现形式，以虚拟的网络平台作为传播介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中各种障碍性因素的不利影响，世界范围内网民数量呈现数量级式的增长，虚拟平台、匿名，无限自由，为湖湘文化实现瞬时和交互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五，眼球经济的利益驱动。一些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士纷纷看好湖湘文化这块文化宝藏，通过精心的策略和科学的商业运作，开发其中的商业价值，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自身的经营效益，因此，商业力量的推动也是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整合效应。不可否认，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介在湖湘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着一些优点和不足。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可以更好的发挥两种媒介类型的整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传播合力，让湖湘文化传播的更远，影响的范围更大。
（二）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类型通常来说，信息的传播类型可以分为线性传播、环形传播、星形传播和网状传播等几种类型。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总体上是一种全连接的网状传播。在这种网状传播类型当中，由于新媒体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所以，在网状结构当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上，都可以围绕着湖湘文化的内容，形成相关的信息，并且进行湖湘文化相关信息的。同时，在各个网络结点上产生和的信息也可以用非线性传播的方式进入传播网络，实现在网状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之间的连接，从而使湖湘文化信息由一点扩散到一个面，再由一个面传播到整个网络。这样的网状传播类型，体现了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交互性，各种信息的受众都是一个新的传播源头，还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反馈相关的信息，进行评论，对于传统的一对一传播类型、一对多传播类型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也就导致湖湘文化的传播速度成倍增加。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文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因素众多，过程也比较复杂。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随着其广泛应用，必然对于文化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中，与传统的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着本质的不同，新媒体的传播采取的是一种“波纹中心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比以往的人际传播、信息传播模式复杂。政府、社会组织、受众都作为这种模式中的调节者和引导者，文化信息实现大众传播就相当于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粒石子，信息源就是那块石子，一旦传播出来，就会激起一圈圈的波纹，而且波纹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还会向中心产生反作用力，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体现出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动态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四）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层次湖湘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容也囊括了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教育科技、民风民俗等很多方面。这些内容各异、层次不同的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受众会对于湖湘文化产生初步的感知，记忆基本的文化知识。第二个层面是态度层面。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受了湖湘文体中的精神意识、价值观念体系之后，引发了受众在情绪方面的变化，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受到文化的感染和影响。第三个层面是行动层面，即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触到了湖湘文化之后，对于自身的态度、认知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在行为习惯方面产生一系列的改变。由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是通过网络，阅读电子产品，观看视频资讯，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形式向广大受众传播海量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传播和弘扬湖湘文化。
四、结语
总之，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便携轻巧的网络终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兴媒体。各种信息也借助这些新媒体，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带给了人们愉悦的精神享受。湖湘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不断传承和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具有着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湖湘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属性。在当今信息时代，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规避各种不利的影响，可以有效的实施湖湘文化的“走出去”战略，让湖湘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为实现文化繁荣，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扩大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吕锡琛，吴争春.全球化语境下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J].求索，2015（04）.
[2]王战.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9（01）.
[3]刘厚见.论湖湘文化的品质与湘商的塑造[J].民族论坛.2012（24）.
[4]张作保.湖湘文化在当代的弱化及其原因探析[J].商.2013（17）.
论文摘要：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电视将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有效传播，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实践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转贴于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学；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传播介质；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126-05
现代的传播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随着人际交往扩大而形成的产物，其学术背景是现代大众传媒，它以现代都市化大众为关照对象，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对信息的传递与系统的控制。而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因此，研究民族文化传播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也将是极具创新性的，它是对历史与现代的连接和传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研究。
20世纪开始，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边缘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丰硕。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属于“传播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范畴，同样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国内外研究来看，从事“民族学”、“民族文化学”、“人类文化学”、“少数民族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时，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视角
民族文化传播学科的建构，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的形成；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建立的意义。本文在基础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寻找和梳理民族文化传播介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突破口，或者民族文化传播的原点进行研究。研究包含民族文化类型研究，即民族宗教文化传播、民族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形式的传播、民族语言文化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 、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同时还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媒体、多媒体泛滥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非主流文化，由于文化的定性、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手段的落后、原始，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备受关注。西方学者斯宾格勒形容人类文化像田野里的花，是在一种崇高的无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说明文化具有天然的多样属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意义，所以本文最终的立足点是文化安全，对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和保护，提出就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以此作为立足点，民族文化传播学在凸现了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同时，又超越了学科本身的范畴与属性，这是由该学科的对象性、可操作性、现实性、科学性所决定的。另外，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忽略新媒体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当今社会作为民族文化承载者的村寨，许多居民也在使用新媒体，变为网民，变为微博和博客的接受者和者。所以对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的研究，对民族文化活形态和今天存在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活形态与现代传播的关系研究，也显得很重要。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是人的传承，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人的传播，人作为文化的媒介，成为传播的终极介质。人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终极介质，而由于对人的传播研究推到文化场的研究，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即民族文化生存的环境研究，使得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逻辑性和推理性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传播学类型描述
民族文化传播类型分为宗教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传播、民族语言文字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几种类型，我们选择几类进行描述。
1.民族宗教文化传播
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本土产生的，与不同民族原初生存状态密切相连的原始宗教；二是从异地进入的，沿着古道、大海等通道传入民族地区，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特征即多元并存。比如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地区，多数民族并不奉行某种单一的宗教，而往往是兼收并蓄，或以一种为主、多元并存，或不分主次，多元并存。第二，多形混融，即表现为多种宗教形态混合后产生出新的融生宗教，这是宗教混融最明显的体现。第三，表现为宗教功能的混融，宗教不仅行使自身特有的超自然向度的功能，而且同时具有审美功能、政治经济功能、社群伦理功能、信息传播功能、历史传承功能，而且民族地区的宗教往往与世俗生活混融一体。
可以说渗透进了各民族传统生活的所有领域，民族文化同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往往是同宗教的传承与传播结伴而行的。各种各样的宗教祭祀活动，既是宗教仪式，同时也是宗教教育，内容与形式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统一的。正如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杰姆逊所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
2.民族服饰文化传播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具特色的衣装服饰，服饰是区分民族之间的标志。少数民族服饰隶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范畴，所以说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传播的表征，是一种民族性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出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总结归纳了人类自然发展规律的公式：人―利用符号―创造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人是“符号的动物”，拥有“符号化的思维”，并且利用“符号化的行为”去创造文化。他认为：首先，人是符号的人，人具有对符号运用和表达的倾向性，具有思维的符号性抽象。其次，人利用符号生活在一个由符号构筑起来的文化世界之中。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和拥有文化之日起，就与符号密切相连，人也就进入了一种符号化的时代，符号赋予了人类能动的创造能力，并且为人类构建起了一个超越于现实物质实体的、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人的符号和符号能力不是人主观地、偶然地创造出来的，符号的发生、形成是人类物质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物质实践的结构功能和主体性在人精神上的内化和积淀。符号是实践结构和功能在人观念领域的形式化和纯化的结果。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被极端符号化的少数民族服饰，其发展的演变展示了少数民族符号化思维的演变。民族服饰就是我们第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最初的符号和最本质的符号。
3.民族的建筑文化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民族文化系统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筑文化具有外显性，但在物化的实体之中又往往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外显与内在的有机结合体。民族建筑形态的丰富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与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相一致的、丰富多样的民族建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联系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与丰富多样的生计方式相适应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民族建筑的文化意蕴，首先表现为追求和谐的自然观。中华56个民族的建筑材料多取材于自然的土木竹石，进而使整个建筑也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相融契合，如傣族的干栏式建筑、摩梭人的木楞房。其次，建筑的结构布局因地制宜，巧妙利用自然环境，遵循着与自然环境协调相融的原则。
建筑另一种形式就是敬神祈神的民族宗教建筑。这类建筑中重要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神的位置，不论是傣族轻盈动感的缅寺和佛塔，还是藏族喇嘛寺敦实厚重的殿宇和玛尼堆，都力图营造出一种信仰世界中的神圣空间，从而唤起人们的宗教意识。在民族建筑中，同时还体现规范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建筑不仅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民族建筑的空间布局，尤其是内部空间的分隔充分表达了民族村寨或家庭内部严格的伦理秩序观念。
4.民族语言文字传播
民族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主体所创造、传承、使用的有意义的、符号的集合体。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结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表达、交流与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它不仅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影响着一个外部世界的沟通与认知。另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蕴含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无比丰富的内容，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就是依靠语言文字传承。
语言也是人类最早交流和传播的介质之一。人们为了能够相互沟通，获得信息，最初人们是用一些简单的动作和声音来表达思想与感情，并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就语言而言，其产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先产生出一些表达思想感情的音符，再对这些音符经过确定与组织，最后形成共同使用并明确其意义的语言。
文字的产生，使信息符号得以稳定在固态的物质材料上，为信息的间接传递创造了条件。文字的使用扩大了信息的交流范围，满足了人类远距离、长时间信息交流的需求，将人类的信息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表明人类社会交流的增多，活动范围的增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出现了专职的信息传播者，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图画象形文字。那1400多个单字符号较好地记载和传播了纳西族文化。纳西族东巴称自己的象形文字为“司究鲁究”，即“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图画象形文字，其含意为’留记于树木岩石上的印迹”。
5.民族艺术传播
民族艺术传播即通过对少数民族留存下来的绘画、雕塑、剪纸、乐舞等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其包含、积淀的民族文化及其传播意义。
民族文化传播中，艺术传播是民族文化传播的最早、最普遍、最常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样式。现代，少数民族中，还有艺术形式和艺术的活形态的存在，并仍然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传播。而这种传播行为还往往同他们的生活、生产有一定的关系，解读或了解他们的传播行为、生存状态，对于解读和认识、了解、研究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艺术传播中，绘画手段的传播是十分丰富的，如宗教绘画，如藏族的唐卡，驻足长留在不同寺庙之中，传播着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东巴教的《神路图》卷轴画，一幅长10～20米的长卷《神路图》是东巴专门为开丧超荐时用的，内容与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相似，但更显原始纯朴。《神路图》画有天上、人间、地狱三界，并绘有360多个人、神、鬼，以及70多种奇禽怪兽。画面造型准确、色彩丰富、内容繁杂，反映出了现实与精神相交错的广阔场景。东巴画是纳西族古代绘画中一种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遗产。
另外就是剪纸，所谓剪纸，就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
乐舞指的是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类早期的乐舞与先民们的狩猎、畜牧、耕种、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迄今所知可估定年代最早的记载。《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画面仿佛使我们看到先民们在原始乐器，如骨笛、陶哨、陶埙、石磬的伴奏下，欢乐歌舞的情景。 另外，民族文化传播还包含民族习俗文化传播、手工艺文化传播、现代影像传播等等，不一一而述。
三、“人”――民族文化传播的
终极传播介质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人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介质。不同的民族，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承载体，从外在的，到内心心理的都体现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浸润的人都在表现和传播着不同文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关系到中华56个民族，关系到中华文化的生态建设，深层次上关系到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定，进而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权利的最大尊重。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西方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之一。的确，传播介质，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人”的文化进程进步与发展的标志。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也是“人”自我表述的载体，从这个意义来说，传播介质是“人”的延伸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民族文化的传播，民族本身就是介质，就是传播的主体。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点一定是“人”。民族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中，传播行为就被生活化、仪式化了，从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传播也成为仪式化的民族生活行为。
文化通过物质载体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向来把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看作根本，上升到观念形态，便是 “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民族文化传播也就是人的传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的文化属性的传播。因此，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研究的基点是“人”，是人对民族文化的彰显，以及人应用技术手段对文化的传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应该理解为创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理论，要以人为本，这正是对于传播理论元点的复归。
四、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与
民族文化传播学 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物质属性，它的价值也是在事物的复杂关系结构中被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构成同样具有关联性、结构性和系统性，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文化。基于对民族文化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民族文化遗存形态这个概念，它更注重民族文化构成的在场性，尤其关注民族文化信息依附于其中存储的诸多介质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既有物质的存在，也有非物质的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今人类来说，其价值意义都源于对历史文化存留信息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从文化遗存形态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信息的存储介质，诸多介质之间的关系。文化信息通过这些介质的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指向的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信息存储介质的总体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着重保护的对象。
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民族由于自身生活的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不一样，会形成独特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都深深地沉积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像有色气体一样，是一种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精神力量，它烙刻在民族心理上，不可抹灭。传统影响着各民族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等，使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和谐。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首先必须从文化的历史价值开始，换句话说，就是从对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开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对多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维护与回归。
笔者认为，对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需要解决学术层面的问题是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及对其存在形式的探究；需要解决的实践层面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与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谐同步。目前，中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正在被现代化的双刃剑砍得支离破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以及文化传统产生剧烈的矛盾，甚或是对立。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非常的重要。
五、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安全思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执政之基、立国之本、力量之源。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逐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逐渐被外来异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地位而失去了自身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将面临着精神、文化层面的被奴役和被统治。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以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争相展开了文化软实力的比拼，在国际关系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逐渐取代军事和经济力量成为当前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中，谁占领了文化制高点，抢占有更多思想文化阵地， 就意味着在未来国际影响力的比拼和较量中掌握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今天，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已成为全球经济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势不可挡，文化的大冲突日益突出，“文化安全”也应当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一样，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而进行研究，并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当国家安全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领域扩大到文化等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各国在扩大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战略时，也开始改变过去在其他领域的固有思维，呈现出一种“隐性化”的倾向，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隐性文化侵略”。“隐性文化侵略”是一种潜藏的对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侵略行为。它依附在各种文化载体上，从深层次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不易发现的，但影响力却是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并且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在体制上它借助了新兴的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电子传媒，其传入途径为：输入文化形式，引导价值观改变，影响生活方式；同时，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还有其传播输出方式：经改造后的民族文化会被误导、谬传、歪曲，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资源破坏、丧失以至消亡。“隐性文化侵略”伴随着经济而来，区域经济的过度开发，使文化承载力降低，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和丧失，甚至导致文化失传。“隐性文化侵略”具有文化侵略的所有性质，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浸润对他国进行的文化入侵。它是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语境下产生的，它改变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加大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化同化，甚至征服其他民族的目的。它是冷战后文化侵略存在的必然演化体，只要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存在一天，文化侵略及“隐性文化侵略”就会存在一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加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挑战。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一方面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元素、文化资源的使用和保护。由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特点，强势文化随意使用“非己文化”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和卖点早已泛滥开来。而“文化侵略”、“文化掠夺”、“文化交流”、“文化全球化”等词汇，包含了更多经济因素和文化产业化因素。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维护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防止隐性文化侵略，应该跨越“交流无界限”的因素而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次和产业化的经济因素去考虑。
[参考文献][1][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
[2][美]萨默瓦，波特.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7.
[3]郑晓云.全球化与民族文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4]张文勋主编.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 文化 地方文化 地方高校学报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地方高等院校学报的学术研究方向应有两个基本定位：第一是指与本校所设专业和相关或相近的研究范畴，这是学报的主体内容。其二是指与地方的经济、文化有直接联系的研究范畴。如果说前者属专业特色，那么后者当属地方特色。二者的结合，才能办出学报的特色。就目前地方高校学报的内容设置情况来看，大多在专业特色方面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同时，对于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初见成效。并由此造就了自己的学术品牌，这恰恰是地方高校区别于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地方优势。如果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地方文化的传播效果就会提升，真正做到从学术领域服务于地方，起到引领地方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地方文化”的范围及其定位
“地方文化”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从横的方面看，它包括地方政治、经济、历史、艺术、民俗、宗教、科技、教育等等，它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总和，这当中还有交叉现象。从纵的方面看，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可以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现实角度进行研究。
正由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广泛性，在“地方文化”的定位上还存在一些不够严密的地方，导致作者的选题与编辑的审稿上对这个定义把握不准。第一，所谓“地方文化”，首要的是地方概念的确定要准确，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区域的划分在不断变化。但不管它的变迁过程多么复杂，而应以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准。其次，在这个确定的行政区域里发生的历史事件或出现的历史人物，由于其时间与空间多变性，也往往会与地方区域发生一些相左的情况。比如说历史人物，他曾经在某个时期与该地区有关，那么其它时期呢?是不是也属于该地区“地方文化”研究的范畴?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坡曾在密州做官，即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在诸城市有他当年“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岗”的猎场，还有超然台遗址，苏公在此吟唱过“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名句，这些遗址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都属于地方文化研究的范畴。而苏公出密州之后或之前的活动和有关的艺术创作就不再属于这个范畴了。《潍坊学院学报》曾收到本市博物馆一位同志撰写的《板桥润格小识》一文，文中所考证的是郑板桥在杨州卖画时的润格，与他在潍县毫不相关，这就不能算作潍坊的地方文化。如果这个概念搞不清楚，地方文化就会无限制地扩而大之，反失去_地方特色。这样，我们可以为“地方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地方文化是指现在的行政区域之内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以及以及相关遗迹和风俗。这些事件、人物、遗迹和风俗必须与该地区有着直接关系和物质联系。
由于文化含义的广泛性，加之近年来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热”，泛文化现象往往把衣食住行的事情统统当作文化进行传播，并且夸大其辞，小题大做。学报作为学术研究的阵地，与一般的文化快餐式的时尚报刊不同，对地方文化的选题必须要严肃谨慎地对待。关于文化的基本范畴。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作过狭义具体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器物和风俗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呶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做“风物”，常常用于文化学当中，这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有点不谋而合。器物是指那些静止的文化遗存，风俗指活形态的文化。因此，文化必须负载着积淀。如果一种器物，它与历史不发生关联，我们就不能将它当作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而风俗本身就存在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继承过程。鉴于文化的特定含义，学报对于“地方文化”稿件的组稿与审稿就要有一个认识和把握。目前，各个地区都在开辟自己的旅游景点。并将它纳入“地方文化”的范畴。然而，对于某些新景点的开发，纯属现代公园式构建，就不能算作文化范畴。而那些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深厚的文化内含，又无明显的地方特征。也不宜纳入“地方文化”的范畴。
二、地方高校学报关于“地方文化”研究与传播的现状
地方高校学报关于“地方文化”的研究内容选择和切入点是各各不同的，从中可以见出办刊人独到的思路，并为学报的地方特色而增光添彩。就目前近百种地方高校学报关于“地方文化”栏目的开设情况来看，其类型大致如下：
(一)以中国山水文化为特征。由于该地方院校地处一名山大川的所在地，便以此为特色。中国山水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研究空间和价值一直受人关注。从传播学角度看，山水自然风光以“固态传播”的形式稳定地传播着文化信息，名山大川所在地的高校，大都开设这样的研究栏目。如泰安教育学院主办的《岱宗学刊》，开设“泰山文化研究”专栏，登载关于与泰山相关联的文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当今的旅游开发等内容的文章。这个学报并设有“泰山研究资料索引”。是特色鲜明、体系完整的“地方文化”研究栏目。
(二)以文化遗址为特征。文化遗址同样属于“固态传播”。由于遗址传达信息的隐秘性和悬疑性，需要传播者不断地解读，保持文化信息传播的彰显、清晰和持续。并且保持研究与传播的信息更新。如商丘师院学报《殷都学刊》，专门开设“殷都与甲骨文研究”。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中外的殷墟研究专家和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为学报撰稿，学术品位与传播效应不断提升。《殷都学刊》正是凭借自身的文化传播优势，在国外汉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以断代史作为特征。有的高校所在地在某一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以古都城市最为典型。学报“地方文化”的定位就放在那一个朝代，即断代史研究。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历史遗存等文化遗产与当今城市的民风民俗、传统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系，传播特有的历史文化，开发都市文化品牌。如《南京师院学报》开设的“六朝文史研究”；《开封大学学报》开设的“宋史研究”；各自以六朝古都北宋汴梁为研究中心。并由此开拓出去，涉猎整个时代，按照上文“地方文化”的范畴，它已是史学与地方文化的一种交叉性研究。这个栏目的构想与“地方文化”不即不离，落脚点实在，视野却很宽阔。
(四)以文学艺术名著为特征。由于文学艺术名著的不朽性，决定了它的研究和传播是无中止的，在当下的文化传媒时代中是不断增值的。以此作为“地方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极好的角度。如《枣庄师院学报》的“金瓶梅研究”专栏。《金瓶梅》作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它不像《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作品，有专门的研究期刊。而在古城兰陵(作者的出生地)的高校学报中开设这样的专栏，对《金瓶梅》的研究无
疑是一方有利的阵地。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多被国内各种社科研究的选刊所收录，足以说明其价值和影响远远超过一般基础学科的研究水平。
(五)以历史名人为特征。历史名人的显著性决定了他的传播影响力，孔子之于曲阜，鲁迅之于绍兴，历史人物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物的名声决定着城市形象的定位。而高校学报关于历史名人的研究，是从学术领域传播城市文化。如运城高等专科学校主办的《河东学刊》，设有“河东文化研究”栏目。它一方面使人想到唐宋家之一的柳宗元(河东)，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河东”这个地名，把历史人物与地名巧妙地交叉在一起，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增强了传播效应。
以上所举五个类型的“地方文化”研究。均属专题研究。由于高校所在地独有的人文地理位置。对于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吸收高质量的外稿，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对于一般学报来说，这种机会不是均等的。那么，大部分地方高校的学报也并没有放弃这块阵地，他们对当地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在进行着切合实际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是全方位的，非专题性的。也就更容易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全貌。我们把它称之为“整体性研究”。
(六)“地方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在高校学报中最为普遍。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齐鲁文化研究”就很典型。在此主要就以《潍坊学院学报》为例说明一下这种研究方法。潍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就城区范围内，有全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的杨家埠年画，风筝，还有万印楼和十钟山房等金石学研究遗址。此外，在青州、诸城等地都有颇具全国影响的考古发现和历史人物。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它的选点是多变的、多角度、多题材的。它的特点就是从丰富性上反映地方文化的整体和全貌。比如。该学报在刘墉研究、年画研究、金石学研究、齐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以上所概括的六种研究类型尚不够全面，只能大致上勾勒出学报“地方文化”研究的基本轮廓。然而，关于此项研究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憾。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忽视或无视“地方文化”研究，这主要针对一些历史名城的地方学报。而某些新兴城市则完全可以放弃这个研究方向，去寻求别的特点。比如说《邯郸大学学报》。它作为邯郸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高校，不应当放弃这块阵地。作为历史名城的邯郸。几乎每一条街巷里都有著名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大量的历史遗址保存至今，诸多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都在此地兴盛一时，对此进行整理研究，无疑会给学报增添特色，从而提高学术声望。地方学报理应肩负这个重担。
其二，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存在随意性，重点不够突出，因此，该地区的文化特色也就无法反映出来，若要避免这种偏向，编辑人员应当对该地区的地方文化有一个总体的宏观认识，选择有代表性的题目组稿。此外，注意研究动向。对于某些新发现，及时组稿。比如，青州龙兴寺佛像的发现。(被列为1996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而潍坊市当地的两家学报(《潍坊学院学报》、《潍坊教育学院学报》)对此都毫无反响，依然保持往常那些一般性文化研究内容。直到“龙兴寺佛像”在国内外考古、艺术界已炒得愈来愈热，当地学报仍然未能进入这项研究中去，地方优势就地丧失。
三、办好“地方文化研究”栏目的设想
首先，要对本地区文化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才能对这一栏目的定位选择一个最恰当的角度，上文所举的六种类型便是很好的范例。同时，角度的选择，还要兼顾本地区其他高校学报关于此栏目的设置情况，尽可能避免内容和定位的重复，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