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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不同,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在自然观上的划时代变革。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既然理念现在是作为它自身的否定东西而存在的,或者说,它对自身是外在的,那么自然就并非仅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相反的,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1]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是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的思维来理解。”[2]160与黑格尔的自然观不同,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一种“纯粹自然”的本真存在,是人们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其实在在于没有看到只有经过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工业活动的中介下形成的现实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自然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费尔巴哈只强调人是自然界的派生物,过分突出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自然界对人来讲的本原性、始基性,而没有体悟到人对自然界能动的反作用(肯定性或否定性)。因此,“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50
通过对以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抽象自然观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观:人化自然。首先,自然史分为两个部分,即人类产生以前的自然史和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史,前者不过是为人类的形成所作的准备,人类学关注的是人类产生后的自然界,即通过人的实践而形成的“现实的”、“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或是“人化的自然界”[2]128。它“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6。“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178-179其次,“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4]305实践活动使统一的自然界分化为“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且推动“天然的自然”不断向“人化自然”转化。自然的发展过程实质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31。最后,自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己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4]301
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从根本上否定天然自然的存在,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仍然保留着。自然界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起着一种前提性的作用“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人靠自然界生活。”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4]272生命活动的性质决定了人类具有对于动物的明显优越性,成为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但是具有能动性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324的属性。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产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阳光、空气、水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器官、心智的影响使人类具备了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人类产生以后,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生产工具的改善,对自然改造的程度逐渐增强,自然的整体面貌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是,自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其独有的运行规律,它内部依然遵循着物质循环、能量守恒、新陈代谢规律。人类改造自然改变的只能是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而不能改变或创造规律,物质性作为世界统一的基础永远不会改变,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
马克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三个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957。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人作为人的存在,两者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人只能在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前提下优先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也就是说,人在优先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时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以及生物链结构的复杂性,使其能够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观以及在自然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区分的前提下,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化自然的重要性,提倡人对自然的改造,符合人类基本的利益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高扬人化自然的前提下,人类中心主义不自觉地忽略了天然自然的存在,忽略了自然自身存在、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规律性。在自然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类中心主义过于强调人类当下的现实的短期利益,把自然当做实现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求的工具,自然成了资源、材料的代名词而忽略了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源的基础地位,人类走向了一条永无止境地(除非自然已经在人类的破坏中消失)开发、控制和征服自然的不归路。这样一来,人也就成了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发号施令的将军,自然成了必须听从人类指挥的奴隶。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在自然观基础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阐述。首先,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了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遵循自然规律,维持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责任;其次,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只看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而忽略了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对人类的反作用;最后,人类中心主义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是实现人类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前提,放纵人类自身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
二、实践观的维度
实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多次论述了实践的重要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并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自然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从《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称呼自己的哲学,这些都说明了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进行能动地改造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实践本性上看,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在生产实践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作为一种主体性活动,实践必然面临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价值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目的,从最低的要求来看,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得直接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5]从最高的要求来看,是为了满足人性发展的需要,即为了使人摆脱动物本能而成为有自觉能动性和社会性的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说,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人的利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人类的利益,离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就失去了意义,自然物也就不具有什么价值。
马克思强调价值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价值选择忽略自然尺度,不关心自然的“利益”。在他看来,从主客体作用的直接表现效果来看,人类社会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是对立的。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的利益必然对自然的“利益”产生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与改造给自然界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时这种程度达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对人类社会的利益构成挑战与威胁。但是,从它们的深层内涵分析,人类社会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又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利益”受到损害,人类社会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自然的“利益”受到维护,人的利益也将能够顺利实现,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如何保证自然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的同时又实现人类社会的最大利益呢?马克思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既要把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当做价值选择的终极尺度,同时又要关心自然的“利益”,做到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他深刻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47相对于动物而言,生命活动的性质凸显了人的优越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46人类因作为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而从根本上与动物区别开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实质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固守价值选择所依据的物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实质是要求人们放弃对自然过于功利的追求,走坚持自然和谐与提高人的审美愉悦相统一的发展道路,这是做到价值选择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经典体现。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价值选择的尺度只能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外在自然的“利益”,外在自然的“利益”只是一个工具性的价值而不是终极性的价值。确实,终极性的价值只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为工具性价值的外在自然的“利益”与作为终极性的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并不是可以割裂开来的独立自存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的“利益”受到损害,人类社会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坚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利益这一终极性价值,但是,由于在价值选择上忽略甚至无视自然的“利益”这一物的尺度,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好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辩证关系,最终不可能实现甚至威胁着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符合马克思实践观价值选择尺度要求的。
关键词:文艺理论;现实主义文艺;电视真人秀
中图分类号:G220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102-02
一、文艺理论中文艺的功能
文艺自身有着怎样的文艺价值?他对社会的意义在于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在文艺理论中对于艺术功能的论述是深刻而又有意义的。马克思在评述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就提出了对“真”“善”“美”的建议。马克思认为,“真理”是作品的功能和价值,而“善”是作品的教育功能和价值;而“美”是要求文艺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要保持高度的统一,真善美三者既互相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又在文艺作品中相辅相成。也就是说,马克思告诉人们一件合格的文艺作品要具备认知、教育、审美这三个方面。让人首先熟悉这种艺术,其次被这种艺术所感动,但又不失审美要求。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艺术不是抽象而来的,而是生活的一种反应。马克思认为,艺术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工具。大千世界为艺术创作提供素材而与此同时,创作人也应把自己的情感、观念、认知赋予在作品中,引起观看者的共鸣,激发人们的情感,随文艺作品的起伏而起伏。这也是艺术作品的强大感召力。文艺作品还会拉动整个社会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形式要统一,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要高度统一,塑造好典型。塑造典型的过程就是从个体到群众,再从群众回归个体而且要高于原型,方能引起观者的共鸣。马克思在对文艺功能的论述中,实际上有着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在文艺理论中,对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是如此刻画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最基本要求就是认为文艺作品要对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对当今社会现象一种艺术化表达,展现社会的本质以及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体现出真善美的“真”,因为只有创作者尊重事实,在“真”的条件下完成创作,人们才能透过艺术作品看到本质,了解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与审美,以达到认知的目的,从而发挥出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
文艺理论主要表现在对人物塑造的主要观点上,进行合理地夸张和虚构,尤其是要注重细节的表达,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典型。马克思虽然没有在马克思文艺理论中详细解读典型这一概念。但是在恩格斯的书信中人们可以找到对典型的看法:“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个体”。在塑造典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个性与共性的关系;2.个性与共性的统一;3.什么人什么事可以表达共性?注意这三点,才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电影或电视剧作品是如此,在真人秀上亦是如此。马克思主张在典型的环境中寻找典型的人物,在我国一些真人秀中也有表现:如《二胎时代》中节目组的选择主题是机于二胎政策放开的大环境下,挑选的家庭也都是适合要二胎或者即将要二胎的典型人物,这让观众看起来才更贴合生活,尊重事实,产生共鸣。
三、真人秀中的文艺理论
关于“真人秀”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我国的真人秀起步并不晚,但是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阶段,直到2012年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真人秀的“繁华盛世”,随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真人秀当前没有明确的界限,多指“由路人(非艺人)在规定的情景中,根据事先的游戏规定,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做出自身的动作,同时摄像师也将此行为记录下来制作成节目播出”,也泛指“由制作者制定游戏规则,由路人(非艺人)参与录制的电视游戏竞技类节目”。它也被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虚拟空间内发生的真实故事,将具有全范围的、真正的近距离的镜头和人物作为一个节目的核心”。
1.我国真人秀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典型环境体现
我国真人秀大热是从2013年湖南卫视引进韩国MBC电视台户外真人秀《爸爸去哪儿》而真正掀起了一场真人秀狂潮,几乎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在2013年11月1日播出的《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第四期收视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3.7%。这股“亲子热”在各大卫视掀起狂潮,浙江卫视的《爸爸回来了》、深圳卫视《中华小当家》等一系列亲子秀接踵而至。《爸爸去哪儿》无疑是成功的,根据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观点来讲此节目基本上达到了对“真”“善”“美”的需求,另外在满足社会大背景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与客观现实相契合,才能最大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与价值。笔者所理解的现实主义,除了细枝末节以外,能够将典型的人物与典型的社会环境微妙的契合,也就是说真实地再现典型人物。才能最大化地将作者给观众的教育意义与信息传递出去。《爸爸去哪儿》节目组抓住了当今中国社会“独生子女”现象。绝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小孩,而由于父母的工作需要导致父母对孩子陪伴的缺失,容易诱发一些家庭矛盾的滋生。节目组以明星树立典型,重新阐释了独生子女社会背景下的父爱,抓住了全社会的痛点,从而一炮而红。
但国外的真人秀节目早于国内,节目类型也很丰富,节目内容比较成熟,像美国的《下一顶级模特》《学徒》《美国偶像》《工程》《助航》等,韩国的《Running man》《无限挑战》《我们结婚吧》《超人回来了》等,其中有些真人秀已经举办十年之多。然而各大电视台和各大网络媒体仿佛看到了真人秀的美好前景而纷纷向往。如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模选秀节目America’s next top model,爱奇艺也在2014年举办了《爱上超模》;韩国的《running man》节目被浙江卫视购买版权名为《奔跑吧兄弟》;韩国《我们结婚吧》被江苏卫视引进大陆更名叫《我们相爱吧》;韩国的《无限挑战》被中央电视台引进并拍摄成《了不起的挑战》等,当然质量良莠不齐,但是大部分真人秀节目都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不单单是请用中国的歌手、演员,而且主要是基于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的道德教育在中国受众的成长接受心理的考虑。在西方真人秀节目中,真人秀更加喜欢将人性极大的暴露出来,以给人心理上的冲击。而在我国,规避是我国真人秀的重要任务。借鉴自《阁楼故事》的真人秀《完美假期》则是尽力淡化窥私部分,让一部分社会学家的访谈加入进来,重点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人物之间的新关系。那么为何国外的真人秀所探讨的人性层面却在中国无法搬上荧幕?这还是由于我国的环境所导致:观众并不熟悉真人秀这种娱乐形式,观众的大众审美还有待培养;西方的真人秀是基于当地的社会形态而产生的,将其生拉硬套到中国市场,可能会适得其反。
2.真人秀的真实性还有待考量
文艺理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认为文艺作品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是对社会关系的解释,可以展现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通俗来说,就是讲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文艺作品虽然有一定的夸张和戏剧的成分,但是还应该从实际出发,按现实面貌再现实际,真实的细节,尊重社会背景,揭示社会本质。尤其是真人秀,挂着“真”的字眼更应该重视对现实的真实描述,而现在的大部分真人秀不是真而是作秀。
关于真人秀兴起,不得不说一些病态的社会影响。人们都戴着假面具来生存,同样的虚伪,同样的造作,就像一部无聊的电视剧,每个人都是这部戏的主角。长此以往,人们喜欢窥探,喜欢通过依附其他人的生活取悦自己,于是窥伺成了人们的一种乐趣,人们爱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但人们也害怕被别人窥视,陷入恶性循环。国内外有很多真人秀就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特点。如韩国SBS电视台《星期天真好》的单元栏目《室友》让男女明星同住一个屋檐下,并在屋子里布满了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拍摄。有人说,为了反映现实的现实表明。但是许多真人秀通过后期的剪辑和节目组的引导加工之后,最终呈现给大众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样子,或是为了收视噱头而加工的炒作,有时候这样做虽然暂时满足了节目的观赏性,但却引导的是错误的审美与错误价值导向。这与马克思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是相悖的。
四、从文艺的发展来看真人秀的未来
本论文例举真人秀作为例子向大家解释了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部分。真人秀的三个基本要求是要有互动性、个性化、责任感,这与文艺理论的基本要求基本一致。不仅是真人秀,作家在创作文艺作品时,要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绪、感受,让观众产生共鸣,这就是互动性。抓住典型,看清背景,注意共性与个性的区别,同时个性又育与共性之中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作为一个文艺作品,要有最起码的教育功能和审美能力,这也是社会所赋予的责任感。
从文艺的发展来看,首先思考文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人类在满足基本需要以及同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生产后,才会考虑文艺享受,真人秀也是这样,它是我国社会主义背景下经济物质达到一定水平、物质文化提高下的产物,所以真人秀的成长是依附经济发展的土壤而生长的,真人秀已经成为电视节目里最热的板块,对此,国家也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控。2015年7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上公布的《关于加强管理的现实展示》(以下简称《通知》),为真人秀更大力度的提升和完善、丰富思想内涵、传递正能量提供了政策依据,在实现教育和社会意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当今真人秀节目过分泛滥的情况下,一台好的真人秀一定要充分把握住观众的心理,不能一味地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欲,不要一味地借鉴模仿别人的功劳,不可不去审视作为媒体的责任感。通过集思广益,不断地收集新鲜的观点,不断听取群众的意见,通过文化创新让每一期的节目都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为做中国杰出的电视作品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彻阍.文艺理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陆梅林,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