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4:53:5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知识产权法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对于公有领域的内涵，塞缪尔·奥迪(Samuel Odd)则提出了“作为刺激物的公有领域”的命题指出“公有领域主要作为一种感官刺激的来源而发挥作用并且次要地作为某种所有人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内容的‘知识公地’来发挥作用:本人认为知识产权法中的公有领域描述的是已经不受知识产权法律法律保护的一个知识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其中的智慧成果而不受到干涉。
二、公有领域的功能
(一)公有领域在著作权法中体现的功能
著作权法中的公有领域是实现公众“人人享有文化的权利”的重要机制其对公众权利的保障主要是通过对著作权保护对象的限制、著作权权利限制、著作权的保护条件等方面来实现的。
(二)公有领域在商标法中体现的功能
众所周知商标权是一项财产权利，一方面，商标权取得的标准较为简单我国的商标权取得主要是采取注册制度辅之以申请在先原则并适当考虑使用原则大量的申请人申请但不使用商标这将会使得在公共领域资源已成为一个商标所有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商标权的构成要素以及商标权主体的扩大也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商标的垄断。因此公有领域的理论为我们探索在商标法律中公有领域保护的存在形式提供了基础。
(三)公有领域在专利法中体现的功能
专利制度给予的保护从短时间来看可能会导致某个领域内的劳动产品价格过高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说却是有利的，因为专利制度给予的保护是平等的同时也是有期限限制的作为专利享有者是可以运用处于公有领域的资源进行自由地研究从而又达到获取利益和创新科技的双赢目的。
三、侵害知识产权法中公有领域的表现
(一)处于公有领域的资源被大肆枪占
用商标作为例子商标或商品名称所要运用的文字，图形等元素是公有领域里的固有元素。商标保护的目的是区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或提供服务的来源，商标是和生产经营有着密切联系的。近些年来，一些个人或企业大肆地注册商标但又不使用，霸占着属于公有领域里的资源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二)权利人变相延长保护期来侵占公有领域
根据知识产权法法律的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届满后成果将进入公有领域。但一些知识产权人不甘心其智慧成果进入公有领域而导致自己利益无法再延续，就总是变相地延长权利的保护期限。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著作权人将作品的名称或相关的文学形象注册为商标从而禁止他人在保护期届满后使用作品。例如英国作家贝娅特丽克丝波特创作了《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系列。
第二专利权人以重复申请专利的方法来延长保护期限。
第三广播组织通过反复广播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来延长其邻接权的保护期。
四、造成侵害知识产权法中公有领域现象的原因
(一)立法上缺乏对知识产权法中公有领域保护的法律机制
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经过?004年的修改，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知识产权的财产性内容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财产权利当然属于宪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到宪法保护。但是这些宪法基础并没有表示出对进入公有领域的资源进行怎么样的保护加何去保护这些进入公有领域的资源不受前权利人的侵害等意思层面上的原则或精神。
(二)普通法律没有完全贯彻宪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精神
以《商标法》为例子，《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依法取得商标所有权的商标所有权人最大范围地行使商标权利。这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商标的抢注、冒注等行为，造成了对公有领域内资源被大肆掠夺对公有领域造成了严重侵害。
五、保护我国知识产权法中公有领域的对策
(一)在立法中构建完善的保护公有领域的法律制度
首先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保护需要确立宪法在其保护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宪法可以在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保护方面确立基本的保护原则或基本精神当下位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或精神存在不一致时应当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总结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管理所显现的基本问题以及通过发达国家成熟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可以看出，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外成熟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并针对我国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产业需要，应尽快构建一套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要想保持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应对有限的企业资源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保证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方面保持足够的资源。因此，有效的整合企业的资源，将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管理问题交给具备相关专业技能和资质的机构，在规定的法律专业活动范围内，针对企业的委托，提供专业的法律技术服务，为企业制定有效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
2.树立正确的法律风险意识
企业作为法律风险的管理主体，企业自身以及机构都应树立良好的法律风险意识，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委托服务机构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体系，逐渐提高机构总体的业务水平，对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体系制定严格的审核制度，避免由于机构的原因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时，应当尽快完善法律机构的评估标准，由仲裁机构给予正确严谨的法律意见和建议。
二、结语
我国的高校知识产权法学教学起步较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产权法学教学师资严重缺乏。
一方面，高校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学教师严重不足，多则十几人，少则几个，甚至存在由民法学教师兼任的现象；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学教学内容涉及面宽，专业性强，对教师的知识与素质要求较高，纯粹法律出身的教师无法胜任法学教育，因而无法担负起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重大责任。
（2）知识产权法学教学目标过低。
目前，高校毕业生逐年递增，很多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难的现实压力。法学专业出身的毕业生，想要从事律师职业必须通过国家的司法资格考试，取得基本的入职资格。而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有限，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就业形势下，迫于现实压力，很多高校法学专业只能降低教学目标，法学教学目标层次过低，进而影响到教学质量，使知识产权教学也被桎梏。
（3）知识产权法学教学方法亟须变革。
知识产权法学是法学专业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一般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如理论讲授法、案例分析法等，但这些教学方法也存在两种教学误区：纯理论化教学和纯实务化教学。在知识产权法学教学中应将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果，让学生牢固掌握。
二、高校知识产权法学教学的改革举措
（1）扩大知识产权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质量和素质。
我国有十多所高校设置知识产权专业，但存在知识产权专业教师不足、其他法律专业教师兼任、教师的知识与素质跟不上知识发展等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扩大知识产权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招聘一些专业的知识产权教师，及对教师进行培训和学习。同时教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扩大知识面，适应知识产权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
（2）不断创新，使知识产权法学教学内容与教材体系相统一。
知识产权法学教学应重视教学内容的合理设计与变革，使教学内容与教材体系相统一，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新颖性。为此，在知识产权法学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基础理论的讲授，使课程具有一定的底蕴，也要加入一定的案例分析，引入最新的理论成果，使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完美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科技的力量和知识产权的独特魅力。
（3）改进高校知识产权法学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关键词：知识产权文化；制度；服务机制；文化氛围；专利申请；专利成果；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31-0160-03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把技术创新放在首要地位，但往往忽略了对其技术的有利保护，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研发的技术，轻易就被他人窃取，因为没有申请知识产权而投诉无门。或者，莫名被，不知道自己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知识产权文化的缺失，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加强知识产权文化的建设，让知识产权成为企业的一种制度、一种观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利器和一份财富。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环境，是培育有竞争力的人才和成果的根基与土壤，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1 知识产权文化的提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的《经修订的2004～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权促进发展与繁荣，建立知识产权文化”的创意，将建设知识产权文化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和重点工作。我国也十分重视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作，2005年，马维野先生首先在《论文化和知识产权文化》中提出了知识产权文化的概念，认为建设知识产权文化应当成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着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200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知识产权文化论坛。2008年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提出，近五年内实现“全社会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初步形成”的目标，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同年，国务院国资委推出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在中央企业中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并强调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009年3月，田力普局长在国家知识产权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促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工作的着力点。
2 知识产权文化内涵及意义
2.1 知识产权文化概念及内涵
马维野先生提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及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务的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是指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态度、信念、价值观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知识产权文化首先是属于制度文化的范畴，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规范、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设施等方面。其次，由于制度的强制性以及各国法治水平的差异，同时加之各个社会个体价值观的不同，催生了观念形态的知识产权文化，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学说、意识、习惯等。总而言之，知识产权文化，核心是“崇尚创新精神，尊重知识产权”，目标是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推动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氛围，大力提高公众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让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2.2 构建知识产权文化的意义
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和观念层面的文化积淀。同时，知识产权制度奉行利益激励，与我国传统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有很大差异，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作仍然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构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繁荣，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构建知识产权文化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氛围。随着知识产权体系的日趋完善化和全球化，尊重知识不只是停留在道德范畴层面的问题，当前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对于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不仅可以保护企业自身发展、提高自身生存能力，更是企业开拓市场、获取竞争优势的利器。知识产权文化的本质属性在于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之一是鼓励创新，知识产权文化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氛围。
第二，构建知识产权文化有利于推动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企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如果企业缺乏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氛围，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很难落到实处。用知识产权文化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使得企业知识产权文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第三，构建知识产权文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知识产权文化的构建和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效率，同时对于提升企业的形象、改善投资环境、拓展市场也具有重要作用。
3 企业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以高科技开发区为例，许多区域专利申请数量屡创新高，专利申请质量不断提高，知识产权运用水平逐步提升。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文化土壤，知识产权制度的落实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知识产权制度只有与文化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一，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大部分中小企业尚未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政策以及工作机制，内部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应用和发展体系，少部分企业从来没有申请过专利。同时，知识产权专业化服务平台也比较缺乏，很多企业不了解自己可能拥有的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同时也不了解技术领域里公知、公用的技术信息。
第二，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水平不高。有些企业由于不够重视专利申请，有些企业虽然有愿望但却不知如何操作也没有及时申请专利，导致技术创新等不能迅速及时转化为专利，从而丧失知识产权。一些企业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他人专利技术的使用权，而是非法使用他人的专利技术，既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又不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企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加快。
第三，全区各企事业单位专利工作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部分企业领导对知识产权工作不够重视，知识产权知识匮乏，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对知识产权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企业缺乏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企业知识产权文化要做好顶层设计，归根结底就是“老板的文化”。公司领导应该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中山火炬开发区，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的企业领导甚至亲自开展专利调查和申请维护工作。
4 构建企业知识产权文化的对策
面对当前欧债危机快速扩散和蔓延以及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等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结合区域内企业的具体实际状况，构建知识产权文化，提高创造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让企业自觉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合理制定知识产权制度，使知识产权文化观念深入广大职工的心中，同时付诸于创新开拓行动上。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企业的主体作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及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注重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制的建立，加快在区内构建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第一，企业要赋予知识产权战略重要地位。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属于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企业应尽快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战略。大型企业应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统一负责和协调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工作，把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管理纳入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小企业也应配备相应人手专职负责企业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方面事务。
第二，注重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知识产权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区域知识产权文化的构建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首先要从学校抓起，特别是在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应贯穿进行知识产权文化素养的培育。只有具有知识产权文化素养的人，才具有较高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创造激情，才能主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其次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信息渠道，全面提升区域内企业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和专业素质，加快培养一批懂技术、懂法律、懂管理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
第三，注重企业与政府、行业协会的合作。虽然企业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主体，然而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滞后性，受益范围具有显著的社会整体性，故而在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主要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开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培训、组织专业机构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搭建技术转化平台以及多渠道宣传知识产权知识和理念等方式，促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另外，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事件的处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企业的力量，在合理的范围内去解决，而不是仅靠企业的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第四，建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制。从宏观方面要通过建立企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等措施，为区域内广大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同时为确保知识产权服务能深入到大部分中小企业，政府应组织中介机构或者具有专利人资格并长期从事专利和管理工作的人员深入企业上门服务，详细了解企业的专利工作情况，普及专利知识，宣传政府政策，帮助企业办理专利申请、专利转化，配合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和制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充分挖掘企业技术创新潜力，促使其产生专利成果并开展专利成果产业化活动，充分调动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第五，通过宣传等方式营造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强化企事业单位开展专利工作的主动性，每年组织开展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通过支持区内单位举办设计大赛、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组织企业学习知识产权法规以及编印发放知识产权宣传材料等方式，利用会议、电视台、报刊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对区域内知识产权先进单位和专利产品进行宣传，提高专利工作的影响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度，营造全社会关注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利用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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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立法 数字图书馆 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 DF49；DF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6－0064-06
1 图书馆立法将促进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公众利益与版权人权益的平衡
1.1 保护版权人权利和公众权益的法律失衡
公众利益与版权人权益的平衡，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与信息共享的根本基础［1］，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保护版权人权利和公众权益的法律是失衡的，版权人可利用著作权法维护私权，公众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公共权利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给予保障，宪法对公众信息权利的原则性保护规定由于缺乏具体法律机制来贯彻执行而难以实现。在我国基本具备公众信息权利存在的社会基础或利益需求情况下，信息法律体系建设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权利缺位和权利冲突现象，权利平衡不到位的典型例证是版权人权利的扩张和缺乏必要限制［2］。在信息社会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众信息权利在版权保护不断强势挤压下遭受侵害。知识产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公共获取的障碍［3］，为此，迫切需要用法律来维护和保障公众信息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限制私权的失衡膨胀，在当前我国没有专门信息法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的重要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在历史的向度与法律的视角之下，数字图书馆凸显了图书馆维护知识自由的公益性质和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定位，现行法对公益性质认识不足及传播者的定位缺失，造成了著作权法的制度缺陷及规制缺失［4］。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图书馆对知识产权问题提出的挑战是应时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正切中了信息时代知识产权制度最大的要害，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1.2 图书馆法是公众信息权益保障法
多年来对图书馆法的研究使业界确立了图书馆法不是图书馆行业利益保护法而是公众信息权益保障法的共识。图书馆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决定了图书馆法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以公共利益为调整对象，是以保护读者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读者权益保护法”［5］，法律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说到底是为保障社会公众通过图书馆获得和接受知识与信息权利的实现，图书馆保障公众知识和信息的获得权、接受权、利用权的社会职责，决定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公众知识自由提供法律保障是图书馆立法的最高价值追求［6］。图书馆立法是图书馆权利实现的根本保障，而图书馆权利从根本上说是利用者的权利［7］，图书馆只需具有主张和维护利用者权利的权利，而无须具有自身特有的另类权利，因为图书馆作为以维护和保障利用者的知识权利为宗旨的机构或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利用者权利的过程也就是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8］。已经审议多年的《中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草案）明确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图书馆有效开展各项工作和公众从图书馆获取知识信息提供法律保障，对图书馆性质的定位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对象开放，具有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开发和服务功能的社会公益性机构。图书馆法通过赋予公民在图书馆活动中的权利以及明确图书馆业务工作和信息服务活动内容来体现和实现对公民信息权利的保障。比如，《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确立图书馆活动的原则是：保障公民、社会团体、民众自由获取信息，自由精神发展，使用国家和世界文化珍品以及文化、科学、教育活动的权利，有专门一章内容为“图书馆事业领域内的公民权利”，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图书馆服务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各项权利，而且公民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权利优先于国家及其他任何组织机构、社会团体。
1.3 图书馆法平衡公众与版权人之间的权益
图书馆是公共权利与版权人的交汇点，图书馆既是实现法律平衡的重要中介机构，也是由法律规定的利益平衡所塑造的产物［9］。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上，图书馆没有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图书馆所争取的利益并非图书馆的利益，而是社会与民众的利益。图书馆以极高的积极性参与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代表公众为公众争得获取和使用知识信息的公共权利，这是由图书馆的职业理念、职业信仰、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图书馆在保障公民知识信息获取权利，实现全社会信息公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的信息传播行为完全是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维护信息公平的正义行为［10］。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保障是图书馆社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体现，正如李国新教授所言：“如果图书馆不能成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信息权利的力量之一、成为满足公众基本文化信息需求的机构之一，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要养活一批图书馆呢？” ［11］简言之，从平衡公众与版权人之间权益角度来看，如果说著作权法更多是维护权利人权益，图书馆法则是维护公众权益。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保障的法律本质，使图书馆法成为公众与版权人权益天平上置于公众方的重要砝码。毋庸置疑，图书馆法对解决现行法律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权利设置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法律意义，应当并能够为数字图书馆建设提供法律基础和保障。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在1993年制定时就明确了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信息权利的实现，俄罗斯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保障公众信息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日渐完善，《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与《俄罗斯宪法》、《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俄罗斯文化基础法》、《保障政府信息获取联邦法》等共同构筑了公众信息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这使图书馆在代表公众利益主张公众信息权利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法是全面系统地建构与平衡公众信息权利制度的重要组成，是有效开展公众信息权利保护实践的有力保证，图书馆法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亦更广泛、深远，由此也确立了图书馆法在整个信息法律体系中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才是图书馆法在保障图书馆事业中追求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2 图书馆立法以明确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地位
2.1 数字图书馆性质影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等是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讨中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见解：“数字图书馆是公益服务与营利服务共存”［12］ ，“数字图书馆不再是公益机构，可能作为赢利机构出现”［13］ ，“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实际上就是ICP” ［14］ ，“图书馆的法律地位需重新审视，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将完全改变”［13］，“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必须加以重新界定，版权法中应明确图书馆作为作品传播者的法律地位”［15］，“传统图书馆服务延伸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应保持不能被抹杀” ［1］。 “数字时代图书馆公益性质的法律地位不会消失，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移位”［16］。数字图书馆是否为公益机构，是否仍享有传统图书馆的权利成为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争议焦点［17］，因为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和法律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在版权制度中享有的合法待遇，也决定了版权法调整与其相关的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时采用的原则和方式，因而影响着版权问题的解决，不同的权利主体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并因此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与责任［18］。学术界一般认为，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享有一定的版权豁免，应该适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图书馆界建议将“公共图书馆”改为“公益性图书馆”，设置公益性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条款，认为通过法律赋予公益性图书馆某些特权，使它们在使用数字资源时得到某种豁免，是解决著作权问题最根本办法［19］。因为非营利组织不仅在版权方面具有免责优势，即使发生侵权行为而受到处罚，也具有赔偿优势［20］。至于商业性数字图书馆，业界观点分歧较大。
如果不明确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势必影响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务，图书馆就会成为被告，只有明确数字图书馆拥有的法律地位，图书馆才能同版权人密切合作，找到一种共识的形式，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犯。2002年陈兴良胜诉中国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被告自称的公益性与运作的商业性结合而成的半公益半商业性质的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没有被承认。已有出版界人士以“法律上还没有给公共图书馆一个准确概念，商业性的标称“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开发商属于公共图书馆”为据质疑《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赋予图书馆网络传播权［21］。由此看来，研究和实践充分表明，从法律上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和地位、权利与义务等基本性问题对数字图书馆发展及著作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法律没有提供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公共机构来平衡各方利益的环境和机制，没有塑造出图书馆是实现著作权平衡的重要中介的形象［22］，图书馆以及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是空白的，著作权法中很难找到适用数字图书馆服务性质及合理法律地位的条款描述。我国《著作权法》把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界定作为一般用户，忽略了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特点，没有赋予其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不同性质数字图书馆不加以区别，笼统地规定了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和限制，使得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法律主体地位缺失，对其发展不利，结果是其在网络资源建设、数字化服务等方面一直处于无法可依，无所适从的境况之中［23］。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使数字图书馆在遭遇著作权问题时处于角色尴尬、权利缺失、行为受缚的境地。
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是调整同其相关权利主体利益关系的基础，如果不对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结合国情客观地界定和明确，将使图书馆所有数字化服务无谓地承担侵权风险，影响我国数字图书馆健康发展［24］。从当前形势来看，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的确立不大可能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修善来完成，只能通过图书馆立法来完成。
2.2 图书馆立法界定数字图书馆性质的必要与可能
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不仅仅表现在著作权法条款方面，更主要表现在图书馆立法的缺失与空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图书馆法，图书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权利职责、社会职能等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立法的滞后已经影响到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这种局面必须扭转和改变。因此，在为解决图书馆著作权问题而不断追求对著作权法修订完善的同时，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以填补对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法律规定上的缺失与空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对图书馆的社会性质、地位、职能、权利、义务、服务活动等以及用户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原本就是图书馆法的最基本内容。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人和图书馆法律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不平等竞争与利益失衡，通过图书馆立法，直接或间接地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并赋予相应的法定权利、功能等，以此基础，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参与对著作权制度的制衡与博弈，争得著作权领域内属于图书馆和公众的法律地位、法定权利等，从而保持相关各方利益的平衡。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最大的不同，不是作品内容本身，而是作品的形态和载体、传播方式的不同［25］。因此，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图书馆法理应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坚强法律后盾，是实现和切实发挥图书馆作为版权制度“均衡器”功效的基本法律保障。
经多年的潜心研究论证和实践验证，图书馆界站在公众立场上，从职业角度，在广泛深入研究国外、国际相关政策法规、公约、宣言等基础上，围绕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中公民信息权利、图书馆权利的保障问题，对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功能、职责、作用等提出许多深刻、精辟的认识与论断。比如，2005年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提出的“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公民（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提出的“实现著作权平衡是图书馆的职能之一”，“图书馆应以促进知识和信息公平，通畅、合法的社会性传播为己任，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必须拥有代表利用者利益，发出利用者呼声，以制衡私权膨胀，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 等等。
这些研究和论述凝聚了图书馆界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血。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将业界就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向全社会昭示符合法理精神的行业诉求、理念、发出的呼声以及成熟可行的研究成果、思想观点，经过精细化、系统化，上升为立法的参考或遵循的原则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并固定下来，给予法律意义上的表述。在此，可以通过两个法律途径实现图书馆界的诉求、理念向法律意志、法律规定的转化升华：一方面图书馆界继续参与著作权制度的修补完善，将这些诉求、理念或直接变为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款或成为著作权法修补完善的参考，用我们的观点、立场态度影响著作权法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把从图书馆职业角度阐释的关于图书馆地位、责任、权利、职能等表述法定下来，使之成为一种为社会各界公认的法定的权利、责任、职能，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共同尊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图书馆界理论研究对著作权立法、图书馆立法的实用参考价值，为国家制定宏观知识产权政策和信息资源建设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比如，2005年图书馆界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制定，为图书馆建设数字图书馆争得了“有限合理使用”的权利，即条例第7条“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到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该条内容与《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2008年修订时对图书馆建设电子图书馆的规定颇为相似，因此，可以考虑将该条规定作为图书馆权利或工作内容加入到我国图书馆立法当中，使条例规定升格为法律规定，增强稳定性和法律效力，完善图书馆权利体系。再如，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阐述的图书馆界在著作权保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作为图书馆立法的指导原则和内容条款来应用。
3 图书馆立法可促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3.1 图书馆法促进知识产权制度回归初衷的目的
当今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但涉及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文化发展有关，针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不足，为制止知识产权滥用，各国制定了反垄断法。同样，针对著作权保护过度强化而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权的情形，也需要相应的法律给予规制，单纯依靠著作权法本身提供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从立法性质看，著作权既是私权又是关乎公共利益的特殊权利的双重特征要求著作权法具有保持权利人与公众利益平衡的功能，但在知识产权经济时代，著作权法自身具有这种平衡功能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实现，结果往往使公众权益受到侵害，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就是典型表现。为此，必须有其他的法律制度对著作权法的平衡机制实行协助和监督，图书馆法就应作为这种制衡的法律力量，图书馆法保障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纠正著作权制度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原本偏离而具有利益平衡、实现保护私权与促进知识信息传播和进科学文化繁荣辩证统一的作用。
3.2 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法在维护公众信息权利方面的统一性
著作权法立法的依据一方面来源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公共利益和公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26］，这决定了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既要保护又要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必要限制的二元价值取向，为此，著作权法设置了版权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版权限制制度是版权利益平衡机制在法律体系中的具体体现， 有利于维护著作权人、数字图书馆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要通过对版权限制来实现的，正如马海群教授所言：“维护公民的知识权利与著作权，同样被视为图书馆立法工作首要的价值取向”［26］，版权限制制度应是图书馆法研究、关注的范畴，甚至是图书馆法内容的构成，因为，版权限制意味着给予图书馆或公众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以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而且应当体现和包含在图书馆法之中，以便从职业角度和法律角度进一步明确图书馆和公众在获取使用受版权保护的知识信息时拥有的法定权利。更好地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丰富公民的文化生活是图书馆立法和著作权法的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精髓和宗旨，也是图书馆法立法所追求的，因此，在维护公众信息权利与权利人权益上，图书馆法与著作权法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它们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促进知识信息广泛传播与公众普遍利用。
公法规范对私法制度的介入并不影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而且知识产权也并不因其权利的限制而具有了公权属性［27］，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立法保障公众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权利不会影响到知识产权的性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产权产品的广泛传播。从数字图书馆建设本身来讲，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二者具有一致性，互促互迸，共同发展［28］。而作为信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图书馆法和著作权法在保护公众信息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相互制约和协调统一，使著作权法在不断完善建设和施行过程中，能够不偏不倚地维护各方面利益，确立利益平衡的最佳支点，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著作权问题的解决也将从此中受益。
4 结语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将随之调整。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满足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要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相适应的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才能保证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发展［29］。图书馆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主要代言人，必然会在今后的利益平衡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从而对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化趋势构成一定的约束力。使社会公众利益在权利人的权利扩张进程中尽可能少受一些损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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