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4: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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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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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现代汉语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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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星编：《鲁迅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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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国星编：《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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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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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语义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由于语义研究涉及的内容
很广，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我们只想就语义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语义场分析问题，在现代汉语体
系中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语义场的性质
语义场是由语义系统中的一组有关联的义位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语义特征的聚合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义现象尽管极为复杂，但它仍是成系统的，是一个与语音和语法相并列的同属于语言
系统的子系统。同其它系统一样，语义系统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性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体。
语义既是一个系统，包含着整体性原则和关联性原则，那么，它无疑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是系统
内成分间内在有机联系形式，或者说是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层次间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的总和以及其表现形式。在语义系统中，语义的众多成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隶属，又相
互制约，从而成为一个有序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具有层次化和网络化等特点，因而能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
等方面进行考察。
要分析语义系统的结构关系，必须先确定结构成分。我们把组成语义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称为“义位”。
义位是语义系统中能独立存在的基本语义单位（相当于“义项”的概念）［（1）］，它是以词义中的指称意
义为基础，辅之以附加意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考察一个词义是否为义位，关键在于看它的指称意义能不能
独立，能不能与其它指称意义相区别，如果能，则应算为义位；如果两个指称意义没有多大区别，那就应再分
析其附加意义有无不同，如不同之处特别明显，也应分别算为义位。比如，把“枯萎”“逝世”“归天”这三
个语义单位互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均是指生物的发展过程，但前者和后两者的指称意义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缩，而后二者则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称意义虽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义有差别，
分别带有庄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义位。
在语义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义位在总的方面均有共同点，服从共同语义原则的支配，各作为聚合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存在。一个义位不仅自身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多种关系与其他义位相关联，从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来，这诸多联系不外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两种性质的联系，不外是纵的方
面逐级隶属，横的方面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的联系。义位之间在语义系统中正是从共时方面由这些联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组系化、层次化的聚合，即从结构的平面上构成了语义场。例如，具有共同语义特征“
说”的义位就有“说、扯、称、道、讲、唠、聊、嘀咕、唠叨”等等，这些义位聚合成组，构成一个语义场，
就是组系化，而义位“说”在这一组系中占据的地位，比其他义位高一个层级，就是层次化。
通过语义场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观察义位，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意思不同的义位，必然处于不同的
语义场，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类的义位，则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如“轻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义位处于同一个语义场，是由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的，而个性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在进
行语义结构分析时，不能脱离语义系统对任何一个义位作孤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明确义位在语义场的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场是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
二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
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
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
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
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
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
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
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
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2）］所以，语义
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以“．”代表义位，“。”代表零位，语义场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
（附图[图]）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龄”语义场为例，它们的结构可粗略地表现为：
（附图[图]）
由于“年龄”和“未成年”都不属于“人”的基本类别范畴，而只是一种语义特征，故为零位。
三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
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
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
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
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
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
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
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
”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
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
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
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2）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
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
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
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
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
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
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
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
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
的平衡”，［（3）］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
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
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3）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
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
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
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
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
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
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
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
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
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
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
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
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
，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
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
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4）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
，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
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
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
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
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
以上就语义结构四个方面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而这四个特性是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的。其中，后三个特性
都是以第一个特性为基础的。因为，语义场的语义结构只有在具有了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随之
出现其他特性。稳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静态存在的形式和标志，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其发展变化的表现，而层次性
和相对性则是对语义结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语义场的举例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和结构特性，并拟定了一个结构模式。下面，我们以“亲属语义场”和“
下肢动作语义场”为例来进行语义场的分析。
分析语义场首先要确定语义场包含的义位。在排列义位时，我们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取舍条件的。第一，考
察义位间的联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几个不同的义位也许在很多点上有共同之处，如果把它们纵横相连
，不仅混乱，也是不科学的。选择义位时应提纲挈领，脉胳清晰。第二，在众多同义义位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
性的义位。由于同义义位很多，有的差别十分细微，在分析时列出全部义位十分繁难，故只择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时作出说明。第三，比较生僻的义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义性词语意义的义位按情况分入不同
的语义场。
（1）亲属语义场的分析。
亲属语义场是“人”这个语义场下的子场。因为“人”语义场还下分很多语义子场，亲属语义场只是从“
亲属”这个角度对“人”进行语义场的归类。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属于“
人”语义场，但它们的具体范畴不一样，“姐姐”属于“亲属”范畴，“胖子”属于“体态”范畴，“石匠”
属于“职业”范畴，“英雄”属于“品性”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子场，并一起
组成了“人”语义场。
现代汉语的亲属词有几百个，但不是说亲属语义场就包含了几百个义位，因为有许多亲属词几乎是同义的
，进行语义场分析时，只能众里挑一。例如，与义位“父亲”同义的亲属词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与“岳父”同义的亲属词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们只选取典型义位“父亲”、“岳父”。另外，还有一些亲属词，或较少使用，或表示的亲属关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时排除。这样经过多方筛选，最后剩下五十三个比较典型的亲属词，代表了五十三个典型义位。
把这五十三个义位纳入亲属语义场中进行分析，内部可分为两个较大的子场，这两个较大子场又各自分出
两个较小的子场，从总体上看，即：
（附图[图]）
亲属语义场的特点是界限清楚，没有中间状况。另外一个特征是，很多义位都呈二元对立状态，即两个义
位互为对待，并且多为性别方面的，如“父亲”与“母亲”，“哥哥”与“姐姐”，“孙儿”与“孙女”等。
二元对立可以在同一个语义子场内形成，也可以跨场，即两个对立的义位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中，如
“哥哥”还可与“嫂子”相对，“伯父”与“伯母”相对等等，但这两个语义场必属于同一个较大的语义场。
（2）下肢动作语义场的分析。
下肢动作语义场是“动作”语义场的子场，是与头部动作语义场、上肢动作语义场和全身动作语义场相并
列的。通过归纳分析，此语义场下面包括十一个子场，它们是：走、跑、跳、坐、蹲、站、骑、跪、踢、踩、
踮，分别列出：
（附图[图]）
（附图[图]）
下肢动作语义场最多可分出四级来。同亲属语义场相比，其义位间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对应性，而是从不同
方面指称同一现象，呈互助状态，而且有的义位之间，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语义场“跑”所包含
的三个义位，“腾”是边跳边跑，“颠”是一摆一摆地跑，“奔”则是很快地跑，它们是从三个方面说明跑的
动作的。多义性的语词在这里是分属不同子场的。例如，“覆”有两个意义，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
轻轻地踩”，故算为两个义位，各归入不同的子场，其他如“登、腾”等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两个语义场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场的状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内部义位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现代汉语语义场的状貌，确是一项高
难度的课题。本文虽然在借鉴语义学先进理论与具体分析汉语语义场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祈盼专家学者指正。
注：
①义位和义项实指同一对象，但观察的角度不同。在语义学中我们称作义位，在传统词汇学中仍称义项。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关键词: 配价性质定价原则辨价方法
1.配价的性质
配价的性质是配价语法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明确该问题以后,才可进一步展开后续研究。
1.1配价属于语义范畴。
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属于三个平面语法中的语义平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廖秋忠、范晓、张国宪、周国光、金立鑫、杨宁。廖秋忠(1984)指出:“支配成分主要是语义即认知上的概念。支配成分的从缺,指的是句中某些语义成分的从缺。”范晓(1991、1998)分别阐述了其他三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再次论证了配价属于语义范畴。周国光(1994)从谓词同配价成分的联系是语义上的,配价成分可隐含于句法结构中,配价成分的句法不定位性,语义决定了配价成分的数量和性质等几个方面论证了配价属语义范畴,配价是语义平面的概念这一命题。金立鑫(1998)结合汉语语法的客观实际论证了从纯粹的句法形式出发,用位置关系来确定配价关系,或通过句法形式来确定价语,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意义上都难以达到系统内部一致的要求,并且还会引出一些矛盾现象。
1.2配价属于句法范畴。
袁毓林(1993)认为,“‘向’是建立在句法基础上的语法范畴,是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表征。应当承认,动词的‘向’是有相当的语义基础的。……但是,动词的这些语义要求(涉及个体数目)一定要在句法结构中得到实现,才能计入‘向’的指数。……所以作为句法概念的‘向’和作为语义概念的动作所涉及的个体数量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并将“价”或“向”称为“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化”。
沈阳(1994)指出:“任何动词总是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名词性成分。因此所谓动词句位就是由某个动词(V)和该动词分布性质所要求的必有数量、固定位置的名词性成分(NP)所构成基本结构形式的语法抽象。”他把抽象的动词句位记作SP,把出现在SP中的NP作为动词的“价”。
1.3配价属于句法―语义范畴。
胡明扬(1992)认为,“事实上,形态不那么丰富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的语言的词类,还有动词的‘价’,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动作动词或状态动词等等都是语义句法范畴”。他还建议把“选择限制”称为“语义―句法范畴”。
吴为章(1993)指出:“逻辑―语义‘向’是认知上的概念,接近于深层‘格’。它是各种语言所共有的,是难以准确确定其数量的,是无序的。……任何句法的‘向’都是‘形式―意义’的结合体,它是逻辑―语义的‘向’在具体语言中的实现,是因语言而异的,是有确定数量的,是有序的。”他还指出,之所以采用“句法―语义向”这个术语,旨在强调语义因素对于作为句法概念的“向”的指派和确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2.定价的原则
对配价性质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配价原则的选取,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原则问题。我们发现,即使对配价性质持同一观点的人,在同一配价原则上看法也不一。下文将以[句法/语义/句法―语义]来标注不同学者对配价性质的不同认识,以便读者阅读。
2.1是否在最小主谓结构中定价。
范晓(1991)[语义]和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都认为要按照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中动词联系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来定价。
而袁毓林(1993)[句法]和周国光(1994)[语义]则都认为“应选取与谓词同现成分最多的配价形式来提取配价指数”。周国光(1994)从“主谓结构作谓语是汉语里最常见的重要句式之一”和“配价形式的任务是表达配价结构,而不是限制配价结构。当配价形式未能表达配价结构时,我们也就能确定其中隐含的配价成分”两方面论证了其观点。
2.2配价成分是否为强制性成分。
范晓(1991)[语义]认为所谓“强制性句法成分”即动词构成主谓结构时必须共现的句法成分,可称之为“必有成分”或“动元”,动元的个数决定动词的价量。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提出“同现限制规则”,认为同现是依存关系的体现,同现限制具有强制性。王玲玲(1995)指出动词必用论元的数目决定了动词的“向”。
周国光(1994)[语义]则明确提出不能根据配价成分在配价形式中的必有性来确定谓词的配价。袁毓林(1998)认为,“强制性”对有严格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系适用,但若用它来区分汉语的“必现成分”则过于主观,没有实际意义。
2.3是否排除介词宾语。
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提出“无标记形式规则”,认为由介词引进的有标记名词性成分尽管与动词有语义联系,但在结构中不是动词的直接支配成分,因此不能成为动词的“价”,并把配价成分限制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
袁毓林(1993)和周国光(1994)[语义]也认为,不应该把介词宾语一律排斥在配价成分的范围之外,而应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其是否为配价成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韩万衡(1995)和杨宁(1996)。
2.4是否排除时间、处所、工具等成分。
多数学者认为时间、处所、工具等成分起补充说明句义的作用,是非强制性成分,应排除在配价成分之外。范晓(1998)将时间、处所、工具划入状元的语义角色,不影响谓词的配价。
周国光(1994)指出,谓词同工具成分、处所成分、时间成分联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某些谓词本身甚至是由名词演变而来,上述成分影响谓词的价质和价量,因此应该看作配价成分。朱景松(1998)也持相同观点,分别从语义和句法角度论证了工具成分、原材料成分跟施事、受事、与事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3.辨价的方法
3.1从句法形式入手。
范晓(1991)认为,语法研究应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但是从汉语的情形出发,应该从形式上给动词定价。按照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里动词所联系的强制性句法成分来定价,并借助动元的标记(介词),采用提问的形式定价。吴为章(1993)提出辨价的三套规则,即简单句确认规则、同现限制规则、无标记形式规则。
3.2从语义分析入手。
张国宪(1994)用“消元测试”区分必有不足语和可有补足语、自由说明语,不可删除的为必有补足语,又进一步用“隐含测试”和“可找回原则”区分可有补足语和自由说明语,消元后的句构成分依据价载体的意义可找回的是可有补足语,反之为自由说明语。周国光(1994)根据熙先生歧义指数和自指、转指的理论来确定谓词的价:“VP的”表示转指,且可以指称若干语义成分C,则成分C是V的配价成分,成分C的个数是V的价。王玲玲(1995)也利用“VP的”表转指对单向动词、双向动词、三向动词设计了不同的提问模式以确定其价量。
参考文献:
[1]吴为章.汉语动词配价研究述评[A].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2]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A].汉语语法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朱景松.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读后[J].语文研究,1998.VOL67,(2).
[4]周国光.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C].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1994.10.
[5]金立鑫.动词的语义域及其价语的推导[A].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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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阳.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J].中国语文,1994,(2).
[8]胡明扬.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92,(5).
[9]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J].中国语文,1993,(3).
[10]周国光.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C].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1994.10.
[11]袁毓林,郭锐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中国语文,1993,(3).
0.1“形＋动态动词”，指的是形容词带动态动词“了、着、过”等。
0.2我国语法学界对“形＋动态助词”现象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形容词带上动态助词后便具有了“动性”，带有“动作的意味”。例如，黎锦熙(1824)认为，诸如“
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个先生”中的“白、大”，由于其后添附了“了”，“这就
可以证明：它们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是动性，便在实质的意义上，也含有迁变流转的动态了”(1)吕叔湘(1942)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一会儿忽然高了起来”“一到十月，这些树叶便红了起来”
中作谓语的形容词“不是表示一种无始无终的一瞬间的状态，而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开始，或是表示一种状态
的完成，于是这个形容词也就带有动作的意味。”(2)黎、吕的说法代表了早期对“形＋动态助词”的一种认
识，这种看法只是注意到了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后语义上的变化，还没有从归类的角度明确带动态助词的形容
词词类归属问题。
(2)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是其语法特点之一，并不改变形容词的词性。也就是说，带动态助词并不是动
词的专利，而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王力(1943)认为“形容词最不适宜于做叙述词（叙述句中的
谓词）……凡形容词用为叙述词的时候，往往是靠‘了’字或‘着’字的力量，如‘心冷了半截’‘他红着
脸’之类。”(3)在另一部著作(1944)中，他更明确指出，“了、着”二字“并不是专为动词而设的”，“红
了脸”“大着胆”中的“红”和“大”本身不是动词(4)。张志公(1959)认为“动词和形容词都有‘体’的变
化，就是加上‘了、过、着、起来、下去’这些辅的成分。”(5)房玉清(1991)指出“大部分动词可以带
动态助词，一部分形容词也可以带动态助词”。(6)基本属于这类看法的还有，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
译本，第294～295页）、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216、318、595页）、熙《语法讲义》（第
69～72页）等等。
(3)带动态助词是动词的语法特征，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唐广厚、车竞在1985年发表的《
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动词化初探》一文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该文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以后：（一
）“就失去了形容词的语义特征，而与动词相同。”（二）“能带数量（动量）补语，与动词相同。”（三
）“有些可以带宾语，与动词相同。”（四）“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与动词相同。”（五）“有些可受
形容词修饰，与动词相同。”据此，文章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语法功能上，都已
具备了动词的主要特征，把它们看成动词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
(4)有的语法著作，特别是一些语法教材，把带动态助词“了、着、过”看作是动词的语法特点之一，而
谈到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时却没有明确形容词能不能带动态助词，也没有说明对那些可以接动态助词的形容词
如何处理。如胡裕树等《现代汉语》（1981年第3版）。黄伯荣等《现代汉语》（1983年第3版）、钱乃荣《
现代汉语》（1990年第1版）等等。
(5)与“形＋动态助词”问题有关，还有如下两种看法。一种以丁声树等(1961)为代表，认为有时候“形
容词加上‘了、起来’一类字眼，如‘花红了’‘雨大起来了’，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形容词这样用
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8)李临定(1990)也有类似的看法，主张“起来”等应做为确定动词的一个标
准，因此他认为“苹果红起来了、气球大起来了”中的“红、大”等所谓表变化性能形容词“也应该看做是
动词”，称为“形转动词”，意思是“从主要特征上来看，它们已变为动词，但是和一般的动词又有所不同
。”(9)
另一种以吕叔湘为代表，他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1954)中认为，“如果规定只有动词
能做谓语，能加‘了’”，把“天冷了”中的“冷”看做是兼属形容词和动词的话，那么“大多数形容词都
要兼属动词，这两个词类就不大分得清，这个分类法就有毛病了。”因此他主张把“作谓语和加‘了’字（
指句末的‘了’——引者）不作为动词的特点而作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共同特点。”(10)徐枢(1991)也持类似
的看法，他认为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列举的事实（指‘花红了’‘雨大起来了’——引
者）是正确的，‘了’‘起来’确实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但这并不足以得出形容词‘可以认为是动词’这
一结论。”(11)陆俭明(1994)说得更明确：现在大家不认为“花红了”“水热了”“雨大起来了”“现在神
气起来了”中的“红、热、大、神气”是形容词兼动词的用法，而认为后加“了”“起来”是动词、形容词
共有的语法功能(12)。
0.3可以看出，人们对“形＋动态助词”的看法还不尽相同，有些意见甚至完全相反。由于观察的角度不
尽相同，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一般来说性质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属性，是静态的，动词表
示动作行为或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动态的。第(1)种看法正是着眼于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其语义特征与原形
容词不同，而与动词相同，因而认为形容词接上动态助词后带有了“动作的意味”。第(2)种看法把接动态助
词看作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确有一部分形容词可以接动态助词。第(
3)种看法从接动态助词后形容词在语义上和语法功能上发生了与动词相同的变化，因而把这样的形容词看成
是动词。恐怕也是“合乎情理”的。第(4)种看法没有说明如何处理能接动态助词的形容词，但是，我们猜测
，恐怕还是认为形容词不能接动态助词，接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但这样处理似乎应以能带动态助词的
形容词数量不多为前提，否则动、形就很难区分了。第(5)种情况提到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从所举的例子来看
，谈的都是形容词带句末“了”的问题，还不能看作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典型情况。
总的来看，前人在划分词类，特别是探讨动词和形容词问题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形
＋动态助词”的问题，但大都是举例性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缺乏对形容词带动态助词情况的全面考察，因而
缺乏说服力。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当数量的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进行穷尽的考察，看看
现代汉语里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如何，究竟有多少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有无规律性，哪些形容词
不能带动态助词，等等，在定量考察和描写的基础上，再来看看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的词类属性问题。
一考察范围及原则
1.1本文考察的形容词仅限于性质形容词，因为非性质形容词，如复合形容词（冰凉、雪白、鲜红、喷
香、高高的、乱哄哄、糊里糊涂……）和非谓形容词（正、负、单、双、初级、全能、有形、大型……）等
，都不能带动态助词。本文共考察性质形容词1360个，主要来自以下三种材料：(1)《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
增订本）》（郑林曦编，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2)《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编，湖南出版
社，1991年版）。(3)《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
1.2动态助词包括“了、着、过”，此外也考察了形容词带“起来、下来、下去”的情况。其中动态助
词“了”主要限于句中的“了”，即“了(,1)”。句末的“了”情况复杂，即使是动词句末的“了”也很难
全部分清哪些是了(,2)，哪些是了(,1+2)。形容词句末的“了”同样很复杂，不过本文用排除法，最大限度
地缩小那些不易区分是带了(,1)，还是带了(,2)的形容词的范围。“起来、下来、下去”等是否完全虚化为
助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形容词带上“起来、下来、下去”后，语义上有了明显的过程性，是形容词
动态化的标志。为此本文权且把“起来、下来、下去”看作是非典型的动态助词。
1.3考察的原则是，优先考察能否带典型的动态助词，再看能否带非典型的动态助词；就带句末“了”来
说，先排除可以认定是带语气助词的情况，最后剩下的是不好确定到底是带了(,2)还是带了(,1+2)的部分。
具体来说，考察的顺序依次是：
(1)能否带“了(,1)”，即“形＋了＋后续成分”。
(2)能否带“着”，即“形＋着（＋后续成分）”。
(3)能否带“过”，即“形＋过（＋后续成分）”。
(4)能否带“起来、下去、下来”，即“形＋起来／下去／下来（＋后续成分）”。
(5)是否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
(6)是否只能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
(7)不能带动态助词（包括非典型动态助词“起来、下来、下去”）的形容词。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依以上考察顺序对每一个形容词带各种动态助词的可能性都作了调查，其中有的能
带多个动态助词，但在最后分析统计形容词带动态助词比例时只按一词次计。
二“形＋动态助词”考察
2.1形容词带动态助词“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1360个形容词中能带动态助词“了”的形容词，即能出现在“形＋了＋后续成分”
中的形容词共有474个，占34.85%。可分作以下五种格式。
(1)形＋了＋名
白～胡子慌～手脚秃～头黑～心肠坏～名声乱～阵脚热～馒头冤～好人明确～任务满
足～要求充实～内容缓和～矛盾活跃～市场坚定～信念简便～手续肯定～成绩健全～法制
开阔～视野突出～重点统一～思想稳定～秩序便利～群众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方便～顾客
纯洁～队伍巩固～国防孤立～敌人固定～人员红～脸辣～眼睛模糊～视线晒～被子完善～组
织严格～手续严肃～纪律哑～嗓子正～正帽子壮～壮胆子分散～精力紧～紧螺丝
(2)形＋了＋数量
安静～许多安全～不少薄～二寸／点儿是悲惨～点儿是悲观～点儿笨～点儿迟～一步精
力充沛～不少就是丑～点儿粗暴～点儿粗糙～点儿太残忍～点儿是惨～点儿质量差～点儿长～
三寸／许多敞亮～许多／些沉～不少式样陈旧～点儿屋子潮～点儿沉默～许久／一阵子稠～点
儿大～点儿／七八岁单调～点儿菜淡～点儿短～点儿／二寸烦琐～点儿肥大～点儿／些就是
稍微浮～点儿干净～几天孤单～点儿太过分～点儿好～许多／不少急躁～点儿尖～点儿紧张
～点儿／一阵旧～点儿精练～不少简单～点儿太娇气～点儿比以前进步～点儿／不少条件苛刻～点
儿话是刻薄～点儿，可说的在理。生活苦～点儿太快～点儿亮～一会儿流行～几天／一阵子l
uō＠①嗦～点儿亮堂～不少笼统～点儿难～点儿暖和～点儿／不少浓～点儿胖～点儿／许多细
～点儿咸～点儿远～点儿天阴～一会儿犹豫～一下／一会儿窄～点儿
(3)形＋了＋名＋数量
矮～人一截低～人一等高～他一着大～他六岁只小～我一岁只快～我二秒只慢～他一秒
晚～我一天忙～我一周
(4)形＋了＋数量＋名
就错～三个字只差～一道题才对～二道题多～几个外地人废～几张票贵～五角钱贱～三角钱
门口横～一张桌子红～几个苹果瘸～一条腿晴～一个白天阴～一个下午热～几个馒头温～一壶
酒脏～一只手湿～一只鞋坏～一台电视机黄～几片叶子近～三里地瞎～一只眼苦～几个孩子
烂～一车香瓜聋～一只耳朵麻～一只脚急～一身汗少～几件衣服熟～一锅饭集中～一批人才
宽大～二十名俘虏
(5)形＋了＋起来／下来／下去
立刻不安～起来逐步成熟～起来农民富～起来态度和蔼～起来立刻烦躁～起来吃香～起来
这里竟也繁华～起来他突然傲慢～起来天黑～下来目光暗淡～下来情绪安稳～下来慢慢地静～下
来声音渐渐低～下去立刻软～下来
2.2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着”
能带动态助词“着”的形容词共有46个，占总数（1360个）的3.38%。有以下三种格式。
(1)形＋着
饭正热～鞋还湿～正着急～我肚子还饱～，吃不下了。两个人一直别扭～，谁也不和谁说话。
他一直在心里憋闷～敌人正猖狂～他一直沉默～腰弯～在家里闲～耳朵竖～
(2)形＋着＋数量＋名
空～一个房间密林中活跃～一支小分队门口横～一条板凳江北荒～大片土地亮～一盏灯瘸～
一条腿炉子上热～一壶水竖～两只耳朵家里闲～一台计算机
(3)形＋着＋名
红～脸低～头光～脊背厚～脸皮尖～嗓子空～手竖～耳朵歪～脑袋弯～腰斜～眼睛
阴～脸硬～头皮壮～胆子哑～嗓子直～腰晒～被子流行～这样一句话
此外，下面几种情况不属于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着”。
(A)形＋着＋点儿，如：
机灵～点儿积极～点儿精神～点儿薄～点儿（皮）慢～点儿轻～点儿老实～点儿厉害～
点儿
(B)别＋形＋着（＋名），如：
别冷～别凉～别烫～别辣～眼睛别咸～别冤～好人
(C)形＋着呢，如：
沉～好～快～乱～娇气～懒～。
其中(A)(B)中的“着”表示命令、祈使、提醒(13)，(C)中的“着、呢”表示强调，都不是表动态的，所
以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2.3形容词带动态助词“过”
能带动态助词“过”的形容词有331个，占总数（1360个）的24.34%。可分作以下四种格式。
(1)（没＋）形＋过＋名／名词短语
没向困难低～头光～脚没狠～心没红～脸没坏～人没慌～手脚也讲究～穿戴没空～手
肯定～成绩，指出过缺点。麻烦～他满足～他的要求没少～你的没松～劲儿没突出～他团结～
他委屈～你没为难～他村头响～一阵枪声冤～不少好人也冤枉～我晕～车没弯～腰
(2)（从／从来＋）没（有）＋形＋过（＋时量／动量）
从来没安分～动乱年代这里就没安定～来这儿半年他从来就没安心～从没安逸～这个人从没诚
实～态度从没端正～没安宁～一天心里就没敞亮～没干净～从没公开～从来没马虎～没轻闲
～一天一个多月就没睛～没准时～一次从来就没富～在敌人面前他没有畏惧～
(3)（从／从来＋）没（有）／未＋这么／这样＋形＋过
她烙的饼从没这么薄～他以前从没这么暴躁～妹妹从来没这么悲观～从没这么便利～精力从没
这么充沛～我感到自己从未这样充实～他说话从没这样冲（chòng）～从没这样粗糙～从没这
样粗心～心情从未这样沉重～她以前可从没这么大方～从没这么分散～没这么干躁～他写的字从
来没这么工整～从没这么孤单～没这么急躁～矛盾没这么尖锐～没这么紧张～
又如：没（有）＋这么＋快／慢／严／苦／辣／亮／黑／忙／胖／瘦／认真／任性／热情／仔细／客气
……＋过
(4)形＋过（＋时量／动量）
这儿以前安静～从前他在这一带霸道～一阵子他小时候白～我以前保守～他俩别扭～一阵子心
里不安～吃香～好些年他聪明～，可也糊涂～我沉默～一阵子成功～，也失败过只对～一回我
也烦躁～过去这里也曾繁华～小河只干～一次就旱～一年他俩好～几天积极～一阵子我们也艰苦
～几年制度也健全～，只是没执行过。苦恼～我以前软弱～神气～几天我失望～上午阴～一会
儿
2.4形容词接“起来／下来／下去”
能带“起来／下来／下去”的形容词共有195个，占总数（1360个）的14.34%。其基本形式是：形＋起来
／下来／下去（＋了）。
傲气起来了变得霸道起来心情悲痛起来他立刻暴躁起来敌人更加猖狂起来天长起来（了）
渐渐成熟起来把自己充实起来变得聪明起来腰粗起来了眼前敞亮起来了皮肤变得粗糙起来了你怎么
大方起来了养花的人多起来了又得意起来了乡镇企业发达起来了烦躁起来爸爸不在，你就放肆起
来气球鼓起来了声音渐渐低下来不能这么软弱下去不要这么消沉下去松懈下来安定下来冷下
去
2.5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
是指不能带动态助词“了、着、过”，也不能带“起来／下去／下来”，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而
言。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有110个，占总数的8.09%。例如：
饱和～颗粒饱满～道路畅通～人来不少～比以前规范～比以前好看～合格～婆媳关系和睦
～我已经寒心～他已经灰心～豁亮～比以前健谈～饭菜可口～头脑灵活～办事利落～思想开
明～我感到困惑～东西齐全～问题清楚～他已麻木～心情舒畅～感到生疏～眼睛湿润～舒服
～肃敬～省事～水灵～通～透～稳～糟～烦～甜～（火）旺～
2.6只能出现在“太＋形＋了”中的形容词
这是相对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而言的，有些形容词在带句末“了”的同时，往往要求
在它的前面有程度副词“太”等出现，否则就不大可能带句末“了”，我们把经常这样用的形容词看作只能
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这类形容词有292个，占形容词总数的21.47%。例如：
肮脏不幸逼真抽象意外慈善丑恶封建偶然尴尬豪华荒凉晦涩滑头花哨
极端精彩绝对可贵可耻空泛零碎离奇露骨腼腆勉强狼狈难得难堪平常凄凉
轻浮荣幸俗气突然伟大特别武断做作主观重要痛苦次精妙猛毒弱傻
帅土贪凶野
2.7不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
亦即“了（包括用在句末的）、着、过”以及“起来、下去、下来”都不能带的形容词，共有398个，占
总数的29.26%。例如：
安详必然奔放诧异昌盛纯粹从容苍劲苍茫垂危陡峭繁多端庄灿烂恍惚
酣畅矫健精锐清脆浓郁蓬勃崎岖浓厚器重深切深远爽朗泰然坦然焦急锐利
妥善雄伟汹涌秀丽悠扬真诚忠贞茁壮卓越著名长久残陈甘佳古荤寒
枯牢善盛污险优良羞
三“形＋动态助词”现象分析
3.1从以上考察来看，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基本上是有规律的。(1)带动态助词“了
”有五种形式，参见2.1。(2)带动态助词“着”有三种形式，参见2.2。(3)带动态助词“过”有四种形式，
参见2.3。(4)带非典型动态助词“起来／下去／下来”有一种基本形式，参见2.4。(5)8.09%的形容词通常情
况下出现在“形＋了”格式中，参见2.5。(6)21.47%的形容词通常只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参见2.6
。(7)另有29.26%的形容词不但不能带任何动态助词，连句末“了”也不能带，参见2.7。
3.2但是，总的来说，形容词带动态助词不是很自由的，不少情况下是有条件限制的。例如“形＋了＋
数量”句式中的“数量”，绝大多数时候只能是“点儿、些、许多、不少”等，而不能换成别的数量词语。
又如，带动态助词“过”的形容词，绝大部分只能出现在前加“没有（＋这么）”句式中，否则就不能带“
过”（参见2.3）。
3.3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参见2.5），所带的“了”从出现的位置上看不像是动态助词“了”
，但到底是语气助词（了(,2)）还是动态·语气助词（了(,1+2)），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现代汉
语八百词》认为，“形＋了”中的“了”多数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出现新的情况，应该算是“了(,1+2)
”，但同时又说，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也可以说只是“了(,2)”。(14)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是
否“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只有结合具体语言环境和说话人的主观表达意图才能判断，在具体的语句中缺少
形式标志。因此，我们暂时倾向于把“形＋了”中的“了”看成是“了(,1+2)”，这样处理也许更稳妥些。
相对来说，把只能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的“了”看成是语气助词“了(,2)”就容易一些。因为
这时的句末“了”与“太”构成“太……了”格式，表示对某种性质的程度进行夸张性的强调，“了”不表
示性状的变化，只是加重感叹等语气的表达。不过，这种格式中的程度副词并不限于“太”，“可”和“最
”等也可以，例如：“可香了”“可鲜了”“你最傻了”“老赵最土了”等等。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只能出
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是相对于能带“了、着、过”以及“起来／下去／下来”的形容词而言的
，事实上有些能出现在“形＋了”中的形容词也可以出现在“太＋形＋了”中，如“甜了——太甜了”“舒
服了——太舒服了”等等，这类形容词我们算在“形＋了”之列，因为两种格式的“了”是不大一样的，而
我们考察的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所以形容词带“了(,1+2)”优先于带“了(,1)”。
3.4从考察的情况来看，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多见于口语中，如“慌了手脚”“厚着脸皮”“没轻闲
过一天”“天晴起来了”等等。不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多是来自古汉语的书面语形容词（参见2.7），并
且除“恩爱”“浩荡”等个别的以外，都不能重叠。此外，能带“起来／下去／下来”的形容词，基本上都
能带动态助词“了(,1)、着、过”。
3.5调查结果表明，在1360个形容词中：
(1)能带动态助词“了(,1)、着、过、起来（下去／下来）”的有560个，占41.18%。
(2)只能带动态·语气助词“了(,1+2)”的有110个，占8.09%。
(3)只能带语气助词“了(,2)”的有292个，占21.47%。
(4)不能带任何一个动态助词（包括“起来／下去／下来”），也不能带句末“了”的，有398个，占29.
26%。
(5)形容词与动态助词的组合能力依次是：带“了(,1)”（占34.85%）＞带“过”（占24.34%）＞带“起
来”（包括“下去／下来”）（占14.34%）＞带“着”（占3.38%）。
3.6在如何看待形容词带动态助词问题上，有两种明确而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形容词带动态助词
是其语法特点之一，并不改变词性（见0.2之(2)）。另一种观点认为，带动态助词是动词的语法特征，形容
词带动态助词就变成了动词（见0.2之(3)）。究竟哪一种看法可取，要看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如何
。本文考察的形容词数量有限，但大抵上能够反映出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41.18%的性质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若加上8.09%的能带动态·语气助词“了(,1+
2)”的形容词，就有49.27%的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这样看来，把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都看成是动词，即
处理成形、动兼类，就有困难了。否则，兼类数太大（即使除去8.09%能带“了(,1+2)”的形容词，也还有41
.18%的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那么这两类词就无法区分了，换句话说区分这两类词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
，我们倾向于不把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处理成兼类，而承认（有近半数的）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然而，
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使得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更加模糊了。
3.7进一步来看，“能否带动态助词”这一标准在动词和形容词区分中的作用也就值得重新认识了。
动词可以带动态助词，但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带，“成为、认为、当做、促使、给予、加以、等于、
敢于”等等，都不能带动态助词。我们统计了《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中动
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统计结果是，在1328个动词中，能带“了、着、过”的动词有1198个，占90.21%。这
个比例远高于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比例，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动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谓语，而
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首先是充当定语，其次才是作谓语(15)。因此，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机会少于动词也
是符合情理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有至少41.18%的形容词能够带动态助词。这样，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动词
可以带动态助词，但不能说带动态助词的就一定是动词。我们也可以仍然把能带动态助词看作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特征，但那应该是针对动词与形容词以外的其他类的词而言，对于区别动词和形容词来说，这一标准就
不大管用了。换言之，动态助词在动词和形容词之间不起分类作用。
3.8关于带句末“了”，现在多数人倾向于看成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见0.2之(5)），这种
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能带“了、着、过”和“起来”等的形容词(41.18%)都能带句末“
了”，加上出现在“太＋形＋了”和“形＋了”两种格式中的形容词（分别是21.47%和8.09%），合起来共有
70.74%的形容词能带句末“了”显然不能把占绝对多数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看成是动词。因此，句末“
了”也不能起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对句末“了”不加区分（是“了(,2)”还是“了(,1+2
)”）的笼统说法，事实上正如本文初步考察的那样，句末“了”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地研究。
3.9本文考察的根本目的，曾试图通过对较大范围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考察，在弄清现代汉语形容词带
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划分问题，但事实并不支持我们的主观愿望
，带动态助词和带句末“了”不能起到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作用。我们只能尊重客观事实。不过，考察的结
果表明，过去那种泛泛地认为“形容词不能或只有极少数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形容词不但可以带动态助词，而且为数不少。
就现代汉语的实际来看，动、形两类词的确存在着某些相同的语法功能和语法特征，因此，这两类词的
区分始终没得到根本解决。有人主张把这两类词合并成一类(16)。但是，“合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合并后在再分类中还会遇到二者的划界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在多角度广
泛调查的基础上，是可以对动词和形容词作出符合实际的区分和处理的。
附注
(1)《新著国语文法》，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92新1版。
(2)《中国文法要略》，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2新1版。
(3)《中国现代语法》，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5新1版。
(4)《中国语法理论》（上册），第28～29页，中华书局，1954年。
(5)《汉语语法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新2版，见《张志公文集（一）》），第39页，广东教育
出版社，1991年。
(6)《实用汉语语法》，第81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7)《锦州师院学报》，第92～97页，1985年第2期。
(8)《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
(9)《动词分类研究说略》，《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第254～255页。
(10)《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第256～257页，商务印书馆。
(11)《兼类与处理兼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五），第45页，语文出版社，1991
年。
(12)《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第29页。
(13)参见吕叔湘《释景传灯录中在、着二助词》，《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第65页，商务印书
馆，1984年。
(14)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31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5)据莫彭龄、单青《三大类实词句法功能的统计分析》（载《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考察
，动词作谓语的频率是76.7%，形容词作定语的频率是42.0%，作谓语的频率是26.2%。
(16)如陈望道把动词和形容词等合为用词（《文法简论》，第68～7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
赵元任把动词和形容词合称为谓词（《汉语口语语法》中译本，第2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史存直把
动词和形容词合并为一类，称作表词（《语法三论》，第89～9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30年）等。
【参考书目】
吕叔湘1954《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第9期。
吕叔湘1965《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中国语文》第6期。
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熙1956《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79《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崔永华1982《与褒贬义形容词相关的句法和词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
叶长荫1984《试论能谓形容词》，《北方论丛》第3期。
胡明扬1987《北京话形容词的再分类》，载《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
郑怀德等1991《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吴锡根1993《形容词研究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陆俭明1994《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邢福义1994《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
LiandThompson1983《汉语语法》（中译本），黄宣范译，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李泉1994《现代汉语“形＋宾”现象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关键词：同义词 界定 近义词 区分
多年来，现代汉语中的同义词现象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作为汉语词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其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词义、语用等。目前，学界对同义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被称为同义词这一点上却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致的、公认的说法。同义词和近义词有何关系？同义词就是近义词吗？如何区分二者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同义词是衡量一种语言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一、几种流行观点
“概念相同说”认为，同义词是指两个词或几个词具有相同的概念，在这一前提下各个词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这里所说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特征。
“义位相同说”把义位相同或相近的词看作同义词。20世纪8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引进了“义素分析法”，“义位相同说”便应运而生。支持此观点的钱乃荣（1995）认为：“词的同义关系就是义位之间一种重要的类聚关系。”[1]
“意义相同说”认为，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构成同义关系，称为同义词，比如“母亲、妈妈、娘”等这样的一类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等义词当作了同义词。
“意义相同、相近说”认为，同义词就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最多，如在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2011）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都是以此来给同义词下定义的。“意义相同、相近说”不仅关注互为同义关系的词之间的相同之处，还分析其不同之处。
以上四种说法是当今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但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二、刘叔新的观点
实际上，在同一个词汇系统中，完全相同、没有一丝差别的词是极少的。我们所说的同义词是指那些大同而又小异的词。刘叔新在界定同义词时首先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属于同义关系的词汇单位不仅仅是词，还可以是固定语。”[2]（P279-280）比如“马虎”和“粗心大意”、“宽容”和“宽宏大量”等，尽管它们不属于同一词汇单位，但不影响其构成同义关系。因此，在确定两个或多个词是否构成同义关系时，不要被其形式所束缚。
第二，强调同义词的共时语言环境，“同义词语只能是同一的语言符号系统内共时的事实”[3]（P279-280），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稳定的语言状态中研究同义词。因此，我们不能拿两个分属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来分析它们是否具有同义关系，比如古代汉语中的“走”不能和现代汉语中的“跑”形成同义关系。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对两个不同语言中表示同样含义的词进行比较，因为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譬如汉语“日历”不能与英语“calendar”形成同义关系。
第三，“言语中含个人引申或比喻的主观意义的词语，不能看作语言中的同义词语”[4]，即词语在交际使用中所产生的临时的意义不能当作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更不能用此临时含义去和其他词作比较。比如“她今天打扮得很女人”，其中的“女人”一~在这里有了形容词“妩媚”的意思，但我们不能把“女人”和“妩媚”看成同义词，因为词语在言语交际中临时产生的意义不属于词本身所带有的理性义。
在上述三个前提条件下，刘叔新在确定标准时脱离了词汇意义的束缚，借用了一对逻辑概念――外延和内涵进行表述。外延在这里指的是词的所指，内涵指的是词所指事物的特有属性。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指出：“确定不同的词语互有同义关系，依据的是它们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在笔者看来，这样下定义无疑是清晰明了的。互为同义关系的两个词或几个词只是在内涵上有很细小的差别，而不在外延上。这些差别有的可能是对个别特点有所强调或不强调，对某些不重要的特点加以反映或不反映，带有或不带有某种感彩。”[5]（P280）也就是说，不论被讨论的两个或多个词所反映的概念如何、义位怎样、意义多么相近，只要它们的所指不同，就不能构成同义关系，例如“本领”和“本事”都有“能力”义，但是“本领”更多地带有书面语色彩，“本事”则带有口语色彩。语体色彩方面的不同，即内涵的不同不会带来这两个词所指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词所指的是相同的对象，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词能确定为同义关系。再比如“鼓励”和“鼓舞”，都有“激发，勉励”义，不同的是“鼓励”的动作行为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来充当的，而“鼓舞”的动作主体一般是物，这种搭配对象上的差异也不会改变两个词的外延，因此二者可以被称为同义词。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著作把一些不具有同义关系的词当作同义词。就“鼓励”和“怂恿”来说，大多数教材把它们看作同义词，都是“劝某人做某事”的意思，二者的不同在于其色彩义，“鼓励”为褒义，“怂恿”为贬义。但经过细细思量，会发现把这两个词的意义都看作“劝某人做某事”过于笼统，忽略了词中一些本该突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刘叔新强调，要把词的主要理性意义相同作为界定标准，也就是要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词和词之间没有相同的所指，那么其主要理性意义必然不会相同，这样一来必定不能构成同义关系。“鼓励”的意思是“激励某人做好事”；“怂恿”的意思是“鼓动别人做坏事”，将二者的主要理性意义列出，就不难发现两个词的所指是相反的，显然构不成同义关系，实际上是反义关系。
张旭指出，“出现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划清理性义和色彩义的界限”[6]（P212）。实际上，“鼓励”和“怂恿”并不仅是褒贬色彩的对立，它们的理性意义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很明显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的联系十分紧密，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词的理性意义包含了人们对于所指对象的感情倾向，不应把这种倾向当作附属于理性意义的色彩义，应把其看做是主要理性意义的对立。可见，“鼓励”和“怂恿”两个词的所指不同，不能看作同义词。
清楚划分理性义和色彩义在同义词的确定上有重要意义。对此，刘叔新把理性意义分成了两类：主要理性意义和次要理性意义。主要理性意义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词的所指”，譬如“快餐”指“能够迅速提供给顾客食用的饭食”，如果把“迅速”这个义素去掉，“快餐”的理性意义就变了，这说明“迅速”这个义素是“快餐”一词主要理性意义中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次要的含义，更不能当作表达色彩看待。次要理性意义是指词语所指对象的不重要、不至于引起词语意义所反映对象的外延的变化的特点。刘叔新把这些次要的理性意义成分称为“意味”，即词语本身带有的一些含糊的意思，需要人们细细体会。譬如“成果”和“后果”都有“结果”的意思，但它们带有的“意味”s有些许的不同，“成果”有“好结果”的意味，“后果”有“坏结果”的意味，这些处于次要地位的“意味”对于词的主要理性意义几乎没有影响。至于那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附着在词语理性意义上的成分，叫作色彩。色彩属于感性义素，它们对词语的所指没有决定性影响。
对于理性义和色彩义的区分，我们需要仔细对待。类似于“鼓励”和“怂恿”这样色彩义和理性义相互渗透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赞美”“果断”“草率”“勾结”等。再如“小孩”和“儿童”是一对同义词，两个词的区别仅仅在于“小孩”带有口语色彩，“儿童”带有书面语色彩，语体色彩所造成的不同不至于影响词的主要理性意义，两个词都表示“年龄小的未成年人”义，因此可以看作同义词。
三、同义词和近义词
明确界定同义词的基本原则之后，我们就不难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了。词与词之间的“异”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保持主要理性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存在细微差别；另一种为只是单纯的意义相近。我们切不可简单地认为意义相近就必定是同义词，实际上，“相近”是分指两种事物，只不过这两种事物十分类似，而“相同”才是指同一事物。例如：古代汉语中有“园”和“圃”两个词，“园”指果园，“圃”指“菜园”，两个词所指不同，自然不能划归为同义词；“难受”和“难过”从意义上看都是指不好受，但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难受”一般指身体不舒服，浑身不得劲；“难过”则指心情上的不高兴、不舒服。这两个词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而不能构成一对同义词。语文教学中，常常简单地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看作是同义词的判定标准，实际上其辨析的大多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
至此，我们可以给近义词下一个定义：“近义词所指为两种或多种不同而相近的事物”[7]（P212），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或多个词分指几种相近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词就构成近义词。如果说同义词是对于同一事物表达手段丰富的一种表现，那么近义词则是“人们认识上对词所指的对象相互接近的一种反映”[8]（P217）。
四、结语
综上所述，界定同义词的首要标准是有相同的所指，只要词语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我们就称之为同义词。同义词与近义词的根本差别也在于此：处于同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同，处于近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近而不相同。对于那些理性义和色彩义联系十分紧密的词，要把色彩义当作主要理性意义的一部分来看待。确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时，最根本的是要看其主要理性意义是否一致。
注释：
[1]钱乃荣.汉语语言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3][4][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279-280.
[6][7]张旭.汉语语言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2.
（1）古汉字的象形特征。汉字从发现的甲骨文开始，一直来源于对自然界的模仿，有着与生俱来的象形特质。研究汉字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甲骨文是我们见到的最早、最成体系的汉字书体。通过已辨识出的甲骨文字来看，很明显汉字是从图画发展而来的，即汉字从象形图画逐渐发展成简单笔画，再通过生产、生活、交流、使用演变为记录语言的文字。尽管后来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文字装饰美化形式和附着载体千变万化，但汉字从萌芽产生到发展已深深地打上了象形及美化的烙印。古汉字本身就是形象、象形的图像，“象形”文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象形构形的汉字，一种是直接的绘形象物，呈现一种独立的图像；另一种是借助相关物象结合，表现物象，表达相关物体。例如，图1中马字的象形演变，从最开始根据马的外形产生的文字，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简单笔画的文字，虽然汉字已由图画演变成了笔画的构成，但是其象形的特征还在。古汉字的象形特征，为其在现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打下了图形化的基础，以形见意，唤起观者的联想和记忆。古汉字的象形结构蕴含着深刻的设计美学，把其运用在广告设计中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图1马字象形演变
（2）古汉字的表意特征。古汉字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象形文字，它的信息传播功能，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我们可以依图画去解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古文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现在都已成为古董或成为字母文字，完全丧失当初的形象。只有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显示了非凡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记录着历史、文明和发展的历程。正是由于汉字具有表意功能，所以才能在人类的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古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所以它的形成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意义，古汉字不断繁衍、变化出各种形态，也不断丰富和拓展了自身的含义。古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赋予字形以外的深刻意念，通过巧妙的构造、丰富的联想，创造出超越象形的意象文字。所以，古汉字不仅“象形”还“表意”。每个古汉字都具有其深刻的含义，理解因人而异，意象也会不同，这正给了广告设计者们很多设计启示。
（3）古汉字的设计特征。笔画是古汉字构成的基本元素，这些简单的笔画在字体中因为位置不同和框架结构不用，而组合成了不同的文字。古汉字结构分为：左右、上下、半包围、包围等等，每个文字的不同结构组织犹如中式建筑中的横梁、立柱、飞檐，相互穿插、平衡和谐，构成了每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体现了和谐的形式美。古汉字图形构成的形态从审美性、象形性、表意性、和谐性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传统造型艺术的源流。古汉字图形中有常见的装饰纹饰。例如，龙纹、兽面纹等，图形文字的美化意识，通过文字与纹饰的共同性上表现出来。虽然，之后汉字图形逐步简化成为笔画，但是其有意识地借用纹饰中的图形，体现了古汉字的装饰意识。古汉字图形采取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刻意装饰，追求形体上的美观，其设计特征能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获得深刻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启示。古汉字正是具有象形功能的美学特征、寓意深刻的表意特征及结构变化巧妙的设计特征。因此，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引入古汉字元素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2古汉字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运用方式
古汉字在现代广告中的艺术创作是以其作为载体的艺术化、视觉化、媒介化、传播化的设计形式，是对其笔画、结构、组合形态、装饰效果的设计与开发。设计思维是根据设计意象将古汉字元素进行拆解、组合、变换、拓展、衍生，以传播视觉信息为主要目的一系列设计再创造的过程。然而，在现代广告中如何对古汉字元素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既保留独特韵味的同时还符合审美情趣，于是我尝试性的归纳了以下设计方法。
（1）笔画变化。古汉字的不同字体具有特定的笔画规律，这些笔画在每个字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构成元素和特性。在设计中通过对特定笔画的夸张或者变形，形成新的创意思路，使字形跳出原有字体的框架，表达广告主题内容。例如（图3），白木彰的汉字招贴设计，利用“乐”字的篆文笔划外形，加以彩色块面配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此作品通过字体笔画的变形，更加强化了字体的外部形体特征，给人强烈的视觉语言冲击。
（2）结构变化。每个独立的古汉字都有艺术化的造型结构和装饰化的设计特征。在广告中可结合古汉字的表意内容进行合理的结构变化设计。例如（图5），白木彰设计的招贴《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制作展》，此作品利用甲骨文的“美”字进行夸张变形，同时字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以丰富多彩的背景色表达字义，衬托白色的甲骨文“美”字，充分展示了古汉字元素设计的夸张变形之美。
（3）字图结合。由于古汉字具有象形特征，还具有表意特性，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字图形。在广告设计作品中，把古汉字与图形相结合，用字作为画面的装饰和图形的构成，字意与图意相互映衬，可以将文字在画面中编排成各种新的形态。例如（图6），田中一光设计的海报《人和文字》，以古汉字的象形文字为设计元素，运用古老原始的占卜刻字为背景，通过古汉字和具象图形的结合设计，体现了这组招贴的历史和沧桑感，视觉效果强烈。图6《人和文字》田中一光古汉字除了与具象图形相结合，能够发挥其图形化的特点之外，与抽象图形相结合也能更好地体现形意一体的特征。再如（图7）余秉楠设计的海报《海峡两岸一家人》，以不同家的字体组成图形。作品不仅利用了古汉字“家”的外形轮廓，主体部分似中国沿海地图，家的一点为彩色抽象图形，代表台湾。整个画面，更表达了家字的深刻含义，突出了古汉字的表意特征“以形写意”“，以意达神”，获得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4）符号提炼。符号提炼就是将古汉字的符号特征进行抽象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古汉字的象形特征不仅体现在甲骨文中，在篆文中也极其显著，特别是其抽象化的发展。例如（图8）《，篆书之美》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图标设计。作品以古汉字的篆字及笔画为原型，设计了运动的人物和场景，其融合了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的象形元素，配合现代广告设计的图形标志简洁特点，符合体育图标易识别、易记忆的要求，而且更具有民族特色。
3“古汉字”与“现代广告”结合的意义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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