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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三秦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 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地域优势；唐都学刊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304-01
据统计，全国目前有高校学报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各高校学报之间的竞争已经由最初的质量竞争、发行量竞争升级为特色竞争。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学报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学报自身的特点在哪里，如何将学报的优势展现出来，就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学报界探讨和关心的主要议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就提出：“办学报不能只是一个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优势、本地的优势，不要求大而全。要树立一个特色化的发展理念，相当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并希望学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学报特色和科研优势设立专题栏目[1]。
北京大学学报主编、教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会长龙协涛对全国千余所高校学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某些高校虽然是普通高校，学报虽然是普通学报，但他们的某个栏目却办的极不普通，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特色，这些栏目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地域特色；二是历史传统；三是学科优势。[2]
《唐都学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学院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现为双月刊。
《唐都学刊》常设“汉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博士论坛”、“西部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伦理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东亚汉学研究”等栏目，2011年，又新推出“实与白鹿原研究”新栏目。
《唐都学刊》从一开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突出古都历史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特色，尤以周秦汉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陕西作家作品研究为特色。
自创刊以来就设立的“汉唐研究”栏目是《唐都学刊》的特色栏目。“汉唐研究”栏目2006年被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7年、2010年“汉唐研究”又连续两届获得全国地方高校学报“优秀栏目”。
《唐都学刊》用如此生动、形象、贴切、大气的“唐都”二字来命名刊物，为《唐都学刊》开拓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天空，同时创办的“汉唐研究”栏目更是成为中外名家畅谈汉唐历史的平台。
人们常说，看中国五千年到陕西，陕西的土地承载着最为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四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部在陕西，以致使人们认为，中华文明的DNA发端于陕西。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区之一，汉代的张骞开通了以古长安为起点，闻名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唐与西域各国、与日本、朝鲜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绝后，达到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汉唐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文化学者研究的热门，陕西的历史学研究者则更为关注与热爱。这固然是因为汉唐两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两个历史时期，也因为汉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汉唐情结也就不难理解了。[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领域百花齐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西安作为历史古都，本身文化积淀深厚，近年经济发展呈提速态势，从而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资源办好特色栏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地方学院学报，特色栏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学报的特色栏目都是与地方文化相关的。例如，邯郸是曾是赵国的都城，因此，《邯郸学院学报》就突出“赵文化研究”；《黄山学院学报》的“徽州文化研究”；《宝鸡师院学报》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的“陇右文化研究”栏目；《运城高专学报》的“河东文化研究”栏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专学报》的“吴文化研究”；《济宁师专学报》的“运河文化”、《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的“汉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师院学报》的“春秋战国文化研究”；《嘉应学院学报》的“客家学”研究[4]；等等，都与地方特色相关。如何让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学报特色栏目的建设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凸现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栏目更好的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特色栏目如何能够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怎样能够更好地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都是地方学报应该深思的问题。
陕西是文学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实、贾平凹）。《唐都学刊》编辑部地处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研究条件，学报编辑部可以与这些专家学者保持交流联系，并且经常与研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学者进行沟通学习，向其约稿，这样就保证了一大批优质的学术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栏目能够不断进步与创新。2011年《唐都学刊》新开辟的“实与白鹿原研究”栏目，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又一项改革与创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脉。特色栏目更是期刊的灵魂。地方高校学报要设立自己的特色栏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学科优势，尤其要发挥地方区域优势，这样才能吸引大批的优质稿件，提升刊物的办刊质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给世界，从而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钱蓉.特色栏目：学术期刊品牌构建的点睛之笔[J].南都学坛.2008，4：12-13.
[2]龙协涛.学报的核心期刊与特色栏目[J].云梦学刊，2004，25（2）.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
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
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
一、地域文化元素在旅游标志设计中的切入点
旅游地的标志载体选择需要表达出旅游地的特质，打破惯性思维，找到创新性的突破口。尤其是对于定位不够鲜明的旅游地，必须有准确的文化切入点，经的起推敲与考验。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文化形态的集中反映，从中寻找合适的元素。既可以避免与其他旅游标志混淆，增强视觉的感染力与辨识度，同时可以打造特色的品牌形象，焕发独有的精神气质。
1.标志图形设计“山水热”
2014年7月，总理提出促进旅游改革发展的“三大举措”，即以改革开放增强旅游业发展动力、优化旅游发展软硬环境、提升旅游产业产品品质和内涵。这为旅游业转型、创新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让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成为整个产业的热点。“旅游热”以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一大风景线，而旅游产业的快速扩张，无疑会带来许多问题。近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奥运会标志”在国际设计中大放异彩；中国风得到热捧、跟风；旅游标志设计的元素中有大量的中国山水元素、笔墨元素。设计师只是笼统的对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归纳，融合了“山水”“水墨”的元素，并非是经过认真思考、实地考察而演化设计出的标志。要创新，必须要有强烈的感情，唯有强烈的感情才会造就创新所必需的直觉2。在进行创意设计的过程中，需将大脑留白，摆脱固有思维的阻碍。往往在初步构思的过程中，设计师在日常生活中，被外界现有广告标识刺激，无形在脑中留下映像。设计出大量类似、相同的标志，中国南北景色大有不同，地域文化各具特色，而景区标志却没有展示出来。每一个景区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将它们向所有人表达出来的最佳代表便是旅游标志。经典的标志仿佛就像种子一样根植到了每一个人心中，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产品，也是一种精神。国外已塑造出较成熟、成功的旅游品牌形象。众所周知保加利亚玫瑰、酸奶和葡萄酒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这些保加利亚特有的风景已经被刊登在各种媒介的旅游宣传广告中；而单纯的宣传具有地域文化风景图片与“抽象红玫瑰”国家旅游标志；在现如今的互联网图片时代中明显的缺乏新意。保加利亚经济能源和旅游部设计出一个新的旅游形象标志，已在2013年9月份正式启用。新的标志启用通过推广和宣传，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与投资合作商。保加利亚具代表性特色地域元素过多，设计师很难准确的选取一个元素来表现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以沿用多年的“抽象黄玫瑰”标志已在受众心中产生一定的映射。设计其新标志沿用抽象的黄玫瑰形象作为基础图形，设计出10个保加利亚旅游元素的系列标志，如大海，山地、沙滩、运动等等，并用这些元素组成一支“太阳花”。互联网+的时代是用图说话的时代，一个优秀的标志设计不仅有丰富的色彩，也可能包含了复杂多变的图案，也可能是现如今设计趋势正在精简、扁平的图案。这就是LOGO设计未来的一大趋势之一而为了在景区环境中能很好的展现旅游标志，部分指示标志是无法使用渐变效果和过多的复杂元素的，我们需考虑标志图案在实际情况使用中问题，地域元素的高度整合概况图形。
2.标志色彩设计“蓝绿盲”
色彩是设计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标志设计中色彩是最先映入受众眼帘刺激人们注意力的视觉元素。科学的色彩搭配能引导受众，在记忆力留下深刻的映像，而在某种程度上，色彩留给人们的映像往往比图形要深刻得多！我国的旅游标志设计以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为主线，颜色多为蓝色与绿色，色彩单一，视觉效果差；设计师在色彩设计中盲目“从众”。在色彩搭配学中，色彩本身拥有自己的语言，不同的色彩表达着不同的信息，体现着不同的涵义和感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其文化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异，对色彩的理解也不同！例如，中国人民对红色与黄色有着自己独有的亲切感，这是由于地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民族情感。故在不同地域文化体系下，色彩拥有多重特定意思的语言，表达的意义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在旅游标志设计过程中，要认真考察受众所在区域文化对色彩上的映射，标志的色彩需要得到受众认可。有时，必要的视觉特效能够创造出不一样的效果。标志采用了不完全色调或饱和度的颜色，但它们仍然能够成功营造出颜色的统一效果。利用渐变色和简单轮廓、高光、阴影以及有限的细节让改革图形足够简洁又能传达适当的含义。这样的图标轮廓也足够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近距离或大面积的展示就能让细节显现，引诱受众仔细探寻其中奥秘。
二、地域文化元素在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针对现有的旅游标志市场存在的盲目借鉴，导致的旅游标志高相似度、缺乏细节、特点等问题。当然不能无视地方风景的特色和特殊历史文化，只有将这些特色艺术地融入其中的旅游标志才是成功的。
1.地域文化元素与旅游标志的关系
我国有着广袤的土地，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等，在自然环境、语言、饮食习惯、建筑特色、民间艺术形式、民族信仰等方面都呈现着不同的面貌！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上，陕西可以利用秦汉唐历史文化，如大雁塔、小雁塔、钟楼等地标建筑体现古城的魅力；山西可侧重于寺院、民居建筑造型形式，展示地方特色，宣扬地方文化！沿海城市及水乡城镇凭借国家政策，便捷的海港、码头交通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独有的地域风情与人文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得该地区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婉约、精致、细腻的艺术风格！如杭州的旅游标志以汉字“杭”的篆书演变而来，巧妙地将游船、城廓、建筑、园林、拱桥等诸多要素相结合，标志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江南地域特征，体现了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古城的底蕴。现代设计用“心”抓住人的眼球，用“情”动人，用“意”影响人的抉择，用“境”营造某种氛围。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它在特定的环境与地域文化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这些城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地域文化成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从而带动了城市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成为了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地域文化是发展地区旅游的核心！
2.以地域文化元素树立自有品牌形象
一个新的旅游景区对于绝大部分游客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地方，周围的环境都是陌生的，因此追求标识的个性不仅可以起到美感的作用，还可以提升环境的氛围效果，最终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和谐、连贯的标识系统，表现出对人文的关怀，为旅客提供便捷，排除旅客在陌生环境中的陌生感，放松游客心情。此时，对于景区环境中的标识系统需保证一定的连贯性，同景区的标识可以统一风格，且具有整体感。国内城市旅游品牌龙头，威海、山东、杭州等品牌旅游形象标志的塑造，发展文化产业旅游，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形象文化品位，使得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在旅游标志设计中以地域文化元素为载体：一是当地特色独有品牌，如威海主打人文风情与优美环境,广告语“走遍四海，还是威海”。一语双关，既表现出威海城市旅游环境好，又表现出威海人民好客。二是积极正面的品牌塑造，品牌等于旅游资源加旅游者映像的总和，完善当地旅游景区管理制度，建设良好的旅游设施，聘用专业的导游、导购，统一景区的标志设计。三是适当的品牌营销推广，旅游品牌标志的功能在于把旅游地价值推广出去，通过广泛传播达成认知，刺激人们进行旅游消费。
三、结语
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活动频繁
本年8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由苏州大学承办的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这也是社会史学会的第七届年会。我所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年会的筹备，并有七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其讨论热点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时社会大众心态也逐渐脱离了以往泛泛而论而开始以具体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会史作为专史，由于其涉及面广且需十分具体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断代为基础；年会的召开，为各断代的同行进行纵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地域性的认识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将史料视作全国情况而导致的对历史理解的误区。
11月，以“人口行为与人口环境”和“婚姻与家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共十多篇。此次会议规模虽小，但论文质量较高，讨论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现象，如节育及其措施问题（李伯重《绝育、避孕与堕胎：清代前期江南节育方法的运用》，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出生率与溺婴》）；或者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未经史料严密论证的问题，如婚龄（郭松义《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在研究中能根据新史料（如很少为人利用过的档案及社会调查）将问题细化，以期于能解决问题（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庄《盛京内务府粮庄、棉庄丁及鱼丁、蜜丁的婚姻与家庭》、梁洪生《从“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变——江西近50年乡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通婚研究》）。同时，学者们在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也在努力突破了专题史的局限，以便把专题史置于整个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对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单纯的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考察而重视“人口行为”，在对人口行为的考察中，又特别重视“人口环境”，这种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即小型的学术研究讨会，并在事前收集论文，更可以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学术研究讨会所难以做到的。
二、社会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的编篡受到重视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书的编纂以及研究回顾与述评等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会越便利。但近来颇不为人重视，甚至将其视作末流，似乎可有可无。对此，本年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综述和目录，如冯佐哲的《中国贱民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爽的《近年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赶刊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二期，陈爽文删节后又刊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张经《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期）从“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权制、妇女社会地位及社会活动、妇女的婚嫁、先秦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的研究状况。
宗族一直是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的一个专题。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谱，但家谱分藏各地，检寻极为不便，对这一史料的整体情况更不易掌握，这无疑会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此书以1949年以前的现存家谱为限，包括未刊、抄本、单行本、丛书文集所载的大陆四百余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所藏，共14719条。这是继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2565条，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收录最多的家谱目录。
江苏州地区保存了许多关于社会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195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1981）之后，在王国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苏州大学又编辑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商贾、熟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其它，另有邹氏、赵氏二家族及长吴北京会馆）、社会会生活与社会合作（包括宗族生活与互济、行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其它）、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祗、先贤祠祀、祖先崇拜、行业神灵、劝世劝善、其它）、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包括社会问题、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个子目，虽其中分类有不尽妥当处，但还是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书后附一索引，并能进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1997）对已经公布的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民间结社的文书分社条、社司转帜、社历、社文、社状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尽可能将文书考订了年代，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为我们研究敦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有以论文形式公布的较小规模的史料整理或目录介绍，如谢生保的《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3期）等。
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鸣与研究
理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模式再用史料去证实，但不可否认，理论对我们的具体研究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关于社会史研究本身的理论问题，近年一直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主要是围绕社会史是专史还是研究视角分作两种意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主张社会史是专史，并且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及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赵世瑜的反对，他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中强调了社会史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史观，并且用具体的事例对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在争论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识，但一方面这一争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具体研究的进行，但也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对社会史研究的选题、视角等方面会有裨益。
更具意义的理论论争是围绕农民及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展开的讨论。对以往的中国基层社会认识提出质疑的主要是秦晖。继与苏力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力辟所谓“租佃关系决定论”后，他又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乡土和谐论”，即认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体” 的自治与和谐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虽对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论”虽似严密，但却缺乏史实根据——认为自秦到清，除魏晋一个时期外，都是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驳，可谓有理有据。此文因属纵论，自难一一落实，且其将此理论归于法家传统也不无可议，但这一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其讲稿由冯尔康、常建华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出版（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冯尔康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中提出了“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指出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平民佃农、佃仆、国农佃户、农业佣工、农业奴隶、富裕农民、平民地主九种；从生产劳动角度讲，主要成分是属于平民身份的自耕农（含半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其次是依附农（佃仆、佣工）。从影响社会变化的视角看，自耕农、平民地主和佃农最重要，并进而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纠正了过于注重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向。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进一步指出导致小农兴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认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经济规律的愚昧干预，使广农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溃，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综论性的二文之后，朱凤翰、蔡美彪、郭松义三位先生分别对先秦、宋元、18·19世纪的农民进行了断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民的情况。最后，陈振江《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与农民群体意识》、魏宏运《华北农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体活动》二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进行了类似于个案与专题的讲述。这一讲座，虽然其中有些断代尚有缺失，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的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十分遗憾的是该书错误比比皆是，几至不能容忍，读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
当然，对农民的认识离不开对地主的认识。对地主经济的讨论，如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虽属经济史范畴，且主要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着眼，但值得我们注意。
四、社会生活史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重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而这其中又特别垂青风俗习惯。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当时也是颇具新意的，这从人们对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1938）等的重视中可见一斑。此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一度处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以及国外社会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别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视，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中国历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其中之一种）是其典型；同时也描述了许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现象，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长处。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研究流于琐碎的现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颇为欠缺，学术份量略显单薄。本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项目的陆续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零碎的隔离的现象的描述，不易对我们认识历史产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将这些本来就很零碎的社会生活现象汇集起来，就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在系统的叙述中，也容易产生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将社会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画和文书。
本世纪初民俗学引起学者重视，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人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此同时，社会风俗史成为社会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用等同样为人所注重的一个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对较多，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1990）等，可说是具有综合性、全方位的两部书，其它各种地方风俗志所出更多。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分岁时、胜景风景、市廛、饮食、艺苑风烟等几外方面叙述了燕京一地的风俗，但时限是以晚清民国为主。风俗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对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不无裨益，但风俗史的编写多具掌故性质，且以描述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进一步努力。当然，目前的学人中有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当代，如何将民俗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还需待以时日。
彭卫将其有关汉代精神世界、自杀现象、复仇风尚、体貌观念、行为语言、交际语言、汉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论文汇为《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结语
摘要本文依据制度创新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提出了政策制定、风险投资机制建立，文化产业集群打造，创意_产业园区设立等九大构想，以促进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本文特别提出以广告产业撬动文化动漫产业发展的构思。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体制产业集群创新研究
陕西省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遗存丰富、积淀深厚，这些都为陕西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0％以下时，用于文化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会大大增加，进而刺激和带动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的增长。2007年陕西省人均GDP为12843元人民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4.6％和39.3％，由此可见，陕西省的文化产业较快发展已经具备了必要条件。但是，由于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农业社会留下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创意产业规模、效益还相对低下，造成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滞后。因此，本文试图对陕西文化产业体制创新发展做一些探讨与研究。
一、做好政策创新，制定优惠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
积极优惠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不仅可以促进市场机制和市场结构的完善和优化，还可以提高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综合文化竞争能力。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纲要》、《陕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决定的实施意见》(陕政发[2005]35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省委宣传部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通知》(陕政办发[2006]72号)、《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规范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但是，陕西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从总量上来说，陕西文化产业总产值只是北京的1／15，山东的1／6，广东的1／4,人均产值则更低，而且还存在宏观管理政出多门、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组织形式规模小分散化状态，文化企业普遍缺乏活力等问题。因此，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优惠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力度，发挥政策的引导促进作用，加快陕西文化产业体制的改革创新。主要有以下两个个方面：第一，制订积极优惠的文化项目引进政策。我们建议在省政府的权限内免除与文化创意项目有关的收费，完善相关的财政优惠政策。国家的法定税种我们不能动，但是地方性的各类收费地方政府有权力进行调整。同时，允许和鼓励各类组织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要尽快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的相关政策，对进入文化产业区域的项目进行专项资金的扶持，以增强对相关文化项目的吸引力。第二，制定完善的高端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人才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资源。纵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人才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是文化人的事业”，但是“文化产业更主要是企业家和商人的事业”，即把文化做成自己的事业这是“文化人的追求、情结”，把文化做成产业是“独具慧眼的投资人、企业家和商人对利润的追求所致”。在文化产业人才问题上，我们建议一定要制订引进高端人才的相关政策。同时，一定要重视人才成长环境的优化，制定在高端人才的引进方面特殊政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的相关政策法规，在分配体制上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使人才的流动无后顾之忧。
二、强化风险投资主体，组建陕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风险投资公司
各地成功的经验是，文化创意产业初期发展一定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在后续发展中投资主体多元化会有助于产业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产业，同时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对进入文化产业的资金有着较高的门槛。例如，据调研，成功的动漫公司流动资金要求基本在1000万元以上，而且要求后续资金的支持。
我们建议，“由陕西政府财政厅、国资委等部门牵头，联合省内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参股成立陕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风险投资公司”。
为保证陕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的经营效率，建议部分高管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不拘一格选用优秀人才。目前，陕西省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及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文化产业项目和风险资本的结合还和薄弱，对于风险资本还不具备较大的吸引力，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看得见的手”作用，对文化产业进行宏观调控，加大对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对风险投资公司的设立、批准，以及设立风险资本的准入门槛等方面制订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证风险投资和文化产业实现真正的结合。
三、建立西安影视产业园，打造影视文化产业集群
以西影集团为中心，联合陕西民营影视公司，打造影视文化产业链，把创意、技术、营销等环节紧紧联系在一起，对陕西影视文化加大发掘力度，使其原创价值，逐步转变为有广阔市场的商业价值，同时实现传承文化遗产和推介陕西文化的社会功效。具体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内容选材方面，依托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系列文化历史剧。陕西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汉唐文化)，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意义深远的革命文化等，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为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利用文化资源开发汉唐文化系列影视剧，关中文化系列影视剧，红色文化系列影视剧等，形成具有鲜明“陕派”风味的电视作品。第二，在生产运营方面，建立影视产业园、构建产业集群，寻求规模效益。大力扶持民营影视制作机构的发展，不断壮大影视生产队伍。第三，在市场发行方面，联合陕西民营影视公司，开捃多种营销渠道，实现影视产品的风险分散化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通过陕西卫视、西部电影频道、陕西四套影视娱乐频道作为播出的第一层窗口，通过版权授予，将其他省市台作为第二层窗口，网络为第三层窗口，最后通过衍生产品如光盘、图书等实现发行效益最大化。
四、以优势媒体以及出版机构为龙头分别组建陕西各类传媒集团，努力争取传媒公司上市
新闻传媒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竞争日益激烈且灵活的传媒市场。如何突破资源发展瓶颈，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早在2001年，陕西省成功剥离原分属省、市、县三级的广电网络，组建了全国首家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将陕西省传媒业纳入到了一个正规的发展渠道，展现出了强劲的发挥势头。在做大做强陕西省的传媒业，加快陕西传媒公司的组建和上市速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应当将组建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华商报》和陕西广播电视、西安广播电视等优势媒体为龙头分别组建混业经营的各类传媒集团，并努力争取传媒公司上市。其次，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公司可以借助政府对文化传媒资源的倾斜政策，整合目前处于市场化发展初期的广电资产和媒体业务。如果集团公司能联合上市，无疑可以在打破报业与广电行业的竞争壁垒，产生规模效益，降低外部交易费用。在提高传媒产品的竞争力的同时，从而带动我省整体文化产业迈入发展的新时期。
根据戴维尼提出的“超级竞争”(hypercompetition)观点，持续优势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打破现状才能获得一系列短暂优势，长期的成功需要动态战略，不断地去再造短期优势。因此，传媒业应当将目光放在多元化的媒体间组建上市公司的投资战略上，试图通过组建传媒上市公司来降低传媒产品成本，提高运营绩效，以期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组建陕西传播上市公司也正是基于“跨媒体的运营服务商”的发展战略，突出传媒重点，兼顾多元化的综合传媒已经成为媒体经营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这样的战略调整可能使集团面临高转换成本的风险，以及来自政府管制方面的风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组建陕西传媒上市公司对于今后企业融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传媒产品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培育文化产品品牌，延伸陕西传统文化产品价值链
陕西是中国的文化大省，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最丰赡的地方。西安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并称“四大世界古都”；咸阳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社会的第一个国都；汉中，是中国汉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延安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韩城有“文史之乡”的美誉，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宝鸡以“炎帝故里”、“陈仓古道”闻名天下。关中平原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悠悠远古到近世当今，三秦大地一直都是产生时代英雄、文化名人的风水宝地。秦皇陵，兵马俑，秦直道，明城墙，大小雁塔，乾陵，汉阳陵建筑和装潢的宏大壮观，尊贵威严。陕西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址。分布在三秦大地的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自古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蜀文化、羌文化、鬼文化及后来的西域文化的熏陶，留下了丰富的遗存，使陕西获得了“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
在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如何能够延伸陕西传统文化的产品价值链便成为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的重要一环。单一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无论如何丰富。如果不能被充分开发和发展，使之规模化、产业化，陕西的传统文化就会因为缺乏了市场动力，面临文化传承和增殖的困境。
我们建议，将陕西著名的传统文化资源，按照相关的模式，以创新性表现方式，通过“品牌经营”、“特许经营”、“品牌扩展”等战略延伸产品链，提升传统文化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文化产品的不断增殖。
六、突出陕西高校数量众多的优势，建立首家“中国(陕西)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陕西各类高校百余所，教育事业和科技产业发达。建议陕西省政府以高校集中区建立“中国(陕西)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依托这种人才资源，就近大学城，建立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各个院校设立文化创意公司，为大学生创意、大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周围省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5万元的贷款资金支持，这些经验可以借鉴。在陕西，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接近100万人，这一强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开发，也一定应该开发。如果政府为他们提供一个创意和创业环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能，并将这种创造力转化为生产力。这将是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具体工作有：第一，鼓励大学生在电影、音乐、广告各个方面的尝试原创工作。第二、按照市场机制进行产业园的文化创意成果的执行与推介工作。第三、定期举办大学生创意文化节，开展各种创意比赛。如DV摄影、剧本征集、flash设计、彩铃设计、广告设计等，同时举行各种文艺汇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将这些创意成果进行拍卖。定期开展大学生文化创意博览会，展示大学生的创意成果，吸引国内外投资方，推动产业园的健康长远发展。
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以广告业撬动陕西动漫产业发展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在80年代流行一时的《聪明的一修》、《铁臂阿童木》等著名的动画片，都是由日本电通广告公司的创意、设计人员完成的，也就是说萌发和激活动漫产业的杠杆产业之一就是广告业。
以日本的动漫产业运作方式为鉴，我们建议，可以引导陕西的广告公司从制作动画和周边产品开发营销两个方面促进陕西的动漫产业发展。根据统计陕西的广告业三项指标“经营额”、“专业公司”和“从业人员”在国内均居15位以内，也就是说陕西的广告业态在国内居于中等偏上的位置。首先。培养广告设计人员的动画制作技术，促使部分广告公司向动画制作公司发展。其次，开发动画周边产品的设计营销。在制作成功动画的基础上，广告公司负责进行周边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宣传活动。比如《铁臂阿童木》就有阿童木造型的玩具、文具、服装、模型等等。广告公司在转型为动画制作公司之后，可以与玩具制造商合作，开发动画周边衍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八、做大做强陕西会展产业和演艺产业，打造会展和演艺时尚之都
现代会展业是通过举办各种集会和展览展销会，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济现象和行为的产业。以展览会、交易会、洽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成为交流文化、商品和展示品牌的平台。会展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发展会展业必须依托城市的现实基础。首先，陕西具备独特的地理优势，这一优势不仅包括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还包括便捷的交通。其次，陕西具备现代会展业要拥有优势产业，市场条件好，开放度高，并且具备良好的开放度和国际知名度。第三，陕西具有完备的展览场馆，优良的配套设施。西安是我国五大会展城市之一，每年举办100多个有规模的展会，目前已经拥有了陕西国际会展中心、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等一批具备举行大型会展的场馆。这些产业优势应该得到进一步发挥。
在发展演艺产业方面。作为陕西省省会的西安，根据西安本地的特色和发展演艺产业的需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地方节庆活动、地方文化艺术节、引进外来演艺团体来活跃、繁荣西安演艺市场。由于西安本地的高校较为集中，高校中的艺术团体和艺术专业不断地向社会输送艺术人才。在演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西安大唐美蓉园将自然风光与人文元素有机结合就是成功的例子。
九、打出申请开办“迪斯尼乐园”等现代化的国际级别的主题公园的旗帜，将现代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元素融入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中
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与国际现代化相结合。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旅游资源，是专门为旅游者、休闲者所设计的文化娱乐、购物、休闲场所，具备功能的多元化和综合性。而国际性的主题公园在文化的兼容性和功能的多样性上则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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