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0 10:09: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交往礼仪，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儿童 提高 交往能力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1-0103-02
一 儿童交往能力概述
每个人一出生就落在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交往是一个人生理、心理的需要,通过交往可以丰富知识、提高能力、获得社会支持和安全感。交往的能力和水平是衡量一个人个性和社会性成熟的重要标志。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向信息化、多元化和开放化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和人际关系质量已成为衡量个体素质的重要指标。
交往能力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运用的交往策略、交往技能以及建立与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儿童交往能力主要包括合作、分享、轮流、遵守规则、解决冲突等方面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儿童群体中,被同伴忽略或不受同伴欢迎的儿童,较多地存在着社会交往技能的问题。在交往中具有主动性、独立性以及友好态度的儿童,同伴地位一般较高;攻击性较强,经常使用消极交往方式的儿童,同伴地位一般较低。而教育和训练对提高儿童的社会交往技能具有明显作用。
二 社会交往能力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社会交往能力有助于儿童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
许多研究指出,在儿童的同伴关系中,社交能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影响着儿童在团体中的社会地位。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技巧、能与不同的伙伴互动、具有结交朋友的知识、同理心——能从他人角度思考事情与问题的儿童,在同伴中往往较受欢迎。相反,社会交往能力较弱、自我中心、缺乏同情心的儿童,则在同伴中不受欢迎。因此,儿童社交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他们建立积极、良好的同伴关系,使之处于受同伴欢迎的地位,为更多同伴所接纳。
2.良好的社交能力有助于儿童情绪情感、人格的积极发展和心理健康
在社会活动中,经常合作、友好、助人的儿童通常有较高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我效能感,并且心情愉快、活泼、开朗。此外,社交能力还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减缓不利因素对于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3.社交能力有助于儿童学习、认知能力的发展
现代教育中,合作学习成为重要的学习形式与途径。在合作学习中,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主动地参与整个学习过程,互相交流,这不仅帮助儿童了解同伴对于某个问题的想法、同伴思考问题的方式、同伴学习的风格与特点,而且也有助于儿童学习同伴的长处和优点以弥补自己认知与学习的不足,使儿童学习与认知能力在社会交往中得到提高与促进。
三 儿童社交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儿童自身因素、家庭、同伴、教师等是影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1.儿童自身因素对其社交能力发展的影响
儿童的人格、个性特征是影响其社会交往主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被拒绝、被忽视型儿童比受欢迎型儿童在人格、个性品质上表现出更多的内向、冲动等特征,自卑、情绪低落、易激惹的儿童更容易攻击同伴,也更多地被同伴拒绝。
2.家庭在儿童社会能力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在社会化过程中,儿童最先接触的是家庭。家长本身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家长是否有意识引导儿童的社会交往,以及家长教育方式等都直接影响儿童社交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3.教师在儿童社交能力形成中的作用
虽然家庭是儿童社交能力形成的最初场所,但当儿童进入幼儿园、学校之后,教师在其社交能力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改善与提高儿童在家庭中未能很好形成的社交能力,教师必须对儿童消极的社会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2)根据儿童不同的社交能力水平与特点有针对性地为其创设交往的机会。(3)教师直接参与儿童的交往活动,并在交往过程中给以榜样、示范、引导、帮助,以培养儿童形成良好、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力与品质。
四 提高儿童社交能力的策略
目前,儿童社会性教育已受到广泛重视,因为儿童时期的交往能促进儿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极为重要。因此培养儿童的交往能力,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提高人才素质的要求。
1.教给儿童社会交往的技能
许多儿童在交往中缺乏交往技能,作为家长和教师要教给儿童与同伴交往的技能,帮助儿童在交往中清楚地描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和想法,同时帮助儿童注意他人的情感需要,引导儿童注意倾听同伴的观点,使之理解同伴的想法。指导儿童从积极的角度解读同伴的行为,更多地注意他人的长处,友好地与同伴交往。能与同伴共同分享玩具,在游戏中愿意让新同伴随时参与进来,乐于帮助遇到困难或缺乏经验的同伴,尊重同伴意见,平等地与同伴交往,愉快地与同伴合作等。
2.鼓励儿童主动与别人进行交往
从儿童平常感兴趣的日常事务入手,委托儿童去办事传话,鼓励儿童主动地与同龄人和非同龄人交往,支持儿童多接触社会,积极参与有益的集体活动,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及时鼓励儿童积极的交往行为,使儿童学会合作,增加社交经验。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应不断扩大儿童交往的范围,如带儿童参加各种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多去公共场所,与成人、同伴进行交往,并鼓励儿童进行独立的社会交往,锻炼儿童的实际交往能力。
3.为孩子树立榜样
家长是儿童学习社会交往技能与技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在社会交往中,儿童尤善于模仿,为了让儿童学会交往,家长要首先作出表率,促进儿童观察学习有效的社会交往技能与技巧。如孩子的同伴来家里玩,家长要热情接待,客人走时,礼貌送行,这样做其实给儿童作出了榜样,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待人处事的行为规范。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对一个人来说极为重要,今天的儿童面临的是知识经济时代,是更加广泛的世界合作,人们交往的空间更加广阔,交往的内容更加丰富,交往的活动更加频繁。因此,培养儿童的交往能力就显得尤为迫切并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让儿童从小具有良好的交往意识和愿望,具备规范的、正确的交往方式和心理品质,需要家长、教师共同为儿童创造各种交往的机会,耐心地指导,共同提高儿童的交往能力。这不仅是儿童成长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梁拴荣.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研究[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1):61~62
[2]邹泓.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2):40~46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引言
经济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的形成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复兴阶段（刘少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科学（曹德骏、左世翔，2012）。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反驳。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在Granovetter等学者看来是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能力，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及其规范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其研究必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补充和纠正，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丰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有关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发表，他开创了经济社会学的全新时代，由此也奠定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经济行为的恰当理论基础（汪和建，2006）。随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引起了众多学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关注，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管理类各种问题的关键方法和重要视角（耿新，2010）。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网络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的方式比较研究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理论综述
新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这一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础性假设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经济行动将追寻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第三，经济体制是社会学的构建。由此，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网络的形态，而经济现象嵌入在社会结构这一网络之中，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后来Bott（1971）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将社会网络明确定义为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第一次将社会人（actor）、社会联系（social ti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会网络理论体系中，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及结构洞理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弱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关系及其“桥”作用的理论。联结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按照联结的强度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从概念上讲，弱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刘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义了四个判定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动频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关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会关系属于强关系，反之则属于弱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强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在性别、年龄、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关系中的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朱晓霞，2011）。由于社会群体当中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成员通常拥有类似的信息和资源，因而强关系网络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关系网络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带来了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效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团体，往往就是通过一两个团体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而形成联结。既然是两个不同团体，那么这种关系必然是弱关系。对于这一发现，Granovetter提出了“桥”（Bridge）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的作用。后来，一些学者继续对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与理论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进一步修正了他对弱关系理论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关系都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但信息桥一般都是弱关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还认为弱关系是联结社会微观与宏观结构的中介（刘少杰，2009）。在他看来，由于小规模网络正是通过弱关系而彼此联系，而宏观网络则是大量小规模网络的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小规模互动网络中的个体关系，有助于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弱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学者论证了社会网络对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实际价值，也提出了创造价值的网络结构原则（李校生，吴波，2009）。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桥的概念为后来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奠定了基础。
强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强关系是维系社会团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强关系带来了信息和资源在社会团体内部的重复传递，导致了团体成员间信息和资源的重复冗余（罗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来，强关系的价值是低于弱关系的。然而，后来的学者（Bian，1997;Burt，1992）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认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的同时，提出建立在信任与义务基础之上的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优势。Burt（1992）的研究也发现，具有冗余信息和资源的不相联结的网络成员间的结构洞才是建立信息桥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无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Bian，1997）。强关系以信任为基础，以“人情”为媒介，让不同成员在社会网络之中结成了稳定的小圈子，从而使行动者更好地获取了信息和资源（朱晓霞，2011）。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结构洞》一文，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即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关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态（刘少杰，2009）。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缝隙，即某个行动者和有些行动者之间彼此联系，但又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就在网络中形成了不直接联系的“洞”的形状。这种缝隙的消除必须依赖于第三方行动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结构洞中，第三方行动者占据着核心位置。弱关系理论和强关系理论都只是讨论了关系双方的好处，而没有探讨第三方的优势，而结构洞理论则看到了第三方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的“洞效应”（Hole Effects）。当然，一旦不直接联结的双方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联系，那么结构洞也就会随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认为，社会关系的缺失形成了结构洞，而结构洞正好“桥接”了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社会团体，这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讲，首先，行动者拥有结构洞可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结构洞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冗余信息进行交换传递，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扩散。第二，行动者通过结构洞取得了控制优势。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需求与供给，掌握结构洞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传递过程，甚至成为专门经营关系网络的网络企业家。第三，结构洞上的行动者更具创新优势。这类行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也获得了更高的创新能力（刘少杰，2009）。总之，掌握结构洞越多的网络成员，更能为自己和相应团体带来好处，这种特殊的位置优势蕴含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转化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结构洞理论是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发展。与Coleman的封闭网络理论不同，Burt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开放网络理论。他看到了重复信息对于封闭网络之外成员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上升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社会关系对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的作用，这也为丰富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条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会资本的理论涵盖面很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因占据特殊位置而能够获取利益的能力，即社会关系的价值创造力。纵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Coleman从社会规范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Bourdieu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Portes等从能力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历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关系的“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有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场合或领域，即一张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包含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三类。Bourdieu认为三种资本在场域中实现相互转换，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资本三分法和场域转换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即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随后，Coleman（1994）对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展开了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交换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会资本是依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特殊联系，是一种能力的表现。Burt（2000）认为结构洞就是社会资本，是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最终竞争优势。最终Lin Nan（2001）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代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般共识。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社会网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由此，这一定义也解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基本特征（刘少杰，2009）。一为，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为，社会资本具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增值功能，能够为拥有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三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项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重要价值。其一，社会资本包含了一条因果链条（李校生、吴波，2009），即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优势，便利了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这一观点包含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网络嵌入和网络资源。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不同商业目标的追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径庭。简言之，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权变性。其三，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和Burt的结构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中的行动者始终处于活跃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同时，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剧了网络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会随着网络结构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在企业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具有规范、价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会网络的集合（Westlund，2003）。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范钧（2011）将其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高了来自企业合作伙伴的利益回报，开拓了企业创新的来源，是现代企业获得成长的重要资源。
嵌入性观点与资本概念的和谐统一
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的内容。
（一）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观点
嵌入观点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来，经济活动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即互惠交换、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社会制度、规范、习惯等因素的制约，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发生的。因而经济活动是“嵌入或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的。后来，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弱嵌入性”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社会学领域，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过度夸大了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作用，把行动者视为文化价值规范的偶人（刘少杰，2009），因而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视为完全理性个人，忽视了人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属性，因而是一种“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观点。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Granovetter既反对传统经济社会学的过度嵌入性观点，更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零嵌入性观点，而折中地认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是间接受制于关系网络的一种“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嵌入关系不仅包含了社会网络规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还考虑到了经济行动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刘少杰，2009）。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经济行动在内容、目标及过程方面对于非经济行动或制度的依赖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观点的意义。弱嵌入性观点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渐渐成为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观点创新了学术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市场定价、经济绩效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市场中的产品定价过程。经济学理论原本认为市场竞争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但买卖双方对于社会网络的嵌入常常使得产品的真实价格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励、监督，这些都与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影响了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产业中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是对既存经济组织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组织或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技术经济效益（刘少杰，2009）。
随后，嵌入的观点便活跃于网络与组织（Nohria & Eccles，1992）、经济社会学（Lie，1997）、联盟网络理论（Gulati，1998）、社会资本（Ports，1998）及组织与战略等众多研究领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类型。对于嵌入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主要包括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垂直嵌入与水平嵌入、认知嵌入与文化嵌入等类型（张荣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是嵌入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关系之中的;另一类称为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关系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各种规则性期望、相互赞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则等（陈钦约，2010），关注以信任为基础的对偶交换行为;而结构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等因素（朱晓霞，2011），重视网络整体中群体关系的影响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但他们认为关系性嵌入说明了社会网络的亲密程度和动态变化，而结构性嵌入反映了行动者在网络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具有相对静态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学者将嵌入划分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两类。垂直嵌入指行动者所在的当地阶层与他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阶层性连结;水平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处网络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范围的渗透（张荣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则认为垂直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网络层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划分标准可按照地理范围、网络结构以及公司内部层级的不同作出划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学者认为，嵌入性应划分为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决策对原有思维意识的嵌入，即行动者对于周围环境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这类原有认知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及审美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制约行动者决策的理性规范。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动者的行为还要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网络的集体理解力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包括组织共同价值、正式规范等文化因素。
总之，不论嵌入概念应当如何分类，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共识早已形成。
（二）社会资本的共识与分歧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歧到共识，再从共识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二十世纪，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即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具有回报性的资源投资（Nan Lin，2001）。然而，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围绕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为深刻的争论愈发激烈。究竟社会资本是关系还是资源、是集体还是个体、是结构还是行动？对于这三对矛盾的解答是当代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热点（刘少杰，2009）。
社会资本：资源还是关系。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呢，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科尔曼（1999）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社会资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质资本，是一种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无形资本。并且，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即具有生产性。获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或组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然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大量学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特殊的资源源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Burt（1992）更将社会资本强调为一种从他人身上获取好处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折中的思路来看待社会资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认为社会资本即是“网络加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资源和单独的社会网络都不是社会资本。由于没有加入行动者的动态因素，静态的资源与网络并不能为行动者带来实际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学者看来，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运转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潜在资源，这三者的动态组合共同诠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动而活跃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潜在资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集体还是个人。目前，社会资本的集体论被广泛接受，而个体论只适用于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某个团体为了维持团体的团结和控制而进行的投资。集体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明确的界限，体现了强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会资本集体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林南，2001;刘少杰，2009）。集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仅仅解释了社会资本的部分特征，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开放网络间的联结实现流动和增值。即网络完全有能力将不同团体的内部社会资本进行连接。针对网络间的沟通，Granovetter、Burt等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证。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个人与集体，其实是嵌入社会情境的两个层次。个人是嵌入集体之中的，集体又是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就很容易忽略社会资本的行动主体―人。尤其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看重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忽视了社会资本集合的整体效应，也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一种偏误（王凤彬、李奇会，2007）。
社会资本：结构还是行动。既然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投资，那么对于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应该强调网络结构的作用还是行动者个体行为的影响呢，传统社会学理论并未达成共识。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尽可能折中了这一分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被称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刘少杰，2009）。他认为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与个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利。传统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视角，而林南却创新地加入了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因素，从而统一了结构与行动的观点，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提到的，人的选择行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层层展开。
结论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嵌入思想强调了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动态的行动者行动与静态的网络结构，二者共同揭示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质。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资源、结构和行动为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源是一切投资活动的目标，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行动者及其行动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正如刘少杰（2009）所说，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换言之，社会网络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关系中的联结实现信息、资源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这本就是一种结构与行动的结合。而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表明：第一，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第二，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增值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也是一项投资活动（刘少杰，2009）。即社会资本是资本视角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资源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陆德梅、朱国宏，2003）。
综上所述，在本文看来，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中心点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动而展开的。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为行为人带来经济资源的合作关系集合。换言之，社会资本最终将表现为能够获取的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因而社会资本就是动态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Bian Y， Ang S. 1997. Guanxi network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75
2.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Coleman， J. 1994.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Sociology， in Smelser，N.and Swedberg，R.（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5.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ed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6.Granovetter， Mark. 1992.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35
7.Lie， John. 1997. Sociology of Market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8.Lin， N. 2001.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M]. New York： Aldinede Gruyter Press
9.Port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Ronald S. Burt.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 Behavior， edited by Robert 1. Sutton and Barry M. Staw Greenwich， CT： JAL press
11.Schweitzer， T. 1997. Embeddedness of ethnographic cases： A social networks perspective [J].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12.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1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4.曹德骏，左世翔.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网络观综述[J].经济学家，2012（1）
关键字：马克思交往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刘刹（1978．9―） 男，黑龙江伊春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哲学专业。
周启杰(1964一)，男，辽宁建平人，东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和社会发展。
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是“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本质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发展，以及人的主体性的不断提升和人的能力的全面提高。同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的社会关系，全面优化人们的能力体系，使人人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和谐的程度越高，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趋于合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就体现得越充分。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契合
1、马克思交往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真正第一次明确对“交往”予以界定是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里。马克思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成果，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交往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意义而言。” [1] 可见，马克思的“交往”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
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系统而深入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人自身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同时，人的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也是人对人的本质的不断追求、不断创造、不断实现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无疑，只有通过交往，社会关系才能得到实现，社会关系的动态化就是交往，而交往的凝固化就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基本涵义就是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和谐的发展。马克思把“交往发展看成是人创造自己真正全面性的物质过程”[4]，他的“交往理论”就是人存在的理念，主旨在人的发展。
所以说，只有把交往看做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实践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人、现存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践构成了交往理论的基础，也作为实践的一种表现形式的交往能够最终实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作用。
交往在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5]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社会对人的能力、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社会交往的发展使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以不断张扬,人的个性才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交往有效性实现的前提条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列举了当今时代存在的三种合法性危机：（1）当相互理解的需要无法从文化的知识储备中得到满足时，便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或信仰危机”，这时，“意义的储备”发生短缺，无法对一些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2）当相互协调的需要无法从合法的制度中得到满足时，便会在社会一体化方面出现障碍，“社会同情”的资源将发生短缺。（3）当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障碍再也无法在传统的、被承认的行为环境中被排除，当心理病态和异化成为普遍现象时，便会发生“自我同一性”资源短缺。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这三种合法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的三个有效性的要求，即判断、陈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当性和表达自我的真诚性。
然而，交往有效性要求能够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实现，其内在的根源就在于：行为者需要有能力基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反思性地面对作为整体出现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在这种反思关系中，行为者不再与三个世界中出现的事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把上述三个世界作为整个世界来理解，并依据解释、商讨的方式和原则，对事态做出相应的表达。行为者所需要形成的这种能力就不能不以人实现全面发展为前提。
因此，交往在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为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谓“和谐’，就是协调[6]，具体地说，就是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或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因此，以协调调来推动发展就成为和谐社会的基本发展模式。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体现为人的各方面潜能不断得到充分发挥。在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人的潜能逐步得到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与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前发展相适应，社会和谐程度与人的全面发展也表现为一个分层次、逐步实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社会和谐程度的提升，人的各种素质将向着全面的方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造就一代又一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以此来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凸现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我们党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四有”公民，看作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这表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培养和依靠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在实践上把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作用问题融入到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之中。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双向互动。
在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着重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既把它作为现实社会主义追求的人文价值取向，也把它作为孕育一个全新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一方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社会将使人更充分地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人自身的和谐就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必然要求社会成员个性和谐、精神和谐，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态以及豁达的生命情怀，能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这样，未来社会将把“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8]构建和谐社会是真正从作为现实生活的具体人出发，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主体保障。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驾驭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交往形式的巨大进步，“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9]。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全面发展，正是推进社会趋于和谐的动力。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社会和谐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和双向互动的。这种一致性就要求我们要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协调起来，不能以牺牲人和社会的发展为代价而单纯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而是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使经济社会和人相互促进、和谐地发展。
三、交往理论与和谐社会的统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以网络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公共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交往。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不断发展变化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交往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以交往促进和谐，以和谐规范交往。
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人类交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一个与社会交往相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三种不同关系之上，同样，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也统一于这三种关系之中。
第一，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都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中得以实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发展变化。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使人们在征服自然中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过度地开发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的规律，使当代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危机。如果人类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势必会造成社会发展失去平衡、动荡甚至灾难。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第二，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根本上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不断发展所形成和表现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而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人，人的不断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人民民主，强调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关心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关注全民素质的提高，以求促进社会和谐，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谐发展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崇高向往和不懈追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交往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通过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形成融洽的人际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民主法制建设、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39页）
[6]《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9页
关键词：社会嵌入；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结构；差异化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6VS007)：跨国流通企业对中国流通主渠道的控制及风险防范研究。
作者简介：王宇露(1978-)，男，湖南岳阳人，博士，上海电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46―04
收稿日期：2008―07―01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嵌入于跨国公司内部战略网络(以下简称为内部网络)和东道国战略网络(以下简称为东道国网络)构成的二重网络中，内部网络和东道国网络这两个子网共同构成了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网络。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网络结构可以很好地解释海外子公司的行动。海外子公司行动及其绩效的差异必须考虑其所在战略网络的结构特征。本文试图引入和发展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社会嵌入理论，把嵌入关系划分为关系嵌入、位置嵌入和结构嵌入三个维度，以此为基础对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结构进行解构，并对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结构的差异化问题进行研究。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嵌入层次划分
嵌入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研究始于Polanyi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Polanyi提出了嵌入的概念(张维安，2001)。之后，学者们对嵌入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理解和发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嵌入，这些嵌入分属于不同的逻辑层次。1992年，Granovetter首先提出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当下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某些因素，如各种规则性的期望、对相互赞同的渴求、互惠性原则都会对行为者的经济决策与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在更宏大的意义上讲，行动者及其所在的网络是嵌入于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到来自于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和决定。
一些学者在微观嵌入和宏观嵌入间进行了区分。Zukin和Dimaggio(1990)则提出了四种嵌入观，他们认为，经济行为受到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等四种不同嵌入的影响。其中，结构嵌入主要是关于物质交换关系的质量和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经济活动，而认知(cognitive)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主要反映了嵌入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Uzzi，1997)，也即对社会嵌入的具体解构。他认为，在个体水平上，认知嵌入是指行为者在进行理性预算时会受到原有思维意识的限制。文化嵌入是指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在制定经济战略和目标时，会受到来自外部共享的集体理解，如组织价值观、规范的制约。最后，政治性嵌入是指外部制度框架，如政治、法律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主要强调权力争夺对经济行为人决策的影响。JohnHagedoorn(2006)把企业间合作嵌入分为三层：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和二元关系嵌入，并强调理解这些不同嵌入层面互动的重要性。Bengt Johannisson & Marcela Ramirez Pasillas(2002)以小家庭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四个层面的嵌入：第一个层面的嵌入是企业与企业间关系。第二个层面的嵌入是企业与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间的关系。第i个层面的嵌入是通过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间接相关的企业间关系。第四层嵌入是文化嵌入。
一些学者在研究时把不同层次的嵌入集中于一个分析框架，不仅忽视了不同层次嵌入间的本质及其作用机制的差异，也忽视了各层嵌入间的内在关联。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行动者的跨层嵌入及不同层次嵌入的互动等问题，有必要对嵌入的层次进行梳理。根据概念内涵的包含与被包含逻辑，本文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嵌入层次体系。第一，根据嵌入的时间和空间可把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包括历史网络和当下网络嵌入)和空间嵌入(包括全球网络嵌入和当地网络嵌入)。第二，在特定的时空概念内，可依嵌入的内容或主客体不同而进行分类：一方面，根据嵌入的主体可分为技术嵌入、业务嵌入和融资嵌入等，另一方面，根据嵌入的客体可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等。第三，根据嵌入的分析层面可分为：微观嵌入、中观嵌入和宏观嵌入，或个体层面、二元关系层面和网络层面。微观嵌入为认知嵌入；中观嵌入为直接嵌入，如二元关系的嵌入；宏观嵌入为网络嵌入(可认为是一种间接嵌入)，如政治、社会等嵌入。第四，从对嵌入的系统描述维度或嵌入的操作维度，可把各种嵌入关系分为关系嵌入、位置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是研究二元关系的结构特征，位置嵌入是分析个体所处的网络位置对其行为的影响，而结构嵌入是分析网络的整体构造对其行为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把嵌入划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这一划分方法虽然操作性强，但没有明确嵌入的主体和客体。
二、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主要关心网络内成员和关系的布局。本文已经提出，从对嵌入的系统描述维度或嵌入的操作维度，可把各种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位置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是研究二元关系的结构特征，位置嵌入是分析个体所处的网络位置对其行为的影响，而结构嵌入是分析网络的整体构造对其行为的影响。由于海外子公司的内部网络和东道国网络都属于整体网络，对其的分析应从成员间的关系嵌入、海外子公司在战略网络中的位置嵌入、以及网络整体的结构嵌入三个方面进行。
(一)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的关系嵌入
海外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与母公司和姊妹公司就技术研发、业务活动进行互动，获得和转移管理经验、知识、技术和原材料、部件等资源，表现出一定的互依和相互适应。此外，海外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在东道国网络中购买原材料、部件，并进行产品的分销和销售。此时，海外子公司与供应商、顾客、分销商之间的关系是买卖关系或业务关系。而海外子公司与供应商、顾客、分销商之间在产品和生产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这一关系是技术关系。在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网络中，不同网络成员在内部知识，业务和能力等资源方面的禀赋是不同的，从而出现了网络资源在网络内分布的不平衡。由于结点的资源不同，海外子公司与其嵌入关系的强度和内容也差异很大。一般来说，海外子公司与资源丰富、能力强的网络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海外子公司会与资源和能力不同的网络成员建立不同的关系。比如说，海外子公司会与研发能力较强的组织，更多地就技术方面进行往来。关系嵌入是研究二元关系的结构特征。在经济社
会学中，关系嵌入强度是分析社会关系嵌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的位置嵌入
在特定的网络中，各个网络成员在网络中占据了不同的可辨识和可自我复制的位置。我们可通过位置嵌入来反映网络成员间位置的差异化。位置嵌入描述了网络成员在总体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于其形成网络联系决策的影响。网络位置能通过一个地位次序来反映，这一地位次序获得的市场回报受到企业占据的网络位置的重要影响。中心网络位置的信号属性在不确定环境尤其重要，因为它在企业间引入了能超出其直接和间接圈子的系统地位差异(Podolny，1993)。
网络位置与资源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Lin(1992)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资源可以被他人拥有(他们的个人资源)，也可以在其社会位置中(他们的位置资源)。并且，位置资源通常比自我的个人资源要有用得多，因为位置资源唤起的不仅是嵌入在组织中的位置上的资源，而且包括组织自身的权利、财富和声望。在网络中，位置的占据者可以改变，但是资源却依附在位置上。因此，嵌入在结构中的资源不同于个体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只要位置拥有的嵌入性资源存在，结构就会保持稳定(Weber，1947)。
可见，网络位置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网络来说，在每一时点，海外子公司和其他网络成员在网络中都有特定的位置。这些位置刻画了网络成员间的关系。网络位置是网络中海外子公司和其他网络成员前期活动的结果，并成为促进和限制海外子公司发展的基础。
在网络中，两种位置非常关键，一是网络的中心位置，二是网络的结构洞位置。处于中心位置的成员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对网络更全面的理解，而且在网络内具有更高的可见度，更大的吸引力。网络的中心位置特征特别重要，因为其代表了系统性的网络中地位的差异，也有利于拥有这种地位的成员形成新的有价值的联系。网络成员通过与中心位置的成员建立联系来提高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反过来中心成员则没有这样的动机，因为这无助于甚至有损其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Stuart et al，1996；Faulkner et al，1983)。因而，网络内联系总是更容易在相似位置的成员之间建立，从而使这种位置具有自我复制特点。
按照Burt的结构洞理论，结构洞位置是指建立在双方没有直接接触，或是间接看来不拥有共同关系的两类行动者间的“桥”。在图2中，D所处的位置就是一个结构洞。在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中，两个供应商，两个客户之间如果没有发生直接联结，但分别与海外子公司存在联结，那么，两个供应商之间，以及两个客户之间就分别存在一个结构洞，而海外子公司占据了这两个结构洞位置。在东道国网络中，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客户之间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是影响东道国网络结构洞是否出现，以及数量多少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于海外子公司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结构洞越多时，海外子公司占据的结构洞就可能越多，因而能获得更多的控制收益和信息收益。
(三)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的结构嵌入
结构嵌入是分析网络的整体构造对网络成员行为的影响。本文从网络密度、网络簇、开放性和闭合性、群体中心度等方面反映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的整体结构。
网络密度是衡量网络整体(或网络内某一个局部子网络)内部成员的发生相互联系的密集程度。用网络内(或某个子网络内)实际发生的联系数量与可能发生的最多联系数量的比较来表示。图3所示网络的密度就要高于图2所示网络的密度。网络簇是指网络中由强：关系联结起来的一组行动者(张其仔，2001)。簇可以理解为网络内具有一定自身结构和性质的子网络。在图2所示的战略网络中，A、B、D三者中的任何两者都存在嵌入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网络簇。开放性和闭合性则反映了网络在整体上是倾向于增强与网络外部成员的联系(体现为开放网络)，还是整体上表现为增强内部成员的密切联系，较少与外部成员联系(体现出闭合的特点)。群体中心度表明了群体中关系分布是否均衡。如果一个群体的中心度很高，这个群体的互动实际上是很集权的，关键性节点实际上就代表了整个群体的互动，而群体的中心度低则代表着网络中的互动行为是较为分散的。因此，网络群体中心度的整体状况对于网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群体中心度反映了网络中心度的整体状况。网络密度和群体中心度这两个概念反映的是一个网络的总体“紧凑性”的不同方面。密度指的是一个网络凝聚力的总体水平，而群体中心度描述的则是这种内聚性在多大程度上围绕某些特定结点而组织起来的。因此，网络密度和群体中心度是两个不同，但彼此相互补充的度量网络总体结构的指标。
三、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结构的差异化
(一)战略网络结构的差异化
关系、位置和结构三种嵌入构成，内部和外部两个子网络构成的不同组合导致了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结构差异化的必然性。比如说：有些海外子公司可能更集中于与内部网络成员的关系，产生了内强外弱的网络结构，而其他海外子公司则集中于与东道国网络成员的关系，产生了外强内弱的网络结构。有些海外子公司在内部网络中的中心度高于东道国网络中的中心度，从而产生了内中心的网络结构，反之则产生了外中心的网络结构。有些海外子公司的内部网络密度高于东道国网络的密度，从而产生了内密外疏的网络结构，反之则产生了外密内疏的网络结构。受网络结构指标多样化的限制，我们无法一一列出海外子公司战略网络结构的类型，这也不应是网络结构研究的重点，重要的是找到网络结构差异化的原因。
(二)促成战略网络结构差异的因素
1、母公司的环境压力
作为在多国经营的企业，跨国公司面临着两种同时存在，相互对立的环境压力：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回应(侯仕军，2005)。跨国公司在分析战略环境中的一体化和当地回应压力基础上，确定不同环境中应该采取的战略，进一步导致了网络结构的差异。在国际化战略下，海外子公司高度依赖母公司输出的技术和产品，而且很少追求与姊妹公司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导致了母公司在海外子公司内部网络处于中心位置，内部网络的密度不是很高，而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嵌入强度较低，东道国网络的密度也较低。在多国化战略下，跨国公司通过在每个国家或者地区提供差异性的产品满足当地的口味和东道国利益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战略下，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为导向，通过标准化的产品设计、全球规模化制造和经营的集中控制获取规模经济方面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跨国产业环境的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日益转向更加复杂的跨国化战略。在跨国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回应当地口味和利益要求的同时尽可能地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就导致了海外子公司内部网络密度和东道国网络密度都很高，海外子公司与内部网络成员和东道国网络成员的关系嵌入强度都较高的网络结构。
2、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定位
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定位影响了海外子公司内外部嵌入的强度(侯仕军，2005)和网络密度。在发展阶段，尽管相当多的海外子公司仍然仅仅作为销售机构或者仅仅执行总部制定的战略，但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子公司被母公司定位为能力创造中心和关键的优势来源(Holm et al，2000)。这些子公司的活动已超出了传统的销售、服务和装配等下游活动范围，向研发、组件生产、战略营销和战略支持等上游活动扩展。它们不仅在当地市场经营，从当地的东道国网络中吸收新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关注跨国公司其他地区的姊妹公司的能力需求，向其他姊妹公司转移和扩散能力，并整合进入公司整体的能力体系。这些海外子公司在母公司的整体战略中定位为贡献者，甚至已经在东道国消费者和供应商心目中树立起市场领导者的形象，在总部眼中逐渐成长为战略领导者。显然，如果跨国公司把海外子公司定位为新资源和能力的获取者，而不是纯粹的战略执行者，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仍将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且，海外子公司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将得到增强，海外子公司在内部网络的闭合性会得到增加。
3、网络成员的资源层级位置和资源量能分布
在战略网络中，不同的成员拥有的资源类型和数量是不一样的。对每一资源来说，资源的拥有者组成了一种层级结构和金字塔结构。也就是说，存在资源的底部和顶部，并且顶部比底部小。此外，不同类型的资源具有不同的价值创造功能，我们把其称作资源的量能。量能取决于资源的属性，而不是资源的数量。一般来说，在量能较大资源的金字塔结构中处于顶层位置的网络成员占据着内部网络和东道国网络的中心位置。因此，如果战略网络中的重要资源被少数网络成员控制，也即金字塔为高耸型，则网络的群体中心度较高，如果海外子公司是这里所谓的少数网络成员，那么，海外子公司的网络中心度较高。反之，如果海外子公司没有控制重要资源，那么，其网络中心度就较低。如果战略网络的资源较多，且分散在各网络成员内部，那么，网络的群体中心度就较低。此时，海外子公司的网络中心度取决于其拥有资源的量能相对于其他网络成员拥有资源量能的对比。
4、海外子公司的自我监控力
个体的社会特质，如自我监控力对组织社会网络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自我监控力本是心理学中的概念。高自我监控力者能调整自己，以更好地符合角色期望，而低自我监控力者则不考虑社会期望，一心只做自己(Snyder，1974)。在企业仿生学中，企业被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因此，本文认为，企业也存在自我监控力。就海外子公司来说，自我监控力反映海外子公司能否根据环境变化，改变战略和行为，调整网络结构，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我们可从战略导向和文化倾向两个维度来粗略地度量海外子公司的自我监控力。首先，可把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导向划分为合作导向和竞争导向，采用合作导向战略的海外子公司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与网络成员结成合作联盟，实现战略目标。而采用竞争导向战略的海外子公司宁愿运用组织内部的资源来实现战略目标。其次，可把海外子公司的文化倾向划分为适应中心型文化和自我中心型文化。具有适应中心型文化的海外子公司能根据网络成员对自己战略角色和战略期望的改变来动态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具有自我中心型文化的海外子公司则希望东道国网络成员来改变行为以适应自己。我们认为，高自我控制力的海外子公司会采用合作导向战略，并具备适应中心型文化，而低自我控制力的海外子公司会采用竞争导向战略，并具备自我中心型文化。采用合作导向战略，具备自我中心型文化，以及采用竞争导向战略，具备适应中心型文化的海外子公司都只有中等的自我监控力。
与自我监控力低的海外子公司相比，自我监控力高的海外子公司更容易移向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并从流向该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的资源中获益。此外，自我监控力高的海外子公司更能利用网络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的潜在机会。
关键词：网络心理学 视角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37-01
在网络时展背景之下，受到微博、QQ、微信、视频等各种新媒介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朝着多样化发展。然而，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信息传播管控难度大、信息缺乏正能量、信息缺乏真实性等影响，给大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1]因此，在网络心理学视角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社会注意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通过优化整合网络资源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观培养
现今，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飞快，各种沟通软件如微信、QQ等成为了大学生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因此，对于高校来说，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善于利用网络资源并不断优化组合，借助网络资源优势，制定针对性教育方案，加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首先，要科学设计、规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重点内容、方式，使之更加专业化以及特色化。其次，要对校园网络资源进行整合，通过互联网技术，创建集交流、宣传、学习、娱乐等为一体的平台，借助平台的宣传力和影响力传达政治思想，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通过提高辅导员执行力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观培养
对于大学生来说，辅导员扮演着管理、引导的角色，辅导员的执行能力关系到大学生价值观培养的效果。[2]因此，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非常关键和重要。对于辅导员来说，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主动融入到时代的变化当中，占据新闻媒体的主角，快速掌握网络传媒的多样以及自由化特点，加强各个专业（包括计算机、心理学、传播、新闻媒体等）技术能力的培养，确保他们在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过程中，确保线上以及线下两个教育平台符合学生心理特点以及时下需求。
三、通过创建反馈机制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观培养
通过创建反馈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具有快捷以及良好互动性的特点，采用问卷调查、采访、数据收集等方式，点评时下热点问题，对学生的综合感受进行反馈和总结，形成教育回循工作机制，达到多次教育的最终目的。积极有效的反馈机制，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思想互动，确保思想教育在反馈中得到最真实、最有效的引导教育效果，确保具有不同观念学生在反复传播社会主义核心思想过程中受到感化，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让大学生从心底认同这个价值观，从根本上巩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观。
四、通过结合案例加强大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养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仅靠单纯的理论灌输，是无法起到真正的教育目的。因此，必须结合实际案例说教，引领学生的主导思想，通过借助典型案例宣传，达到更广、更强示范和宣传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政治的时代性。当前，网络技术发展迅速，新闻媒体发展势头强劲，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速度更加多样化以及快捷。大学生更是信息的高度关注群体，对于社会上热闻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关注。为此，高校必须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过程中，借助网络优势，融入爱国、诚信教育，通过借助网络中典型案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进一步设计和加工，并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行传播，从多方面加强对大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五、结语
高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宏伟的教育基础工程，尤其是在网络时展背景之下，各种负面信息更是给大学生思想造成冲击，不利于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因此，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在网络心理学视角下，采取积极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策略，让大学生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加价值观的真正意义，并让理论指导于实践，让大学生们创造出多姿多彩的人生，成为国家的主力军，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继续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网络媒体； 社会责任；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达到5.13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了解世界，进行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网络媒体这种价值文化的强大输出力量是不容忽视，它所体现出价值观念会对网民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才备受关注。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互联网企业都在不断求新求变，这种生存危机充斥整个行业。在此背景下，网络媒体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还是兼顾社会责任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1.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概念是由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m于1923年最早提出的。他在《管理的哲学》中指出，工业的目标不仅仅是生产商品，所采取的政策应当是有助于社会福利的，要创造人们眼中有价值的商品，还应当把最高的道德标准作为管理的准则，从而促进社会正义的提高，他第一次把道德和企业的经营联系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了两大流派：古典观点和社会经济学观点。古典观点主张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这一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支持者是Milton Friedman。另一种是社会经济学观点，主张对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员工、社区等）负责，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Drucker、Archie B.Carroll、Keith Davis、Stephen P. Robbins等人。1979年，Carrol在《公司绩效的三维概念模型》中提出了一个三维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模型，他阐述了社会责任绩效与经济目标的一致性，认为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责任，而且还有道德和慈善的责任。在1991年，他形象地提出了“社会责任金字塔”（Pyramid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模型：最底层是经济责任，依次是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依靠企业来实现其个人目标，而企业也依靠他们来维持生存。1984年，Edward Freeman 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分析方法》一书中，明确提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它包括政府、员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地方社区等。Wheeler和Sillanpaa（1997）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把在企业中拥有直接权益的，对企业的成功起着直接影响作用的，归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投资者、消费者、员工和管理者；把对企业的声誉和社会地位方面产生极大影响力的，归为次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监督机构、社会压力群体、媒体和学术评论者、贸易团体、竞争者。2010年11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26000《社会责任指南》，共提出了7项社会责任核心主题：尊重人权、关心员工、爱护环境、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社会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3.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Welford（2000）对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包括企业内部表现、外部表现、公告、公民职责和权利四个维度的社会责任评级指标体系。其中，内部表现主要是针对员工和雇员的；外部表现主要是针对供应商、环保、社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公告主要是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情况；公民职责和权利主要指对社会责任的支持和宣传，实现可持续发展。独立调查和评级机构KLD(Kinder，Lydenberg，Domini&Co.Inc) 作为独立测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库，主要从公司治理、产品、对雇员的支持、环境保护、社区支持、多样化政策和海外运营人权保护七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价。
无论是在企业界还是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目前在互联网行业的实证研究涉及的还很少。本文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网络媒体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构建进行探讨。
二、网络媒体社会责任内容
网络媒体是指，以有线网、无线网或手机网等网络为载体，通过电脑、移动电话及PSP等可上网装置，将信息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形式来传播，并提供信息交流、反馈及交易等相关服务的网站平台（胜丹，2009）。根据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等特点，它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主要有如下六个方面。
1.对政府的责任
网络媒体公司和其他企业区别的关键在，它是一个传播的媒介，而且传播范围之广泛比传统媒体更甚，因此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时缴税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要积极配合政府政策，大力宣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促进社会文明。
2.对股东的责任
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股东只关心财务方面的回报和公司是否持续盈利。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公司只有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他责任。
3.对合作商的责任
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是，网络媒体公司通过各类信息的传播，吸引用户的点击，形成一个很庞大的用户群，很多企业就会在网站上投放广告，这种和广告商之间的合作是网络媒体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当然它的合作商还有很多，比如视频网站，其合作商就包括有广告公司、影视公司、电视台、企业等等，如果能够做到互利共赢则可大大降低经营成本。同时，网络媒体公司也要严格履行遵守合约内容，对合作商进行监督等职责。
4.对员工的责任
网络媒体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涉及的范围极广的一个行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直接决定了这个公司的发展。首先，要履行对员工的经济责任，提供合理的薪酬福利；其次，对员工进行培训，以适应工作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三，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给员工提供一个宽广的发展平台；最后，尊重员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员工。
5.对网民的责任
首先，网络媒体公司应该代表民众履行监督职能，监督政府的执政能力、监督企业的道德经营，监督社会舆论。其次，网络媒体还肩负着向社会传递信息责任，它所传达的信息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其次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这样更有利于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第三，还要保障网民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当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赔偿权，提高民众的满意度。
6.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具有社会属性，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能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网络媒体公司作为信息推广的平台，其慈善理念将会带动全社会公民的慈善行为。比如现在新浪微博的微公益，其推广成本低，组织成本低，传播十分迅速，最重要的是参与公益事业的门槛也很低，可全民进行参与，“围观”即力量。这些公益事件看似很小，但人人参与“微公益”的背后是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大格局”。
网络媒体公司同其他的企业相比，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涉及的领域较广，合作商体系十分庞大，对它们的监督和管理难度也相对较高。同时为提高消费者（网民）的满意度，在传播真实信息的同时，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是生存的根本，在技术研发的投入上比重较大。通过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呼吁全社会关注公益事业，投身公益事业，对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三、网络媒体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根据上文网络媒体社会责任评价内容的分析，结合国内外研究，考虑数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对社会责任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对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纳税额上，可以用所得税税率进行评价，该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网络媒体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国家贡献的大小；对股东主要是体现在获利上，可以用股利支付率、净资产利润率来衡量，能够有效的判断该公司是否能够给股东获得持续的收益；对合作商的责任可以用应付账款周转率来衡量，该指标能够准确的反应对合作商资金的占用情况；对员工的经济责任可以通过工资福利率进行衡量，还可以通过员工的离职率、教育投入额等来衡量员工的满意度和受培训情况；要保障网民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提高网民的满意度，可以通过研发投入率和新产品贡献率来衡量，网民的权益可以通过投诉率进行衡量；任何企业都是在社会中生存的，对社会的责任主要可以通过社会捐赠支出率进行衡量，该指标能够正确反映网络媒体公司对社会的回馈情况。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四、结论
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研究在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由于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它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更加重大。本文在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网络媒体公司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对于后续实证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对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评价可以更有效的提高它们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对于传播真实的信息和正确的价值观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Friedman M.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N].New York Times,1962(9)
[2]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1-112
[3]Carroll,Archir B,1979,”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8(1),p.91
[4]Freeman,RE.,1984,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Pitman Publishing Inc.,p.46
[5]Wheeler D,Sillanpaa M. The Stakeholder Corporation Blueprint for Maximizing Stakeholder Value[M].FT Prentice Hall Pub,1997
[6]ISO26000评估与研究所[EB/OL].省略
[7]Welford,R.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nd Asia:Critical Elements and Best Practice[J].Journal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Spring 2000:31-47
[8] Sharfman M.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Kinder, Lydenberg & Domini Social Performance Ratings Dat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1996:287-296
[9]胜丹.网络媒体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构建与应用[D].吉林：吉林大学，2011
【关键词】中小学生 礼仪教育 道德品质 家庭 班集体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讲究礼仪的目的是社会交往人与人的互相尊重，从而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人，要想成功，必须学会做人。做人先知“礼”。礼仪是人与人相互沟通的一种言行仪式。礼仪是一个人品位的外现，礼仪是一个人涵养的展示，礼仪是一个人文明的标志。
礼仪已成为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表明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修养。中小学生文明礼貌行为的养成教育，重在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落在引导学生敢于实践与养成的实处。教师要增强学生的礼仪意识，教育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按照礼仪的基本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以学会尊重他人为起点。讲礼仪包含对他人的宽容、谦让、尊重等。“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充分说明只有尊重别人，懂得谦恭，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本人就如何提高中小学生的礼仪素养提出以下对策。
一、道德品质是礼仪的基础
学习礼仪，要以增强自己的自尊心为根本。一般来说，一个有自尊的人，待人接物比较文明，谈吐文雅，与人交往时，能尊重对方。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一般说来自尊心强的人，其道德修养也较高。所以，增强学生的自尊心，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使其养成良好的礼仪行为显得尤为重要。礼仪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美化自身。人人讲礼仪，也能净化社会风气。要培养学生的礼仪素养，首先要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因为个人的礼仪是以个人修养作为基础的。
二、培养学生礼仪重在实践
一个人的礼仪是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反映出来的，不说不动就不能说某个人有没有礼仪。学生在学校集体活动中，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礼仪无处不在。教师要教育学生懂礼仪，应用得体的礼仪言行与人交往，展示一个习礼仪、懂礼仪、讲礼仪、讲文明的中学生应有的风采。教育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去展现自我的礼仪言行。礼仪涉及内容很多，每种礼仪都有具体的要求，如打电话、接电话、待客等，都有不同的礼仪要求。学生要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地学习礼仪，运用礼仪，逐步把自己培养成为习礼仪、懂礼仪、讲礼仪的中学生。
三、家庭是礼仪教育的起点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以及对子女的教育等，都会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直接在孩子身上起作用。家长的礼仪素养、家庭的文明礼仪氛围对孩子的礼仪教育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一般来说，家长素质高的，孩子的品德修养也比较高。有些家长只关心孩子的成绩，平时很少注重对孩子进行礼仪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礼仪是他们融入社会必须具备的素养。有些家长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给孩子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在日常行为上，家长要做孩子的榜样。家长和教师要相互沟通，共同督促学生在日常交往中运用文明礼貌的言行，真正做到礼仪教育以家庭为根，以社会为本。
四、把文明礼仪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始终
在课堂教育教学中，要求学生懂礼貌，讲礼仪。抓住课堂教学中礼仪教育的时机，特别是语文课、思想品德课、班会课等，对学生开展礼仪教育，让学生的言行举止符合礼仪要求。只有学生尊重教师，同学之间和睦相处，我们的课堂才会轻松愉快。
五、把班集体作为学校礼仪教育的主阵地
利用班集体的各种活动，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学生自觉进行自我教育。教师要充分依靠班干部和班团委组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以及班里的实际情况，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如“文明之星”“守纪之星”的评比等。让学生通过平常的锻炼和严格要求，逐步养成讲文明礼貌的好习惯。
六、以生动的活动形式作为礼仪教育的载体
开展丰富多彩的礼仪教育活动，如主题班会、辩论赛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学生在活动中懂得文明礼仪的内涵，显示个人的优雅风采，体现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格魅力。
总之，学生良好的个人礼仪并非自然形成的，也非一日之功，培养要从小处着眼，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学习、观察和思考。只要学生不断地努力，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教养、懂礼仪的文明人。
每一年东盟博览会都在南宁举办，南宁市民素质与修养将接受世界八方来客的考验。南宁市民应该注意自己言行举止，把我们的良好文明礼仪修养展示给外国朋友，这是维护国家尊严的责任所在。所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礼仪素养，提高自己的文明礼仪水平，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南宁承办东盟博览会尽自己应尽的义务，给世界人民留下良好的形象，也为自己赢得尊重，让“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在世界上口口相传。
【参考文献】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家庭礼仪主要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关系，以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为核心。因此，在家庭礼仪的形成、建立和运用过程中，必须从血缘关系这一基本点出发。
二、以感谢联络为目的
家庭礼仪的主要职能并非以个人形象的塑造为侧重点(这是和社会礼仪有所区别的一点)，而是通过种种习惯形成的礼节、仪式来进行感情沟通，俗话说“亲戚亲戚，不走不亲”，就是强调亲友间的感情有了血缘关系的基础，还得需要通过一定的礼仪来维持、强化和巩固。婚嫁喜庆，乔迁新居、寿诞生日等种种喜事，通过礼仪的传播，可以使更多的人体会和享受，这一传播过程的最终目的就是加强感情联系。
三、以相互关心为原则
之所以说“母爱是最伟大、最神圣的爱”，是因为母爱的主要内涵是无私的奉献、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家庭礼仪之间应传递一种无私的爱。要衡量一件事或某一行为是否符合家庭礼仪要求，只要分析一下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心的成分，真诚的祝贺、耐心的劝导、热情的帮助，这些都是合乎礼仪的。
四、以社会影响为标准
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区域、风俗，在礼仪的表现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家庭礼仪也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活动中的许多礼节，仪式始终是变化发展的，如封建社会的婚礼有拜堂入洞房等繁文缛节，而当今出现了集体婚礼、旅游结婚等新颖的婚礼仪式和程序。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评判某一种家庭礼节、仪式，是否进步，合乎礼仪规范，只要看它是否能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这就是一个标准。
“礼之用，和为贵。”如果没有“和”这个前提，所有的礼仪也不过是一种假象。说了礼仪中的几个重点问题，我们现在对礼仪来进行一个总结。
一、社交礼仪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
规范就是规矩、章法、条框，也就是说社交礼仪是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条条框框，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社交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纪律，仅仅只是一种约束，它的约束力比起法律法规要弱得多。违反社交礼仪规范，只能让别人产生厌恶，却不会因此受到制裁。所以，社交礼仪的约束要靠道德修养的自律。
二、社交礼仪的联接目的是表示对他人的尊重
尊重是社交礼仪的本质。人都有被尊重的高级精神需要，当在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按照社交礼仪的要求去做，会使对方获得尊重的满足，从而获得愉悦，由此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三、社交礼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
没有社交礼仪，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方面它和法律、纪律共同起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目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非常重视社交礼仪规范建设。
四、社交礼仪要求在人际交往、社会交往活动中遵守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