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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华中师范大学专科，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项目孵化”――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辅导能力培训
“项目孵化”是最早开发的教师培训项目，特邀高等学校和国家科研院所的教授专家担任指导教师。
培训目标：在科技专家的指导下，通过模拟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过程和交流总结自身指导中学生开展科技项目研究的实践，强化高中教师的科学素养和科学观念，使其初步具备指导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活动辅导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增强对教育工作和教师职业与使命的理解。
培训内容：由教育观念、学科发展动态、科研能力训练等3部分组成。其中科研能力训练是重点，占2/3的培训课时，包括科技项目选题、撰写开题报告、撰写科技论文、论文答辩与评价4个模块。
培训方式：注重师生互动、民主参与、重在实践；所有学员按学科分班、班内分组，以小组为基本学习单位；广泛采用个人作业、小组讨论、大组交流、集体报告、教师点评、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个人总结等合作学习的方式。
培训学科和时间：培训一般设数学、物理与工程、化学、生物（动物和植物）、计算机、地球空间科学、环境科学等7个科目；时间分短期（1周集中面授）和长期（2年3轮，面授+网络跟踪指导）2种；每年暑假由科教中心与相关省市科协和教育行政部门合作举办。
“聚焦课堂”――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执教能力培训
“聚焦课堂”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教师培训项目，聘请上海市各学科优秀特级教师、参与国家课标研制的专家、社科专家、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等为指导专家。
培训目标：旨在帮助教师理解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探讨新课程背景下的“好课标准”，解决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各种具体问题，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
培训内容：突出和教师日常工作的相关度，强调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整个培训周期设计为2年3轮。其中首轮为1周左右的集中培训，主要解决教师对课标和教材的理解和教学设计问题；第2轮为定期的分片区研讨，主要通过听随堂课和课后的交流研讨，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个别化的诊断和点拨；第3轮则是在一所具体的学校开展“同课异构”的教学研讨活动，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教师“同备一节课、共上一堂课”，在真实的课堂上“以课会友”相互切磋。
培训方法：整个设计依据教师学习成长、观念转变和能力提升的规律，一方面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宏观到具体、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通过层层递进的情境设置，帮助学员有层次地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一种相对比较长期的跟踪指导，为一线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
培训学科：面向高中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美术等各学科的教师；以学校为单位提出申请，每学期由科教中心统一安排培训计划。
“通用技术”――课程开设能力培训
“通用技术”是课题组针对普通高中增设通用技术课后学校相关师资和设备严重匮乏等问题而开发的教师培训项目，特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指导教师。
培训目标：帮助学员充分认识高中开设通用技术课程的重要性，提高其对通用技术课本质、内容和特点的认识，了解通用技术课的教学、评价和考核等基本方法，强化教学实务训练，提升学员的教学能力，促进学员间的交流和沟通，拓宽教学视野，为其进一步交流搭建平台。
培训内容：针对困扰学校课程开设中的问题和教师的实际需要，培训主要设计了技术教育的本质与内容、产品设计流程和原则、技术课的评价与考核、通用技术实验室建设和课程开发、实地考察等5个模块的教学内容。
培训方法：主要采用专家引领、实践操作、学员互动、教学观摩、自制教具、参观访问等方式。
培训学科和时间：培训对象主要是在普通高中担任通用技术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每次培训为期1周；由省市教育部门提出申请，与科教中心合作举办。
培训特点
和教育系统常规的高中教师培训相比，科教中心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专家团队层次高、阵容强
秉持“科教合作”的理念，借助华东师大的教育科学研究优势、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的科技专家资源和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改革先行起步的经验基础，科教中心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热心科学教育事业的教授、专家、特级教师等组织起来。他们中有科技专家30多人、中学特级教师近40人、教育科学工作者20多人、人文社科学者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10多人。这些专家不仅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很高的学术造诣、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与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合作中，逐步熟悉了教师培训工作，了解了培训规律和方法技巧（如培训环节设计、课堂气氛调动、培训节奏把握、现场控制、即兴点评等），成为目前国内难觅的高层次、多学科的优秀指导专家团队。
特别强调培训的有效性
“有效性”是培训项目的生命，它从3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所有的培训项目在内容设计上都非常强调针对性，事先都会通过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等方式，了解和掌握教师的需求和困惑，在培训课程与教师的日常工作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激发教师的学习兴趣，真正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二是根据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所有的培训都以工作坊（workshops）为主要形式，大量采取案例分析、模拟学习、课堂讨论、小组合作、全班交流、学术报告或讲座等方法，重在创设情境，强调教师的参与和投入，以促使教师在与他人充分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界定、分析与解决。三是考虑到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涉及个人教育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系统的艰苦转换过程，要让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不断学习和持续改革的动力，必须有外部指导力量的持续跟进支持，一些培训项目都逐步发展为2年3轮的设计周期。对培训有效性的强调，使科教中心组织的培训活动得到了教师们“累，但值”的共同评价，每次培训结束时学员评价满意率均在95%以上。
注意发挥培训学员的辐射作用
由于科教中心自身的培训能力有限，如何让优质培训资源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作为一个高校科研机构，科教中心一直主动寻求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合作，注意将自己的培训活动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需求对接。科教中心举办的培训活动一般都会要求培训单位推选骨干教师参与；培训结束后也会要求学员返校后通过“全校汇报”、“教研组活动”、“上示范课”、“校本同课异构”、“教学竞赛”、本校和本地区“聚焦课堂”等多种方式，积极辐射培训成效，努力将参训学员的个人收获变成整个教研组乃至全校、全地区教师的集体共享。
[关键词] 微课；翻转课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2-0088-02
全国性微课大赛结束后，教育界兴起了一股针对微课的研究热潮。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由于可汗学院的发起人萨尔曼的演讲也引起教育者的广泛关注。在国内正在为课堂教学改革踌躇不知所向时，微课和翻转课堂成为了教育者普遍关注的热点。
一 概念厘定
（一）微课
“Micro Courses”翻译成中文为“微课程”，简称微课。微课起源于1993年美国北爱荷华大学Leroy A.Mcgrew教授所提出的“60秒课程”（60-second Course）及英国纳皮尔大学T.P.Kee提出的“一分钟演讲”（The One Minute Lecture，简称OML）。微课的理念2010年传入我国，国内学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胡铁生将微课总结为：“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教学视频，通常还包括相应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练习评测、教学反思核心和关键、学生反馈等教学支持资源，构成一种半结构化、主题突出的资源单元应用生态环境”。李玉平认为微课主要以数字故事为呈现方式，倡导利用碎片化学习时间，宗旨是“5分钟完成一次学习，300秒经历一次思考”。
（二）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room）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洛基山的林地高中。2007年该校的化学老师Jonathan Bergmann and Aaron Sams开始使用录屏软件录制PPT演示文稿并配上教师讲课的声音，将视频上传到网络以供因各种原因无法到校上课的学生补课自学。所谓翻转课堂，就是在多媒体环境中，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的学习资源，学生在课前充分自学这些视频资源，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课堂互动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与以往的课堂教学、课下作业的方式正好相反，我们称之为“翻转课堂”。
二 微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教育科学性
（一）师生角色发生转变
在微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一改传统课堂知识的传授者和主宰者角色，课堂也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教师成为了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和促进者、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要熟练地掌握一些学习活动的组织策略，如问题讨论、小组学习、角色扮演等。教师不再是单一的教学内容的传递者，而通过微课视频的设计变身为教学资源的开发者和提供者。在微课和翻转课堂学习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学生成为自定步调的学习者，借助微课视频资源的便捷，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地点，也可以控制学习内容、学习量的多少，学生变为学习的主角。学生通过课前观看教师提供的视频资源，课堂上通过小组学习、协作学习及向教师寻求必要的帮助与引导等形式完成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吸收。
（二）学习时间重新分配
课堂教学时间的理性分配是翻转课堂的教育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在传统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学明显占据课堂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学的时间寥寥无几，或者只能靠学生课后在无人指导的环境下独自吸收，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在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中，学生在课堂教学行为发生前就可以充分学习教师提供的微课视频资源，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授时间大大减少，留给学生更多的学习活动时间。原来课堂传递的学习内容借助微课的形式通过网络媒介在课前预习阶段完成，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教师答疑解惑，增强课堂中师生的互动性，实现知识的深度内化，提高学习效率。
（三）教学互动显著增加
把微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课堂互动的时间与质量。由于微课资源让课前“深度预习”成为可能，在课堂上主要是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解惑以及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讨论学习等，这种充分交流能够明显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配以教师适当的教学评价与引导，课堂中的互动就会变得更加高效。
（四）教学过程科学重置
哈佛大学教授Eric Mazur认为：传统教学只注重学习过程的第一步――“信息传递”，并把这一过程放在最重要的环节――课堂上，但忽略了第二部――“吸收内化”，把这一重要过程放在缺少帮助的课后环节中。本应用于师生互动、协作学习、小组讨论、答疑解惑的课堂被教师全部占用，成为一言堂的“个人表演”。事实证明，群体教学和个体差异的矛盾使得在课堂时间传递知识注定是一种有缺陷的方法。Eric Mazur教授提出，由于新网络科技让知识的传授变得便捷和容易，教师应该改变教学模式，而把教学重心和时间放到第二步。换言之，就是把“吸收内化”这一重要过程放在课堂时间，翻转课堂的实施，正是顺应了@一趋势。
三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体系建设与实施的现实窘境
（一）专业师资匮乏
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高校承担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的教师普遍不够专业，自身缺乏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培训和系统学习，大部分高校更是将此门课程硬性摊派给相应学院的党委书记、副书记、辅导员。由于这些教师专业背景复杂、实践经验欠缺、职业规划专业知识不系统，加之事务性工作较多，教师队伍流动性较大，难以保证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形式单一
目前多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都是传统大班化教学形式，教师填鸭式讲授理论，学生被动吸收，最多课下辅以锦程职业发展教育平台上的视频自学，但因学时有限及大班教学的局限，课堂讨论和协作学习往往被忽视或流于形式。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具有较高的指导性和实践性，需要教师不仅要重视理论讲解，更要在实践环节对学生进行针对指导，目前形式单一的教学形式难以实现本门课程的开设目的。
（三）个性指导不足
前文提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既重视理论学习，还要注重实践指导，更要兼顾个性指导。而当前的大班教学难以实现体验式教学、情景模拟、互动游戏、协作讨论等教学形式，难以顾及到每个学生作为个体的发展需求。个性化指导不足将直接导致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四 微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的应用
（一）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1 教学互动双方分析
大学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师普遍比较年轻，同时有着相对较高的学历和较快地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对于创新性教学适应性较强。此外，由于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大学教师具有较好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多媒体操作能力，能够熟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其中包括每天备课都会用到的PPT幻灯片。同时，在视频公开课和网络选修课日渐流行的今天，大学教师也逐渐具备了录制视频课件的能力。大学生相较于中学生而言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完成对视频课程的自学。 以上因素为微课和翻转课堂引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和技术支撑。
2 教学环境分析
首先，当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采取课堂集中授课与课下网络教育平台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已经习惯独立观看视频的学习方式。大学高度普及的多媒体、信息化，以及为大学生学习提供的电子阅览室，加之几乎人手一台电脑的现实，为实现微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应用于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础。
（二）应用的具体策略
1 课前――知识交流和传递
课前包括两个环节，一是教师备课和录制微课视频，二是学生的自主预习。首先，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确定教学目标，分析教学重难点，按重难点分解知识点并依此录制微课视频构成学习单元。每一个学习单元分别由微视频、课件、教案、配套练习等组成。教师把这些学习单元以知识树的逻辑结构上传在网络教学平台供学生选择和预习。同时，教师根据每个学习单元的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学生则根据教师的安排提前在网络教学平台预习教师提供的学习单元内容并完成学习任务。对于不能及时吸收消化的知识点可以通过同学交流互动或者留到课堂上向教师寻求指导。
2 课中――知识建构和内化
在课堂教学中，以面对面教学为主，围绕小组活动开展组织讨论、团体辅导、个性化指导以及总结点评等主要四个环节。教师可以先以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或一个主题情景作为导入，引起学生讨论分享。随后，可以从已经提交的作业中事先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业，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然后由其他小组进行点评和提问，最后由教师针对共性问题进行团体辅导，必要时给予同学们个性化指导，解决学生个体困惑。在课堂教学中，综合采用课堂讲授、启发诱导、小组协作、答疑解惑等方式和策略，针对学生个体化差异，综合利用不同的学习环境和策略，提升教学效果。
3 课后――知识巩固和拓展
课后，主要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主，帮助师生更好地学习反思。在此阶段，共分为作品展示、资源学习、论坛交流以及拓展任务四个环节。经过课堂的展示、分享、讨论，学生利用课后时间把作业修改完善后上髦镣络教学平台进行再次展示，或者提出新的困惑，教师针对共性问题进行答疑，进一步将课程知识点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此外，师生可以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分享优秀学习资源，这种便捷的交互方式打破了时空局限，更好地增加了师生互动，为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等师范特殊教育 发展趋势 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3-0154-02
高等师范的特殊教育和残疾人高等教育共同构成了高等特殊教育的学科体系，其中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主要是指为特殊教育学校或者康复机构培养教师和其他与残障人群有关的社会服务人员，是高等特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师范大学中从事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的二级学院或者系，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等，此类高校作为传统师范类院校，师范类专业有优势，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实力较强。第二种是中等师范特殊教育学校与其他院校合并升格为普通本科师范院校，如郑州师范学院是在原河南省特殊教育学校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成立了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类似的高校还有潍坊学院、乐山师范学院等，这类高校从事特殊教育师资培养较早、师资力量比较强，是当地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首要力量。第三种是由中等特殊师范学校独立升格为高等特殊教育师范院校，如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辽宁特殊教育师范专科学校等，此类高校重视特殊教育专业，以特殊教育为特色，打造特殊教育相关专业方向群。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以及社会需求的增加，很多高校通过申请开设特殊教育专业或者扩大特殊教育专业招生规模。因此，认真研究高等师范特殊教育的发展趋势对推动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30多年来我国高等师范特殊教育的发展
1.办学规模
1984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开始招生，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始招收第一批特殊教育本科生，首批招收15个学生，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等高校相继开设特殊教育专业。截止到1998年，全国总共建立了35个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7所高等院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2所省属师范大学设立了本科和大专层次的特教师资培训部。蒋云尔、李泽慧的统计数据表明：到2007年底，全国涉及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学校共18所，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合计80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特殊教育发展的需求，必须增加支持力度，扩大办学规模，培养更多优秀的特殊教育师资。2008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支持和鼓励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积极探索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新模式。2014年，中国残联等七部委联合《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随后各个省陆续出台了本省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明确支持本省师范院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如《海南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明确提出，“在省属师范院校设立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山西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也明确提出，“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殊教育专业自2014年起每年招生人数达到200人以上，其他师范类院校和有条件的高校适时增设特殊教育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很多高等院校应国家政策和社会要求开设特殊教育专业，根据已有的资料进行统计，截止到2014年，全国共有25个省（区、市）61所高等院校计划招收特殊教育专业学生7260人，相比于2012年实际招生人数增加77%，办学规模较以往有了很大增加。
2.办学层次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师资培养主要以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为主，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所培养的特殊教育本科毕业生主要定位于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专业课教师，1997年上海市教委颁布《关于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力争到2002年左右使80%以上的教师达到大学专科毕业程度，10%的教师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程度。随着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特殊教育师资的职前培养已从20世纪的中等特殊师范教育模式，经由专科特殊教育培养模式向本科特殊师范教育模式转变，比如南京特殊教育中等师范学校，在2002年升格为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正式更名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与江苏师范大学合作培养手语翻译研究生，办学水平得到提高。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于1993年首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点，随后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特殊教育硕士点，截止到2015年，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知，我国共有15所大学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学术型硕士，特殊教育专业型硕士点也具有了一定的招生规模。培养特殊教育专业的博士始于华东师范大学，根据已有资料查知，到目前为止共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招收特殊教育学专业博士。整体而言，我国高等师范特殊教育由专科层次为主向本科转变，形成了以学士为主，学士、硕士、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
3.专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师资的培养主要由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承担，随着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师资培养主要由本科、专科层次的院校承担，培养目标主要定位于盲、聋、培智三类特殊学校，由于专业不细分的缘故，多以综合化的特殊教育通识人才培养模式为主，师范生主要掌握特殊教育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不针对某特定残疾类型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这种培养模式使毕业生对特殊教育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但是由于泛泛而学的缘故没有一样是精通的，很难满足对某一类残障儿童进行专业性质较深的教学或康复工作。
随着特殊教育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情绪障碍、自闭症、学习障碍、唐氏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等新的残疾类型不断出现，他们的教育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另外，从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趋势来看，一部分聋校、盲校、培智学校正从单一型向综合型的特殊教育学校转化，这对特殊教育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掌握某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熟悉和了解相关专业的知识，以适应对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教学需求。但是整体而言，大部分高等师范院校仍然按照特殊教育专业大类开设课程，还停留在传统的盲、聋、智障三类残疾儿童上，远远满足不了特殊教育对象扩大的需求，培养出来的特殊教育人才与市场需要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即原有的特殊教育专业已经不能适应特殊教育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当前已经有部分院校在原有特殊教育专业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拓展专业方向和学科领域，发展集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复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于一体的多元化专业发展平台，具体而言主要为以下两个方向。
第一，细化特殊教育，培养专业化人才。如毕节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形成了以“服务+实训”为特色的特殊教育发展方向，并逐步形成了以特殊教育专业、康复训练专业、特殊儿童心理咨询与教育专业为核心的专业方向群。重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分为特殊教育职教师资、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方向。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专业细分为手语翻译、学前教育、学前融合教育等方向。这样细化的结果是培养目标更具有针对性，培养出的人才更具有操作能力，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某一类残障儿童的教育和康复工作。
第二，增设新的方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医教结合”“教康结合”等理念的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于2013年开设教育康复学专业，并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合作，本科学生不仅仅要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还要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修满60个学分，学生毕业时既可获得教育学（教育康复专业）的学位证书，还可以获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康复治疗学的学位证书，很多高校也在特殊教育培养方案中开设康复课程，甚至划分了康复方向，部分师范院校通过申请开设运动康复学专业，为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兰州城市学院将小学教育课程与特殊教育课程相结合，开设了小学教育（特殊教育方向）。这些复合型专业的开设有助于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二 分析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高等师范特殊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得知，高等师范特殊教育办学规模较以往得到增加，办学层次从以中专为主到以专科、本科层次为主转变，高学历人才（硕士、博士层次）培养取得一定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是整体而言，目前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数量仍然有限，远远满足不了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对特殊教育人才的需求，而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则满足不了目前特殊教育事业对于教育与专业化康复以及融合教育发展的综合化需求。同时，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比起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一些州甚至要求特殊教育教师必须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甚至包括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小学教师的起点学历为大学本科的标准来说，仍然远远满足不了特殊教育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高等师范特殊教育要在整合办学规模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办学层次，甚至有条件的高等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争取在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层次或者博士层次招生，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区域 代际差异 二元Logistic模型
引言
农民工即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地域特征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数量、从事的行业、及工作的情况。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集中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区域自身，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制度等因素的研究较多。例如，佟文英（2003）指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差别是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劳动者一般倾向于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我国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陆慧、李东（2008）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对苏北地区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人均收入对该地区劳动力区域流动有反向作用，即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人均收入越高，对该地区劳动力流入的阻碍就越大。蔡（2000）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制度障碍对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阻碍依然存在。蔡、都阳、王美艳（2003）指出，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城乡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肖严华（2007）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指出，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阻碍人口的跨城乡区域流动，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各区域的负担不公平，加剧了地区差距，进而阻碍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并指出，我国城乡及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导致我国大规模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而使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特征。
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对劳动力区域流动进行了分析，例如赵耀辉（1997）利用四川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多为年轻、未婚、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非常显著。刘金海（2005）基于湖北山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区域差距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就业行业和经济收入，乡村农民的非农就业格局可以反映我国经济格局、行业布局和发展重点。赵力涛（2006）研究认为，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教育收益率升高的重要机制归因于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非农业部门流动，教育程度高的人在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方面有明显优势。丁孟春、李泓欣（2009）从吉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现状出发，分析了吉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创业方式、资金短缺和自身素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王春超（2010）基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四座典型城市实地调查数据，重点研究了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个人经济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业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中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变量、个体经济特征中的名义工资、实际工资水平、储蓄比等变量，家庭人口因素中向家庭汇款数额、子女是否随迁等变量多种因素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倾向具有显著影响。罗琼（2013）在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返乡的形势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地区政策环境、地区经济环境等创业影响因素，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以江西省为例，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角度分析江西省两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选取了江西省具有代表性的12个县，每个县150份样本数据，共得到样本1800份。参照目前大多数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本文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全部1800份有效问卷中，老生代农民工有815人，占样本总数的45.28%，新生代农民工有985份，占样本总数的54.72%。
（二）江西省农民工就业区域总体分析
对于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总体状况，如表1所示，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省内的人数为186人，所占比例达到22.8%；选择在江西省外的人数为629人，所占比例达77.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江西省内的人数为256人，所占比例为26.0%，选择在省外的人数为729人，所占比例达74.0%。
（三）不同特征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的代际差异分析
1.性别与就业区域的交互分析。如表2所示，对老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就业选择省外的比重为61.7%，比女性的38.3%高出23.4个百分点。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56.4%的男性选择省外就业，女性这一比例为43.6%。从上可知，就男性而言，老生代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比例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2.文化程度与就业区域的交互分析。两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上出现了较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老生代农民工，其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显著高于老生代农民工。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内而言，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多数为初中及以下文化，其比例为94.2%，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仅为1%，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则多为初中及高中文化，其比例到达75.7%，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15.6%；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外而言，两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省内趋势相似（见表3）。
3.婚姻状况与就业区域的交互分析。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内而言，多数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省内就业，其比例为62.5%，而这一比例对老生代而言只有3.8%；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外而言，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比例为57.3%，而老生代的未婚比例仅为6.8%，两者差异也很大（见表4）。
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计量分析
（一）变量说明及模型构建
本文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对因变量数据假设要求不高，并可以用来预测具有二分类因变量的统计方法。农民工就业区域分为省内和省外两个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pi 为因变量为1的概率，β0、β1、β2…βi为自变量x的系数。因变量设置为二元选择变量，就业区域选择在江西省内的为0，在江西省外的为1；自变量是两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相关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社会特征变量包括户籍人口数、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和住房间数（见表5）。
（二）实证分析
考虑到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因此将老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别构建模型进行分析，并进行对比，其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根据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1.年龄。年龄对老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分别在10%和1%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老生代农民工经历丰富，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下降，同时对家庭的归属感，使得他们倾向于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年龄越大的老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精力旺盛，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界充满向往，正处于事业创造期，他们更多倾向于到省外较发达的地区就业，增加实践经验，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且省外就业机会多、选择多、工资相对省内高，因此，年龄越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2.性别。性别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更大。较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男性的抱负更大、责任更重，因此，男性农民工在选择更多的省外就业的意愿更大，而女性由于个人自身因素或心理因素，更倾向于在省内就业。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单一，多是集中于小学和初中水平，对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明显。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为多元化，虽然初中水平的较多，但以逐渐向高中发展，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人数也逐步增加，文化程度的多样化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的选择，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不同，他们就业选择的方向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选择机会越多，可能越是倾向于选择更为适合自己的工作，相对于省外就业较高的竞争压力，他们更愿意在就业竞争压力较小的省内就业，且他们多是在省内学校读书，人力资源或社会网络更为丰富，具有生源地的优势，更有思想觉悟高、抱负大的人，要留在自己家乡，回报社会，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力量。总之，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机会和资源更多的省内就业。
4.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老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显示，有配偶者达到90%以上，相对于无配偶老生代农民工来说，婚后子女多，家庭责任重。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显示，有60%左右未婚，40%左右已婚，具有可比性，结果显示，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省外的可能性越大，已婚的则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大。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婚龄时间不长，孩子年龄尚且年幼，为了照顾家庭，并顾及孩子抚养和上学的问题，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地方就近工作。而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自由，负担较轻，需要顾虑的问题少。
5.户籍人口数。户籍人口数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显著。户籍人口数越多的老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户籍人口数多的老生代农民，意味着家庭责任重，不管是要赡养老人还是抚育孩子，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省内就业，工作的同时以便于照顾家庭。
6.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多为1人或2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3.7%和37.8%，总计高达81.5%，老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大，相应子女年龄较大，加之兄弟姐妹多，可以相互照看，父母外出可以较为放心。此外，子女年龄19岁及以下意味着成长和教育支出最多的阶段，老生代需要争取更多收入来支付这些费用，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工资更高的省外，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7.住房间数。住房间数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显著。住房间数反映了家庭生活水平，住房间数越多，说明生活水平较高，有闲置的资金来改善家庭居住状况、提高生活水平。老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多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重体力行业，而女性从事于餐饮、零售等服务业的体力劳动，就江西省而言，省份不发达，相较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省内的就业领域较窄，选择较少且工资不高，而在省外发达地区，工资普遍比省内高，老生代农民工将多年在外打工的工资带回家中，改善居住条件。同时，这也激励他们更愿意在省外就业获得高工资，因此，住房间数越多，老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因为年纪轻，缺乏资本积累，还没有挣足够的钱来改善居住状况，住房也多是由父母出资建造，因此，家庭住房间数不能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状况。
结论
本文在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模型的变量值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对于老生代来说，年龄越大、户籍人口数越多选择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越多、住房间数越多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性别、文化程度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文化程度越高选择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男性、年龄越大、未婚的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户籍人口数、住房间数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显著。
无论是老生代还是新生代，有配偶者比无配偶者省内就业可能性大。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年龄、户籍人口数、婚姻状况和家庭生活状况影响着老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如对倾向于省内就业的两代农民工提供多渠道就业创业机会，进一步为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省内创业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以创业带动就业。例如浙江省安吉县投入数百万元，创办了“淘宝网”农村创业基地，以此引领农村劳动力走网络创业之路。又如针对年龄大、已婚的老生代农民工进行实用技能培训难的问题，地方政府农民工就业指导部门要开发多种方式方法来促进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不过本文只是简单的讨论了农民工个体因素及其家庭因素对其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没有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劳动力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具有影响，进而影响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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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 interaction is a distinct topic at this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On the basis of carding industri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similarity and industr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dustry relation to analyze the reality basis and conditions for industry interaction and gives final conclusions.
关键词：川渝地区；产业互动；产业结构
Key words: Sichuan-Chongqing region；industry interac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1-0137-03
0 引言
随着区域经济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越来越体现在各经济区域内外的产业合作、整合及竞争上，产业互动在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性日益突出。所谓产业互动，是指同一经济区域内或具有一定经济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区域间存在的彼此之间互补、共赢、互促的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活动。它是产业之间存在的以产业关联为基础、依据市场规律而实现的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和互补配套的关系[1]。对川渝地区而言，良好的产业互动在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性日益突出，对推动该地区在竞争中加强合作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 相关文献梳理
“产业互动”问题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国外学者对于“产业互动”的研究始于产业分工与合作理论。亚当・斯密（1776）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任何区域都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力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进行区域交换，从而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大卫・李嘉图（1817）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应该按照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赫克歇尔，俄林（1933）的产品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不同地区分别在要素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要素供给价格，以至于不同地区适合不同的产品生产活动。阿瑟・刘易斯（1978）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劳动力成本变化而发生的区域分工变化；弗农（1966）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动态的眼光来解释产业区域分工的变化。杨小凯（1993）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里昂惕夫（1953）提出了“产业关联”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新产业分工与合作理论。瓦尔拉斯（1874）提出“全部均衡理论”，为产业关联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将产业关联具体到具体的产业部门，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Pappas and Sheehan 和Eswarn and Kotwal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进角度研究了产业互动问题。他们通过分析认为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深化，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赤松要于1932年提出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为雁身，东盟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为雁尾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为后来的产业转移理论奠定了基础。
国内学者对“产业互动”问题的研究探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对“产业互动”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彭亮[2]认为产业互动是产业之间存在的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一种社会协作关系。吴海峰[3]认为产业的互动不仅包括产业间的要素流动还包括产业内的要素流动。产业内的要素流动包括产品渗透和产业投资两个方面。尹继东[1]认为产业互动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依据市场规律而实现的产业互补、互利、互促的一种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行为，这种竞合过程推动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1.2 对产业互动的内在动力和机制的研究。孙贺先[4]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和地区间差异和互补三个方面分析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产业互动的条件。尹继东[1]认为发达地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区域经济的梯度和互补关系和区域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是区域产业互动的三个有利条件。王先庆[5]指出产业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经济地理空间存在的“成长差”，二是不同区域产业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差”，二者共同构成“产业差”，并成为产业合作的动力基础。
1.3 对产业互动模式的研究。李江帆[6]认为生产业和制造业的互动模式可分为 “剂”模式、“生产力”模式和“推进器模式”。彭亮[2]根据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互动模式归纳为产业支撑互动模式、产业带动互动模式和产业耦合互动模式三种形式。尹继东[1]针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产业互动，提出了资源依托型互动、市场导向型互动、物流通道型互动和空间引导型互动四种模式。李悦[7]等基于Leontief（1941）的产业关联理论提出了三次产业互动模式，认为三次产业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引致需求联系，彼此之间互为市场，互有供求。
1.4 对产业互动策略的研究。孙贺先[4]从区域间政府合作、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完善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互动的策略。沈振中[8]从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整合、成立共同开发区和建立共同发展基金四个方面论述了泛珠三角区域产业合作的模式与对策。尹继东[1]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的环境建设和企业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区域产业互动的对策。陈竹[9]从观念创新、政府协作、企业发展和制度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武汉城市圈产业合作的对策。
1.5 从服务业对制造业促进和推动的角度研究产业互动问题。李耀先（2010）、吕政、刘勇（2006）、孔详顺（2009）、潘忠贤（2010）等学者从服务业对制造业促进和推动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地区产业互动问题。
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无疑为本文关于川渝地区产业互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川渝地区充分发挥本地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间优势产业互补、进而推动川渝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 川渝地区产业互动现实基础的实证分析
2.1 要素资源的差异与互补奠定产业互动基础 川渝地区蕴藏着大量的自然资源，水能、矿产、天然气、石油、森林等自然资源拥有量均居全国前列，资源优势得天独厚，且这些这些要素资源之间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以矿产资源为例，四川省拥有种类丰富、蕴藏量巨大的黑色金属矿，而重庆具有明显的有色金属储量优势。两地可以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在相关领域展开产业互动合作，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和重复投入。另外，川渝两地还拥有丰富而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四川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是我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区，其旅游资源以“蜀汉文化”、“国宝故乡”、“天赋风光”等为突出特色；而重庆旅游资源的主要特色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已形成一个中心（重庆山成都市旅游中心）、一条主线（长江三峡黄金旅游线）以及特色旅游区的分布格局。由此可见，川渝两地的旅游资源具有共性大、个性强的特点，既有相同性又有互补性，旅游产业合作的空间非常大。人力资源方面，相关统计显示，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高学历人员在地区人口中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比例，但是在绝对数量上，四川省的高学历人才要远远高于重庆地区，这说明在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方面，四川省比重庆市占有绝对的优势。综上所述，川渝两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和互补性为两地间产业互动的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
2.2 产业结构特征客观上要求开展产业互动
2.2.1 川渝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从表1数据分析可见，川渝两地的三次产业结构总体呈现出“二三一”结构特点，第一产业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态势，第二产业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比重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仍远高于第一产业,反映出川渝地区的三次产业发育较好,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横向来看，四川的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高，重庆市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以2010年为例，四川的第一产业比重为14.4%，明显高于重庆地区5.8个百分点；从第二产业比较来看，2010年重庆第二产业比重为55%，高于四川4.5个百分点，重庆市的第二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优势突出。第三产业的发展两地基本相当，比重相对偏低且有逐年下滑趋势。纵向而言，川渝两地的经济发展依然以工业为支柱，重心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呈现出缓慢和不持续的特点。总体而言，川渝两地的产业结构近年来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制造业仍然在参与国内外分工中占主体地位，大部分的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是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其产品层次也较低，因此，要想保持两地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川渝两地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这就为两地进行产业互动合作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上述分析还表明川渝两地在产业梯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两地进行产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
2.2.2 川渝地区工业结构相似度分析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测度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基本方法之一。相似系数越大则两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越突出，越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该度量指标如下：
S=（1）
公式中S即为相似系数，i 和j分别表示两个相比较的区域，X和X分别代表部门n在区域i和区域j的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该指标可以在0到1之间变动。若该指标为0即表示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不同；若该指标为1则表示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相同。断：S值上升，则两地产业结构趋同；S值下降，则两地产业结构趋于差异化。
根据四川和重庆统计年鉴中的工业总产值统计表，可以确定34个主要工业行业产值指标为基础数据，并运用相似系数计算公式计算出川渝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如表2。
由表2分析，1990-1995年，川渝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呈上升趋势，并且相似度较高，经过2001和2002两年的小幅下降后，2002-2006年两地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又出现了“反弹”。虽然2006-2009年两地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又有小幅度的下降，但其数值依然停留在高位水平。总体而言，川渝两地在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上存在明显的趋同问题。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价值规律必然会迫使两地趋同的工业结构做出调整，为两地产业互动的开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产业相似系数在近年来始终保持高位，表明两地工业产业差异化不足，成为两地加紧开展产业互动的驱动力。
2.3 产业优势互补为产业互动指明方向 为了进一步探讨川渝两地的产业优势，笔者选取川渝两地代表性产业的区位商进行比较分析。区位商LQ：表示i地区k行业在本地总产出中的份额与整个k行业占全国经济总产出的份额之比[60]，用以反映区域产业专业化程度。公式如下：
LQ=（i=1，2，3，…，n；k=1，2，3，…，n）（2）
表3中的统计数据是根据2010年四川、重庆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及区位商的测算公式计算出的的川渝地区代表性工农业部门的区位商数值。
通过表3分析发现，四川地区区位商大于1，即具有比较优势的工农行业（LQ＞1）达到22个，占样本容量的55%，其中前五位依次是纺织业（8.75）、非金属制品业（5.54）、石油天然气开采业（5.10）、食品制造业（4.60）、烟草制品业（4.50）；重庆市地区区位商大于1的行业数为19个，占样本容量的48%，其中前五位依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9.99）、非金属制品业（2.63）、造纸及纸制品业（2.31）、化学原料化学制品业（2.13）、石油天然气开采业（2.01）。由此可见，两地在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为两地产业互动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以汽车产业为例，重庆是国内的六大汽车产业集群所在地之一，整车制造业比较发达，而成都则具备较好的机械、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汽车配套产业较为发达，企业众多。两地目前在汽车产业方面的产业互动发展非常迅速，两地汽车产业吸收的投资日趋增多。以通威集团为例，截止2010年，通威集团在川渝地区投资达三十个亿，目前在川渝地区拥有分、子公司30余家，投资总额近40亿元。正因为川渝两地在产业优势方面的差异与互补，加上尚未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所以就为两地开展产业互动提供了现实依据。
2.4 交通运输发展为产业互动提供硬件保障 自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川渝地区已初步建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为川渝两地产业互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保障。铁路方面，川渝之间的铁路线构成了两地相互联系的便捷通道：四川境内主有成渝线，重庆境内北有襄渝铁路及达万沿江铁路，西有遂渝铁路及成渝铁路。2007年7月，动车组正式在成渝间运行，将两地间的车程缩短至三个半小时。公路方面，两地间有成渝、遂渝、南渝、达渝、邻垫等高速公路充当联结川渝的高速通道。从空运来看，四川有双流国际机场，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广元等城市均有民航机场；重庆有江北国际机场、万州五桥机场。上述机场共同构成了川渝地区的空中交通网络。从水运来看，四川省拥有泸州港，这是由交通部确定的省内唯一的全国内河主要港口；重庆港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和九龙坡集装码头的改建，航运能力还将大大增强。同时，川渝两地正联合加快整治九龙坡――泸州――宜宾的川江航道，通过改善航运条件，争取实现夜航。总之交通运输条件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善川渝两地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地间经济的加速开发和整合，从而推进两地间产业良性互动。
2.5 产业关联态势为产业互动提供现实依据 产业关联理论是地区间产业互动的重要基础之一。正是因为在不同地区发展的各个产业之间有这种“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的存在，两地才具备了产业互动发展的基础。为了说明川渝两地的产业关联，笔者选取了产业感应度系数和产业影响力系数进行分析。产业感应度系数感应度系数（Ei）反映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其公式如下：
Ei= （i=1，2，3，…，n）（3）
式中，b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i行之和，b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行和平均值。
影响力系数（Fj）指一种产业对其他所有产业的总使用强度之和，反映该种产业在产业联动系统中的总的影响力,即反映国民经济某一个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其公式如下：
Fj=（j=1，2，3，…，n）（4）
式中，b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j列之和，b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列和平均。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均可大于或小于1，大于1则表明感应或影响程度高，反之亦反。我国学者韩斌[10]等人在研究川渝地区产业合作的论文中就测算了川渝地区产业中38个部门之间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然后对该地区个部门的产业关联强度进行了分类排位。本文选取了该研究结果中具有很强及较强关联度的10个部门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
由表4分析可见，川渝两地关联性强的产业部门大部分是重合的，即上表中的前五个行业，也就是说它们的感应力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表中后五位行业是川渝关联较强的行业，其中四川的化学工业影响力系数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重庆的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影响力水平及建筑业、租赁与服务业的感应度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同时通过前文分析发现，同一产业部门分别在川渝发展时，对彼此变化的感应程度和影响力体现出明显差异性，两地产业关联情况体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两地相关产业进行互动发展。
2.6 相关政策措施为产业互动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2007年4月，川渝两地政府于在四川成都共同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2007年10月，为进一步加强川渝两地产业分工与合作，共同打造川渝工业经济增长极，四川省省经委与重庆市经委成功签署了《关于推进产业分工合作、打造川渝工业经济区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确定了川渝两地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建立了产业规划的交流机制和协商机制。201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依据《规划》，成渝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规划》明确了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到2015年，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到2020年，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上述政策措施为川渝地区展开产业互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两地间具体互动政策的制定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两地间产业互动的发展。
3 结论
川渝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作为中国西部及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两地在社会、经济、产业、文化、历史、资源、交通诸方面，有着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和互补关系。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目前川渝地区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强产业互动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加速推进两地产业互动合作，推进川渝两地产业协同、联合发展，不仅对推动川渝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必将在全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当前在“成渝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该地区有望成为该区域内新的经济增长极。基于本文的分析论证，川渝两地应当充分认识加强产业互动，实现地区共同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加强统筹协调和合作，积极制定产业互动的政策措施，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尽快破除行政区划带来的人为设置障碍，建立两地政府间长期有效的对话协调机制，发挥产业互补优势，具体制定两地产业互动合作的领域、对策及模式，大力推动两地相关产业错位式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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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概况
成人教育学者们对于学习型社会体系的内容、处于转型期的继续教育、因应新技术不断变革的远程教育、适应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社区学院特点创新等问题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增强了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近年来，全国性的成人教育学术活动频繁，推动了成人教育学科不断发展与成熟。围绕“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终身学习与人类发展、终身学习与中国梦”、“学习型社会建设与深化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学习型社会(城市、社区)建设与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继续教育的综合改革一跨界、融合、创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一新时期我国继续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等主题展开讨论。这些学术交流，丰富了成人教育学科的内涵，壮大了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队伍，扩大了成人教育影响力。
此外，成人教育学科理论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果，高质量论文和相关的课题数量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与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也是密切相关。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年度立项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的调查数据显示，成人教育学科立项课题主要集中在教师继续教育、弱势群体技能培训、学习型城市建设、企业员工继续教育、社区教育以及高校继续教育、自学考试、人力资源开发、学习型城市建设等方面。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数据，主要成人教育期刊2010年至2014年发表的成人教育学科的文章数量近千篇。其中，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全文转载数量643篇，发表在CSSCI刊物及以上级别的成人教育类文章近400余篇，研究的主题涉及成人教育与成人学习、教师继续教育、开放大学建设、社区教育、现代远程教育与教学改革、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比较研究等内容。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成人教育研究的多维视域
随着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开展，对此过程所产生的问题的相关研究与反思也不断展开，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充，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成人教育学科的内涵，扩展了成人教育学科的外延，在这种学术争鸣的氛围下，成人教育学科的内容得以不断丰满，程度不断加深，其影响力也得以不断扩展。
1.成人教育学科的进展与反思
20世纪我国成人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建、重建、停滞、再建、发展和成型六个阶段。回顾20世纪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亟待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成人教育学科的独立地位、成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成人教育学的国际责任、成人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实践的关系、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队伍建设。从批判与重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研究的关键在于着手进行社会组织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应把构建现代成人教育作为特定组织目标，使之对中国成人教育学科重建给出富有实际价值的引导。[2]
2.多理论视角探究成人教育学科发展
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不断丰富成人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已成为成人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转变学习理论对建构主义理论、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和弗莱雷的解放理论等进行消化和吸收，同时又以生活情境下丰富多彩的成人学习现象为现实基础，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是西方成人教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持续探讨成人如何学习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3]对教师学习的研究应该用哲学的思维态度，即认识批判思考教师质变学习如何可能的问题。有学者通过分析找到教师学习的现实缺失，从而论证教师质变学习的“在场”是由教师学习的作为人的发展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以学者想象的“思想实验”方式进一步论证了教师质变学习的支架与路径。[4]
(二)终身教育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化
1.终身教育政策研究逐步展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终身教育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推动下，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从理念的倡导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性的政策与战略，一些先进国家已通过政策的制定及立法的手段，实现了终身教育由理论到具体实践的转型。但是成人教育政策更多地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许多国家缺少对成人教育政策的整体处理方式，因此，制定相关政策特别应注重不同部门的整合性合作，提高资源与政策的运行效率。[8]中国终身教育立法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总的来看，近年来有关终身教育立法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国际比较的视域而展开，如借鉴国外终身教育法诞生的经验，分析我国终身教育立法需要夯实的基础条件，这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推进工作，使得终身教育立法工作的更具可操作性。9]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虽尚未完成，但通过对现有法律政策及其实践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明确未来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和基本走向，勾勒出未来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如确立终身教育的责任主体、改革主体、服务体系、学习机制等。[10]
2.终身教育体系的研究渐趋推进
“终身教育”是20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潮之一。有学者借助福柯的“话语实践”的分析框架，运用N-Vivo8.0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终身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了编码分析，研究发现，“终身”的哲学根源是回归人的价值理性、彰显人、制度和合作的力量，这也正是终身教育今天拥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5]确立终身教育体制的基本理念，促进受教者终身学习，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个人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根本趋势及其政策的原则和目标。[6]因此，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推进，如加强终身教育立法，保障教育体系的有效构建;加快开放大学建设，做为巩固终身教育活动的主要阵地;积极开展社区教育，夯实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7]
3.终身教育立交桥和学分银行建设研究成为热点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学分银行旨在为学习者搭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它是以终身教育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为主要功能的学习成果认证管理中心和转换服务平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终身学习政策与实践的发展显示，年轻人和成人在生活经验中对于知识、技能与竞争力获取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各种学习成果的认证，应该成为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11]随着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理念的日益渗透，许多国家都把建立学分银行作为将终身教育理念转变为实践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推广，我国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开展了有关学分银行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有学者提出，我国学分银行应采取建立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模式，应在大量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整体设计，建立继续教育协调机构、学习成果框架和标准体系，并通过国际合作和试点，协调、稳步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实践。[13]成人教育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学分互换，即建立学分转换对接体系、学分转换评价体系、学分保障体系。[14]应从顶层设计、法规建设、公益性手段、质量规范等现实问题人手，从而夯实终身学习“立交桥”的基础。[15]
4.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取得突破
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全面到来意味着学习型社会建设势必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大势，而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步骤与衡量标准。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000多个城市和地区已经把建设学习型、教育型城市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许多城市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政策交流、行动研究、能力建设和相互学习，如2013年全球首届学习型城市大会在北京召开，讨论了学习型城市的主要指标，并通过了《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和《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两个文件，明确了学习型城市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主要战略。[16]有学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近的全球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框架进行了解读，整个框架从“为什么”、“是什么”和“怎样做”三个逻辑源点出发，以“学习型城市建设增加的裨益”、“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支柱”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条件”为三个一级指标，又分别列出若干个二级和三级指标，形成了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促进学习型城市的构建与发展。[17]
(三)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研究备受关注
党的十报告提出“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表明国家从政策层面对继续教育的重视，继续教育作用也更加明显，继续教育应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
1“继续教育”概念取代“成人教育”
从历史沿革看，我国多将继续教育视为成人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约从2002年开始，国家出台的文件中常同时出现两个词汇，但在2007年之后，国家出台的文件中多使用“继续教育”一词。继续教育的概念产生于西方的“继续工程教育”一词，原意主要是把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再教育对象，后来理解为完成继续教育之后针对成人所进行的教育，我国于1979年正式引人该概念以来，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价值观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与评价。我国《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1987)等文件也表明，继续教育是指以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对象的再教育活动，[18]这是“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两者之间联系与区别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继续教育”一词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多地使用，尽管仍有学者对区分两者上持不同意见，但无论是使用“成人教育”或是“继续教育”，都改变不了面向成人群体，提供各类学历或非学历教育的这种教学活动的根本性质;而且从实际角度看，众多成人院校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等，也是在实际行动上对国家使用“继续教育”这一表达的回应与认可。
2.高校继续教育的定位与转型研究重点
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人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这是明确继续教育的定位与发展方向问题。19]而继续教育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打造品牌特色。大学继续教育是大学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应与大学品牌形成互动关系。[20]从发展现状看，高校继续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高校继续教育应该更新观念、创新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建立教育培训机构联盟、构建基于网络的开放式终身教育平台、调整培训项目结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21]高校继续教育需实现人员互补、教学相长、资源共享、市场共赢之利，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组织体系、营销体系、教学体系以及学生服务体系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整合。22]在此过程中，高校成人院校需要增强整体自我办学实力，高质量完成学历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等人才培养目标，全面提升成人教育学院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建设。[23]高校继续教育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必须从理论、政策、目标、模式、对策等方面加以创新，制定特色鲜明的发展战略。
(四)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融入城市问题研究成为关注焦点
1.关注新市民角色转换研究
新市民角色转换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产生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农民身份发生转换，从而由农民转换成城市的“新市民”，随着新市民对城市生活的融人，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冲突，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对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成人教育不仅可以帮助新市民掌握城市生存所需要的技术、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调节好由于身份转换带来的焦虑。[24]
2.关注农民工融人城市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产生了我国独有的农民工问题。因此，在农民工社会融人问题上，教育都是一个既注重现实需求又关注长远发展的解决方式。[25]城镇化或进城务工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和质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质上就是接受城市生活结构、社会行动影响并自我调整的过程。受收人水平、工作和生活环境、社会融人状况、自我发展能力、学习能力和文化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幸福感偏低，有效地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人程度，教育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与手段。成人教育应该通过提升技能水平、促进经济融人、重视社交平台，促进社会融人、增进城市认同、促进心理融人等内容，真正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隔阂与认知隔阂。[26]
三、未来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成人教育研究数量增多，研究选题、内容比较分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成人教育学相关文化研究、企业大学的战略发展、开放大学的质量研究、继续教育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进城务工人员的满意度的相关研究等选题都有所涉及。但是，成人教育研究的质量有待提高，研究的深度还需加强，如何增加、提升、搭建多方面的研究平台，也是今后成人教育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处处学习、人人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需要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科也在不断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全民综合素质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成长与壮大。在此过程中，成人教育学者需不断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积极总结经验与教训，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个体提升的需求。
(一)实践导向的价值取向
从价值取向看，近年来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仍然延续了以往的研究特点，即对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追求，无论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技能培训问题、信息化进程中远程教育与新技术的结合问题、成人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抑或是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问题，都是立足于解决成人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或就对成人培训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展开反思，这一方面是由成人教育学科特点所致，即实践指导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成人教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取向将是该学科发展的主流，当然，有关元成人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并未停止，对基本理论的思考仍在持续着，这是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本保障。
(二)开放学习，总结反思性研究
随着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潮全球化蔓延的态势，在基于合作、交流、达成共识前提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并展开反思也必然是今后本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应结合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提出的思想理念、行动框架与愿景，思考我国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27]目前，全球成人教育实践呈现多元化发展特征，需要成人教育政策必须是动态化的延续发展，因此，全球成人教育政策的实践走向，拓展了我国成人教育政策实践的空间。[28]今后有关国外成人教育的成果，包括政策类、课程类、信息类的题材将会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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