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02:3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律援助申请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经都江堰市政府批准，设立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协调、组织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市司法局监督管理本市法律援助工作。
（二）市级有关部门和工、青、妇、残等群众团体应积极协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可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下实施法律援助。
（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一协调下，实施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的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法律援助的形式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刑事辩护和刑事；
民事、行政诉讼；
非诉讼法律事务；
公证证明；
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四、法律援助的程序
法律援助程序实行“四统一”原则，即统一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统一审查，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监督检查。凡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必须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审查，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3、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4、申请援助事项的有关案件材料；
5、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提交权资格的证明。
（二）市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在
开庭10日以前,将指定辩护律师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中心。同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证明和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异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索取有关证明材料，并可视情况进行调查，有关单位、个人予以接待、配合。
（四）对申请公证法律援助事项的条件审查，由法律援助中心与公证处共同决定。
（五）经审查，不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及时通知申请人。
（六）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按各律师事务所注册人数依次向律师事务所分派刑事法律援助任务。
一般民事案件，结合区域和各法律服务机构实际情况分派。
（七）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援助事项办结后，应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结案报告。
五、法律援助资金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政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建立经费保障制度，业务经费应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并专款专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六、法律责任
（一）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都应按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心尽责，依法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不得疏于应履行的职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或终止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建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年审注册或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不按法律援助协议的规定予以必要合作，经法律援助中心批准，承办人员可以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员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撤销其受援资格，并责令其支付已获得服务的全部费用。
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登记档案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作用,根据《档案法》、《*市档案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有关企业登记档案查询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登记档案是指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进行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材料。
第三条（实施部门及职责）
*市工商行政管理档案馆和工商分局档案室具体开展企业登记档案的查阅利用工作。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负责企业登记档案查阅的相关技术支持和保障工作。
第四条（查阅方式）
本市企业登记档案通过计算机系统采取电子化查阅的方式。除需要鉴定字迹或印鉴外，不再提供纸质原件进行查阅。
第五条（企业登记档案的类别和内容）
（一）企业开业登记材料：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章程、合同、委派书、聘任书、房屋租赁协议、验资报告（验资证明）、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决议等。
（二）企业变更登记材料：变更登记申请书、修改后的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或决定等。
（三）企业注销登记材料：注销登记申请书、法院破产裁定书、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或决定、清算组织及清算报告等。
（四）企业年检材料：年检报告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审计报告等。
（五）监督管理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企业限期整改通知书等。
（六）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即对上述企业各类登记档案进行摘编形成的材料。具体为：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企业类型、行业类别、企业性质、企业状态、经营期限、企业标识、企业注册号、最新年检状况等。
第六条（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的查阅对象）
单位和个人可以查阅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
第七条（除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以外的其他企业登记档案的查阅对象）
（一）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可以查阅与调查、处理案件有关的企业登记档案。
（二）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可以查阅与其办理事项相关的企业登记档案。
（三）公证、仲裁等机构可以查阅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企业登记档案。
（四）企业可以查阅本企业的企业登记档案。
（五）其他有关单位因工作关系需查阅企业登记档案的，需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方可查阅相关档案。
第八条（查阅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需要履行的手续）
个人查阅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需填写查档申请表，并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明。
单位查阅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需填写查档申请表，提交单位介绍信并提供本人的工作证件。
第九条（查阅除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以外的其他企业登记档案需要履行的手续）
本办法第七条所列的查阅对象查阅除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以外的其他企业登记档案，应当填写查档申请表，提交单位出具的注明拟查阅企业名称的证明并出示查阅人的相关证件，供档案工作人员查验。
（一）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应当由其指定的查阅人提交所在机关出具的证明并出示本人的工作证件。
（二）律师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并出示本人的律师执业证件。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通知书（适用于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人员）或介绍信（适用于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并出示本人工作证件。
（三）公证、仲裁等机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所在机构出具的证明并出示本人的执业证。
（四）企业查阅、复制本企业的登记档案，应当提交本企业出具的说明查档用途的公函，并出示本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查阅人的工作证件。
第十条（特殊企业登记档案的查阅利用）
凡涉及特殊企业的登记档案，按《保密法》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后，方可提供查阅利用。
第十一条（查阅场地）
查阅企业登记档案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管理部门指定的电脑查阅区域内进行。
第十二条（查阅利用限制）
查阅对象对查阅所获取的信息仅限于工作上的正常利用，不得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利用或用以谋取利益。
前款所称其他不正当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按照时间段、区域、行业等分类条件进行批量查询或者组合查询后编纂。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布不属于自身所有的档案。
第十三条（管理措施）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管理部门除有权拒绝提供、当场制止外，还可以将其作为不诚信查阅对象列入重点防范名册，对其今后的查阅行为予以从严掌控和管理。
第十四条（复制和证明的方式）
查阅人查阅除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以外的其他企业登记档案的，可以自行摘录企业登记档案的内容，也可以自行复制允许复制的有关登记档案。应查阅人的要求，复制的企业登记档案可加盖档案材料证明章。
第十五条（执行收费的标准）
查阅人查阅利用企业登记档案基本资料应按规定缴纳费用，收费按市物价部门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及法律援助机构等查阅档案不收费（复制工本费、档案保护费除外）。
最新律师执业申请书 本人xxxx，xxxx年6月毕业于xx大学律师毕业，xxxx年12月参加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xxxx年9月8日在xxxxxxxx律师事务所申请实习，现实习期已满1年。
本人在xxxxxxxx律师事务所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法律法规，在指导老师及本所同行的指导、帮助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法学理论水平和律师实务能力，按照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做好律师各种业务工作和法律援助工作，为维护国家的法治统一和法制建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出自己的努力。经过一年的实习，本人对律师职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继续锤炼自己，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执业律师。现本人已符合律师法规定的申请执业条件，特申请执业。
请予以审核批准为盼。
我承诺：本人符合法定执业条件，提交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法律援助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获得必要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救济和保障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的重要举措，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加强和改进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谈几点个人意见：
一、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多、利益多元化的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集中反映。而在这种大环境下，经济困难、能力欠缺的弱势群体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弱势群体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是应该倍加关心、重点帮扶、倾斜保护的特殊群体。而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制的保障性、受援的广泛性、服务的无偿性和援助的社会性的优势，直接面向困难群众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帮助他们依法维护和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是社会公平正义最集中的体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最现实、最强烈的呼声和要求。但是，法律诉讼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活动，弱势群体由于经济、身体、知识等各方面原因，不仅权利容易受到侵害，而且在寻求法律救济时，更处于一种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法律援助通过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保障处于弱势的困难群体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促进案件公正审理，确保每个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机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凸显，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显得尤其重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扶贫帮困的民生工程，是健全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律援助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切身利益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温暖和凝聚民心，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就发挥着“调节器”和“减压阀”的重要作用，它能使社会成员中的贫困弱势群体在遇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畅通他们反映合理诉求的渠道，采取理性、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二、我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坚持“诚信为本、援助为民、大胆创新、扎实工作”的工作原则，以“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为服务宗旨，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形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县委、政府的好评，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为建设“平安大关、和谐大关”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组织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保证这项社会系统工程能够顺利实施，我县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体，在全县9个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把法律援助工作延伸至基层一线，从而在全县构建起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主，以“12348”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乡镇法律服务所为配套的全县法律援助网络服务体系，畅通了法律援助申请渠道，有效满足了基层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要。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本领
目前，全县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有21人，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他们是我县法律援助战线上的主力军。为实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业务精通，县司法局切实加大了管理力度：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深入开展“规范与质量”检查活动、“树新风、强作风”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行风整顿等系列活动，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者从讲政治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理解法律援助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到法律援助在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业务综合素质。县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加强与省、市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配合，采取集中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全面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两年来共组织参加各种培训5次。三是严格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树立正确的执业观。县法律援助中心在完善办案补贴的基础上，大力倡导行业奉献精神，始终强调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要求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者必须以一流的水平、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形象开展工作，不辱使命。通过严格的要求与规范的运作，努力打造了一支较高水平的法律援助队伍。
(三)规范健全制度，认真落实法律援助相关规定
1、建立完善审查制度。一是建立申请人经济状况、案情申报制度。要求援助申请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书》，如实说明案件基本情况和经济困难程度，并承诺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可终止法律援助。二是建立书面审查与实地
调查相结合的审核制度。目前，政府对公民个人财产监控困难，公民隐性财产大量存在，单靠申请人申报，未必可信。因此，县法律援助中心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采取派人和委托乡镇司法所调查的方式，掌握申请人真实状况，严把立案审查关，确保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能用在最需要的对象上。
2、建立案件指派制度。在办案过程中，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3、建立督查制度。为执行好《法律援助条例》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县法律援助中心加大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一是实行政务公开。将法律援助的职责、程序、条件及范围向社会公开，增强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严格执行立卷归档制度和案件质量跟踪制度。通过对结案卷宗复查和跟踪检查，确保办案质量。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规范发展。
4、建立回访制度，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为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案质量，县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案件回访制度，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作为便民、亲民的一项具体行动。通过回访，一是征求受援人对承办案件的意见;二是对《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进行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三是让受援人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四是促进法律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作风的转变，增强诚信为民的服务观念。
(四)践行为民宗旨，开创维权新篇
围绕“公平与正义”这一主题，县法律援助机构在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基础上，强化为民服务意识，进一步降低经济困难的标准，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具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特困家庭救助证、五保供养证、特困职工证、失业救济金领取证、再就业优惠证、乡(镇)政府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之一的，均可得到法律援助，让更多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法律服务。近两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41件，提供法律咨询486人次，法律事务文书152件。
三、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距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专业人员较少，专职律师缺乏。目前，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依托司法所开展工作，其人员大多都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兼任，缺乏具有法律专业资格的人才，严重阻碍了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二)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总量还较低。目前，我县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社会捐助、行业及其他方面的经费收入均处于零状态，经费渠道相对单一，与所需援助经费之间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着法律援助职能的发挥。
(三)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一些部门和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误解，有的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甚至是律师的事情，与己无关，因此在复制材料、查询档案等方面配合不够默契。
(四)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援助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责任心不够强，草草阅卷，准备不够充分，办案质量不高，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
四、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一)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各部门更加认识和理解各自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所担负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使更多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切实担负起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是政府出钱维护社会公正的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要加大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投入，根据我县法律援助事业的需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法律援助事业，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以减轻财政压力。确保经费投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一是要把法律援助经费作为专项经费列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二是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采取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法律援助资金募集捐献机制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及个人捐赠和赞助。
(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司法行政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职能，加强对援助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机制，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宣传、鼓励和表彰优秀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持通过对结案材料审查、办案质量反馈、评估、回访等行之有效的方式，督促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尽心尽职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四)加强配合，密切协作，为法律援助提供便利条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家之事，而应该是政府部门共同之事。各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援助案件，相关部门应当提供方便，对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应依法予以免收，共同降低法律援助成本。
第一节 关于加强规范性的基本方法
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规范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多强调采用订立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如：杨钰明等在《法制与社会》上发表的《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文中提出“提升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和“确认高校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学生具有承办案件的资格”①；邹友宁在《教学实践》上发表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一文中指出“在立法方面可以给予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一个通行的标准”②；刘振红在《中国青年研究》上撰文指出“通过相关立法明确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保障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国家应通过有关法律使其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使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各类公函。”③
笔者看来，通过完善的立法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大困难。首先，无论从主体还是资金来看，我国法律援助资源都是较为紧缺的，只能将资源优先提供给需求最急迫的领域，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进行立法，势必需要开展配套的工作，也势必牵涉司法行政部门的精力，消耗司法行政部门的资源，而司法行政部门所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将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次，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具有其特殊性，其参与主体为在校师生，只能对外开展兼职工作，冒然展开相关立法规范其运作，势必给学校带来新的负担，其间利弊非短期可计较。
但笔者并非不赞同立法，而是认为应当“缓缓图之”，设立双重机制：
首先是立法机制。利用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的规范，建立对外开展诉讼等具有较高专业性且影响较大服务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审批管理制度，使之接受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支持，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对该类组织及其成员进行登记并公告，赋予其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
其次是非立法机制。对未能达到上条标准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则交由高校管理，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也不享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该类法律援助组织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援助事务。
双重机制的设立，有助于激励优秀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建立良性的发展导向，便于公众区分，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节 关于加强规范性的责任主体
对于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性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还是高校，抑或是其他。笔者认为，首先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囊括其中，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应当附有责任来规范其各方面的运作。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尽快制定专门法律援助立法，并在民间法律援助部分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纳入其中从“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援助主体、援助对象、援助范围、援助程序、资金来源管理使用和被援助者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一般性规定”④。
高校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责任。无论从物质保障、资金拨给、专业支持还是协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教育之间的关系，高校都能发挥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而高校所应当发挥的责任，除了上述的四项内容外，还应当包含督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自我完善。
第三节 立法机制中加强规范性的应有内容
自2001年宫晓冰编著《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以来，对于法律援助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随后延伸至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之上，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法律援助规范体系日渐完善的必然趋势，在法律援助法最终出台前，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可以以本章第一节所述的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制订过渡性规范。该过渡规范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及其人员开展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为目的。
一、援助对象的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订立过渡性规范的首要问题，即具备何种资格、条件的人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权利主体，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满足“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⑤的条件，但在笔者看来所谓经济贫困者和一些特殊案件当事人，并不足以涵盖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采用社会弱势群体更加恰当。所谓“社会弱势群体”，并非仅指经济困难或身体残疾，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国际社会政策界对其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阻碍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⑥对其简单归纳，即：经济贫困，或者基本权利得不到体制保障，或者兼而有之的易受伤害的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权利贫困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特征，所谓权利贫困，是指“一国公民由于受到社会法律、制度、政策等排斥，在本国不能享有正常公民权利或基本权利得不到体质保障，即根据制度和法律，是合法的不平等”⑦比如当今的美国华人，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并不贫困，但因受到主流社会排斥，在很多方面不能享有一般民众的平等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在援助对象的具体界定方面应当多方面考虑：
通常认为援助对象应当满足经济、案情的条件。经济上的条件指的是：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物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是公民成为受援对象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这里应当注意我国的区域生活消费的水平差异较大，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标准的设计不应笼统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充分考虑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加以制订。案情上的条件是指申请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群益受到侵害，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确实需要法律帮助。如果却以本身不存在或毫无实现之可能，那么提供援助就成了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必须就案情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尤其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资源原本就比较稀缺。
但除上述两项条件之外还存在特殊情况，即特殊对象，在此参照我国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4条“因经济困难以外的其他原因⑧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笔者认为在制定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过渡性规范时，应当将特殊对象的范围予以扩大：对身体、精神、文化等方面处于艰难无助状态的人纳入，并且并不限定于刑事领域。
二、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其他种类的法律援助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援助的主体不同。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根据本章第一节关于立法机制的描述，势必需要加强对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一）关于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参照第三章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的典型实例，不难发现，无论其模式如何，较为成功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均要求通过司法考试者方能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
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法科学生观念中的法律体系梳理和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一名法科学生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所应达到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法律援助提供主体的资格界定，应当以通过司法考试为标准。这也避免了司法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审核标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这样规定就意味着能够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援助主体应至少是本科四年级。是否大二大三年级就不能从事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了呢？事实上，一些优秀的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尽管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但是应对一般的小额民事纠纷已经绰绰有余。笔者认为，由于标准另行制定和实施的成本过高，完全可以实现优秀个例通过自行开展的公民开展诉讼服务。只不过相关责任只能自行承担。而以司法考试为标准，事实上是期望研究生、本科生能够结合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如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一般，同时还能延长运转周期，有利于援助组织的稳定发展。
（二）关于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应当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年度登记和撤销登记三个部分。
注册登记、年度登记均需对其实际业务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审查，确保其具有持续对社会公众提供稳定可信的法律援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衡量，应当主要从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来综合体现。人事情况，主要审查指援助组织的高层人员的稳定性、法律顾问与学生的比例、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比例等。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仅仅从名义上达到了相关比例和数据，因此对于办案数量也有要求，主要指的是对个人最低办案数量、人均办案数量、总体最低办案数量进行限制。变更登记主要是就其人动、地址迁移、信息调整等进行变更备案登记。
在注册登记时应当着重对其内部制度建设、人事情况进行审查，在年度登记时应当就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综合审查。倘若申请注册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通过，年度登记达不到要求的则取消相关资格。
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双重登记，合法相关证照，并且通过一定形式对外公布，从而实现对立法机制下高校法律援助的有效管理和及时监督。
三、援助范围的界定
根据第三章典型案例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在诉讼法律服务方面仅就民事法律纠纷提供服务，主要出于刑事法律纠纷的权利不对等性、行政法律纠纷的敏感性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诉讼服务应当主要针对民事案件，针对刑事和行政案件应当谨慎对待，因为这两类案件通常具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和更强的外界压力，风险过高。而就民事案件而言，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相比执业律师仍然具有实务经验缺乏、专业程度较浅的短板，因此在范围限定上，应当有所限额。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
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应当区分对待，对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开展：各地方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下发适用所在地区的一般标准，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严格按照标准审查决定，对于超出一般标准，但援助组织认为确实应当援助的，由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审查决定。
同时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直接接受法律援助的申请，并对其进行审查，发现可以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提供法律援助的，则指派给相应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
申请人提出申请，应当按照规定的书面格式填写书面材料，若申请人因文盲或其他原因无法准备书面申请时，可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人员代为准备申请书，并订立相应的协议和提供人身份证明。除书面申请外，申请人还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包括身份证明、经济情况证明、案件情况证明等。
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程序设计，还应包括申请的拒绝与异议程序，许多国家的法律援助立法在原则性的规定了援助对象、范围、条件之后，往往又专门对拒绝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对此，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订立也应继承这一立法习惯，通过概括法和否定列举法的条款更好地对援助的范围和申请时具体实务操作进行确定。异议程序，则是为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救济渠道，主要包括异议时效、异议决定机构等。异议时效应当充分考虑相应的诉讼时效，建议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5日，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10日。异议决定机构方面，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拒绝提出的异议的决定机构应当为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地方法律援助中心提出异议的决定机关为确定该援助中心的司法行政部门。
五、法律援助的实施
（一）接受指定和分配的法律援助的实施
接受指定，指的是接受法院指定辩护。尽管目前我国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尚不能普遍从事刑事诉讼，但是随着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规范其规范性从而促进其发展之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完全可以开展一定的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在确定指定辩护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时，应当遵循以地域管辖为主、承办案件的援助组织与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从而便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人员就近调查就近参与诉讼。
接受分配，指的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在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将部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分配给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情况。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作为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中的一元，当出现法律法律援助中心案件过多，负荷过重时，理应发挥其多元化作用，在共同上级部门的协调下分担压力。当然，这种分配，也必须经过援助申请者的同意许可。
（二）法律援助的指派
援助组织在接受指定、分配或接受申请人直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案件时，应当及时指派援助人员实施援助，与受援人签署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援助案件，应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援助所指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
（三）法律援助的撤销
按照各国法律援助法的一般规定，援助组织均有权作出撤销决定，但应对其作出严格限制。首先，在援助的实施过程中，援助组织发现原援助决定因未能完全了解申请人情况而发生错误，或受援人未按援助协议履行义务，或申请人经济状况好转等情况，但发现以上情况的法律援助人员，负有及时向援助组织报告的义务，不得自行拒绝或终止援助，只有建议权；其次，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院发现受援人违反相关援助规定，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或以欺诈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在进行法律程序时作出不恰当行为的，可随时提出撤销援助的建议或决定。一旦发生援助撤销，则根据援助组织与受援人的协商，或为承办人员从案件中退出，或为继续办理，但由当事人支付所有的办案费用并且比照律师收费标准付费。
（四）法律援助的监督
法律援助的监督主要指对援助人员具体案件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援助人员案件办理的一般过程、当事人的情况变化设计可能撤销援助或更换承办人员的情况、援助人员对有关诉讼项目的增加及费用扩大的情况、法律援助结果以及工作态度反馈等情况的监督。监督主体分为援助组织及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具体方式可以分为：①援助人员向援助组织定期履行报告义务；②援助组织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定期进行汇报；③接受受援人的随时报告。
（五）费用的结算与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目前主要包含法律援助基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和少量的社会捐助。参照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通过注册登记并享有一定权利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其资金来源也将与之具有相似的结构。关于费用支付，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实践中，大多采取一案一结的方式，这也符合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之前的工作习惯，同时便于资金的及时流转。（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杨钰明等，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8（下）
② 邹友宁，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J]，教学实践，2009-10
③ 刘振红，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8-3-5
④ 程捷肖伟，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现实困境与改革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08-3，第3期
⑤ 具体请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
⑥ 万闻华，NGO社会支持的公共是政策分析：以弱势群体为论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第3期
吴红，女，1986年出生，青海省人，自幼在农村长大，学习非常优秀，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学，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大学毕业后吴红在当地一个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工作期间认识了李鑫。李鑫，男，1978年出生，河北人，当时李鑫已经结婚，妻子和两个子女都在河北老家，但李鑫欺骗吴红说自己是单身，到青海打工挣钱，吴红信以为真，便开始在一起谈恋爱。有一次吴红胃疼，李鑫假装去照顾吴红，强行和吴红发生了关系，并威胁吴红敢报警就杀了她及全家。吴红毕竟年轻，因为害怕不敢报警，继续和李鑫在一起生活。李鑫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生活的所有开销都靠吴红打工支撑着，并且李鑫的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开始殴打吴红。吴红有一次在上网时偶然发现李鑫的妻子在网上的寻人启事，说李鑫8年不回家了，到处坑蒙拐骗。此时吴红才知道李鑫一直在欺骗她，非常气愤，于是戳穿了李鑫的骗局。李鑫不但没有认错，还殴打了吴红，事后又向吴红磕头请求原谅，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吴红以为他很真诚，就给了他一次机会，辞掉工作，毅然跟着他来到了河北邢台。
不幸的婚姻
李鑫回到河北后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和吴红领了结婚证。本以为李鑫会珍惜这场婚姻，没有想到李鑫包括他的父母经常打骂吴红，所有的家务活都让吴红自己干，吴红在这举目无亲，只能自己偷偷流泪。为了生计，李鑫在2014年带着吴红到石家庄打工，工作或生活不顺心时，李鑫就会殴打吴红。2014年2月份吴红实在不堪忍受李鑫的暴力行为报警，警察出警后对李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鑫对警察说以后不再打了，要好好过日子，但是警察走后，李鑫还是不知悔改，打人更是成了家常便饭。后来吴红怀孕了，吴红以为李鑫会好好照顾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李鑫嫌弃吴红不能打工挣钱，干脆把吴红送到了邢台老家。在老家李鑫的父母不顾吴红怀有身孕，经常让吴红去地里干活，也不让她好好吃饭，所有的委屈吴红都自己默默承受着，想回家又逃不出去，每天以泪洗面，且无数次想到死，但是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吴红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2015年1月底，生产在即，李鑫为了逃避责任离家出走，公婆也不管吴红，吴红遭遇难产，情况十分危急，是一位好心的邻居把吴红送到了医院，吴红生了一个男孩，总算保住了母子的性命。在坐月子期间，李鑫也没有回家照顾吴红和孩子，李鑫的父母还经常动手打她，此时的吴红身心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对这场婚姻也充满了绝望。
上下联动 保护安全
2016年3月份的一天，李鑫再次殴打吴红，并把她和孩子锁在家里。吴红想办法从邢台逃出来，带着年幼的孩子跑到了石家庄，被一位好心的大姐收留了，这位大姐照顾她们母子的生活，并带领她到妇联求助，吴红说她现在想离婚，希望妇联提供帮助，妇联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她，并告知她需要准备的材料，告诉她李鑫及家人再殴打她一定要报警，有情况随时和妇联联系。此时的李鑫发疯一样寻找吴红，打电话、发信息威胁她，说要是不回来就杀了吴红全家，后来又哄骗吴红说不再打她了，让她带着孩子回来好好过日子。后来，吴红没有办法，便带着孩子回到了邢台，结果到家后吴红不但遭到了暴打，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两天后吴红没有把材料送过来，省妇联工作人员联系吴红，电话处于关机状态，联系那位好心大姐，大姐也无法联系上吴红，省妇联工作人员告诉好心大姐，有吴红消息后，及时联系我们。3天后，好心大姐打来电话，说接到吴红的求助信息。
省妇联接到求助电话后，对本案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典型侵害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省妇联领导对此做出批示：一定要妥善处理此案，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省妇联立即与邢台市妇联联系，要求邢台市妇联核实吴红的情况并及时提供帮助。邢台市妇联通过基层妇联了解并核实了吴红的情况后，立即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并与当地的村委会取得联系，一定要保障吴红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在妇联、公安、村委会的帮助下，吴红这才恢复了人身自由。吴红认为李鑫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夫妻感情，坚决要求离婚。基层妇联千方百计做双方的调解工作，最后李鑫和吴红达成了调解意见，但是在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的途中，李鑫反悔，离婚手续没有办成。为了吴红母子的安全，基层妇联为吴红母子安排宾馆住下，并买了生活用品。此时的吴红仍然感觉在邢台不安全，于是带着孩子离开邢台到石家庄继续向省妇联寻求帮助。
一次次的殴打已让吴红身心疲惫，而且非常恐惧，到省妇联求助时她的情绪特别激动，省妇联立即指派心理咨询师做吴红的心理安慰和疏导工作，待其情绪稳定后，了解了吴红的具体诉求。吴红提出希望妇联帮助其诉讼离婚，还有，因为带着孩子无法生活，她想回青海老家，希望省妇联提供一定的帮助。根据吴红的情况，省妇联审核后首先给予其和孩子1000元紧急救助款，让其顺利回到青海老家，另外指派省妇联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办理法律援助手续，协助其诉讼离婚。
法律援助助力维权
法援中心的专职律师认真准备状和证据材料，并起草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以及调查取证申请书亲自到邢台法院立案。一般的离婚案件都需要当事人到场立案，以便法院核对当事人的身份情况，考虑到吴红的实际情况，律师通过基层妇联及时和当地法院沟通，法院开启绿色诉讼通道，及时为吴红办理了立案手续。法院考虑到吴红已经回到青海，与李鑫已经分开，吴红已经不存在人身安全的风险，法院在征求吴红意见的基础上，最终没有出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2016年7月份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省妇联及时与邢台市妇联联系，要求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邢台市妇联与法院沟通，要保障吴红和援助律师的人身安全。律师陪同吴红到当地法院开庭，开庭审理时吴红控诉李鑫的暴力行为，律师据理力争，出示相关证据证实李鑫存在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应当判决离婚，鉴于李鑫的行为不适合抚养孩子，婚生子应当由吴红抚养，李鑫承担抚养费。开完庭后法院对本案进行了调解，但因男方不同意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案件最终没有调解成功。8月份法院做出了判决：判决离婚，孩子随女方生活，男方支付抚养费。吴红对判决结果非常满意，至此案件顺利结案。
1、婚姻不是冒险，女性对结婚应该持谨慎态度。在李鑫存在严重的暴力行为以及知道李鑫有婚姻的情况下，吴红仍然选择和李鑫在一起，并从青海辞掉工作来到河北，这本身就是一场很大的冒险。婚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应该谨慎对待。
随后，吉元理的爱人于2011年11月9日向碑林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经过法援中心对案件材料的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和范围，当即便指派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高飞、李西龙两名律师共同承办此案。
高飞、李西龙两名律师在接到指派后，第一时间见到了受援人吉元理及其爱人，并详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审查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制定出以帮工法律关系为依据，以人身损害为由，以省二建及其员工杜某、结核病医院为被告的诉讼方案。与此同时，在诉前为受援人吉元理申请了司法鉴定，后经司法鉴定为七级伤残。
2011年1月20日，吉元理在高律师的陪同下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由于受援人吉元理家庭困难，高律师代受援人吉元理向碑林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减、缓诉讼费的申请。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5日立案，并批准了吉元理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2011年3月10日，在碑林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该案。在法庭调查时，高律师与李律师又了解到此案的新情况，分包省二建在结核病所工程安装工作的浙江吉安安装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吉安）是该案的受益人之一，当庭申请追加该公司为被告，该案第一次庭审结束。
2011年3月28日，该案被省司法厅确定为田萍副厅长督办案件，在案件办理期间，厅、局领导多次询问案情，关注案件审理进展。办案律师也得到碑林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全力协调、配合。
2011年3月31日，在碑林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第二次庭审时，经法庭查明事实，又依法追加了郭某为被告。郭某与浙江吉安是挂靠关系，其才是省二建在结核病所消防工程安装工作实际负责人。开庭当天郭某也在庭审现场，而后，他又申请追加另一被告，西安明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明龙机电），该公司是水泵的销售单位，与郭某有供货合同关系，约定由其负责卸载水泵，是吉元理帮工受损的另一受益人。庭审期间，省二建不服吉元理于诉讼前做的司法鉴定，依法申请对吉元理伤残等级与后续医疗费用的重新鉴定。自此，第二次庭审结束。
第二次庭审后，高律师积极与主办此案的贾曼莉法官交换意见、讨论案情，了解到明龙机电在吉元理受伤后因惧怕承担责任，便注销了公司。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律师与碑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同商讨，明龙机电现已注销，法院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通知其股东出庭，且如果追加了该公司，很可能吉元理的权益得不到全面的落实，最终由该公司承担的责任很可能得不到兑现。且被告省二建也已申请了重新鉴定，公告的期间和重新鉴定的期间依据法律规定是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这对于急需得到赔偿的受援人吉元理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法律界有一句名言“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再者，本案至此已涉及五名被告，参与者众多，为化解社会矛盾，定纷止争，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受援人的利益。最终，碑林区法律援助中心与主办该案的高律师协商一致，认为该案应以调解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为落实此方案，高律师曾先后多次去碑林区法院当面与主办贾法官沟通，不断耐心开导受援人吉元理，积极与被告一方的省二建委托人何经理及郭某协商、谈判。通过主办贾法官与高律师对原、被告双方细致耐心的做工作，被告省二建与郭某已同意赔付吉元理二十万元，吉元理也同意以二十万元的赔偿数额调解该案。
2011年6月12日15时，在碑林法院第十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该案。此次庭审的主要目的是在贾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一波三折调解，最终签署和解协议。在这次庭审前，双方对达成的二十万元赔偿数额理解存在歧义的。高律师及受援人吉元理认为该二十万元是不包括前期支付的医疗费用七万五千元的，但被告省二建委托人何经理与郭某却表示前期支付的医疗费用七万五千元，原告吉元理是打了欠条的，自己同意的二十万元的赔偿数额是包括前期的医疗费用的。因双方对赔偿数额的差距较大，无奈庭审调解未告成功，期间原、被告语言过激，险些引发身体冲突，在贾法官的训诫下，双方的情绪才稍稍平静，原定调解方案就此破灭。高律师先跟主办贾法官沟通、交换意见，请贾法官做被告工作，随后耐心开导吉元理，对其分析了该案调解的利弊，最后又与被告省二建委托人何经理及郭某积极谈判、协商。在贾法官与高律师的共同努力下，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同意以包括前期支付的医疗费用在内的七万五千元，共计二十四万元赔偿数额调解此案。对这得来不易的调解结果贾法官、高律师倍感珍惜。因此，高律师决定应以书面材料尽快固定下来，晚上19时高律师又接着起草和解协议。协议草稿交双方协商，共同修改后，最终当事人双方在该和解协议上签名，该和解协议已成立生效。主办的贾法官与高律师为落实调解方案不顾个人劳苦，坚持工作，在和解协议成立生效后才与原、被告双方离开碑林区法院。此时已是当晚21时。
2011年6月15日下午15时，原、被告双方在贾法官的主持下，以双方的和解协议为依据，碑林区人民法院出具了调解书加以确认。吉元理当日拿到16.5万元赔偿金后，非常激动，再三感谢省司法厅领导的关怀，感谢碑林区法律援助律师的辛苦努力，表示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关心，尽快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的日子。自此，该案已圆满的处理，化解了原告与数名被告之间在半年多来积下的重重矛盾，圆满解决了农民工正当利益诉求。
论文关键词 英国刑事制度 上诉起诉 审理
英国的刑事制度，特别是刑事上诉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法律史学家和刑事法学者共同热衷研究的对象。而在当今法治社会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刑事上诉制度除了实现传统的纠错功能以外，还具备了很多以往所不具备的其他一些功能，比如保障法律的司法监督、统一实施、创制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等。而随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一定程度上“广泛的”融合，加强对英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借鉴和参考研究，对世界法律史的探索和各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的修订与完善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英国刑事上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英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由来已久，有着悠久的历史。1907年，英国相关法院根据1878年的“刑事法典委员会”的相关决议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并据此创立了英国首个刑事上诉法院，创设的刑事上诉法院取代了之前的刑事案件由保留法院审理的做法，这标志英国正式建立起了刑事上诉制度。英国的刑事上诉法院主要审理因对事实以及法律这两个方面做出的判决不服或者是认为判决过重而提出的上诉，这是英国刑事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两种理由。刑事上诉法院于1968年被英国通过的《刑事上诉法》而予以撤销，撤消后将之前的英国刑事上诉法院的管辖权移交给1873年创设的上诉法院之下的英国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与形式上诉法院相比，权力基本相同，其主要是受理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审判而提出的上诉案件。但是到了70年代后，刑事审判庭的管辖权不断地扩大，并逐渐的与大陆法系的刑事上诉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其主要表现在：
（一）创设了非常上诉程序
1972年的《刑事审判法》其中的第36条增设了非常上诉程序，该项程序与大陆法系的上诉程序相类似，比如，给予总检察长对宣告无罪的刑事案件中的所有的法律问题寻求上诉法院意见的权利，并且上诉法院要听取控方与辩方的意见，然后据此作出最终的裁定，这主要是为了统一法律的适用问题，但是这样却不会影响被告人的无罪判决的法律后果。
（二）准备性听证程序的设立
1987年的《刑事审判法》其中第9条新规定了，在重大诈骗案件当中，正式审判之前，允许进行“准备性听证程序”，控辩的双方对该程序中证据的可采用性及其它法律问题而做出的裁定，允许在许可后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三）扩大上诉法院可以发回重审的权利
1988年通过的《刑事审判法》，授予了上诉法院更多的发回重审的权利，主要表现是授权总检察长提交加重型过轻的判决。
（四）增加了总检察长移送案件的范围
英国于1994年通过并实施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其中扩大了总检察长移交案件的范围，授权其可以对一审判决较轻的案件移交上诉法院，这样也使得其上诉管辖权进一步的扩大。
（五）撤销有污点的无罪判决的制度
英国于1996年开始实施的《刑事程序与侦查法》中实施了类似于大陆法系上诉制度的“撤销有污点的无罪判决”，该制度是通过给予上诉法院在刑事案件的控方的申请下，对妨碍司法公正的无罪判决准予撤销，并且可以对那些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依法重新审判的制度。
当前，根据1981年英国最高法院法，规定了英国上诉法院的法官的资格与审理上诉案件的合议庭成员的组成，对刑事案件的上诉权的程序以及管辖权则是由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以及1968年的《刑事上诉规则》调整的，并进行过多次的修改。根据英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英国的刑事案件主要采用两级上诉制，对于做出的一审判决可以向上议院与上诉法院进行上诉；而对于治安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可以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向上议院或者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也可以根据其中的事实性的问题或者是相关的法律问题向刑事法院来提起上诉，然后根据刑事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据此，对治安法院做出的判决主要有三次机会来进行上诉。
二、关于刑事法院的一审裁判的上诉
对刑事法院作出的裁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不服的声明：第一种，对刑事法院起诉后而作出的有罪的判决、根据治安法院交付判刑后判处的刑罚、依据正式起诉后的定罪裁定的刑罚依法向刑事审判庭进行上诉；第二种，根据刑事法院作出的与起诉无关的相关裁判，允许以陈述案件的方式向高等法院的王座庭的分庭依法提起上诉；第三种，对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分庭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征求三种特别命令：即强制令、撤销令与禁制令。司法实践中，禁制令以及强制令是针对治安法官的错误的审判来进行纠正。
（一）上诉权
依据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的第1条规定，允许被定罪的人可以就其定罪问题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这里的“定罪”不仅包含陪审团对被告人的定罪，还包括被告人的有罪辩护。而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必须要符合以下情况才可以提起上诉，第一，上诉人不能理解指控的犯罪的性质或者是被告人不是有意承认其有罪；第二，根据陈述的事实，但是法律上不能对指控的罪名进行认定。但是，这两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此，根据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的第1条规定的上诉主要是针对陪审团作出的有罪的判定而进行的。
对被告人的上诉一定要有初审法官的书面的证明，然后案件要得到上诉法院的批准，但是上诉可以针对事实问题或者是法律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得初审法官的书面证明，因此，上诉基本都需要经上诉法院许可。
除谋杀罪外，凡经陪审团审判后而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允许单独对刑事法院的判决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一般情况，对宣告有谋杀罪的被告人，刑事法律必须要对被告人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还不允许被告人自行提出上诉。但是在治安法院中，因对被告人进行简易定罪后向刑事法院移交的被告人，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依据1968年《刑事上诉法》的第11条规定，刑事法院的判决上诉，必须要通过刑事法院的法官出具书面证明，此案件适用于上诉或得到上诉法院的许可。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刑事法院的法官基本不会行使这项权力，因为这种证明的出具，表明自己宣告的刑罚过重，而所有寻求轻判刑的上诉行为，几乎都得到了上诉法院的许可。
（二）上诉程序
申请上诉，上诉人务必在定罪或判刑后28日内，将“上诉许可申请书”提交到刑事法院。申请书务必用上诉法院的专用表格，要求按照格式注明上诉人的姓名以及住址、被羁押的地点以及一审法院于法官的姓名、罪名与刑罚以及上诉的对象与理由也一并填上，还包括所依仗的成文法和判例。同时上诉人要求申请的法律援助和保释，以及传唤新证人出庭等，也可一并注明。值得注意的是，上诉申请书要由上诉人以及律师共同签名才生效，而对于获得初审法官书面证明的则不需要再填写上诉申请，仅仅需要上诉通知书即可。
上诉的许可申请书及其附件，都由刑事法院交给上诉法院的书记官。然后由至少一名法官审阅材料后做出决定。若允许上诉，还会对保释、法律援助、是否允许证人出庭做出决定。如拒绝上诉，还会对申诉期间是否计入原判刑期做出决定。独任法官拒绝上诉申请，上诉申请人允许在收到通知后的14日内重新向合议庭提起上诉许可，由合议庭进行公开宣布审查结果，同时说明其理由。
上诉人的人要在接到法院的上诉许可后的14日内提出上诉，同时，上诉法院的书记官以及控诉律师还要提交辩论提纲，上诉法院收到辩论提纲之后，控诉方的律师也要在14日内提交自己的辩论提纲，目的是便于上诉法官可以在开庭前及时的进行审阅，有利于二审的效率与质量的提高。
（三）上诉审理
诉讼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组成至少有三名法官，而且人数要求是单数，对那些仅仅因为不服判决而提出的上诉可以由两名法官组成，但是当两名法官意见不一致时，应由至少三名法官共同组成的合议庭来重新进行审理。判决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
英国的上诉法院对刑事法院的定罪或者判刑不服的审理主要实行“事后审查制”，其原则上不采纳新的证据，只有特殊情况下，上诉人新提交的证据非常具有说服力，此时上诉法院才会出于司法的需要，接收该证据。
（四）上诉的判定
1.对不服定罪的判定
1995年英国的《刑事上诉法》的第2条新规定了上诉法院发现定罪是不安全的，应支持上诉人上诉，而在其它所有情况下，应当予以驳回上诉。同时上诉法院无权对刑事法院的判定进行干预。
一项定罪是否是安全的，是一个主观性的评价、判断，它主要决定于上诉审判的合议庭成员对刑事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是否具有疑问或潜在的疑问。如果合议庭有疑问，那么他们会支持上诉，反之，则会驳回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而且，只有定罪合法才会认定是安全的，如果审判本不应发生，其定罪就认定为是不安全的。司法实践中，上诉理由中最多见的是对审判提出的适用法律的错误或者是程序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要总结定性为定罪不安全。如果上诉法院认定定罪不安全，应当支持上诉，并撤销其定罪。
同时，英国的上诉法院二审时可以变更上诉人罪名。起诉书对上诉人进行指控认定其是甲罪，上诉人对甲罪的判决不服而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如认定乙罪事实成立，可依法以乙罪定罪，并撤销其甲罪判决。同时，改变罪名后，上诉法院一般情况下不能加重原判刑的刑罚。
上诉法院撤销上诉人的定罪后，一般情况不会指令重审，其原因是上诉法院很少接受新证据。但是1988年的《刑事审判法》中指出，如果司法利益需要，允许指令重审。但是，在对案件发回重审时，必须要同时向重审的法院提出起诉书，并且要求指控的罪名与原来起诉书中的罪名相一致。在重审期间，上诉法院决定对上诉人羁押或保释，如再次定罪，判刑不得重于原审判刑罚。
2.对不服判刑的上诉的判定
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当中第11条第3款规定了，对于刑事法院判决而不服提起的上诉，上诉法院可以依法撤销或变更上诉提及的任何判刑或命令，允许改判刑罚或命令。但一般情况下，英国上诉法院对刑事法院的裁判是表示尊重的，只要所判刑罚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上诉法院一般不会去改变原判。
三、治安法院裁判的上诉
（一）向刑事法院上诉
1980年英国的《治安法院法》当中的第108条规定了，被告人在被治安法院定罪进行无罪答辩时，允许向刑事法院对定罪或者判刑或就两项问题同时提起上诉，而进行了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允许就判刑问题向刑事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在治安法院判决后或宣告移送刑事法院裁判后的21日内，可以向初审的治安法院书记官与起诉人同时递送上诉的通知书。其上诉通知书格式没有要求，也无需注明上诉的理由，但要指明是就定罪或判刑或者就两者共同提起上诉。同时提起上诉也无需经过许可。
不服治安法院判定的上诉，上诉由巡回法官或临时法官同两名治安法官进行审理，审理采取“复审制”的方式，程序同简易的审判程序一致。刑事法院可以依法维持、变更或撤销治安法院裁定的任何不合理部分，允许发回重审，也可以依法做出其它合理裁定。
（二）以案件陈述的形式向高等法院上诉
英国1980年通过的《治安法院法》中第111条作出这样的规定，对治安法院的所有诉讼当事人因不服其作出的判决如定罪与处罚等，允许他们以法律适用错误或者是越权等的理由以案件陈述的方式向高等法院征求意见，并提出不服。治安法官陈述案件的申请要在无罪或有罪裁判后的21日内提出，因定罪后而延期判刑的，也要在判刑后的21日内提起申请。申请要按照规定格式书写。
由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分庭对案件陈述式的上诉进行审理。合议庭最少要由两名法官来组成，如意见不一致，以下级法院的法官的判定意见为准来进行裁判，并驳回上诉。法庭不听取新证据。上诉审判以上诉人和答辩人进行法律辩论为方式，辩论全部以案件陈述书的陈述事实为根据。分庭可以依法维持、变更或撤销治安法院裁定的任何不合理部分，允许发回重审，也可以依法做出其它合理裁定。
四、依法向高等法院提请司法审查
高等法院对治安法院以及刑事法院的一切裁判工作享有监督的权利，其中监督的主要方式是签发特别命令，这种命令主要包含强制令、禁制令以及撤销令三种形式。强制令是要求下级的审判机构要履行其审判职责；禁制令是对下级裁判机构作出的违法或者是越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预防；而撤销令是对下级机构的裁判进行撤销。
五、向上议院上诉
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的第33条规定了，就上诉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作出的二审裁判，允许控诉方与辩护方向上议院提起上诉，但要具备两个条件：（1）上诉法院出具书面证明，上诉的裁判有重要的法律意义；（2）上诉法院或上议院认定这项法律问题，上议院应当予以考虑，因此允许提起上诉。允许口头或二审判定后的14日内以规定格式向上议院提起上诉。上议院可以不做任何解释拒绝申请，可以发回重审，接受申请必须由不低于三名法律议员组成的合议庭共同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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