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02:2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历史哲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这篇评述文章中，我们想聚焦于米歇尔教授对食品科技前沿进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尝试对“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这一充满争议但又极具现实性的主题做些思考。1995年，莱斯特•布朗首先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示性问题，理由是中国人口在快速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走向多样化，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农业生产能力［2］。然而幸运的是，借助于现代育种、化肥等高效农业技术，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功地实现了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3］，用强有力的现实回击了布朗的质疑。目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理由是中国的粮食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无法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满足需求［4］。是不是中国除了推进转基因商业化，已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养活自己，而且这样的选择是否具有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或许米歇尔教授的观点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米歇尔教授进一步强调指出，科学和技术持续地要求嵌入和控制，并通过公众辩论、政府和组织得以建构。这“不是为了防止其有害影响，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以使其明显的优势和缺陷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发挥和弥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道路之间做出选择”［1］122。在某种意义上，新技术发展可看作是对公共道德框架的有趣挑战，它们并没有把先验作为动力来描绘分界线或擦去禁止标识。技术和伦理的共同进化清楚地表明，二者在相互作用中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技术有广泛的伦理蕴含，伦理在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联，没有哪一方可以保持稳定和不变”。他因此主张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技术时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寻找“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策略。因为借助于这种方式，公众认知在经受公开辩论进行检验的同时能得到暂时尊重，同时消费者的能得到适当拓展，诸如食品选择的自、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和后代的潜在影响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能得到充分考虑。
我国正在经历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从思想到制度的转折期。处于这一过程的同学们既要遵守原来的教育制度的延续，又在内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内心充满着挣扎。而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几乎是教师和学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师是否优秀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相反，如果学习不好，也就是分数不高，那么你将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数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升入大学的同学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在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中难免会觉得空洞无味。包国祥教授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事实上，学生们也存在学习、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入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入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说，高校大学生对哲学理论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入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三、总结
作者：李士军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解释学即当代解释学，则是经由德国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改造和加工，从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变为本体论研究而产生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理解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历史，超越时间和历史是不存在的。因此，阐释不过是一种诠释技巧，是对人的意识活动的描述和研究。阐释距离的存在是必然的，正是历史距离使新理解的产生成为可能。伽达默尔于1960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被认为是解释学的经典著作。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既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作品本身，也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审美主体上，而是存在于每一特定的现实的活动中。所以，艺术的真理或意义，也就存在于特定的此时此刻的感知活动中。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相对于观赏者而言的，作品只有进入到理解活动中才真正存在，观赏者对作品意义的实现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因此，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意义就根本不存在。这种想法直接打开了接受美学的思路，即把文学研究的重心从传统文学批评关注作者、文本转移到文学的接受之维———读者。在这里，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能动地参与创造，作品的意义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实现的。伽达默尔认为，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开放性结构，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他反对传统解释学认为文本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原意”的观点，而认为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思想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实现。因此，在审美理解中，文本的意义就是不断丰富的，艺术理解也就具有无限多样性。接受美学继承了这一观点，也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开放性的图式结构，其中有很多“空白”、“未定点”，具有模糊性和潜在性，从而构成了如伊瑟尔所说的“文本的召唤结构”。伽达默尔师承了海德格尔“前理解”的观点，提出了“合理的偏见”和“视界融合”的概念。所谓“前理解”，是指理解者在理解作品时的全部前提条件，包括经验的、思想的、心理的、思维的等因素，形成一种机制和定势。他认为，理解中的偏见是“合理的偏见”，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处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着个人对时代的理解，“个人的偏见构成了他的存在的历史限定性”。在这里，偏见是理解的前提，偏见构成了审美理解的多样性和无限性，构成了特定的“现在视界”。只有达到“视界融合”才能理解文本。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有它自己的“视界”，因为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人创作的，而作为审美主体的接受者在理解作品时，也有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因素形成的个人“视界”，因为接受者也是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伽达默尔认为，审美理解的实现就是这两个“视界”的融合，这是审美理解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步骤，其中必然包含着接受者对于审美对象的参与和再创造。［5］13接受美学则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与阐发。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尽管为接受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伽达默尔就曾提出疑问:接受美学的方法论立场果真达到新颖和独特的境地，以致必须在它之上建立一门单独的文艺研究学科吗?他认为，接受美学的理论原则分散在文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中，有没有必要让接受美学独立出来呢?当然，他认为似乎不必将文学作品的效应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他赞成有必要让理论家们看清在任何一种理解中，以往时期对作品的理解还在起作用。在他看来，“接受美学的历史意识就是阐释学的情境意识”，二者是可以互为补充的。［1］71姚斯在接受老师伽达默尔主要思想的前提下，也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其一，对伽达默尔偏于传统的文学观，表示了不同意见。姚斯发现伽达默尔一方面反对“原意说”的传统阐释学观点，另一方面又推崇古典作品“起源的优势”与“创始的自由”，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矛盾之处。其二，他不同意伽达默尔“对审美意识的抽象”的批判。他认为伽达默尔的批判，对19世纪审美教育的颓废形式来说是适合的，但忽略了在追求统一审美观的“审美无差别”与推崇自由想象的“审美有差别”这两极之间审美经验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姚斯认为，他反对那种只允许奉献给有教养有知识的上等阶级的高雅艺术的传统审美经验存在的观念，而必须将包括大众消费艺术在内的种种“快乐”的审美经验的成就也发掘并展示出来。在这一点上，两人有着明显的不同。［1］72－73总之，解释学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从艺术效果的历史中理解艺术文本。艺术文本既属于生成它的那个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而成为被一切时代所理解的对象，所以应当从艺术文本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效果的基础上去进行阐释与理解。这一原则肯定了艺术文本能超越产生它的时代，因而它的文本意义不可穷尽，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含义。这一原则也就确立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艺术文本做出不同阐释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对同一艺术文本的各时代的不同阐释进行分析综合得出的结论，日益趋向艺术文本的真实意蕴。［2］205总之，这种将阐释者的作用置于突出地位的理论为接受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美学波兰现象学美学家、哲学家罗曼•英加登是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的现象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师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并深受其影响。现象学美学是建立在现象学哲学基础上的一种当代西方美学流派。现象学作为哲学“就是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现象学”［6］24。现象学的目的是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它的任务是通过直觉对意识及其本质进行新的描述和把握。胡塞尔认为，先前的唯心论哲学或唯物论哲学，都是在承认世界的存在和心物分离的立场上进行理论建构的，都没能找到知识的确实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可靠基础，因而哲学没有成为一门严密的学科。为此，他提出了返回“事物本身”的口号。他所说的“事物”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东西，他称之为“现象”。因此，返回“事物本身”，就是回到现象，回到意识领域。怎样才能回到“事物本身”呢?这就要采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首先抛弃客体不依赖我们而客观存在的“自然态度”，中止客体存在的信念，把我们通常的判断、各种预先的假设“悬置”起来，加上括号存而不论，只对现象或事物本身进行观照。他认为，通过这种现象学还原，就能避免心物分离的二元论，就能直觉到纯意识的本质或原型，最终发现意识有一种基本结构———意向性，即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总是有关某个对象的意识。因此，世界离不开意识，离开人，离开意识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3］402－403英加登扬弃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建构了自己的现象学美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本体论、文学认识论和文学价值论。其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某些思想对接受美学的影响最大。在本体论上，英加登抛弃了唯心主义神秘论而走向唯物主义实在论。他认为，“意向性对象”有两类:一类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例如客观实在的物质对象与数学等观念性对象，它们具有一种离开认识主体而独立的“自足性”;另一类是纯意向性对象，主要是艺术品，往往与人的审美意向相对应，不具有“自足性”。［5］10这些艺术品中有一部分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有一些属性需要由审美者来补充。这就与重视读者在接受中再创造的接受美学不谋而合。在认识论中，英加登进一步强调了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再创造作用，提出了审美主体的“重建”和“具体化”的理论。他认为文学作品是“纲要性、图式性的创作”，其中“包含着明显的空白，即各种不确定的领域”，“有些只是潜在的。因为这样，一个艺术作品就需要一个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动因，那就是一位观赏者，使作品具体化，观赏者通过他在鉴赏时的创造活动去重建作品”。“这样，在某一点上作品就是艺术家和观赏者共同的产品。”［5］10可见，他把艺术作品看成艺术家和欣赏者共同创造的结果。由于艺术作品的观赏者是存在于历史中的，所以艺术作品的具体化“还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艺术作品产生之后，就要穿越各个时代，“作品引起了不断的、正确的、审美的具体化，而其他时代，如果它‘对于它的观众’不再是易懂的，它的吸引力就减弱，或者甚至消失了”。因此，“在不同时代，完全同样的艺术作品，以不同方式的具体化出现”，有时“它仿佛改变了自己的性质与面貌，失去了它作用于观赏者的力量”。［7］17英加登认为，审美过程极难把握的困难有两个:一是从一个实在对象的知觉向审美经验的过渡，二是从实际生活的自然态度向审美态度的转变。艺术作品只能通过显现为感觉的东西才能产生出来、显示出来。人们在“感觉”艺术作品时，才能进行审美体验。对接受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再创造作用的突出强调，是英加登现象学美学中富有创见的思想，这也是他对现象学美学的研究对象的独特审美把握。他在《论哲学美学》中指出:“对美学这个内容的最好描述是指出一定的意识主体与客体、尤其是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系。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发展审美经验和与之相关的审美对象构成的根源。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将为美学研究揭示各种现象和本质，界定种种基本概念。它也有助于美学领域内在整体统一性的研究，防止所谓‘主观性’美学和‘客观性’美学的片面性。”［7］12－13在这里，艺术作品穿越不同的时代，因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观赏者作为接受主体，会得出不同的意义阐释。英加登的上述思想对接受美学，特别是对伊瑟尔的“阅读现象学”有着直接的启示和深刻的影响。
总之，解释学坚持的原则是从艺术效果的历史中理解艺术文本。对同一艺术文本在不同的时代获得的阐释进行分析综合得出的答案，往往趋向艺术文本的真实意蕴。这种将阐释者的作用置于突出地位的思想给了接受美学以宝贵的理论启迪。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伊瑟尔深受英加登现象学美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审美文本阅读理论体系。而且伊瑟尔本人也自认为是现象学学者，将自己的代表作《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称为现象学著作。此外，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乔治•普莱也是现象学文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后来到美国后，将其阅读现象学理论与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相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美国本土的主将斯坦利•费什也从现象学中汲取了理论营养。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以当代解释学和现象学美学为哲学基础，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为理论渊源，高扬“读者中心论”的旗帜，“标志着现代人重视运动中的建构过程及与之相伴的即时经验的必然趋向，它与艺术创造走向过程的趋向相辅相成”［1］181。接受美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又与各国文艺学、美学思潮在撞击和交流中实现融合，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果实，以其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潮色彩，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中独树一帜。
“挫折”在心理学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个体动机造成障碍或干扰的外在刺激情境。这种对个体行为发生阻碍作用的刺激情境，可能是人，可能是物，也可能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二是个体在挫折情境下所产生的烦恼、困惑、焦虑、愤怒等各种负面情绪交织而成的心理感受。心理学关注的是后者。人在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都有可能碰到挫折，因而这些挫折都有可能形成压力。心理学表明，人的心理问题与其所受压力有关，如果人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无法承受，就会产生应激障碍，焦虑、抑郁等由此而生。所以，研究人的心理健康，了解人的压力源是十分必要的。挫折教育就是要解决这些不良情绪问题，使学生阳光地学习、生活。小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大，社会阅历的扩展，思维方式的变化，会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心胸狭窄，自我意识强烈，只能赢，不能输，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或惶惶不安，或知难而退，甚至走极端。近年来我们时常从报端看到学生离家出走、心态失衡、轻生、攻击性、报复性、固执等等的报道。
二、小学生出现挫折感的成因分析
1.自身生理与认知因素
(1)自身生理缺陷引起他人过多的关注导致心理疾病。成长期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使小学生一改孩童时代的形象。外观形象的变化，使他们产生要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的迫切需要。某些学生生理存在缺陷，如因营养过剩而导致肥胖受到周围同学异样的眼光，某些学生由于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喜欢的体育活动等等，受挫后表现出抑郁、不合群、对立等造成心理伤害，最终影响人格的正常发展。
(2)主观上不恰当的自我评价易使部分学生产生自卑感。由于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和知识的欠缺，小学生常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进行恰当的认识和分析。当他们对自己倾向于低估和自我责备，对事物倾向于产生无能为力的预感时，极易导致自卑负性情感的产生。对自我的不良认知主要表现为自卑，典型想法如我这么矮，别人肯定瞧不起我；我长得不漂亮，肯定没有人喜欢我；别人有几项比我强，我就只有认输了；我什么爱好也没有，也没长处，真是没用；我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我表达能力不好，别人都不怎么和我说话，我人际交往不行；等等。
2.学校学习因素
学习活动是小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的主要依据。其间，小学生在吸收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也在成功与失败中积累经验。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由于部分学生自尊心强，在面临失败时容易产生压抑、自卑的心理而生挫折感。
(1)教育评价的不全面性
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成为“好学生”受表扬、获奖励，享受种种荣誉。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教育者往往忽视“好学生”的缺点错误，甚至宽容和迁就，使他们优越感极强，滋生骄傲情绪，受不得任何批评和挫折，一旦自我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走极端。
(2)教师素质和教学艺术的缺乏
随着年龄及所受教育的增长，小学生希望教师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对待他们。但由于有些教师缺乏相关的教育理论，对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掌握不准确，他们难以改变对学生的权威态度。还有些教师只把精力放在少数尖子学生身上，使其他学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使其产生消极情绪。
(3)不稳固的同学伙伴交际关系
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学业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自卑感，加剧他们在同伴面前维护尊严、形象的防御，更加剧了不良情绪的产生。
3.家庭环境因素
(1)父母的期望过高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过高是孩子产生自卑的一个重要原因。父母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导致孩子从小就把失败看得很重，过分夸大失败的感受，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2)溺爱导致的意志减弱
如今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过去的艰难生活，为了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对孩子的日常起居大包大揽，甚至不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正是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弱化了这些“小皇帝”“小公主”的生存意识，剥夺了孩子充满自信大胆尝试的机会，更不用谈培养孩子面对困难勇于克服的坚强意志，长期下去，孩子怎会具备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
(3)过于封闭的教育方式
许多父母为了防止社会不健康因素对孩子的侵蚀，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约束孩子的课外活动，孩子除学校紧张学习和活动外，回到家很少有机会同外界、同伴交往。孩子被关在家里学习，缺少与外界沟通的机会，难以获得社会经验，难以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因而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得不到提高，容易表现出孤僻、懦弱、冷漠、不合群、性情烦躁、好发脾气等行为特征，遇到挫折更是难以承受。
三、实施挫折教育的对策
1.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挫折，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明确挫折不是人生的绊脚石而是推动人前进的动力。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挫折打倒。人生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遇到挫折时，尽可能调节情绪，认真分析原因，树立信心去战胜它，克服它，在挫折中吸取教训。经过挫折的磨练使得自己的性格、德行、品质、体质等得到发展。在进行挫折教育时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在班级中总有一些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这些学生一贯在家长、老师欣赏的目光中长大，心理上会慢慢形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式。对此，教师应有意识地安排一些针对他们弱项的活动，让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玲玲就是班上这样的优秀学生，小学1~5年级她每次文化课考试都稳居前三名，她组织能力强，文艺天分高，颇受老师、同学的赏识。但玲玲身体弱，不爱运动，在体活课上我多次安排她参加赛跑和跳远等活动，她的成绩总排在后几名，以致影响了小组的成绩。起初，她很懊恼，哭得很伤心。我让她和身体好的同学站在一起比一比，告诉她身体素质好坏决定运动成绩，先天的影响是重要的，你要努力锻炼，让自己健康起来，至于运动成绩差一些，不要太放在心上。在以后的活动中，玲玲都能积极参加。看到她带头为获胜队鼓掌，我知道她已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并正在积极努力改变它。上学期期末，玲玲升入初中，转去某市的重点校，由于初次使用奥数教材，数学成绩考在了后面。但她在电话中信心十足地说：“我不灰心，努力学慢慢会赶上。”当今的学生要适应未来激烈竞争的社会，也要准备好承受各式各样的打击，正确地看待失败，要有能经受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一点，需要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多加引导。
2.教会学生面对挫折、克服挫折的科学方法
(1)选择性忽视：有意不去注意自己的挫折和精神痛苦。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对伤心事不去接触，不去回忆。
(2)选择性重视：特别注意自己的优点、成就，乐观地以自己的长处比较别人的短处，恢复自信心和自尊心。再努力向上，以优异的成绩来弥补精神上的创伤；
(3)改变愿望满足方式：在遭受精神创伤之后，选择其他方式获得满足。如：积极参加文娱、体育等活动，寻找业余爱好；
(4)适当降低理想、愿望与要求，以符合实际情况，在愿望达成中享受快乐。
(5)在遭受挫折时与老师、家长、同学坦率地交谈，获得必要的帮助，树立信心；
(6)学会自我激励：多和积极乐观的人交往，多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能经常给自己“打气”，多主动寻找外界的激励源，并通过互相交流等方式起到让大家共同提高的效果。
3.利用主题活动促进学生挫折教育的实施
教师可以针对实际情况适当开展一些主题班会、讨论会等来讨论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学校可组织诸如野营、登山、野炊、支农、学工、军训等专题活动，从室内拓展到室外，从单纯追求安全保险趋向于敢于承担风险，从“坐而论道”发展到“起而力行”，在“吃苦活动”中自我锤炼，以提高学生生存能力、自理能力，作好迎接逆境、向挫折挑战的各种准备。
4.结合家庭教育共同解决挫折问题
家长在发现问题时及时采取沟通的方式缓解孩子心理压力，提高其适应能力，维护其身心健康。通过交流，不仅可为遭受挫折的孩子提供心理渲泄的场所，而且能启发他们学会正确认识挫折和掌握挫折反应的策略。家长利用一些节日、事件的机会巧妙进行教育，培养他们乐观、自信的生活观念和性格。还可以利用榜样的力量进行挫折教育，在具体榜样形象的感染下，学生能加深对挫折的认识，激起内在的上进热情，进而转化为“自我发展运动”。如：我国汉代的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作《史记》；意大利的伽利略屡遭打击、磨难，甚至被判终身监禁仍旧坚定地说：“地球仍旧是动的!”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布鲁诺更是因为坚持真理被烧死。明白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必须学会意志坚强。
1.1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出现重度休克症状，腕部未触及脉搏或仅触及微弱脉搏，收缩压均＜70mmHg，心率＞130次/min。按照患者的失血原因可分为：外伤性出血者95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者37例，消化道溃疡出血者33例，妇产科疾病出血者20例。随机将患者分为治疗组97例，女32例，男65例，年龄21～59岁；对照组88例，女25例，男63例，年龄23～57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所有失血性休克患者入室后均给予紧急止血抢救治疗，对照组按常规方式进行护理，治疗组则在此基础上给予手术室针对性护理。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积极感受、药物依赖性、日常生活能力、疼痛、总体健康进行比较分析。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本文相关研究数据。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整体生活治疗水平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3.1术前护理
3.1.1基础护理
入室后，所有患者均予快速建立静脉通道，选择相对较粗的静脉进行穿刺，若穿刺受阻，则果断行静脉切开，为抢救争取时间。成功穿刺后，采取患者的血样送检，及时备血，并做好各项手术准备。若为闭合性腔内出血，则需常规生理盐水配肝素，并对自体血进行回收处理。在大量输血时，还应补充葡萄糖酸钙。在对患者抢救时还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皮温、色泽、瞳孔大小、对光反射情况以及周围静脉的情况，若为胸部创伤或颅脑创伤者严禁头高脚低位，以免增加颅内出血量。若患者因失血过多而导致休克时，可使得尿量减少，甚至无尿，需及时留置尿管，以便监测尿量。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输液量及速度，并准确记录液体的出入量。
3.1.2呼吸道护理
给予有效吸氧并确保呼吸道通畅，失血性休克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氧症状，在临床有效吸氧后，可极大的缓解患者的缺氧症状，改善因缺氧而对重要脏器的损伤，此外，还需及时清除患者口腔及咽内的分泌物、呕吐物，以防窒息。此外，还需及早做好气管切开准备，协助麻醉师行气管插管，在患者发生呼吸以及心脏骤停情况时，及时给予患者心脏按压及相应的抢救措施。
3.1.3病情护理
在对患者补液时，应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尿量，若患者突然心率减慢或血压增高，需调节输液速度，并采取合理措施，预防肺水肿、脑水肿、心力衰竭等恶性不良事件的发生。
3.2术中护理
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为人们反省全球范围内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总体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态模式”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这一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文化生态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所谓平衡性，即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互相渗透的。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化万物，成为中国哲学世界图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身即是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看作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在作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观念框架的“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中庸”则至少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74-02
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人们的热门话题，其影响因素有社会因素，也有学生本人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分析高等学校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探讨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途径。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
调查显示，随着高校招生数的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呈紧缩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吃紧情况更加明显。200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59万，比2007年增加64 万人，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2007年，全国495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由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仍然很重，新成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近年增量多、压力大，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被关注成了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有企业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加，势必带来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但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毕业生就业“冷”、“热”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实力相差较大，学校的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重点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高的毕业生和“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比较抢手，而一般院校、学历层次低以及“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度大。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产生于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 世纪70 年代，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战略规划文献中大量出现。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984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也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做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概念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也逐渐流行起来。根据前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对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关者指影响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目标实现，或者受高等院校发展和目标实现影响的校内外团体和个人。高等院校同时肩负多种使命， 履行多种职能，与国家的强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体成长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隐含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虽然和企业发展所遵循的逻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有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及其通过一系列内、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时，就由原来的以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转变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核心，继而维护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谐共赢的新观念为指导，完善制度、改进方式，不断深化改革来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途径
（一）政府
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主要还是源于结构性的矛盾：一些大学生求职面临一定困难，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岗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当前，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强化政府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去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乡之间的过大差异，使大学生毕业生觉得在哪里就业都一样，解决就业的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加强对高校办学的指导，在宏观上加强人才预测和对专业设置的调整，以及对各类人才培养规模的调控，指导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专业设置。另外，政府还应发挥自制优势，主动为高校和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指导。协调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这一网络平台的建设，积极培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无形市场”。再次，通过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记制度，所有需要接收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必须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然后由该权威部门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输人信息库，并实现与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单位的统一联网，做到信息公开、资源共享，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使网上求职择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就业观念和便捷的就业方式，成为我国大学生择业的重要选择和渠道。
（二）企业
转变用人观念，合理利用人才资源，既能发挥员工所长，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由于不合理的选人、用人给企业带来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选择吸收大学毕业生，切忌盲目攀比。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有目的、有计划吸收部分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对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最大的优势在于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学历越高，理论基础越好，经过几年的生产一线的锻炼，安排他们去搞科研、产品开发，或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对提升企业的层次和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品学兼优的应届生，加上他的悟性和变通能力，不见得就一定比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差，也许还更好。
在欧美产学研合作教育已经成为常态，许多高校都与公司和产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通过一种综合的工程项目，使每个学生把三年里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技术都综合的应用。事实上，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数集中在中职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采取导师制，研究生可以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也是一种产学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阶段，每年大概有100 万的工科大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产业中去实践。而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公司、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学正在培养的人，是四年以后要进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业必须认识到产业和教育必须共同携手合作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三）高校
1.强化内部改革。随着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市场，根据自己现有的实力和水平，准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服务对象，适时地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灵活地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实践教学，增强毕业生就业实力。
2.建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机制。许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机制，就业指导体制不完善，大多将就业指导机构挂靠在学生管理部门，其管理幅度相对较小，其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欠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质量不高，也没有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全过程，有的只是在学生大四阶段开设。高校应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根据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将大学教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分别确定工作重点，合理安排不同阶段就业工作的指导内容;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采用多种形式，如请一些优秀企事业人士做报告，开设模拟招聘活动，并注意网络资源的利用，组建网上论坛，让师生可以在网上进行探讨，让学生了解所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大学生
1.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念的转变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的基础。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转变就业观念，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及需求状况，不能错失良机。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竞争依然激烈。二是要调整就业期望值，不能好高骛远。近几年，国家连续四年出台重要文件，确立了包括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些政策的出台，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因此，大的就业方向除了行业就业外，到国家倡导的到基层及西部地区就业是今后就业的方向。三是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一次就业定终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动，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流动。
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把就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学生涯中，大学生们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利用高校这一平台，不断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本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欢迎，而仅靠单一的专业知识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大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重视对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瞿振元.“十一五”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趋势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5，（7）：24-26.
[2]李向晟，杨建群.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应对与策略[J].决策参考,2006，（9）：11-13.
[3]蒲建萍.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若干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8）：17-18.
1.1 转基因技术的历史与现状
从19世纪细胞学说的出现，到基因论的创立，再到1953年Waston和Crick研究出DNA双螺旋结构，1972年Jackson和Bery开启重组DNA技术的先河，人类从此掌握了一项按自己意愿设计和建构生物体的关键技术，或用来创造的生物品种，或用来诊断，治疗疾病。1982年Palmiter等人首次采用成功地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小鼠受精卵的“细胞核”中，并获得整合及表达这个外源DNA的超级基因“硕鼠”。此后，按照注射法培育转基因小鼠的思路和技术路线，转基因兔、转基因绵羊、转基因猪、转基因鱼、转基因鸡等相继问世。现在，转基因动物研究正在全球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
1983年，世界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得的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问世。1986年，抗虫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棉花首次进入田间试验。随后，转基因马铃薯、西红柿、油菜、杨树等植物相继问世，转基因作物得到迅速发展。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会给农业、工业、医疗、环保产业带来一场革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可能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2 全球转基因食品发展概况
1、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的比较分析
转基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物。它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这种以转基因生物为食物或为加工原料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转基因食品。以转基因作物直接为食品有转基因番茄、转基因甜椒，等等；以转基因作物作为原料加工出来的食品如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豆奶、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色拉油等等。转基因食品具有成本低、产量高，“抗草、抗虫、抗逆境”、品质与营养价值高、保鲜性能增强等特点。
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相比较有一定的差别。传统食品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的杂交育种来进行。虽然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进发展的亚种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上并无实质差别。但生产转基因食品的转基因技术着眼于从分子水平上，进行基因操作，因而它更加精细，严密和具有更高的可控制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且可以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物种。比如可以杀死害虫的食品植物，抗除草剂的食品植物和可以产生人体疫苗的食品植物等。而且，转基因食品中可以含有来自很远物种的基因，即利用转基因技术将跨物种的基因转入转基因食品中，这在自然状况下是很难实现的。例如，西红柿含有鱼的基因，小米中含有蝎子的基因，猪肉中含有人的基因，这在自然状态下或用传统的杂交技术只能是神话，但转基因技术却将它变为现实。
但是，转基因技术也存在许多问题。第一，转基因技术和基因工程发展的时间较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和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转入基因的表达率很低，经常发生基因沉默。基因表达不稳定，转入基因容易发生突变。第二，人们对转入基因在目标生物体的作用机制缺乏了解。例如，将鱼的基因转入到番茄中去，鱼的基因在番茄中发挥特定的功能外，它对整个番茄的作用机制有什么改变，我们知之甚少。第三，人们对基因工程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各国对其看法不一，学者、公众更是众说纷纭。
2、全球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概况
自第一例转基因番茄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作物种植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1996―2010年的15年间，转基因作物种植由最初的170万公顷增长到1.48 亿公顷，约占世界15亿公顷农田的10%，面积扩大了87倍。从品种来看，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油菜是四大作物：2010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为7330万公顷，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0%；其次是转基因玉米，大约种植了4680万公顷，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31%；转基因棉花为2100万公顷，约占14%；转基因油菜为700万公顷，约占5%。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由1996 年的6个上升到2010年的29个，超过100公顷的有10个国家。
3、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农业部曾经批准过的在国内市场出售的转基因食品有：玉米、棉花、番茄、大豆、油菜，木瓜、甜菜、甜椒、线辣椒、大米；农业部10号令要求市场出售时应该标志含有转基因或由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来的产品为：玉米类、棉花籽、番茄类、大豆类、油菜籽类；2009年前中国允许国内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甜椒，番茄，木瓜。2010年中国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增加了水稻和玉米两种。中国年国产大豆1600万吨左右，2010年进口5480万吨左右，若按国外进口大豆77%为转基因计算，国内市场粗略计59.6%的大豆和大豆制品为转基因食品。油菜籽国内年产量1260万吨，从加拿大进口320万吨，加拿大国内转基因油菜比例77%，则粗略计国内油菜籽和油菜籽油转基因比例为15.6%。目前主要可能接触的转基因食品为：食用油，木瓜；未来主要接触的转基因食品增加了大米和转基因玉米喂养的牲畜。
2 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梳理
2.1 转基因食品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伦理争议
这是一个内在的伦理问题，自然和生态系统都具有整体性，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对生态整体性的影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旦自然的整体性被打破，人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且，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要遵循自然本身进化的规律。当代人对转基因食品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理解DNA作出了卓越贡献的E?查理伽夫说道：“我们有权利为了满足少数科学家的求知欲望而不可逆地抵制亿万年自然进化的智慧吗？未来将会诅咒我们。”加州科技学院生物系主任，基因工程的倡导者之一罗伯特?辛西默也说：“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开发设计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对生命的基本责任感吗，我们真的要将我们未来的进化掌握在自己手里吗？对于科学家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
那么，自然和非自然的界限是什么，转入一个基因到一个物种中去，难道就是不自然的？人们对此提出了一些问题：自然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明确、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只能做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例如，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要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用道家的话说，就是遵循“道”，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在科学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人类不干预自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的是过分过分干预自然，反对那种违背生物进化的规律、破坏自然整体性的干预自然。
2.2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的伦理争议
安全性问题是转基因食品伦理问题的核心，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性的伦理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转基因食品是否含有毒素，转基因食品是否含有过敏原，转基因食品中的抗生素抗性标识基因是否有危险，人体摄取转基因食品有何长期效应，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支持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以来，人们还没有发现一例危害人体健康的例子，因此它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2）经过严格把关，转基因食品中不会含有毒素。（3）转基因食品中含过敏原的可能性极小，概率
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可能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将一些动物的基因甚至人的基因转入到目标生物体中，打破了自然界的物种界限和生物进化的规律，可能破坏自然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有潜在的危险。（2）转基因食品出现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缺乏了解，转基因食品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现在得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结论还为时过早。（3）许多不良食品事件反映了一些科学家、政府管理者和企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不是非常地负责任，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商业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人们对他们缺乏信任。（4）虽然过敏原与毒素含量少，但是，对某一特定的人群来说，含量很少的过敏原或毒素也可能对他们有不良的后果。（5）转入特定的基因或一味地增强作物的某种性能，可能打破食品中的营养平衡，对人体健康不利。
2.3 人体实验问题的伦理争议
人体实验问题主要是考虑对人体健康的安全，即食品的安全性。现在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性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转基因食品是否应该进行人体实验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是否应该对它进行人体实验，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点是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不应该对它进行人体实验。有些科学家、生产商与销售商就持这种观点。理由如下：（1）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不应该对安全的食品进行人体实验。（2）转基因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只有药品才做人体实验。（3）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人体实验影响它的商业化进程，使人类不能尽早享受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利益，而且还会增加它的成本，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提高，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影响消费者的利益。（4）转基因食品的人体实验比新药的临床实验复杂得多，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另一种观点是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之前，应该对它进行人体实验，更多的人持这种观点。理由是：（1）既然转基因食品可能有潜在危害，应该在其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人体实验，以便得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结果，再决定是否实行转基因食品商品化生产而将其推向市场，充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人体健康不受伤害。（2）转基因食品是一种新产品，与传统的自然产品有重要区别，在进入市场前进行人体实验，以便检测它的毒性、过敏性、抗性标识基因的抗性，检测它的致病性、致癌性，这同新药进入市场之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一样重要。（3）人体实验是确定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的重要手段。现在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
2.4 标识问题和知情选择问题的伦理争议
是否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大多数国家、许多科学家、广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没有什么异议。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供消费者自主选择。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一种尊重，是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符合尊重他人的伦理原则。不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就是不尊重消费者的权利，无视消费者的利益，就会伤害消费者的感情。另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也符合国际惯例。我国于2002年3月20日起实施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根据其颁布的“管理办法”，凡是列入标识管理目录并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同时要按危害程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分级。
认为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主要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是为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权知道转基因食品中转入的基因和各种成分，有权知道转基因食品里的化学变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累积风险，有权选择购买和消费转基因食品还是非转基因食品，任何个人和单位都要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都无权干涉他们的自主选择权。（2）标识转基因成分可以让某些消费者回避特定的物质。（3）为了尊重某些特殊群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选择，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
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和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他们认为：（1）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因此也没必要对它进行标识。传统的杂交技术生产的食品不要求标识，那么用基因工程生产的转基因食品也不用标识，因为最终产品都一样。（2）如果对安全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则会误导消费者，实际向消费者暗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3）实行标识制度会增加转基因食品成本，增加消费者的负担。（4）转基因食品标识会使发展良好的转基因农业处于危险之中。
显而易见，出于遵循对消费者的诚实信用原则，应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标识制度。第一，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标识制度，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一种尊重，符合伦理学原则与消费者的要求。第二，转基因技术本身还很不成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转基因食品可能有潜在危险，有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与身体健康，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以便消费者在权衡各种利弊的基础上进行自主选择。第三，世界上许多国家是由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的人构成，为了尊重他们各自的信仰与风俗习惯，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第四，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了防止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利用转基因食品谋取暴利，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规范他们的行为，也便于管理和追究违规的个人或单位的责任。
2.5 商业化问题的伦理争议
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是指：转基因食品由研究、开发、应用到推向市场，供人们选择消费的一种过程。在转基因食品的许多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在转基因食品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一些科学家、许多生物技术公司鼓吹转基因食品的好处，有意掩盖它的风险，要求转基因食品实行大规模的商业化，以解决当代人类的生存矛盾――耕地减少，人口膨胀。他们支持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它的风险。（2）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给饱受饥饿之苦的人提供更多的食品是对那些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进行有力回击的一个重要的伦理砝码。（3）发展中国家利用转基因食品，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4）技术的应用不可能没有风险，伦理学阻挡不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伦理学也禁不住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5）新一代转基因产品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好处：营养更丰富、更健康、更美味等。（6）发展中国家只有利用转基因食品，才能解决人口膨胀和粮食短缺的矛盾；反之，就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生存矛盾之一。
鉴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转基因食品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定论，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不应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大规模的商业化。其理由如下：（1）从许多研究来看，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2）当经济效益与人类的健康发生矛盾时，人们应该将人类健康摆在第一位，这是SARS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也是国人的一致共识。（3）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将引起严重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4）从目前的供给和需求来看，世界的粮食总量可以养活地球上的人口，而饥饿问题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5）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主要是给科学家、生物技术公司带来巨大利益，销售者也能够从中获得一部分利益；而广大的消费者不仅不能从中获益，可能还要承担人类健康的风险和生态风险。
目前转基因食品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商业化的利弊还很难确定，对转基因食品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千万不能被某些支持者所鼓吹的利益冲昏了头脑，但也不能被夸大的风险阻止人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既不能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放任自流，也不能因噎废食；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应该采取是“积极、谨慎”的政策，即我国要积极进行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研究，而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应该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考虑具体的国情和各方的利益，我国应该对传统农业、绿色农业和转基因农业共同发展，不同的地区有所侧重，使它们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社会、伦理、法律问题，还是经济、贸易、政治问题。目前，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颇多，在国际贸易中有关转基因食品竞争激烈。
3 转基因食品伦理问题的哲学反思
转基因食品可能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风险。为了使转基因食品更好地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面对高新技术的高风险，面对“经济决定一切”的论调，面对科学技术无孔不入，面对转基因食品大行其道，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方式、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或转换。人类的危机的实质是一种价值危机和文化危机。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来治愈。
3.1 技术化生存与人性化生存的统一
随着基因工程的广泛应用，人类不仅能够任意的组合自然界的各种基因，发展各种转基因食品，通过基因辅助生殖技术创造人，通过基因检测诊断各种疾病，将来还可能通过基因疗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利用克隆技术克隆人，人类利用技术真是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境地。但是，这些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使人类更加依赖技术，甚至成了技术的奴隶，这只能说是人类使用技术的悲哀。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展现，是一种“解蔽”。既是技术本身的展现，也是人性的展现和升华。但是，人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展现技术、升华人性，反而消解和剥夺了人性，使技术走向异化，走向“遮蔽”，使人走向失衡的境地。海德格尔在探寻现代技术中人与技术相关意义上存在的“自由关系”，进而追问技术的本质时，曾将技术的本质归为“解蔽”。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革命性的力量”，他对技术持一种乐观或肯定的态度，但不是盲目乐观。恩格斯在技术的观点上，本质上同马克思一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又要充分的认识到它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换言之，我们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需要一个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诚然，无论是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伦理争论，还是人们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供人们自主选择，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想摆脱技术对人的束缚，崇尚自然，追寻自我，追寻理性，反映了人们向往人性化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面前，技术与人协同进化，彼此相互适应，人要适应技术，技术也要适应人，使技术和人达到有机和谐，实现人类的技术化生存和人性化生存的有机统一，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3.2 不可持续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换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基因技术不断突破各种藩篱而被广泛的应用到许多领域。现代性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生产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现代性也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争论颇多，它受到许多学者的诘难。事实上，现代性首先恐怕还是指一种社会发展观念，即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发展以工业、技术、经济作为全部发展动力和目标的文明向度，这一向度把整个人类的发展归结为人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把整个社会发展归结为运用科学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无限进程，它把人与自身传统、与自足的精神生活以及与大自然的分离看成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环节。
转基因食品是当代生物技术的产物。由于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开发还很不成熟，它们蕴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类自己。正如有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基因工程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是不是为时过早，人们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基因工程，防止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淖。面对转基因食品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破坏，面对转基因食品可能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我们应该以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那些盲目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救星，要求大规模实行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种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代利益，是在吃子孙饭，断子孙路，最终是不可持续发展。在地球上的人口不断增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转基因食品为解决地球上的贫困和饥饿问题，为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要取决于人类自身。因为贫困和饥饿问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结构问题。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支持。在人类以“我是自然的征服者”自居时，自然留给人类的是一串串苦果，人类已经品尝到技术理性所带来的苦果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必须从历史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模式，必须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模式，走技术化生存与生态化生存的道路。
3.3 人类思维方式的转换
在当今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发展特点，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维的、立体式的，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展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传统的还原论的和线性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人类只有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由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向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线性的思维方式向非线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才能把握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才有可能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