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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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广东2004—2013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数据，实证分析了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得出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之间的不完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由此得出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要在稳增长条件下协调结构改革与适度增长的平衡关系。
关键词：
外向型经济；经济结构；增长速度
理论上，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经济结构往往是相对稳定的变量，而经济增长速度却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发生波动。在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的阶段，经济将会呈现出上升态势，而结构逐渐僵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下行趋势。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会使经济减速，而在长期里，结构调整会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经济面临的着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多重压力，而经济减速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代名词。作为经济主要特征之一的外向型经济，是否也存在着结构与速度长期稳定的关系呢？本文将从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入手，分析和判断广东外向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变动还是处于正常范围之内。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结构指标的选择结构指标选择外资结构、一般贸易结构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三个变量。其中，外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中外资所占的比例；一般贸易结构是指一般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例，这里主要是指出口结构的比例；高技术产品结构是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例。
(二)速度指标的选择外资增长的速度、一般贸易增长的速度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速度。其中外资增长速度是指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增长率；一般贸易增长速度是指一般贸易年增长率；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是指国家界定的高技术产品的年增长率。上述数据在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均具有可得性。同时，由于是比值关系，增长速度是一个无单位量纲的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在必要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依据客观实际的处理。
二、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检验
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外资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2004—2013年的广东贸易数据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对以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外资结构、一般贸易结构和高技术产品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外资速度、高技术产品速度的相互关系。
(一)外资结构与速度的相关关系由表1和表2可知，外资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且外资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表3可知，外资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同样外资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由表4可知，外资结构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不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一般贸易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协整检验由表5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6)。由表7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一般贸易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6)。由表8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高技术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一般贸易结构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速度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
(三)高新技术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检验由表9可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较弱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0)。由表11可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0)。由表12可知，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
三、实证检测结果的解释及政策含义
由上述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外资结构与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一般贸易结构与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协整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资结构与外向型经济速度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一般贸易结构与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的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外资结构之所以与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出不协整和非格兰杰因果关系，重要的一点是在广东财富大爆炸之后，外资的比例越来越小，其影响力较弱。一般贸易结构之所以对速度影响较大，是因为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贸易结构是优化的，从而带动速度的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对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之所以小的原因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较小，其影响力较弱，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一、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
每年将外贸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区（县），与外资项目履约率和项目资金到位率一并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各区（县）、各相关部门领导的年终述职、总结要与外向型经济工作业绩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形成全社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格局。
二、建立表彰奖励制度
市委、市政府每年选择20家左右先进外经贸企业和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好的区（县）及相关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
三、建立外经贸网络平台
加大投入，在各区（县）、相关部门和外经贸企业建立**外经贸网络平台。不断完善各项服务功能，逐步实现外经贸网上审批和管理，并为外经贸企业提供系列电子信息服务，加强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合作，逐步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四、建立重点外经贸企业联系制度
按照扶优扶强和动态管理的原则，每年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确定30户外经贸重点联系企业，市属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所在区（县）提供重点服务和支持。重点外经贸企业包括自治区、中央单位、兵团等驻**地区各种所有制企业。
五、建立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
每年由市财政安排外经贸发展扶持专项资金1000万元。主要用于鼓励外经贸企业出口地产商品，特别是出口地产工业品、境外参展展位费补助、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贷款贴息、出口产品研发、人员培训等，提升外经贸发展水平。
各区（县）可配套建立相应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
六、优先和简化办理外资项目建设手续
凡在**市设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合同章程审批、工商营业许可、土地征用、工程建设、水电供应、交通通讯等方面优先和简化办理项目建设手续，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跟踪服务，加快我市利用外资步伐。
七、涉外税收工作实行属地管理
市国税局涉外征收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各区（县）国税分局新增涉外征收管理职能；市地税局涉外征收管理局在各区（县）地税分局设立涉外征收管理所，由专人负责涉外税收工作。自本文件之日起，涉外税收新增部分由市财政对各区（县）全额返还，促进外经贸加速发展。
八、建设外经贸人才培训体系
制定外经贸人才培训规划和年度计划。每年选派部分涉外部门和重点骨干企业的外经贸工作人员到区内外知名院校脱产培训或参加境外培训。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牵头定期或不定期免费对中小企业涉外专业人员进行各类外经贸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外经贸人员素质。
九、为企业外经贸人员出国提供便利
凡无行政主管部门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因商务活动需办理出国手续，由企业党委（党组）出具政审材料，经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核后，市外办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公普通护照，鼓励和扶持企业“走出去”。
十、建立政府间对外经贸交流长效联系机制
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牵头，各涉外部门配合，通过高层互访、经贸合作项目开发、互办（参）展会（论坛）等方式，与周边国家友好城市政府、经贸主管部门、我使馆经商参处、经贸社团组织等建立定期对外经贸交流长效联系机制，加强政府间交流，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
(二)“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国储蓄——投资转换率低；其次，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再次，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以内需促增长
根据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以内需促进增长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机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储蓄—高资本—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1.“消费-增长”模式的理论基础
笔者以凯恩斯消费函数进行说明，首先，看该函数的三个假设：第一，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假设,即人们每多获得的一元收入，会用于消费的比例或数量。其值在0到1之间，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费对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决定储蓄的决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响储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凯恩斯消费函数常写成：C=a+bY。其中，C是消费，Y是可支配收入，a为自生消费，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代表即使当时没有收入也会进行的消费，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数值在0到1之间。）
2.以内需促增长的现实必要
在人民银行近一次居民储蓄调查结果中，列前几位的储蓄动机分别是：教育费(19.8%)、养老(13.6%)、买(建)房或装修(12.9%)、防病、失业或意外(l1.1%)、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10%)，而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却不到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前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现实和经济增长必须转型的困境下，我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抓住机遇，走出当前的困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如何应对金融风暴的挑战，抓住发展机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重视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摘要：为了加快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外汇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圆满的效果。认为今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将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和法规。确保中国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经济主流。
一、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
1996年11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及其内容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可兑换前的侧重于外汇收支范围的严格审批转为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外汇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审批改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的模式。这就是说，凡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只要单证齐全、真实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外支付货款及运、保、佣费用。按照国际常规和改革顺序，一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应继续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不过，中国并没有急于求成。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外汇流失、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管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汇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作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及时的。随即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2.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外资企业及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本着这一原则，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努力抓了这样几项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二是增加外汇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1999年5月28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网站，内容包括全部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业务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汇管理部门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开办了“红色通道”、“首问负责制”、“免费咨询电话”等新的服务项目，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四是在个人因私用汇方面，也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的方向发展。1994年个人出境旅游只能换购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从事B股投资，为国内持有外汇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3.完善外汇市场建设
1994年4月4日，设在上海的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从此中国外汇市场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新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卫星和地面通讯网络为媒体，通过计算机网络形成覆盖全国37个分中心的外汇交易联网系统。各交易中心主体是银行，各银行的交易员每天通过网络进行结售汇头寸交易，为银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务，保证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为了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1996年12月2日，中国颁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就银行间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会员管理和交易行为等作出规定。1997年2月12日，中国又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宣布取消外汇调剂业务，并相应关闭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全部境内机构的外汇买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中，使银行间外汇市场更加统一规范，进一步发挥对外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国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1990年，为配合浦东开发，中国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1992年，中国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7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但总的来看，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从1996年起，中国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国允许设在上海浦东、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同时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1月，中国首次批准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迁址浦东并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12日，中国又宣布允许深圳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9年6月，中国批准2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国批准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从地域范围上，上海扩大到江苏、浙江，深圳扩大到广东、广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借款业务；放宽人民币同业拆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规模；允许同一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之间自由调拨人民币头寸。由于中国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设，从而确保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
5.建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
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正常、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是否适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国开始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2001年开始按半年期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宏观监测系统的加强和完善。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外汇管
，
理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600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47件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使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系统、规范，符合实际需要。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净化外汇环境、打击不法行为、鼓励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铺垫。这些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1997年7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保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颁布的重要政策法规有《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离岸银行业务管理规定》、《经常项目外汇结汇管理办法》、《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等，旨在区分经常项目收支，限制游资的流入，加强对借用外债的宏观调控和及时准确掌握中国外汇外债的统计监测数据。二类是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合法外汇资金需求的法规。1998年受各种利益驱动，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势头愈演愈烈，扰乱了国内金融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制订颁布了《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狠狠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国外汇秩序。三类是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法规。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对外筹资能力也受到影响，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从1999年初到2000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独立或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出口收汇考核办法》、《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外汇通知》、《关于改善外汇担保项目下人民币贷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汇核销试行办法奖惩条例》等法规，支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泰国开始，金融危机很快席卷马亚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考察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无关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理，造成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长驱直入，以证券资本、投资于房地产等形式，流进流出，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时，这种短期投机性资本便大量抽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大量银行呆、坏帐及居高不下的外债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反观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却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先手。这固然与中国良好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未雨绸缪，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外汇工作方针，将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使其无隙可趁。同时，中国工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债适中并结构合理，使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在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的复苏，普遍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总结性报告中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在危机中采取的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之充实的外汇储备、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对资本帐户自由化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国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本次亚洲金融危机。”
2.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和外商投资与个人对外交流、投资B股的积极性
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采取措施，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营造宽松的外汇环境，对扩大中、外资企业出口和个人对外交流及投资B股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资企业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规避汇率风险的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数额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增加外汇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资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近几年中国出口创汇形势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1827.0亿美元、1838.0亿美元、1949.0亿美元和2492.12亿美元，其中每年约有35％—45％的出口额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从外商投资方面看，近几年形势基本稳定。外商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影响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和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452.57亿美元、454.63亿美元、403.19亿美元和427.98亿美元。从个人对外交流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扩大个人购买外汇数额，使得近几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从个人投资B股方面看，尽管中国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交易时间较短(2001年初开放)，但从目前形势看，从事B股交易者十分踊跃。据证券部门有关专家根据B股流通市值(约60亿美元—80亿美元)估计，当前个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汇资金约达10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已达770亿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3.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统一和国家宏观调控
近几年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了人民币市场汇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中后，彻底统一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价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外企业的经营和进一步利用外资，同时也使中国在汇率方面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二是有效保证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统一的中国外汇市场，外汇资金可以在不同地区和银行之间合理流动，可以及时解决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出现的外汇头寸的不平衡。据统计，在1998年12月取消外汇调剂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外汇市场的彻底统一，使外汇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机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汇价，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
在中国长期的“入世”谈判中，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一国若想参加该组织，除了在工业、农业、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向组织内的成员国敞开大门和作出减让外，而且在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服务业方面也要向该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括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为了配合“人世”谈判，积极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不断放宽外资银行设置的标准、地域及业务范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基本满意。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新批外资银行机构达70余家，相当于前15年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总量(132家)的1／2。
5.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摒弃了依赖各行业主管部门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数据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体申报制，将直接申报与间接申报、逐步申报与定期申报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业统计的弊端，从而保证了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的质量。特别是1997年在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及损益、汇兑等四项申报内容后，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外汇收支。进一步讲，从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产品框架看，它不仅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且为日后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创造了条件；它不仅能编制按部门、行业、企业属性、交易国别、币种等分类进行划分的补充表格，而且能为现有的结售汇统计、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外债统计等提供重要的核对及必要的信息。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完善，其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和爆发危机国家、地区等情况，一方面通过国际收支申报体系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经常帐户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收支、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变化等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服务。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网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这二年中，中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分别获得了416。88亿美元和466.1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52.57亿美元和454.63亿美元，外债余额分别为1309.6亿美元和1460.4亿美元，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20％)，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399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处乱不惊，应对措施得当，与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密切相关。它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击逃汇、骗汇、非法买卖外汇及鼓励出口、利用外资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法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同时也为外汇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1998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其他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为例，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市场预期转变，资本流出的动机增强，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出于走私、骗税等目的，想方设法骗购外汇，非法截留、转移和买卖外汇，使中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得趋紧。1998年1—7月，中国外贸顺差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40亿美元，但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7亿美元，“外贸顺差外汇不顺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安全运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骗购外汇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走私活动的蔓延，干扰了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不良形势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打击骗汇、逃汇、套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法规，一方面依法会同有关部委对进口付汇业务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多种手法的骗汇行为进行了追查，期间共查出假报关单13800多份，涉及骗汇金额高达110亿美元。实践证明，通过上述法规和措施，有效地打击了非法骗汇、逃汇、套汇及非法买卖外汇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外汇收支的稳定。1998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开始恢复正常增长，1999年全年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55.74亿美元，从基本面上保证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虽然汇兑制度不直接在WTO协议之内，但加入WTO事实上会产生部分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在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成熟的时候，一国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是难以适应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外汇管理方针应该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借鉴工业化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采取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策略，大致应当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1)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宽，而带有衍生产品性质的交易应当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早地解除限制，对于短期资本交易应最后解除限制。(3)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如自然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考虑到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流量相对有限，可以先放松对他们的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配套改革必须加紧进行，如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形成合理汇率；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和调控能力，维护中国金稳定和抑制资本流动风险；加快中国工农业改革，保持良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氛围等等。
2.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银行结汇制，即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人必须按官方汇价全部卖给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收汇则保留一定的限额不结汇。此种银行结汇机制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不利于真实反映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内外汇供求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中外合资企业平等竞争，也不利于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因此，中国今后进一步构建宽松外汇环境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实行意愿结汇制方面。目前中国可以选择比例结汇的意愿结售汇制改革方式。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汇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结汇比例越低，则意愿结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列，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列结汇。第三层次，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现汇，帐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中国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意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和平等竞争，同时也可以把外汇资产的储存和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而不是由中央银行一家承担，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改善外汇的供求，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完善。当然，今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建立
，
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结汇比例的不断提高，中国结汇制度将会最终过渡到意愿结汇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外汇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客观地看，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交易性质上，中国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汇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从市场公平上看，现行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主要是指强制性的银行结汇制)；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单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种；从市场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场，而非现代无形市场形态；从对外交流上看，与国际外?亡市场基本隔离。由于现阶段中国外汇市场存在上述种种不足，结果导致许多负面问题，如难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经常被动人市干预、敞口收购溢出外汇，不利于提高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其中以外汇银行、企业为市场交易主体，实行竞价交易，中央银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强制性银行结汇制，为企业真正参与市场交易扫清障碍。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开办欧元等币种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据国际市场惯例和中国企业与银行规避汇率风险的实际需要，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在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中，应尽量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为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可通过建立双向平准基金的办法，针对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汇率，在外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目标区范围内。五是推进市场的无形化建设，尽快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要不断完善电子交易系统，研究国际电子经纪的发展，使中国的外汇交易系统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外汇市场的规则，并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著名的国际外汇市场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中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
4.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按照中国与WTO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在今后的5年内，中国将向外国金融业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方面，协议明确规定，“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同时取消地区和客户限制。”因此，从外汇管理角度考虑，目前必须加快研究开放银行业的问题。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并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章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申办外资银行或分行，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年末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在华最低注册资本要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另外申请手续繁琐、批复时间较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银行来华申办银行的积极性。为了保证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应适当降低外国银行的资产要求，并简化申办手续，限期内批复。二是尽快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2001年11月13日，中国宣布在今后4年内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个城市的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5年后全部放开。在服务对象上，从2002年1月1日起，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其提供零售业务。因此，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该按照国家的承诺，尽快贯彻落实，认真布署实施，按照人民币企业存款业务——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开放顺序，尽快向在华的所有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让中、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业务竞争，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三是努力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健全监管法规体系，确保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质量，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5.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数据采集处理的电子化和全国范围内的联网，国际收支数据正在发挥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信息作用。展望未来，国际收支体系必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加入WTO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将国际收支申报体系与银行和交易主体的交易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未来的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一是加强国际收支的分析预警功能，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系统由以结售汇为主向以国际收支和结售汇相结合的模式过渡，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其预警功能作用。二是实现国际收支与汇率合理水平的分析，努力探索将国际收支信息用来做模型分析以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的新路子，促进汇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实现国际收支与相关统计间的有机联系，使各项外汇统计相互印证核对，确保经济信息的准确无误，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水平。四是实现国际收支信息的规范披露。国际上已对信息披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中国应当按照国际标准，逐步规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频率和质量及客观性，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对信息的要求，保证中国宏观决策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有可靠的信息基础。本文出自:
一、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切实增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综观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是必然选择。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可以说，现在不用走出国门，就自觉不自觉参与了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协作，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实力，把握发展主动权。从全国、全省情况看，现在已经到了要求外向型经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阶段，但从我市的实际看，外向型经济还刚刚起步。刚才正彩副市长在报告中讲了，我市自1985年在全省率先引进首家外资企业——山兴公司以来的23年发展历程中，总共审批外资企业119家，现幸存的仅38家。利用外资的规模，2007年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长足进步，实际利用外资达644万美金，但仅占全省的0.06%。外贸方面，去年我市的进出口总额达9354万美金，外贸依存度仅6.7%，而全国外贸依存度为67%，浙江省72%，*17.36%。外经方面，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的也很少，主要有：华顿公司、美伊公司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设立产品设计中心和办事处；欧派门业在意大利、德国和罗马尼亚设立产品直销公司；健康蜂业利用技术和设备在巴西设立产品加工厂。这与*经济发展实力和所处阶段是很不相称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究其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主要还是主观因素，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对发展外向型经济认识不足，存在“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无从下手”的消极畏难情绪，短视、近视行为严重；一些企业开放意识淡薄，有的不愿与外商合作，有的不敢与外商合作，有的不懂如何与外商合作。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以解决。首先要提高对发展外向型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外向型经济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当前国内工业经济增长远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又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工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品增加、产能增加，仅靠内需一时难以吸收，只能靠出口，通过出口国内相对过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工业发展需要原材料等各种资源和先进设备，必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确保进出口的良性运作，加快工业化进程。外向型经济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途径。欠发达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和借助外力来激发内力，加快发展速度。只有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营理念，提升我市的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外向型经济是调优经济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技术等，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能有效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本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不乐观，特别是外贸压力很大。一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很多企业生产增加，利润下降，使得企业不愿意出口。二是自去年7月1日开始，国家对2851种出口商品进行调整，尤其是对资源类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从13%下降到5%，对我市来讲，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二、明晰思路，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大力实施“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切实做到外资、外贸、外经“三外”并举，即要大力做强外贸，着力做大外资，努力做实外经。首先要发挥优势千方百计引进来。要充分发挥*的政策、投资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优势千方百计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装备、技术。其次要积极引导千方百计走出去。要做到政府主导、政策引导，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积极推动产品和劳务输出。其三要优化服务千方百计促发展。要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进一步优化*的投资发展环境和服务质量，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共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践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是根本、是关键。外资既是项目、资本、就业，也是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可起到杠杆撬动作用，可以说今天的外资就是明天的外贸、后天的外经，抓住了利用外资就等于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牛鼻子”，我们要在继续强化“市外就是外”的同时，牢固确立“内外并举”、“重点突破外资”的理念，坚持以外资突破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主动的工作、更加有力的措施，力争在引进外资总量、引进优质项目、引进国内乃至世界级大企业上取得新突破。
1、要构建大平台，着力夯实招商基础。一方面是加快平台建设。开发区、工业基地是引进外资的主战场、大平台。今年要加快推进山海协作示范园区建设，要求年内确保推出土地1000亩；同时启动莲华山区块开发建设，要求6月份必须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要坚持集聚、集约、集群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深化规划、整合、扩容、提升工作，把“二区四基地”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另一方面是夯实招商基础。重点要抓好招商项目储备库、重要客商资源库和在谈项目信息库“三库”建设，着力夯实招商引资基础。储备项目要广泛调动全市上下谋划项目的积极性，对接省“三个千亿”工程，挖掘谋划“基础网络、惠民安康、产业提升”三个百亿工程项目，不断充实市级重大项目储备库，并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凸显亮点，找准卖点，确保有项目可招商。对重要客商要保持经常性联系，有针对性地制定招商策略，着力提高招商的成功率。对在谈项目要紧盯不放，明确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切实提高项目签约率、履约率、到位率。
2、要实施大接轨，突出招商重点区域。当前，以上海、苏州、东莞为龙头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等普遍紧缺，正在大规模实施“腾笼换鸟”、产业调整升级，如上海等地已明确要求全出口、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限期搬出，我们要牢牢抓住机遇，主动接轨融入“长三角”、“珠三角”，根据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增加就业等要求，有重点、有选择地接受辐射。今明两年利用外资的重点区域要突出台资和港资，在上海、厦门、东莞、无锡等外商、台商集聚地区，组织精干力量，开展定向招商，力求在引进台资、港资上取得新进展。
3、要推进大转变，努力创新招商方式。引进外资的难度相对较高，要在继续抓好常规招商的同时，进一步转变招商理念，创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实效。一是要大力实施产业招商。围绕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要求，把利用外资与推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拉长产业链结合起来，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农产品深加工和创汇型农业、机械制造、电子器械及生产业等产业，逐步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二是要强力推进专业招商。在全社会营造招商引资氛围的基础上，继续采用自荐报名、部门推荐、组织选派等方法，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外资专业招商队伍，分区域、有重点地开展小分队专业、定点招商，把对外资专业招商小分队的考核与对部门的考核相结合，把专业招商作为年轻干部展示才华的平台。三是要广泛开展企业招商。进一步加强与台商、侨商和台湾、香港同乡联谊会以及与发达地区外资企业的联络，通过“以外引外”引进外资，并选择一批有实力的国内外中介机构，招聘一批专业招商经纪人，包装一批操作性强的外资招商项目，大力推行网上招商、以贸引资、以民引外、增资扩股等行之有效的外资招商方式，务实推进外资招商工作。
4、要组织大活动，全面宣传推介*。实践证明，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参与一些重大外贸活动，是引进外资的重要途径。对今年的外贸活动，有关部门要早作安排，特别是对参加港澳经贸洽谈会、浙洽会、义博会、厦洽会、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洽谈活动，更要精心筹划，周密部署，舍得拿出最好的资源、包装最好的项目去吸引外资。要在致力抓好企业主体利用外资、抓好工业项目利用外资的同时，把发展外向型农业项目、生产业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等政府性投资项目利用外资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政府性项目的利用外资。要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发起对外宣传新攻势，不仅要宣传生态*、平安*，更要宣传开放*、活力*，展示*对外开放的新形象、新成果，进一步提高*的知名度、美誉度，让更多的客商、外商了解*，看到投资*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
三、切实加强领导，努力形成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合力
经济外向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站在全局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审视外经贸工作，克服“一叶障目”的短视行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合力推动外向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着力拉长我市经济外向度这条“短腿”。
一是组织领导更强化。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特别是外经贸、招商引资等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做到定人、定责、定目标，加强对外向型经济的领导，增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企业也要高度重视外向型经济工作，做到外向型经济有人懂、有人管、有人抓。今年，市政府将对外向型经济目标任务实行争先考核，刚才已与“二区四基地”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专门签订责任书。对外向型经济工作实行专项考核，表明了市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力度。
二是激励政策更有力。今年我市已对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作了调整和完善,在外贸扶持政策上，加大了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力度，鼓励企业开展进口业务，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生产原料以及到境外注册商标、创出口品牌、培养引进外贸人才，提高企业参与竞争的层次；在利用外资扶持政策上，突出鼓励企业利用外资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鼓励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和生产业等项目的利用外资；在外经扶持政策上，突出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参加境外展销会，到国（境）外开辟原料基地、投资办厂，直接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国内国际竞争，全面提升竞争力。
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趋势及特点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分工的格局是动态演进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格局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将国际分工的格局划分两个阶段。
（一）垂直型分工阶段
此阶段的国际分工是基于不同技术水平下的垂直型分工，即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该阶段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际分工处于传统的工业国和农业国这样一个分工格局。其主要特点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农矿产品，形成了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初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不仅使发达国家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而且还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过程。发达国家将技术发展相对成熟、成本相对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新格局。
（二）产业链分工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分工逐步深化、细化，传统的垂直型分工的格局被打破，代之以产业链分工为主，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即上游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工艺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培训、原材料采购等分环节；生产环节，包括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与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下游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致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等上、下游环节，而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
可见，此阶段的分工不再是单纯的产业间分工了，而是产业内分工，是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分工，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或者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了，而变成了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劳动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也包含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只不过两种类型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发达国家并不承担产品的生产或者加工环节，而是致力于该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来讲，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不承担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环节，而是负责该产品的加工或制造环节。因此，此种分工模式下的产品实际上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很大程度上是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产品多是“万国牌”。因为，这不是单纯的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了，而是基于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模式。
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收益分配分析
作为开放型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目的是取得更大的收益。那么，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收益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1992年，宏电脑的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描述了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附加价值的形态。微笑曲线的两端分别是研发和品牌等，代表高附加值；中间最低点是加工、制造，意味着低附加值。很显然，在价值链两端（研发、设计、采购、品牌、营销、物流、金融等）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而中断（加工、组装、制造）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时总是尽力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的意图了。经济学家郎咸平将之总结为“6+1”理论：发达国家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因为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发展中国家就沦落在了价值链的最低端。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东莞的产品，出厂价是1美元，但是在美国沃尔玛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接近10美元。除制造成本1美元外，那剩下的9美元价值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创造出的，价格高，同时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环境，不剥削劳工。由此来看，中国制造业被定位在了“1”，即价值链的最低端，而发达国家掌握了“6”，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再怎么创新、升级都难逃“1”的命运，即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始终处在为别人打工的角色，始终在为别人“卖苦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太低，加之以发展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制造业越发展，为别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但我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严重污染，得到的价值却很少。因此，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认清当前国际分工新形势，以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为基础，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展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占据它的核心环节，在关键环节上构筑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使这个能力扩散到整个产业链，以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唯有如此，外向型经济转型才能取得成功。
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策略
（一）转变经济政策
为了鼓励出口行业的发展，多年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政策采用以压低要素价格的办法来赢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土地、矿藏、淡水、能源、劳动、外汇等价格长期偏低，市场化程度不高，扭曲严重。许多地方和企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更愿意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来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而取胜，而缺乏人力资本投资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动力。因此，必须转变以扭曲要素价格，谋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建立起以鼓励创新，放弃短期利益而谋求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为此，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长期扭曲的局面，实现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引导资源流向效益高的行业和企业；二是要建立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以便加快技术进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治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首创权为核心的奖励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政府对研究开发项目提供资助或补贴的制度，弥补市场的不足，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扶持相关产业内领先企业间制定技术标准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力争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在成为全球标准的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本国的企业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加快服务业发展
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必须有发达的服务业作支撑，因此，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趋向。其次，要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除某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要取消所有对社会投资不合理的规定和限制，以强化服务市场的竞争。再次，要加强政府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服务业及其市场运作有关的法规，包括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服务范围、竞争秩序、价格收费、奖惩规则和纠纷仲裁等；同时，要加强执法，对违反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行为要依法管理，保护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实施产业整合战略
大脑型企业是指处于产业链高端，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策划以及购销渠道等环节的功能性企业，它可以弥补我国企业专注于OEM产业链环节而缺乏头脑功能的现状。一般情况下，大脑型企业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一是通过精致管理，建立产品生产和流程的标准系统和测试系统。通过精致管理建立这类标准，能有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二是价值创新。在技术创新基础上，通过产品功能创新、造型创新、流程创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以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而“在小改小革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大厦”。三是产品创新。新产品可以开拓一个全新产业和消费领域，如美国“宝洁”公司帮助人们改变清洗习惯，推出“SWIFFER”抹布，即可清除污垢，又不需用湿拖把。这个创新为其创造了10亿美元的品牌销售额。四是设计革命。在对消费者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美国创造力经济的核心环节就是在设计这个产业研发和运作层面集中大量人才，从而在不断更新消费者文化和消费产品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因此创造了在同行中的优势竞争力。五是专利经营。三星通过“质量战胜战略”、“创新研发战略”、“品牌创意战略”和“专利经营战略”而一举成为世界品牌企业。
（四）实施通道建设
通过做强销售环节和通道，构筑需求导向型的产业链。在产业链实物形态运作过程中，接单环节获利润20%，品牌获利润30%，网络获利润40%，亦即大量利润（除研发、创新、设计外）被销售环节所汲取，所以，做强销售、做活通道是OEM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利润丰厚的根本点在消费者手中，所以，通过建立通道，直接控制产业链终端，强化服务功能，是产业链构筑的关键环节。
总之，国际分工的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需要，我们必须站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高度审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重新构筑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即寻求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提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成功转型。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因素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地区间外向型经济的差异巨大。不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差异，不仅对外开放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在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主体和出口产品类别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别。
1.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度的比较
由于各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各地区的进出口额在全国的比重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统计数据；2006年东部10省市的出口及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比重为91.8%和92.3%，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出口及进出口又在东部地区占了大部分，远远高出其他省市。而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及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非常小，中部地区这两个比重分别为4.7%和4.4%；西部地区这两个比重分别为3.5%和3.3%。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外贸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与此同时，各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相差较大，从2003年到2006年期间，高依存度的地区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的外贸依存度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中依存度的地区中，浙江、山东、新疆的外贸依存度呈现逐步上升或稳定的趋势，而福建和辽宁在2004年外贸依存度得到提高之后，又出现了下降的势头。
2.不同地区的外资引入和实际利用情况比较
首先，从2006年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排名前8位的是前面所归入的东部地区。而归入东部地区的山东该比重在全国排名第13位；河北该比重则在倒数第6位，远远落后于其他东部省市。
其次，从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各地区的总出口来看，东部10省市排在前十位，依次分别是天津、江苏、上海、广东、福建、辽宁、山东、北京、浙江和河北，其中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要高于全国的水平。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
再次，从不同地区的出口贸易方式看，东部省市是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学的统计数据，2006年东部省市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比重的97.4%，中西部地区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导地位，其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普遍落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只占1.65%，而西部地区则不到0.95%。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水平高，进出口额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在全国的进出口额排名中位于前列，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外企出口占各省市的比重也排在前列。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普遍不发达，从整体上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对地区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不大。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分析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各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差甚远。本文试图通过定量分析，测算出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变动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风险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要从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高新技术出口占比、投资环境、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加工贸易政策影响、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率这9个指标，对在人民币升值及贸易政策调整背景下地区外向型经济综合风险做出一个粗略的定量判断。
其中，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加工贸易政策影响与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即指标值越大，风险越大；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高新技术出口占比、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率、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投资环境与风险呈负相关的关系，即指标值越大，风险越小。
首先，对以上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处理：
经该式处理后的各个指标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且都是取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中xjmax和xjmin的取值为对应指标的最好值和最差值。
后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地区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而得到各地区的外向型经济风险指数。
通过测算，从图1中可以看出：
(1)东部地区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加了其经济的脆弱性，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落后，在地区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不会对整体地区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外向型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东部地区(除辽宁、山东和河北外)的外向型经济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经济发展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程度较大，特别是上海、北京、广东、天津和江苏的外贸依存度高于100%；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的外企出口占比大都超过60%，这些地区对外贸和外资的过度依赖，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和脆弱性。
(2)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东部地区出口大省影响较大，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较低的省市。出口退税调整主要涉及“两高一资”产品和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虽然也涉及了一部分机电产品，但影响不大。因此东部地区那些机电产品出口比例较低的省市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这些地区包括辽宁、山东和河北，此外浙江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虽稍高于以上三省，纺织服装等非机电产品出口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2007年三季度，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几个出口大省订单指数下降较为明显。从总体的出口订单情况来看，出口订单指数为7.2%，比上季度下降2.6个百分点，创2005年以来单季最大降幅。而三季度国内订单指数也出现季节性回落，该指数由二季度的峰值12.9%回落至本季度的11.6%，虽然下降1.3个百分点，但仍为历史次高点。
(3)在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政策调整背景下，以出口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类产品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其外向型经济面临的风险加大。和东部地区省市相比，中西部地区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商品的比重较大，这些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利润较薄，自主定价能力不强。由于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的下调或取消、进出口税率的调整以及加工贸易禁止类政策的调整和实施，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增长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而且，和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竞争力较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资金投向的政策建议
1.首先应把握由于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把握在目前货币从紧的背景下，资金的重点投向区域。我国东部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高端劳动力、资本以及部分产业的高端环节(比如研发、营销和公司总部等)，要加速向沿海地区转移，增强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降低成本。因此，我国东部地区要以发展商业、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中部由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则以发展工业为主；西部限于城市群体的分散和城市化水平不高，则在注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着重改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有关企业要及早认清形势，尽快从“严防死守”中走出来，要主动“转移”，各级政府要制定政策对主动“转移”的企业给予奖励。这种产业转移和资金的适度偏向会促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更平衡的发展。
2.由于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且差异较大，对于传统型行业如电子、服装业等行业的负面影响较大，对于科技含量高、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企业则带来较大的正面影响。因此，资金的投向即应该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流向风险较小的行业。另外，我国目前有必要通过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来减轻出口企业所遇到的临时出口困难。可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如鼓励研发的补贴、环保项目的补贴以及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机制。政府在原有扶持政策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贸易环境，简化进出口环节审批程序，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便捷通关服务。建立科技出口信息服务数据库，为企业提供技术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国际市场动态、行业发展、技术标准、国别贸易政策等各类信息。
3.资金投向应向优质客户倾斜，进行客户结构的升级。对于属于同类行业的不同企业，其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也存在不同。对于行业龙头企业和具有强大研发能力企业以及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应该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增加科研投入，推进技术进步，在创新、创造中求发展。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解决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一个核心问题。各级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要给予一定的补助，对研发成果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从1997年由福建省主办的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升格为国家级的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以来，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已举办了九届，今年将迎来十周年华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投资促进为主线，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主题，努力打造国际投资促进平台，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投资促进盛会，也是全球唯一经UFI认证的投资促进类展览会。在历年的“9・8”投洽会上，福建举全省之力，不断开拓思路、创新举措，努力提高办会水平和参展实效，使投洽会成为福建展示风貌、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成为福建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的有力的助推器。
一、投洽会是福建展示风貌、投资促进的重要窗口，加快了福建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办会水平的不断提高，参加投洽会的境外客商人数逐年增加，层次不断提高，投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据统计，迄今有超过400家跨国公司参加了投洽会，其中名列世界500强之内的就有100多家。福建省充分利用投洽会的越来越大的世界影响力，广泛邀请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商团组参加，同时，最大限度地用好投洽会的客商资源，积极与一批国外政界要员、工商巨贾，以及一大批投资促进机构、商会和企业联合体进行广泛的接触，不仅充分展示了福建的对外开放成果，也扩大了福建的对外联系渠道，促进了投资促进平台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近年来，通过投洽会福建打造形成了三个投资促进平台：一是客商联络平台。通过投洽会广泛接触境内外客商，建立了多达五、六千人的客商资料库，并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与重点客商建立长期的联系，为进一步开展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现场招商平台。充分利用大会资源，组织开展各种富有实效的招商活动，组织懂政策、会谈判的招商小组或联络小分队，在投洽会期间主动联络跨国公司和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巩固老客商，结识新客商。三是宣传推介平台。通过在投洽会上分发《福建省外商投资指南》、《福建省重点招商项目》宣传册和光盘，向客商介绍福建省情概况、产业情况、投资环境、重点招商项目等，使客商更深入了解福建、了解“海西”建设战略，增强投资福建的信心。
二、投洽会是国际资本对接福建项目的重要渠道，推动了福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投洽会作为福建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在福建吸收外资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历届投洽会上，福建签订的外资项目都占整个投洽会的80%以上。据统计，仅“十五”期间，福建省团就在“9・8”投洽会上签约项目5049项，总投资391.43亿美元，利用外资323.22亿美元。到目前为止，这些签约项目已落实报批3610项，总投资213.3亿美元，合同外资170.7亿美元，落实率分别达71.5%、54.5%和52.8%。已落实报批的合同外资达170.7亿美元，约占近五年全省合同外资总额的48.5%，对全省利用外资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在“9・8”上签约的泉州船舶工业公司(总投资3700万美元)、福建华东船厂(总投资6041万美元)、飞毛腿(福建)彩晶科技(总投资9800万美元)、柯达(中国)图文影像(总投资9600万美元)、福建汇大化工(总投资5000万美元)、厦门长庚医院(总投资1.44亿美元)、厦门马士基码头(总投资3.7亿美元)等一大批资金、技术密集型大项目的落地，有力促进了机械、电子、石化三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提升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对福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投洽会是福建凸显对台优势的重要载体，促进了闽台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深化。
近年来，福建依托“9・8”投洽会充分发挥对台的“五缘”优势，积极拓展“六求”作为，有效促进了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利用台资的发展。如第九届“9・8”投洽会凸显对台特色，积极邀请台商参会，努力拓展吸收台资，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投资福建”对口洽谈活动中, 台湾客商参加了涉及生物科技、IT、机械制造和食品等9个行业的项目的洽谈,有111名台商表明了投资意向；在“海峡两岸农业合作项目洽谈会”上，有46家台湾企业的62名台商与福建省108名企业代表进行了洽谈；在“首届海峡旅游项目洽谈对接会”上，共签约合同台资项目201项，总投资11.14亿美元，利用台资11.04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全省合同项目的26.59%、14.56%和14.69%。
四、投洽会是汇聚国际投资信息的重要平台，为福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搭建桥梁。
投洽会在突出利用外资主题的基础上，积极引入了“双向投资”新内容，吸引了众多国家在投洽会上举办投资项目对接会、投资项目推介会、投资政策会、投资环境介绍会等，并举办各类“走出去”研讨会和投资论坛。这类活动提供了大量有益信息，使福建企业提高了对实施“走出去”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充分了解了投资国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投资项目以及有关注意事项，为企业拓展境外投资搭建了便捷渠道和平台。在第九届投洽会上，福建省团共组织近百家省内企业、130多人参加了40多个国家举办的“走出去”投资项目对接会，发动180多家企业250多人参加各类研讨会和推介会，促成了阿福建力菲克药业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与意大利、新西兰、越南、泰国等国家签订了6个境外投资协议，投资金额达1100多万美元。
增强外向型经济支撑带动作用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对外开放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突出优势，是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对外经贸是这条生命线的支撑和脊梁。今后若干年，是福建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加快外经贸促进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外经贸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与脊梁作用，努力适应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需要，以创新促开放、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外向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把福建省对外开放推向新的水平，为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一、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增强海西产业竞争力。
产业发展是建设海西的重要依托，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是建设海西的重要举措。招商引资战略要以促进产业集群培育和发展为着力点，着眼于提升海西产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把招商引资政策与产业集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以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为支撑，以开发区为载体，以重大经贸活动为平台，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加强政策引导，积极引进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龙头项目，做长做强产业链，加快实现海西产业集聚与优化调整，增强海西产业竞争力。
――加强外资投向引导，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鼓励外资投向福建省电子信息、石化工业、机械工业等主导产业，在积极推进现有外资骨干企业增资扩股的同时，充分利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大力引进一批综合效益好、对福建省经济带动性强的大型产业项目落地。围绕龙头项目，大力发展协作配套企业，延伸产业链，夯实产业基础。鼓励外资改造提升建材、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培育发展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扩大服务领域利用外资，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抓住入世后过渡期服务贸易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加快商贸、物流、金融、旅游等领域利用外资步伐，引进外资设立会计、审计、经纪、鉴证、评估等中介机构；推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进和兴建一批有较大规模、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利用外资项目，推动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全面快速发展。
――鼓励基础设施利用外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积极推进交通、水电、环保、能源等公共事业领域利用外资，支持外资以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进入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城镇供水、燃气、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基础设施领域。推出一批社会发展需要、对外商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项目以及特许经营权对外招商。鼓励政府投资的市政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项目，依法向外商转让产权或经营权。
――主动承接国际产业高端转移，增强福建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转变利用外资理念，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高素质人才，以国际制造业高端转移为契机，着力引进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工序。鼓励外商在福建省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投资高新技术领域，鼓励外商投资的研发中心承担、参与福建省科技攻关和产业化项目，促进福建省企业增强对外资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投资促进的区域针对性，提高招商引资实效。对台招商，要突出“以台引台”,从服务好现有台资企业入手，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促其增资扩产，吸引更多的台资企业参与配套；要拓宽与台商联络渠道，加强与台资企业协会和台资大企业的沟通联络，办好各项涉台活动，吸引更多的台资大项目到福建省投资落户。对东南亚招商，要突出“高层推动”,针对东南亚客商特点，以高层推动形式开展投资促进，鼓励华侨华人来闽投资兴业。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招商，要突出国外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联合体、商协会、中介机构的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双向经贸交流活动，完善对发达国家的招商引资平台。
二、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增强外贸出口对海西建设的带动作用。
发挥福建省对外开放优势，着眼于增强外贸出口对海西建设的带动作用，大力实施科技兴贸和品牌发展战略，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努力提高福建省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和外贸综合效益，促进福建省由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转变。
――大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制定国际品牌发展规划，形成完善的品牌促进、保护、推介、出口的政策体系。推动国知名产品参加境外商标注册及各类质量、环保与社会责任认证，提高国际市场的认同度。支持出口企业提高机电产品和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品牌含量，鼓励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推动政府加大资金投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技术升级与转化。大力扶持具有国际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的出口，提高机电产品的自主品牌持有率与高新技术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率。
――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大支持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大宗机电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充分发挥农产品出口对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从信息、资金、管理等方面，给予农产品出口更加积极有效的支持，重点支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蔬菜、水果、水海产品、鳗鱼、茶叶等农产品以及农产品加工基地的建设，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带动作用明显的农产品出口重点企业。
――积极拓展外贸出口市场。深度开拓美、日、欧、香港与东盟等主要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有发展潜力的中东、非洲、拉美、东欧、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争取在全球形成合理的、有层次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建立进出口公平贸易的早期预警工作机制，以及政府、中介与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联动机制，提高政府与中介的服务水平。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增强企业应对“两反一保”与各种贸易壁垒的能力，做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工作，为全省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三、落实“五缘”优势，拓展“六求”作为，推动闽台经贸合作取得新突破。
加强闽台经贸合作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关键所在。要把握中央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和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的有利机遇，充分发挥“五缘”优势，积极拓展“六求”作为，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合作形式，努力实现闽台经贸合作新突破。
――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加大宣传和落实《“十一五”闽台产业对接专项规划》和《实施意见》的力度，积极推进信息产业、机械产业、石化产业、纺织制鞋产业、食品产业、冶金产业、建材产业、新兴产业、物流业、金融业等10个重点领域和主要行业的项目对接；鼓励吸纳台资研发机构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进一步延伸福建省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产业的产业链。
――加强对台投资促进。以制造业为重点，加强与台湾相关行业协会、台湾百大企业的联系，广泛开展信息沟通、企业互访、项目对接，积极承接台资企业转移。强化跟踪服务，帮助现有台资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优化对台资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服务，鼓励引导企业增资扩股，吸引关联企业增强配套，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加快产业集聚。办好和扩大台商投资区，优化投资环境，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政策支持。
――努力拓展闽台贸易。继续做好福建省沿海地区与台湾金门、马祖地区的直接经贸往来工作，积极推动商务部、海关总署尽快修改完善对台小额贸易管理办法，促进小额贸易向正常的大规模贸易、由间接通航向直接通航发展。抓住澎湖方面与福建省交流交往意愿明显增强的有利契机，借助“9・8”投洽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平台，推动与澎湖地区的直接经贸往来。继续推动赴台办展，逐步实现赴台办展的常态化，为闽台贸易拓宽渠道，逐步实现闽台经贸“直接、双向”交流。
――进一步提升闽台农业合作水平。充分发挥闽台农业合作的互补优势和海峡两岸农业实验区扩大至全省的政策优势，大力吸收台湾农业资金，引进台湾农业先进技术、设备、优良品种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提高农产品保鲜、加工和绿色食品生产水平。抓住两岸经贸发展的有利时机，推进闽台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使福建省成为台湾农产品输入大陆的重要集散地。
四、大力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推动福建省企业加快迈向国际市场。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大力发展境外贸易网点和境外加工贸易为重点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发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全面提高“走出去”对商品、技术和劳务出口的带动能力，促进福建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步伐。充分发挥福建省在优势产业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具有所有权优势、技术优势、地缘优势的对外投资，大力发展境外营销网点和境外生产加工，带动商品、技术和劳务等要素的输出。鼓励企业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境外资源开发、境外技术研发、建设境外工业小区等多元化的投资形式，采取参股、并购、租赁、股权置换、境外上市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促进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实现恢复性增长。加快赋予大型企业、企业集团以及民营企业外经经营权，壮大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队伍。加大对已有经营资质企业的扶持力度，创造条件承揽海外项目。进一步规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秩序，积极推动福建省对外劳务合作进入法制轨道。加强劳务基地建设，努力实现劳务输出由低级向高级、由量的扩充到质的提高转变。
五、强化利用外资载体功能，争创开发区新优势。
开发区是利用外资的重要载体，要积极推进开发区的改革与发展，优化其载体功能，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促进产业集聚。
――创新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探索建立由一个管委会统筹管理多个园区的新体制，实行统一规划、建设、管理和招商引资。支持开发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开发区跨区域建立产业配套基地，实现互惠互利、联动发展。鼓励沿海开发区与山区开发区结对子，促进项目对接、经济技术合作、信息沟通和人才交流。创新开发区的运作机制，逐步放开区内服务配套领域，走市场化经营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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