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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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1．1分配原则
(1)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制定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时首先应以流域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为约束条件，在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确保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从而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持续利用的和谐共赢。
(2)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水量分配中责、权、利的主体均应为上游各县(市)政府。保护当地水资源和保证下泄水的数量和质量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使用自产水量是当地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地区的水量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地政府的利益。
(3)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分配方案既要体现用水公平，尊重历史，维护各县(市)已有的利益，同时也要充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未来新增加的水资源需求量，分配时应侧重考虑各主体的用水效率，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
2晋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以保护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水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与水资源经济价值，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节水资源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5］。近几年来，为保障晋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保证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相对贫困、生态相对脆弱的流域上游县(市)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但存在着与大力发展经济之间的突出矛盾。因此，基于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晋江流域上下游水资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晋江市政府及下游受益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补偿机制，对于理顺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关系和利益关系，加快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有效保护流域上游的生态环境，从而促进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主要是针对生态保护或者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经营方式所产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美化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综合评估与核算。国际上评价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通用做法是通过统计分析，评价主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3结语
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各种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面临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问题。遥感技术尤其是卫星遥感技术近些年来在环境监测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国际遥感技术研究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本文结合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的现状以及遥感技术的发展状况，对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2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
2.1发展现状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研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一套科学可行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也逐步建立起立地球动态观测信息网络，同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相继在新疆、内蒙等地区建立起了生态站，为我国将来一段时间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2.2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现状分析来看，虽然我国当前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技术上比较滞后、管理制度跟不上、人员能力水平存在不足等等，即使如此，但整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未来该工作的发展趋势应是在地面监测技术与3S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由当前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到生态风险以及早期生态环境预警和保护方面的转变。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使用遥感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保护，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3遥感技术的原理及应用领域
3.1基本原理
遥感技术主要是利用安装在遥感平台上的传感器，对被监测物体定时、定量的发射不同的电磁波谱，并对其所反射回传感器的电磁波谱进行接收和记录，在经过地面处理后还原成原始图像，从而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其中运用的传感器是指安装在遥感平台的用来探测地面物体电磁波的仪器，对于不同的研究项目，当前已经研究出了多种多样的电磁波谱传感器。利用传感器对于各种物体在可见光以及红外线和微波范围内的电磁辐射的探测和接收，并经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技术处理，将其提供给不同的用户，方便其开展工作。
3.2应用领域
（1）资源遥感监测
资源遥感监测在资源类别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土地资源、水力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监测。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强大的自然资源作为后盾，因此资源遥感监测有着重要的意义。遥感技术对于我国石油资源开发、矿产资源探测以及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工作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我国目前不断重视的原因。
（2）农作物监测
遥感技术对于农作物的监测主要是利用卫星传感器所发回的传感数据，在地面工作站的加工处理后，对农作物的产量指标进行估算。另一方面，遥感技术还能对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病虫害情况进行遥感监测，有利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加强农作物的管理力度，从而减少其带来的经济损失。
（3）气象监测
遥感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应用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气象预报，其与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为人们的带来极大的便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气象预测方面将会更加准确，可靠性也会逐步增强。当前我国应用于气象观测和预报的卫星主要是自主研发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4）地质灾害预测
卫星遥感技术对于地质灾害的预测，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免地质灾害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比如天气预报中提到的暴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灾害等，但是遥感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技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不过相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这方面的能力会持续增强，技术上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为地质灾害预测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预测详情。除此之外，遥感技术在军事领域、国防领域以及太空监测领域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4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中的具体运用
4.1在大气状况监测中的运用
由于当前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国政府也在进行着相关研究工作，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手段改善当前大气污染状况。遥感技术通过对大气中臭氧层、温室气体以及大气气溶胶含量等指标的监测，实现了对大气污染状况的实时监测，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对监测到的信心处理，及时的传递给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便于人们做好防范和补救处理工作。
4.2在水体污染监测中的运用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水资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水资源匮乏问题，还有相当严峻的水体污染问题。我国拥有着众多的河流及湖泊，对于这些河流湖泊的监测使用人工监测的方法所要耗费的各种资源相对较多。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多光谱频道，能对水体进行多方位监测，从而对水质作出优劣评价，方便于水体污染的监测和治理工作。遥感监测对水体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有水体悬浮物、水体温度、色度以及可溶性有机物的监测等。
4.3在固体废弃物监测中的运用
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遗留下一些废弃物及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垃圾，对于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来说，对这些固体废弃物的妥善处理相当重要。遥感技术利用对遥感图像上的色、形、影等解译处理，能够较为直观的呈现出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分布状况、数量以及类型。从遥感技术手段中获得的这种高分辨率图像，能使我们更加详细的对固体废弃物的面积及总量进行识别，有利于其处理工作的开展。
5结语
水环境修复的目标是将生态系统恢复到未被破坏前的近似状态，并能够自我维持动态平衡，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具体措施包括降低水体中的污染物浓度，开展生境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及水生生物种群保护与恢复工作。水污染处理技术可分为物理技术、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三个类别，其中生物技术应用最普遍，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方法。水生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在满足自身生长需求的同时将污染物分解，并有效控制水中N、P等营养物质释放，增加水中的溶解氧含量，抑制藻类生长，稳定水体生态平衡。对于受干扰的自然水体，一方面要建立人工鱼礁、牡蛎礁等工程设施，人工鱼礁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首先列入国家计划，主要材料为混凝土和钢铁，当前也有利用生物制品如牡蛎壳作材料，为典型优势生物如华盛顿近岸河口太平洋大蟹提供栖息生境;另一方面要建立重要物种自然保护区，除了保护自然生境外，更重要的是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对自然栖息地进行修复和重建。国内处理水体中污染物较常见的操作方式有设置生物浮床、混养底栖生物和投放微生态制剂等，修复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此外，也要采取措施控制污染物的排入总量，尤其重视养殖区域的非点源排放，从源头防止生态环境破坏。人工设施方面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试点建设人工鱼礁，使用的材料从早期的旧轮胎、旧船体等废旧品逐渐发展成现在的钢筋混凝土、钢材、玻璃钢，并逐步从小型鱼礁过渡到大型鱼礁。人为构建牡蛎礁也显著增加了礁上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和总生物量，提高了固碳能力，同时鱼类洄游通道和产卵场人工修复措施已成为我国的研究特色。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自然保护区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投资10年间增长了2．3倍，达到82．5美元/hm2。根据我国国情，构建水生自然保护区分为三个步骤:①评估拟建区域内的资源总量，渔业资源调查是珍稀水生生物种群保护与恢复工作的前提，首先要建立长期基础性调查体系，由国家资金持续稳定支持;②根据实际需求建立新自然保护区和加强现有保护区管理，目前我国共有自然保护区2349个，其中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230个，约占总数的10%，目前存在缺乏专门管理机构，未建立健全规范的水质和生物监测流程等问题，并亟需构建适宜的评价指标体系;③通过开展增殖放流恢复被破坏的渔业资源，其中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是重中之重，主要利用放流个体标记和回捕率分析来衡量，目前除传统实物标记外，分子标记和耳石标记等新型标记法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此外，增殖放流对野生种群规模和遗传多样性、生物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影响及风险防控研究也需要引起重视。
2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关键技术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如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太湖蓝藻暴发、铜矿水渗漏事故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严重污染了水环境，因此，事故应急监测和应急处置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总体来看，发生频率高、污染影响大的水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有溢油、化学和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和水体富营养化污染等几个类别。针对海底管道泄漏和海底井喷两种原油泄露源，分别对应水下干法、湿法维修和盖帽虹吸法、打减压井法等不同的封堵技术。2010年美国BP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应急处置案例中将上述关键技术结合运用，形成了一套应急处置方案，最终原油消除率达到80%以上。针对化学物质和有毒有机物泄漏类污染事故，标准的处置流程为:首先，采取措施堵塞排水口，尽可能减少化学物质随着排污水管线流入天然水体;其次，根据自然条件如风向等确定污染区域，进行布点采样监测，确定水体中污染物的浓度;然后，根据泄漏化学物质的性质，选择燃烧、投加活性炭、投入试剂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微生物分解等手段，降低污染物浓度;最后，对污染区域进行跟踪监测，掌握污染物变化趋势，确保完全消除对环境造成的有害影响。针对重金属污染处理的传统方法包括离子交换法、硫化物沉淀法。目前，污染小、去除率高的电化学凝聚法及微生物和植物吸收法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更适用于静态水体(如湿地或池塘)污染时使用。例如有研究表明利用凤尾蕨除砷，3个月内砷浓度可以从10．2μg/L降至2μg/L，砷积累量达161mg/kg。针对水体富营养化，通过研究藻类生长机制、环境条件等控制因素，用生态工程技术控制藻类暴发，能够从源头抑制水体富营养化。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但处置水平还稍显不足，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重点进行关键技术、装备和材料的研发，形成应对不同类型污染事故的标准流程。针对海上溢油开发环保型表面活性剂、高性能吸油毡等，还可进行微生物分解原油的筛选和探索，从根本上提升溢油应急处置能力。针对化学物质污染，在我国苯类物质泄漏事件的发生几率较高，目前常用燃烧法进行处置，但难以完全消除有害影响，对其消解规律和新型治理方法的研究应引起特别重视。针对重金属污染，我国学者对砷、铬、镉等的处置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铁或铝作为阳极，生成的氢氧化物可作为絮凝剂与砷酸根离子发生反应，达到除砷效果;以水洗废啤酒酵母为吸附剂，对镉的去除率大于96%;采用堆肥－零价铁混合渗透性反应墙(permeablereactivebarrier，PRB)除铬，去除率接近100%，但利用电化学和植物吸收重金属的方法还未见报道。针对水中的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积累引起的藻类暴发，大部分湖泊地区采取人工打捞收获藻类的传统方法，虽然能有效减轻局部水华灾害，缓解藻体死亡分解引起的毒素污染，但只是暂缓蓝藻进一步蔓延，并造成人力资源、水资源浪费，亟需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转变污染处置的理念，从治理转变为预防，研究控制藻类爆发的有效方法。
3重点发展方向
通过对渔业生态环境学科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在生态环境学科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技术和流程也日趋成熟。而针对目前的政策导向和研究热点，今后应更重视机理性、规律性研究和基础数据库构建，明确学科重点发展的方向。
3．1国家级大型环境监测数据
网构建研究我国环境监测网的基本架构已经比较成熟，未来研究重点应放在运用新型设备采集监测数据，并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构建大型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新型水质监测设备如电化学传感器能够显著提高监测相关参数的效率和准确性，减少人工成本。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属于政府支持的长期基础性科研数据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环境监测专题数据库，涵盖所有监测点的监测指标如水温、水体pH、典型污染物的浓度等，由环境监测站定期录入，可供环境相关研究人员查询;此外，还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库，涵盖全国多时相的卫星影像和资源卫星数据。
3．2灾害预警的机理性研究
目前，我国对环境灾害的预警还停留在经验预测法和统计分析法，对灾害的机理性研究偏少，理论研究方法比较落后，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对赤潮预警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其他环境灾害的研究目前还很欠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首先应该放在构建稳定合理的赤潮灾害预测模型上，选取赤潮多发的典型区域，根据历史数据统计，合理运用数值分析方法如模糊推理法，通过各种物理－化学－生物耦合生态动力学数值模型模拟赤潮的发生、发展、、维持和消亡过程，尽可能排除环境因子选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提高赤潮灾害预测的精准度。除赤潮外，洪涝、海冰、海啸等由多种因素综合引起的环境灾害都可借鉴这种数值预测方法。
3．3分子水平上污染物对生物毒理作用和遗传变异规律研究
目前对常见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存在形式、富集状况和迁移转化规律研究较多，但污染物在分子水平上对生物的毒理作用和遗传变异研究还不够，特别是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生物体内富集和沉积，长期过程中对本体细胞产生的影响，其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的机理等仍没有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挖掘。加强分子水平上的研究能够明确污染物对生物造成危害的具置和作用机理，并跟踪和监测DNA的变化，从而为研究消除典型污染物危害的方法提供基础和依据。
3．4水环境修复与健康养殖的整体策略
研究人工鱼礁、洄游通道等设施的构建都是水域环境修复的常用手段。目前，海洋牧场、池塘一体化养殖等整体性环境修复与健康养殖结合的策略逐渐受到关注。该策略把资源环境、装备、养殖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水域内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湖泊、池塘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水生生物聚集起来，对鱼、虾、贝、藻等生物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放养，在海上范围更广，称为海洋牧场;在淡水池塘中的一体化养殖则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如投喂、水质监测等。海洋牧场和池塘一体化养殖既能够修复被破坏的环境和自然水体中的生物群落，又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效益，是目前环境修复的研究热点。
4展望
1.1样品的采集调查区域选定为松花江流域。根据2012年地表水监测数据，松花江流域总体呈轻度污染，干流水质良好;支流为轻度污染。流域具有有机毒物污染的典型性特征［15］。2012年6—7月，对研究区30个采样点进行了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采样调查。在松花江干流上游设置了5个采样点，分别为S30肇源、S28朱顺屯、S14阿什河口下、S4呼兰河口下和S15大顶子山;在松花江干流下游设置了4个采样点，分别为S11佳木斯上、S12佳木斯下、S3江南屯和S13同江;在松花江支流的雅鲁河、诺敏河、嫩江、伊通河、饮马河、第二松花江、牡丹江和梧桐河上共设置了19个采样点，分别为S17巴林、S18成吉思汗、S6小二沟、S7宝山、S8博霍头、S19拉哈、S20浏园、S21富上、S10江桥、S23宝龙桥、S25靠山南楼、S9瀑布下、S22溪浪口、S26松花江村、S27松林、S24刘珍屯、S29大山、S16柴河和S5梧桐河口内;在黑龙江上设置了2个采样点，分别为S1松花江口上和S2东港。S1～S10为参照点;S11～S30为监测点。采样、保存和实验室分析参照EPARBP生物快速评价方案［16］及《水和废水监测技术方法(第四版增补版)》中相关要求进行［17］。
1.2生境和水质理化指标借鉴EPARBP生物快速评价方案［16］，参考郑丙辉等［2］的栖息地评价指标，采用由10项指标组成的生境评价方法:调查底质组成、生境复杂性、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道变化、河水水量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人类活动强度、河岸边土地利用类型。利用参照点生境评分分布的25%分位数法对生境质量进行评价，即生境评分大于参照点生境评分的25%分位数，生境质量为良好;将小于25%分位数的分布范围，进行3等分，评价结果由高到低分别为一般、较差、很差。pH、溶解氧(DO)、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CODMn)、生化需氧量(BOD5)、氨氮(NH3-N)、化学需氧量(COD)、总磷(TP)、总氮(TN)等水质监测数据来自2012年1—9月的全国地表水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及水质标准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18］进行。
1.3评价方法按照IBI的建立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19］。IBI的评价标准，采用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建立，评价等级按照IBI分值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优、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共5个等级。参照点以生境状况中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一项得分大于13分和有襀翅目昆虫存在这2个原则确定。各参数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SPSS15.0中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IBI的建立和评价结果根据IBI建立的方法，研究确定S1～S10作为参照点，其余20个点作为监测点。利用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总分类单元数、密度、优势种比例、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等共25个候选生物参数，通过敏感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去除辨别力低的参数和冗余信息，最终筛选出总数量、EPT分类单元数、EPT密度、敏感种分类单元数、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Hilsenhoff生物指数(HBI)6个核心参数，构成松花江IBI评价的指标。根据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划分IBI评价等级标准:IBI＞35.84为优;IBI=26.88～35.84为良好;IBI=17.92～26.88为一般;IBI＜8.96为很差。研究区调查的30个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参照点中，50%评价为优，40%评价为良好和一般，仅10%评价为较差;20个监测点中，65%评价为较差和很差，25%评价为一般，评价为优和良好的占10%。
2.2IBI评价结果与生境质量和水质评价结果间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和散点图，分析了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与其生境质量间的关系。从图1可见，IBI和生境质量评分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境得分较高的采样点，IBI也普遍较高。参照点的IBI普遍比较高，大部分在21以上，生境质量评分也较高(69～89);IBI在8.2以下的低分采样点，生境质量评分也较低(41～51)。由于栖息地生境与生物群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河流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生境状况的破坏是影响生物完整性和造成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受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各采样点水质参数1—9月的平均值监测数据分析(见表2)，松花江流域水质污染主要的超标项目为CODMn、BOD5、NH3-N、COD、TN、TP。调查区域水质以III类水质为主，水质达标采样点比例占67%。S1、S11等6个采样点为IV类水质，S14、S252个采样点为劣V类水质。IBI评价结果对于劣V类的2个采样点均评价为较差;III类水质各采样点中除生境评分比较低的，IBI评价结果基本在一般到优的等级，虽然IBI结果同时还受到生境质量的影响，但总体上IBI评价结果与水质是基本符合的。
2.3生物参数与生境和水质参数的关系对10项生境参数与26项生物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3结果表明，除河岸土地利用类型外，其他9项生境参数分别与不同的生物参数间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流域的生境状况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产生影响作用。其中，生境总得分与EPT分类单元数、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生境总得分与耐污种分类单元比例、生物学污染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其次，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水水量情况等指示河流水文和河岸状况的生境参数也与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与表征生物质量良好、水质清洁的生物参数存在正相关，与指示水体污染的参数存在负相关，这说明河流水文和河岸参数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河流水流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和人类活动强度这4项参数与IBI之间呈现出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生境条件更明显地引起生物完整性的变化。对以上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河流的生境质量与河流中水生生物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生境质量受损和退化会显著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生物的变化情况，如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耐污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耐受污染能力增加等变化。对辽河的研究也表明，辽河栖息地质量与多项底栖动物生物指标显著相关［2］。相关学者在生境对生物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卵石和大石基岩等好的底质能保持河床稳定性［23］，好的生境条件可以为底栖动物提供稳定且多样的栖息空间，支持多样的底栖类群。综上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受损和破坏，确实是影响松花江流域水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为恢复和改善流域的水生态质量，其生境质量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还发现，生境总得分、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等几个生境参数都与着生藻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和均匀度越高，指示生物状态越好，水体污染越轻［26］，但是本研究数据表明，生境质量的破坏会引起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增加。底栖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都与生境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认为，着生藻类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耐污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这种情况下，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不适合单独用于松花江流域的评价，相比底栖动物更适合应用在松花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对超标的水质参数与各生物参数、IB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导率和溶解氧与多项着生藻类的生物参数存在相关性，溶解氧与藻类多样性指数、HBI、耐污种数量等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耗氧污染物的减少会使得底栖动物耐污种数量下降，反映有机物污染的指数值也随之下降。电导率与藻类多样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底栖动物密度、耐污种数量等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与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质污染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的数量增加，敏感种种类减少，底栖动物总密度的增加分析可能是由于耐污种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有研究发现，营养物质浓度的增加，可能引起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减小［27］，也可能引起底栖动物总密度增加［28］。CODMn与底栖动物敏感种数量比例呈显著负相关，BOD5、NH3-N、COD、TN、TP与总密度间呈极显著正相关，6个污染因子与污染指数间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其次，有机质污染引起藻类多样性增加，分析可能是耐污种藻类的产生和繁殖的结果。耐污种数量、耐污种数量比例、HBI及污染指数这4个指示污染程度的生物指数分别与CODMn、BOD5、NH3-N、COD、TN、TP几个超标污染因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和N、P等富营养化元素的污染对于松花江流域水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耐污种敏感种的出现和繁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IBI并未与这些化学参数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影响化学污染的压力在单个生物参数上产生的显著影响，虽然利用单个生物参数评价生物质量不够全面，但是可以依赖其寻找潜在化学压力，为水质治理和防护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除了了解河流的生物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污染因子和生物质量间的关系［29］，这样评价工作才能有效的为河流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利支持。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BOD5、COD、TN、TP、浊度等综合性的污染因子与生物参数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上［1，5］，尚没有深入分析直接引起生物状态变化的化学影响因子及其之间的影响方式。目前，在松花江还无法确定其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对于针对松花江流域生物状态和特征有机污染因子间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
3结论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参考文献：
1、徐亚军.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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