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5:59:0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自由市场，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然而，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在号称依靠或者利用法律来进行治理，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不能说是自由的，那里的市场也受到政府权力严重的扭曲。
经验的事实是，共和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还有17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人民最为自由，也拥有最为典型的自由市场制度，社会最为繁荣富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其中的一个因素：罗马法，商人法，普通法。
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这些法律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其间惊人的一致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几道亮丽风景。
自发的法律创造过程 今天的人们一遇到麻烦，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让立法机构制订颁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数民众，更不要说在大多数法学家那里，所谓的法律，就等于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后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种正式文件。
然而，放到历史中看，这种关于法律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晚才出现的，真正被人广泛接受，也就百十来年。而意大利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布鲁诺·莱奥尼指出，这种法律观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导致的立法膨胀，正在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场的。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罗马法、普通法却属于这样的优良法律。
我们这里所说的罗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罗马法。莱奥尼说，“罗马人和英国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订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在这两个国家，‘发现’法律的任务被授予法学家和法官——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日的专家。”（布鲁诺·莱奥尼著，秋风译，《自由与法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6页；以下凡未特别注明者，均系引本书）对于普通法，人们比较熟悉了，它被称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过案件的裁决而创造出一套复杂而灵活的法律体系。对于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商人法，笔者所知不多。下面仅谈谈罗马法。
在古罗马，参与发现法律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学家，另一类是裁判官。关于法学家，莱奥尼这些描述他们： 在几个世纪中，古罗马的法律家以一种职业的、获得公众认可的、几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着法律。他们自己确实普遍地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引用古老传说中的法规，比如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制订了这些规则，而他们的同胞们则非常乐于接受这些规则，他们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这个过程。（第212页） 这些法学家是市民法的解释者。所谓市民法，就罗马人的习惯法，它是“在城邦机构的权威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规范体系”（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5页），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出现的制度”（《罗马法史》，第96页）。这样的市民法需要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释者是祭司，后来则是世俗的法学家。归根到底，规范罗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规范体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法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的法的解释，创造着法律。
共和时期罗马法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所谓荣誉法，即“由裁判官根据自己的司法审判中的职责而的所谓所谓裁判官法”（《罗马法史》，第240页）。每个裁判官在上任之初，会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前任的经验，张贴一张告示，向民众宣布自己未来从事司法活动的方针，主要是表明，他将接受哪些诉讼程式，拒绝哪些诉讼程式。而诉讼程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地实体的诉讼，从而在创造着新的法律。这样，每个裁判官都以个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无声无消地创造着法律。
几百年下来，正是法学家跟裁判官们通过法学解释和司法活动，在罗马习惯法的基础上，以个体的身份，分散地、自发地为罗马人、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着。这个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罗马人的自由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础之一。
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编篡罗马法典，罗马已经进入皇帝的专制。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现在，法律成了国家、也即成为皇帝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在这之前，法律是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法律的创造者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尽管罗马法典是根据法学家和裁判官的和裁决编篡而成的，但法典化却让法学家极大地丧失其创造法律的力量。从那以后，伟大的罗马文明也就进入其衰亡期了。
市场与普通法 正是在自发的罗马法鼎盛时期，罗马文明的基础——市场体制，最为健全。英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探讨一下上自由市场与自由的造法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在国家鼎盛之时，也正是普通法实际上是调整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唯一法律之时。”（第94页）这时期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而在这之后，在边沁、奥斯丁等实证主义法学家的鼓吹下，英国人开始用立法来替换他们的普通法，而政府的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而大英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转移到了美国，同样，美国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典型，尽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预。
因此，莱奥尼得出一个非常有力、也许会被某些人视为偏颇的结论： 除非我弄错了，否则，在市场经济与法官或法律家之法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analogy），就像在计划经济与立法之法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律家之法的罗马和奉行判例法（judiciary law）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结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第28页） 那么，市场经济与那种以法官和/或法律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与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立为法律体系之间，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莱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窍所在： “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就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的中央集权经济，在这样的中，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个领导们作出的，而他们对于全局的了解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他们确实尊重人民的意愿，其结果也受到这一知识的有限性的约束。”（第27页） 这正是哈耶克中年之后全力论证的“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管是对于计划人员，还是对于立法者，先不管其动机是否纯正，是否真心地谋求公众的利益，即便他们人人都是活雷锋，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知识局限性。
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知识难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谈论得够多的了，今天的信息经济学不过得其皮毛而已。而一部立法，总是普适的，试图规范所有人之行为，然而，立法者却注定了是“无知的”： 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光凭本人而不与相关的每个人合作，创建出指导所有人现实活动的规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与所有人无穷无尽的关系中。不管是民意调查，还是全民公决，或者是磋商，都不可能使计划经济中的局长们发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那么，同样，也不可能真正地使立法者具备决定这些规则的能力。（第24-25页） 而哈耶克论证了，市场是一个发现信息、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程序；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以古典罗马法、普通法为代表的自发的法律秩序，也是一个发现规则、创造规则的最有效的程序。因为，每个法学家、每位法官都参与了法律的创造；事实上，每个民众也参与了法律的创造，因为，正是当事人的争议活动，引发了法学家和法官对于习俗、对于司法先例的创造性解释活动。所以，古典罗马法和普通法可以说是“人人参与创造之法”（第147页）。这一过程，集中了有关社会生活的海量的细节性信息，而任何一个立法者，都不可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因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可以说总是不很适宜的；就像再严密的计划，最后总是要落空一样。
自发的与家精神 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能够真正做到“与时共进”。它允许人们去做具有正常的情感与理智的人认为合理的一切事情，人们甚至根本可以不管成文法是怎么规定，一旦出现了纠纷，则提交给法学家、裁判官或法官来解决。法学家、裁判官、法官为解决这些千变万化的纠纷，必须以全部的智慧，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包括创造性地解释出新的规则。在这里，法律在适应创新，只要你的创新是正常人认为合理的。
因此，只有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会层出不穷。而这正是市场发育、繁荣的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律秩序又是稳定的。企业家的一切活动都是面向未来的，因而，内在地具有风险。企业家的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创新的同时控制和降低风险。为此，企业家必须对于他人会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何种反应形成比较准确的预期。而规范人们行为模式的除了道德之外，就是法律。道德本身不大容易变动，因而，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法律。法律的急剧变化，会使企业家损失惨重。最近20多年来得及企业家对此深有体会。
立法也不能确保这种对于预期的确定性。表面上看起来，立法白纸黑字，非常精确，然而，事实上，立法总是立法机构中临时凑合成的多数的意志的表现，而通过运用种种技术，少数派可以很快变成多数派，从而制定出相反的法律，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法律是零碎地、分散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机构不可能自上而下进行全面控制，因而，在短时期内，法律不可能发生剧烈变动。在罗马，“法律永远不会在受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而且，一般情况下，法律也永远不会受制于某次立法会议或某个人（包括元老或国家的其他执政者）的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第87-88页）罗马法、普通法法律所具有的这种“长远确定性”，为企业家进行大胆创新提供了风险最小的制度框架，而罗马法和普通法的灵活性，又为容纳企业家的创新成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对于企业家活动的规则框架来说，法律体系既稳定又灵活，既能提供稳定的预期，又能提供创新的激励，在确定性与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还有比这更优良的品性吗？ 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 罗马、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19世纪以来的美国证明了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可以简单讨论一下新加坡、香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它们一直是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制度正是普通法。
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讼程序，普通法法官的首要是解决具体的纠纷，而要解决本地人之间的纠纷，当然要看争议人所在的社会的习俗、惯例。于是，端坐在法院中、来自英国的普通法法官，却会以《大清律例》或广东的习俗作为实体规则对于华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这样，香港社会就没有经历大陆的商业习俗断裂。当然，这些法官也通过对中国原有法律、习俗的解释，通过零碎地引进英国的新规则，为当地人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规则。这样，在香港，普通法的架构包容了中国传统法律、习俗、英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等等。
自由的企业，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竞争。小到一个头发夹子，大到一片明媚的海滨胜地，一条铁路，一个万把人的城镇，一个足以开采一世纪的煤田，只要你有钱，都会是你的。那里一切都是商品，包括镇压罢工的打手们，陷害公民的假证人，都可以收买到。
有着劳动力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们自然也不例外。他们离开了学府之门，以商品的身份投入了自由市场，看货色，讲行情，讨价还价，“自由”得连我们的一些先生们也想如法泡制。
美国的学生毕业后会干些什么？又如何“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呢？
当然，按着“美国式生活”的理论，这些中学生们的前途是“远大”的，因为任何人的前途都是“远大”的。根据法律，谁都可以作总统。根据自由竞争所提供的伟大的“可能性”，谁都有“可能”作个卡尼基第二，莫根第二，福特第二，后起之秀的新“大王”，别树一帜的亿万富翁。
事实当然不会是这样如意。亿万家当的豪富一共也才有几个，代代相传，互通姻好，形成了世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贵族。自由竞争是竞争不来的。他们自己也很少相信这个可能性。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他们投入了毕业生的自由市场后，他们的学位就是他们的商标，他们要自己作售货员，待价而沽。
他们有“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至少选择职业的方式是自由的。譬如说，他们可以就在学校里等候雇主来找他们，不过像这样的“礼贤下士”的情况毕竟是占极少数的。他们可以主动地向雇主写信申请，这样的门路也不是很多。再有就是看雇主们在找上登的“征人广告 ”——如果愿意花钱，自己也不妨登广告——和找职业介绍所了。
找职业的门路不外这些，问题是他们并不是什么可居的奇货，能供他们挑选的机会也实在没有多少。作为一个卖主去找买主实在也不是容易的。货色越搁越陈，人越饿越瘦，一般说碰到什么是什么，有什么等头呢？有工作有薪水已经不错了。
再说，毕业生的市场上有旺季有淡季，1949年我所在的学校冶金系只有两个毕业生，他们毕业前后写了不少申请就业的信给大大小小的公司，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只是“对不起……以后有机会我们当再通知你”。他们闲居了一年，等到1950年侵朝战争发生后，美国“繁荣’了起来，他们从前发出的信才得到肯定的答复。
就是幸运地已经找到职业了，每星期拿到薪水，但是淡季一来， 他们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停雇。1954年我在一个设计公司工作，那里全是些大中学校的毕业生们。公司有四个设计室，顶盛的时代达到一百多人，不景气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个人。每到星期五，一个个人都把三角板，绘图笔包了起来等待“斧子”（注：我们把老板叫做“斧子”。）来到，看先砍谁。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告诉我：“我有一家子人，不像你单身汉那样。”另一个四十多岁的设计员告诉我他在两年半内换了二十个工作。这个“设计公司”有人叫它作“旅馆”，一个个新的面孔来到，还没有搞清楚他们谁是谁，就已经不见了，过了些天又是新的一批。这里充分体现着自由市场的无拘无束，老板只要说一声，第二天你就不必再来了。你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荡，你可以自由地到别的公司去碰钉子。
这里是生活线上的争扎，是尖锐的人的劳动力的自由竞争。这里没有客气，大家不必谁让，每个人想尽办法抓住饭碗，对别人最多只是表示一下无可奈何的同情和惋惜。
一年年的毕业生们，再加上市场上已经过剩的劳动力，他们排排成长是的队伍，在各个城市里，在人们遗忘了的角落里。他们早上六点钟起来跑到报馆门前等着刚刚出版的报纸，充满着希望在一个个仔细地读着报上的“征人广告”，但是当他们赶快按着地址跑去接洽时，就往往会被告诉说：“位置已经补缺了，”……
他们拥挤在一个个职案介绍所里，这些介绍所处在高耸的大楼里，陈设得都很高贵，他们拿着长长的表格和说明，一项项地填写。条件是苛该的，介绍所要索取很高的代价，不是自白给介绍职业的，工作找到后，要按月从被介绍者的工资中抽取可观的“手续费”和“利润”；但是他们填写了，往往如石沉大海不见影子。就是真的找到了，没有多久他们也许又被解雇了。然而介绍所的手续费也许还没有扣清呢。
我们不要忘掉在成千上万的大中毕业生中还有着不同的肤色呢。不论是南方或北方，黑人是最后被雇用的，最先被解雇的。提到肤色，我们不妨引用一只歌子：
“请你听我唱着一支歌，我的兄弟，
你会知道这支歌是真的。
要是你的皮肤是黑的，
为着生活，你去找工作去，
他们会这样告诉你：
白皮肤的，我们会用你 ，
褐皮肤的，等在这里，
黑皮肤的，滚出去，滚出去！
我们也不要忘掉在肤色之外也还有着政治色彩呢。杜鲁门的“忠贞宣誓命令”一下，几百万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受到了监视。他们必须宣誓，必须回答一系列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政府不需要什么证明，“充足的怀疑”就可以把一个人解雇了。在这种恐怖的政策下，人人为着职业自危。像有一个人说的：“你有没有一个仇人在政府机关或者是接受政府工作的地方工作？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打倒你的敌人。你只要向联邦调查局写个明信片，也用不着签名，就说你的敌人订了一份新共和杂志，请过一个黑人到他家吃过饭，然后把明信片投到邮箱里。你可以放心——你的仇人完蛋了。”
米塞斯作为经济学家早已为人所知，而罗斯巴德还说他是一位“英雄”。米塞斯作为“英雄”的一面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在于他对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米塞斯评传》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体现。
柯兹纳概括了米塞斯批判的两大经济学“敌人”：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相通的，都认为经济学理论来自于被调查的特定历史事实或经验，从而否认一般经济规律的可能性。而米塞斯的经济学，不是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经济规律，而是建立在对人的基本行为的理解之上的。他从对人的行为的理解中，得出一些基本公理，如人们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实现更大满足；在手段稀缺情况下，人们将首先实现自己评价最高的目标，然后才是评价较低的目标（“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等等。米塞斯的经济理论，正是以这些先验法则为起点，通过演绎方式构建的。经济学是他通过先验和演绎方式构建的“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分支。
在米塞斯的经济学看来，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本身并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工具作为考察真实世界的基础，历史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世界，从经验中获得的大多是支离破碎的知识。因此，柯兹纳认为，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对经济学的诋毁。理解真实的世界，需要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也可称之为理论，米塞斯的经济学，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副极为可靠的眼镜。我们也许可以不夸张地说，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不是经济学，而只是讲述了一些故事而已，我们总不能把“讲故事”称为“经济学”。
经过米塞斯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批判，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些经济学的“敌人”是否已经销声匿迹了呢？相反，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不仅没有死，经济学反而多了一个“敌人”――“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披上形式主义的外衣，就更像“科学”了。
在形式化的经济学论文中，经济学理论不见了，人们看到的是数学工具武装起来的抽象模型。所谓的“实证”模型也大多是建立在不现实的假设，如均衡、最大化和充分信息之上。经济“理论”被边缘化，经济理论被数学工具的“应用”所代替，经济学变成“数学化的历史”。在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并行并大行其道的今天，必须重温米塞斯对经济学的捍卫。我们也不否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部分地也有朝着深化对人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趋势，而这正是米塞斯倡导的研究方向。
自由市场是米塞斯经济学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可以这么说，为自由市场提供最彻底的理论支持的，是以米塞斯经济学为代表的奥派经济学，而不是通常人们想象的新古典经济学。
米塞斯与兰格等人曾进行过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兰格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价格信号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产生。而米塞斯强调，假如生产资料不是私有的，那么就不会产生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从而也根本不会产生计划所需要的“真实”信号。根据这一点，他有力地批驳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干预主义的不可行性也昭然若揭。
这里予以补充的是，假如经济学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其理论是根据研究者个人的偏好而定的话，那么经济学就为干预主义提供了支持，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出发，选择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构建自己的一套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指导实践（也即干预），而米塞斯及其奥地利经济学所确认的一般性原则，避免了这种基于个人看法而产生的干预的可能性，因此，米塞斯的经济理论构成自由市场必不可少的基石。
米塞斯不仅捍卫经济学，捍卫自由市场，也捍卫经济学至高无上的价值，在他的巨著《人的行为》中，他谈道，人类社会是否能够生存，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经济学，并遵循经济学的告诫；人类可以不遵循经济学，但最终倒霉的是人类而不是经济学。
他的这番话，对现今的我们，是否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呢？
今年62岁的贝尔卡是波兰转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两度出任波兰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后来又两次被任命为总理。2010年在空难中波兰央行行长与总统一同遇难，正在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门主管的贝尔卡临危受命，出任波兰中央银行行长。
贝尔卡担任波兰央行行长的四年，正是欧洲深陷欧债危机期间。在危机期间，波兰是欧洲唯一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国家，这与波兰谨慎的金融政策有很大关系。时至今日，波兰仍然是欧盟中增速最快的经济体。
3月底，贝尔卡受中国人民银行邀请，来华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会议”，并作为主旨演讲嘉宾发言。会议期间，他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坦率地发表了他对于欧盟未来、波兰经济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看法。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引擎，从出口转为国内消费。”贝尔卡说，“即使经济增速放慢，也不会出现问题，7%对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仍然是极高的。我不认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可能性。这只是更换引擎，但飞机一直在航行。”
在贝尔卡看来，只有具备充分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才能带来稳定一贯而又机动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是健全的宏观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元区还在康复过程中”
《财经》：自从2009年12月欧债危机爆发，迄今已将近五年，欧洲尚未完全走出危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认为欧洲在解决欧债危机方面还要做哪些努力？
贝尔卡：为了解决欧债危机，欧洲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改革经济结构、提高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等方面都有进展。但是，各国积累的债务问题并未解决。在我看来，希腊堆积如山的债务永远无法偿还。
在未来某一时点上，需要重组这些债务。其他不想探讨此道的国家有可能担心，开启债务重组会对改革记录不良的国家造成危害。欧盟已有28个成员国、欧元区已经有18个国家的时候，很难达成妥协。不过，当情况好转，如西班牙、希腊等边缘国家开始稳定增长之时，重组将不可避免。
《财经》：尽管欧洲终将走出欧债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已给欧洲一体化蒙上了一层阴影。你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否乐观？
贝尔卡：当然乐观，我是波兰人，也是欧洲人，我怎么能对自己的国家、对欧洲的未来不乐观？我认为，欧洲作为整体而言非常强大，很有吸引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实体。假如欧洲分裂为更小的组织、国家，那么欧洲将失去其重要性。
虽然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是你知道，危机也是改进的机遇。当欧盟身处险境，危机当前之时，个别利益就要让位于公共利益。换言之，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欧洲一体化。
《财经》：在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波兰经济一直保持正增长，在欧盟国家里可谓一枝独秀。据统计，2008年至2011年，波兰GDP的累计增幅达15.8%，而同期欧盟的整体GDP则收缩了0.5%。为什么波兰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
贝尔卡：首先，波兰是赶超国家，这意味着它的增长空间要比西方发达国家高。
其次，在过去20多年间的转型期，我们实施了适当的监管政策。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积累过严重信贷泡沫、违约等经济失衡问题，因此国家能够平稳向前发展。
第三，波兰培育了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他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我们依靠出口，包括对华出口。由于我们不是直接出口，而是通过德国出口，所以你看不到你们到底消费了多少波兰产品。
波兰央行预测，今年波兰经济增长3.6%，明年增长预期为3.7%，在欧盟国家里表现仍然是优秀的。
《财经》：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波兰经济稳定增长，波兰央行发挥了什么作用？
贝尔卡：波兰央行负责监管政策和低通胀，波兰通胀率很低——有时甚至有人说太低了。低通胀意味着没有内部经济失衡，所以央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央行也是金融机构的避风港。所以当银行或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央行会迫切地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不过在波兰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家现在很平稳，银行资金充裕。当然，如果需要，波兰央行也有足够的手段干预风险。
《财经》：尽管波兰加入了欧盟，但是尚未加入欧元区。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局内与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让波兰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色。在你看来，保留波兰本国货币以及浮动的汇率制度是波兰安全度过危机的重要原因吗？
贝尔卡：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但它确实有所助益。在2008年、2009年的危机中，国际贸易实际上已经冻结，波兰也失去了部分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波兰货币兹罗提严重贬值。2009年后，货币兹罗提贬值的幅度超过10%。因为兹罗提一直维持对欧元的弱势地位，提高了波兰产品在欧元区市场上的竞争力，拉动了波兰出口的增长。波兰出口商的利润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因而受益。企业不必解雇工人、解除合同，波兰经济没有出现多米诺现象。所以，在危机期间保持兹罗提的自由浮动是有益的，在实际上保证了波兰国内实体经济的稳定。但在正常时期，货币波动过大弊大于利。
《财经》：加入欧元区是波兰2004年加入欧盟时做出的承诺，但没有确定具体日期。波兰原计划在2012年加入，但由于欧债危机的爆发，波兰政府推迟了加入欧元区的时间。波兰有无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表？
贝尔卡：欧元区还在康复过程中， 我们要等待这些运作的最终结果。所以我们不急，还没有设定日期。只要欧元区债务继续上升，成员经济体继续两极分化，潜在成员国就应该先做压力测试，看看是否能长期经受外部冲击，保持成员资格标准。对波兰来说，需要先判断自己处于怎样的经济环境，再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
首先，波兰的出口市场在稳步增长。但这不是因为波兰主要与新兴经济体做贸易，也不是因为世界对波兰商品有巨大需求。相反，波兰只是提供了高质量产品。因此，波兰有时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但基于成本优势而不是基于品牌价值或创新能力的竞争力，让波兰经济十分脆弱。如果兹罗提大幅升值，波兰的成本优势也将消失。
其次，波兰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一灵活性有助于波兰经济抵御外部冲击。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劣势。公司不再愿意投资于人才和新技能开发，现有技能质量也会受到冲击。长期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增加了结构性失业。
最后，波兰需要可靠的公共财政，即经济危机期间的财政自动稳定器。政府可以通过为困难时期储蓄实施反周期措施，同时保证整个经济周期中的财政稳定。
总之， 波兰决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共用一种货币前，应该考虑国际竞争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及公共财政健康状况这三个关键的经济因素。 “建立支持自由市场运作的现代机构”
《财经》：在许多计划经济国家都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波兰的中央银行是如何实现独立的？
贝尔卡：从1989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波兰央行就得以独立。原因之一是从转型伊始，波兰就渴望加入欧盟，这在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而在欧盟，如德国、法国，央行的独立性很强。因为只有具备充分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才能带来稳定一贯而又机动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是健全的宏观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遵循了德国的例子。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两次遭受因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二战”之后，德国的中央银行就独立于德国的政治机构之外。
德国的中央银行现在已经成为独立体制的代名词，成为当今众多经济学家和金融组织所有、推荐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不例外。
《财经》：国际公认，波兰转型非常成功。在你看来，波兰的经验对于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贝尔卡：波兰成功地培育了企业家阶层。但说实话，中国在这方面也很成功，所以我不太确定这方面中国是否能分享波兰的经验。
波兰国家的对外开放是逐步进行的，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急速开放。我们谨慎地开放了资本项目，同时也成功地对国有银行和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不过，我们实行的是渐进的私有化，而不是像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包括大型银行私有化，我认为这是坏办法，并没带来良好的结果。在我看来，匈牙利和波兰的渐进的私有化是更好的解决方式，效果更好。
事实上，1989年后发生在波兰最重要的事，就是逐步建立支持自由市场运作的现代机构。我想对中国来说，观察波兰转型的逻辑更有意思，转型逻辑的交流可能对中国有益。因为在各种具体问题上，中国已经找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些办法在世界上都是值得称道的。
《财经》：那么，你如何评价中国央行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呢？
贝尔卡：我不是评价央行同行的适当人选。在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中，中国央行的同行们给人的印象最深。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是一代人的巨大变化。第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国的同行交流是15年前。时至今日，中国央行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央行同行一样优秀。他们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应对的是最艰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简单，不仅是因为国家的规模。对于中国央行来说，银行业的规模以及影子银行的规模都非常庞大，监管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一定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直觉，而中国央行已经拥有这些品质。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极其成功，不仅表现在近几十年中对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追赶，也体现在2008年-2009年保持国家经济稳定，成功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上。中国的央行也为此付出了努力，在需要时注入流动性，避免了最坏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放开金融系统。我确信中国的同行们将以谨慎、成功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财经》：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担心，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国际上争论很大。
贝尔卡：中国经济放缓在预期之中，因为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一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世界经济没有这样的空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引擎，从出口转为国内消费。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已经宣布这样做，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有序地放缓经济增长速度，避免硬着陆，同时实现需求的转型。即使经济增速放慢，也不会出现问题，7%对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仍然是极高的。我不认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可能性。这只是更换引擎，但飞机一直在航行。
《财经》：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碍是什么？
贝尔卡：中国经济的某些领域仍然监管过多，应该放松监管。放松监管总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准备好应对经济领域无法预测的反应，银行业是其中之一。
现代人不愿面对真实世界，因为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处处存在着压抑。网络于是成了缓解这种压抑的工具，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发现了自由，尽情的释放自己。
从人性来说，人们的现实需要不可能时时获得满足，心理上产生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和缺失感。被压抑与控制的主体在一种“执着”的心理强迫下找到了网络――一个安全的发泄场所。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交流，借以满足人的“本我”需求。
从心理学上讲，人的内在压抑总要有一个释放的地方，否则对人的精神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的就是精神崩溃，甚至诱发社会暴力。发泄压力有助于心理健康。现实社会中的酒吧、迪厅实际上都具有这种功能，而网络则是这种心理压力发泄的最好平台。网上自由的本身就是现实中不自由的表征，人们是在网络中寻找现实中所无法实现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压力的有效缓解是降低社会暴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在网上，人的身份、性别、年龄等角色因素都可以隐藏或更改，现实世界里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在虚拟世界里变成了一堆不确定的符号，这就形成了网络传播中所说的“主体逃逸”现象。人们在匿名下可以传播虚假信息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可以对他人进行欺骗而不怕被发现；也可以对他人进行谩骂、攻击而不怕遭到报复。在网络中传播虚假、低俗信息的泛滥正是“主体逃逸”的结果。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主体的逃逸成了普遍现象，就会营造出网络的虚华风气和氛围。当有人警醒过来，呼唤心灵净化的时候，一盆脏水就泼在了网络的头上：比如网络游戏让人沉溺，比如信息垃圾的巨量生产和高速传播给人们带来的无所适从，比如网络攻击、编辑恶意代码、网络侵权、滥交网友进而实施欺骗行为等问题似乎全是网络惹的祸。
当人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网络上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其实是人们把社会现实道德的失范转化到虚拟空间的表现。网络犹如一个放大镜将这一社会问题突然放大，才令人们坐立不安起来。也有人提出就算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由来已久的，网络也像是一剂催化剂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把网络骂得一无是处。这些人们也许没有想过网络只是一种技术的应用，真正操纵它的还是人类自己。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能不能把握好这个度。如何使用网络、使用网络做什么自然还在于人。
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们可以用现实中的一些方法，比如加强社会规范的控制，加强网络信息泛滥下的信息控制，加强网络管理的法律建设等。当这种管理变得成熟完善时，我们或许会有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当我们把网络作为一种宣泄情感、排遣寂寞、暴露自我、逃避现实，寻找慰藉的家园时，是不是更应该提高自身素质，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良好的心态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健康呢？
当动漫遇上广告
随着不同媒体的发展，动漫也不断的扩大到各个领域、不同的行业。当动漫遇上广告，新的传播格调浮出水面，给人一种新鲜而又不感到陌生的视觉听觉享受，而动漫广告的发展也从曲径慢慢地走向阳光大道，在平面媒体里如鱼得水，走在电视媒体的时尚前沿，而动漫广告在网络平台的发展更是有百花齐放之争艳，在媒介平台的多样化趋势下，相信动漫广告的前途无量。
动画和漫画作为一种特定的娱乐形式在整个传媒和娱乐行业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而动漫与广告的结合，也成为了一种大众喜爱的文化传播形式，这种新的形式的广告与传统的广告形式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规律和适用情况，其形式之新颖，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两者的结合，不管是对于动漫，还是对于广告来说都是一个互惠互利，一个双赢的舞台。
2004年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上，增加了动漫广告板块。在广告业界来说，这次世界广告大会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国际广告盛会，它开历届世界广告大会之先河，以“广告中国，未来20年”为主题，为中外广告界营造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的商务沟通平台。而增加的动漫广告更是把一种全新的观念实际操作化了，通过动漫制作公司与广告公司之间的合作、商谈，为动漫广告的前景铺垫好了扎实的技术与物质基础。
大会特为动漫制作公司设立了专门的服务板块的目的在于把新观念转化为新机遇，在接受国际最新广告观念的同时，形成动漫制作公司与广告公司高层次碰撞和洽谈，共同研讨动漫广告的发展趋势。广告业已经对动漫动了心，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媒体中频频看到动漫广告的亮相，可以说，中国动漫广告市场已初步形成，未来10年中国的动漫广告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与传统广告相比动漫广告这种新的形式有着较显著的优势。
一是生动性，因为动漫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表现形式，它采用的是一种与现实写真拍照所不一样的艺术形式，其卡通的形象在普通的广告片中独具一格，突出了鲜明的个性，很富有动感和新鲜的元素，让观众在欣赏动画的同时得到准备而明确的广告信息。
二是夸张性，传统广告因技术受限制，无法在特技中采用很多的手段来表达广告信息，而动漫是人工创作的，可以加入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把表达的信息用一种很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而这也突破了传统广告的记实性的弱点，在表现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越了传统广告。
三是吸引力，打开电视看广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观众慢慢对传统广告有视觉疲劳的时候，动漫跳出来了，它冲破了传统广告的重重框架，从视觉到听觉给观众一份新的空气，一份新鲜的感受。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这就是吸引眼球的关键一步，也是最富有挑战和刺激的开始。
四是时尚性，动漫最初是通过动画片的形式走入大众生活的，经过多媒介的互动与发展，动漫不断的走在时代的前沿，与最新的科技、最时尚的元素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道为亮丽的风景。
呼唤“自由市场”的管理者
无疑，网上言论的开放性是网络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数情况下的多数网民发表言论时均能以理智平和的方式。
另一方面，网民身份的隐匿，又会给一定数量素质不高的网民发表非理性甚至与法律精神明显相违的言论提供了可乘之机。
前不久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关演员刘亦菲的一组负面传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传闻纯属子虚乌有。但令人尴尬的是，有关管理部门查实的结果，这些传闻竟然出自某一家网吧。而始作俑者是谁？在一个你来我往频繁的网吧，是什么人制造了这一组恶毒的传闻，答案却不得而知。
让人更为遗憾的是，这些往往经不起推敲的传闻让不少具有相当资质的新闻网站也信也为真，参与“转播”，使得这种不良信息层层放大，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网络言论真的是一个“自由市场”吗？这个也褒也贬的中性词真的是具有无限活力与未来的网络的另一个“负极”吗？不错，网络言论是自由的，但它应该是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
作为负有很大社会责任的一方，网络的管理者、新闻网站抑或其它性质的网站甚至网吧的运营者，不应该对它的“负极”视而不见，更不能以“司空见惯”为由，对此漠然淡然，听之任之，否则一旦追究责任，就悔之晚矣。
还是回到刘亦菲事件。假如当地的网络管理部门或其它相关部门措施得力，对网吧加强管理，建立真实完整的网吧上网登记制度，就断不会出现查找责任人时已“杳如黄鹤”。
【关键词】房价趋势;冲突分析;稳定性分析;判断矩阵
从2006年开始房价以较大的幅度上涨，在2013年，北京广州等7个城市房价全年涨幅在20%-30%，上海、南京等17个城市涨幅在10-20%，涨幅在5-10%和0-5%的城市分别有39个、29个，百城平均涨幅为11.51%，仅温州海口等8个城市下跌[1]。房价持续上涨使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高，社会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导致其它行业的资源减少，发展缓慢，并会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内需[2]。
2014年1-3月份，楼市出现了变动迹象，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7%，相比去年增幅下滑23.2%;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7.7%，与去年相比下滑34.3%。在成交量和成交价双降的情况下，部分开发商选择降价促销以加快资金回笼。部分楼盘大幅降价，使已购买住房的业主感到很不满。房地产业与地区和国家经济联系紧密[3]，若房价暴跌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4]。
房价的波动牵动着中国的神经，房价大涨或暴跌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政府已经出台了调控政策，但不同城市房价涨跌各异。由于影响房价的因素较多[5]，这些调控政策的作用难以明确显示。假如没有这些调控政策，任由房产市场自由运作，房价会如何？本文用冲突分析法，构建了由政府房产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作为局中人的冲突模型，研究自由市场环境下房价的稳定性趋势。
1.冲突分析
冲突分析法是国外在经典对策论和偏对策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冲突行为进行分析的决策分析方法。它能通过对难以定量描述的现实问题的逻辑分析，进行冲突事态的结果预测和过程分析，帮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决策[6]。
冲突模型构建的主要要素有：
（1）局中人：是指参与冲突的集团或个人，他们拥有部分或完全的独立决策权。
（2）选择或行动：是各局中人在冲突事态中可能采取的行动。
（3）结局：是由各局中人的策略组合形成的局势。
（4）偏好序列：是各局中人按照自己的目标，对可行结局排出的优劣次序。
得出局中人的偏好序列后，需对各结局进行稳定性分析。
分析过程有三个先决条件：①每个局中人都不断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策略;②局中人在决定自己的决策时会考虑其他局中人可能的反应及对本人的影响;③平稳结局必须能被所有局中人共同接受。
稳定性分析时须确定每个可行结局对局中人而言的状态，以局中人A、B为例：
（1）合理稳定结局。若对结局q不存在单方面改进，则q是合理稳定结局，记作R。
（2）连续处罚性稳定结局。若对结局q存在单方面改进结局q'，且q'对于局中人B也存在单方面改进结局q''，但结局q''对于局中人A不比q更优，则称结局q的单方面改进结局q'存一个连续性处罚。若结局q的所有单方面改进都存在连续性惩罚，则称q为连续处罚性稳定结局，记作S。
（3）非稳定结局。考虑结局q，如果存在单方面改进局势，但又不是s，则称q为非稳定结局，记作U。无单方面改进局势，记作X。
（4）同时处罚性稳定结局。若对于局中人A、B，结局q是非稳定的，那么在AB同时朝着q进行单方面改进产生的结局{pk}中，存在一个对于局中人A而言，不比q更优的p0，则称对于局中人A，结局q的单方面改进结局存在一个同时性处罚。若对于局中人A，结局q的全部单方面改进结局，都存在同时性处罚，则称q为同时处罚性稳定结局，记作U。
2.模型构建
房价冲突问题的局中人为政府、房产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在冲突中，政府希望在控制商品住房土地供应量和房价稳定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住房刚性需求者能买到房;房产开发商希望低价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将房屋高价卖出;住房刚性需求者希望能低价买到住房，并且在较长时期内保值;炒房者则希望房价走高，买到更多的房子，然后高价卖给或出租给住房刚性需求者。可以看到，房价冲突中局中人的目标分歧严重，冲突激烈且难以调和。
在冲突中，局中人都会选择对自己目标更有利的决策。为了便于建模，本文认为局中人的决策为：政府增加或减少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房产开发商抬高或降低房价;住房刚性需者租房或买房;炒房者卖房或买房。
局中人决策的组合共可形成28=256种结局，由于每个局中人的决策相互矛盾，而且必须做决策，所以会有大量不可行结局被排除。建模时用“1”表示采用某决策，“0”表示不采取该决策，将每一列的二进制向量转换成相应的十进制值作为该结局的代码，可行结局如表1所示。
3.结局偏好排序
3.1 计算结局权重
为了进行稳定性分析，需要确定各局中人对上述16种可行结局的偏好。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判断矩阵来确定权重，以进行偏好排序。由于心理学家认为成对比较的因素不宜超过9个[7]，所以本文不直接用判断矩阵计算各结局对局中人的权重，而是先确定各决策对局中人的权重。由于结局是决策的组合，将各决策对局中人的权重累加求和，从而计算出各结局对局中人的权重，做出结局排序即可得到偏好序列。
设与总目标z相关的n个因素为x1，x2，…，xn，对于i，j=1，2，…，n，以aij表示xi与xj关于z的影响的比值，并用9个标度来表示，从而得到这n个因素关于z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A。标度及含义如表2所示。
表2中第二行描述的是从定性的角度，xi与xj相比较重要程度的取值，第三行描述了介于每两种情况之间的取值，1～9的倒数分别表示相反的情况。
权重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为保证得到的权重的合理性，需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8]。一致性检验，步骤为：
（1）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排序权重向量。
（2）计算一致性指标C.I.，。
（3）查表求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4）计算一致性比率C.R.，。
当，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查表得，矩阵阶数为8的。应用上述构造判断矩阵的方法可得政府的判断矩阵，再依据一致性检验步骤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将各可行结局对应的二进制向量与w向量相乘，得出各可行结局对政府的权重。按照同样的方法构造判断矩阵并检验，可计算出各可行结局对其他局中人的权重。
3.2 结局偏好序列
对各结局的权重按大小做排序可得政府、房产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的结局偏好序列，结果如表4所示。
4.稳定性分析
4.1 稳定性分析过程
依据稳定性分析的先决条件和各稳定结局的定义，对结局偏好序列进行稳定性分析。通过逻辑推断得知结局85对政府而言是同时处罚稳定性结局，可行结局对于各局中人的稳定状态如表5所示。
4.2 稳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5知，只有结局166对于每个局中人都属于稳定结局，任何局中人都无法通过单方面改进决策获得更好的局势，则全局平稳结局为166。结局166对应局中人的决策为：政府减少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房产开发商抬高房价、住房刚性需求者买房、炒房者买房。
5.结论
（1）本文运用冲突分析法研究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房价的变动趋势。冲突分析的结果为政府减少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房产开发商抬高房价、住房刚性需求者买房、炒房者买房，比较符合近年的事实。房价变动趋势为上涨，表明如果政府不干预，房价会持续走高。
（2）住房刚性需求者的单方面改进局势较少，表明在这场博弈中住房刚性需求者处于劣势。他们是房价的最终承担者，在让市场自由运作不易控制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运用科学的调控手段加大调控力度。事实上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例如：增加住房建设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应;实行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对房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等。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不仅要严格执行既定政策，还须自觉规范行为积极配合政府以促进楼市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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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薇薇.房价下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8）：131-132.
[5]周鸣.影响房价的因素分析[J].时代金融，2013（11）：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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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雪.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42（7）：93-100.
[8]郭建亮.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防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9，23（1）：112-115.
[9]汪应洛.系统工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53-160.
[10]吴祈宗.系统工程[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65-67.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13KRZ21）;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项目（2013059）
“市场经济读本”有两种:一是市场经济本身,它过于感性化和实践性,以至于人们必须经过市场经济的一段磨难、付出代价之后才能读懂它。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读本》这样的文本,它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标上了多个“思想化”路标。读这种文本,能够找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感觉。
问题是董事们有多少的时间去阅读？难道不想跳出“资本家”的俗套,将自己净化为一位“知本家”吗？如果能够再从一个“知本家”进一步净化成为一位“观察家”,董事们将真正实现从“战术家”向“战略家”的成功转变。这可是一种“境界”的升迁！
因此, “读书”不再是“迂腐”的代词,儒商不再是商人中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董事们的身份应当是战略家,以应付“捕捉商机”与“开发动力”这两大核心问题。草创时期各类有关“交换”的浅显问题原是一类战术问题,至于“效率”和“效益”,不过是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之后的自然结果。所以,市面上一味求索“效率”和“效益”的流行做法,实际上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
我们今天行走的经济道路,根本上还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道路。我们不能在这个“资本”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用意如同不能在“自由”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一样。什么东西一旦被加上“主义”两个字,将会越来越变得令人作呕。“资本”、“自由”此类都还只是一些方向性的路标,但是“主义”就是具体的道路了。我想,驾驶的乐趣在于明确方向的前提下“自由”地探索前进,被限定在既定道路中的种种限速行驶,其实谈不上有什么乐趣。
眼前这本《市场经济读本》由许多新颖的路标构成。这些路标是由詹姆斯・L・多蒂、弥尔顿・弗里德曼、埃恩・兰德、F・A・哈耶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里德・里克巴斯蒂雅特、马克莱・文森、罗纳德・H・科斯、亨利・大卫・梭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拉里・E・卢夫、德威特・R・李等十多位西方18、19世纪著名的经济、政治思想家分别著作而成,这些好钢制作的宝剑“出土”之后依然光芒四射。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看不见的手”,那么,你在不知道其手法的情况下进入市场淘金,也许就不仅仅是失手的问题了,它会将你拽入深坑,使你失身。尤其,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所谓“不完全市场”,其中有许多秘密需要思想家们揭示。比如,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诸如由室外地滚球游戏所联想到的“串谋的经济学”，由控制权引发的垄断来源，让没有自卫能力的公众买单的政治污染，根据对损失付不同责任的价格体系所进行的社会成本计算，由社会冲突或仇恨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自由社会中的政府作用、市场中的个人自由、政府管制、政府角色、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等比较实用的专业问题。《市场经济读本》可以给我们以充分的提示。
在这个读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市场的自由并不就是一个泛滥的自由市场形态。如果用书中的观念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公司的治理应当较大程度地放弃公司的社会责任。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社会的贡献只能算一个自然的指标,但它绝对不是市场自由的路标。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市场经济”,实际上以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双重道德标准的深刻矛盾,即传统经济的利他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这正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成长中所遇的真正症结。
因为存在这个症结,尚处原始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其驱动力方面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书中的部分思想家,一方面描述了一种基督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的潜在道德基础上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却阐述这样一种逻辑:为了“利己”,市场经济者们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首先完善“利他”。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为了利己性地能够每天去对面的温暖吧里喝上热咖啡,他会首先在雪地中铲出一条连接自家与咖啡吧之间的小路,之后,显然沿着此路进吧的人将远远不止他一人。于是按照这样的解释,一些西方思想家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原来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精神中自然而又无意形成的,这就是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发生学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所不能够接受的观点,但是,当代中国企业的董事们也许心里暗暗点着头。这就是我们称目前中国经济形态为“不完全市场”的缘故之一吧。
路标多,这本身含有一种公益的味道。但是您是否想过,路标是给哪些人看的？这里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获得市场自由并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事。这里的“市场自由”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市场本身发展的自由度,二是人在市场中的自由度。显然,前一类含义归结于政府营造市场环境的战略构思,后一类则依赖于董事们选择市场形态和自己行进姿态时的战略设计。既然都是“战略”的问题,那么“市场自由”就超越了技术层面。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衡量企业家是否已经完成并脱离草创阶段的基本标准,这就是看他们的思维角度及其运作方式是否已经从“战术”层面转向了“战略”层面。总的来说,《市场经济读本》属于有关市场经济战略的专业书籍,它有着比较鲜明的读者群――既非学者,也非企业的具体操盘手,而是董事会中那些企业的设计师们。所以,我们的董事应当学会并习惯筛选自己面前的一大堆问题。我相信,战略问题是解决战术问题的基本前提。所有中国原创企业都有这样的基本经历:从战术层面打入市场,然后再跃上战略层面。这样一来,必然在跃进战略层面之前,就积累了许多一时无法解决的战术问题。这就是中国董事会与索罗斯一类国际战略投资家在市场处境和市场手法上存在基本区别的主要原因。
美国经济已经走出衰退，但是美国人由于劳动市场极不景气而仍然受困。今年1月失业率仅从10％下降到97％。2月与1月同，但企业精简的势头未减。现在美国失业人数已这1480万，另有940万人未能充分就业，如加上放弃觅职人员，失业率将达到16.8％(2月)。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大衰退”并未真正离去。
美国劳动市场一向高度自由化，雇主可以随意裁员，这是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特点之一。近20年来由于企业应用新技术，实行精益化(Lean)管理，随意裁员愈益成为平常事，即使是企业在盈利的情况下也减员。
企业为了应对市场萎缩，裁员已成为惟一的方式。近30年来，汽车公司员工人数一直在下降。有的产业由于处在消亡之中，裁员是必要的，譬如当前的报业。但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进行裁员的大部分企业并未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金融、零售、技术等公司，它们的问题仅仅是市场需求暂时下降，它们的困难不过是担心利润下降得太多。
企业裁员的理由都是错误的
其错有四：一是可以提高股价。根据一份对1990～1998年间进行裁员的美国1445家企业的研究报告，它们裁员后在股市都出现了负面效应，裁员愈多，负面效应愈大。二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份对美国14万家制造厂商在1977～198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报告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多的都是增加员工的企业。在零售业，裁员可以降低人均成本，但人均销售额也下降了。三是可以提高利润。一份对122家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企业精简后随之出现盈利下降，这种负面效应在研发密集型产业和销售额正在增长中的公司尤为明显。另一份对标准-普尔500家工业公司的研究报告反映，精简的企业盈利水平低于不精简的。再有一份美国管理协会(AMA)关于企业精简效应自我评估的调查报告反映，有一半左右的企业认为提高了利润，只有1／3认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四是可以降低成本。实际上公司宣布裁员后，随即出现最优秀的员工要跳槽，想留也留不住，因为他们有技能，最容易找到工作。AMA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约1／3有技能的被解聘员工找到了新工作，但是公司却失去了骨干和经验，再招工都是新手，不利于降低成本。
两种恶性循环对企业的严重威胁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企业高管低估了为裁员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有的是直接的，如支付解雇费和职业介绍费。但危害最大则是间接性的，留下的员工人人自危，对主管产生离心倾向，工作积极性下降、怠工。
AMA的调查报告反映，精简公司88％的员工干劲不足。尤其是零售店，员工监守自盗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混迹于顾客中小偷的盗窃。精简的结果往往导致客户服务、创新和工作效率等方面的水平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失业者由于没有收入，只好降低支出，而尚未失业者，由于担心丢掉饭碗，必须省吃俭用，其结果是市场萧条，生意清淡，企业只好进一步裁员。于是导致另一种恶性循环。法国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尽量减少裁员，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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