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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城市快节奏生活造成的心理压力、都市中心城建筑森林的苍白、环境污染的危害使不少城市居民期望能短暂地逃离城市。1995年在对上海市民的调查中发现，期望周末双休日能外出旅游度假者占被调查人数92%，其中期望回归大自然，去野趣浓、环境幽静、空气清鲜的目的地占51。4%。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外交通条件的不断发送使都市居民的愿望逐渐转化为行动，节假日都市居民大规模的郊游活动直接刺激了郊区旅游行的开发。此外，每逢“五一”、“国庆”长假，大量外地游客拥入大都市中心城区，造成城市核心区的旅游接待、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等不堪重负，这也促进了城市旅游规划部门下决心对郊区旅游地进行开发。如杭州市就根据自身西部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特点（西部旅游资源约占杭城旅游资源总量的2/3）①，提出了“旅游西进”、“西湖西进”等开发西部旅游资源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以拓展城市旅游空间、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有关大都市郊区旅游问题的研究成了目前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本文以杭州市为例，谈谈大都市中心城与郊区旅游的空间相互作用问题，旨在抛砖引玉，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大都市郊区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些有益思路。
1大都市与大都市郊区的内涵
1．1大都市的内涵
大都市或称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倾向的邻接社区的组合。
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迅速变化。一方面城市工业和接掌技术高度发展，使人口、资金和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向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交通高度发达，城市由长期的向心集聚向相对分散的郊区发展。城市高收入阶层从中心区外迁，随之工业、服务业也出现郊区化趋向，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拓展，大城市边缘新城镇大量涌现。这种城市集聚和扩散的双向推动使大城市地域迅速扩张，从而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化地区大都市区。可以说，大都市区的形成与发展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21世纪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大都市区已是国外最常用的城市功能地域概念，美国早在1910年就提出大都市的概念，并于1949年正式建立具体的统计标准用于国情普查，命名为大都市区（简称SMA）；以后又分别改称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和大都市统计区（MSA）。类似都市区的概念在加拿大称为“国情调查大都市区”（CMA），在英国称为“标准大都市劳动市场区”（SMLA），在澳大利亚则称“国情调查扩展城市区”（CEMD）。
世界各国甚至一国在不同时期对大都市区中心城规模都有不同的标准。美国1910年规定中心城人口只要达到5万以上。②日本政府规定大都市中心城区人口必须在50万以上，我国尚未建立官方的大都市区中心城规模标准，学术界对此亦未形成定论，但比较倾向性的意见认为中心城规模应在50万人口以上。
1．2大都市郊区的内涵
大都市区是由中心城和郊区组成的二元空间地域结构，因此大都市郊区就是指大都市区内中心城以外的地区。
城市人口和城市功能的大量外迁使中心城一定地域内人口密度大幅增加，土地利用结构根本性改变，非农业用地比重不断提高。由于许多城市外迁人口仍要到中心城上班，郊区与中心城之间具有高密度的通勤流。中心城在向周边地域传染性扩散的同时，具有依托交通轴线和郊区城镇呈点轴扩散的特性，因此大都市郊区内部是非均质区域，在交通轴线和郊区城镇围合地带内保留有较多的乡村景观地域，大都市郊区地域范围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中心城地域扩张把周边郊区逐步纳入中心城范围；而郊区以外更远地域与中心城社会经济联系程度的日益密切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使大都市郊区不断向拓展。
与中心城规模一样，不同国家对大都市郊区的划分也有不同的标准。1960年美国使用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规定属于大都市郊区地域必须至少7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并且50%或更多的人品居住于毗邻中心城的县；人口密度不小于是50人/平方英里，或在周边县就业或居住于周边县的劳动力总量不小于中心城就业劳动力的10%或不少于1万人。日本政府规定大都市郊区小城市行政范围内至少有50%的人到中心城通勤上班并且位置邻近大都市。[2]在我国，由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至今尚未形成权威性的大都市郊区范围划分标准。我国大城市行政区划分为城区、郊区、市辖县和市代管县级市三个地域层次，可将其作为最简单的大都市郊区划界方法。但由于不同中心城及郊区的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行政区划边界不能完全反映中心城与周边地域的联系程度，个别研究可以采用行政区界与内部联系程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划界。大都市郊区是在城市郊区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城市功能郊区化发育时序不同，针对大都市区不同功能空间拓展的研究可采用不同的划界方法。
2中心城与郊区旅游的内在联系
2．1中心城与郊区旅游的互补性
大都市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集中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现代文明成就，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是区域旅游中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受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历史开发因素的影响，大都市的许多著名旅游景点分布在中心城的边缘或近郊，因此郊区旅游与中心城旅游本身就很难截然分开。
大都市中心城集聚了数十万甚至百万计的人口，郊区与中心城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反差都市居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交通条件的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他们有越来截止多的机会到郊区休闲放松、娱乐度假，郊区旅游地成为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功能区。
中心城土地紧张，交通拥挤，外来的游客的不断增加，使中心城旅游容量与游客规模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都市郊区旅游开发，成为拓展都市旅游空间、改善都市旅游产品结构的重要途径。
因此，城市旅游与郊区旅游是大都市旅游中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
2．2中心城、郊区在大都市旅游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大都市区，就区域内部旅游而言，中心城是郊区旅游最主要的客源市场之一；从更大的空间尺度来看，中心城是外来游客的集散中心，前往郊区旅游的目的地的游客大都通过郊区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大都通过中心城中转（在对杭州市民旅游出行调查中发现，前往宁波郊区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近80%通过宁波市区中转，见表1）。此外，中心城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大都市郊区旅游线路组织大都是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往返式结构。因此，大都市旅游区是以中心城为核心的中心型空间结构，中心城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它是郊区旅游的集散中心、服务中心扩散源和组织者。
表1杭州市民前往宁波郊区旅游出行路径
月湖保国寺东钱湖天童森林公园招宝山奉化溪口雪窦山
去过市民中经宁波市区比例（%）83.387.780.480.983.369.263.0
资料来源：为获取都市居民旅游出行规律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向杭州市不同学历、年龄、职业、收入水平、性别的城市居民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85份。以上数据就根据这些资源整理而来。
当然，在肯定中心城主导地位的同时，不能否认郊区旅游的能动性。都市郊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及成熟的旅游开发对大都市旅游具有很强的促动力。北京市郊区的旅游开发，既丰富了北京市的旅游产品，又为市区旅游起到了很好的的分流作用使北京旅游显现出新的活力，而上海和武汉两市，由于郊区旅游资源比较贫乏，虽然中心城人口众多，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庞大，都市旅游发展仍不甚理想。
2．3中心城与郊区旅游地的力学关系
从空间力学角度来看，在整个大都市旅游区中，中心城与郊区旅游地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作为旅游组织者，中心城对郊区旅游目的地具有辐射力（Ff），作为旅游目的地，郊区旅游地则对中心城具有吸引力（Fx）。
中心城旅游辐射力具有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用函数式可以表达为：
Ff=g*P/di2
式中，P为中心城人口规模，di为中心城与旅游地间距离，g为经验系数。
辐射力Ff的存在产生两个结果：①与中心城距离越近，能得到中心城的旅游辐射力越大，游客规模越大，旅游开发程度越高；②远郊区受到中心城辐射力较弱，能获得开发的旅游景点独立性较强，来自中心城或经由中心城中转的游客比重下降。调查发现，奉化溪口雪窦山国家风景区作为宁波市远郊旅游地，杭州市民不经宁波市区直达的人数占到30%以上，远高于宁波市郊区其它旅游景点（详见表1）。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目的地资源条件以及目的地至中心城的距离。用函数式可以表述为：
Fx=g*Ria*P/di2
式中，R为旅游景点资源条件，P为中心城人口规模，d为旅游目的地与中心城的距离，g为经验系数，a为参数。
由于资源存在条件抵消了距离的衰减作用，都市郊区旅游开发不是从中心城向外单调衰减，而是根据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跳跃性。
3大都市发展演化对郊区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
3．1大都市发展的特征和阶段
自工业化开始以来，由于城市工业项目的布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第三产业的配套发展，城市出现了大量就业机会，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新区、工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在城市边缘区发展。因此，大都市的形成以城市化为内动力，以空间拓展为主要特征，以城市郊区化为外部表现形式。在空间拓展中，都市区内部也相应地不断进行空间结构调整。
通常可以将大都市的发展分淡以下三个阶段：1、以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人口与产业向城市集聚，形成人口、资金、技术高度集聚的大都市。2、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产业与人口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高度集聚，中心区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城市用地开始向用地潜力大的郊区扩展，在郊区出现新的居住区和工业区，进入郊区化阶段，在中心城市形成与中心城市有密切交互作用的郊区，大都市区逐渐形成。3、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阶段。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多个大都市区强烈扩张，最终在地域空间上相交，形成多核心的、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连绵带，城市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3．2大都市不同演化阶段对郊区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
在大都市形成初期，区域人口、产业的高度集聚使中心城日益繁荣，城乡差异不断扩大。中心城丰富的生活娱乐设施对周边郊区居民产生吸引，大都市区内旅游出行以郊区向中心城集聚为主。郊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削减了中心城向郊区疏散外来游客的能力。因此，这一时期，都市郊区旅游不发育，只在中心城边缘、近郊区存在一些城市公园、传统风景名胜区，远郊区则只有极度少数交通相当便利、资源等级极高的景点得到开发。
在大都市集聚扩散并行阶段，人口的膨胀和中心城生态环境的恶化使都市居民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出行欲望，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有效地将外来游客引入郊区旅游地，都市郊区旅游迅速发展。中心城用地不足使中心城边缘区以及近郊区形成以郊区化形式出现的主题公园、度假区等新兴旅游目的地。旅游地间联系的加强不仅促使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状旅游线相当发育，而且以次中心城市和高等级旅游地为核心开始出现旅游区。
到了大都市连绵带形成阶段，郊区化的不断深化使大都市区内部空间结构趋向均衡，都市郊区旅游地已完全融为大都市区的功能区。以乡村度假为主的旅游出行特征使都市郊区具有过夜接待功能的家庭旅馆、乡村别墅星罗棋布，旅游地在空间上扩展到整个郊区，并且相互间形成网络状结构。
4中心城规模、性质对郊区旅游的影响
4．1中心城规模对郊区旅游的影响
城市规模与辐射能力存在对应关系，城市规模越大，对周边区域辐射越强，以商务、学习、旅游为目的的城市外来人口也相应越多，促动郊区旅游的动能也越大。
城市规模越大，前往郊区旅游城市人口基数越大，郊区旅游越容易发育。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城乡景观的空间分异就越大，城郊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城市居民旅游出行率越高。据八樟?990年在夏季高峰季节对不同规模城市居民的出游情况调查，城市人口在1。1~1。5万居民出行率15~17%，城市人口在10~15万居民出行率18~22%，城市规模20~25万，居民出行率23~35%。城市规模30万以上，出行率35-40%。可见城市规模对郊区旅游发育的促动力是逐级增长的。
此行，城市规模影响城市居民郊区旅游范围，进而影响郊区旅游圈层的发育程度。日本学者研究发现中等城市居民周末旅游的最远距离为20公里，而大阪等大都市周末旅游出行可达100公里以上，并在大城市周围100~150公里以外的地方开成了隔夜旅游地带。我国北京市城市居民周末郊游可达秦皇岛、山西、泰山等地区，上海市民则把距离较远的浙江省一些著名旅游胜地也纳入了周末旅游范围。
4．2中心城性质对郊区旅游的影响
我国把城市按性质分为工业城市、交通港口城市、中心城市、县城、特殊职能城市（旅游城市、边防城市、特区城市等）。城市性质不同，城市环境、居民职业结构、外来人口旅游出行向郊区扩散的规模和比例也大相径诞。
工业城市以工人家庭为主，工人的旅游出行率较低，加之城市环境污染往往比较严重，商务、学习、会议等目的的外来人口也较少，郊区旅游往往滞后于同等规模的其它城市，而区域中心型城市服务类、高学历人群比例大，居民旅游出行率商，加之大量的外来人口，郊区旅游一般开展较好。
历史悠久、自然环境较好的城市城区、近郊区往往有较多的风景名胜和城市公园，在郊区旅游发展初期，这些目的地的存在可能会抑制郊区其他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但郊区旅游进入发展期限后，随着旅游出行规模的增大以及旅游目的的多样化，传统目的地因功能单一、空间狭小而游客规模不断减少，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以及远郊区旅游目的地则以它们为依托得到迅速发展。
旅游城市在郊区旅游发展初期，同样存在中心城旅游资源抑制郊区旅游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旅游城市以旅游为目的的外来人口多，对郊区旅游发展有很强的促动力，常会在郊区形成大量主题型公园、旅游度假区等，如杭州以西湖为依托建设了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苏州在传统园林观光的基础上形成沿太湖的旅游度假区和游乐园。郊区旅游在发展丰富了旅游城市的旅游产品，从而进一步促进旅游城市的发展。
小城镇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我国旅游业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积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的基本政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在我国众多小城镇中有一类或境内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或历史悠久，人文胜迹众多；或邻近大城市，有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田园风光。在旅游热潮中，它们逐步被发掘、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旅游兴镇”是这类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模式。如何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促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这类旅游型小城镇共同面临的问题。
一、游型小城镇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传统产业不忍割舍，旅游资源保护不力
旅游业在我国发展历史较短，许多旅游型小城镇开发旅游之前往往已在旅游景区及其周边布局了一些开采、加工型工业企业，这类工业企业不仅其自身动作对发展旅游业存在用地、交通、污染等方面的干扰，而县可能对旅游资源具有毁灭性威胁（如部分地区旅游价值极高的溶洞边开山采石甚至用溶洞当工业垃圾镇埋场），因此对它们的关、停、并、转势在必行。然而，目前许多小城镇往往为了眼前的一点财政发入不肯舍弃这类工业企业，没有尝到旅游业甜头的地方百姓也普遍缺乏资源保护意识。更有不少处于旅游开发初期或尝待开发的小城镇仍在旅游区盲目引进资源开采加工型、污染型企业。此外，由于旅游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与旅游开发收益的错位，也使得不少资源所有人或使用人对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积极性不高。
2、小城镇建设缺乏特色，旅游接待小平低
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行为。城镇是区域文化的中心，浓缩了地方文化的精华。许多有着悠久历史并保留众多古建筑的小城镇本身就是珍贵的旅游资源。小城镇的建设风格和特色对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知名度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许多旅游型小城镇建设时普遍只追求规模与速度，缺乏对地方文化的总结和提炼，建筑单调呆板，城镇特色不突出，建设品位不高。
现代旅游活动是“食、住、行、购、娱”的有要统一，但许多旅游型小城镇只重视景点开发而忽视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旅游接待水平低下，这样不仅失去了许多创收的机会，而且破坏了旅游地形象。
3、农居点建设零乱，农业与旅游业脱节
小城镇大多有广阔的农村腹地，拙朴自然的农村风貌对来自城市的游客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往往是许多旅游型小城镇的特色所在，但它们中不少尚未把农业及农村建设与旅游开发机结合起来。许多旅游线沿途的农居点而已相当零乱且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具有一定旅游接待功能的村庄村民强买强卖，令游客望而止步；许多旅游区的农业用地缺乏统一整理和规划，地块零乱，各类用地参差不齐，破坏了游客对旅游点的美好向往。
二、游型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
1、做好城镇发展的基础性研究许多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加保护或不合理的开发都可能使原有的旅游资源毁于一旦，这就要求旅游型小城镇在旅游开发前就积极开展各项基础性研究，为今后的开发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前所述及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基础工作过于薄弱造成的。
首先，旅游型小城镇应进行区域旅游资源的调查评价，了解这些资源的位置、规模、典故、民间传说、在同类旅游资源中的地位、在周边地区资源中地位、文化与科学价值、观赏及康娱价值等等。其次，根据调查评价获得的信息旅游型小城镇可确定本镇及各景区的功能定位、旅游线路组织、旅游接待设施的布置以及旅游地形象识别系统的设计。第三，旅游型小城镇应划定旅游景区及控制性保护区范围，研究对旅游开发商、景区内工业企业及居民的政策，提出旅游资源保护措施。
2、加强小城镇规划，塑造旅游型小城镇形象
旅游业的展展将极大地促进城镇建设。旅游型小城镇应研究本镇旅游业发展的规模和潜力，研究旅游业对旅游接待设施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旅游型小城镇应制定镇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制定旧城改造方案和计划。
城镇是地方文化的中心，城镇建设是地方文化成就的集中体现，是旅游地形象识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游客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并间接影响到旅游地的知识度和美誉度。建筑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基于旅游的文化性，旅游型小城镇更应重视城镇建筑的文化性和品位。此外，游型小城镇还应在城镇绿化、公园、小品建设上舍得投入。
3、实施农居点发行和农村土地整理
旅游景区内常住居民过多将对旅游活动产生干扰，旅游型小城镇应提出这些居民的搬迁措施。农村聚落长期以来在我国居民聚落中占统治地位，有些农村农居点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旅游景观的组成要素之一，对它们则应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加以保护和改造。
农村景观远比城市景观贴近自然，城市游客对农村的生态性和自然性抱有很高的期望。旅游型小城镇应加强区域土地规划和整理，通过平整地块、扩大生产规模、植树造林创造优美而富有现代气息的农村新景象。同时，镇域内可多种植些供应游客的土特农副产品，以增加农业收入。
1．1炎陵低碳生态示范县的建设
城镇化等领域进行产学研相结合研究，为炎陵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打造新的平台，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优势，提升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1．2炎陵县纳入湘江流域科学发展总体规划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湘江流域炎陵段重金属污染治理和流域内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使之成为生态良好、最宜居的生活家园．
2环境保护发展战略的内部环境分析
2．1污染物排放状况
2006－2010年，县市SO2、烟尘、工业粉尘、COD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全县污染物减排工作成效显著(图1)．
2．2环境质量现状
2．2．1水环境质量逐年改善2011年炎陵县地表水水质较好，炎帝陵断面、太和断面及晓阳断面的18个监测项目未出现单次超标，年平均未超标，达到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在饮用水质中，泵房断面BOD5超标一次，超标率为8．3%．其余21个分析项目未出现单次超标，年平均值未超标，达到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数据来源:2006－2011年炎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随着全县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逐年下降，水环境质量逐年改善(表1)．2．2．2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2011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已到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级标准．其中，二氧化硫全年总检点次数为150次，检出次数为93次，检出率为62．0%，年平均值为0．006mg/m3，较上年平均值(0．023mg/m3)下降73．9%;二氧化氮全年总检点次数为150次，检出次数为150次，检出率为100%，年平均值为0．032mg/m3，比上年平均值(0．029mg/m3)上升10．3%;可吸入颗粒物全年总检点次数为150次，检出次数为150次，检出率为100%，年平均值为(0．030mg/m3)，较上年平均值(0．031mg/m3)下降3．2%(数据来源:2006－2011年炎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随着全县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逐年下降，空气环境质量在“十一五”间逐年改善(表2)．2．2．3城区声环境质量保持良好截至2011年底，县城区交通连续等效(A)声级平均值为68．8分贝，低于国家标准值1．2分贝，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0．1分贝．本年度最高值为69．6分贝，低于国家标准值0.4分贝;最低值为66．8分贝，低于国家标准值3．2分贝;县城区环境噪声连续等效(A)声级平均值为51．75分贝，比上年度降低了4．37分贝．本年度最高值为58．5分贝，低于国家标准值1．5分贝;最低值为45．0分贝，低于国家标准值15．0分贝(数据来源:2006－2011年炎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2．3节能减排情况
至2009年炎陵县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是617．37吨，2009年排放量是1106．28吨，削减率是－79．30%．COD(化学需氧量)2005年排放总量是1593．09吨，2009年排放总量是1801．46吨，削减率是－12．59%(数据来源:2006－2011年炎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3环境问题分析
3．1工业结构性污染仍比较突出
炎陵县以铁合金冶炼、化工、建材为主导产业，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重工业型的产业结构，不仅资源、能源消耗量大，而且“三废”排放量大，工业结构性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铁合金冶炼是其强势发展的主导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削减一定的污染物排放量，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仍然较高．
3．2城市生活污染加重
炎陵县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加快一是带来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生活污水量逐年增加，全县生活污水的COD、氨氮排放量分别达到1871．626吨、196．8吨，已成为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二是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围城的现象造成比较严重的二次污染问题;三是城市机动车流动污染物排放量快速上升，机动车尾气污染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源．
3．3污染治理任务十分艰巨
由于历史欠账较多，陈疴已久，虽经治理，但环境质量远未得到根本改善，其气型、水型污染物排放量等标污染负荷仍分别占全县排放总量的70%、60%，环境容量过度饱和，也是县区空气质量、洣水炎陵段水环境质量提高的主要障碍．尤其是该区域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污染治理任务仍十分艰巨．
3．4排污强度居高不下
炎陵县铁合金冶炼、化工等行业工业技术水平仍存在企业规模效益差、装备落后、能源消耗高、资源利用率低、“三废”排放量大等诸多问题，导致万元GDP污染物排放强度居高不下，尤其是铁合金冶炼等中小型企业，排污强度大，污染处理成本高，环境监控难度大．3．5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炎陵县农村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生态环境问题仍将是两型社会建设关注的重点．一是不合理施用农药、化肥带来的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二是乱采滥挖矿产资源带来生态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三是农村工业污染远未得到有效控制;四是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问题日趋突出．
4环境目标设计及战略研究
4．1环境目标设计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宜居城市为总体目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完成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抓好水污染防治，确保全县人民饮用水安全;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大力减少铁合金冶炼污染物排放，提升水环境质量;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不断推进生态县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不断解决群众环境诉求，保障群众环境权益［1］．
4．2主要环境保护战略
4．2．1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县域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改善，单靠治理污染已无很大空间，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是进一步提升县域环境质量的根本出路．一是限制和逐步淘汰小化工、小铁合金、陶土玻纤等高污染、高耗能、落后生产工艺和产能的产品;二是加快炎陵县神龙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炎陵县恒达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炎陵县保华陶瓷有限公司等企业脱硫技术改造;三是严格实施工业企业进园，居民住房建设进小区的区划政策，改善居民居住生活条件;四是发展一批新型高效、低耗技术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效无污染科技材料、产品开发及生产，符合经济规模的林纸一体化木浆、纸和纸板生产，高档纺织品生产及加工等项目，限制和逐步淘汰小化工、小铁合金、陶土玻纤等高污染、高耗能、落后生产工艺、产能的产品，推进产业机构调整．
4．2．2加大城市生活污染防治力度
进一步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的技术指导和财政投入，加快未达标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改造工作进程，使污水治理投资发挥其作用和效益［2］．力争使全县85%的生活污水进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尤其是新建和旧城改造区排水系统应当雨污分流;严格规范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生活污水处理厂实行民营化，在线监控设施由第三方运营，提高生活污水处理运行效率;进一步加快城市垃圾处理工程建设，建成无害化垃圾处理场，完善垃圾渗漏液处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改革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和监测体系，强化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工作．
4．2．3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
按照“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能源”的要求，继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重点对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污染、农村工矿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整治［3］．发展有机水稻产业带、南方特色水果产业带、G106沿线畜牧水产养殖带、炎帝陵周边观光农业园、无公害反季节蔬菜基地等．在有条件的乡镇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区．鼓励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集中整治一批环境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使危害群众健康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4．2．4加快深坑经济工业区建设
深坑九龙经济工业园是炎陵县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也是污染治理的重点．加快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污染源治理，从生产工艺流程减少污染;同时工业区的中小型冶炼、化工、建材企业统一搬迁至工业园区，进行技术改造，彻底改变工业园环境容量不够的状况;加快工业区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业区脏、乱、差的形象，提升循环经济工业区的综合竞争实力和形象．
4．2．5加强辐射安全保护工作
建立放射源长效综合监管机制，完善规范放射源和电磁辐射管理制度，加大废弃放射源、放射性废物的处置力度，基本控制辐射对人群的污染危害．放射源应用安全对策:建立由环保部门牵头，卫生、公安等部门分工负责的全县放射源安全保护综合日常监管机制;全面核实换发放射源安全许可证，实施放射源分类身份管理，全县所有放射源按国家的放射源编码规则编写“编码卡”，“编码卡”伴随放射源从生产到使用、处置和再生产的全过程;建立全县放射源管理动态档案和数据库［4］．
4．2．6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近些年，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在产生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日渐突出的环境问题。如何协调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正亟待解决。由此，通过构建旅游地的环境保护博弈模型，对其纳什均衡结果进行分析，指出应由政府部门执行监督管理，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来改变博弈参与方的收益状况，以促使旅游企业自觉地开展环境保护，从而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
发展旅游；环境保护；博弈；监管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1401
1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旅游业在我国得以迅猛地发展，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旅游企业往往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出发，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生态的保护，使得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明显。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经济利益目标常常难以实现统一，这就给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为此，研究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和旅游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决策及行为，从而实现各方在环境保护模式中的纳什均衡状态，应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旅游业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博弈分析
考虑到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为了便于分析，做出如下基本假设：首先，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即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和旅游地居民都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其次，参与人对各方的策略和收益都有准确的知识，即属于完全信息。再次，参与者在做出决策前都不知道其他人的行动，可以认为是同时进行的，即模型为静态博弈。
2.1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A、B两家规模相同、产品同质的企业，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态度均有两种，即保护和不保护。当企业不保护环境时的收益为I，保护环境时的收益为R。由于环境改善具有长期性和正外部性，使得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往往大于从其中得到的短期直接收益，因此IA>RA，IB>RB。先分析A的决策，假定B选择保护，那么A选择保护时的收益为RA，选择不保护时的收益为IA，因为IA>RA，所以A的最优决策为不保护；与之相同，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决策仍为不保护。由此可知，无论B如何选择，A的占优策略为不保护（IA>RA）。同理，B的占优策略也为不保护（IB>RB），因此，（不保护、不保护）构成纳什均衡，对应的收益为（IA，IB）。
2.2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附近的C、D两户居民，同样的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受到环境污染的损害，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态度都有两种，即干涉和不干涉。如果行动干涉，则需要花费的代价为P，能获得的福利为W。先考虑C的决策，假定D选择干涉，那么C选择干涉时，将获得W/N-P/2的净收益（总收益W的1/N减去总成本P的一半），选择不干涉时的收益则为W/N。因此，C的最优决策为不干涉。如果D选择不干涉，那么C选择干涉时，将获得W/N-P的净收益（
2.3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类似的，假如某旅游地有N户居民，环境改善后可以额外获得的福利为W，考虑到其他居民的搭便车行为无法阻止，当某户居民选择干涉时，则要独自承担全部的成本P，却只能分享到W/N的福利，而单户居民获得的福利往往难以补偿其承担的费用（W/N-P
2.4旅游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从上述情况来看，博弈各方都趋向于不参与保护环境，其结果均是非合作的，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明显的“公共悲剧”现象，而市场的失灵给政府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下面就构建模型来进行分析，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旅游企业和政府部门，企业的纯战略选择是保护或不保护，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监管或不监管。表中概括了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C是政府的监管成本，F是被查处企业所缴的罚款，p是企业损害环境被政府查处的概率，I是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投入，R是环境改善带给企业的额外收益。结合现实我们假定，政府的罚款收入大于监管成本（pF > C），企业的环保投入大于改善环境的额外收益（I > R），企业所缴罚款额度大于不参与环保的净收益（pF > I-R）。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面临的选择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用α代表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β代表政府监管的概率。
解，πg（1，α）= πg（0，α），得：α=（pF-C）/pF，即：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小于（pF-C）/pF，政府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大于（pF-C）/pF，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管，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等于（pF-C）/pF，政府随机选择。
给定β，企业选择保护环境（α=1）和不保护环境（α=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c（β，1）=（R-I）β+（R-I）（1-β）= R-I
πc（β，0）=-pFβ+0（1-β）=-βpF
解，πc（β，1）=πc（β，0），得：β=（I-R）/pF，即：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小于（I-R）/p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保护环境；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大于（I-R）/p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保护环境；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等于（I-R）/pF，企业随机选择。
因此，混合纳什均衡是：α=（pF-C）/pF，β=（I-R）/pF，即企业以（pF-C）/pF的概率保护环境，政府以（I-R）/pF的概率监管。或解释为，市场中有许多家旅游企业，其中有（pF-C）/pF比例的企业选择保护环境，有C/pF比例的企业选择不保护环境；政府随机地监管（I-R）/pF比例的企业参与环保的情况。在此博弈中，各变量均影响纳什均衡解。其中，政府部门的查处概率p越大，对企业不参与环保的惩罚F越重，而政府监管成本C越低，那么，旅游企业自觉地保护环境的可能性α就越大。
3结论
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保护所具备的外部性使其不能与经济利益同步。因此，在没有施加外力的情况下，企业不会主动地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使得先发展后治理的困局难以避免。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其监管职能，改进博弈的纳什均衡，促使企业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首先，政府要提高对被查处企业的惩罚额度，除一定金额的经济处罚外，还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名誉损失等，使逃避环境保护的企业得不偿失。其次，政府要提高有效的查处概率，建立由旅游、工商、公安、卫生、文化等多个政府部门综合执法的体系，实现监督力度的加强。当然，政府还要努力降低自身的监管成本，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和队伍，来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责。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申燕萍.基于博弈论的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效用分析［J］.生态经济，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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