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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参考文献：
[1]戚焱.英语专业学生口语中词块使用情况的跟踪研究[J].外语界,2010(5):34-41.
[2]蒋宇红.词块教学促进英语学习者口语交际的实证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3):86-90.
[3]董丽云.语言哲学视域下语块对二语学习的成效性反思[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17-22.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李继民.国内外语块研究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1(5):17-23.
[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
【关键词】大学英语老师 引导 跨文化交际 避免 跨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89-02
一、总述
英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B.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可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都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而这种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的思想、行为、语言、非语言等方面的交往称为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实际交际中，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及文化心理都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学生由于对英汉民族文化习俗了解不多，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造成交际障碍，交际就会显得别扭，“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往往发生。
所谓“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休克”本来是指人体重要功能的丧失，如身体失血过多，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等。但是，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相异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
语言学家艾奇（Edge）曾经说过：“人们通常并不介意外国人所犯的语法错误，但对于在社交场合所犯的错误（social mistakes）却无法谅解。”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或是跨文化语用失误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二、大学英语老师引导学生了解、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基本习俗是避免跨文化冲突的基石
在跨文化交际中，每个国家、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就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美国人不拘礼节、欧洲人重视称谓、德国人喜欢直截了当，英国人性格相对保守并且讲究礼仪，澳大利亚人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英国人的性格但是更趋于开放。因此，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具体交往对象具体对待的原则。但前提是必须了解他国的基本习俗，否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处出错的尴尬局面。
（一）东西方价值理念的不同。西方社会主要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影响，相信世界是直线的（a line）和可控的（controllable），因此西方人非常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人们推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东方主要受到孔子（Confucius）学说的影响，认为世界是个圆（a circle）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推崇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追求个人的发展被视为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受到社会的谴责。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在遇到文化差异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理念，参照他国的理念与其进行不卑不亢的交往。
（二）西方各种不同的习俗都是源于其不同的价值观念。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道德传统的反映和体现，它具有陶冶情操、规范行为、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问候习俗、介绍习俗、送礼习俗、拜访习俗、宴客习俗、隐私习俗及禁忌习俗等等。
1.社交习俗：首次见面握手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而欧美人更习惯拥抱。讲话时眼睛看着对方，在英美被认为诚恳、诚实；而眼睛到处乱看，会被认为是狡猾、不诚实。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而黑人则略有不同，他们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听话时却东张西望。“OK”的手势在美国是表示“成功”而在巴西是“”的替代语，向某人做这一手势是指某人作风不检点。
2.隐私习俗：如果你对一位英国朋友说：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is your salary？你就不要指望英国朋友有什么友好的回应，因为在他看来，对你这种毫无礼貌地打探个人隐私的人是不必理睬的。
3.宗教、饮食习俗：在接待外宾中，要根据被接待的民族特性、等来配菜。如来者是伊斯兰教徒你千万不要上猪肉，是印度教徒你一定不要上牛肉。很多英语国家的人们忌吃各种动物的头、脚、内脏，忌吃狗肉、蛇肉等。不要试图劝说对方多吃，更不能给对方夹菜，而是以宾客自主为益（Help yourself…）。
4.送礼习俗：送花忌送双数，忌送白色，因为他们被看作是厄运的征兆或死亡的象征。日本人不喜欢荷花，意大利人讨厌。
5.颜色习俗：红色在西方的反面含义是专横、暴躁和傲慢；在美国黄色有期待、怀念和思慕远方亲人归来的意思；蓝色的反面含义在一些国家是抑郁、悲哀、空虚阴冷的意思；绿色是穆斯林教徒最偏爱的颜色因为它象征生命、青春、活力和希望。
另外还有称谓习俗、数字习俗、动植物习俗等等。总之，掌握各个国家的民族习俗，对避免跨文化冲突起到了直接的基石作用。
三、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总结词句、短语及习语等在西方国家的不同用法以避免尴尬的境地
大学英语老师在英语教学中对词句的介绍，一般就只讲其基本用法，有时讲了一词的多种用法，可是学生没有具体的语境练习，久而久之便抛于脑后了，然而这样的一词多意在跨文化交际的中却屡屡出现。笔者在公派去澳洲留学之前对澳洲文化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写给澳洲很多大学的自我介绍中用了一个词“naughty”来描述自己有时有点“顽皮的、童心未泯的”性格。结果到了澳洲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只是词典里“顽皮的、淘气的”，而是“性感的、不听话的、不守规矩的”。怪不得笔者给澳洲各大学发了那么多的申请信都石沉大海，估计人家还以为她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品德有问题，在试图“勾引”他们呢！笔者曾在澳洲遇到了很多词同义不同的尴尬局面。大家都知道“pink”在英语中是“粉红色的”意思，但是却被澳洲用在公共厕所里，表示女性月经期所用的卫生巾及部分人注射用的针管等必须丢在指定的箱子里。笔者非常困惑，于是向其男性导师讨教，最后造成自己当面想钻地洞的难堪局面。笔者有一次想对导师说“It’s my honor.”（是我的荣幸）但由于口误说成了“I’m a honor.”（我是一个处女。）以至于导师大笑，笔者还痴痴的全然不知道导师在笑什么。
这样的尴尬例子在异国实在是举不胜举，笔者无法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向大家展示太多的由于跨文化交际导致的同词不同意的用法，只是想用这些例子提醒广大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不要片面地只学词的个别意思，而应该多查阅课外资料，多形式多渠道学习英语；同时，大学生也要充分利用英语原声电影、收听外语新闻、报刊杂志、英文歌曲、英文原著、赏析地道的英语广告、各种地道的英文标语等，并尽量参加有外籍教师主持的英语角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学习英语，尤其是涉及到的跨文化，以避免不同的尴尬局面，在跨文化交际中如鱼得水。
四、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掌握、处理西方国家的禁忌，并学会用委婉语来缓冲跨文化交际的冲突
禁忌语（Taboos）发源于波利尼亚汤加语，意思是“需要极端注意的事情”，也可以被写作tabu或者是tapu。禁忌语主要使用在宗教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场合。
很多动物在跨文化交际中都属于禁忌的范畴，如：bat（贱妇，丑女、），chicken（见面熟的年轻女人），hen（爱管闲事或嘴碎的中年妇女），cat（恶妇、包藏祸心的女人）等。英国人也不要自以为是地恭维某位中国人是gay dog（快乐的人）、lucky dog（幸运的人）或old dog（老手），因为中国人谁也不会高兴自己是一条“狗”（dog）。因此人们在说话的时候都会尽量避讳运用这些词。
委婉语（Euphemism）一词发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说好听的话，古希腊人在祭祀时，都得讲吉利话，即使用委婉语。禁忌语和委婉语常常有紧密联系、相互水融的。不能说禁忌的东西自然就有了委婉语来替代。例如：
人们忌用skinny（瘦骨嶙峋）而说slim 或slender（身材苗条）。说plain？鄄looking（长相一般）而不用ugly（丑陋、难看），忌说crippled（瘸子）、blind（瞎子）、deaf（聋子）、dumb（哑巴）等而统称为the handicapped or disabled（残疾人），在美国，没有了poor people（穷人）而只有low？鄄income group（低收入阶层），没有了prostitute（）而出现了woman of the street， street walker， fancy woman， girl， girlie， call girl， joy girl， working girl， lady of pleasure等等避讳的称呼，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社会的进步，各国人们观念的更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禁忌语、委婉语也在更新，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
五、大学英语老师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师针对大学生特有的特性，对其可以采取渐进式、启发式、交流式、示范式、比较法、融合法、注解法、实践法、专门讲解法、文化讲座法、利用图片展示法、布置学生查找法等进行正面引导。
（一） 教师自己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文化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教学的重要性并把其放在一定置；与此同时，教师自身要博览各种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资料，力求做到文化教学的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二）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注意个人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眼神表情等形象，尽量做到“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尊重隐私，，信守约定，热情适度，谦虚适度，不卑不亢，爱护环境。
（三） 教师要重视对学生非言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注意示范和纠正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规范的面部表情、视线接触、站姿坐姿、举手投足、服饰打扮等等。拓展学生的跨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素养，从而获得跨文化的敏感性。
广大英语教师在面临繁重教学任务的严峻考验的同时，要挤出宝贵的时间来向学生们传授跨文化交际的“额外知识”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作为现代语言教育者，我们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现代语言学家把交际能力概括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什么，怎样说”。 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国语言学家Saplr则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所为所想……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创造各种条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中的泛文化培训（culture？鄄generaltraining）和定文化培训（culture？鄄specific training）。
参考文献：
[1]浅谈商务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http：///language/2011/0322/w201103221653593934.ht
[2]王美瑜 浅谈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http：///？i93910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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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论文摘要：《诗经》是中华民族的元典，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两千多年来的《诗经》研究形成了《诗经》学，今天研究(诗经)应有新的视角，如文化学的视角、原型批评的视角、比较文学的视角、新的伦理学视角，以期在传统研究延续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与突破。
由于中华文化自身传承的固有特点，《诗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己远远超出了一部诗集的范畴。虽自先秦以降，经历了文献载体的变迁和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但世人对这一中华元典的探究却从未停止过。《诗经》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史”的过程，完全可以构建《诗经》学术史，形成专门的“诗经学”。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既要掌握《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善于总结其不足和失误，在新的视角和高度上去探索这一重要元典的当下意义。
一
首要的问题是，研究《诗经》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研究的题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们先不讲《诗经》作为认识古代社会和研究古代历史的文献学价值，单就其创作艺术及文学功用而言，它不但对中国诗学体系及创作精神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诗歌学的发展及文论研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关怀民生，贴近生活，批评社会黑暗，追求人类理想的精神也已经纵贯古今，积淀为民族文化意识。朱光潜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简史》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不但中国文论体系深受《诗经》的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体系及诗性言说特征等，也都与对《诗经》的文化阐释、接受、传承的连续机制密不可分。从《诗经》研究史中可以考察出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生成特点，言说方式、思维特征等诸多内容，是解答古代文学及文论“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径。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为‘元典’。此之谓元典，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即为一种本源意义的哲学文本或者诗性哲学，是其他阐释文本的元语言和元符码。《诗经》是中华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诗学精神，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未被异化的元型文化，它对于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对于挽救价值迷失和重建价值秩序，克服后殖民主义文化侵袭造成的民族失语危机，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很强的时代意义。诗经研究的历史是观念更新的历史，开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内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创性转变为当下性。
所以，《诗经》己不单纯是一部古老诗集，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元典，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现在，许多国家的世界文学教材都介绍《诗经》，更有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诗经》，《诗经》已成为一项世界性学术研究。诗经学的研究范畴已大大拓展，呈现出多元的研究模式，从传统的注释、考据、点评到今天的社会分析、艺术比较研究，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涌现，研究的题目只会越来越多。中国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诗经》是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进行文学、文学史和文艺学的研究;它是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进行文献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它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我们可以进行文字、民俗学的研究。此外历代研究中的许多错误需要澄清，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问巫待研究解答。系统论述《诗经》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还很少，高质量提高型的《诗经概论》还不多见，严谨的历代研究概况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编辑仍需要学者的努力，还有国外研究动态，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等等。
二
是否可以以二十世纪为界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两个部分，即二十世纪前的经学史阶段和二十世纪的现代研究阶段。经学史阶段主要把《诗经》当作阐述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典，中间虽有汉学、宋学代胜，不乏对中国诗学体系的阐发，却终囿于经学派系之争的藩篱。而现代研究阶段最大的成就是《诗经》作为周人抒情言志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欣赏和研究的视野。故而，探讨《诗经》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亦可以从经学期和现代研究两方面谈起。
《诗经》的诗教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从孔孟到荀子完成了《诗经》儒家文学观的莫基。汉魏六朝文学繁荣，文论勃兴，《诗经》一度成为讨论创作及艺术表现方法的关注焦点。到初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问世，则标志着汉学各派的统一。随后朱熹的《诗集传》集中了当时训话、考据的成果，成为宋人集大成的著作，中间初步涉及了《诗经》的文学特征，注重思辩学风。清代于明代音韵学和名物考证基础上，把考据学推到极致，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沽、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直到王夫之的《诗译》，讨论《诗经》文学成就才开始变得堂而皇之。不难看出，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上: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关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话、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诗经》传统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伦理意识的注疏考据，固守“疏不破注”的教条，严重束缚了学术拓展。“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经学期的《诗经》研究多停留在探讨前人得失的基础上，述而不作，少有新的突破。长达两千多年的附会和衍说，造成了学者“知有经而不知有诗”，穿凿附会的流毒于今尚存。《诗经》成了政治伦理道德教科书，甚至标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地步。加之历代师法家法，门户之见，“诗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明知有误也要坚持不改，并且多为掩饰，造成谬种流传。此外，以史证诗也被滥用，很多人利用史实随意穿凿附会。崔述在《读风偶拾》中说:“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舍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为共叔，称仲即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微言大义者以理说诗，把爱情诗说为“奔之词”，把自己认为“无益之诗”强行删去，都到了令人瞳目的地步。刘散批评烦琐的危害说:“分文析义，烦言碎词，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披露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五四后的《诗经》讨论中，尚且有人为了《静女》一诗的主题及细节，发文多达十几万言，争论什么是“彤管”，什么是“黄”，董作宾竟为此编制了一幅《茅氏家谱》来说明一个“黄”字，可谓极致。可见烦琐的考证成为研究的通病。
二十世纪以降，新方法科学思路随西学东渐，《诗经》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学者们引进西方相关学科，首先用歌谣观点实现了《诗经》由儒家经典向文学研究对象的转变，并且对《诗经》中人性、人情、人道精神和艺术成就给予相当关注。尤其可贵的是学术思维更加辨证，中西贯通的学术格局初步形成。在这方面，王国维、、闻一多等大师导流于前，研究主体由封建士大夫转变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王国维创立了文献—考古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二重证据法”，闻一多首开用民俗学研究《诗经》的新路。民俗作为独特的社会心理，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属人类学范畴，是我们透视《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的有效视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静止片面理解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以政治实用主义作为方法论和批评标准，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曾一度窒息了学术的发展。新时期以来，《诗经》研究异军突起，国外理论及批评思潮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注重文体内部结构的方法，原型批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另外还有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民族学、神话学等方法，一时难以尽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舒宪、傅道彬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即精神形式的考古研究，逐步形成三条解读《诗经》的有效途径:原始与现代相结合，中外各民族相比较;共时性和历时性方法并重;文化方法、心理方法和文学本体方法相结合。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学者研究内容基本雷同，少有新意。普及型的今注、今译、简论、概论等著作已是叠床架屋，而从宏观上研究《诗经》文学成就，观照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很少出现。这些都显露出研究的自发性倾向和缺乏宏观规划的盲目性。如今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学术研究也进入了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史料集中，检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断发现。我们应该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努力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 三
诗经学是一门古老的学术，实现这门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为此，必须进行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更新。比如:
(一)文化学视角.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诗经》，其内容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礼仪制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就其文学性而言，它是言志的，是表达人的情怀的，是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灵感的萌发，有美丽的言辞，有丰富的比喻和想象。《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最初的诗，其文学性是蕴涵在原始宗教神学母题中的，只是“在艺术的功能上履行着宗教的使命”。从中可以发掘先民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性问题的思考。《诗经》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轴心，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价值文化体系和精神心态。应该说，《诗经》研究中这一人文价值关怀是长期缺席的。《易经·.系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含义就在于它是异于自然界的一整套伦理性的法则和秩序。比如关于“兴”这一重要内涵的传统阐述，主要有两类，一是伦理意识的，一是颇近于文学范畴的。前者如郑玄的“美刺”说，刘艇的“记环譬以托讽”，郑众的“托事于物”，皎然的“取义”说等;后者如孔安国的“引譬连类”，王逸的“引类譬物”，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等。奠定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实践理性精神和道家“任自然以得天真”的天人合一精神，而“兴”的意义就在于其融合儒道，成为生命美学的范畴。潘知常先生指出:“我们的美学研究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的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其出发点或许和《诗经》对现实强烈关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有神似之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终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对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转化和提升的良性关系。”所以从文化视角出发，建立《诗经》研究的文化视界应该是符合实际而且较为迫切的。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和体用不二的哲学观念使文化和文学密不可分，在这种文化观念统摄下，文学往往处于器用层面上，其独立品格的形成使它与上述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抗争中形成了巨大张力和韧性的发展。同时，杂文学的观念使文学具有极强的开放包容性。“把文学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么捷径，既不是苏联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传统的知人论世，而是真正意义的历史文化的考察”。
(二)原型批评的视角.荣格修正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创始“分析心理学”，把潜意识改造为原型研究方法论，对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泽及到对《诗经》的研究，并且不断升温。荣格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就成为文化积淀，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潜意识深处，成为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型，主要表现在神话、传说和远古仪式中，考察原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各种文艺现象的相互联系，总结文艺规律。哈曼说，“诗是人类的母语”。格尔哈德。霍普洛曼说，“诗在词汇中唤起对原始语词的共鸣”。《诗经》作为元典诗学，大部分词汇潜存着深层母语结构中的原型意义，因而词汇本身也便是具有元语言意义的“原始意象”形式。赤家忠认为，《诗经》中的“原始意象”与“兴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含有宗教的文化蕴含。因此，《诗经》的原始意象形式主要表现在起兴之物的语词，“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起兴之物在先民的观念里具有文化含义的蕴涵，赋予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先民整体宇宙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具象化。这就是孔子主张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根本原因所在。无论是宗教还是神话，都是最初的哲学，这种混沌式的哲学思维下的起兴之物的文化内涵，在我们今天看来则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象征意义往往具有阐释的含混性和歧义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道德律令和伦理意识的存在，《诗经》的意象具有独特性，即被赋予一种比喻意义、道德意义和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正的象征意义。因此，从“原型批评”的角度阐释《诗经》的原始意象，一方面是要消除强加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从文化阐释角度解读《诗经》。荣格在研究了大量的先民神话以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显现形式便是“原始意象”。荣格还指出，“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而且归根结底还必须存在于人的灵魂中。”阐释《诗经》的原始意象，要注重心理分析和原型批评的有机结合，即情感本体、心理本体和文学本体批评的相辅相成。
关键词：小教语文专业；课程设置；对策建议
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培养具有高学历的小学教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基础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基础教育不断得到探索与实践，其中把小学教育专业纳入高师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新专业是很有建设意义的。而小学语文专业作为小教专业的一个分类，既有小教专业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即工具性、人文性和基础性三者为一体。因此，小学语文专业课程落实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教育成果价值的高低，接下来就本专业课程设置的感受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1.培养目标的多元与错位
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各个高校中集中体现多元化的取向，又因语文学科的丰富性和经验性，其多元取向更为突出。表现为：学校希望我们既是专才，又是通才；既是教师，又是管理者；既是专业能手，又是科研专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大家认可该专业培养的人才是多项全能人才。毋庸置疑，这其中应然状态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可实际效果往往是不易落实的，小学语文教师“多面手”虽是普遍的共识，可仅仅靠大学四年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学院课程设置五花八门，可如果每一门都浅尝而止、泛泛而学，毫无重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没学到。其专业目标培养的错位就在职业与岗位的混淆中就能体现出来。教师是一种职业，而管理者、校长体现的是岗位，是在从事教育工作中成长出来的。就如同没有出现过总统、总理专业一样，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应避免拔高、悬空，应注重基础素质和技能培养，立足于培养适合地方教育发展、合格而优秀的一线教师。
2.课程设置中的二元对立
小学语文课程设置的二元对立集中反映在课程设置模式和课程设置结构方面。课程设置模式主要有分科和综合两个方面，课程设置结构存在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分歧，相对应地，分科设置模式趋向学科专业课程，综合课程模式趋向教师教育课程、多学科专业课程的融合。比如，我们学院开设了文学概论、比较文学、中外教育简史、小教语文教材分析、数学实验等课程，可以看出有些杂乱，这样的实践结果却是趋向于教师教育课程的，淡化了自己的专业；而趋向学科专业课程的，远远不如中文系、教科院等专业培养的质量，不论是在课时的多少还是在学习的深度上都远远达不到中文等专业的水平。由此也导致了学生继续考研深造和就业的冲突，因为课程的设置既不利于学生考研，就业所要求基本的教师素质也有欠缺，因此，许多学生迷失在专业定位的十字路口陷入两难抉择。
3.课程设置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水平上游移
从高等教育视角来看，同教育学专业和其他专业相比，小学教育本科的学术性水平和学术标准要求与大学本科专业学术水平的要求产生了较大的距离，而小学语文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其学术开发的潜力与目前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矛盾，因此配套的小学语文教材不明确、不细化，处在一个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尴尬境地，造成学生在知识结构和体系方面的缺陷。专业培养目标游移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天平上，导致了课程设置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的游移，这对我们专业的建设和自身发展是一个挑战。在小学语文教育培养计划中，教育见习和实习是8～10学时，对师范性的体现是不够的，而教育类课程的开设，如，中外教育简史、儿童发展与心理学等，又无法与教育学专业相比，只是浅浅而学。同时部分内容在课程中重复出现，如，德育的内容在教育学、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学、小学教育学上反复出现，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小教专业基本学科知识范围的一种泛化，缺乏对教材的系统整合。当然，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对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与学生共同成长的个体，并且在课程研制、教学研究、文化创造等方面将肩负着越来越多的职责。但高等教育该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未来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一点。
二、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对策建议
1.明确课程设置的基本取向，处理好基本取向与多元取向的关系
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的基本取向是培养高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课程的设置必须反映小学语文教师思维素质要求、小学生发展的要求和语文学科自身的要求。有些基本教育理论课一定要学扎实，只有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把握和了解教育规律才能获得更高的教学技能，才能从事更高层次的教学学术活动。鉴于小学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并且绝大多数小学语文老师又肩负班主任的工作，课程设置也应该相应地体现此类工作的需求，培养未来语文老师的组织、管理、协调班级的能力以及与学生沟通的能力，为将来造就小学语文教师专家、优秀校长奠定基础。但是课程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匹配的教材，因此，加快和完善小学语文本科教材的开发也是十分重要的。
2.妥善安排课程设置的顺序，提高课程的质量
课程的编排内容不仅遵循其本身的逻辑体系，还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使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结构相匹配。小学语文专业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学科，例如，语文教学中的拼音、识字写字、阅读与习作、口语交际等在小学不同阶段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整体呈螺旋上升的趋势。同样的，小学语文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也应谨慎，例如，先给学生开设中外比较文学课，再开设外国文学课，只会让学生一时感到知识体系脱节和混乱，也打乱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针对部分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反复出现，教育主管部门及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应深入小学教育一线与教师共同研发具有针对性的、反映小学生发展规律的小学语文教育课程。
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加强教育实验课程
小学语文教育实验课程包括教育见习、实习、研习、课程实验、调查、论文撰写等。生活中处处有语文，我们应留心观察生活中的案例现象，同时争取更多的机会深入教育的第一线，亲身体验和感受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活动，把理论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再生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专业教师也应该积极参与小学语文教育课题的研究，指导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如，学校和社会能为本专业与当地小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同时，要适当聘请一线小学教师担任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例如，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或定期让他们来校做报告。
4.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大一时采取“普遍撒网”式培养，设置小教语文实践技能课。例如，声乐、简笔画、舞蹈等，培养学生的兴趣，大二便开始“重点培养”，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选一门或者两门技能课作为未来两年的必修课，其他的可作为选修课，学有余力的学生可自由选择，这样避免了学院想一把抓，最终却什么也抓不到的现象，这样经过两年的专门专业培养，既兼顾了学生自己的兴趣，又把学生的特长技能真正落到了实处。
首先，该论著具有中韩两国古代小说学习、研究的工具书职能，也体现了研究状况总结、概览的学术史价值。按照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脉络，该书以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时间线索经，以共时性的向东邻朝鲜空间传播的状况纬，概要而较全面地描绘了一部中国小说史及其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文化地理图。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主要作品“是什么”，还能知道何时、怎样在另一国度、民族中接受、阐发甚至再创作的。全书体例由“正编”、“附编”相辅相成：“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有“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则延伸阅读，胪列精心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分量的、代表性的古代小说研究论著书目，韩国学者所撰写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其六，值得注意的，还有该论著不尊者、贤者、长者讳，如海外学人论述，大陆往往罕有不同意见，而该书却能直言不讳其可能存在的偏颇。如指出夏志清中国传统志怪的原则缺乏亲切体会，对某一人物性格不同层次的看法的不足和成因不明，当然这并不影响对于同一海外学者正面引用。还有对视《西游记》“政治批评”、“仙话小说”的批评，将夫视“才子佳人”、视“恋爱”的批评、对女怪态度定位、人怪恋爱评价的不赞同等，这种唯学术尊的态度，贯彻了不曲学阿世的严谨治学理念，这在唱颂歌的多、谈不同意见少的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却明显地具有矫正学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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