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3 15: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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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中国高校开展期货教学与人才培养虽然已经有了20几年的历史，人才培养也覆盖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所有层面，但是由于高校专业的设置讲求的是宽口径，厚基础，开设有期货专业的高校只有几十所。很多高校只是将期货课程作为金融学、国际贸易学专业的选修课。期货人才需求日益扩大与期货现有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期货人才培养与储备问题成为期货行业发展重要一环。高校作为期货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及教学方法。
二、期货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一）改革案例教学模型，尝试导入性案例和补充性案例相结合的案例教学模式。
所谓导入性案例，是指在讲些新的章节之前，先通过一个浅显易懂的小案例引出要讲解的内容，使学生对要学习的知识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启发学生学习新知识模块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出精选教学内容，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补充性案例，是在基础知识介绍完之后，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后，通过深层次的案例，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导入性案例与补充性案例相结合的案例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逐步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避免一开始就接触抽象的概念而可能产生的厌学情绪。期货期权课程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与现实联系紧密，新产品不断涌现。教材的更新周期比较长，很难实现实时更新教学内容，但是案例式教学则可以实现实时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期货发展的最新动态。
（二）加强学生参与型教学安排
期货课程是与现实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密切联系的课程。在讲授过程中，针对部分章节的特点，给学生制定相应的学习任务，让学生自行去查阅资料。比如，在介绍期货价格的基础面和技术面分析的时候，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感兴趣的期货品种，去查阅相应的供求资料等等，然后结合自己搜集到的数据资料，尝试对该期货品种进行基本面分析。这种鼓励学生参与式的教学安排，可以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学所带来的课堂听课疲惫现象，使学生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学习，同时，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同时也为他们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通过创建微信平台等方式充分利用新型网络教学手段和方法
网络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极为灵活的教学手段。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实现教学资料，网上测验，教学视频的资源共享。同时，网络平台的论坛可以实现老师与学生的之间的互动，交流与沟通。现在学生使用微信的越来越多，据笔者调查，本校大学生中至少有超过80%的学生在使用微信。老师创建微信平台，可以及时相关动态，客栈、提供素材、布置作业、解惑答疑等，与学生实现课堂外的实时互动。
（四）加强实践实验教学
期货期权课程比较深奥难懂，从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很有必要在期货教学过程中增加实验教学环节。在教学环节的设置上，在兼顾理论教学的同时，突出强调实践教学的比例，明确将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作为重要教学目标，使学生能高效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熟练掌握实战技能。比如，在期货技术分析环节，单纯的理论讲解，学生很难真正掌握各种分析方法，各种图形形态的形成等等，而利用模拟交易软件则可以培养学生利用交易信息判断、预测期货价格走势的能力，以及学习掌握套期保值和套利的交易策略。同时鼓励学生多参加期货模拟大赛。从2013年开始中国期货业协会联合期货交易所等机构每年举办一届期货模拟大赛。教师通过给予指导以及请业界人士给参赛同学做讲座等方式鼓励支持学生参与比赛。另外，任课教师也可自行组织校内或校际期货模拟大赛。
（五）加强职业指导，推行“课证结合”
随着中国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进一步推行，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在读书期间报名参加各类资格考试，如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若在教学中适当结合期货从业资格考试安排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与资格考试的合理对接，推动“目的推动型”教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备考工作提供帮忙，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六）加强“双师型”教师建设
目前很多高校从事期货教学的教师并没有期货实践经历，由于没有直接的经历，其对期货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很难回答学生提出的实践问题。高校应给予教师提供支持，鼓励教师到期货公司挂职锻炼等，提高任课教师的实践素养。
（七）尝试“信息化”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敏锐洞察力
快速的成长和市场的变革推动了对国外投资和先进技术的需求的增加，以帮助中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满足其能源需求。工业部门是进行节能投资的一个特别有前途的领域，因为许多企业使用的设备和工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旧设备和工艺。新的建筑和设备对节能技术也是需要的。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是很大的，但只要一个公司建立一个长期的业务发展战略，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有兴趣的公司可对这些投资机会进行调查，手段当然很多，比如利用那些为在中国经商而建立的大量组织、服务机构，还可以从一些重大的事件入手调查。
市场状况：市场的压力、电力短缺、资金短缺以及环境的变坏已为外国公司带来极大的商机，使他们有机会在节能技术方面来分享庞大的中国市场。
最初开始于1978年的市场改革，戏剧性的削弱了国家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国有企业所占全国工作总产值由1980年的76％下降到1994年的34％，国家分配的商品由1979年的65种缩减为1995年的14种。在重工业和通讯以及运输领域的价格控制作用已削弱。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尽管少数几种关键项目，如谷类、棉花以及石油产品的价格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中国正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和配额，以及向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转变，来努力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基准保持一致。
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停止向煤炭工业发放每年高达2.3亿美元的补贴。煤炭价格1993年在许多地区开始急剧上涨，1994年价格下调后，仍继续上涨。据政府报道，许多煤矿在1995年已开始盈利。另一方面，石油价格的改革在前进了两步后又退回了一步。在宣布了几条措施后，石油市场在1992年开始开放。1994年夏季，政府改变了方针，重新由中央统一管理价格和销售渠道。1994年春季，为了防止社会不安定，政府逐步对居民用煤和用气售价实行控制。电价仍是大幅度调节了的，在多数地区，电价现在比燃料价格上升得快。
通过改革，中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8－9％的速度连续增长。尽管80年代能源使用的增长速度只有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的主要燃料－－煤炭的价格，从1978年到1995年仍翻了一番。1995年的原煤产量达12.8亿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含碳矿燃料的生产者和用户。难怪现在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和酸雨问题，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者。这些环境问题由于从生产、运输到最终使用的整个能源系统的低效率而加剧。
此外，部分是因效率低，电力生产没有跟上迅速发展的经济的需要。经常性的电力短缺降低了生产率，并导致生活的不便。问题是如此普遍，以致许多地方报纸象预报天气一样发出计划性的停电通知。电力部计划从1995年至本世纪末到少增加200GW至300GW的装机容量，即平均每年增加24GW。当然，中国无论是建造大型电站的能力还是资金，都不足以完成如此巨大的扩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急于想吸引国外资金用于电力领域投资。
当然，政府也很清楚节能在改善与能源相关的经济和环境问题方面的潜力。早在1980年，国家便开始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提高关键能耗工业的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所有工业用电机、风机以及泵类的能源使用效率。90年代，政府的目标已将节能投资的责任由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中国节能投资公司（CECIC）由大制造商转化为一个出租协会。1993年，CECIC的贷款加上地方政府的资金补充，共有3亿美元，每笔贷款需要企业提供投资的一部分。
政府已公布了能源标准和一系列附加的节能条例，它们已收录在中国的《节能法》草案中。如果这一法律获得通过，许多地方节能技术服务和监测中心将授权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向政府报告。严厉的立法将加强对节能的需求，这一需求由于现有的节能条例和市场以及环境的压力而有了较强的增长。
国外的技术和投资可在满足中国的节能需求中充当重要的角色。自从1978年中国开放以来，国内已成立了240，000家外资企业。直接的国外投资在固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国家的总产的10％。外资企业现已占了超过中国总的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1992年，美国在中国能源和电力上的总投资达7.74亿美元。
机会范围：
由于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综合作用，以许多方面都产生了节能的需求。由于经营困难的公司允许破产，幸存者更愿意投入先进的技术，如工业过程控制、凝汽阀以及高效电机、锅炉和炉窑，这些将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电价的上升使得使用效率和热电联产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尽管以低的、可控制的价格传送暖气在多数地方仍是一个重要障碍，市场政府面临着通过改善区域采暖系统来减少污染和费用的压力。外资宾馆和办公大楼开发商通过采用节能灯具、恒温控制系统和装置以提高能源使用。请理解随着中国消费者可随意支配的收入的增长（暂且不考虑电线容量的限制）也需要高质量、高效率的用电器具，因为通过减少维护和电费，比竟可以节省金钱。
改善工业设备和工艺：
中国的工业领域为国外的节能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目前，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超过能源总是的三分之二。非国有工业产量份额已显著增长，但由于国家控制着许多重工业领域，它仍是主要的能源使用者。
对国有企业能源使用的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现有的过时的设备和工艺立即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来代替，将能源效率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具备现有的能耗总量上节省40－50％能耗的技术潜力。当然如此彻底的设备改造是不现实的，这一数字只是作为一个有用的技术参考点。
一个对中国锅炉和炉窑的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通过工业设备改造而实现节能的潜力。中国的锅炉每年消耗8.6X1015Btu(9.1X1018焦耳）的煤,约为最终使用能源的三分之一。如果锅炉的效率由现在的平均65％提高到发达国家所达到的平均80％，每年可减少能源浪费1.6X1015Btu(1.7X1018焦耳)。
工业炉窑大约消耗中国最终使用能源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国使用的炉窑的低效率，工业加工比如钢铁和玻璃生产以及铜的冶炼所消耗的能源比初级加工要多25－110％。如果中国的炉窑提高到先进水平，中国将减少炉窑能耗的大约40％，或每年减少2.7X1015Btu(2.9X1018焦耳)的浪费。
根据地球环境研究所提供的案例研究，多数的工业能源使用的改善是经济可行的，多数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都是很好的。
上面陈述的节能潜力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它们多数使用低效、高污染的二手设备，由小型、低效的电站供电。甚至，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投资规模还是技术的先进程度均段于国有企业，为高经济回报的节能投资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
降低高效率电机的花费是国外投资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区域。中国的制造商已生产也一系列称为YX系列的高效异步电机。然而，YX系列电机由于采用了更昂贵的材料，其成本比低效的Y系列电机要高出50％。尽管用一台YX系列电机更换一台Y系列电机的费用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收回，然而，许多电机用户却不愿意支付较高的初始费用。中国的高效率电机制造商也许愿意允许国外的技术或者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以提高他们减少材料用量和降低产品价格的能力。
国外投资对促进钢铁工业使用废气也是必要的，高炉产生的含一氧化碳丰富的废气可用来低成本发电，且可减少工厂产生的污染。例如，一个6MW的发电厂的投资成本约在1500－2500万元，由于使用废气，不需要燃料费用，每年可发电36GWH。假设电价为0.6元／KWH,生产的能源价值将高于2000万元，可让工厂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收回投资。中国已有8家钢铁厂有兴趣采用这一技术。
表1中国市场节能投资的回报率
投资领域回报率％
钢铁
将敞式热熔炉更换为氧气炉16
采用连续浇铸19
二次加热炉改造36
高炉气回收41
铝
炉窑改造84
氨
中型工厂重组20
小型工厂废热回收71
氢氧化钠
采用薄膜电解槽29
水泥
中型炉窑改造15
由湿法转为干法生产19
小型炉窑改造35
造纸
采用热电联产25
黑液回收25
纺织
印染过程的热电联产38
氢氧化钠回收58
计算机化的能源管理>100
认识到中国工业企业节能改造所存在的潜在的机会，一些美国公司已始了这一领域的业务。例如，有一家领先的美国控股公司已与一家中国的石化公司合作，采用过程控制改造其炼油厂。一家美国凝汽阀公司与一家领先的中国机械公司合作，改善许多工业应用蒸汽系统的效率。在第三个案例中，一家钢铁工业相关公司在财团在中国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寻求钢厂的节能改造机会。
热电联产：
1993年，联合产热和发电，即大家所知的热电联产，估计几乎占了中国热力发电装机容量的12％。80年代，中央政府支持发展热电联产，因为这一下子解决了几个问题：供电量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环境得到保护。小规模热电联产的任务现在转移到了省级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领域，在这方面产生了对国外投资的需求。
热电联产的技术潜力在中国北方和东部省份发展得最快，因为这些地区冬天气温低，工业比较发达。然而，突然兴旺起来的南方沿海省份也同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因为那里需要的电能和制冷的空间更大。在能源短缺的地区，新建的工厂要比同一电网供电的当地用户付更高的价钱。实际的价格通常由发电厂和当地政府依实际情况协商而定（售热通常是不允许的收来源，因为政府严格规定采暖价格）。
（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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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投资“慢半拍”原则“需求相似说”“走出去”战略
正文：
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由于实力不足，我国企业采取全线出击可能隐含过大的风险，但如果采取各个突破就不会力不从心。海尔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矗立起海尔大厦使美国人开始把HAIER和HIGHER联系到一起后，与三洋机电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
从全球证券市场看，蓝筹股是成熟市场的标志之一。蓝筹股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炒作的概念，同时更是推动市场发展的根本所在。考察成熟股票市场上典型蓝筹股的形成过程，我们进一步发现，一家公司必须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有领先的技术，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公司通过收购和兼并迅速扩大规模，牢固占领市场才能成长为一只蓝筹股。
由于蓝筹股在股市上表现独特，国外市场上投资基金将大量的投资目标锁定在蓝筹股上。蓝筹股出色的市场表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也带动了相关金融创新品种产生和发展，蓝筹股基金、股指期货、指数基金、教育储蓄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推出，它们多数投资于蓝筹股或基于蓝筹股的衍生产品如蓝筹股指数，以其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市场形象好，吸引了大量投资者。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只有短短十年历史的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蓝筹股的熟悉还相当有限，甚至市场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蓝筹股。
在本研究中，将集中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太成熟的股票市场上，有没有蓝筹股存在？能否构建一套合理的定量指标体系来筛选中国市场的蓝筹股？对所筛选出的蓝筹股能否通过市场实证检验来判定其波动性、收益性的状况？假如目前中国市场的蓝筹股缺乏或过少，我们又怎样来培育之？以及如何开发中国市场的蓝筹股指数类产品，包括中国蓝筹股指数、蓝筹股指数基金以及其他的蓝筹股指数衍生产品等？开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对于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结构、培育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以及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点研究以下内容：
一、筛选蓝筹股的基本方法、步骤。我们采用逐步淘汰法来筛选蓝筹股。首先，根据上市日期，选出符合条件的股票。然后，根据不同的指标条件，逐步选出符合条件的股票。最后，选出符合所有条件的股票，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股票作为样本蓝筹股。并通过放松各指标和约束条件，选出不同标准的样本蓝筹股，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二、中国蓝筹股的筛选指标体系构建。在综合考虑既有蓝筹股基本概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我们提出了一套反映蓝筹股特征的指标体系，包括：总股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利润比重、净利润增长率。其次，确定蓝筹股的具体选择标准：以1997-1999年整个市场均值的三年移动平均值为基准，即总股本2.8亿股，每股收益0.24元，净资产收益率9.14，主营利润比重354.14，净利润增长率9.82，并根据证券市场的实际状况有条件地放松和约束部分指标，作为选择蓝筹股的依据。最后，我们确定三种不同标准来分别选取不同的样本蓝筹股，以便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样本蓝筹股的标准I为：仅以1999年度值为参照，总股本5.6亿股；每股收益0.36元；净资产收益率10；主营利润比70；净利润增长率10.根据我们设定的条件，只有8只股票完全符合标准，由此组成样本蓝筹股I.样本蓝筹股标准II为：以1997-1999年各上市公司三年均值为参照，按照每股收益高于市场25，即0.30元；净资产收益率维持配股条件，即≧10；主营利润比重70；净利润增长率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50，即14；总股本超过市场平均的100，即5.6亿股。计算备选股票以上蓝筹股指标的三年均值，利用EXCEL软件的数据排序功能，采取逐步筛选的办法，选出符合所有条件的股票10只，组成样本蓝筹股II.样本蓝筹股标准III为：仍以1997-1999年各上市公司的三年均值为选择依据，但按照每股收益0.36元；净资产收益率10；主营利润比重70；净利润增长率略为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即10；总股本略微超市场均值的50，即4亿股的标准。采取与样本蓝筹股II同样的筛选方法，选出符合所有条件的股票21只，组成样本蓝筹股III.
三、样本蓝筹股的实证分析。样本蓝筹股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对各样本蓝筹股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波动性及风险性的市场检验。我们以所筛选出的蓝筹股为样本，构造蓝筹股基本数据的时间序列，并通过定量分析手段探讨蓝筹股与我国股市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998年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平均为0.075，而三种标准的样本蓝筹股平均流动性分别为0.082、0.050.072，即：BL1MLBL3BL2.因此，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强于标准II和标准III的样本蓝筹股的流动性，而比标准I的样本蓝筹股流动性要小。在1998年，样本蓝筹股流动性指标和市场流动性指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两者的变化态势基本相同。
从理论上来说，蓝筹股应该有较好的稳定市场作用，蓝筹股的波动性要比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小很多。但从实证结果来看，标准I的样本蓝筹股波动性指标比市场的波动性指标波动幅度还要大。不过，标准II和标准III的样本蓝筹股在上海股市非急速波动的一段时期，其波动幅度要略小于整个市场的波动幅度，表现出一定的市场稳定作用。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标准I、标准II和标准III的样本蓝筹股值分别为1.15、1.03和0.87，即>>。因此，三种标准的样本蓝筹股风险水平与市场风险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大，标准I、II样本蓝筹股的风险水平略高于市场的平均风险水平，标准III的样本蓝筹股风险水平略低于市场的平均风险水平。这同时也表明，目前市场上样本蓝筹股还不能较好地规避风险。
四、中国证券市场蓝筹股的培育。以上选取的样本蓝筹股市场表现不佳，这在较大程度上表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蓝筹股，因此必须加快对蓝筹股的培育。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和蓝筹股发展的各种环境，我们提出了以下的蓝筹股培育措施：提高上市公司业绩，培育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业绩是评价企业好坏与否的重要砝码，也是作为蓝筹股公司最基本的条件；改革和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治理制度，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构建和运作企业；大力发展主营业务，培育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计划，通过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促使其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终达到完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之目的；我国各级政府和治理部门应积极推出各种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并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市场违规行为，尽快实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把真正优秀的企业留给证券市场，为我国蓝筹股的培育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对投资者进行宣传教育，倡导正确的投资理念，使投资者逐步改变炒题材、炒概念的投机习惯，树立中长期的价值型投资理念和理性投资行为。
五、我国蓝筹股指数类产品的初步设计。根据实际需要，我们对中国蓝筹股指数、蓝筹股指数期货和蓝筹股指数基金等品种进行了初步设计，其中中国蓝筹股指数的设计是重点。
在蓝筹股指数设计方面，我们采取类似于上证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法来编制南方证券的中国蓝筹股指数，但为了准确反映蓝筹股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了蓝筹股的流通市值和流通股本。我们将在每年年结束日止定期对市场所有的股票进行重新筛选，确定新的蓝筹股样本，并采取“除数修正法”来对相应的蓝筹股指数进行修正。以前面所选取的蓝筹股为样本，以1998-1999年每周的样本蓝筹股交易数据为基础，计算出期间蓝筹股指数I、II、III的每周交易数据，得到相关的指数模拟运行结果。为选取合适的样本蓝筹股来构造中国蓝筹股指数，我们以蓝筹股指数的长期收益率r和波动性β两个参数作为指数选取的标准，并定义收益-波动比率k=r/β来反映蓝筹股指数合理性，即通常该比率越大，则表明以该标准选取的样本蓝筹股指数越好。通过构建模型，计算出各样本蓝筹股指数的r、β和k值，得到k>k>k的实证结果，表明样本蓝筹股指数III具有更好的收益-波动性。因此，标准III选取的样本蓝筹股最适合用于编制中国蓝筹股指数。
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类保险产品包括投资连接保险、分红保险和万能保险，具有保障和投资的双重功能，其中分红保险在国外属于传统产品而不属于投资类产品，我国之所以归于投资类保险产品是因为相对于传统的纯粹保障型产品来说，它具有投资的功能。从性质上说，分红保险给予投保人享受保险公司的盈利分配权，投资连接保险和万能保险根据保险资金投资运作情况来确定投资收益，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不管购买了上述保险中的哪些产品，除了得到保险的保障之外都存在获取一定投资回报的可能。
中外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差异
将我国投资类保险产品与国外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存在以下区别：
1、推出背景上的差别。国外推出投资类保险产品是为了增强保险产品的竞争力，而我国推出投资类保险产品的直接原因是降低利差损。在20世纪70年代，受通货膨胀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纷纷寻求创新，保险公司传统的固定预定利率的长期寿险保单由于缺乏竞争力，导致长期寿险保单持有人纷纷退保，造成保险资金外流，保险公司受到严重冲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各保险公司开始研究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近20年来，投资型保险产品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在一些投资型保险发达的国家，其保费收入已经占到寿险保费收入的30-55％，目前投资型寿险产品已成为各国寿险业同其他金融业竞争的工具，并日益成为未来寿险业的发展方向。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迅速发展，保费收入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飞速发展，而寿险保费收入在1997年超过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后，其增长速度一直超过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与此同时，央行连续8次降息，寿险公司因此蒙受巨大的利差损失。为扭转不利局面，保险公司纷纷从传统业务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投资型保险产品就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国外由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原因，为增强保险产品的竞争力而推出投资类保险产品，而我国各保险公司是在不断积聚大量利差损的金融背景下推出投资类保险产品的。
2、投资账户方面存在的差异。国外的投资保险产品提供多种投资账户，供投保人选择，保险金额也具有灵活性，而目前国内出现的投资型保险，如投资连接保险仅仅提供一个投资账户，投保人完全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的投资选择，而固定的保费和保险金额降低了产品的灵活性。
3、投资收益上存在的区别。在国外，保险新品种积聚的保险资金一般交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而且国外保险公司的发展一直秉承投保和承保并重的理念，所以即使是部分保险公司自己管理保险资金，投资管理能力也比较强，普遍推行资产负债管理，所以一般都有较好的投资收益。在我国，投资类保险产品近年才逐步推出，各家保险公司均采取运营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而资金运营主体的模糊容易产生责任的混淆不清，从而可能降低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投资效果。
4、产品在监管和营销上存在的差别。在国外，投资型保险产品被看成是一种证券。证券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督部门同时对它进行监督，产品同时受制于证券法规和保险法规。在销售该产品时，要求营销员具有保险和证券双重从业资格。而在国内，投资类保险产品只受保险监督部门的监督，在选择保险营销人员时没有具体的身份鉴定。
投资类保险产品面临的制约因素
纵观世界范围内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发展可以发现，投资类保险产品与证券市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兴起对证券市场的扩张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兴旺可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购买与证券市场相连接的保险产品。
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尽管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呈下降的趋势，但由于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再加上有关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系统风险仍然偏高。另外，从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来看，由于受制于分业经营的限制和资本市场的总体水平较低，保险资金运用空间和渠道都处在较低层次。投资类保险产品的资金只能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市，这样就限制了投资类保险的获利能力。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太重，价格波动大，即使允许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市，其投资风险也很难为保险投资所接受。从目前的现状看，保险资金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还没有达到有关法规所规定的比例上限就是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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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资本市场不成熟和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狭窄导致我国的投资类保险产品面临较大的风险，特别是投资连接保险。例如，产品收益波动性与消费者预期刚性的矛盾，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的保险金额和现金价值的大小随投资帐户的表现而发生波动，即同一投资连接保险资金的投资单位价值在不同时点会高低起伏的。与此相冲突的是，消费者对投资连接保险产品收益的预期却呈现出明显的刚性。这种冲突在证券市场状况好、投资产品价值上升时不易表现出来。但是，一旦证券市场表现不好，投资产品价值下降，这一潜在冲突就会显现出来，而且，由于产品收益上浮的历史往往会强化消费者的刚性预期，所以在证券市场由好转坏时这种冲突变得非常强烈。
发展投资类保险产品的策略选择从我国投资类保险产品对保费收入增长的贡献来看，投资类保险产品已成为推动保费收入增长的决定要素，因而投资类保险产品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和矛盾必须解决，发展投资类保险产品须根据市场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策略。
1、从投资类保险产品自身的角度来看。
第一，加大投资类产品的创新。受保险资金投资运用政策及保险公司自身管理水平的限制，目前国内的投资类产品与欧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比差距较大，针对性不强，一家公司推出，其他公司纷纷效仿，市场细分不明显。因此中国的投资类产品创新必须结合国情进行，创新方式应该多样化，实现属地型创新，针对性创新和适应性创新。
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收入水平对于保险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保险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必须适应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需要，实行属地型创新。例如在国内保险市场起步较早经济较好的上海、广州以及北京等城市，保险产品可以采用“保险+投资理财”的产品为主，在其他城市，由于经济不发达，保险市场的产品结构在近年应该以风险较小保障型产品为主；随着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和倒塔型的赡养老人义务，国家提供基本保障的数额的降低，人们转向商业保险，力图能够得到保险保障，又能实现投资的目的，因此保险产品的设计要针对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实现针对性创新；证券市场的发展决定了保险产品创新的程度和发展时机与规模。目前证券市场不规范，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少，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渠道不断拓宽，应该根据保险资金运用政策的变化，开发新的投资类产品，实现适应性创新。
第二，加强对投资类保险产品的监管。我国保险业目前的监管侧重于市场行为的监管，监管方式滞后。针对投资类保险产品的特点，保险监管要提高保险监管的信息透明度，保证客户能够及时查阅保险单的保险成本、费用支出以及账户资产的价值，便于投资决策以及外部监管。另外，投资类保险产品虽然属于保险业，但是投资收益分配又类似于证券投资基金，因此证券监管也是投资类保险产品监管的重要部分，所以要加强对投资类保险产品必要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的联合监管，以免出现监管真空。
第三，谨防投资类产品的风险。从目前各公司实际情况看，风险产生在于保险公司投资能力不足。因此，根据投资类产品的本质特征，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一支具有较强投资能力的投资队伍，分设多个投资账户，让投保人有权利选择投资账户，在投资机制中引入激励机制。此外，要防止退保风险。退保将引起保险资金长期运用计划中断，导致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率，因此要增强投资类产品的保障功能和服务功能，增强保险产品的吸引力。
2、从投资类保险产品消费者的角度看应采取的措施。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城市居民处理闲置资金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如购买证券、投资房产等，但储蓄仍是居民主要的投资方式，所以对投资类产品的消费群体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定位。由于投资型保险产品除了保障外，增加了投资的功能，有些产品还需要投保人承担投资的风险，因此投资型保险产品并不适用于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从这几年销售情况的统计数字来看，投资型保险的客户群分布与传统保险产品相比有显著的区别，那些拥有较高知识水平，对投资和风险理念有一定认识，收人中等偏上的人员是这类产品的最佳客户。因此，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应定位于这类消费者。
在经济学上，投资一般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一）安全性。指投放对象内容和形式的合法性、项目的可行性、合作机构的信誉等。投资总是将资金投放到某一具体的对象上，并且是在实际生产或经营活动进行之前发生的，具有预付款的性质。所以，对象的合法与可行是决定企业取得利润的前提条件。选择和把握这些因素是投资的关键，企业应当慎重行事，使投资的客观条件存在。
（二）效益性。主要是指经济效益的高低，有时也包含社会效益。尽管各个具体投资在目的上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投资的最终和长远目标都是为了取得投资收益，最终使投资收回，而且及时收回。
（三）流动性。包含投资的期限长短、变现能力和款项划拨是否便捷。在投资的过程中，不仅投出资金会在空间上流动，而且投出资金转化为的实物和证券也会在空间上流动。
投资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的统一。但这三者之间通常是矛盾的，尤其是安全性和效益性之间，即通常说的利润越大，风险越高。因此，企业在投资时一定要考虑到以下因素：投资收益、投资风险、投资约束、投资弹性。
1、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利润和资本利得。投资利润是指投入资金经运转后所取得的收入与所发生成本的差额；资本利得是指金融商品买与卖之间的差价。在投资中考虑投资收益，应以投资对象收益具有确定性的方案为选择对象，并需要分析这些因素对投资方案的作用、方向、程度、寻求提高和稳定投资收益的途径。
2、投资风险，是一种市场风险或经营风险，表现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不能充分实现或不能实现的风险。投资风险主要来自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不正确以及经营缺乏效率。所以，企业必须考虑投资风险的可能性，寻找引起投资风险的原因，并提出规避风险的办法。
3、投资约束，与投资风险有密切关系。当投资风险较大时，投资企业就会对接受投资的企业加强约束。投资约束有以下几种形式：控制权约束、市场约束、用途约束、数量约束、担保约束、间接约束等。
4、投资弹性，首先是规模弹性，就是企业投资必须根据自己资金的可供能力和投资效益或者市场供求状况，调整投资规模。其次是结构弹性，就是调整投资结构。
二、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在分析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是需要借助指标进行评价的，常用的指标分非贴现指标和贴现指标两大类：
（一）非贴现指标是评价项目时，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各种指标，是直接用项目的实际收支计算投资报酬的方法。
1、投资回收期：是指初始投资收回所需要的时间。投资回收期法是以收回时间较短的投资方案作为被选方案的方法，一般以年为单位计算。
①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用以下公式：
投资回收期=原始投资额/每年现金净流量
②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等，就要根据每年年末尚未收回的投资额确定：
投资回收期=（n-1）＋第（n-1）年年末未收回的投资/第n年当年的现金净流量
2、平均报酬率：是通过计算投资项目寿命周期内平均的年投资报酬率，用以选择别选方案的一种方法。有三种计算方法：
①考虑年均净利润：
平均报酬率=年均净利润/初始投资额
②考虑年均净流量：
平均报酬率=年平均现金净利润/初始投资额
③若为追加投资：
平均报酬率=年平均现金净利润/1/2（初始投资－预计设备残值）＋预计设备残值＋追加的营运资金
（二）贴现指标是评价项目实际收益时，不同时期现金流入、流出必须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1、净现值：是指投资项目投入使用后的净现金流量，按资金成本或企业期望达到的报酬率折算为现值，减去初始投资或各期投资的现值之差。
2、现值指数：是指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与流出量现值之间的比率。
3、内含报酬率：是指能够使方案未来流入量现值等于现金流出量现值的贴现率，或者说是使投资方案净现值为零的贴现率。它是方案本身的报酬率，不受预定报酬率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说服力。
三、几种投资方式的比较
下面我们从投资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三个方面来对几种投资方式作一点粗略的分析。
1．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安全性很高，流动性也高，效益性较差。尤其是现在处于银行利率水平最低的一个历史阶段，此方式在基金会的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能大。
2．信托存款：
按照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可以吸收包括基金会的基金在内的1年期（含1年）以上的信托存款。其安全性乃基于金融机构的信誉，效益随市场利率水平变化。过去，信托存款一般比法定银行利率高许多。资金量大，利率可谈得更高些。但是，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对高息揽存实行严格监管，大多数金融机构不再这样做，同时，信托投资公司又出现信誉危机，因此，信托存款至少在目前不是一种合适的投资方式。
3、证券投资
证券投资分为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两大类。
A、债券包括国债和企业债券，比较而言，国债发行量大，流通性好，信誉高。在所有的投资方式中，国债的安全性最高，收益比银行存款略高。可以说，国债是很适合于基金会的一种投资方式，应在基金会的资产组合中占一定比重，资金紧张时还可变现或以其作抵押获得贷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回购业务，规定以全额的国债作抵押，实际上也是以交易所的信用作担保。在中国人民银行官员的眼中，它的风险与全国同业拆借和国债投资的风险没有区别。我认为，它的安全性比国债低，比信托存款高，流动性好，短期利率高。
B、股票投资，利润高，风险也高。基金会炒股是合法的，但目前似乎还不太合乎国情，有可能被人们看作是拿捐款去赌博。在国外不少基金会的投资结构中，股票投资占有较大比重，甚至超过50%.但是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已是成熟稳定的市场，而我国股票市场是新兴的、不完善、不稳定的市场，相对而言风险很高，目前不适合基金会过深介入。新股认购不同于在二级市场炒股，自1996年以来利润高而风险小，是投资领域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为了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将扩大股份制改革，新股的发行数量将会增加。据了解，有些基金会对新股认购方式已作了尝试，且效果不错，值得借鉴。不过，在具体操作上有个股东帐户的问题需斟酌。近几年，证券投资收益已成为许多信托投资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4．股权投资
按规定，基金会入股不得超过公司总股份的20％。此方式一般说来流动性很低。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由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决定。若公司管理规范，经营良好，股东可坐享其成；若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很差，或原来很好，后来恶化，小股东则往往无奈，需慎重。
5．实业投资
若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此类投资，与我国现行法规政策有悖。若能结合基金会的特点，选择有前景的产业和有高无形资产附加值的项目，采取委托投资等合适的方式，可能产生较好的效益，但其流动性一般较差。
6．委托贷款
其安全性基于借款企业的信誉，风险完全由基金会自己承担。特别应注意落实担保。应十分谨慎。
7．信托投资
信托投资业务系指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明的特定目的或要求，收受、经营或运用信托资金、信托财产的金融业务。人民银行要求基金会的基金保值和增值委托金融机构进行。信托投资，或称作投资、资金托管之类的看起来是符合此政策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基金会投资发展的一个方向。
虽然信托投资公司已存在多年，但信托投资业务在我国金融界是一个新生事物，缺少具体的法律政策规定（《信托法》已初成稿，至今未出台）。目前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涉足此业务。
总的来说，只要是投资就会存在风险。谨慎考虑，使风险资本能够通过更加宽阔畅通的渠道获得投资利益，并且实现与资本市场、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
摘要：任何投资的目的都是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使企业的价值或股东的财富最大化。在市场条件下，有很多不可知的变量，这些变量就造成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本文就目前市场投资的热点问题：如何认识投资并确定投资对象，在分析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
关键字：投资平均指标利润评价指标投资方式
众所周知，投资的目的都是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使企业的价值或股东的财富最大化。投资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应当是谨慎的。
参考文献
<1>《国际金融市场与投资》左连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7
<2>《企业投资融资财务规划运作技术》马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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