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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孙子兵法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中新网台北12月3日电 题：台湾56人兵学论文获博硕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台湾孙子兵法战略研究学会相关人士向记者宣称，1985年，黄营杉以《兵家之管理思想：策略形成与执行》的论文，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台湾首位以研究《孙子兵法》等古代兵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黃营杉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兵学自春秋战国时期由贵族流散于民间，群雄争霸而使兵学盛极一时，成为专门之学。传世兵书以宋元丰年间所頒武教学教材，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之《武经七书》为兵家思想代表作”。
黃营杉的论文以以《孙子兵法》和《武经七书》为研究对象。从现代管理之观念剖析其战略规划、执行与控制思想，並导出兵家思想之現代管理及建立中国式管理之含义。全文分九章共17万字。论文析论兵学与管理学、兵家与兵书之关系，並确认《武经七书》为兵家思想之核心。论文还分析兵家之策略规划过程与原则、兵家战略执行与控制，以及组织、用人、领导、统御等重点，并从所分析归纳之兵家管理思想提出現代管理之含义。
《孙子兵法》论文获博士学位的黃营杉，在中国式管理方面如鱼得水。他先后任美国声宝公司副总裁、中华彩色印刷公司总经理、羽田机械关系企业执行长、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中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兼主任、台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电公司董事长，还出任台湾“经济部”部长、“财政部”财政金融专员。他的主要著作有《兵法与商略》、《从高阶管理观点论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思想与企业管理》，《中国古兵家之领导思想》、《中国兵家之管理思想》、《吴子兵法与策略管理》等80多本。
另一位特别引人瞩目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林英津，为女性。她在1985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写的博士论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对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这一珍贵版本得以传承下去。林英津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1987出版专著《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94年她的博士论文《夏译研究》，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刊印，引起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关注。
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鹏程在他出版的《孙子：谈判说服的策略》一书中披露，台湾一些博硕士研究生以《孙子》为主题，撰写研究论文，研究范围已经扩大到许多层面，并不是限定在军事运用的范围。截止2004年就有300多篇《孙子兵法》论文，研究范围包括军事、经济、企管、教育、文学、语文等。
关键词:孙子兵法;温网决赛;战术思维
中图分类号:G845.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7-3612(2010)06-0129-04
An Analysis of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on the Perspecti ve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in the Win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
HE Wensheng1,ZHANG Liwei2
(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 Zhejiang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p tennis athletes have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before the match and their achievements depend on whether their tactic think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 Sport strategy thinking is a thinking process that the player chooses,sets d own and implements tactic plan to gain mastery over the enemy according to the p 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opponent and himself before and in the match. The aut hor of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process and measure exertion in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which are including ge tting victory through str atagem,strength,vigor and change,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establ ishment of the tennis players’ spor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in the match
Key word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t actic thinking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与规律概括的间接的反映。它是基于感知觉等初级认知 过程基础上的复杂的高级认知过程。思维能力是个体智力的核心成份之一。在激烈的运动竞 赛场上,运动员最后的获胜需要综合考虑其各项素质,包括体能、技能以及心智能力;而前 两者最终都是通过各种心智能力来控制和调节的。因此,可以说运动战术思维能力是引导运 动员取胜的核心能力之一。运动战术思维,是指在比赛前和比赛中,根据对手和本队实际, 选择制定战术并实施战术方案、克敌制胜的思维过程。[1]以往的运动员战术思维 研究较少 关注战术思维的整个过程,即使有,也仅仅粗略地提及一般化过程即感知判断信息、制定计 划、实施计划及评估结果。但是在世界顶尖级的运动交战中,不仅需要一般的思维过程作出 基础支撑,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先进的战术思维。《孙子兵法》作为兵家圣典,历代将帅和学 者对其进行孜孜不倦地探索,力求从中汲取孙子战略战术思维的精髓。本文即试图用孙子兵 法的战术谋略思维过程及其思维策略来具体分析世界排名第二的网球选手纳达尔与世界排名 第一的温网五连冠费德勒两大天王的交锋,以期为网球竞技的战术思维提供一些借鉴。
1 实战案例
网坛的巅峰之战,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观众、同样的对手、同样艰苦卓绝的比赛,最后得 到却是不一样的结果。纳达尔、费德勒在2007、2008年两次对阵结果分别是2007年6-7(7) 、6-4、6-7(3)、6-2、2-6和2008年6-4、6-4、6-7(5)、6-7(8)、9-7。比 赛分别用时3 h45 min和4 h48 min,两人总得分差距仅只有7分和5分(表1),异常 激烈。运动员参赛目的只有取胜。获胜不仅可以得到巨大的物质奖励,如高额的奖金和更多 的商业机遇等;同时还能获得巨大的精神奖励,如积分的增加,排名的提高等。亿万人关注 下,巅峰对决,毫厘之差决定鹿死谁手,运动员的精神压力非常人所能承受。作为都曾取得 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费德勒和纳达尔,他们的对决具有技战术意义中不同类型典型代 表的碰撞,这样的比赛与其说是技能的较量,还不如说更是心理较量的经典案例。
2 战术思维分析
2.1 战术思维的准备阶段――先计而后战的慎战思想
“慎战”是孙子战争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重点讲人的因
投稿日期:2010-03-2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
作者简介:何文盛,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 素,知己知彼,全方位收集信息,提出目标。通观全篇,孙子的论述都体现着理智、冷静、 审慎的态度,从中看不到任 何简单、轻率的言论。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计篇。其要义是阐述要慎重对待战争。其“慎 战”思想的体现是先“计”而后 战。“计 ”就是谋略、筹划,同时也有“算”的含义。基本思路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 索其情。”[2]计篇不但要算的全面(道、天、地、将、法),而且要定性定量分析 。在运动 战术思维的谋划中,考虑到临场所会发生的一切和准备好应激的预案,预案必须包括运动员 无法控制的所有内外部因素。只有工作做得越细致,运动员才会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在08 年的决赛中,纳达尔在发球局中被费德勒拿到了13次破发点而挽救了12次;他和费德勒出于 裁判的误判、漏判、错判等各有30个重赛球;甚至在纳达尔领先和就快分出胜负的情况下两 次因下雨比赛中断,致使整个比赛延长到近7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几乎快天黑才结束。但 这些都没对纳达尔造成多大干扰,最终赢得比赛。这当然和他平时早就做好各种战术措施的 预案有直接关系。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 ]虚实篇。
“慎战”思想的又一体现是“知胜”思想,“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 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谋攻篇纳达尔和费德勒已交锋过17次, 对费 德勒的特点已很熟悉,特别是通过与费德勒在之前温网里的两次决赛,对费德勒在草地球场 的技战术、体能以及心理特点都有深刻的认识。这是纳达尔能在温网战胜费德勒的基础。
表1 2007和2008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决赛技术统计
数据统计纳达尔2007年
2008年费德勒2007年
2008年一发球成功率70%(118/167)73%(160/218)71%(111/156)65%(127/1 95)一发平均时速111MPH113MPH120MPH118MPH一发得分率68%(81/118)69%(111/160)71%(79/111)72%(92/127) 二发得分率57%(28/49)58%(34/58)62%(28/45)57%(39/68)一发回球得分率28%(32/111)27%(35/127)31%(37/118)30%(49/160 )二发回球得分率37%(17/45)42%(29/68)42%(21/49)41%(24/58)破发成功率36%(4/11)30%(4/13)37%(3/8)7%(1/13)挽救破发点率62%(5/8)92%(12/13)63%(7/11)69%(9/13)盘点2/33/73/102/5冠军点0/01/41/20/0ACE球得分率1%(1/158)3%(6/209)15%(24/165)12%(25/204)双误2332非受迫性失误32274052非受迫失分率21%(34/165)15%(30/204)27%(43/158)26%(54/209) 受迫性失分率9%(15/165)12%(25/204)29%(46/158)28%(59/209) 致胜分率32%(50/158)33%(68/209)38%(62/165)40%(82/204)上网得分率%69%(18/26)71%(22/31)59%(30/51)56%(42/75)总得分158209165204 2.2 除了收集与比赛直接相关的人的信息之外,还综合利用天时地利,使之服务于人和, 服务于目标――把握主动权的势战思想
孙子在《势篇》中指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把注意力放在把握、运用和创造出 战胜敌人的有利态势上。所谓势是指一种在战争中对主动权的把握,是由战场自然、地理和 人的因素综合决定的。[3]谋势是《孙子兵法》势胜思想的核心,所谋之势分为三 种 :气势、地势和因势。高昂的士气称为气势,险峻的地形称为地势,乘敌之需称为因势。
通过表二数据可以看出,总体上纳达尔在比赛中积极情绪表现远高于消极的情绪表现; 费德勒则相反,消极情绪表现多于积极的情绪表现。从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来看,纳达尔是比 较开朗热情的运动员,而费德勒给外界的印象则是稳重少言的运动员。连续几年来跟费德勒 的交手,纳达尔的成绩稳步提升,17次交战中曾赢得11次胜利,并且在08年温网前的热身赛 英国女王杯草地网球赛中获得冠军。从观众角度来讲,很多球迷和资深人士认为,费德勒已 经统治草地很长时间了,对纳达尔的获胜期望很高,所有这些都从气势上给了费德勒赛前一 击。比赛中,纳达尔也携刚在法网中夺冠并完胜费德勒之威,表现出了强烈的取胜愿望。从 表二中可以看到,08年纳达尔在比赛中尽管积极情绪表现只比费德勒高一次,但在消极情绪 的表现上却比费德勒低得多,同时也比07年下降很多。观众的支持对纳达尔情绪的自我控制 起到不小的帮助,他在观众的助威声中拿下前两盘。
表2 07和08年温网球决赛中运动员情绪表现统计
纳达尔积极情绪(次) 消极情绪(次)费德勒积极情绪(次) 消极情绪(次)2007年1679122008年1221112 2.3 目标设置阶段――不轻言实力的力战思想
孙子主张一切智谋都是在实力的基础上展开,“先为不可胜”[2]行篇,“上下 同欲者 胜”[2]行篇,不但要求战前做好实力积累,而且要从各个方面整合力量。绝对的 实力还可 达到威慑对手的效果。这种实力来自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2] 行篇即强调实力建立在综合实力基础上。有备则胜利可以预见,但敌人是否有可乘之机则不 能强求。只能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当敌人有可乘之机时才能抓住机会。所有前面的准备阶段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这里强调比赛的终极目标、个人在比赛中所指定的目标以及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所制定的计划。
从表1可以看出,相比07年温网决赛而言,08年纳达尔发球成功率比较稳定且有所提高 ,一发球成功率由70%提高至73%,一发平均时速由111MPH提高至113MPH,一发得分率变化是 68%～69%,二发得分率变化是57%～58%。一发和二发回球得分率也很稳定甚至有所提高,一 发回球得分率变化是28%～27%,二发回球得分率变化是37%～42%,挽救破发点率有明显提高 :62%～92%,ACE球得分率变化是1%～3%。而费德勒在一发成功率由71%降低至65%,发球速 度也有所降低至118MPH,在一发、二发得分率和一发、二发回球得分率方面都有所降低,AC E球得分率降低了3%。这些都表明了纳达尔的接发球技术的大幅提高和发球技术的不断完 善。从比赛的关键点来说,纳达尔挽救破发点率两年相比得到很大的提升,从62%～92%提高 了30%,盘点由3个到7个,赢得盘点由2个到3个,拿到4次冠军点;费德勒挽救破发点率从37 %降到7%,由10个降到5个,赢得盘点由3个降为2个,冠军点2008年一次都没有。从这 些数据看来,纳达尔除了赢得比赛的能力得到提高外,把握比赛关键点的技术能力和心理技 能也得到极大的加强。
运动员在每一阶段都要设置好自己的目标,并踏踏实实按照设定好的目标努力,才能 实现自我的突破。正如纳达尔突然提高的接发球能力,令费德勒措手不及,发球时压力大增 ,所以一发球成功率大降6%,发球得分率降低2个百分点;同时纳达尔努力提高了发 球技能,发球的得分率08年比07年提高了7%。纳达尔正是通过这种强化自身素质,加强技能 训练,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2.4 计划实施阶段,以及在实施中运用多种策略――上兵伐谋的谋战思想
《谋攻篇》把制胜战略模式归结为四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四策因情况而变,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组合。对于具体操作,孙子在兵法中强调通过诡道 、示假,引诱,迂回,挑动,痹之,怒之等手段使敌人决策失误,行为被动,通过饥之, 乱之,分之,离之等使敌整体作战能力下降,有兵无势;通过避实攻虚,避强击弱,攻其要 害,攻敌之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出奇制胜,攻其惰归,攻心夺气,以火佐攻,半济而 击等手段胜于易胜。孙武以智取胜思想的核心是:强我弱敌以强胜弱,攻敌之弱,攻敌之误 。[4]在计划实施阶段,以及在实施中运用多种策略,不仅有认知策略还有情绪策 略,充分 运用了情绪对个体表现的影响。回看2007、2008年纳达尔与费德勒的比赛。也正是这些方面 的一个写照。
“兵者,诡道也。强而避之,怒而挠之”[3]。避开敌人强大的方面,激怒性格暴 躁的敌人 。从表3可见,2007年决赛纳达尔在每次发球前平均拍球5.20次,平均用时3.28 s,到200 8 年决赛每次发球前平均拍球7.25次,平均用时4.05 s,从拍球次数和拍球时间都有增加, 以 至于在比赛中受到主裁违反20秒时间准则的警告和费德勒的指责,实乃有意为之。其目的有 3:
1) 拖慢比赛节奏,强而避之。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纳达尔具备超人的耐心,慢节奏是他 的强项,而费德勒属于脾气急躁的选手。如果想在快速的对抗中战胜费德勒,那是纳达尔力 所不能及的,这在2007年的比赛中已经得到证明。扬长避短,是纳达尔明确的战术意图。规 则 规定网球比赛分与分之间有20 s的间隔,所以他想尽一切方法使比赛节奏慢下来,包括增加 拍球次数、减慢拍球的频率、擦汗、来回走动等。单从比赛时间2008年288 min,比2007年 多63 min,就足以证明纳达尔达到了目的。他超人的耐心对于费德勒绝对是一种艰难的心理 考验。
2) 破坏费德勒的接发球。我们知道,注意动摇时间平均为8 s～12 s,接发球前准备时 间过长很这容易发生注意的动摇。在纳达尔的发球前,故意慢拍球,最多甚至要拍到12次, 用时近5 s,故意引发对方注意起伏,造成失误。这都是在达到他的战术意图。
3) 诱发费德勒烦躁情绪。发球前纳达尔的多次拍球,先是对费德勒的注意力造成挑战,次 数多了,情绪上自然烦躁,心态上容易起伏波动,甚至是影响到比赛裁判的判定。在2007年 比赛中,费德勒曾因挑战鹰眼和裁判发生争执以至于一度情绪失控,所以纳达尔利用这种方 式在2008年比赛中增加了很多次的鹰眼挑战(2007年11个,其中发球2个;而2008年17个, 发球5个),以此考验费德勒的心态。
表3 纳达尔发球前拍球次数和时间统计
比赛时间 最多拍球次数最少拍球次数平均拍球次数最长拍球时间/s最 短拍球时间/s平均拍球时间/s2007年925.209.231.113.282008年1227.258.481.174.03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的比赛结果证明了纳达尔的运动战术思维成功运用。第三盘 开始纳达尔成功利用挑战鹰眼化解了两个破发点,费德勒的心理平衡出现问题,连连失误, 如果不是强劲发球追回比分和大雨侵扰中断比赛得以缓冲的话,费德勒甚至有可能会丢掉第 三盘。
2.5 强调在整个过程中要加强监控与调节,随时调整策略应对比赛――因变谋略的变战思 想
面对敌强我弱的竞争形势,有效的竞争策略就是在“变”。任何一个运动队或运动员, 无论它有多强实力,都不可能独揽竞技场,洞察竞争对手的弱点,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以我 之实击彼之虚,从而占据主动权。孙子任势求变,突出体现在攻守、奇正、虚实等战术思想 的活用。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4]。用兵的规律都是避开敌人最有实力的地方而攻 击敌人空 虚的地方。根据陶志翔(2008)统计,纳达尔和费德勒交手中不论是发球还是对打,有超过 五成的球都击向费德勒的反手区域[5]。由于纳达尔的球旋转强,上跳高,而费德 勒的单反 击球方式很难对高上跳球用力造成进攻机会,所以费德勒对于这样的球只能进行防守。通过 表一可以看到,纳达尔这样的底线型运动员非受迫性失误是非常少的,08年决赛只有27个, 几乎只有费德勒52个的一半。这样的战术思维运用,最后迫使费德勒只能通过大范围移动侧 身才能发挥自己正手所长,所以非受迫性失误急骤升高。对于纳达尔或者他的叔叔教练团队 来说,创造性地运用运动战术思维训练是纳达尔能获得08年温网冠军的坚实基础。战术创新 都是根据本方特点,采用避实就虚的方针,创造出特别的获胜之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4],纳达尔属于防 守反击型 选手,但是在2008年温网决赛中,他却加强了进攻,从表1可以看出,上网得分率变化是69% ～71%,制胜分率变化是32%～33%,ACE球方面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在防守方面也有很大提高 ,非受迫性失分率由21%降低到15%。虽然总体来说进攻是费德勒的主要得分手段, 但纳达 尔的进攻给了费德勒很大的压力,其受迫性失分率由27%提高到28%。因此进攻时运用对手所 不熟悉、不适应的战术,使对手被动挨打,穷于应付,同时又抑制对手的长处,削弱其进攻 的锐气。
2.6 结果评估阶段――胜利以后的总结评估思想
尽管孙子兵法没有直接提到胜利后应如何,但网球竞赛是一个比赛接另一个比赛。自我 评估与反馈对于运动员来说极其重要。继2008年夺得温网冠军后,纳达尔在09年初的澳网比 赛中更是气势如虹,再次战胜费德勒夺得他第一个硬地比赛的大满贯冠军。这和他在08年温 网比赛中战胜费德勒后所获得的经验与自信,以及赛后对在快速场地与费德勒比赛的研究总 结是密不可分的。
3 结 论
纳达尔在2008年温网夺冠绝非偶然,而是力与智的完美结合,是《孙子兵法》慎战、谋战 、力战、势战和变战五战策略的鲜活演绎,充分展现了运动心理学中战术思维的不同过程以 及各种高级策略的娴熟运用。具体说,这个过程包括准备阶段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阶段 计划实施阶段评估阶段。首先是准备阶段包括运动员本人的内部准备和外在环境因素准备 ,即慎战与势战;第二阶段为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阶段,即力战,以 目标为导向,制定计划整合各方力量;第三阶段为实施阶段,即谋战,不仅运用智力策略, 更运用情绪策略搅乱对方的心理,攻破阵局顺理成章;第四阶段为结果评估,最终取得胜利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监控调节,它既独立于以上四个阶段,又渗透于各个阶段,即 变战思想。
具体模式如下:
图1 “五战”策略的战术思维过程
综上所述,运用《孙子兵法》战略思想,对纳达尔与费德勒在07、08年温网决赛中战术 思维的分析,总结出网球运动的“五战”策略的思维过程,以期在以后的网球运动训练与竞 赛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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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理念――均一切皆不胜事实验证、实事求是
直接的实践乃认识之母；“……夺其所爱（要害），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
数源于物而归于物，物乃数之本质.若无相应的客观存在，验证哥德巴赫猜想的实例就不可能出现不胜枚举的现象.不唯物，无科学；不唯物，即唯心.
数乃物之度（量），将某物确定为数的“客观参照”，然后得到“计量标准”，通过“实际计量”（推算），哥德巴赫猜想成立与否就能得到“直观”的验证了.
二、物乃数之本质，通过“实际计量”，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解读哥德巴赫猜想的理念：物乃数之本质，将哥德巴赫猜想“数归于物”，那就是：一个被表为大偶数（2N）的物，可被分割为被表为S（素数）及S′（素数）的这样的两个部分.由此可知，该被分割物就是数（2N）的“客观参照”，由此而得到的“计量标准”是（该被分割物/2N）=1.【该被分割物被2N等分】
如同研究运动，确定数的“具体的客观参照物”，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必要的前提和充分的条件.否则，研究就因为“没有客观标准”而“说不清”了.
具体操作――“顺详敌意，巧能成事.”（孙子兵法・九地）：
“数归于物”之后，哥德巴赫猜想就“实实在在”了，因此就一目了然了.
夺数之所爱，谜底就被“看破”了.“夺其所爱，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
永动机为何造不出来？因为无视摩擦力这一“客观存在”.敢问：没有任何“物质内涵”的数是什么？无视“客观存在”，从根子上错了，一切努力皆徒劳.
什么也不胜事实验证，什么也不胜实事求是.此基本道理是无须论证的大智慧.
【论文摘要】 目的中国文化经历四五千年的浓缩，成为世界文化的精髓。而经是文化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阅读经典不仅能够提高文学素养，提升境界，而且能够增强文学品味和民族自豪感。在当今英语盛行的时代，更加深入的研究经典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国著名教育家说过：大学是囊括经典，网络众学说之学府也。因为经典是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浓缩。阅读经典不但使你视野开阔，获得启发，而且使你思想进步。
什么是经了？谈到经，大家可能只会想起《金刚经》，《六祖坛经》，《波罗密心经》等大量的佛教经文。这是对经的狭义理解，经是某一领域的浓缩，是对某一领域的概括，是由这一领域的杰出人物总结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叫经，经是某一领域的鼻祖或始祖的著作。后人对他作品的论述，解说或补充只能称为论，他们也只能叫亚圣。
我们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纷纷成立。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他的著作叫《道德经》；墨家始祖墨子的著作是《墨经》；大家会反问道儒家始祖孔子的著作《论语》和兵家始祖孙武的作品《孙子兵法》怎么都不称经啊？这可能与他们谦逊有关，但是后人还是将他们的著作并入经。四书五经不是有论语吗？《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鬼谷子》《李卫公答唐太宗》《尉廖子兵法》等不是合称为武经七书吗？还是经啊！
再看，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它开创我国诗歌先河。第一部神话是《山海经》;第一部中医著作是《黄帝内经》;此外中医研究者将《皇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辩》《金匮要略》合称中医四大经典。首部中药著作是《神农本草经》;中国的首部八卦算命著作是《周易》，也叫《易经》;《三字经》是我国的启蒙教育著作;我国第一部数学著作叫《周髀算经》。此外我国还有《孝经》，《十三经》，《太玄经》等，他们有的虽然不是始祖写的，但是他们将这一思想领域浓缩概括，集这一领域之大成。因此，世界上的科学家、专家都一致认为，世人要在21世纪活的更轻松，就必须回到孔子时代。
看看世界几大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文。被基督教教徒奉为金科玉律的是《圣经》，而伊斯兰教浓缩在《古兰经》里面，此外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唐代皇帝为读真经，特派使者去印度取真经。中国人将这些书翻译过来用“经”是很恰当的。
李白的《侠客行》有：纵使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我这个社会恰好相反，应该更多的人去钻研经，这些经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1】刘力红
思考中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黄海宸.
对话经典 （J）科学与文化 2009 （02）
【3】张晓震
关键词：语言顺应论；《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35?05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它具有词约意丰、朗朗上口的文学特点，其句式结构独特，内容言简意赅，带给读者阅读美感。该书几乎运用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所有的辞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对偶和排比等），并且读起来酣畅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许多译者仅仅视之为标准的军事议论文，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理解需要，选择的也多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传最广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译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简称丹马)才在辞格的翻译策略方面作出显著性变化，他们选择以断句分行的散文体来译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韵体形式，以期再现该书的文学艺术价值。
在李运兴教授看来，翻译时有五种处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目的语表达形式相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文化诠释(Annot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文化归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语表达形式，代之以目的语表达形式，使得源语文化意义丧失；文化阻断(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目的语语篇[1](123?124)。借鉴这五种模式，我们可以勾勒
出《孙子兵法》各英译本针对源文辞格所作出的翻译策略选择。
比利时语用学家杰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综观视角和适应论观点来理解语用学现象，深刻地阐释了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维索尔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原因就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2](59?61)。语言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可能性即为变异性，而协商性指出高度灵活的选择策略是人类对语言选择的基础。顺应性则是语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相关语境，从许多可能选项中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发挥出主体性，以满际对象的需要。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语言和语境互动的过程，不同的语境左右着语言的选择，并改变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而语言选择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性。
语言顺应论常用于指导对文学翻译的探讨，笔者拟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下，结合李运兴教授的文化成分处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马两部译本为研究对象，针对比喻、对偶和排比这三种典型辞格，考察译者在翻译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顺应性选择，最终揭示典籍英译活动中处理源文辞格的译介规律和原则。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2010JD03)；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吴莎(1976?)，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两译本在比喻上的顺应性选择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辞方法。它可以将生动、具体的形象诉诸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增加读者对文章的形象感。《孙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认为“庄子妙于用虚，左传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丹马在《导言?应用孙子兵法》中写道：“《孙子兵法》松散地组建起一套观察结论和模式，却极少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孙子没有通过逻辑实证来形成其学说，而是采用类比(analogy)和隐喻(metaphor)。”[3](xix)显然，丹马已经意识到比喻辞格可以使得议论透辟晓畅，也让概念呈现得爽利俊洁。随后，让我们比较一下翟林奈译本与丹马译本是如何就“势”这一核心概念来译介复杂微妙的比喻辞格的。
《势篇》中“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上，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一段中，孙子所指的“任势”即为“造势”——造成有利的主动态势。他以木石“可方可圆、方静圆动”来比喻“造势”的诀窍——掌握规律，因势利导，其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好军队，因敌变化地运用战略战术。作战指挥如果能够做到机动灵活，就像将沉重的圆石从高山上滚下，用力小，却战果丰。此后，他又谈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矿弩，节如发机”。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泻，以至于冲走石块，这就是‘势’啊；凶猛的鹰鹞搏击小鸟，以至于猎物毁骨折羽，这就是‘节’呀。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势’是险峻的，突击行动时节奏短促而猛烈。‘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犹如扣动弩机。”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出“势”和“节”的文化意蕴，而巨石、激流、雄鹰、强弩这样一些力与美的形象突出了战争要素“势”与“节”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阐述“势”这一抽象的军事学概念时，孙子摒弃了直接采用文字定义的方法，而是化抽象为形象，变深奥为平易——通过间接的比喻(“转木石”“激水”“矿弩”），如同绘画般描摹景象。丹马在分析“势”时就指出，“该书通过隐喻和意象(image)来说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如矿弩’，‘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这些意象留在我们脑海中，无意识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体(in linear prose)却无法复述出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译本则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两个译名来指称“势”[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语读者根本无法认识到它们源自同一个概念——“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统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马则深刻地认识到孙子阐释“势”的表达形式是“隐喻和意象”，于是他们选择了“以隐译隐”的翻译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译名“shih”来译介“势”，随后又通过详加评论来进一步注释。这颇具“无为而治”的风范，也属于“文化直入”的翻译选择策略。事实上，这种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丹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强调了文化差异，唤起了西方读者极大的兴趣。而此前，所有的译者都采取的是“化隐为显”的译法，正如翟林奈，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或多个近义词在译文各处中解释“势”。
按照阐释学观点，无论是《孙子兵法》源文本，还是英译本，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自洽的整体，其内部存在很多“未定点”和“空白处”，而这些“文化空白”正是带给西方读者阅读乐趣的源泉。因此，译者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选用多个近义词来阐释某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性概念，这样容易让读者感到思绪不清，扑朔迷离；而且隐含意图被显义译出后，也造成“信息浅薄化”，让读者无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体悟比喻，自然也无法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有时候，像丹马这样刻意经营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让西方读者参与其中，激发出兴趣来慢慢品味、细细解读。西方读者的阅读可视为一个不断向译本提问的过程，译文则在不断提供答案；适当的问题会不断激发读者去追根穷源，这就顺应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愿望，让比喻造成的审美意象交叉、重叠、缠绕，逐步推进阅读进程。所以说，阅读“文化直入”法处理的译文可以让读者的文学审美体验融入新的文化语境，经过再次整合，将呈现出潜在意蕴。所以西方读者经过细心阅读和回味隐喻，往往可以逐渐发现“未定点”和“空白”中所隐藏的微言大义。
因此，丹马译介“势”时避免选择近义词，也就规避了产生文化歧义的可能性。他们适当“留白”，不去追求在译文中进行“最终”的阐释。这样就让西方读者保持了心灵的开放，使之自行寻觅豁然开朗的阅读喜悦。此外，丹马还结合了文化诠释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们在第三部分的评注地交代了“shih”的来龙去脉，给出了详细注释：“势是形态（军事布局）的内在力量。势并不单单依赖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态，沿沟壑而成瀑 布。”[3](154)该翻译小组还评论道：“随着条件的变化，任何特定形势下的‘势(shih)’会持续改变；正如我们沿着秤杆挂上砝码，其平衡点总在移动。通过‘计’获得认识后，更容易找到支点。”[3](132)于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正文时虽然心存“悬疑”，却能够一气呵成地完成阅读；在激发出联想和审美愉悦之后，读者被诱导着深入思考，然后通过“评注”中与译者的理解“协商”，最终探寻到“shih”的真意。
二、两译本在对偶上的顺应性选择
《辞海》将“对偶”定义为“采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类的意思”。因此，“对偶”这种修辞格是将相反、相对的事物放在一起，通过相互比较，来描述和说明它们的性质。对偶的灵活应用可以极大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而在英文修辞中，“对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或对比强烈的意思骈置一道并处于持久的张力中”[5](151)。从英汉语中对“对偶”的定义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汉语严格要求“字数相等”，在古汉语文学形式中的骈文和律诗中尤其如此；而英语只要求“对偶”做到短语、从句或句子在长度上大致相当，并不强求字数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语属于多音节语言，并且在语法上也富于词尾变化。从拼写形式来看，即便是单音节词，其拼写字母的数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汉字在语音上具有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声调也可资区别；在语法上，汉字也具有孤立性，既无词尾变化，又书体方正。因此，将两个英语单词骈置一道，不太可能产生像两个汉字那样“结体方正、两两相对”的对偶效果。不过，英汉民族在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视觉效果上呈现出形式整饬的美感。
(1)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
孙子将“先敌到达立即部署”与“后敌到达仓促部署”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置于一处，形成鲜明、强烈的比较，让读者易于鉴别，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译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与“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论是句式结构、还是从句长短，其属性均有所不同；而从译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与“arrive exhausted”，我们无法看出源文“对偶”的辞格特质。所以说，翟林奈的译法属于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处理思路，采用英语读者常规的表达形式，从而顺应读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马译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细看丹马的译文，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翟林奈译文的影子。但该译文采用分行断句的技巧，凸显前后两句在结构上的工整对称，三对核心词“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间的对比强烈，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特点，体现出源文“对偶”的文学特质。不过遗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对“hastens to do battle”，这在结构和单词数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与“堂堂”这样的叠字形容词，要译成英文，追求在外形与音调上与源文对等几近不可能，而要实现这十二字的“对偶”也极为困难。
翟林奈译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显然这句话完全无法再现出源文的“对偶”特征。
丹马的译文则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对“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们尽力让句子的长度保持大致相当，并让句子结构呈现均衡平行。不过，即便是这样，“对偶”仍然不太彻底，从译文中很难看出源文的文学特征。事实上，英语在修辞中的“对偶”远不如中文那样严格，并不追求绝对工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的“对偶”在译介为英文时，往往沦为排比。
三、 两译本在排比上的顺应性选择
“排比”是《孙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贯全文。大量巧妙地应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孙子兵法》的语言节奏鲜明，和谐流畅，条理清晰，气势贯通。《辞海》定义“排比”为：“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用结构相似的平行句法构成。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陈望道先生指出：“排比与对偶颇有类似处，但区别有三：一是对偶必须字数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对偶必须两两相对，排比不拘；三是对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却以字同、意同为经常状况。”[6](437)在《文学百科全书》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义为“英语诗体及散文体修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短语、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协调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辞相似的各成分间平衡、匀称”[5](153)。详细的译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 篇》）
翟林奈译文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从这段译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视源文的排比辞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进译文的齐同性。这些译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无法再现排比辞格的气势。
而丹马的译文则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马曾对此评论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韵联(rhymed couplets)体行文，措辞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体，也具有战国时期文体的常见特征。”[3](132)此处的韵联指的是“两行一韵”，但丹马译文并未完整体现出源文用韵的特质；不过，他们让译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现出排比的文学特征。
(2)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
源文呈现出“三句一组”的结构，其中有两种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译本写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马的译文则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针对源文，翟林奈选择了两种排比句式来作出合适的应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词+ B is a C。丹马则分别采用两种排比句式来译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译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将“文化融合法”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3)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形篇》）
这三句话属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孙子连续采用三个排比，形象地说明：不可能轻而易举、真正高明地预测出战争的结果，而实施完美的全胜战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辈就可以达到的，并且强调了预知胜负以及争取全胜的重要性。丹马针对第一个比喻“举秋毫”作了以下注释：“根据中国古代传说，秋天来临后鸟兽的柔软羽（皮）毛十分纤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来译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译本则写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观之，译介排比辞格时，翟林奈没有特意去保持译文句式的齐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以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丹马则应用“文化融合法”来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达成形式上的对称之美，其结构工整、使得译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权威感。不过，终因英语语言文字特质的制约，译文在“形对”和“义对”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逊于源文。
四、结论
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译者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尽量让译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学神韵，既适应同时代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又顺应文化语境的动态变化。于是，译者会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采取个性化的翻译选择策略，以顺应读者阅读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约因素；这本身也是一个对译文语言的动态选择过程。译者在辞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体现出译者如何与孙武以及英语读者进行“协商对话”，并彰显出翻译活动的主体创造性。在英译《孙子兵法》这一动态选择过程中，译者选择的方式是协商，选择的目的是顺应。其具体的顺应选择模式可以表述为：译者解读源文本《孙子兵法》，选择源文本意义（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选择英语表述的意义（明确翻译目的，在词汇短语、句子辞格、篇章文体方面选择相应翻译技巧），实现顺应性选择。
就《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的嬗变来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实汉学功底、治学态度严谨的汉学家，因此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还富有一定的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并且在译文的文学性上颇受世人推崇。不过，他的译文并未着意去再现源文辞格的文学美感。而丹马不同，他们经过历时十年的《孙子兵法》研究，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力争让译文在形式上更为接近源文。其文笔简洁，甚至有些晦涩，文体上也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学风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为了较好地再现源文的辞格特色，译者理应力争采用文化直入法来保留源文的语言形式，选择异化性的翻译策略；或是运用文化融合法来实现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表达形式之间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达形式必需具有独特性，句法辞格这一文学语言特征则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际线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指出：“译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风格，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交际线索，这些交际线索能够引导读者获知作者的交际意 图。”[7](98)若实在无法再现源文中“交际线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样，多采用文化诠释法来补充足够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写大量的评论、注释和附录，以消除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当以上三种处理模式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顺应性译介效果时，还可以考虑文化归化法和文化阻断法这两种模式。在《孙子兵法》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历时性特征，而不同译本的辞格处理模式也顺应了当时代读者的阅读需要。在典籍英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去探索如何让译文尽量保留源文的风貌，并予以相当程度的文化补偿，来凸显出源文的文学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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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着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着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着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着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着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着,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着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音乐教学对提升学生智力、审美情趣具有其他学科无法逾越的优势。但是，现阶段音乐教育教学模式守旧思想严重，缺乏创新性，使得音乐教学工作单一地只重视歌唱技巧，忽视了音乐艺术审美性与完整性对学生的影响。那么音乐教学论文怎么写呢？以下是学术参考网小编为朋友们搜集整理的模板，欢迎阅读！
“音乐教师的基本功就是会弹琴唱歌，什么时候又要要求会写文章？”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音乐教师这样对我说。我说“李逵只会冲锋陷阵，又为何要求他研究兵书呢？”《孙子兵法》是孙武对当代及历史上长期战争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独特的兵法布阵方法；《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生医学实践的总结，它是祖国医药学的宝典，将永远闪耀着民族的、科学的光辉。冼星海、黄自是我国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但他们却有着大量的音乐论文，这也是鲜为人知的吧？我们在读他们的音乐论文时，也会感到如欣赏他们的音乐作品那样淋漓酣畅、激情澎湃！当我们赞叹大海波涛的壮美时，我们会常常忘记它的动力源泉来自那司空见惯的、平平凡凡的、抓不着、看不见的风吧？
因此，我们说，一个音乐教师只会弹琴唱歌，按步就班，那无异于被蒙上眼睛只会转圈推磨的老牛吧？教学，是一种艺术，音乐也是我们心目中最高雅的艺术。怎样将它们有机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教学分风格？这应该是我们教师终生追求的目标吧？那种把弹琴唱歌当作技术，把教学也当作技术的音乐教师来说，他要想教出自己的风格来，恐怕就难为他了。因为，艺术要靠感觉和悟性，而这感觉和悟性又来自教学的主体——那活蹦乱跳的学生。所以，凡是善于抓住教学闪光点和善于发挥教育机智的教师，只要将这一点一滴用文字进行总结，就等于在教学生涯中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脚印。这是他心血的结晶，这是他人生的书页。有了这种认识，难道我们还会拒绝写论文吗？还会为到学期结束要交论文而发愁吗？我们还会为评职称而去临时应付吗？不，统统不会！因为这已是他收获的时刻，他只会主动地、适时地收回成果。因此，写好音乐教学论文，是收获音乐教学的果实，为今后的音乐教学工作的腾飞总结经验，为自己人生的旅程增添一个崭新的高度、一条闪亮的起跑线。如论大环境，这也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新世纪对广大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音乐教师们，快行动起来吧，论文写作、钢琴、声乐、教学，这些都是我们音乐教师的专业和基本功。音乐论文三要素
我很赞赏《中国音乐教育》上的一段话：写作音乐教学论文要：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过去有些人老抱怨发不了文章，他们殊不知自己的文章要么漫天撒网，不着边际；要么面面俱到缺乏深度；要么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且不如别人。因此，我向想要写好论文的人们大声推荐——论文写作三要素：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再加一法：多读书
常见论文格式1、条理型：按论述顺序阐述观点，图式如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但要紧扣中心论点）。2、简约型：简单开头，重点论述观点，小结有力，中心突出。图式如下：开门见山——论据、论证充分、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简略、主题鲜明。3、著作型：文章开头有引言，结束有结语；中间有中心论点、分论点，每个论点以章为结构，图式如下：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结语4、可加论文摘要、关键词、参考资料后注：如今教师要在学校中职称等进一步，必须要会写论文，教科研是硬道理！这却是我们许多音乐教师所欠缺的能力，有那么多优秀的同行被这一条硬杠子拦在中级或高级门外，真是可惜，而且这一股论文风愈演愈烈，客观环境也要求我们不能等下去，拿起手中的笔吧。我一直想写点这方面的东东，可惰性使然，同时又感还无这资历，故至今也未下笔，今天从网上看到这一段文字，深感合我心意，贴出来共享之，希望对大家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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