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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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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各类跨国企业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核心因素就是人力资源，企业要实现生产技术、文化理念的提升，只有依靠员工才能够完成，人力资源本地化也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潮流趋势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人力资源本地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跨国公司 人力资源本地化 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际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各类跨国企业越来越多，这类公司的经营成本与运营方法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与员工之间文化的差异导致跨国公司人力资源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之下，人力资源本地化也成为未来发展的潮流趋势之一，下面就对人力资源本地化的策略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1、人力资源本地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核心因素就是人力资源，企业要实现生产技术、文化理念的提升，只有依靠员工才能够完成，尤其在现阶段时代的变更之下，人力资源的重要程度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跨工公司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才的吸收与培养，因此，人才本地化雇佣已经收到各类跨国公司的重视。截止到目前，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设置也研发中心，也制定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人力资源化本地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以下的影响：
1.1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由于各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问题，我国市场面临着产业的整合，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实际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在跨国公司投资规模的升级下，我国某些地区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体系中，成为世界工程的一部分。
1.2 促进人才机制的完善与人才素质的提升
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本地化能够促进本土人才的成长，提升我国人才国际经营的综合能力，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的接轨。此外，很多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都有完善的人力资源培训体系，对于人力资源的投入也远高于国内其他同类型的企业，这就可以很好的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从人才培育机制上看，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本土化可以促进我国教育制度与人事制度的完善，同时完善我国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人才市场的高效运作。
1.3 加速新技术在我国的传播，促进我国技术进步
跨国公司的本地化经营令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日益增加，这很好的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目前，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成立了科研中心，这对于我国科研能力的提升与科技水平高的提高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就弥补了我国科研经费的不足，带动了国内的良性竞争，缩短我国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之间存在的差距。
2、 加快人力资源本土化进程的策略
2.1 促进文化的融合，减少文化的冲突
跨国公司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来自于本国，这类管理人员在来华任职前均会接受相关文化的培训与洗礼，但是由于文化上存在的差异，文化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为了缓解文化上的冲突，很多跨国公司纷纷选择聘用我国人才来担任要职，这就可以很好的促进跨国企业与我国文化的融合。
2.2 制定完善的人才培育与激励体制
在就业形势的影响下，毕业生的起薪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吸引人才，很多跨国公司都制定了完善的薪酬体系，提供的薪酬与待遇远远高于我国同行业的平均水平，该种方式就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有关的调查资料显示，某些跨国公司在招聘高峰期，聘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招聘人数的50%以上，为了获得更优秀的人力资源，很多跨国公司与清华、北大等名牌高校建立了完善的合作关系，这类人才素质高、可塑性强，很愿意融入公司的理念与文化之中，能够很好的促进跨国公司的成长。
2.3 解决人才流动频繁的问题
在跨国公司中，人才流动频繁的主要因素就是文化的冲突，为此，需要在公司内部实施一种跨文化的培训策略，减轻管理人员受到的文化冲突，促进本地人才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加强沟通办事的效率，加强企业的凝聚力。此外，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还需要帮助员工规划其职业生涯，根据员工的个人能力以及对企业的期望帮助其实现自身与企业的共同发展，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很好的提供人才凝聚力，也是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本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2.4 解决高层管理人才的本地化
高层管理人才与一般人才相比而言，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些人才是跨国企业发展的核心，一般情况下，成功的跨国公司都有一种成功的经验体系，越是成功的跨国公司，这种倾向就更加的严重，在其他的国家成立分公司时，其考虑的首要任务就是成功体系的复制，只有在这套体系失败时，才会制定其他的发展体系。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必须要解决高层管理人才的本地化问题，这样才能够促进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发展。
2.5 解决公司文化的衍生
跨国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会保留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在聘用员工时，不仅会考虑到其综合能力，还要看其信仰、行为方式、价值观与公司的发展需求是否一致，这也是保证跨工公司发展活力的主要内容。以宝洁公司为例，在长期以来，实施的都是一种内部提升制，宝洁公司很少从外部招聘人才，宁愿增加培训成本，也会在公司的内部选择人才来提拔。这种企业文化不仅能够保证员工有着很好的主人翁意识，也能够促进跨国企业的良性发展。
3、结语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也成为现阶段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下，人力资源管理也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跨工公司已经逐渐由本土化朝向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走人力资源本地化策略也是一种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新安.刍议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本地化中的策略选择[期刊论文].商场现代化，201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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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亮，赵伊川.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期刊论文].现代工业工程与管理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9，04（01）
[论文摘要] 随着国际 经济 一体化的加深，成功越来越依赖于本土化战略。只有推行本土化战略,才能适应目标 市场 国的消费者需求。国际营销本土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产品本土化、品牌本土化、营销方式本土化和人才本土化。
进入21世纪，国际分工深化，国际间经济依赖性加强，经济交往日益发展，国际合作不断扩大，出现了众多的跨国公司，而在其中却只有少数公司获得了成功。而且这为数不多的公司它们的经验显示，只有实行“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战略，国际营销才能成功。
一、国际营销本土化的必要性
1.“本土化”是一种国际发展趋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它们不仅要与当地的公司抢占市场份额，而且还要与同在一国市场的其他国竞争对手分羹夺食。因此，谁更了解市场，谁更熟悉东道国的 文化 习俗，谁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从产品差异细分市场、个性化方面来看，为了迎合不同 社会 和文化对产品的不同需求，企业必须研究当地社会和文化，开拓当地市场所需的产品。
关键词：现代性;“禁言之物”;城市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关键词】嵌入 预设 本土文化 校本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7-0122-02
本土文化资源与高中语文教学的“嵌入”课题实践研究活动，教师将本土文化资源与高中语文教学有效整合，既要挖掘出校本教材的“文化性”，又要体现出语文学习的“校本性”，嵌“文化”入“校本”，更好地落实高中语文教学“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目标。
嵌“文化”入“校本”实践研究，宏观上而言，教师要结合高中语文学科文言文、诗歌、现代文、名人传记等知识模块转变教学模式，把有价值的、可利用于语文学科教学的本土文化资源“嵌入”到必修模块教学中。文赋适用于文言文教学，诗词适用于诗歌教学，连江楹联文化适用于“奇妙的对联”专题教学……
嵌“文化”入“校本”实践研究，微观上而言，师生在“教”“学”活动时提前预设“嵌入”的目标性，探求活动的方式、方法，以激发学生兴趣和潜能，体验“文化”与“校本”的双向收获。本文主要从实践的角度，展现课题组实践的成果，与读者共享。
一 教学活动中预设“嵌入”的目标性，另辟“课”“文”新途径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选修课有的侧重于实际应用，有的着眼于鉴赏陶冶，有的旨在引导探索研究。开设选修课，有利于构建多层次的语文课程体系，有利于为学生的自主选择提供可能，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有个性地发展。”因此，高中语文选修课可以通过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综合性活动等教学活动丰富语文课程体系，调动师生在“教”“学”环节中的互动，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有个性地发展。
1.校本选修侧重于本土文化资源的文本建构
高中校本选修（本土文化资源系列专题）“嵌入”语文学科知识板块，知识框架清晰，文本建构系统。“嵌入”的目标性明确，校本教材的开发与使用就有章可循，校本教研的开展就循序渐进。目前，课题组已开发出《连江历史文化解读》《畲族文化》等校本教材，供高一、高二学段教学使用。各种校本教材仿照必修教材体例，参照单元模块建构，分为名人传记、诗词鉴赏、民间故事、民俗文化等单元。校本教材单元有主题，文本有注释，课后有练习……语文组研发的配套教案、单元试卷等供校本选修教学使用。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开发为“课”“文”，不仅能落实“课例”的选用，而且能实现“文化”的交流。校本教学独辟蹊径，拓展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视野。
2.研究性学习侧重于本土文化资源的鉴赏陶冶
本土文化资源专题的研究性学习“嵌入”高中语文学科知识，研究的目标性更加清晰，过程的程序性更加突出。“嵌入”的目标性明确，研究性学习就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有搜集素材，过程有活动记录。目前，笔者指导高一部分学生进行“连江楹联文化的品读赏鉴”的研究性学习，将15名学生分为两组，合作分工，研究成果有小论文等。该研究性学习正好“嵌入”高一梳理探究的“奇妙的对联”专题。
围绕本土文化资源专题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可以让学生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找寻研究的课题，提出感兴趣的问题，从而获得鉴赏陶冶，增加学生文学底蕴，提高语文素养。
3.综合性学习侧重于本土文化资源的情感体验
本土文化资源专题的综合性学习“嵌入”高中语文学科知识，强调活动有“语文味”。学生对本土文化资源最为熟悉，也最易引起内心的共鸣，活动参加后就会对家乡文化有一种认同感、自豪感，情感上有更深层次的体验。“嵌入”的目标性明确，综合性学习就会唤醒学生们的乡土文化意识，让“语文味”植根于校园文化之中。语文组围绕“连江文化知多少”专题进行调查问卷，开展本土文化专家进校园讲座，组织文学社采风活动等综合性学习，让学生们亲自参与，获得自主活动的情感体验。
介入本土文化资源的综合性学习让学生们开展有价值的、充满言语智慧的活动来辅助语文学科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激发学生“学习即生活”的潜能。
二 课堂环节中预设“嵌入”的目标性，生成“言”“语”新智慧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堂环节中强调学科工具性的同时，不能忽略人文性（乡音乡情）的教育。预设“嵌入”的目标性，课堂就会生“智”，“导入”情境预设，“过程”新知突破，“结语”学得巩固。
1.“导入”“结语”环节“嵌入”乡音体验
课堂教学导入选择“语文味”与“文化味”并具有本土文化资源素材，选择学生们身边熟悉的人、事、物作为引子，就会拉进与学生们的情感距离，快速切入课堂教学主题。
3.句型教学应与语法教学任务相结合
每个句型段落中往往存在一个或多个语法，因此句型教学应与语法教学保持紧密联系。这就要求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句型中有难度的语法点进行适当讲解，但重点还应停留在句型操练上，这样才能在句型体现语法知识点的同时，将语法应用于句型教学中。
四 结束语
总之，在句型教学中，为了达成任务型教学的进一步实施，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而巩固句型的种类同样繁多：替换、同义转换、成分转换、语态转换、综合训练句型等等，因此，教师应该不断探寻优化的教学方法，为教育事业提供策略参考。
参考文献
一、结合本土资源与全球资源与语、数、外等工具性学科相比，综合课程与科技、文化、经济、生态等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课程资源也更加丰富。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形成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地域资源，如璀璨的民族文化、瑰丽的自然特色、以及各具特色的发展现状等等，使课程来源呈现多样性、具体性和差异性等特点，从而大大提高了课程资源对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适切性。而且本土资源存在于学校周边，教师容易采集和整理，学生感到熟悉和亲切，不但有利于教师的教，还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适合培养本地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此，当前许多教师进行课程资源开发，提倡本土化，首选本地资源，甚至满足于本土资源。本土资源确实具有经济性和有效性等等优点，但不能完全满足教学内容和学生发展的需要。虽然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学习的知识比较浅近，但综合课程所蕴涵的基础知识，包含的内容却极为广袤，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几乎蕴涵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自然地理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历史学、人文地理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基础。所以综合课程要求教师开发极为宽广的课程资源，使学生在多学科综合的范畴，全面地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同时，教育的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主旋律之一，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全球化，未来的人才必定在全球范围流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只有全球化的课程资源才能满足全球化教育的需要，培养全球化的人才。所以，教师不能满足于本土资源的开发，应该在掌握本土资源开发的方法的同时，掌握全球资源开发的方法，使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工具，充分利用各个国家、民族乃至各个国际组织之间大量的开放信息，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化课程资源和本土化课程资源两者之间，进行适当地选择和整合，取得相对平衡。
二、联系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虽然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编写的课本，力求贴近社会实际教师课堂教学论文、贴近学生生活，但由于几千年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迅猛发展，表达世界的方法越来越抽象，把五彩缤纷的世界概括为一系列的数字或符号。同时，由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性和迅捷性等特点，课本的编写者不得不将知识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引伸出来，组成概念、定律、原理和结论。由此，而导致一部分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产生陌生、遥远和枯燥的感觉，甚至难以萌发学习这些公式、定律的热情和信心，影响对知识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影响对知识的掌握。中小学生通过综合课程的学习，应该在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硕士毕业论文态度和价值观这三个方面都有提高，以满足终生学习的需要，成为未来的栋梁之才。
三、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当前，我国中小学采用文、理课程分别综合的方法，设置了综合文科《历史与社会》与综合理科《科学》这两门课程。但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知识的地位日益提高，导致学校教学对科学知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文课程受到一定的冷落。在课程资源开发上，对理科实验室的建设、对理科资料的积累，领导重视，教师的态度热情而严谨，而对人文学科的资源开发就相对逊色。在教学过程中，对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泾渭分明，没有适当地融合和渗透。当前还有部分中学对热衷于考试升学，把开发课程资源的重点放在知识上，很少发掘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课程资源。而传统的教学理念，由科学学科培养科学精神，从人文学科中培养人文精神。凡此种种，造成学生的文理分家、重理轻文、重知识轻精神，造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互割裂甚至对立。当代学校教学不能偏重掌握知识而忽视精神境界的培养，更不能促使科技理性的片面增长。从课程发展的角度分析，打破文理学科界限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等高度综合的中学课程，早已诞生；高校课程的发展趋势是高度的分化和高度的综合并存。
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角度分析，世界范围内由于高新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疾病、环境、资源等等综合性问题殛待解决，因此，这些都要求我们对综合课程的课程资源开发，不能有失偏颇，更应该打破文、理学科之间的藩篱。其实，在现实世界中，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乃至知识与精神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有许多典型的资源可以为教学所用，如爱因斯坦、波尔等大科学家既拥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又对科学知识有很大的建树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教师正确认识、深刻挖掘，必定能够开发出融合文理知识，提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课程资源，使学生在全面掌握知识的同时，既具备求真、求实，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又拥有关爱生命，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民间美术课程；资源；整合
民间美术是当地人们长期生活积累的产物，它是构成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立足于本土适应本土民间民俗习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面对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原本浓郁的民族与地方特色的民间美术赖以生成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面临危机，有的正逐步走向萧条，衰退和消亡。现代流行文化的价值取向正在让人们逐步疏远自己民族和地方文化。民间美术课程与民间美术文化资源相结合，传承民间美术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是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呼唤。
20世纪初，在我国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最早提出了对于关注和研究民间文化的倡议，至8O年代，国内兴起了一场乡土意识回归的思潮，在此影响下中央美术学院于1986年设立了民间美术系，在中国高等艺术学府首次开辟了对乡土艺术的研究与教学，与此之后民间美术课程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其他几所地方美术院校相继开设，使民间美术融入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系统中的改革与探索加快了步伐。
高校民间美术课程的开设，不仅在大学生中弘扬了中华民间传统文化，具有“继承”和“传播”的天然优势与特殊功用。高校是通过对专门知识的系统传播和综合修养的规范培育，是在造就高等级专门人才的过程中，进行文明传承，推动社会进步的系统工程。
高校美术类专业民间美术课程在整个教学产研进程中形成丰厚的资源，如一、教育资源，体现在针对民间美术课程的教学研究所形成的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课程教案、编写的教材、发表的研究性的论文等；二、学生资源，体现在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提高，对传统民间文化遗产传承关注意识的提高，学生校内兴趣小组的建立与网络沟通推广平台的建立等。三、商业资源，体现在学生临摹作品和设计作品通过网络平台或与企业结合的方式、渠道进行发售。
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充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教学角度而言，对当地民间美术资源的普查与筛选，了解民间美术资源在地区与形式上的差异，探究民间美术资源的课程表现空间，并寻找本土资源课程开发与实际应用，拓展高校课程资源。选择具有价值的教学内容，倡导基于资源的师生教学方式。民间美术理论的收集和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民间美术的发展。同时对于教学内容的定位、更新和优化，通过精选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合理选择教学媒体，教学力求有很鲜明的特色和很强的针对性，这样才能达到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目的。由此形成了良好的课程教学资源，包括课程相关课件、教案、论文、教学大纲、多媒体课件等。
同时，从教学成果的开发和利用上来说，教学的最终结果是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学生通过对民间美术课程的学习，从临摹学习到最终将设计与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相结合，在对传统民间工艺继承的基础上，将现代设计元素注入其中使传统民间工艺焕发新的生机。将设计成品转化为产品，与企业相结合设计开发具有本地乡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等，也可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设计品转化为产品，形成实际价值和资源。这种形式从侧面促进了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播和发展。
从校园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播和发扬来看，通过成立校园民间美术兴趣小组，在校园倡导周末创意市集，搭建新浪微博平台，微信交流平台等方式，促进校园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此次，从思想育人角度来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活结构的变化，民间美术赖以生存的人文土壤日渐稀薄，很多传统习俗渐渐淡化，一些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形式渐渐淡出我们的眼帘，甚至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开发与利用民间工艺，可培养学生对民间艺术的兴趣与爱好，加深他们对民间艺术的理解；学习民间美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明，热爱家乡的信念和历史责任感；借鉴民间艺术的方法、形式，汲取其中的优秀传统，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都能得到锻炼与提高。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的民间美术知识理论的传授，不仅激发和促进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推进地方传统美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培养学生对地方传统民间美术文化的保护意识。
>> 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从全球化看现代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思考 全球化与人文知识生产 论人文学术还家 承续与发扬：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根源析论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高中生物与人文学科教育的联系 简析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展望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教育与人的现代化 论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试谈抗战前后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集体学术转型现象 漂泊的东干人文学 高校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价值功能 “科学”的两次“狭化”及人文学的边缘化 现代性与人全面发展的矛盾 现代性与人的精神世界 论经济全球化与人的自由流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5年4月10日访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规则的全球实施也同时连带了其背后的价值附加，所以，后续发展国家除了依据统一规则进行商贸活动、复制发达国家或区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程序外，还必须履行规则所附加的道德承诺，如环保和减排。但是，在环保和减排为标识的合法性背后不仅遮蔽了发达国家或区域将重排放、高耗能的产业早已转移到了后续发展国家或区域的历史事实，即资源环境的递次转嫁，同时也遮蔽了后者的制造水平。这使得在价值统一体下，后者必须向前者订购符合环保和减排标准的设备，全球新的经济结构链就此形成。因而，人们不难理解全球化也是某种全球政治合谋的症候。此外，后续发展国家的内部制度，如用工管理，并无全球统一规则，因而也无人过问。由此，“全球采购”和“血汗工厂”构成当代全球化特有的悖论。加之资本跨界后必然引发文化资源的挪用，即传媒利用文化资源进行消费引导，导致不同区域的消费同质化，因而跨国过程也不是“仅仅简化为特定的经济过程”。〔4〕因此，人文社科学界对全球化的观察往往会关注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即通过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透视到其背后典型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式文化运作。实际上，“后殖民”学术命题和阐释均与此相关。所以，对于作为通识语和基本概念的全球化，应从多角度加以透视。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结构性关系中，前者作为确定性条件虽然可以决定后两者的状况，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换言之，人文社科的学术活动总是历史阶段中的认知行为，这一思想陈述有其自身的惯例和逻辑。因为，“文化系统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这是最为显而易见的，而重要的是由语言所再现的，但还包括各类体制性机构，从管理层、宗教实践、建筑和大学课程和文献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实践之间并非只涉及到意义是否等值，而是存在着一个概念与文化关系所导致的意义范围和转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认为的，“甚至所有最为全球的术语‘全球化’本身也犹如‘现代性’或‘历史’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包含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范围”。〔6〕我们可以认定，作为“渐进”（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当下形成了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语境下，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区域中，这一问题的所指和论述层次必然会出现差异。对这样一种复杂的蔓延过程进行观察和解释，跨学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论。“就关注的学科而言，全球化是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教育学、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题。”〔7〕简言之，全球化不论是作为某种通识语，还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现象，对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均是持续而深刻的，而且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思考直接进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其间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编的著名论著《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则将以全球化作为主题的虚构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显然，全球化的进程在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某种全球化语境下认知同一性的现象，即西方观念随着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展开获得了复制并形成某种学术语言、范畴和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共同体，因而，米尼奥罗直接指出，“我将首先探讨一下在过去五百年中语言与文学概念之间、人文学科与学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这五百年是具有现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体系形成与扩张中得以充分实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后续发展国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学术体制为保证知识共享的规范性使得欧美学术文化获得了大面积覆盖和复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文化到学术文化，全球的学术活动逐渐集中到主要的几个语种和文化模式上，由这些语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辐射到全球各区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类型：
语言及人文界限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欧洲现代文学、学术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现代阶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它以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各种语言的文学 （及其希腊文、拉丁文的遗风）、学术文化（主要是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特征。〔9〕
值得重视的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文学术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成为关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资源所引发的，其重要原因是各个后续发展的文化区域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历史阶段中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在表层的类似现象和现成言说之间，发达国家的学术方式，包括命题、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资源，会获得首选，即后续发展国家对新现象解说的历史性滞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学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资源有着自然的渴求，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对欧美理论持续引介，对其理论话语形态就一直抱有热情。所以，区域的学术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犹如沙士森米耶以历史学为例所指出的，“当代学术机构中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结果”。〔10〕与此同时，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其学术指向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明显。当代美国文论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说明当代文学理论特质时特别指出：
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伦理的力量结合起来。〔11〕
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状况，总是会寻求有效的解释方式，并由此带来理论生产的动力。20世纪前期由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带来的理论分析方式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续至后半期。因此，理论发展与寻求针对社会文化特定现状进行有效阐释是直接有关的：
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和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该词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以来的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命题，如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语言学为支撑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其他的理论流派都与欧美学界密切相关，如精神分析（奥、法为主）、新批评（英、美为主）、原型批评（加拿大为主）、结构与解构（法国为主）、读者反应批评与接受研究（德、法、美为主）、女性主义（法、英、美为主）、新历史主义（美国为主）、批评（意、英、法、德、美为主）、族裔批评（美国为主）、后殖民批评（美国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论结构性问题、全球政治文化生态、族群与性别、多元文化观等，都是欧美学界在其学术体制下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区域的学者在其社会文化状况中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并针对前期学说的理论盲点和言说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欧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当代文学理论选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莱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编的《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将当代文学理论分为12个部分进行选论分述：1.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2.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叙事学；3.修辞学、现象学与读者反应批评；4.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5.精神分析与心理学；6.历史主义；7.政治批评：从到文化唯物论；8.女性主义；9.社会性别研究；10.种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种族批评理论；11.殖民与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导论之外，引入5-12个学者的英（译）文专论，选集共涉及到90余名国际学者的论著和观点。所选学者除了少数为前苏联、东欧和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之外，95%为西方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且得到学界公认的欧美学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学界公认的选集或指南的选编情况与此选集大致相当，如《布莱克维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当代文学理论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奥罗特别指出：
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就是在同一个认知构建中的。文学语言大多是现代时期殖民语言，希腊文与拉丁文的遗风犹在。文学研究也承袭了同样的传统。……文学研究，无论是1945年前用历史哲学作理论，还是70年代时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作理论，其研究重点都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五个学术国家的文学作品上。〔13〕
上述相关的文学理论思潮不仅在全球蔓延开来，而且还进入了认知同一性的再生产，如论文、论著、项目与学位论文等，形成当代人文学术的全球化现象。如果仔细审视全球各个区域，尤其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东亚的人文学术，就可以看到这一学术生产链的清晰轨迹。全球化带来了某种学术现代性：非欧美文化区域大多将上述理论和议题作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上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正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光兴所指出的那样：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14〕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就主观臆断，欧美学界的知识就是某种霸权知识，采纳这一知识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将欧美经验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识的最基本功能是对经验的间接性体验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识本身的推进，而对知识的采纳包含着使用者的基本判断和符合学理的陈述条件。所以，单一主观主义的知识论往往是无效的。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们在过去并没有特别意识到人文学术的全球现象或现代性问题，没有注意到知识结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没有对其理论言说和本土经验之间的张力做出有耐心的审视和反思。所以，学界确实需要对不同理论资源拥有判断和甄别意识，在此基础上去“把握与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的知识圈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有解释力的知识方式。” 〔15〕
因而我们不难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体制的一种复制或模仿。虽然，这种复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价值评判，只是某种历史事实，但就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方面，中国学界主要的参与和再生产方式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区域类似，如持续引介、翻译西方理论，包括话语形态、范畴、术语、方法论和议题，继而在此类理论与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国本土的经验型个案等，但同时亦在客观上说明了上述理论范畴的跨区域有效性。因此，对这样一种共享知识的参与和再生产就存在一个学理性问题。因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本身则需要符合前者的生产方式和原理。因此，随之而来的学术程序应当是：其一，对引介学术参照框架和理论本身的历史发生学应透彻把握，因为每一种理论的产生是理论家自我认知的意向性呈现，而这种意向性又与历史性和时代性存在着互文关系。有关理论的意向性，参见〔德〕沃尔夫冈・伊塞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论视角。其二，对本土经验的差异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历史和实践均是观念世界递进的结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间寻求符合历史现状和本土经验的替代性参照和有效解释。有关历史经验和模式理论，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吴玉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实践经验。如是，才有可能对经验的历史性和理论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断并进入原创性生产。有鉴于此，新时期以来跟风式的学术再生产，包括缺乏关联研究的盲目编译和转述欧美的学术概念或其他形态的“新说”，除开早期的资源借鉴价值外，并不能达到这一要求。此外，将此等“新说”作为认知框架或理论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现象上形成的所谓再生产只可能是无效言说。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有关的文章，特别是有关生态、性别、种族（非洲裔美国文学为主）和全球化选题的文学研究类论文和学位论文，均有上升的趋势。但其中很多论文还是在某种“全球正义论”的认知框架中，将生态、性别和种族等相关范畴置于道德制高点进行非学理性预设，然后找出文本中有关的对应要素进行支撑性说明，如用绿色书写对应生态、批判男权及白人等级以对应性别和种族等。这种对应方式本身并无对错，但问题是论证的方式不能仅以归纳文本中有关生态、性别和种族正义的表层编码代替文学研究的学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论文中，超出这些议题范围以及对此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论文相对较少，这说明上述议题的影响力，同时亦说明理论原创的艰难。但这些研究现状和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一些反思性的论文也陆续出现，这些文章既有对理论本身的质疑，也有对研究范式的质疑。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动态”近五年来有关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国外理论中国化的立项和相关专著：，2015年4月14日访问。这方面的讨论除了学术论述之外，一些媒体也开始注意到损害学术基础和学术环境的现象参见中国新闻网：“评：学术名流、学界高管、学术掮客不算大师”，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访问。，由于这种讨论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因而影响较之学界内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国学术现代性包含了两个层面：全球化语境中的学术资源处理问题以及中国学术原创力生产问题，这两个问题互为结构。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学术资源的构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视不同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源加以整合并生产出符合经验的有效解释。资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对不同资源，不仅仅是欧美资源，加以多角度观察和理解，而且对理论和经验的双重透视需要克竞其功，方能在学问上做到“真实”且“深透”。〔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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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2014：7.
〔5〕King， Anthony D.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6.
〔6〕〔10〕Sachsenmaier， Dominic.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
〔8〕〔9〕〔13〕沃尔特・D.米尼奥罗.全球化进程、文明进程及语言文化之再定位〔M〕//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37-38，49.
〔11〕Leitch，Vincent B.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xxxiii.
〔12〕李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M〕.杨彩霞，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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