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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37-03
1创新资本的涵义和特点
11创新资本的涵义
创新资本是通过创新及相关投资而凝结的企业创新才能,是企业不断更新发展的创新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技能、创新环境、创新品质等的总和。在本质上,创新资本是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价值,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新的无形资产[1]。作为创新才能的企业创新资本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资本、管理创新资本、制度创新资本和市场创新资本。
12创新资本的性质
创新资本将会比其他资本更具有优势,因为创新资本的运用,能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满足,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创新资本的结构和质量会影响创新资本的价值,越是完善结构的创新资本,其价值就越大;越是高质量的创新资本,其价值就越大。创新资本在不断地运动过程中具有价值增值性,能够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增值性是创新资本的本质属性[2]。
2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和特点
21国际直接投资的涵义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单独或一同出资,在其他国家的境内创办新企业或增加资本扩大原企业或收购现有企业,同时具有有效经营权的投资活动。
22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
以投资者是否新投资创办企业为出发点,分成创建新企业和控制外国企业股权;以分公司与总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向是否相同为出发点,分成横向型投资、垂直型投资和混合型投资。
23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
实体性:国际直接投资要求投资企业必须在外国具有企业实体,直接对各类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控制性:国际直接投资是直接获得企业经营的权利,不同于间接国际直接投资,是通过间接参与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而获益。渗透性: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的国际转移,能够渗透于被投资国的每一个行业跨国性。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是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从而获得利润。
24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
241获取先进的技术
从整个国际投资结构来看,投资企业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升级,需要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被投资企业转移。因此,被投资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引进技术,加速工业化的发展。
242获取先进的管理经验
管理经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指的是通过专门培训,提高了管理者的经营能力和生产效率。间接影响主要包括投资企业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积极的示范效用和先进经验。
243完善被投资企业的制度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加强了国际间的交流,使得被投资企业的制度在不断交流中逐步完善。
244开辟和扩大被投资企业的市场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被投资企业进入了国外市场,从而能够在国外市场中参与竞争。
3创新资本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
31创新资本下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
创新资本下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可以用函数来表示,函数中有两种性质的变量:一种是创新资本本身,而创新资本本身又包含创新资本结构和创新资本质量两个变量;另一种是创新资本需求。即:
国际直接投资=f[(创新资本结构,创新资本质量),创新资本需求]
国际直接投资与创新资本的结构、质量和创新资本需求都呈正相关,即当创新资本需求一定时,创新资本结构越完善、创新资本质量越高,则国际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当创新资本结构、质量一定时,对创新资本需求越大,则国际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32创新资本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则
321国际直接投资必须是围绕创新资本为主体的原则
未来是创新时代,创新资本又是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唯一具有优势的投资手段,其他投资手段都不如创新资本,拥有创新资本的企业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就会具有竞争力,就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322创新资本的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所获得股份相适应的原则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创新资本的结构会影响投资企业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会影响投资企业获取被投资企业的股份。
323创新资本的质量与国际直接投资所获得股份相适应的原则创新资本的质量水平影响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所占股份的多少,而投资双方都想在投资中获利,所以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必须要遵循创新资本的质量与国际直接投资所获得股份相适应的原则。
4利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条件与机制41运用创新资本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的基本条件
企业有创新资本。因为只有当企业具有创新资本之后,才会有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的可能。企业有创新资本的需求。因为只有当企业需要创新资本,那么拥有创新资本的企业才能够投资成功,才会有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的可能。完善的创新资本市场。因为创新资本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手段,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需要明确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那么就需要有相应的创新资本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通过设定的指标体系,评价创新资本的价值,为投资双方企业提供参考[3]。
42运用创新资本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创新资本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所以需要对创新资本进行评价。创新资本评价体系包括企业创新资本水平、企业技术创新资本水平、企业制度创新资本水平、企业管理创新资本水平和企业市场创新资本水平。
企业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技术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技术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技术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制度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制度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制度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管理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管理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管理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市场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市场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市场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43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实现方式
首先,企业运用创新资本在外国创办新企业,打开了外国经济市场,为未来进一步国际直接投资打下基础。
其次,企业运用创新资本增加对原有企业的投资,提升原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地把创新理念、创新知识和创新技能运用到生产之中,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7]。
最后,企业运用创新资本对外国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通过合法的投资渠道和方法,获取被投资企业的股份,最终实现控制被投资企业。
44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系统内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个过程是动态的,出现问题能不断协商解决,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其机理如下图所示。
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行机制
5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方法
51了解创新资本的需求
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调查不同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本的需求程度,因为需求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若需求越大,则占股份越多;反之,则越少。
52评价创新资本的水平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投资企业对自身的技术创新资本进行评价。如果技术创新资本水平越高,则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获得股份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53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谈判
在了解了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本的需求,也评价了技术创新资本水平之后,就需要投资双方企业进行谈判。根据被投资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本的需求、技术创新资本水平两个指标,来商定投资企业能获得多少股份。
6创新资本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规律
61创新资本结构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规律
创新资本结构是指企业拥有创新资本的数量构成。
从投资企业来看。企业创新资本结构越完善,与其他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相反。因此,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与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成正比。
从被投资企业来看。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结构越完善,则对创新资本的需求就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与企业对创新资本的需求成反比。
62创新资本质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规律
创新资本质量是指创新资本的价值水平,包括国际水平创新资本、国家水平创新资本、行业平均水平创新资本等[4]。
从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来看。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国际水平,则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最强;如果企业创新资本的质量居于国家水平,则能力较强;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则能力较弱;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则能力最小。
所以,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质量的高低,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成正比。
从被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来看。如果企业的创新资本处于国际水平,则没有创新资本的需求;如果企业创新资本的质量居于国家水平,则有较小的需求;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则有较大的需求;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则需求最大。
因此,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质量的高低,与创新资本的需求成反比。
63创新资本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整合规律
企业创新资本的结构和质量,决定其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企业必须使其创新资本在结构上和质量上,都是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对创新资本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对国际直接投资整合的过程。
以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为出发点。创新资本的结构越完善、质量越好,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越大[5];反之,则越小。所以,投资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质量高低,与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大小成正比。
以被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为出发点。创新资本的结构越不完善、质量越低,进行创新资本整合的成本越高、难度越大、时间越长;反之,则相反。因此,被投资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质量高低,与企业进行创新资本整合的成本大小、难度高低、时间长短成反比[6]。
参考文献: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文章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加速,我国农业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额不断增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在东南亚地区发展新型模式的农业成为各个企业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对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经行比较分析,对海晏华侨农场的旅游观光产业的国际投资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
海晏华侨农场;国际直接投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旅游观光产业
0 前言
海晏华侨农场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海滨,是1963年由国务院侨办委托广东省侨办为安置归难侨而创建的国有企业。从创立至今,已有人口近万人,其中有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3000多人。
海晏华侨农场共历经三次创业过程,第一次创业建立了一万多亩的甘蔗生产基地,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第二次创业形成了以甘蔗为主业,食品加工、电子、化工三大产业争上规模、上档次、创特色新格局。第三次创业根据丰富的人文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还推出了特色风情游。现企业人数有3000人之多,具备了比较好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和形成了农场的特色业务――特色风情游,目前农场目前开始思考向海外寻求突破与创新,投资海外观光农业。
1 投资动机分析
1)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海外的独特、丰富自然资源,降低成本的同时结合旅游和农业,形成自身的闪光点。
2)利用当地技术服务,生产高质量、高产量的国内缺乏的农产品以返销国内进而拉动内需。
3)扩大市场规模和公司影响力,开拓新市场,增加国外市场占有率。
4)吸收异域文化,结合旅游业,丰富农业文化内涵,满足新兴旅游爱好者需求。
2 环境分析
2.1 自然地理环境
2.1.1 优点
泰国:泰国位于亚洲中南半岛中南部,东南亚的中心。处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4―30℃。全国可耕地面积约为1.4亿莱,占国土面积的41%。主要作物有稻米、玉米、木薯等。
越南: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国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4℃左右。越南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属热带雨林海洋性气候,,年均气温26―32℃。全国可耕地面积约414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30.6%。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热带水果等。
2.1.2 缺点
以上3国都长年多雨炎热,不利于寒性农作物生长,限制了农作物的种类。同时气候过于炎热多雨影响消费者的出行,阻碍旅游观光的进行。
(一)经济环境(数据1)
1、优点
2.1.3 缺点
泰国的经济发展虽好但是仍然受到前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盟危机的影响,大部分投资商持观望态度。越南整体经济发展落后,对外贸依存度过高,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马来西亚是“小国经济”,国内经济易受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缺乏增长动力,国内的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重,改革的难度较大。
2.2 政治环境分析
2.2.1 优点
泰国为吸引外资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减免税优惠;简化外商投资的申报和有关审批程序。
越南完善投资法律和政策体系;从立项、审查、审批等方面提高效率,实现体制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培养高质量人才等三大突破;完善FDI管理机制,发挥地方积极性。
马来西亚改变外资持股比例,外资在马来西亚制造业新投资的持股权可达100%;允许引进外国劳工;投资税赋抵减等。
2.2.2 缺点
泰国近年来政治、社会极为不稳定,时有冲突发生。越南近年来与中国人的不友好事件加多,并且罢工事件不断。马来西亚执政党权力与经济领域的界限不清,财富分配政策不合理,影响政权的稳定性。
2.3 法律环境分析
2.3.1 优点
作为亚洲第一个制定投资促进法以吸引外资的国家,泰国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司法独立行政机关的控制。对于外商投资有专门的法律,如《工厂法》、《外商企业经营法》和《外国人就业法》等。
越南正在努力修改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越南取消了以前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国内外投资商实行一视同仁。
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贸易事务的管理是公开的。在税收方面,马来西亚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同样对待的。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海关法》、《海关进口管制条例》、《海关出口管制条例》等。
2.3.2 缺点
以上3国在法律实行的效率上仍然存在效率低、对于外国企业的不公平现象。
2.4 劳动力和交通
2.4.1 劳动力
泰国、越南人口密度较大,劳动力相对充裕,但是劳动力质量不高,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马来西亚劳动力供应缺口较大,同行竞争影响,农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将受政府和当地同行的压制。
2.4.2 交通运输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的交通都已经比较完善,能够满足观光旅游的日常需求。但三国距离国内市场远,使得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运输时间长。同时,交通不顺畅问题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致命性的打击。
3 投资环境加权等级评分
假定投资环境评估最高分应为6300,按实际评估加权分/设定评估最高分的比例计算上表数据,其结果大于或等于0.9为投资环境好;大于或等于0.8为投资环境较好;大于或等于0.7为投资环境一般;大于或等于0.6为投资环境较差;小于0.6为投资环境恶劣。
根据表2中的计算得出泰国的得分是0.771,越南的得分是0.625,马来西亚的得分是0.833,由此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较好,泰国的投资环境一般,越南的投资环境较差,马来西亚是最佳的投资国。
4 关于海晏华侨农场FDI的选址
槟城,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北侧,素有“东方花园”美誉,马来西亚旅游胜地之一。总面积约23平方千米,年均气温26.9℃,是马来西亚重要港口,也是续首都吉隆坡和南方贸易门户新山市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槟城的经济是以贸易、工业、旅游业及农业相混合的经济体,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有较多的植物园和农业园,污染小;同时,槟城是马来西亚的主要旅游景点,水、陆、空运的交通都较为发达,有槟城国际机场、槟城火车站和南北大道高速公路,出行和运输都十分便利,有观光效应和农业种植多方面的优势。
在槟城植物园里,结合在本国所种植甘蔗和所开展的特色风情游的经验,发展观光农业园,以甘蔗为主,玉米以及其他农作物为辅。槟城植物园是1884年由英国殖民筹建,主要以种植热带经济作物、集热带植物物种为目的。园地占地30公顷,边界以原始热带雨林围绕,是一个兼具英式庭园与槟城本地风景的植物园,是槟城著名旅游景点之一。该植物园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农业观光园的发展,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生长和旅游者的观光。同时,植物园悠久历史和超高的人气有着品牌优势,有利于吸引广大消费者,拓宽市场。
5 投资方式
以合作的方式开展投资。海晏华侨农场和槟城植物园通过签订合同,在经营管理上,派一部分本国员工和槟城当地的员工共同管理,结合两国技术和经验,合理耕种管理。按季节的不同推出不同的观光项目,例如:种植观赏季和丰收观光季等。所种植的玉米和甘蔗之类的农作物在当地卖出,获得收益。同时,观光者可以在观光的同时亲自参与实践,感受农田乐趣。在资金上,双方按协商比例进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
在当地新建合作农业观光园优势:
1)外资企业优惠待遇,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
2)产品可全部在当地销售,满足当地市场需求
3)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当地的先进设施设备
4)利用该植物园的悠久历史和名气,开拓海外市场,增加公司业务,打响公司品牌。
6 投资风险
1)马来西亚产业结构不平衡,主要是国际市场为主导的电子、机电类产业,对外经济依赖度高,抵御冲击能力薄弱。
2)外汇管理方面,马来西亚对投资资本、利润、利息的流动没有限制,但对资本项目、贸易汇兑和货币兑换实行严格限制。
3)马来西亚政局稳定度不强,受经济发展影响大。政局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旅游观光的发展。
4)在交通稳定程度上,近来发生的马航事件,让较多的消费者产生了恐惧,对于马来西亚交通信任度急剧下降。
5)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虽然关系较为和谐,但是仍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7 投资风险的防范
7.1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海晏华侨农场的投资者应在开展投资前赶赴实地调查,评估投资环境,考察
马来西亚槟城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经济规模和产业优势,政府的政策规定,人文、语言及宗教环境经商习惯及民商法律制度,社会治安状况等。结合当地的情况,借鉴马来西亚的成功经验,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因地制宜的规划农业观光园。
7.2 核算经济成本,充分准备各项手续
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税收体系复杂,缴税要求高。投资者要事先规划好农业观光园发展不佳的急救措施,学习了解当地税收政策,充分核算税赋成本,最大程度地获得减免税收。马来西亚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总体工资水平较高,但企业工薪支出包括工资、公积金及保险和年度花红等。中国企业需要了解当地劳动法令,精心核算工资成本,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同时,由于马来西亚的公司注册和各项执照的申请程序复杂,效率低,时间长,投资者准备好各项合作的准备事宜,聘请专门的秘书公司和律师协助办理。
7.3 扩大宣传,减轻马航事件影响
由于马航事件的重大影响,许多消费者对于马来西亚的交通尤其是航空失去信心,产生恐惧。这对于农业观光业发展有着致命性的打击,投资者应该加大宣传,聘请明星或著名人士担当观光大使,吸引消费者。开辟游轮等其他安全交通方式,减轻消费者的恐惧,提高信心。
7.4 避免冲突,争取政府支持
旅游业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产业之一,而观光农业园具有极大的特色优势。投资者应该和合作方商量,共同争取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在政策或经济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帮助,促进双方发展。并且在合作过程中,要尊重他国的文化习俗,学习合作方的经验技术,优劣互补,共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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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项目(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 20 43 33 28 41 43 53 17 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 157 224 243 254 355 288 347 111 1979 占有比例(3)=(1) (2) 13% 19% 14% 11% 12% 15% 15% 15% 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 1488 1511 1828 1837 1949 2492 2661 3256 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 5160 5390 5576 5492 5703 6431 6176 6424 46352 占有比例(6)=(4) (5) 2.9% 2.8% 3.3% 3.3% 3.4% 3.9% 4.3% 5.1% 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国际直接投资(FDI)是指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一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二是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与间接投资不同的是,国际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既有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又有管理权。另外,国际直接投资转移的是一揽子资源,而间接投资转移的是互相独立的单项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最鲜明的实例,就是企业在国外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可以是通过购买当地现有企业而建立的,也可以是新建起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子公司都必须拥有全部股权。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缔结合资企业协议的形式。在这类企业中,以外国为基地的企业可以拥有多数股权、对等股权或少数股权。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对公司拥有经营控制权。
二、产业国际化
产业国际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所带来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发展的产物。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在生产优势上的差别,把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布到不同的国家,使一个国家的生产与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使得有些产业部门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它们的生产遍布全球,不同的零部件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而产品多国籍化,产品销售网也具有全球性。这类产品具有多国籍化、产品销售网具有全球性的产业,可称之为“国际化产业”,而促使国际化产业生成的过程即产业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us?鄄try)。因此,产业国际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的一种直接结果或成就,已实现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其产业内主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已不再以一个或几个国家为基地,而是面向全球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生产体系。在这类产业中,机电工业占主要地位,如汽车和电子产品,此外还有食品加工、纺织和服装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技术转让中占重要地位,并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竞争也主要在它们之间展开。
三、FDI对产业国际化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市场经济化的过程,其核心是生产要素全球性流动与配置、产业结构全球性调整和转移,以及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和重组。这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是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即FDI所推动的。
(一)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在周边国家之间进行,如今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不仅资源配置时空范围大大拓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转移和转换比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结构调整更为明显。以从事国际生产为主,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国际调整的主角跨国公司的数量变化为例,其数量的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国际调整日益深化的趋势。
(二)FDI已日益成为产业国际化和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
以反映企业参与国际化生产经营深度的跨国指数指标变化为例,1990年以来,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从51%上升到65% (2003年)。与此同时,全球FDI在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流入量分别从1988年的103.64、 527.76、 466.5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40.57、 4514.7、 5320.32亿美元,由此可见,FDI的规模流向和结构的迅速变化,对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乃至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各国开放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以德国为案例,分析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努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寻求新的定位。在约十年世界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德国保住了欧洲经济大国的地位。在重要的科技领域,德国有着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但在微电子技术市场上和生物技术方面,德国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和产业界已重视并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德国跨国公司海外研究开发经费大幅增加。例如,1994年德国拜耳公司在美国加州伯克莱的工厂,追加了1亿美元用于已投入3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业的开发。1994年德国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研发支出为245亿美元,占德国全部科研经费支出的10%。而且从1980年-1994年每年以近10 %速度递增。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研发费用占企业科研总支出的95%,尤其是在微电子、计算机、制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领域对外投资的增加,也带动了德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表明,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紧紧跟随着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且也在不断地适应全球的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国内产业的国际化。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三种情况,即有时领先于德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时与德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进行,有时则滞后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如服务业)。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外直接投资都对德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速度和规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德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转变
德国虽然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科技实力较强,但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产品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各国都有其相对技术优势和弱势。近几十年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恰恰暴露出在这个领域的弱势,包括微电子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品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政府立即调整科技政策,加大国家对微电子等高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不仅如此,德国大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对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费。在1990年全球2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中,德国最大的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以41.32亿美元在非美国跨国公司中位居榜首,与美国跨国公司相比也排在第3位,正是由于德国跨国公司在微电子技术方面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对出口和投资夺回了失去的市场,才使得德国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变成为可能。
(二)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了德国各产业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进程
随着德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继续扩大,德国产业已向国际化迈开步子,表现在一方面德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从产业或行业之间分工转向产业或行业不同生产阶段的分工,增加了生产的国际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已由以劳动分工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分工为主。随着产业的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德国产业的多元化。具体表现在:一是打破行业界线对外投资。二是实行多元化的产品经营策略。三是德国政府凭借其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巨额资本,不断向国外扩张。四是积极参与跨国兼并,组建新型的多国公司。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德国产业国际化的新趋势。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到2011年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六大经济体,初步奠定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国际地位。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但与全球主要投资大国美国、英国及日本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实现从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地位;发展历程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表1是199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其变化趋势。从表1看出,2003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拐点,可以以2003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即1992-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阶段。1992-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处于低值盘整期,如1992年和199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只有40亿美元和43亿美元,1993-2000年我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均又回落到20亿美元左右,到2001年虽然上升到69亿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不足30亿美元。
从2003-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摆脱了自1992-2002年低值徘徊的状态,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虽只有28.5亿美元,但2004年便翻了一番,达到55亿美元,1995年又超过了百亿美元,达到了122亿美元。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每年均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其间,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2008年相比上升幅度较小,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国际市场形势不明朗,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但2010年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1年达到746.5亿美元,是2003年的26倍。至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全球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中成为紧跟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中国香港之后的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
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增长率的数据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199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增长率来看,也可以划分为1992-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发展阶段。在1992-2002年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非常不稳定,跳跃性非常大。如1993年的年增长率为7.5%,但1994年又急剧下降为-53.49%,1996-1998年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增长的幅度较小。1999年和2000年的增长率又分别急剧下降为-29.60%和-47.37%,之后的2001年又从波底急剧反弹,增长率高达590%,但2002年又处于负增长。因此,从1992-2002年的第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极不稳健,忽高忽低,发展得非常曲折。在2002-2011年的第二阶段,虽然每年的增长率高低不齐,但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其中,发展较快的是2005年和2008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22.91%和110.90%。最低的年份是2009年,增长率只有1.11%,这主要是因为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国际市场形势不稳定,从而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
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也可以清晰地了解一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地位,表2为1998-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表2可以看出,自1998-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2004年,第二阶段为2005-2008年,第三阶段为2009-2011年。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较低,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均低于1%的水平,并且流量所占比重的波动性较大。如199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的比重只有0.38%,之后的两年又持续降低为0.16%和0.07%,2001年开始上升到0.92%,但其后的2002年和2003年又分别下降为0.47%和0.45%,然后在2004年又上升为0.9%。但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总体来看比较稳定,多维持在0.5%左右作小幅度波动,其中最高的年份是1998年的0.58%,最低年份是2000年的0.45%。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较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还很薄弱。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