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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倾销反倾销贸易保护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以低于国内“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商品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部门造成损害的，被视为有倾销倾向。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在客观上都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一定的损害或威胁。因此，反倾销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常见的贸易措施，也是国际贸易中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WTO也制定并不断完善反倾销协议，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由于反倾销协议本身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使许多国家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滥用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出口制造业的发展和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之间的各种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出口额的扩大，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也越来越多。然而，我国现有反倾销应诉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面对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我国应引导企业及时更新观念，采取积极态度，依法应诉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提高中国反倾销应诉能力。因此我们出口产品时，应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推进经济改革，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
在国外反倾销措施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也是对转轨型国家实施反倾销的借口。尽管我国已经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开放度已经超过某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实际运行中，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没有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执行，企业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才能改变西方国家的看法，取消对中国的一些歧视性规定。
二、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形象
在商品结构上，要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引导出口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效规避反倾销。到国外去投资建立生产基地，以品牌为核心，改变产品原产地，利用国外的原产地产品法，获得生产国的国民待遇。比如我国到墨西哥建立生产厂，产品的“户口”就在墨西哥。根据原产地规则，“中国造”产品与墨西哥产品一视同仁，而且还能自由出口到与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的国家。
三、建立奖惩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要建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同类产业部门的企业共同按比例筹集资金，国家也给予一定赞助，用于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以解决反倾销应诉费用巨大，单个企业难以承受的困难，对获得胜诉者，可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要执行“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四、构建预警监控体系
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主要是观察对外贸易发展动态，捕捉国际市场信息，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外国提起反倾销诉讼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做好相应的准备，及时调整出口策略，或者快速组织应诉。另一方面，设立重要出口商品价格监控体系。目的是打击企业竞相低价出口，杜绝恶性竞争，规范出口市场秩序。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幅度状况，对价格偏低易引起反倾销的敏感出口商品，应及时调整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而对恶意搞低价竞销的企业提出警告，并报请有关部门促使其限期整改。
五、加快设立反倾销人才培养机制
由于我国参加反倾销应诉还处于起步阶段，人力资源匮乏，包括小语种翻译人员，熟悉反倾销应诉的律师、会计师等。我国律师很少介入到此类案件中，国内缺乏熟悉国际反倾销的经贸、法律人才，至今仍处于依靠外国律师争取权益的尴尬局面。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反倾销应诉的专业法律人才。
随着我国加入WTO,关税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国外将更加依赖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来打击中国产品。因此,如何充分利用WTO的反倾销协议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为我国出口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已成为当前首要议事日程之一。作为WTO的成员国，我国应积极参与WTO法律体系的建设和执行，抵制一切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WTO反倾销法的健康发展和公平实施,同时利用WTO法律体系对各成员国的约束作用，打击某些国家借反倾销之名而别有用心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70～94
[2]陈茵:中国入世后何以应对反倾销[J].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9):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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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论文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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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贸易保护对策
所谓贸易投资一体化，从广义上讲，是指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高度融合、相互交叉与依赖、合为一体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从狭义上看，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调控资源，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围绕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价值链，表现出相互依存、互相推动、共生增长的一体化现象。
一、贸易投资一体化对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
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传统的贸易保护前提基本不复存在，导致传统的贸易保护思路过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战略性产业为借口实施保护愈发困难
高科技产业因其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而被称为战略性产业。为了提高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利润转移，对战略性产业加以保护也就成为当代贸易保护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正变得愈发困难。原因在于：
(1)对发达国家而言，虽然其资本雄厚、科技发达，但目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往往涉及许多科学门类、需要高额的财力投入，单靠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往往难以完成。
(2)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就相对落后，有的高科技产业是一片空白，保护无从谈起，即使保护，也只会造成封闭和更加落后。
(3)对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对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把握，政府决策的高效率等。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
2.以民族产业为界限实施保护已不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快速推动，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发展迅速。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跨国并购此起彼伏，导致各国产业、企业的相互渗透更加深入，企业、产品的“国籍”日益模糊了。在一国境内从事某种产品生产的，不含外资成分的“纯本国企业”越来越少，而且有外国独资企业、本国与外国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等各种企业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很难再明确区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民族产品与外国产品。政府如果出于民族利益对某一产业加以保护，受保护的很可能不是本国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
3.关税作为传统贸易手段的保护效果弱化
(1)从关税的名义保护率来看,它主要取决于对受保护产品所规定的关税率。关税率越高,保护程度越高；关税越低，保护程度越低。随着跨国公司推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条将各国纳入国际分工的不同环节，各国市场日益融合，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在此情况下，一国制定关税的自不仅受到贸易伙伴的制约，而且受到跨国公司的牵制。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关税水平不断降低，发达国家的平均工业品关税已降低到3.8%，发展中国家降到2.3%，中国2005年已从1992的43%降到9%。
(2)从关税的有效保护率来看，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程度不仅取决于对最终产品进口征收的名义关税率，而且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情况下，还取决于一整套的关税结构。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关税有效保护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跨国公司可以借助加工贸易的发展暗度陈仓，借助投资在东道国建一条装配线就可以将中间品迅速转化成产品，从而规避东道国对最终产品的保护。4.非关税保护手段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1)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实施非关税壁垒牵涉到的利益主体比较复杂。由于本国对某种产品进口的限制将可能招致外国对本国其他产品出口的报复，本国出口集团因而成为反对贸易限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东道国增设非关税壁垒时，一旦影响跨国公司的利益，他们往往会动用各方力量使政策制定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并巧妙利用东道国各部门利益的不统一，削弱或避开非关税壁垒。
(2)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实施的非关税壁垒可能是一种自伤行为。投资的流向是双向的，一国不仅吸引外资，同时也对外投资。例如美国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一国在通过非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时候，保护了国内厂商的利益（包括在国内投资的外国厂商的利益），但同时又可能限制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因为其贸易壁垒限制的进口中很可能有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是本国厂商在国外投资生产的。
(3)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反倾销手段的采用困难重重。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因为在当地注册，取得国内生产商的资格，当其产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生产商”就很难得到WTO要求的代表25%产量的生产上的支持，不能发起法倾销调查，只能由国内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如果缺乏完善的竞争政策，保护就难以实施。
二、解决对策
1.贸易保护政策应由单纯注重商品流动转向兼顾商品和要素流动
贸易投资一体化下，要素流动性增强，一国的要素已不再成为其独有的“专利”，而可以被国外通过投资所利用，同样，一国发展经济、增进居民福利的手段除了依靠国内要素外，也可以借助国外要素。国际贸易分工中比较优势地位下降，竞争优势地位上升。一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应由依靠贸易保护以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向鼓励要素流入以弥补比较劣势、创造竞争优势转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于资本和技术的缺乏资本的积累需要过程，技术的研发需要人才和高昂的费用，通过引进可以迅速到位。
2.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综合使用是新时期贸易保护的有效措施
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对东道国选择投资还是出口，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国际折衷理论认为，当跨国公司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可以利用的东道国区位优势时，往往他们选择投资；当缺少可供利用的区位优势时，往往选择商品出口；当之具备所有权优势时，选择技术转让。很显然，第一种方式最有利于弥补相对落后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缺口。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引进国外要素一方面可以帮助东道国发展新的产业（如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壮大已有产业的生产规模，提高东道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要素开展加工贸易，可以解决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资本输出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减少其对东道国直接的商品出口，从而减少东道国进口竞争的压力，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交叉使用的依据还在于，跨国公司出于全球经营战略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对某种产品会根据成本效益的比较，选择向东道国出口产品，而非直接投资。在此情况下，出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就需要进口国运用贸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进口，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障碍，迫使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3.对本国比较弱势产业的保护要更新观念，采取新的标准
当代的贸易保护毫无疑问不能再漫无边际，而只能是遵守国际规则条件下的适度、动态保护。保护对象只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具有显著的产业间联系的主导部门，如中国的汽车、金融、保险等部门；关税水平只能是与已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对WTO成员国而言，还要遵守通过双边、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关税约束；而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要符合国际规范。另外，适应关税水平的不断下调，为了提高关税的实际保护率，逐步升级的关税结构虽然效果相对于以前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选择。
一、保护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一样，都提倡积极主动地参加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政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军：《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政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政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政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四、结论
[论文关键词]新贸易保护FTA美国337条款社会责任壁垒贸易救济
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选择，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一对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面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选择经济发展的原则往往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发展水平、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选择往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在竞争中不断升级、完善。
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更关注外界因素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作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上世纪末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保护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畴，通过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进而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既有竞争加剧、经济理论发展的推动，也有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护的相互交织必然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上世纪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一方面保留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一、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因此，此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体而言，有如下特征:
1.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
一方面，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变化，世界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和地区，通常一国对他国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他国“报复”，这样一来会引发贸易保护“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新贸易保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FTA，区城性经济集团，集团成员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以此保护成员国的市场，提高整体竞争力，共同应对外部国家的报复行为。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城化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迄今共加入了9个自贸协定，同时，官方和民间机构也在不断推动更多FTA的构建。
2.保护措施更加复杂和隐蔽
一方面，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日趋复杂，其超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与协议的约束范围。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由贸易政策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甚至社会政策，主要表现为:要求对方国限制国内商业行为，管制对方国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妨碍竞争的行为和干预对方国家经济政策等。此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从传统工业品和农产品转向高级工业制成品和劳务，并且开始进人高技术产品领域，以上这些方面也使得我国应对和解决其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新旧贸易保护主义区别的根本点在于旧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关税壁垒，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手段以非关税为主。其中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是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而世贸组织规则对以上这些非关税措施的约束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更多的采用更为实用的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质量认证，检验程序，环境保护与国民健康等。
3.保护措施表面日趋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WTO规则的约束下，经济发展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存在一些漏洞，这样贸易保护主义总是设法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腾出了余地。另外，当前，WTO规则保留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此外，各国同样通过自身立法来绕开WTO规则的规制，如美国337条款，337条款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简称，它主要规范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的行为，337条款并不要求实际损害为前提。若ITC裁决原告胜诉，ITC可向美国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济措施，但实践中，337条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种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经启动，未等裁决，出口国方面即会规范自身行为以达到相应标准。
此外还有以SA8000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壁垒，它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劳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购集团都非常青睐有SA8000认证企业的产品，这促使很多企业去申请与维护这一认证体系，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目前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积极争取参与如ISO26000等相关规则的制定，以保护本国权利。总之，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表面合法化，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主义的发展，全球竞争必然不断升级，对于中国而言，其工业自1949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发展，自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外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9世纪初英国面对的类似，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市场以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此外，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必须保证极大的海外市场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避免由于发展初期对国内经济的过度保护而导致的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垄断对经济带来的伤害。当今，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1.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2009年我国整体出口市场受到阻碍，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2009年美国政府对我国轮胎增收35%进口附加税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极大的影响了我国轮胎行业产品的出口，还使得我国其他行业出口产品也遭遇到同样的待遇，总的来说，出口企业订单直线下降，利润严重下滑，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部分企业倒闭，失业率提高，还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继轮胎案之后的中国玻璃、无缝钢管等都遭遇无辜调查，影响恶劣，甚至于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效仿，对我国产品不断的采取变相抵制措施，这些行为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影响是极为负面的。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2.我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
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在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往来中，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影响着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对我国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正是为了调整两国间的贸易顺差，维护其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美国不仅对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施压，影响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欧盟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激化了当地企业与中国相关企业的矛盾，发生了砸店、烧货等事件，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影响着中国相关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在欧盟各国家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两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
3.“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由于中国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存在一些问题，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也是中国遭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的发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来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中国”，认为中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他国的发展及世界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发达国家希望借以中国广阔的市场发展其经济，使其成为其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另外，又担心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会使得发达国家自身遭受经济发展的障碍。如今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三、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情况下，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回顾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1.宏观层面--政府
(1)我国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必须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中国应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如联合国、WTO协商机制、G20峰会，与其他经济大国进行充分沟通，坚决反对少数国家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形成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其次，在制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及采取相关的行为中，应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尽可能保护我国企业，带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这样也会在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变得更有力量。最后，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争取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制度安排，推进符合各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制定和修改多边贸易规则来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2)发挥主导作用，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我国政府应强化职能部门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再者考虑到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种类多、门槛低、不规范，在当前有关法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脉络与国际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虽历史不长，但其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在其形式的多样性，手段的有效性还是在技术法规的合理性方面，其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负面影响更为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完善和提高体制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差异性，加强政策的艺术性，进一步地提高技术手段的多样性。我国应争取通过规则的不断创新，力促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4)加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与FTA建设。当前，区域性贸易集团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其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贸易歧视，不利于区域外国家发展。针对以上情况，我国自身也应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去，争取在贸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扩展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和发展双边及多边FTA，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获利。
(5)完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在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等诉讼中，应认识到我国贸易保护主义立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而只有我国熟练掌握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及技巧，贸易保护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国家向我国提出贸易保护主义诉讼时应对自如，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便于保护我国涉诉企业的利益。
(6)引导我国企业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我国企业应认识到新贸易保护主义又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加剧，最初由发达国家为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而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保护贸易的措施。我国企业应一方面检讨自身的倾销行为，另一方面应主动参与到贸易保护主义诉讼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得自身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观层面—行业
中国应该转变观念，要充分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对行业协会的定性决不应仅仅将其定义为政府的“二机关”，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这样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便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连接企业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充分代表本行业，为规则的制定，行业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救济等贡献力量。
3.微观层面——企业
(1)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我国企业应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以使在应对和应诉他国企业时，可以避免遭受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贸易壁垒打击。如今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呈现出新的特征，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趋复杂性和隐蔽性，我国企业只有通过认识和掌握这些新贸易保护手段和有关贸易调查的相关知识，才能在对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国的保护手段时，在最短的时间内积极应对和应诉，合理、合法的保护自身权益。
(2)优化出口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第一，我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改善自身存在的技术含量低、结构单一、附加值低、产业组织分散、企业规模经济性差等状况，改变中国商品低价的形象，并努力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从而占领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端市场。第二，我国企业应该正确的看待新贸易保护主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数量为目标向效益为目标的转变。第三，我国企业应着眼未来，努力拓宽出口途径、灵活选择生产和销售等，在品牌培育、营销、保护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带动企业出口及长远发展。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特点和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
可以从五个方面将新老贸易保护主义作一比较：1、性质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较落后国家为了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目标，通过对某部门或行业实行保护措施来促进这些部门或行业迅速成长的理论或思潮。这种保护的最后趋向是走上自由贸易之路；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保住昔日的经济优势地位，通过广泛实行保护措施来维持其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理论或思潮。前者在贸易政策行为上不改变国际贸易政策总趋向，而后者则可能影响到国际贸易政策的总趋向。
2、对象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工业或弱小的新兴工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主要是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在大多数国家的任何时期都受保护。
3、范围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在商品贸易与资本贸易领域实行保护，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领域扩展到了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领域，这是因为在70—80年代，服务与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因素。它们也象商品与资本贸易一样遇到了它国的贸易壁垒。
4、措施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措施主要采用关税壁垒，包括征收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惠制等；而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包括繁琐的海关程序和海关估价制度、条件苛刻的技术标准、复杂的健康与环境卫生检疫、内容和手续繁杂的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进口许可证制、进口押金制度、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自动”出口配额制、有秩序行销协定、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外汇管制、进口国家垄断、各种国内税、补贴和进口配额制，等等。据估计70年代未非关税壁垒达900多项。新老保护主义在措施上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传统保护主义奖出限入的重点在限制进口，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在鼓励出口。
5、区域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在区域范围内，国家之间仍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共同的关税壁垒。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政策。欧共体不仅通过关税同盟与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外筑起贸易壁垒，而且将这种区域保护范围扩大到联系国（如对46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了优惠制），使西欧工业品和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封闭，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利益，助长美国国内新保护主义思潮。80年代美国在全球贸易体制上的挫败使其不再坚持反区域保护的立场，而转向提倡自由贸易全球化与实行贸易保护区域化的双轨政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由片面的全球自由贸易退到强调“互惠”的区域自由贸易的产场上。
从上可见，新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然而这种不同主要来自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修正。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主要来自凯恩斯主义与新福利经济学两大源泉，此外也吸取了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保护主义论据。其理论特点是在分析时采用个量与总量、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且往往通过设立模型来进行数理分析，这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的纯理论分析有所不同。就其结论来看，该理论批评了高关税政策，主张实行最适关税率，并且不以关税壁垒为唯一手段，而是建议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贸易措施，即非关税措施兼而有之。
1.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
主张自由贸易理论者坚信国际间自由贸易往来有助于各国生产资源最有效的利用，使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高。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认为并非如此，因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各种假设并不符合现实。
首先，市场的非完美性可使贸易国的福利水平比自给自足时要低，非完美性表现在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可能发生扭曲。从产品市场看，当生产方面发生外部不经济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就会出现差异。如农民在计算农产品价格时未考虑土地受损因素，从而低估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使得国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反映出真正的边际成本，由此造成商品市场扭曲，从而使该国福利水平在自由贸易下比自给自足时低。对此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主张通过关税政策来解决。但征税后原自给自足的生产均衡点上移，而消费均衡点却下移，由于产品市场存在扭曲现象，关税政策的结果仍难以使消费均衡点上升到生产可能曲线之上。因此，新贸易保护论者主张通过非关税措施促使私人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提高福利水平。这就是对低估生产成本的农产品课征租税，以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同时对工业品给予补贴，使得私人转换成本等于社会转换成本，然后通过自由贸易，提高消费均衡点。分析的结论是当产品市场发生扭曲时，自由贸易政策可能使一国福利水平降低，而以关税来弥补的政策并非最优政策，最优的政策是通过非关税措施的混合使用来调整扭曲，以达到经济福利的目标。
从生产要素看，也会发生扭曲现象，表现为产业之间生产价格发生差异。譬如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工资往往低于工业部门的工资，并且在劳动边际生产力方面农业也低于工业。当要素市场发生扭曲时，一国的生产均衡点不落在契约线时的生产可能曲线上，而是落在扭曲时生产可能曲线上。假如这时该国以关税来保护本国，生产均衡点右移，福利水平可能会比自由贸易时要高，但难以使边际转换率等于国际交易条件。因此，关税政策仍并非最佳政策。根据新贸易保护理论，这时就应以非关税措施去替代关税政策。假如对工业部门提供补助金，虽说可以使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国际交易条件，也并非是最佳政策，因为两个部门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仍不相等。为此，新贸易保护理论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对生产要素征收租税或提供补助金。
其次，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存在困难。当一国生产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移动且要素价格出现刚性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使原来在保护状态下从事进口替代产业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一下子难以被出口产业吸收，由此产生结构性失业。假如失业带来的损失大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那还不如唯持原有的保护贸易状态[1]。
这样，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最佳时，新贸易保护论者批判道：在市场出现扭曲时，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最佳选择，关税政策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福利，却不能调整扭曲，最佳政策在非关税措施。
2.对传统贸易保护理论的批判与补充。
新贸易保护论者主张运作非关税措施，但并不完全排斥关税政策的作用。他们承认关税的效果，但不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因为在实务中这将使贸易无法进行，因此他们提倡最适关税。最适关税理论是在批判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者对关税效果的一种偏向且加以某种补充后提出的。传统贸易保护理论强调关税的保护效果，集中表现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上。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通过高关税来进行的，但有一段时间关税保护遍及到了非幼稚产业部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GATT在削减关税方面的重大胜利，走高关税保护的老路显然已不太可能，为此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强调关税保护的实际效应，这就是确定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他们看到，关税有保护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同时，也保护了向它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那些生产部门。如果对后者课征的关税过大，不仅会抵消保护效果，而且还可能使有效保护率变成负数。因此，并非所有的关税都起到保护效果。有效保护率理论批判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关税保护作用上的片面性，强调了关税保护的有效性。
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评价关税的作用，且强调关税在保护幼稚工业、增加政府岁入、提高福利、提供就业、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效果，是新老贸易保护论者的共同特点。只是传统贸易保护论者把重点放在保护工业与增加收入上，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论者则把重点放在福利、就业和平衡收支上。关税在改善交易条件上的效果系新老贸易保护主义共识，只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除了关税措施外，非关税措施同样也起到改善贸易条件的效果，且负作用很小。
3.新贸易保护理论的两个主要来源。
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英国的阿瑟·庇古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例如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反之，则进行补贴，从而缩小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距，使经济福利增加。后来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的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对他的某些理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如撇开收入分配问题，认为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经济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并提出效用不可比较等。福利经济学（主要是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对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每个社会成员福利的简单总和，个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如果一些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未使任何人境况变坏，那么整个社会福利就增加了。自由竞争能达到最大福利的理想境界，但现实中无法做到完全竞争，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来增加社会福利。政府的责任就是如何使资源最优利用、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后来成了新贸易保护理论衡量贸易政策的基础。
(2)最适度原理。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在序数效用基础上说明过经济福利，指出经济资源使用最有效状态，即最适度状态。其大意是：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前提下，如果对生产资源的配置作任何改变必然会在增加一些福利的同时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这种状态称“最适度状态”。新福利经济学发展了帕累托的这一思想，提出交换与生产的最适度条件。交换的最适度条件是交易的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者来说都是相等的；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是某种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产品的价格，或者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交换率相等。在这样的最适度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最优化，产品生产最有效，产品交换彼此得到的满足也最大化，从而社会福利也最大。最适度原理被新贸易保护论者运用到关税上，认为如果课征关税能使一国获益，那么就会出现各国竞相征收关税，竞相提高关税，从而使国际贸易无法进行，各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为此他们不主张这种禁止性高关税保护，而是倾向最适度关税率，这是在自由贸易与禁止性关税之间能使本国实质所得达到最大的一种关税率，其公式为：t＇＝1/(ε＇－1)，换言之最优关税率(t＇)就是外国进口需求弹性(ε＇)减1的倒数。
(3)补偿原理。新福利经济学家提出最适度条件后，也意识到这种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时可能便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家提出“补偿原理”，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社会就算增加了福利，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予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
新贸易保护理论将这一原理应用于评价贸易利益的分配上，指出贸易利益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某项政策变动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为此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受损者予以补偿和救济。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即例外条款）。
除了福利经济学外，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凯恩斯主义。虽然凯恩斯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国际贸易理论，但其追随者如美国的汉森、萨谬尔森和英国的哈罗德等人发展了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观点或思想，从而构成新贸易保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顺差论、外贸乘数论和国家干预论。
(1)新贸易顺差论。在对外贸易中追求贸易顺差，是重商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凯恩斯主义也主张贸易顺差，但与重商主义不同，它将贸易顺差与就业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国的贸易顺差可以为该国带来黄金，扩大支付手段，从而压低利息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缓和国内经济危机，扩大就业；相反，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利息率上升，物价下跌，投资减少，经济萧条，失业者增加。因此凯恩斯主义指出，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在说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时忽视了国际收支在调节过程中对一国国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事实上，一国外贸顺差或逆差对于该国的经济盛衰起着重要的作用。
(2)外贸乘数论。为了说明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量与就业带来的影响，凯恩斯曾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乘数原理，认为投资增长与国民收入扩大之间存在着一种倍数关系。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后来被他的追随者所发挥。汉森、萨谬尔森指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说明了一定量的投资对收入，就业的影响，但忽略了消费增加对私人投资的“诱致”作用。他们指出，引起投资变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生因素，包括人口，技术进步、新资源与新产品的开发及政府活动等；二是内生因素包括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由内生因素变化所引起的投资变动，被称为“诱致投资”。一笔投资会引起收入与消费的变动，而收入与消费的变动反过来又会引起投资变动，两者相结合便产生乘数加速效果。
一国的出口与国内投资一样，也具有乘数效果，而进口与国内储蓄一样，有减少国民收入与就业的作用。一国输出商品和劳务，从国外得到的货币会使进口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这必然引起其他部门生产增长，就业和收入也随之增加。如此反复下去，国民收入增加就会是出口增加量的倍数。进口则正相反。因此，一国只有当贸易出超或国际收支顺差时，对外贸易才会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并使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成为贸易出超的数倍。至于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动是否反过来必然产生“诱致出口”效应，问题则比较复杂，它不仅涉及到价格、利率、汇率、消费、储蓄和投资等内生因素，还涉及到外国收入、进口国贸易政策和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
乘数理论表明。第一、任何自发性的支出增加或政策诱发的支出增加都会使以y表示的产出、收入、就业提高数倍，其中封闭经济下乘数为1/s，由于边际储蓄倾向(s)小于1，故乘数必定大于1；而开放经济下的乘数为1/S+M；小于1/s，收入存在两个“漏出”，一进入储蓄(S)，一流入进口(M)。第二，开放经济也对收入产生附加影响，如本国与外国自发性的需求转换以及外国收入变动所引起的外国需求变动，而在封闭经济中则不存在这一附加影响。当这种变动为正值时，这一附加影响显然起到“诱致出口”效应，也就是说，在贸易顺差时，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一样也起着乘数加速效果。这一结论自然为新贸易保护主义追求贸易顺差、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3)国家干预论，自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出现后，美国贸易保护理论的国家干预思想又注入新的内涵。以前的联邦主义认为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有效需求，扩大就业，是出于反危机的需要。干预的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措施。其理论前提是否定市场机制具有神奇作用，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因此需要发挥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是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新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政府加强进口管制，如实行配额制，要求生产国自动限制对美出口，规定最低进口价格等；同时采用经济手段，诸如优惠贷款，出口补贴等措施来鼓励出口；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对外贸易法规来干预贸易活动从而达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实现充分就业目的。
4.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除上述两大来源外，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从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吸取“营养”：(1)工资差异论。该理论由哈根提出，认为一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常常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影响到工业生产成本。这样，某些工业虽与外国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但在价格上不能与外国进口品竞争，因而仍难以发展，为此需设置关税加以保护，使之尽可能地发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所得达到最大。后来哈根又对自己原先提出的比较利益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所谓比较利益，是指一国边际转换率与进口品相对价格的比较，而不是一国内不同商品以货币表示的相对生产成本与进口同类商品的相对价格比较。这样，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与农产品相比较，尽管其价格高于外来品，但可以增加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这类工业只有在保护政策下才能生存。
新贸易保护理论吸取了这种分析工资差异的方法，将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比较扩大到各国间的比较，认为各国工资水平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工资水平往往较低，由此生产成本也较低；而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比较高，生产成本也就较高（假使不考虑劳动生产率这一因素的话）。因此，如果自由进口，发达国家会在大量廉价品的冲击下，难以维持较高的工资和生产水平。所以有必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条件论。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乌尔·普雷维什曾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指出由于农业国比工业国主要输出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小，因而农业国与工业国输出品的相对价格便十分不利于农业国。这样，农业国的利益有一部分通过贸易转移到工业国。假如农业国实行保护措施，发展自己的工业，替代工业品进口，就可改变贸易条件不利状况，而工业国如果实施保护手段，便会使农业国处于更加不利的状况。普雷维什把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工业国中心地带；另一部分是由不发达国家组成的初级产品外地带，而地带始终围绕中心地带的意旨发展。由于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国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场被中心地带国家所垄断，地带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通常关税谈判要求的互惠，其涵义对中心国与国是不同的。国保护工业的后果不过是矫正其初级产品与工业品收入需求的弹性差异，不会阻碍国际贸易进步；而中心国若取消保护，会增加国输入中心国的能力，由此使中心国本身受益。因此，在贸易谈判中不应要求国对等地削减关税，而且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进口结构的变化，保护措施也应发生变化，但仍不宜对中心国家工业品的输入全部放
开。普雷维什声明，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国可以进行任何不合理的保护。[2]
发达国家中无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还是持有保护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心论”都未给予直接的支持。因为自由贸易论者要求的是国际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而保护贸易论者更不主张本国初级产品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不过，新贸易保护主义吸取了普雷维什在论证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必要性时对改善贸易条件的分析，并用于改善进口国贸易条件的分析上。提出对进口品课征关税或实行数量限制，能够促使出口国价格下跌，从而改善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尤其对那些进口商品的数量占世界进口总量较大比重、有关商品的供给弹性又很小的进口国，这种进口限制的效果尤为显著。
(3)市场扭曲论。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因而资源分配可达到最优化。然而，现实的经济却远离完全竞争状态，商品市场存在垄断现象，生产要素市场各种人为的举措使要素不能完全移动，造成生产要素价格刚性，从而产生产业界的工资差异；加上外部经济等因素，使价格机制无法促使资源配置，造成市场出现扭曲。市场扭曲是指阻碍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的一切制度上的原因，包括不完全竞争与市场机制失败两种情况。市场扭曲可能来自国内市场，也可能来自国外市场，无论来自何处，最佳政策就是直接干预产生扭曲的市场。这种干预政策便是对国外市场扭曲采取征收关税；对国内市场扭曲采取非关税措施。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外，还有反倾销论、国家安全论、国内市场论、生产成本均等化论等等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也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如近年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环境优先等新贸易保护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关注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问题，更强调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人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隐蔽性。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
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等观点，都一致认为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当今国际贸易要公平开展必须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贸易保护干预，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开展。
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推崇的公平贸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新贸易保护主义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出发，来确定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平国际贸易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这种公平贸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ZC)下辖的大部分技术委员会(TC)与分委员会(SC)的秘书一职均为西欧各国所担任。被认为协调世界贸易秩序的第一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决策也大多受发达国家成员的左右。
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尺度最终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标准的。目前，这种尺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主要表现在：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等削弱对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动植物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非违反协议之诉”是WTO争议解决机制中极富特色的一项规则，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匡正那些虽未违反WTO协议规定，但却在客观上破坏和了WTO成员各方之间业已达成的利益平衡的行为，从而有效维护成员各方从关税减让中获得的好处和利益。所谓“非违反协议之诉”，是指如果一成员方认为其在WTO协议下直接或间接获得并享有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员方实施了某种措施而正在被剥夺或被损害，无论该措施是否违反了WTO的规定，受损害的成员方都可向其认为有关的另一成员方提出书面交涉或建议。如在一合理时间内有关成员方未能达成令双方满意的调整，则该争议可提交WTO争议解决机构。争议解决机构应迅速调查向其提交的任何事项，并向有关成员方提出适当建议，或酌情就该事项做出裁定。可以看到，这一规则事实上既允许成员方针对另一成员方违反WTO协议义务或规则的行为提出申诉，也允许成员方针对另一成员方并未违反WTO协议义务或规则的行为提出申诉，并有权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现实中，尽管一成员方实施的措施并未违反WTO的规定，但只要该措施的实施客观上损害或剥夺了其他成员方所应享有和获得的利益，受损害成员方仍有权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并要求对方予以经济上的补偿。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WTO成员方可能会采取非关税措施来规避它们在关税减让中承担的减让义务，从而破坏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和相互关税减让所形成的成员方相互间利益的平衡。事情很显然，各成员方关税降得再低，如若没有一套相应的规则和机制来保证其实施，低关税带来的好处和利益极易付诸东流。其真正意义就在于成员方通过关税减让形成相对正常的价格竞争，从而保证更加公平和更好的市场准入。参加关税减让谈判的WTO成员方毫无疑问都期待通过相互的关税减让改善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关系和市场准入条件，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一好处和利益日后将不会被剥夺和受到损害。如果对这种并不违反WTO协议但事实上却破坏成员方之间业已形成的利益平衡和竞争条件的行为不予纠正，将会大大挫伤广大成员方继续降低关税乃至取消关税的积极性，并使关税减让谈判失去实际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WTO争议解决机制中设立了“非违反协议之诉”的规定。
设立“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得WTO成员方不仅有权要求其他成员方履行和遵守WTO协议明确规定的成员方义务，同时有权要求其他成员方确保由此产生的一种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权利义务平衡和各种商业机会。
然而，“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提起是有条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对“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提起规定了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申诉方能够充分证明另一成员方实施了一项贸易措施。这是提起“非违反协议之诉”的首要前提条件。第二，申诉成员方必须能够证明其根据有关WTO协议享有合理期待的利益；第三，申诉成员方合理期待的利益因被诉成员方采取的措施而正在被剥夺或被损害。即要求证明措施实施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关键要看成员方之间通过关税减让谈判在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之间业已形成的相对竞争条件是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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