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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文学现象,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叶舒宪先生在他的专著《与狂狷》中对“”这一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演变和影响做了深入而生动地描绘,特别是考察了“”现象对人的人格与人类社会的特质起到的难以磨灭的作用。叶先生的书主要是人类学方面的探索,在这里,本论文要做的是研究“”与文学之关系。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泛化”的现象。比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查泰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K”、《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红楼梦》中的“贾政”、《寒夜》中的“汪文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河岸》中的“库文轩”、《源氏物语》中的“源氏”等等。他们或者是自身为“作者”(或者是“隐含的作者”?)所“”,显得羸弱不堪;或者是为“批评者”所“”,其形象在读者面前变得猥琐不堪;又或者是为“作者”和“批评者”合谋“”,身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
对于文学中存在的“现象”,学界中确也有人注意到,但都是就单个作品中存在的“现象”进行解读。比如,在国内就有陈坤的《“去势”与“”:张爱玲对男性的书写》(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张大伟的《“”悲剧的多维反思》(山东文学,2004年第2期);罗玲的《被他者后的自我变异:从拉康镜像理论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专刊);李金博、张进德的《被的女儿性:从贾府丫鬟们情感世界的集体失落看红楼梦的悲剧主题》(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葛荣玲的《被的英雄:对孙悟空与哪吒故事的一种新解读》(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魏智渊、原晓喻、温鸿博的《被了的人性世界:评潘军小说》(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袁方的《传统文化和自我内在引导对人的“”:与之比较》(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2006年第9期);潘志明的《金斯顿小说中的双重批评功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王建成的《青春期症的焦虑: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启蒙》(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肖敏《试论新世纪文学中“情结”的文化隐喻:以、和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卷);徐静的《威廉姆斯剧作中暴力的极致:强斯・维恩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段建军的《羞涩、遮蔽与:的文化解读》(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孙祖平的《和漂泊的生命诗意:话剧观后》(上海戏剧・杂说,2009年第12期);王博《还是救赎:现代性的危机与困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巴金的所传达的生存焦虑》(学理论,2010年第24期);李玲《以女性风情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叙事立场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博雅的《最美丽的丧失是对理想的:对的文本细读》(安徽文学,2010年第12期);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美学:评从到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张媛的《男性历劫和女性的双重主题:试阐的男性写作视角》(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韩冷的《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京派男子的焦虑》(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等等。
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经典式解读(这里主要指社会历史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对作品的解读)也不令人满意,这些解读充分体现了作者与论者对于作品主人公的“双重”。例如,对我们所熟知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三部作品进行的解读。这三部作品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三部力作,分别代表了三位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作品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家庭生活的题材,反映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人性的光辉与沦丧。三部作品都写了关于女性出轨,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相对简单决定了作品在叙事层面上的技巧舍弃与精神层面上的着重探讨,这也将这几部作品从“通俗”的沟壑拉了回来。这样的追求也使得文论家在批评这几部作品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精神层次的探讨,也许这也正是作家们所希望的。然而就是在精神层次的讨论上,批评家们也多是将焦点集中在家庭伦理层面与女性身体和精神自由追求的表现上。传统的社会伦理批评家们将作品故事的发生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上,很少关注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情感的发展变化,而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将目光过分地投向女性性心理与追求自由的方面。
当然,批评家们在三部作品上的关注点还是有所差异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上,作者成功的将批评家们的目光吸引到他在作品中的喋喋不休地议论上,虽然读者比较厌烦作者的这种“拖沓”的叙述风格。对于安娜的出轨的评论,批评家们大多忽视了作者的原意,从而将其归结为卡列宁的官僚本质与无聊的个性上,或者是将安娜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过分推崇。而对于《包法利夫人》来说,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开创性也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有些文论家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在精神的层面上,人们总是将同情的目光播撒在爱玛的身上,认为她的出轨是因为包法利先生贫乏的精神,是可以原谅的!毫无疑问,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引起的争议更大,女主人公对于性的觉醒与追求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倍加推崇,而对于作者将梅勒斯作为查泰莱夫人的性启蒙者则显得不以为然,她们觉得女性完全有能力自己觉醒。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对于工业时代机器对身体的损害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笔者阅读这三部作品时,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女人的出轨与丈夫的可怜,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的不幸,然而,批评家们却有意无意的将其忽略了。我们注意到,研究三部作品中的三位丈夫的文章很少,从同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规避。但我们必须尊重原作,尊重我们最初的感觉,从文本出发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为那些被的丈夫重新立言,重塑他们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从对于单个中国或外国作品的一些研究性文章来看,它们分别涉及到了男性、女性、身体残缺、精神、多重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从这些文章的覆盖面来看,它们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个时代的作品,所以,不难发现,“泛化现象”在文学中应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叶舒宪,与狂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冷东,现象[M].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1.
[3]陈少华,、篡弑与理想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M].广州:广[4]东人民出版社,2005.
[5]陈存仁,被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刘岩,邱小径,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7]杨河主编,北大学者思想实录・人文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艺术大师们这种“美极生哀”的感受,用美学思想很难解释。从美学的创作规律来看,艺术家在创造美时,追求的是至美原则。画家要画出“标新立异”之作,文学家要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文,音乐家要发出“天籁之音”……艺术创作就是对美的不断攀登、超越、创新,把作品的美挖掘到极致,达到美的最高境界。艺术家们的这种唯美追求,获得了“美不胜收、炉火纯青、鬼斧神工……”等等最高级形容词的赞誉,然而,当艺术家们被这些美誉的光环笼罩时,他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心理学角度看,艺术家们这种“美极生哀”的感受,是他们对事物的“绝对化要求”使然。因为追求完美的心理,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极端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无法接受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相悖。艺术家在创造美的作品时,他们的审美目标会越来越高,在这高目标的牵引下,他们的心里,只有不断地提升,无法接受衰落。然而这又与客观规律不符,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川端康成和这些艺术大师们,当然也懂得这个自然法则,他们知道美好的事物在达到极致后,就会出现可怕的衰亡过程,在艺术家看来,衰亡是对美的亵渎,他们无力阻止,无法挽救,所以“哀伤”。
这些艺术大师们,对美的“绝对化”的期待所引起的审美逆转,在哲学思想看来,是量变导致质变的结果。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首先从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艺术大师们在建树自己的艺术成就时,每达到一个高度都是一次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艺术家们就是这样执着追求,不断超越,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艺术的顶峰,然而艺术追求是无止境的,可是艺术家的创作生命是有限的。哲学思想认为,事物发展、上升到它的最高状态以后,本质上会出现缓慢的下降、衰落运动。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所以,艺术家们的创作在达到他们自己的极限高度后,他们的创造力就会发生逆转。艺术生命也有春夏秋冬,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对那些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们来说,当他们年老智衰,力不从心,再也无法超越自己曾经创造的艺术高度时,他们的心境是凄凉的,正如凡高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所说“悲哀永在我心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川端康成在看到盛开的、美丽至极的海棠花时感到哀伤的缘由了。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艺术家,也包括川端康成,他们在无法吞咽这份哀伤时,选择了结束生命的方式与艺术诀别,悲壮地谢幕。
当然,艺术家们的自杀现象,也并非是单一原因,他们的人生就像他们的艺术创作一样,是复杂而多元的。但是他们对事物的极致追求所造成的极端心理是他们不能“悠然下山去”的主要原因。
文学艺术这种“美极生哀”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见,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比如:当官的在辉煌一时后,很难忍受“门庭冷落车马稀”,即使普通人在时过境迁,大势已去后,也会感伤自己的暮秋。那么,这种哀伤情绪怎样克服呢?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哲学思想认为:由于量变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事物才能保持其原有的性质,所以,当我们需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时,就必须把量变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就是说,人们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态度,要从容冷静,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收放适度,不偏激、不极端,注重过程,淡泊结果,在取得成就,进入巅峰时,要清醒、理智地看待成功,要知道花开花谢是自然规律,物极生变是对立统一规律。虽然对正在衰落、下降中的事物来说,前途是暗淡的,但是,一种事物的下降往往是另一种事物的上升,从上升的事物中又可以看到光明。
文学艺术能够创造美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缤纷的色彩;哲学思想可以提炼智慧,让人们理智、快活地生活。我们不妨把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珠联璧合,让我们的生活始终都有美丽、理智和阳光。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花未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一、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二、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之间的逆反过程。刘勰强调文学鉴赏过程的实现要以情感投入为前提,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然,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而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鉴赏者通过阅读与创作者也才有了潜在交流的可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鉴赏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豪爽》言:“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引文所载,晋朝大将军王敦与曹操一样,有着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故常常吟咏曹诗来宣泄一己之情怀。南宋文天祥读杜甫诗时,亦有同样的切身体验。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至于刘勰将“知音”作为文学鉴赏活动的目的,强调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更是精到之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云:“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意谓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单从别人的诠释中领悟杜诗。揭示了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又是相区别的。就创作者而言,应先“情动”,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辞发”,并把它体现在一定的文辞形式中;就鉴赏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触的应是作品的文辞形式,然后“入情”,通过它来领会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谓“沿波讨源”。二者的过程虽然相反,但文辞形式这个要素对于创作者和鉴赏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实现打动和教育读者的目的;鉴赏者只有仔细考察文辞形式,才能较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终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断。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文学的创作问题,刘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论及,提出了“三准”之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所谓“三准”,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前面三个步骤,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当的文辞形式来表现它。与“三准”说不同,刘勰《知音》篇的“六观”,是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的。鉴赏者接触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辞形式,因此必须通过文辞形式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观”之外,刘勰还指出了关于鉴赏者的鉴赏能力问题。他说:“事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弃?”刘勰认为,能否真正做到觇其文而见其心,关键不在于作品的深奥难鉴,而在于鉴赏者“识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刘勰便把鉴赏者主观方面的能力问题作为鉴赏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来。正因为在文学作品和鉴赏者之间,鉴赏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的问题。所谓“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是说由于鉴赏者“识照”能力不够,导致文学作品鉴赏中典雅深奥的作品遭弃,而平庸浅薄的作品却得以兜售的不良现象。在刘勰看来,这是由于鉴赏者修养、识见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鉴赏者自身鉴赏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提高鉴赏能力,才能正确地进行鉴赏并且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充分显现出它的艺术魅力。至此,刘勰的《知音》篇为我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情动辞发”是该系统的重要前提,鉴赏者“披文入情”是关键途径,“觇文辄见其心”则是鉴赏活动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一、意向性与文学
先看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对超越于其意识之外的对象有赋予意义的作用,人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我们体验到的只能是意识中的显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现象学把它叫做“意向性”。意识的意向性具有认识功能,它说明了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切中对象。胡塞尔认为,“意义”充当了二者的媒介。可见人对事物的印象“立义”并不实存在客观对象中,也不实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而是一种在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非时空的存在。
胡塞尔认为存在和本质是可以分离的。意向性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另一种是纯意向性对象,它除了部分特性可以借本身的材料加以呈现外,必须依赖于意向主体的意识活动去填充。文学作品就是纯意向性对象。现象学认为,对于文学的创造活动来说,所需要的,不是用来约束文学创作的美的客观标准,而是作者和读者的直观的想象当下化能力。
二、本质直观与文学
何谓直观?现象学认为直观既是意识中的绝对被给予性。何谓本质?胡塞尔认为,本质不是超越现象的东西,本质就是现象。并不是说现象就是本质,而是说本质是意识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本质既有绝对被给予的直观性,也有一般的观念性。直观的对象既可以是意识之外的超越对象如一棵树,也可以是实际不存在的对象如圆的方。本质直观就是无前见、直接性地看,这种看并非肉眼之看,而是一种灵魂之看。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从哲学角度证明了孔子“诗可以观”的思想,特别便于让我们加深对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理解。现在试举《天净沙秋思》一例予以说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28字里分别出现了“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阳”“人”11个意象,但我们绝没有感到它们单调重复和突兀。景物表面孤立,实则构成了有机整体,无不渗透着天涯浪子凄凉的心境,可谓情景交融,意境悠远。更重要的,在直接感触这11个意象的同时,也有一股意境感受清晰地在我们意识里扑面而来,成为不可怀疑又难以言说的直观观念。
《天净沙秋思》向我们呈现出来最原始的直观中的关系。诗歌就是对世界中最原始的关系的直接把握,同时也是最本质的把握。中国的古典诗词便是这种直观把握世界本质的最佳例证。
三、形式指引与文学
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理论是在抵制工具理性,追求诗意存在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他指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思考问题日益概念化,对象化,定义化,单向化,从而遮蔽了世界的真正存在和真理。海氏认为前科学的,前逻辑的,前理论的生活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万事万物在非对象的境域中的互动中才能不断构造和充实它自身真正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在卞之琳的《断章》中获得了完美的体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你在观赏景物时,景物也正在因你而改变!文学和哲学异曲同声地告诫我们,如果人类把一个东西已经看成了对象,你无意之中就已经和它分离了!人与世界原本就是以某种动态的,境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只有在“他”和“她”甚至“它”那里才有真正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是动态的,活泼的境域,“显示”则意味着要展开一种现象的关系。他强调:“一个现象必须被事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定之中!”请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料”字和一个“应”字,正说明“我”和“青山”的关系还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双方还位于一种主客未分,被动主动未分的境域中。一方面,沉雄豪迈的辛弃疾把自己的志向情趣赋予“青山”,突出了“青山”伟岸坚强的意义,另一方面,壮志未酬,年老体衰的辛弃疾也急需请出“伟岸坚强”的“青山”来凸显自己的人生价值。现象学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同时在构成我们正在意识着的现象;反过来,人正在意识着的现象,也在同时渗入我们的意识流动背景之中,不断成为我们的习性并沉淀在生命里。也就是说,辛弃疾实际上通过“青山”在经历着自己,在修炼着自己,在巩固着自己,在印证着自己。区区的15个字既是一场艰难的对话,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的勉励。
据岳珂《?H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可见,光是在千古绝句中揭示一种待定的人生场景还不够,辛弃疾在余生中还一直不断亲自朗诵,从而不断生成自我。正如现象学所揭示的,辛弃疾的诗篇开示了一种纯粹的悬而未决的,正在生成的关系和氛围。正是在对生命意义的虔诚追寻探问中,词作者获得了自己的意义。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燕子.文学现场的文本研究开放性的文学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0,(26)
1.1忽视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经验
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想实现跨学科的研究,应对不同领域的学科进行有效的整合。随着文学热现象的出现,文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目标放在作品本身的实际理论上,从而致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本质上的情感体验。在文学研究的模式中,我们看到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方式,但是由于文学研究的领域受到了一定局限,从而致使文学研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在分析作品时,都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研究作品,因此,这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忽略了作品赋有创新形式与情感的审美个性。对于文学的研究应站在审美情感的高度上,切实体会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在新的研究领域上,避免了文学空洞化现象的发生。文学本身就是情感体验的产物,所以,它不仅涵盖了作者的本身的情感,同时也是读者寄托情感的工具。例如,在研究“新诗”的过程中,过于经常采取的方法是根据新诗发展的线索去研究,而没有从审美情感的角度进行探究,这就束缚了赋有情感性的想象。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想实现探究的深入性,就应从审美经验入手,从多个角度探究文学的审美体验。
1.2过于重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操作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领域,并且指引着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也向这个领域靠拢。随着文学探究的逐步深入,由于过于重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操作,文学界已经出现“词穷”的现象,很多文学理论资源已经无法解释研究中的文学现象。由于文学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以往的文学探究中,研究者将过多的目光放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上,从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表达方式与文学形式。在文学探究的过程中,理论操作不仅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构成理论探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不是简单的文学理论操作的过程,同时也包括文学本身的情感体验。因此,文学研究者应把握好理论操作的度,以便避免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由此可见,过于重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操作是造成空洞化现象的重要因素。
1.3混淆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区别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由于文学理论面临着“失语”的现象,为了重新激发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方向转变。但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混淆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区别,从而导致文学研究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文化研究的涉入给学者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过于细致的琢磨给研究成果造成一种空洞的感觉。与以往的文学研究相比,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注重个性上的创新,同时也要涵盖艺术上的个性化。由于一些学者没有从根本上分清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所以,这将致使文化研究的着眼点落在经典文化上,从而忽视了对时尚文化的重视。而且,有些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没有从文化研究的深入角度出发,从而导致对文化的研究之停留在表现的形式上。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学者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注重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操作,以便给文化研究营造了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
2、当代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的主要表现
2.1研究对象的个性化
在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目光主要落在研究对象的特点上,学者们不仅关注文学研究对象的个别性,同时也注重艺术创造的差异性。在研究的对象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文化研究更关注的是艺术创造上的共性与一般性,而文学研究更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造。例如,在分析鲁迅的文学作品时,不需要考虑文本的特殊内涵与历史语境,而同时也没必要对作品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针对于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时尚文化将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这在无形中也突出了文学研究对象的个性化。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目光更多的停留在赋有个性化的文本上,这些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对象的特征。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研究的空洞化现象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个性化上。
2.2研究领域的过热化
关于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研究领域的过热化。近年来,随着文化领研究逐步涉入,又给文学研究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研究领域都出现了过热化的现象。这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讲,是促使空洞化现象出项的主要因素。如在90年代的社会中,文学界上出现了“王朔热”、“张爱玲热”等现象,这些都在无形中驱使着学者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又如,在20世纪的50年代左右,学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权利关系”上,这不仅彰显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同时也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角度。针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学者们的观点落在研究中的批判上,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不仅研究视角有了新的突破,研究结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3研究模式的更新化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着,随着文化研究的介入,文学研究的模式有了新的转变与突破。为了扭转传统的研究模式,文学领域出现了文学批判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的历史,很多都是后人在想象的基础上构造的,这对于过于的文学作品来讲,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否定,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模式的更新。如在分析《红旗谱》、《平凡的世界》等文学作品时,要带着批判的意识去研究文本,这种赋有新意的研究模式,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能够杜绝研究的片面化。但是,这种研究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由于文本里过于重现历史,所以,这在研究文本的过程中很容易忽略了历史材料的分析,从而致使文学研究出现了历史抽象化的现象。
3、当代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出现的影响
3.1致使学科结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空洞化现象的出现不仅表现了现今文学的边缘化,同时也致使学科结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文学本身不仅来源于生活,同时也是反映生活的工具。由于文学本身有着一定的价值,所以,高校开设中文系有着不可替代的必要性。通过对现当代文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但是,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致使中文系的学生将目光局限在理论手法的模仿上,从而忽视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体验,这样,很难引导学生成为具有真正艺术素养的人才。同时,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学生在时尚文化的引导下,很容易避开重要的文学作品。
3.2致使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
思想史热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空洞化现象出现的产物,现当代文学本身就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思想史融入了文学研究中有着一定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的介入不仅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指导,同时也在无形中深化了文学史的深刻内涵。但是,针对思想热的现象,为了避免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有必要探讨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尽管文学史与思想史出现了交叉的现象,但两者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3.3致使现代文学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中,由于文学研究忽视了艺术的审美体验,所以致使现当代文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思想史研究还是文化史研究都将遇到不可避免的困扰,因此,针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应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学者们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现当代文学,将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研究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英美;文学作品;语言;歧义;现象
引言:外国文学大作特别是英美文学大师小匠作品中则出现较多的的歧义现象,出现歧义的原因有很多,语言习惯不论是作家个人的还是由国度划分的,英美国家的一些语用特点及语用养成都有一定的大环境引发的。曾经写作《老人与海》的著名冒险作家海明威就曾经写作过的一部小说《永别了,武器》中就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多义现象,而比较明显的是小说本身的题目就显现了很大歧义,“武器”英文arms还有一个意思却是“手臂”,可谓是天壤之别。
一、歧义现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运用
(一)利用歧义来引人深思
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使用具有歧义特点的语言较多,最重要的目的是实现作者对英美文学作家就经常会利用歧义来引发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思考,让读者在思考中获得对作品的认同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因为预设疑问而产生歧义的现象有很多,因为作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不会针对某个词和句子做出明确的解释, 这些词语和句子的歧义也就容易产生,这就需要读者或者研究者发挥想象加以分析和编译。预设歧义是英美作家经常使用的手法,这是由于这样的语言提供出来的语言具有意义不确切特点,在读者的心目中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性的模糊美。环境使然当真会出现如簇不同的英美文学语言的传统歧义。
(二)利用歧义加强文学作品延伸性
进行过相应的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会清晰的懂得歧义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功用,而这个所谓的歧义便是指有辨识度的文字,就是指示语即在时间、地点等层次,这个指示词不是简单的只有指示作用,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这个也有个中明示的词语。但是虚拟世界的指示语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重要的是所指示的含义一般是伴随着具体的时间地点语境等多方面的更换及时的产生一些特殊意义的转变,一般在这种情形下就要让读者自己领悟进行选择性的理解。在英美文学作品中进行写作,需要的是利用歧义来使得文学作品有着自己的延伸性,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具有延伸性才会具有故事性,一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都存在有所指和非所指两个维度,在文学领域,文学家将这两种用法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相互之间是对峙的,与此同时同一个指示语因为在使用过程中会经常出现不一样的用法由此便会存在所谓的有差异的指示意义的反面;最后指示语多重性和引申性利用,这种方法方式也就使得文学作品具有多样的多层的多彩的意义内涵。
(三)利用歧义提高文学作品丰富性
英法文学作品中的大量歧义现象有很多,很多文学作品中作家运用歧义提高文学作品丰富性,所谓的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就是指丰富的情节,多彩的情感,有厚度的经历,乃至精湛的文学性,采用预设疑问的方式设置文学作品的歧义,这些方式的采用更多的体现在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英美文学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往往是在进行一部大巨作的酬酢,而这些酬酢使得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间里常常很难针对某个词语或者句子给出明确的解释,所以在阅读过程中就会使得读者容易产歧义。歧义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词多义,而所谓的一词多义也经常出现在英美文学创作中并且会产生很常有的歧义现象。在英美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许多人充分利用一词多义的优势, 将作品表现的更加具有魅力和特点。 “一词多义”顾名思义是指一个词语同时有几个或乃至是多个含义,这样的词语也可以说跟我们日常见过的同一个词语不仅只有一个意思而且这些词与还会有很多个用处。
二、英美文学作品中歧义现象呈现的原因
(一)英美文学作品的风格所需
英美文学作品的风格所需要的语言歧义是根本的原因,就英美文学来说,大部分的文学巨匠也就是那些本身从事英美文学设计师与创作人员,这些创作一般是由于对原著作者及其作品认真负责的初衷,这种手法不仅能够尽量发挥作者独具一格的风格,而且可以使得作品具有的设计的歧义现象手法可以加深这些文学著作的思考,作者在编辑翻译作品时一般是要尽可能的做到合情合理同时也要做到准确无误以及恰当的融合与作品的现实表述。英文作品中存在的所谓预设歧义一般便是英美文学作家在写作中常常运用的手法,这种不仅是著作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理所应当的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手法在表述上存在的含义具有很大的不_定性,这样的好处就是读者在阅读文章时能够根据文学作品提供的歧义信息进行理解,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读者的天然需要,文学作者才会进行所谓的理解认识的语言特色,这些常常会在读者的理解或者心中发现种种所谓的隐隐约约的或者不确定的模糊魅力。
(二)英美文学作品内容延伸所需
伴随着文化自信成为国家基础性共建的今天,我们国家的文化也越来越多的加大了对外延伸的投入,也就是说很多中外文学在文化交流中慢慢的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很多的文学学者也将越来越多的经历用在了英美文学创作的研究的过程中,同时采用了很多相应的专题研究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歧义现象。那么如何对英美文学中的歧义现象进行高度的而且较为深入的解读,语言的歧义现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使得文作品的内容得到了很大的延伸,读者可以更好地遨游书海,以及欣赏文学作品的精华,感悟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引用文学语言的歧义性可以将英美文学作品的书海世界扩大化。
(三)英美文学作家创作所需
语言歧义可以说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的,英美文学作家的创作需要的是运用歧义的手法是文学作品的。这些是一种可以用来反射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屏障,这种手段不仅可以体现出来创作作者的创作背景也就是当时所处社会的发展情景,而且还可以表达出现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书中社会发展强烈的生活祈求。英美文学中有一些文学作品不仅在作品的叙事手法中运用些许比较容易产生歧义意义的文字,这种叙事手法常常出现在文学大家的著作里。这种手法可以点燃读者在阅读时的热情,将所想之情融于此时彼景当中,而且可以使读者在遨游书海的同时产生共鸣。
结束语:正常情况下读者在遇到种种所谓的歧义性语言的时候要用文学读者理解与著作所提供的框架结构以及情节设定来进行特殊的斟酌以及文学咀嚼,这些都是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所需,一般是需要将作品所营造出来的情感意境不断思考与文学分析,然而仅仅做好这些基础巩固,文学作品的读者方可领悟出来它的核心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胡冬.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歧义现象解读[J]. 语文建设,2013,15: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