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37:4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船政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迅速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人才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专业理论水平，而且也应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然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局面的加剧，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在追求“高就业率”的利益驱使下，挥动教学改革的大旗，在课程开设及学时分配上，往往倾向于重视对学生谋生技能的传授，关注作为工具性人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相关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则被边缘化，甚而流于形式。从高职大学生的入学群体分析，近年来随着高考生源滑坡，高职录取分数线的降低，加上单招学生群体的出现。我们在教学中明显感受到：由于高职录取学生的文化分数差异很大，部分学生综合素质表现令人堪忧：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书面表达、口头表达能力都较差，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当肤浅，而且很多学生的行为习惯自律性较差，公德意识不强，出口成“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团队合作精神缺乏，审美情趣不高，人生理想追求淡化，精神世界相对空虚。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人文精神，仅凭知识和技能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既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难以体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掌握知识与技能，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借助人文教育，尤其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学识、完善人格，这是一个提高、体验和提升生命质量的过程，目的就是让高职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真正有修养、有智慧的人。
二、发掘传统道德文化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一)上层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冲突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上层意识，反映的是这一特权阶级本身的经济利益与稳固政权的需求，并通过多种形式，对其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具备的优势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宣扬。同时，统治阶级以此为基础，来设计其政权组织结构、统治形式以及政治策略手段和政治系统的运转机制等［5］。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其政治影响力最终转换为社会公众内心的政治权威和价值标尺，与政治强制手段一起共同维护其统治地位。十分显见的是，这种上层意识将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了时展的最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种上层意识都最终遭到了社会的遗弃。在当今社会，上层意识已经难以发挥其传统的社会功用，并与民主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尤其是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让公众再一次认识到了追求民主、体现民主对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二)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虽然在我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平均”思想一直被推崇，在特殊的年代，还产生了难以预料的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或者并未伸展到社会发展的根部。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等级身份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的社会利益是极为不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固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量”也就直接决定了他能够得到的权利与社会地位［6］。但是，可以断定的是，这种在传统行政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等级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的平等观念明显相悖。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注重的是按照个人能力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高低确定其价值以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这表明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三)人治与法治的冲突
在我国以往的社会中，行政管理的实施主要依赖于“人治”，即通过树立统治者的权威，通过强制式甚至是教化式的方法将统治者的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权威崇拜”或则“屈身权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百姓在统治者树立的权威系统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以其他时代的眼光对此进行测度，“人治”下的行政管理和因此而形成的行政文化是有其致命的缺陷的，从行政效率低下、效果不突出到贻误国家大事的事实比比皆是。可是在当今时代，这种曾经广受推崇未受任何质疑的行政管理方式却与时代的要求相冲突，在人的充分发展得到越来越广泛认可的大时代背景下，需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取代人治。法治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相对于人治而言，法律的公正属性更加明显，作为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法治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认同和施行。
(四)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儒家、墨家和法家都讲功利，但从本质上讲，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行政文化还是有意无意在淡化着功利色彩，伦理至上的成分更多，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我们能够看到太多的“重义轻利”的案例，甚至会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视作非君子之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在我国，历经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释放，作为对传统行政文化中“伦理至上”思想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和兴起。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必须对物质利益予以重点关注，否则，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其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窃取。所以，功利主义成为当今社会的常态已经变得无可厚非。而这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可以得到调和的迹象。
二、传统行政文化视角下当代行政管理的发展与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管理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完成的，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传承一直都没有间断。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行政管理要想获得长久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在传统文化视角下，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庞大树荫下，回归到“人”的和“文化”的本性中去。
(一)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
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直接和深远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要想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就需要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这是因为，如果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较为松散，社会活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制度结构和日常生活就会变得混乱。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平等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通过当代行政管理搭建一个间接的平台，以此协调各种文化，使不同文化思想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共融，真正发挥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合理挖掘传统行政文化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其中的行政文化也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行政文化中，有些思想和方法在兴盛多年之后已经逐渐趋于腐朽，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讲，为了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和发展，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外，更需要的是对其及其所属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只有在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辩证的挖掘和使用，才能赋予其时代的生机，才能在传统行政文化和当代行政管理之间找到契合点，实现社会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三)加强行政管理的道德建设
“正大光明谓之政，国泰民安谓之治”。政是治的条件，治是政的结果，一个国家、社会的行政人员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要从己做起，以德服人。从行政学的角度讲，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完善，执政绩效是否明显，是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今社会，统治阶级执政理念的实践效果，除了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加以实现外，在客观上还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成效直接相关。单就这一点而言，当代行政管理就应该向传统行政文化获取道德建设的精要。“政者正其身”，“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员只有做到了品行端正、执法守法，社会公众才能上行下效，执政主体的施政主张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三、结语
虽然解释各有不同，但都有其相通之处。首先，都与文化有关，其次，都是因文化而引起的现象、活动，包括教化人、尊重人等，都是以人为核心而展开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故笔者认为“人文”可以理解为“人道”，是与“天道”、“自然”相对，以人为核心，重视与尊重人。我们应将“人文”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教化天下”使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情怀”是一种心境，对某一内容含有某种情感。“人文情怀”就可以理解为文化中怀有的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既可以理解为一种追求，即人类对“人文”的追求，在文化中寻求一种人文关怀，又可理解为一种思考，一种对人类存在于社会中的价值、意义的思考。人文情怀的根本点是唤起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格上的独立精神的追求。这也是后文将要提及并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怎样的人文情怀，二是在现代思政教育中为何需要人文情怀。
二、人文情怀源于传统文化
人文情怀集中体现为对一切真善美的赞赏与推崇，而真善美的本真面目便是“和”，包括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而不同的包容态度、和合致远的美好愿望与文化使命感等，实际上是一种伦理道德情感的外显。“真”是保持人与事物本真的面目，追求真理；“善”是人文情怀的至高追求，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标准与参考；而“美”是对完美生活的憧憬。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情怀源于古代传统文化。儒家先哲们以人的本真为基点，提出仁者爱人的观点，寄托出对人性的期盼，认为人应该追求人的本真面目，以内修外，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此即古代士人人文情怀的最早体现。与此同时，墨家以兼爱为中心，对人类生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博爱是人文情怀的基本精神。墨家思想塑造了人文情怀的传统生长点和极富原创性的阐释原点。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和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具体表现为国家主义、皇权主义、家族主义，而集体主义的内核是“和”，和合才能致远。中国古代各文化流派对和合有不同的看法，儒家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从社会等级中求得和合；道家提倡无为而治，主张天人合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求和合；法家提倡依法治国，依据制度求得和合；阴阳学则从对立中求得和合。中国人文情怀的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心中有爱，并能正确对待自己、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感怀国家、民族、自身的命运与前途，向内，求得内心平衡，对外，求得自身与自然的平衡，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永存。
（二）对美的追求
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还包括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追求美。美的形态各式各样，包括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生活美等。古代文人饱受诗书的熏陶，他们对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赞赏在其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他们对美的向往无不洋溢在他们或绮丽或朴实的文字里。而这些文字又与其生活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种意境美，犹如人身临其境。如《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将纯情少年在热恋中的那种对羞涩与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表现了君子对窈窕淑女的喜爱之情。且古典诗词非常善于将自然与人文融合在一起，俨然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人的情感的融入则更是给诗词注入了生命力，从而使人产生共鸣。生活的本质便是内在美，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无不在追寻诗词本身的内在美。
（三）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抱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中的这一辞将强调了刚毅自强与持之以恒的品格。曾子曾说：“士不可无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他看来，有志之士应有仁义道德，并且以仁为己任，有担当精神。古代仁人志士以社会责任、家国责任为己任，抱负远大，立志深远。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追求真理将百折不挠；又如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老挡不住曹操的豪迈气概。
（四）对仁义礼孝等传统美德的追寻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志士有很浓的追求仁义礼孝等传统美德的人文情怀。我们通常会发现古代文人是瞧不起商人的，他们认为商人大多世俗、阴险，为赚钱可以不讲道义，他们用“铜臭熏天”、“待价而沽”、“尔虞我诈”等次来形容商人。他们追求诚信为本，孟子认为“诚，乃立于天人合一与性善论之上，无道乃诚也。”他们讲求以礼待人，如“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他们讲孝道，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三、现代思政教育需要人文情怀
（一）现代思政教育及其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法纪方面的内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更强调以人为中心，应体现“一切为了受教育者，为了一切受教育者，为了受教育者的一切”，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保证进行以上五方面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还应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生命教育，以人的生命关怀为中心，尊重个体的生命、生理和心理健康，引导生命追求生活的意义，并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而不应只关注生命的生存。其次，应重视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摒弃那些形而上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树立着眼于实际的可以为人们所感知的道德价值标准，并以此为人生坐标。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传统美德为其基本信仰和追求，以人类的基本生产和发展为价值诉求，从人类共同的生活要素、情感要素中去追寻核心的价值观。最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交往与幸福教育，树立青少年正确的交往观与幸福观。交往能力应涉及观念、交往方式以及交往能力三方面，旨在树立其重感情、守信用、讲真诚的现代交往观念，并提高其交往能力。而正确的幸福观旨在培养追求美的态度，并获得追寻幸福的能力。
（二）人文情怀对现代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21世纪网络社会的到来，东西方交融的文化无形之中影响着当代的青少年，且西方很多电影、杂志中过分强调追求个性与自我的内容以及各种同性恋、暴力、性、自杀等信息的描述，都使青少年无法从物欲、个人主义中逃离，甚至使他们丧失了自我意识，怀疑与否定本土文化。他们的知识量越来越大，但是思想却越来越禁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少，而青少年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因此，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对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人文情怀可以作为法律教育的补充。最近一段时间，网络炫富女郭美美因聚众赌博而被抓，几年前的“红会事件”以及“干爹”事件又一次在网络上被炒得火热，新一轮申讨郭美美的热潮由此展开。笔者认为这只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缺失以及当下价值观扭曲的一个案例而已。孟子言仁义礼智根于心，如果我们能在现代思政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孝等传统美德，让其树立礼义廉耻等价值观，也许类似闹剧或悲剧会减少很多。其次，人文情怀为现代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飞墓前铸秦桧跪地塑像，表达了诗人对爱国英雄的景仰之情。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对人的深远影响；亡羊补牢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及时纠正，也许还能补救；揠苗助长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遵循食物发展的规律；井底之蛙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增长见识，不能一叶障目。在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文章具有净化人心灵和熏陶人思想情感的人文情怀，这些都可以成为现代思政教育的素材。当然，人文情怀只是现代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思政教育的全部内容。思政教育能否发挥真正的作用，教育者、教育内容、受教育者、教育媒介都至关重要。受教育者的行为与思维方式通常是通过受教而形成的，教育者的态度、知识构成、授课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影响都非常大，这就要求教师应具备师德，而师德之魂则是爱与责任，这也是人文情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四、结语
在现代教育教学中，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代代中国人用心血甚至生命累积起来的，它对于思想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经调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物欲横流、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并对此有很严格的行为标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了通过不断的努力，持之以恒的奋斗，以获取成功，而不是沉迷于充满诱惑的社会之中。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树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发展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可以使大学生树立崇高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也可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并最大程度程度的将其爱国精神转化为实际理性的行动，为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努力。从古至今，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以生命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他们的行为深深的触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因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有极大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中，很多大学生都染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惯。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则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先做好自身素质的培养，才能有一番作为。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伟人往往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道德修养，并且这些素质会在往后的生活中对他们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种现象也是对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鞭策，使得大学生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最高追求，也是我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则非常有效的体现了这一点，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统一。无论是儒家的礼仪，还是墨家的兼爱，都明显的表现了和谐这一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典型的例子，都为我们诠释了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将会更容易使得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总结
理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伦理道德因素，比如，《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修身是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首要条件，也是造就最完美人格的基本途径。《礼记•中庸》中，“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被奉为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之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就把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成分上升到国家层面，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价值的有力体现。这也正是当前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育人价值。《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指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礼记•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私财。”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自身，责任无处不在，承担责任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蕴涵远大的理想、无私的情操与仁善的心灵，人的价值也因为承担责任才有了分量和精彩。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德育价值。“爱岗、敬业、诚信、友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的要求和规范，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大学生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当表现的德行。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现状
社会认知程度不高。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当代大学生在享受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他们的观念中退化，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是片面的、笼统的。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当今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良莠不齐、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90后大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整体协作观念差，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学校、家庭对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的重视不足，使学生的主体性被压抑，缺乏责任感。从当代大学生身上深刻反映出一种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变迁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导致的价值观选择性的迷茫。心理素质趋向弱化。当前，部分大学生无法实现从依赖型向独立型的过度；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老师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缺乏应对压力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择业心理压力加大，甚至对生活缺乏信心，造成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及高校稳定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途径
入高中政治课程的心理学依据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着“人化”，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列宁语）。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促进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第一，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全盘肯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以历史的视角理解，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论文摘要:本文指出网络文化的传播影响着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品德，高校应使网络文化传播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协调。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
一、网络文化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系统。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依赖于家庭、学校周围社会环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学校、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而在当代，人们除去被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包围外，网络文化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网络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们不仅借助于网络文化的传播进行感知和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吸收思想政治素养。可以说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与网络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他们在网络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认知的重要来源。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建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非群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认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识。到了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跨越了社会群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不仅是从某一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而常常是许多社会群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知识和价值信息。因此，现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群体的;二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具有开放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在的群体相对封闭，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观念变化较小，往往会长时间保持着同样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到了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一切封闭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变得近在咫尺。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内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及群体内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文化传播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这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经济知识等等内容。可以说现在人们通过网络所接受的信息内容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一个现代青少年所了解的东西比过去一个老人还多。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意识的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结构层次更加复杂、更加丰富，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变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网络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传播对养成青少年进取、开放、参与、自强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网络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识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看，都是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从量上看，网络传播将逐渐超过由学校所提供的信息源;从质上看，学校以外的信息，由于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新颖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产生较好的效果。从这一点看，网络文化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常常容易青少年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开放体系，是无数群体、个体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媒介发生着交互作用，无数群体、个体凭借不同的自身素养，不断交互感知各种价值信息。传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经验、见解、知识等等相关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有时这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有时那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种各样夸大、扩张信息的存在，又会使得整个网络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例如网络聊天中频频有人上当受骗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不仅容易使青少年丧失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状态。某些不正规的网站，为了以“新”和“奇”吸引浏览者，经常会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和花边消息。其规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机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时也减弱了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当信息量对青少年来说成为超负荷传播时，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兴趣。尽管网络文化传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会，而真正能内化为青少年品德的却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态却膺臀懂懂。这样，网络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建构思想政治意识的意义，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产生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的状态。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易使青少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从传播的内容来看，现今的网络文化传播是无视青少年作为主体存在的，忽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断地在网上传播。这些信息究竟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大积极的帮助，网络文化传播者很少给予考虑。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文化传播倾向，它忽视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动机，因而常常破坏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学校获得的道德规范与网络文化传播中获得的信息相冲突。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越来越使青少年无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也越来越使其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样，因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而使青少年陷人无所适从的困境。网络文化传播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会使青少年理性思维衰退，从而使其逐渐丧失正确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确立开放、多元的社会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既是对网络文化传播这一挑战的应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自身要求
首先，网络时代的大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开放的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的体系。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国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全球信息化的再现，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化，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置身于这种文化文明之外，而必须适应这种历史潮流，这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也必将冲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而演化出新的思想政治观念，所有这些都是与网络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国经济、政治改革越是深人、彻底，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越容易被打破，越具有开放性。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4-0069-02
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各民族间一直保持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互相之间进行着学习、借鉴和融合。同时，少数民族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质，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文化体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主要通过习惯法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是国家法之外的客观存在，是国家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千叶正士所言：“不认真对待法律的社会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成功地实现法律的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研究和探索，是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部分。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进行论证和总结。
一、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习惯法为核心内容
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的规范，它一般靠盟约等方式来调整个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达到维护本地区社会秩序的目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社会的基本行为范式，特别是在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等领域具有主导性、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制定法不是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包的，而仅仅为治理的手段之一，甚至处于次要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立足于社会和谐并强调人的习惯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民风有序” “路不拾遗” “憎恨偷窃” 的法律文化观念。首先，习惯法的形成是由习惯演变升华而来。瑶族的民谣有：“石牌（习惯法）大过天。”彝族民谣说：“山林有清泉，彝家有尔比（习惯法）。说话一条线，尔比是银针。”其次，习惯法与当地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同样的道理，居住在林区的群众，有保护利用树林确定林权的习惯法。缺水地区，特别注重用水灌溉的习惯法。习惯法有的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有的公众认可，视为神圣。这种传统的力量和意志，个人的权威是很难使它改变的。
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禁忌、习俗为具体体现
民俗、禁忌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内化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聚居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日常生活禁忌，这些禁忌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生活在云南的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等，他们都有相关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他们一般忌春天狩猎，忌捕猎怀崽、产崽和哺乳期的动物；藏族和蒙古族实行的轮牧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过度放牧的出现，藏族还禁止打死猴、鱼、蛇、青蛙等；纳西族通过村民大会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老民会”，制定全村的村规民约，他们指定专人组成管山员或看苗员，对有乱砍滥伐、破坏庄稼等行为的人，由“老民会”依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还禁止在水源旁大小便，禁止在河里洗尿布，禁止向河里扔垃圾废物，禁止堵塞水源，夏季他们会进行封山，禁止毁林开荒等。
第二，少数民族习俗、禁忌调整人们之间的交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在人们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宗教活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农耕习俗到饮食习惯等，都有各类礼俗活动。例如内容丰富的饮食禁忌：藏族忌食乌鸦、秃鹰等动物，认为它们吃动物和人的尸体，具有神性；另外，藏族还忌食鸟、骡、马、驴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的生理机能与人相近，食用了这些动物的肉会影响人的特性；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忌食大肉；苗族忌吃狗肉等。总体上，饮食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存防范意识和行为准则，破坏食物禁忌就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禁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少数民族还有风格各异的丧葬习俗。例如藏族的天葬、火葬、水葬、树葬和土葬等，这些丧葬习俗反映了藏传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回族则禁止火葬，采用土葬，回族的土葬不用棺椁，不起坟头等。这些禁忌、习俗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社会、家庭、宗族关系为主的强有力的多维度调整少数民族交往的法律文化传统。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极强的乡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习惯法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于乡土的熟人社会，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少数民族习惯法围绕少数民族乡土社会中的婚丧嫁娶、生产生活等日常事务，以符合当地传统的简便而又易于操作的行为模式和规范方式，引导人们行使自己的行为，由此来维护本地区或本民族社会关系的稳定，确保人们生命、财产和家庭的稳定，同时保护当地环境和公共财产不受外界侵犯。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来，为少数民族民众反复使用后所逐渐选择、认同和积累的，其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同时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心理发展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受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在处理问题是会选择他们本民族的习惯法进行解决，离开少数民族，习惯法就不具有存在的土壤和使用的前提。
四、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厚重的宗教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尽管各民族信仰的教别和教派不同，是少数民族行使自己行为的主导和核心，任何民族成员都不得对其侵犯和亵渎。而且，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宗教教义在世俗社会的体现，甚至习惯法仅仅是为了强调和明确宗教教义而存在。例如，藏族习惯法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占绝大多数，而且习惯法不得与藏传佛教进行相悖；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民族，他们的习惯法内容更是严格遵照《古兰经》的规定，甚至是《古兰经》的重复和照搬。这种以宗教为主导的习惯法文化的特殊作用在于，引导民族成员尊崇宗教的神圣与权威，通过宗教来治理社会，试图建立“无诉”和“息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文化下，法律似乎有些多余，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因而形成了薄法厚教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特质。
五、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国家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合理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和国家法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要正_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基本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避免“一刀切”，让少数民族按自己的“民情土俗”进行管理和自治，基本形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并举分治的基本原则，并且形成了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相互转化的良性互动。
当前，在法学界还有一股质疑法律多元的声音，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是落后的，不利于我国的法制统一，应当在民族地区强行推行国家法律，甚至有学者站在国家法律统一的立场上，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是对国家法制统一的破坏。实际上，这种否定论并不了解法律多元理论的背景和发展趋势，仅仅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批评而已。苏力教授认为，法律多元现象不但存在于古代、近代，而且还存在于现代。在当代，既然法律多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人为消除它，要让习惯法与国家法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法治社会。国家法应当给习惯法留下一定的空间来调整社会关系，习惯法也应当表现出对国家法应有的尊重，不能太偏离国家法的原则和精神，否则会被国家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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