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37:1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思想研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春秋时，周室式微，五霸出现，以致讲求急功近利和富国强兵的霸道精神，推行霸道的方法与言论，就形成了法家。所以，管仲亦就成为法家的先驱。战国时代法家更斐然有成，商鞅农战政策的成功，是把法家带到新的里程。
法家萌芽于春秋，兴盛于战国。战国的法家代表人物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支派，即秦晋法家和齐法家，也可称之为西方法家和东方法家。商鞅是秦晋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虽是春秋中叶的人，但战国时代齐国的法家学派是在“管子之学”的特殊形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自然就成了战国时期东方法家的旗帜。
一、战国时期法家的两大支派及其代表人物
在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学派中，法家是最受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重视的学派。战国的法家代表人物虽多，基本上却可分为两大支派，即秦晋法家和齐法家。商鞅、李斯的事业完全在秦，所以对他们可以统称为秦晋法家或西方法家。
在秦晋法家之外，战国法家还有一个重要支派，即齐法家或东方法家。东方法家同秦晋法家在基本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例如都重视富国强兵等。但是从经济思想方面看，东方法家比秦晋法家更丰富，在许多方面还更深刻。在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崭露头角以前，秦晋法家的旗帜是商鞅，而东方法家的旗帜则是管子。正如韩非所说：当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在战国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商鞅所制订的法家政策最完整，最典型，他所实行的改革收效最明显，他成为秦晋法家的旗帜是很自然的。和秦晋法家的这种情况相比，东方法家却几乎没有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但是，在春秋时期，齐国却曾出过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战国时期的齐国，也利用了管仲治齐所奠定的基础。因此，他自然就成了战国时期东方法家的旗帜。
二、商鞅的经济思想
秦晋法家尤其是秦国的法家以商鞅为旗帜，于是，秦国法家的著作后来就被汇编为《商君书》。商鞅以及商鞅学派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此书中。
商鞅的经济思想的核心和最有特征性的内容是他的农战论。“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商鞅主张以农战政策为基本国策，动员国家的力量进行农战，并对这种政策作了多方面的说明和论证，这些主张、说明和论证就构成了他的农战论。
商鞅重农并不专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农业的发展，以加强他所追求的新兴封建国家的军事实力。然后以此力量为基础，以扫除实现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的一切障碍。
现在将这些措施分为政治的和经济的两大类加以分析：
第一，鼓励农业的政治措施。
首先，直接以政治手段积极予以鼓励。一方面是以官爵劝农战，即“从壹孔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是以政治荣誉诱致人民从事农业。另一方面是以免除劳役方式奖劝耕织，即人“大小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劳役是古代人民的沉重负担，免除劳役的措施对人们的诱惑力比政治荣誉还要大。
其次，直接以政治手段限制非农业活动。这分两个方面：一是“事末利（工商业）及怠（于农业）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从事工商业不仅不能免除劳役，还有沦为奴隶的危险。一是不能从博闻辩慧而取得官爵，以免人们贵学问而轻贱农业。
最后，减少行政官吏的侵扰，使农民能专心生产。这有三种办法：一是提高行政效率，当日的公事须当日办竣不得拖延，即所谓“无宿治”。二是统一各县行政管理方式，使奸官污吏不能任意变更法制，危害农业。三是规定运送公粮的一定办法，使官吏不能从中舞弊，荒废农事。
第二，奖励农业的经济措施。奖励农业的经济措施更是多种多样。主要分四个方面：增加农业人口；提高农产品价格；管制粮食贸易；实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政策。
首先，增加农业人口。其一是招徕国外农民到秦国从事耕种。其二是限制甚至干涉非农业人口的活动，其目的是使他们转业为农。另外，奖励农业的政治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增加农业人口的比重为目的的。
其次，提高粟价。关于这一措施，他告诉我们说：“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对高价具有能刺激生产和限制消费的作用，特别是租税在财政再分配中的作用，他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再次，管制粮食贸易。商鞅管制粮食贸易的办法也是很奇特的。禁止私商从事粮食买卖。同时，他也禁止农民间的粮食买卖，其目的是要使生产技术差和不勤勉的农民不依赖自己努力的耕作即不能得到食粮。如努力耕作则在自给外，其余粮还可以高价售给政府。故商鞅管制粮食贸易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
三、管子的经济思想
管子是东方法家的旗帜，因而东方法家的著作也被汇集在《管子》一书中。由于现存的《管子》一书是在西汉末年由刘向编定的，而且管仲本人并不是法家，战国时代的法家人物要利用他的材料阐明法家的主张，很多地方就免不了附益、附会甚至纯然出以假托。因此，《管子》一书就具有驳杂不纯的特点。下文中，笔者只依据学界公认为战国时代作品同时又是经济思想比较集中的一些篇章如《牧民》、《权修》等，来考察一下战国时代东方法家经济思想的特点。
第一，经济的政治和伦理观。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作者和荀况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管子》一书将唯物观点贯彻到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特别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其政治、伦理观点的基础。在伦理方面，管子认为社会伦理标准是否有实践意义，要看它是否建立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以为断。《管子》书中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必须使人民富足，土地开垦。对于人与地两者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这一点，管子是特别强调的，并在书中始终予以贯彻，直到第八十篇《轻重甲》中又重复了上述观点。在别的篇章中有类似见解者亦不少，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富上而足下， 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坚持“富民”政治，将国家的安危，政治之良窳，均归结到能否充实人民的物质经济生活这一点上。类此文句，在《管子》一 书中随处可见，足见其作者对这一观点的确信。当然在战国时代，所谓“民”，除广大的独立小私有者而外，也包括不少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内，因这个阶级到此时基本上还属于被统治阶层。
第二，自利观点。
在《管子》一书中，“自利”被非常明确地肯定为人类的本性，其存在是客观的。《管子》中曾写到：“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
早期儒家虽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说，墨子也曾以人民的意志来表示“天志”，但他们最多只是说：人民之意愿反映了“天”的意志，因而是不可违抗的。在《管子》中，这个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的。在这里，一个统治者的行为的善恶，是直接通过人民来评价。作者甚至将人民的集体智慧提到所谓“圣人”的智慧水平，认为人民对是非之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人民的考察监督是不可逃避的。基于这种信念，《管子》作者要求将所谓“圣人”之“德”交到群众中去同人民的集体智慧相印证，要求统治者与人民合为一体。自利观念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要求。故除《管子》作者而外，战国后期的法家和儒家也大肆宣扬自利观点。由此可知，它不过是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然而，同样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所以，管子作斯密的描绘，者虽然在自利观念上作出了相似于亚当却未引伸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竞争原则，倒是引伸出了一个适应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的干涉政策。
四、商鞅和管子经济思想的异同
商鞅与管子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二者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齐、秦两国在经济、文化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上都有所不同，秦晋法家与东方法家之间在学说内容、思想渊源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
在重农的同时，商鞅与管子都主张抑末。商鞍宣扬“利出一空”的理论，应用在经济领域，就集中表现为：用重税、重役、严刑以及其他手段禁限，打击工商业、削弱商人的经济力量，迫使人们都“归心于农”。与秦晋法家比起来，管子对工商业的态度是较为积极的，主张封建国家要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对工商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保护和鼓励。他把抑末的矛头指向奢侈品工商业，而不象商鞅那样对工商业充满着敌意。
商鞅与管子都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认为正是这种天性驱使人们从事某种或某些活动以求利。但商鞅认为对这种情况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由国家严加控制，把人们追求名利、追求富贵的要求纳入国家农战政策的轨道，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要求； 管子则认为只有听任、顺应人们的这种要求，才最有利于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韩非子・五蠹》。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3]《商君书・农战》。
[4]《史・商君列传》。
[5]《史记・商君列传》。
[6]《商君书・外内》。
[7]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8]《管子・牧民》。
[9]《管子・小问》。
[10]《管子・五辅》。
关键词：严复；经济思想；自贸区；对外贸易
严复（1854-1921），福建人，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他是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其译著《原富》，即我们通常见到的译本《国富论》，这是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严复深受斯密思想影响，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斯密的理论，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最为肯定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原富》的按语中。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出口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29日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此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逐渐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探索进一步开放的试验田，对“倒逼”国内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严复《原富》按语中的主要经济思想
1.生产自由思想
《原富》按语中到处体现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严复反对中官商垄断，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自由。“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只有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才能发挥其积极性，使他们更多地生产。他主张以一种契约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生产关系，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他主张市场调节机制和自由竞争，听任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并指出正是英国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才会保持了长久发展。对于自由主义之理念，他甚至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当中自由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在《原富》按语中写出：“乐其事，若水之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2.贸易自由思想
在按语中，严复深刻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他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悠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另外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所以不得不出口原料，进口工业品，这样的贸易方式对中国十分不利，因此他主张运用自由的经济思想理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改变不利的贸易地位；而且他还提倡发挥传统产品的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这有这样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成功；他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例如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
3.金融发展思想
严复的金融思想集中体现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他肯定了银行的贷款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方便了人民，有利于生产，但点名了银行贷款的宗旨是借给缺钱的人作为资本，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他反对大规模向国民借债和以款作抵押，认为只有在商业和制造业已发展到高水平时才能这样，否则国家会遭到覆灭的灾难。另外，他反对滥发钱币，指出弊病，提出整顿币制，强调政府应该在稳定币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法制手段建立完善、稳定的币值以结束币值混乱的局面，将经济推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在银行建设领域，他竭力主张商民自办银行，他认为银行兴办可以疏通滞财，鼓励节约，辅民善治，帮助民间投资，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满足消费，因而是求富、务富之道。严复还主张以流通刺激农业生产、举办保险业、统一度量衡。
二、严复经济思想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1.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一百多年前，严复已经提出自由竞争和经济由市场调节，减少垄断和政府干预，这种思想对于自贸试验区改善投资环境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繁杂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干预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不能在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对企业发展的束缚，实现产业更加自由，发展更加便利。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推进事后事中的监管体制，加强司法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设，扩大对外贸易
在按语中，严复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张扩大贸易。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国内产能过剩，产业创新力还远远不够。推动贸易自由化，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对于倒逼改革，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实现自由竞争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应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实行备案制，扩大对外项目，目前我国大部分自贸试验区已经开始着手推进；另一方面我们应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提高海关行政效率，努力实现关检合作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资源共享，为货主节约成本，提高码头场地的使用效率以及创造出中外企业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3.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开放创新
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主张商民自办银行和币值稳定。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我们依然要发挥好银行的作用，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实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的战略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贸易和融资便利化。严复竭力主张的商民自办银行对进一步探索私有制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发展道路，放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使其发挥好的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进程中，一方面我们应逐步尝试加大社会资本准入，另一方应正视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在“一线放开”和金融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审慎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币值稳定。
三、结语
一百多年前，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引进中国，表达了他对国家“求强”“致富”的强烈愿望，其翻译的《原富》及按语中所体现的关于经济、外贸等思想对今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严复的经济思想，深刻挖掘其思想内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叶世昌.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1980（07）.
[2]严复.《原富》按语[C]//王蛑鞅.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86.
[3]张儒威.严复经济思想探析[J].中国城市经济，2012（02）.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宏观治国学/微观治生学/“人和”/市场营销
现代市场营销学有了强烈的“管理导向”，即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研究营销者（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我们把市场营销从微观（企业）、宏观两个方面的管理来研究分析，借用中国传统的市场管理思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两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管理的治国学
（一）“顺道”
宏观管理的治国学，“顺道”一词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这是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须顺应客观规律。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自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国家要宏观调控，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必为谋利。《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辅》），“人以德使”（《管子·枢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国大中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做到“求贤若渴”，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三）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因此，企业的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历来有提倡“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企业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对顾客负责，诚实守信，使“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最终才能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四）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是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马》）。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要制定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1）创新制胜。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2）优质制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上应当优于竞争对手，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3）廉价制胜。企业对于同档次产品应当比竞争对手更便宜。（4）技术制胜。企业应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技术领先，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5）服务制胜。企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谁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赢得顾客。（6）速度制胜。企业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和新的营销战略，抢先占领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能在顾客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传制胜。企业应当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方式大力宣传企业和产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理论，它反映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人群关系参与”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发展市场经济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的政策，允许企业大胆想大胆干大胆地创新；地利讲的是环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环境的发展；人和讲的是公共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企业与政府、社区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关系。企业具备以上因素是成功的关键。
从微观环境来讲，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具体讲，企业法人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法法》）。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残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都注重人和的原则，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人和的思想应用到西方市场经济的管理中，认为企业的职工是“社会人”，他们不单独的追求金钱的收入，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社会心理的欲望满足。西方国家具有代表的人物梅奥认为，“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之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因此，企业只有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所谓士气，就是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结合成一体的精神状态），才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问题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如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经营的绩效，才是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封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关键。陈亮从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现实出发，着眼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看待农业发展问题，有区别地看待和妥善处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方面，倡导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封建国家维护统治的根本。陈亮生活的乾、淳时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占据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绳联，弥望千里”，相反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沦落为佃农，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真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广大农民仍然难免破产流亡，成为流民。这不仅对封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因此，除积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应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土地侵占。同时，作为事功学派代表的陈亮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官僚地主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还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经营，其结果都将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陈亮立足现实，为稳定农民生活设计方案。他认为，导致农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剥削的沉重和农民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反对笼统的、不分具体情况的“抑制兼并”和“打击豪强”，主张要区别看待和妥善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认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土地、诚实经营的地主土地，应给予保护和支持。他倡导保护富民，反对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为，反对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强增加赋税的做法，“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指章服）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在他看来，因经营有方而致田产巨大的豪强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引导人们走向富裕的榜样，起着榜样示范作用。
发展农业，要重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陈亮认为，发展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关键。陈亮指出，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经常导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发挥出预期效果，有些农田水利建设甚至于既劳民伤财，也无避免灾害之利，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他指出要科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为此，他希望年轻人去从事农业，潜心农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发展农业，就要重视发展商业，强调“农商一事”，“农商相籍”，这是是陈亮农业思想最为突出和最闪光的地方。历代众多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实现“利出一孔”，使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推行“驱民归农”措施，传统农本思想将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系统来看待，发展农业和繁荣工商业两者被对立起来，这种农本思想使整个社会经济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宝，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此，作为浙东事功学派核心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人的陈亮，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赖商而行”的新农本思想。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农桑相籍”。国家要以农为本，教化要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发展农业，并不是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他从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朝廷不应守旧，一昧死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而要农商一事，农商互利，以此为目标调整改变政策，使农商相互为用，协调发展，所谓“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农商协调则为两利，相互损害，则为两病，“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则“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他强调：“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农商之间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两者不仅是非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只有协调发展，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繁荣，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它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由于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生产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有无，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陈亮虽然公开批判与否定了千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观念，倡导重视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但并没有走向贱农极端，对于重本思想，不仅没有否定，反而一再给予强调，把重农劝农作为治国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综观陈亮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是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职能。他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学者指出，“只是为了纠正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才较多地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的核心是农。对商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业之所以要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服务农业的功能，能为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实现富民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人阶层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这表明，陈亮在体察社会经济内部结构和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农本思想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本狭隘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农本主义思想，一种开放的农本思想，是传统农本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推动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实为明代思想家公开倡导“农商皆本”思想铺平了思路、开了先河。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亮的见解对后来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农商皆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的经济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并导致封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从本质上讲，农本思想则是重农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形式，重农思想本身不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中，在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各种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今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农业发展可极大地提升农村购买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还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等。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在现实中国，农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强农业，全面振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陈亮丰富的经济思想，蕴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就其农业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的话，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就显露无遗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做好“三农”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实际，放眼世界，认清和研究各种新形势、新实际和新变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要注重挖掘历史，努力从传统农业发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东西，并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二十《汉论•文帝朝》
摘要：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虽然朴素无华但却意义深远，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经济无为主义理念、社会公平理念和为而不争理念，不但有助于解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困惑，更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他山之石。
关键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
伴随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困境”，以及“困境”过后并无多少明显改进的理论“创新”。
一、老子道家学说的经济思想
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人口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大世纪难题。是持续发展还是停滞不前?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竣的挑战。鉴于这种危机感，可持续发展理念随即横空出世。该理念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己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摒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今后选择的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可持续发展理念刚一问世，马上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文明背景国家的普遍认同，并日渐风靡于国际社会。
可持续发展被权威的UNCED(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该理念从理论上阐明了发展经济同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该理念也无可掩饰地反映出以人类为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本位的价值取向。究其实，可持续发展观还是一种不全面的发展观，仍然没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将人类发展再次带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流行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先哲老子“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相比，在思想境界上稍逊一筹。老子认为，大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不停地运动着的，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谓自然是万物之自然，是万物按其本性成就自己的客观规律。在老子的哲学语境里，人和自然是一个既相对独立又和谐统一的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宇宙秩序的奥秘，就在于道不干预万物，万物自然造化而和谐相处。人类只有遵循万物之自然，为无为，事无事，才能无为而治。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奥妙。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无疑是博大精深和独具慧眼的。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改造自然。如果人为的因素超过自然生态所能忍耐的极限，自然规律就必然会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二、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缺陷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困惑根源于它的逻辑路径。西方经济学以“稀缺性”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其次，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名的“经济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则”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两层含义，而“拥有完全信息和具备完全理性”是该项假定的核心。由此，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经济人按照“利已以利他”的原则活动一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应当加紧索取和利用。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今天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同保护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本应平衡和谐的天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显著打破而嬗变为一种天人对抗或人地冲突。而且，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掠夺性的资源大开发所带来的“吃不完”的问题似乎比从前的“吃不饱”更为棘手，这种由“稀缺性”假设出发到“过剩性”矛盾结束的状况同样使众多的学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一个体效用最大化一也越来越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效用”一词被定义为“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内在地包含了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作为测量人们心理满足程度的数量指标，其曝露无疑的“精确化”数理倾向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背离。
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到凯恩斯主张的随机而动的政府干预政策，再到新自由主义者把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背景下各派学说总会轮流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随从，但“现实的市场经济”同“理想的市场经济”之间似乎始终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以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的三大表征。
20世纪70年代末，萨缪尔森就指出“(市场经济)现在反复地闹滞胀病，有利于滞胀中的‘滞’的部分的政策导致‘胀’的部分恶化，而有利于‘胀’的部分的政策导致‘滞’的部分恶化，只是经济始终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市场失灵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与大哲老子对人性贪婪的洞察惊人地吻合。市场经济是非常神奇的，它在短短二百多年内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社会财富的总和。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嗜利的本性，使它在公平领域失去了往日的灵光。市场失灵的表征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
三、结束语：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史来看，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亦可归属不同的层级：自然境界中的经济行为以满足人的温饱为意旨，可名为“短缺经济”；功利境界中的经济行为除了满足衣食之欲以外更追求自我之名与自我之利，所谓“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权衡构成该境界的本征；道德境界中的经济行为虽不拒斥自足自利，但无论“义利之辩”抑或“群己之争”均以前者为百行之先；而进入天地境界之后的经济行为则已实现知天、事人、利群、悦己的相容相合，其达于“天人合一”超然之境的意念是人类可持续永恒发展的最高追求。通过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深入学习和认真反思，尤其是“天人合一”自然哲学思想的重温，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人生天地境界的领悟，更有利于生活在在时代的我们懂得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明白如何在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以及明白如何通过“两手抓”来推动两个文明的协调进步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通过对老子《道德经》的反思，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搞所谓的“全盘西化”既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将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主动从中国古代浩繁广博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精神养料，才能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盛洪．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J]．读书，1994，12：p．109---115．
[2]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p．390．
[4]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7(2)，P．53―66．
在孟子伦理思想中，经济伦理思想是重要内容。“性善论”是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人性预设，孟子视人先天具有的善的本性为调节经济伦理关系的根本基础。保民、养民、教民的王道主张是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以“五伦”“四德”为核心的人伦和谐是孟子和谐经济思想的精致表达。崇尚道义，公私兼顾是孟子义利观的基本内容，肯定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重要意义是孟子义利观的鲜明特征。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创见性、预见性和远见性非常鲜明，体现了深刻的伦理关怀精神，对于我国人民重道义、尚气节、克自我、顾大局的经济德性形成和发展，对于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经济实践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仍足以启迪人的心灵和智慧，值得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孟子；王道；经济伦理
孟子，实名孟轲，字子舆（公元前372―289），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社会极其动荡、斗争极其激烈，人们谋安定幸福、求统一天下的愿望愈益强烈，各家思想粉墨登场，其中，道、墨学说一时成为显学，其影响之大，甚有取代儒家学说之势。值此“危难之秋”，孟子批道、驳墨、继承、光大了儒学，为以孔孟之道而著称的儒学演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治国圣典奠定了理论基石。进入封建社会的中期，盂子思想为封建统治者及多数知识分子尊崇，此为根本原因，朱熹便称，“自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朱子语类》卷93）经济伦理思想是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丰富而深刻，但古往今来，文献卷帙浩繁，蔚为大观的孟子思想研究文献中，经济、政治、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的居多，对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却寥若晨星，鉴于此，现代人们更应深入研究之，积极借鉴之，努力扬弃之。
一、以民为本：孟子王道经济思想的根本精神
在我国古代，王道与霸道是两个不同的政治范畴，“王”指统一的君主，“霸”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准君主。但初始二者只是在政治身份和政治功能上有些区别而无政治路线含义。一般认为是孟子最先把“王”与“霸”作为不同政治路线的概念提出来。孟子所谓的霸道是一种以暴力为主导的政治之道，即“以力假仁”，王道则是一种以仁道和德治教化为根本途径的德治之道。在孟子看来，霸道天下者只是一种虚假的王天下，王道天下者才是人们心悦诚服的政道。孟子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王道不仅是孟子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也是孟子经济思想的根本伦理主张，即应以王道的理念指导经济发展。孟子王道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精神是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我国古代民本精神的最早观念形态是“重民”。《尚书・盘庚篇》首先提出“重民”观念，“重我民，无尽杀。”（《尚书・盘庚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春秋谷梁传》中有“民为君之本也”等语。《晏子春秋》多次提到“以民为本”的观念。春秋以来，以民为本的提法已比较流行，孔子深化了西周至春秋的民本思想，孟子站在新兴主阶级的立场上，进一步阐发了民本精神，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主张，意指在人民、国家、国君三者中，人民是最主要的，是国家的基础，统治者只有珍视人民才能保全国家。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榍帷J枪实煤跚鹈穸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践行民本观，关键是要得民心。如何得民心呢？孟子提出了三大方面的要求。
一是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孟子认为“制民恒产”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关键所在。《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土地被孟子理解为恒产，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是农民赖以长期维持安定生活的根本基础，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持人们善良之心的必要条件，“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中，即使给人民以土地，土地仍可兼并，这样一来贫富分化便可能产生，所以应把土地政策法定化。这就是孟子极力主张恢复井田制的根本原因。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只要准确地划好井田的经界，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相反，经界不正，暴君污吏胡作非为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必定会滋生，整个社会是非曲直价值标准也会因此而洧乱。对于井田的具体方案，孟子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孟子・滕文公上》）
从现代经济的角度，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将庶民百姓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实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的目的。由此看来“孟子所要求恢复的井田制，绝非古井田制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新的内容的新井田制。”①孟子认为政府行薄税之策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另一重要方式。为了使统治者做到这一点，孟子以利诱之：薄税，对内可使百姓富、国家足，对外可实现霸业。孟子曰：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
为此，孟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主要包括：在税种的设置方面，主张农业单一税制，“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上》）在赋税的征收标准方面，孟子主张征收十分之一的轻税。《滕文公上》篇记载了孟子在论述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征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分之一的税率是理想的赋税征收标准，“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儿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在赋税征收方式上，“贡”这种赋税征收方式得到了孟子的赞同，“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所谓的“贡”主要是按数年的收成维持的平均数作为一个常数，此常数便成为以后每年交的参照标准。
二是要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与孟子谈人生之乐时提出统治者应与民同乐。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通过对比说明来教育梁惠王：周文王之囿方圆七十里， 老百姓嫌它小；齐宣王之囿方圆四十里， 老百姓却嫌它大，那是因为周文王之囿老百姓可以共享，R宣王之囿却禁止老百姓享用它，这充分说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如此，当齐宣王说他既“好货”、又“好色”，孟子并没有批评他，而只是要求他能与老百姓利害相连、忧乐相通，将这些“不良”爱好与老百姓共同分享，这样，“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
三是真正体察民意。孟子引用《太誓》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太誓》）意思是说，百姓所见所闻就是上天的所见所闻。孟子此言实际是提醒君主要注重民意，听取百姓心声。孟子曰：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孟子・梁惠王下》）
需要说明的是，血缘宗法的伦理原则是贯穿孟子王道经济思想的根本法则。基本内容是：其一，不忍之心是起点。孟子认为有不忍之心的君主才会行不忍人之政，行不忍人之政者才能顺利达到统治的目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其二，以德治人是根本途径。孟子强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其三，“正君心”是关键。孟子提出通过革除“君心之非”达到“一正君而国定矣”的目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说文》）
孟子王道思想惯通于经济领域就是主张用宗法血缘的伦理法则进行经济治理，以德化民，同时又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寻找经济的伦理原理。孟子这种把经济奠定于以血缘、宗法为基本内容的伦理之上的经济治理思想既具有浓烈的人情味，又具有很强的“人治”特点，同时也具有空想性和欺骗性。②更重要的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只是出于封建统治者“保社稷”，“王天下”的根本目的提出王道经济主张的，且局限于道德认识和范围，幻想通过个别君主的不忍之心来行不忍之政，这在理论上当然是片面的。至于孟子王道经济思想的一些具体主张大多难为当时的统治者接受，更不用说真正地实践，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在战乱不断，多方博弈的时代，在短时期内能够富国强兵才是君主们最关心的事情，薄赋敛轻徭役的政策实施的后果却往往会使一国在短期内军事实力下滑，甚至可能导致亡国，不要说成就霸业。其二，孟子力倡德治的同时对于运用暴力手段处理现实社会紧迫问题的关注并不多。在当即时统治者看来，这种理论无疑过于理想化，执行起来更是问题多多。这就不怪乎梁惠王对孟子的苦口婆心“顾左右而言它”了。
二、伦常之道：孟子和谐经济思想的内在准则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伦”即指人与人之间的次序与辈份，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秉承孔子“仁爱”思想的精神，将人伦关系划分五大类，即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五伦，而且规定了人们在五伦关系中各自的不同义务是孟子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孟子曰：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五伦说典型地体现了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同时意味五伦关系之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和谐最可靠的基础。当然这也为个体人性提升提供了一个由个体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大脉络。从中可以读出充足的人性气息与人情特点。在划出传统中国五种基本伦理关系的同时，孟子提出了四种基本基本道德规范，即后世人们常称的“仁”、“义”、“礼”、“智”这“四常”。“四常”从何而来？孟子的基本观点是“仁义礼智根于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体验。孟子曰：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那么，人与人之间在仁、义、礼、智的实际表现为何大有差别呢？孟子提出这是因为不同人“尽其才”的努力不同，有人“尽其才”，有人“不能尽其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四德”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其中情感是本体与主体，恻隐之心是情，作为“义”，“礼”根源的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是情，即便是非之心为基础“智”是理，但也是情理之“理”，而不是西方式的纯粹理性。孟子“四德”说是中国血缘文化及性善的人性认同的产物，这是一种以血缘为原型，以亲亲之爱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体系。②这种血缘关系的结构性内涵决定了“爱人”之情在扩充过程中无法一视同仁，必须按照宗法等级的秩序去爱人，这就需要循“义”而行，即所谓的“居仁由义”。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要按照“仁”、“义”来行动，就必须遵循“礼”，是依“礼”以行“仁”，最终把各种“伦份”的人约束在一个严格而又和谐秩序之中。其前提则是通过“智”形成对“仁”、“义”的认同，构成内心信念，最终使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道德情感转化为日用理性，实现心的和谐，人伦和谐。
人伦和谐当然不等于人际关系和谐，更不等于经济和谐。但是人伦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人类经济活动总是一定关系中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必是形成一定关系的经济活动。所以人伦和谐必定是人际关系和谐，进而是促进经济和谐的重要保障。孟子以“五伦”，“四德”为核心的人伦和谐思想既是我国古代人伦和谐思想的精精致表达，实际上也规定了经济和谐的基本伦理结构。
首先，爱亲是经济和谐起点。孟子“五伦”关系中，家庭伦理关系占了三伦，即父子、夫妻、长幼关系。孟子就是以此提出了一条以家为中心，从小家庭推及整个国家，将个体道德情感密切联系家庭成员间的血缘亲情，进而实现恩泽他人的“爱亲”之途，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之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在这条道路上，经济利益是绕不过去的，孟子对此也没有回避，相反作了一些明确的回答。如孟子提出在“制民之产”的同时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做到“入以事其父母，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这样，就能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孟子在批评“五不孝”时， 其中四不孝指的便是行为。孟子曰：
惰其四肢，不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 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反对这些行为，重要原因是这样的行为违背了家庭伦理，损伤了家庭和谐，进而会破坏社会和谐，甚至会泯灭人的本性。孟子自己对此也是身体力行，孟子父亲去世时孟子的身份是士，孟子便以士之礼（陈列三鼎于大门之右）安葬了其父，孟子母亲去世时孟子已升为大夫，孟子便以大夫之礼（陈列五鼎于大门之右）厚葬其母。孟子的理由便是自己已经“贫富不同也”。
其次，行仁政是经济和谐的关键。孟子不断告诫统治者，利益关系处置不当，特别君民利益处署不当，必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不和谐，“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保障人们行仁义的基本要求就是满足人民合理的物质利益需要，为此一定要制民之恒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对于弱势群体，孟子更是主张应该行仁政，在财富分配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当时的现状却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这让孟子深感失望。
再次，天人和谐是重要方面。孟子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方面。此方面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为孟子倡导人们在生产中应该热爱和尊重大自然。孟子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氵夸池，鱼鳌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鳌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这里所谓的“时”实际上说明了动植物发育成长有一定的规律，人们生产活动应遵循这种规律。孟子将这种“时”与王道相联系，便使得这种经济规律也成为一种对人类生产活动的道德要求。孟子还特别反对“辟草莱、任土地”和“从兽无厌”两种行为，认为它们是仅次于“善战”、“连诸侯”的行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这就使得反对辟草莱、任土地的主张具有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意义。孟子还反对“从兽无厌”主张，即无节制、无满足的田猎行为，甚至提出要“恩及禽兽”，“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恩”本指人际之间，特别是父子之间的道德准则，将它运用到禽兽上来，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生态伦理原则。
最后，心灵和谐是经济和谐的起点。“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人的精神支配下进行的活动”，“不和谐的心灵则是经济不和谐的根本动因，也是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重要原因。”③对此，孟子早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论述。孟子指出人之行为不同于禽兽处在于人是有德性的存的物，“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这一思想落实到人的经济行为就是强调人应有高贵的精神追求，而不能成为纯粹的物质动物。当然，孟子也不否定人的物质追求，只是强调精神生活应高于物质生活，前者是人的“小体”，后者才是人的“大体”。孟子曰：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孟子・告子上》）
孟子所谓的“养小以失大”意指那些过分或单纯追求物质生活消费，不顾道德修养的人是失去人之为人的本性的人。由此可见孟子是以心灵和谐作为经济和谐的起点。至于如何保障心灵和谐，孟子的基本主张是修身为途。孟子提出上天已经赋予人以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即所谓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如果人人都能扩大这种知良能，心灵便可和谐。为此需要加强修养，《孟子・告子上》中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所谓“放心”就是把丢掉的善良本心再重新找回来。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和谐经济思想内涵了浓郁的血缘宗法观念。孟子设想的经济关系主要依靠人与人彼此之间的血缘人伦亲情来维系来把握，依靠族长、家长、父权，夫权等层层权威加以治理。孟子是高度认可这种等级分明的经济关系，如肯定财产分配的等级性。这种由家庭关系向外逐步地扩展的经济关系容易产生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自然，由此形成的和谐经济也只能是一种封建等级制下的和谐经济。《万章下》便记载了孟子详细列举了西周的分配制度，这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孟子的态度，孟子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俸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部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
三、以义制利：孟子经济价值观的根本主张
“利”字在《孟子》一书中出现 38 次，其中有 24次作名词，例如“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孟子・尽心下》，“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等。可见，在孟子思想中，利主要是指利益，而且主要指物质需求，物质欲望。孟子指出人人均有口、耳、目等生理感观欲望，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欲望，这是无可厚非的， 这一点决定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之为人的共性。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 有同美焉。至于心， 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在欲望论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是“驱而之善”，可以“王天下”的根本基础，“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富民”措施，主要有：轻徭薄税、使民以时、反对战争、保护生态等。其中，孟子尤其强调“制民恒产”，因为制恒产是有恒心的物质基础。孟子的恒产论虽然带着维护封建王权统治的先天的缺陷，但在客观上无疑具有保护老百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积极意义。
孟子对“义”非常重视，《孟子》一书中“义”字出现 108 次之多，孟子对义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但孟子并未对“义”下过概念性定义，而只对“义”作过一般性解释。孟子曰：“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哀哉！”（《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义”就如人们走的道路，是由此达彼的最佳途径，“舍其路而弗由”（《孟子・告子上》）孟子从人的生命价值的高度指出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二者不可是兼时，当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的兼，舍生取义着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同时指出“义”是比“利”更高的需求，人们对“利”的追求却离不开“义”的规范，“一箪食，一豆羹，得之t生，弗得则死，F尔而予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予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反对抽象地谈义与利的价值，而是主张在不同的伦理境遇进行具体的比较思考，再根据仁义的根本原则做出道德选择。在孟子看来，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不同，人们背义求利的根本原因是物欲过度，所以做到以义制利，去义怀利的关键是节欲。《孟子・告子下》载孟子曰：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往应之曰：G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G，则不得食，则将G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孟子・告子上》）
孟子生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社会上重利轻义，见利忘义风气极重，统治者如梁惠王等更是一些急于称霸、唯利是图之人，这也是孟子当时极力游说他们的原因。一般百姓，欲望过度主要表现消费方面，所以孟子主张量入为出地进行消费，批判那种超出自身经济情况的虚荣式消费方式。为此，孟子还专门讲了一个齐国人偷吃墓地的供品回家向妻妾炫耀的寓言故事。至于节制之方，孟子给出的基本答案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天下》）可见，孟子将实行以义制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人的德性自律上，主要依靠的是人的道德情操、学识修养和先天的善心。
孟子所谓的“情境伦理”主要表现是为对不同道德主体提出不同的义利要求，特别强调的是要求统治阶级和士人们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升华，淡泊物利享受，“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我得志，弗为也”（《孟子・尽天下》）；在节俭消费方面，君主更应起表率作用，“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离娄上》）孟子还将分工纳入“情境伦理”的思考。孟子指出从经世济民的政治高度尽可能地满足民众的欲望是统治者赢得民众支持的根本前提，因为“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为此，孟子强调社会分工的重要意义，并从道德，即义的高度充分肯定之。
首先，孟子指出人的天赋与能力不同，这是社会分工，社会阶级划分的根本必然性所在。孟子的分工与交换的论述主要在与陈相及彭更的两次辩论中提出的。孟轲指出到了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分工早已使，“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孟子・滕文公上》此种情况下还要求自己独自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岂不是率领天下人疲于奔命，“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孟子・滕文公上》），而且会因为“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孟子・滕文公下》）造成废物堆集的后果。孟子认为世间无万能之人，百工和农夫的分工更是必然的，他们应各司其长。孟子看到，体力劳动者与脑力者也应进行分工，劳心者统治天下，劳力者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下》）。
其次，孟子又从功利 （效果 ）角度论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商业交易方能“以羡 （有余 ）补不足”（《孟子・滕文公下》），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 ，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 、轮 、舆皆得食于子 。”（《孟子・滕文公下》）这些观点无疑非常正确，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从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些职能的人 ，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④
孟子对分工与交换的肯定不只是经济学的分析，而是上升到义的高度。孟子认为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孟子・滕文公上》）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进行交换是应该。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与交换也是合乎道义的要求，这就是他所说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并说这是“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分工不同，获利的方式自然也不应相同，君子为国出仕应该坚守其道，并由此领取属于自己的俸禄，“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至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小人”则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应得的回报，即使是“报关击柝者”也不例外，“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孟子・滕文公上》）
分工是商品交换的根本前提，肯定分工的孟子高度重视商业发展，孟子指出该根据商品本身的质量和品种来规定不同的价格，不同质量的商品应有不同价格，又从天下安定的高度分析指出违反商品价格的合理规定会使天下受到扰乱，致使国家不能治理，同时批判了许行不考虑商品质量进行交换的思想曰：
夫物之不九物之情也，或相倍获，或相什佰，或相千万，于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愿小愿同价，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
提倡社会分工 ，拥护私有制，强调等价交换，从孟子这些思想基本上可以断定孟子是主张商业贸易自由的。事实上，孟子还提出了“关市讥而不征”，即在关口和市场，政府只稽查而不征关税或商业税等促进商业自由发展的措施。在孟子看来征收本不该征收的商业税 （关税 ）和偷盗一样是不义之举。与此同时，孟子特别反对不法商人的市场垄断行为，称这样的商人是“贱丈夫”，“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网市利 。”（《孟子・公孙丑下》）在我国，一般认为是孟子最早提出垄断一词，虽然孟子所谓的垄断不如现代经济学中的垄断概念那样科学，精确，但无疑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意义。孟子这一思想影响深远，传到西方，成为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税收理论的思想渊源。
【 注 释 】
①岑明：《〈孟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报》1987年第6期。
②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关键词: 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
,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关键词：煤炭企业；职工思想状况；研究；对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6-00-01
一、努力查找、积极正视煤炭企业职工存在的思想问题
一是面对严峻经济形势，大部分煤炭企业效益下降，甚至面临亏损，导致干部职工收入减少、待遇降低，矿区民生改善也不如以前多了，一些干部职工心理预期得不到满足，思想更加活跃，可能会出现抱怨多、困惑多、疑虑多的情况。
二是煤炭行业黄金十年使部分干部职工盲目乐观、沾沾自喜，缺乏危机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改革意识，求稳怕乱、安于现状，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够关注，缺乏大局观念。
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人生需求的多元与激荡，利益格局、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等的调整与磨合，部分职工思想和精神状态发生一些变化，经济意识强了，政治意识弱了；守摊意识强了，进取意识弱了；自我意识强了，敬业意识弱了；个人意识强了，责任意识弱了；物质意识强了，道德意识弱了；功利意识强了，奉献意识弱了；求富意识强了，艰苦奋斗意识弱了，缺乏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
四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当前作风建设及严峻经济形势的要求还不适应、不符合。有的理想信念淡薄，道德观念缺失，责任意识不强；有的放弃原则，以小团体利益为重，人情至上；有的不敢管、不愿管、怕得罪人，出了问题推卸责任，工作应付、走样，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有的作风漂浮，工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在工资、收入上弄虚作假，与职工群众争利。
这些情况表明，在经济转型深刻影响、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大环境下，进一步引导干部职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
二、积极宣教、大力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事业大发展必须以思想大解放为前提。为此，必须突破旧有的、不合时宜的思维习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做到“五破除五树立”。
一是破除得过且过、等靠依赖的旧思想，树立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新观念。坚决防止凡事等靠要、行动慢半拍，树立“效率效益至上，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观念，努力解决干部职工进取意识不强，工作不积极、不主动的问题，使碌碌无为的职工受惩罚，混天聊日的思想没市场，在企业进一步形成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
二是破除盲目乐观、自我满足的旧思想，树立居安思危、自我加压的新观念。解放思想首先就要清醒地看到差距、看到危机，看不到差距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机是最大的危机。要坚决防止孤芳自赏、夜郎自大、安于现状，努力解决看不清严峻经济形势、看不清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发展的危机感、紧迫感，在新一轮发展中，自觉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忧患意识，振奋精神，把握机遇。
三是破除消极畏难、怕担责任的旧思想，树立敢闯敢干、恪尽职守的新观念。坚决防止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往上推的畏难情绪，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勇于拼搏的意识。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办事情不可能没有困难，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知难而上，积极探索实现逆势突破的新方法，寻求破解难题的新途径，争取更大作为，谋求更大发展。
四是破除形式主义、坐而论道的旧思想，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新观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坚决防止说一套做一套、只有唱功没有做工，在企业上下树立干事创业的思想，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抨击空谈者，鼓舞实干者，惩治无为者，使干部职工敢于抓问题、善于出实招、勤于抓落实，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五是破除固执己见、关门发展的旧思想，树立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新观念。坚决防止顽固保守、视野狭隘、因循守旧，树立强烈的兼容开放思想，以对标管理为手段，在比较中找差距，在学习中促提高。
三、着手建立、着重强化干部职工思想解放的路径措施
一是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引领思想解放。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企业渡难关，我们怎么办”大讨论活动等形式，积极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大力宣传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及采取的超常举措，及时向干部职工讲透形势、讲明任务，层层传递压力，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危机意识和发展意识，引导干部职工聚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真正把思想和和行动统一到共克时艰、提质增效上来。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