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9 09:41:5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999年末移动通信市场现状
手机普及状况。调查显示，北京市18—50岁的人群中，有略超过半数（52.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可见至1999年底，北京市场手机的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占经济活动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龄消费者手机的拥有率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调查显示，18—29岁，30—39岁，40—49岁手机拥有率分别为43.4％、68.2％和43.2％，假定50—54岁年龄组与40—49岁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龄段人口年龄结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则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区手机普及率约为30％，即每10个人约拥有3部手机。以北京城八区拥有650万人口计，城区手机用户达195万。
消费者特性。就消费者而言，除年龄外，不同性别、学历、职业和以往的人群手机的拥有情况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调查显示，就性别而言，男性拥有率要明显高于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访者拥有手机，女性被访者则为四成强（43.2％）;就年龄而言，30—39岁的中青年消费者拥有率最高，超过2/3，18—29岁，40—49岁组拥有率要低得多;就学历而言，随学历升高，拥有率显著升高，特别是以高中与大专学历为分界点，差异明显，即手机拥有者主要集中在大专以上学历人群，高中以下学历较少;从收入水平看，随收入升高，手机拥有率明显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为分界点，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拥有率高达90％左右，1500元以下者为12—30％，低于平均拥有率，1500—3000元者为65％左右，亦高于平均拥有率。从职业类型看，手机拥有以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最（80％左右），其次是个体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60—70％），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员（50—60％），工人和服务人员拥有率最低，仅为5％左右。可见，手机用户群主要集中于30—39岁，大专以上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费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达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群正日益成为手机大众化趋势的主要目标消费。
对于北京市场的两大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原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二者的消费群体在年龄上存在某种细微差别，比较而言，中国联通更受18—29岁的青年人群的青睐，而中国移动通信更受30岁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群的青睐。
手机品牌。调查显示，1999年底，北京手机市场的品牌分布状况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传统三强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仍然占据市场的领先者地位，三者总和市场占有率超过80％，其它品牌均难以望其项背。其次是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团品牌，市场占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还有松下、阿尔卡特、高通等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均很低。在电信长城CDMA手机中，除摩托罗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99年是众多国产手机厂商发动大规模广告宣传攻势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场现状仍然未能给国产手机留下太多的市场空间，国产手机市场业绩不佳，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技术、宣传和服务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国产手机这篇大文章，在手机市场上分一杯羹，其路还正长。
1999移动通信发展状况
移动通信发展态势。调查显示，所有拥有手机的被访者中34.4％在1998年前购买手机，40.9％在1998年内购买手机，24.7％在1999年内购买。可以看出，近几年中，1998年是手机增长最快的一年，虽然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内北京手机的增长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实上，全国手机用户在1998年内亦从1000万增至2000万。进入1999年，虽然手机市场仍处在高速增长之中，但增长速度已显著放慢，从调查看，1999年北京市场增长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速度均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这样经济较发达的特大城市，手机普及率几近30％，虽然年内手机入网资费持续下调，但其它资费如通话单价和月租费等仍保持不变，手机增长放慢是不难理解的，但以此推论全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则失之偏颇。因此，在北京这样手机普及率较高的大城市，为促进手机的持续发展，进一步降低手机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话单价、裸机价格、入网费和月租费等长期成本，将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手机消费群体特性及其趋势。就1999年购买手机的消费者自身特性而言，从性别看男性仍高于女性，分别占55％和45％左右;从年龄看，以18—29岁和30—39岁的青年人和中青年人为主，分别占43％左右;从学历看，以大专以上学历特别是大学以上学历为主;从收入看，则以月收入1500—3000元者为最多，其次是月收入3000—5000元者和800—1500元者。与1998年购机者相比，1999年购机者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趋势。（1）虽然女性购机者仍处于少数，但女性购机者越来越多，从36.5％增至45.1％。（2）购机者年龄分布趋向于分散，从集中于30—39岁的中青年人群逐步分散至18—29岁青年人和40岁以上的中年人。（3）购机人群继续集中于高学历人群，但趋势已不很明显，这可能与北京消费者普遍具有较高学历有关。（4）由于手机各种价格的持续下调，手机消费日益大众化，使手机能够为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购买，表现为1999年购机者进一步趋向中、低收入者，且分散至各个收入阶层，而高收入者由于普及率高，购机比重反而下降。
消费者运营商及手机品牌选择。调查显示，与1998年相似，1999年购机者的运营商选择基本状况仍是移动通信公司多于中国联通。电信长城CDMA选择比重仍很低，但与1998年相比，1999年消费者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选择略有下降（约2个百分点）。中国联通则略有上升（约3个百分点），电信长城CDMA稳中略降。中国联通的缓慢上升，显露出移动通信市场正缓慢发生着有利于消费者的市场竞争态势。从消费者的手机选择看，除传统三强仍居主导地位，且摩托罗拉有进一步加强之势外，手机选择进一步多元化，处于第二集团的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品牌有所上升，升幅为1—4个百分点不等，而国产品牌则仍是雷声大，雨点小，消费者选择很少。
消费者购买行为。中国移动通信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早期的手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更换手机（保留原号）或者新购手机重新入网，淘汰原有手机。1999年新购手机中，这两种情形比较明显。调查表明，1999年内平均每售出6部手机，就有一部是新购手机入网，淘汰原有手机（包括原号），一部是新购手机，替换原有手机，其余4部是首次购买手机入网。其中，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用户而言，淘汰原有手机而入网和替换手机的比例分别为9.1％和18.2％，首次入网者占72.7％，中国联通用户首次入网占58.8％，淘汰和替换原有手机分别占23.5％和17.7％。均为新入网或淘汰原有手机入网，而无替换手机的情形。
购买价格。调查显示，1999年手机市场裸机价格在进一步下降的同时，价格差别很大，有的高达6000元以上，有的则低至1000元左右，这与手机市场进一步细分化，产品/服务功能逐渐拉开档次密切相关。裸机平均价格则降至2000元左右，这也是手机购买者逐渐向中低收入阶层过滤的主要原因。至于入网费，1999年内两次下调，其中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分别下调至1000元和700元左右，平均为920；中国联通则分别下调至780元和300-500元左右，平均为580元左右。总体而言，调查表明最低为300元（电信长城CDMA手机除外），最高亦不过1250元，平均水平约为780元。
1999移动通信市场主要事件消费者认知
1999年移动通信市场热点不断，内容涉及资费政策、运营商服务、手机终端以及中美WTO电信协议等诸多方面。调查显示，被访者认知最高的事件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83.4%），其次是中美WTO有关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74.2%），再次是双频手机进入市场（64.7%）和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51.9%）。被访者认知较高的还有上网手机（41.7%）和联通手机直拨IP电话（38.3%）。电信长城CDMA手机话费降价一半（34.9%），预付费SIM卡手机的推出（32.2%），网上拍卖手机（31.9%），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26.4%）和联通手机免费邮寄话费清单（26.1%）等认知度都不高，位居最后。纵观以上热点问题，可以看出，被访者认知度最高的是有关移动通信的产业政策问题，特别是资费政策，显示消费者对手机资费政策的关注。电信长城CDMA手机由于用户规模小，其热点政策影响小，故认知度不高。其次是对各类手机产品的关注，特别是去年年初就已成为热点的双频手机的推出，年内大肆广告宣传的国产手机的推出等。对于运营商推出的一些服务项目如预付费SIM卡手机，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及交费服务等认知不是很高，一方面显示消费者对这些问题不是很关注，同时亦显示运营商推出的服务宣传不够或目标受众有限。至于被访者对上述热点事件印象最深的三件事，结果表明，印象最深事件的排序与被访者的认知基本一致，印象度最高的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70.8%）和中美WTO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39.2%），其次是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34.7%），双频手机进入市场（22.3%）和国产手机进入市场（22.0%）等，蓁各项排序基本与认知度排序基本一致。
1999影响手机购买的原因及消费者对市场现状的评价
调查表明，1999年，影响被访者购买手机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双向收费不合理（63.6%），其次是有替代品（54.5%）、本人用不上（39.2%）和通话单价偏高（34.3%）、再次是裸机价格偏高（26.6%）、入网费偏高（15.4%）和月租费偏高，其它原因如服务、话音质量等不是很重要。综合起来看，除去有替代品和本人用不上等无需求原因外，影响潜在消费者购机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价格，特别是通话单价，而双向收费归根结底还是手机的通话单价问题，这已成为购买使用手机的最主要障碍。对于话音质量、运营商服务质量等，由于潜在用户未使用手机，则仅是购买使用手机后才会考虑的问题。
1999年末移动通信市场现状
手机普及状况。调查显示，北京市18—50岁的人群中，有略超过半数（52.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可见至1999年底，北京市场手机的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占经济活动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龄消费者手机的拥有率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调查显示，18—29岁，30—39岁，40—49岁手机拥有率分别为43.4％、68.2％和43.2％，假定50—54岁年龄组与40—49岁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龄段人口年龄结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则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区手机普及率约为30％，即每10个人约拥有3部手机。以北京城八区拥有650万人口计，城区手机用户达195万。
消费者特性。就消费者而言，除年龄外，不同性别、学历、职业和以往的人群手机的拥有情况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调查显示，就性别而言，男性拥有率要明显高于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访者拥有手机，女性被访者则为四成强（43.2％）;就年龄而言，30—39岁的中青年消费者拥有率最高，超过2/3，18—29岁，40—49岁组拥有率要低得多;就学历而言，随学历升高，拥有率显著升高，特别是以高中与大专学历为分界点，差异明显，即手机拥有者主要集中在大专以上学历人群，高中以下学历较少;从收入水平看，随收入升高，手机拥有率明显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为分界点，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拥有率高达90％左右，1500元以下者为12—30％，低于平均拥有率，1500—3000元者为65％左右，亦高于平均拥有率。从职业类型看，手机拥有以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最（80％左右），其次是个体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60—70％），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员（50—60％），工人和服务人员拥有率最低，仅为5％左右。可见，手机用户群主要集中于30—39岁，大专以上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费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达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群正日益成为手机大众化趋势的主要目标消费。
对于北京市场的两大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原中国电信，下同）和中国联通，二者的消费群体在年龄上存在某种细微差别，比较而言，中国联通更受18—29岁的青年人群的青睐，而中国移动通信更受30岁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群的青睐。
手机品牌。调查显示，1999年底，北京手机市场的品牌分布状况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传统三强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仍然占据市场的领先者地位，三者总和市场占有率超过80％，其它品牌均难以望其项背。其次是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团品牌，市场占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还有松下、阿尔卡特、高通等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均很低。在电信长城CDMA手机中，除摩托罗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99年是众多国产手机厂商发动大规模广告宣传攻势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场现状仍然未能给国产手机留下太多的市场空间，国产手机市场业绩不佳，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技术、宣传和服务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国产手机这篇大文章，在手机市场上分一杯羹，其路还正长。
1999移动通信发展状况
移动通信发展态势。调查显示，所有拥有手机的被访者中34.4％在1998年前购买手机，40.9％在1998年内购买手机，24.7％在1999年内购买。可以看出，近几年中，1998年是手机增长最快的一年，虽然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内北京手机的增长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实上，全国手机用户在1998年内亦从1000万增至2000万。进入1999年，虽然手机市场仍处在高速增长之中，但增长速度已显著放慢，从调查看，1999年北京市场增长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速度均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这样经济较发达的特大城市，手机普及率几近30％，虽然年内手机入网资费持续下调，但其它资费如通话单价和月租费等仍保持不变，手机增长放慢是不难理解的，但以此推论全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则失之偏颇。因此，在北京这样手机普及率较高的大城市，为促进手机的持续发展，进一步降低手机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话单价、裸机价格、入网费和月租费等长期成本，将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手机消费群体特性及其趋势。就1999年购买手机的消费者自身特性而言，从性别看男性仍高于女性，分别占55％和45％左右;从年龄看，以18—29岁和30—39岁的青年人和中青年人为主，分别占43％左右;从学历看，以大专以上学历特别是大学以上学历为主;从收入看，则以月收入1500—3000元者为最多，其次是月收入3000—5000元者和800—1500元者。与1998年购机者相比，1999年购机者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趋势。（1）虽然女性购机者仍处于少数，但女性购机者越来越多，从36.5％增至45.1％。（2）购机者年龄分布趋向于分散，从集中于30—39岁的中青年人群逐步分散至18—29岁青年人和40岁以上的中年人。（3）购机人群继续集中于高学历人群，但趋势已不很明显，这可能与北京消费者普遍具有较高学历有关。（4）由于手机各种价格的持续下调，手机消费日益大众化，使手机能够为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购买，表现为1999年购机者进一步趋向中、低收入者，且分散至各个收入阶层，而高收入者由于普及率高，购机比重反而下降。
消费者运营商及手机品牌选择。调查显示，与1998年相似，1999年购机者的运营商选择基本状况仍是移动通信公司多于中国联通。电信长城CDMA选择比重仍很低，但与1998年相比，1999年消费者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选择略有下降（约2个百分点）。中国联通则略有上升（约3个百分点），电信长城CDMA稳中略降。中国联通的缓慢上升，显露出移动通信市场正缓慢发生着有利于消费者的市场竞争态势。从消费者的手机选择看，除传统三强仍居主导地位，且摩托罗拉有进一步加强之势外，手机选择进一步多元化，处于第二集团的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品牌有所上升，升幅为1—4个百分点不等，而国产品牌则仍是雷声大，雨点小，消费者选择很少。
消费者购买行为。中国移动通信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早期的手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更换手机（保留原号）或者新购手机重新入网，淘汰原有手机。1999年新购手机中，这两种情形比较明显。调查表明，1999年内平均每售出6部手机，就有一部是新购手机入网，淘汰原有手机（包括原号），一部是新购手机，替换原有手机，其余4部是首次购买手机入网。其中，对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用户而言，淘汰原有手机而入网和替换手机的比例分别为9.1％和18.2％，首次入网者占72.7％，中国联通用户首次入网占58.8％，淘汰和替换原有手机分别占23.5％和17.7％。均为新入网或淘汰原有手机入网，而无替换手机的情形。
购买价格。调查显示，1999年手机市场裸机价格在进一步下降的同时，价格差别很大，有的高达6000元以上，有的则低至1000元左右，这与手机市场进一步细分化，产品/服务功能逐渐拉开档次密切相关。裸机平均价格则降至2000元左右，这也是手机购买者逐渐向中低收入阶层过滤的主要原因。至于入网费，1999年内两次下调，其中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分别下调至1000元和700元左右，平均为920；中国联通则分别下调至780元和300-500元左右，平均为580元左右。总体而言，调查表明最低为300元（电信长城CDMA手机除外），最高亦不过1250元，平均水平约为780元。
1999移动通信市场主要事件消费者认知
1999年移动通信市场热点不断，内容涉及资费政策、运营商服务、手机终端以及中美WTO电信协议等诸多方面。调查显示，被访者认知最高的事件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83.4%），其次是中美WTO有关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74.2%），再次是双频手机进入市场（64.7%）和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51.9%）。被访者认知较高的还有上网手机（41.7%）和联通手机直拨IP电话（38.3%）。电信长城CDMA手机话费降价一半（34.9%），预付费SIM卡手机的推出（32.2%），网上拍卖手机（31.9%），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26.4%）和联通手机免费邮寄话费清单（26.1%）等认知度都不高，位居最后。纵观以上热点问题，可以看出，被访者认知度最高的是有关移动通信的产业政策问题，特别是资费政策，显示消费者对手机资费政策的关注。电信长城CDMA手机由于用户规模小，其热点政策影响小，故认知度不高。其次是对各类手机产品的关注，特别是去年年初就已成为热点的双频手机的推出，年内大肆广告宣传的国产手机的推出等。对于运营商推出的一些服务项目如预付费SIM卡手机，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及交费服务等认知不是很高，一方面显示消费者对这些问题不是很关注，同时亦显示运营商推出的服务宣传不够或目标受众有限。至于被访者对上述热点事件印象最深的三件事，结果表明，印象最深事件的排序与被访者的认知基本一致，印象度最高的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70.8%）和中美WTO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39.2%），其次是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34.7%），双频手机进入市场（22.3%）和国产手机进入市场（22.0%）等，蓁各项排序基本与认知度排序基本一致。
1999影响手机购买的原因及消费者对市场现状的评价
调查表明，1999年，影响被访者购买手机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双向收费不合理（63.6%），其次是有替代品（54.5%）、本人用不上（39.2%）和通话单价偏高（34.3%）、再次是裸机价格偏高（26.6%）、入网费偏高（15.4%）和月租费偏高，其它原因如服务、话音质量等不是很重要。综合起来看，除去有替代品和本人用不上等无需求原因外，影响潜在消费者购机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价格，特别是通话单价，而双向收费归根结底还是手机的通话单价问题，这已成为购买使用手机的最主要障碍。对于话音质量、运营商服务质量等，由于潜在用户未使用手机，则仅是购买使用手机后才会考虑的问题。
1月10日，Avaya宣布，根据其委托进行的题为《Avaya联络中心消费者指数――中国2007》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者更乐于接受创新的联络中心互动技术。有60%以上的中国消费者调查对象表示，在与企业的联络中心通话时乐于使用视频进行互动。此外，被调查者也更能接受自助服务，以及和位于家中或国外的联络中心客服代表通话。只要能解决问题，中国消费者不介意在同一个电话里和多人交谈。
据了解，此类调查在中国市场上尚属首次，旨在分析消费者与联络中心互动时的偏好。该调查报告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更有效地构建联络中心。调查涉及7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韩国和日本。
与中国消费者相比，只有18%的新加坡消费者和20%的日本消费者喜欢视频服务。在使用按键或语音识别自助服务技术进行基本查询或交易方面，中国也排在首位（89%），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日本（45%）和韩国（35.7%）。另外，就使用自助服务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言，中国消费者也是最多的（70%）。
相对其他国家，中国消费者对企业联络中心的印象最好。56%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喜欢与联络中心互动，认为联络中心使他们的生活更方便，而在澳大利亚持相同看法的人为10.7%，新西兰则为18%。另外，68%的中国消费者不介意公司主动给他们打电话，提供新产品、特卖优惠和促销信息，在这方面中国再次在7个国家中名列首位。在被问及会不会向家人和朋友推荐某个公司，或将来购买产品或服务时将该公司作为首选时，超过60%的中国调查对象表示，如果公司的联络中心给他们带来了良好体验，那么他们一定会考虑这么做。
Avaya公司亚太区战略与统一通信副总裁James Haensly认为，中国消费者在接受创新性联络中心互动方式方面态度最开放，这个信息对中国企业建立迎合客户偏好的联络中心非常有用。采用IP，尤其是SIP技术以后，企业就能以更好的方式建立呼叫中心，并能以多种通信方式提供服务、实现视频自助服务和主动联络，以更加敏捷高效地向客户提供服务，提高企业绩效。（李智鹏）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陈有钢表示：“我们见证了日渐成熟和精明的消费群体的崛起，调查还表明，在华运作的企业应根据消费者的独特偏好，调整其市场营销计划的重要性。”
麦肯锡对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的第三次年度调查显示，四种趋势正在重塑着中国消费市场格局，即消费者行为的地区差异日益重要、富裕的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偏好加强、消费者对品牌忠诚度的下降，以及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的新途径。
地区差异日趋重要
现时，中国许多企业依然按照城市级别来细分客户，他们假设着全国各地富裕的一线城市居民，有相似的消费态度和行为，尽管这一趋势在分析以收入为基础的消费者行为，例如购买高端产品的意愿时依然有效。
但最新调查显示，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地区特点，正变得比城市级别差异重要得多。例如，中国西南地区的消费者在购买某一产品前，对其口碑的依赖度(42%) 要远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37%。而漂亮的外观设计对西南地区的手机用户来说，是他们购买的最重要因素，占被访者的32%，国内平均水平却仅为18%。
过去，企业一直可以按照各城市的相对经济地位来划分市场，即依靠“城市分级”体系。但随着中国财富向各地区的扩散和城市化的持续进展( 到2030 年，中国中心城市的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10 亿人)，在确定最佳市场战略时，地区特点已变得比城市级别差异更为重要。在麦肯锡研究的主要购买因素中，有六项地区差别比城市等级差异显得更为重要，如影响力来源的因素以及有关新产品接受度的因素等。
在考察花钱购买高端品牌意愿等收入驱动因素时，城市等级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企业需要重新考虑战略选择，重新评估地域扩张、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标准，投资开发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新产品，完善营销信息传递方式和优化营销组合。
高收入者对高端产品的偏好加强
随着高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消费者正表现出对高端商品的购买倾向。这些消费者中的15% 表示，他们愿意花高出商品平均价格一倍以上的钱来购买很多产品，包括牙膏、剃须刀等，商品包括手机、电视及电子产品。
在某些极端案例中，高收入个人甚至愿意花平均价格3 倍以上的钱，来购买个人护理产品。这些高端消费者并没有被限制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即使在三线城市，高收入者甚至愿意支付相当于平均价格4.5 倍的价格购买某些个人护理产品。
事实上，当被问及什么促使消费者购买一款新的面霜时，有近2/3 的受访者表示，亲友的推荐起到决定作用，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和英国则仅为38%。相反，英国和美国的消费者会有2/3 被免费发放的试用装所左右，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1/5。
年轻消费者尤其容易受高端商品的吸引，18 ～ 24 岁的年轻人中有1/3 称自己愿意花费相当于月收入1.4 倍的价格购买最新潮的手机。
麦肯锡称，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和选择范围的扩大，高端产品市场得到了发展。如今，消费者中15% 的人愿意为高端电子消费产品支付至少高出60% 的价格，为某些个人护理产品支付高达3 倍以上的价格。
可以看到，年轻消费者更愿购买高端产品。以手机为例，他们愿意付出3 倍于其月收入的价格，购买最新款的手机。这将导致鼓励两类企业的发展，即希望通过进入高端市场提高盈利水平的企业，以及希望向上延伸品牌但不得不迎合大众市场口味的企业。
月收入在5000 元人民币以上的消费者更愿意为顶级产品支付溢价，到2015 年，这类高收入者将占到所有城市消费者的1/3 和消费总金额的一半。
品牌忠诚度下降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品牌的不断涌现，中国消费者购物范围在扩大，而对品牌的忠诚度正在下降。在受访者当中，表示会继续购买目前所购品牌的比例，消费电子类品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食品饮料类则下降了53%，致力培养消费者忠诚度的企业，建议企业应更多地从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功能上下功夫。
与西方消费者相比，中国的消费者在挑选产品时，对产品实用功能方面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感性方面的因素。在此次调查涉及的个人护理、食品饮料和消费电子产品所有14 个产品类别中，消费者列举的前三位购买因素都是从功能方面考虑的，例如“质量好”、“性价比高”等。
几年前，品牌在中国就显得非常重要，相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毫无疑问是更受品牌影响的国度。2/3 的消费者在商店购物时愿意只挑选一种或少量几种提前决定购买的品牌，而英国或日本的消费者中这一比例则不到一半。因此，进入中国消费者考虑的几种有限的品牌名单至关重要。
中国消费者根据产品性价比、而非品牌的购物倾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受促销影响”类型的消费者人数提高了37%，而看重促销远胜于品牌的倾向，在低收入消费群体中更为明显。随着可供选择的品牌数量的增大，消费者在考虑各种产品类别时，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考虑更多品牌。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忠诚度正在减弱，食品饮料企业首当其冲，只有不足1/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继续购买原来的品牌―这一数字是2007 年统计数字的一半。
对外国企业有利的因素是，这种品牌忠诚度的减弱，伴随而来的是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地的开放态度―受访者中，表明自己没有任何品牌来源地偏好的比例，从2007 年的42% 提高到了52%。
这将鼓励企业更加集中精力强化品牌内涵，通过产品效用的差异化，克服消费者被促销左右或只注重价格而不关心品牌的倾向。今年的调点放在三大品牌选择动因上，即品牌规模，消费者对功能性的偏好，以及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大品牌是优质可靠产品的代名词。调查显示，品牌忠诚度的下降在大品牌中不那么明显。此外，如果某个大企业经营多种商品，那么该企业旗下某品牌产品的现有用户在考虑其他产品类别时，会更多地考虑该企业的其他品牌。例如，LG 手机用户对LG 冰箱的关注度几乎是非LG 手机用户的三倍。
因此，企业通过现有品牌推出新产品或进入全新产品领域，比创造新品牌更可能获得成功。康师傅在包括方便面、茶饮料到烘焙制品等多类商品中，均使用康师傅品牌。随着公司在方便面市场和茶饮料市场分别占据47% 和52% 的份额，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1996 年推出夹心饼干后，康师傅仅用5 年时间就获得了1/3 的市场份额。
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的新途径
电视依然主导着中国的广告媒介市场，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如果哪种品牌的食品或饮料没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们就不会购买。但同时，包括“病毒式营销”和店内样品等新媒体和创新促销技术的普及，正在改变营销人员联系消费者的方式。中国购物者在最大程度上受到产品展示陈列以及销售人员的影响，56% 的受访者称，店内促销活动对于他们的购物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超过电视广告的作用。
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在进入商店之前，心目中已有所购产品的大致品牌范围。因此，通过强大广告攻势打入消费者心目中的“名单”，是关键的第一步。
电视依然主导着中国的广告市场，对于任何真正希望在大众市场取胜的企业而言，电视广告是前提条件，但电视仅仅是入场券。企业需要采取更具创意的方法，设法通过店内促销或赞助合适的活动跻身中国人心目中品牌名单的前列。同时，消费者自发设立并主导的营销渠道，如在线论坛，在某些产品领域也在变得日益重要。
赢得竞争的权利
谈到在中国做广告，电视首屈一指。几乎一半的购物者表示，除非在电视上看过广告，否则他们不会考虑买一种新商品。
电视广告对中国消费者影响的测算结果，毋容置疑地展现了这一媒体的主导地位―电视的传播范围远远高于其他媒体。无论何种商品大类，中国消费者对电视广告的依赖度要远远高于美国或英国消费者。
超过一半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如果哪种品牌的方便面或啤酒没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们就不会买，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仅为18%。当然，在某些商品大类中，电视广告对消费者的控制力已有减弱迹象。例如在2007 年，购买平板电视的消费者中有58% 表示，他们必须看见过所选购品牌的电视广告，一年以后，这一比例降到了38%。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地区消费品咨询业务负责人马思默(Max Magni)说：“仅仅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巨大变化，面向中国迅猛发展的消费阶层的企业，需要对消费者如何选择品牌及购买产品有一个更为细致入微的理解。”
在中国，很多社会职能部门不健全，比如：金融、资本市场，比如高端人才的培养等等方面，都不够健全，中国的企业不仅仅是企业，还帮助政府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行政职责。中国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是半社会化的企业。
首先，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够发达，甚至很多地方连电话都没有。这就导致产品信息难以传播，也缺少能够证实卖主说法是否可靠的机制。政府的监督机构不能为产品定级，当产品不符合需求时，消费者找不到可以寻求保护的赔偿机制。
这样，企业要打造品牌，树立品牌信誉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树立一个品牌特别难，因此，先打造企业品牌，然后打造产品品牌，是一条可行之路。
未来，“企业品牌”将是最容易成功建立新品牌的方式，随着科技的影响力越大，人们也越少依赖自己对单一产品的判断。
几乎在所有产品领域里，每一个品牌都要在模糊的市场架构中寻找与众不同的特色。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势力庞大的经销商和消费者，把重点放在价格上，产品创新不是经常遭到仿冒，就是乏人问津。如何才能让一个品牌与众不同，并且一直维持相同的优势呢？
方法之一，就是将一部分的品牌识别和企业结合。因为企业的特征，能为品牌带来区隔的效果。
因此，在中国市场打造品牌，同时也要进行企业品牌打造：
首先，企业品牌名就是产品品牌名，即企业要走“单一品牌”道路；
其次，企业要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广告和产品包装建立与顾客的关系；
第三，建立“可被信赖”的企业形象；
第四，让企业文化和想法更清晰，并让顾客知道。
2、小企业不要迷信研发，但要适度超前
中国市场上，小企业要维持生存，却缺乏雄厚的实力和强大的营销队伍，怎么办？
依靠产品超前，做“品类第一”。
首先，小企业必须要进行产品创新，只有产品创新了，才可能产品超前；
但是，要值得一提的是，注重产品超前并不一定就是要迷信研发。
因为对于小企业来讲，研发能力本来就有限，要全盘研发不可能，同时，机会和时间不等人，小企业要的是“快”，全盘研发却“快”不了。也就是说，小企业要取得产品超前优势，不能一味地迷信研发，全盘注重研发会导致小企业失去自己最大的优势——“快”。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小企业只有进行产品研发，才可能拥有“产品超前优势”；但小企业如果一味迷信研发，又可能失去“快”的优势。
那么，小企业该如何进行产品研发和产品超前呢？
我们对于产品研发的态度是，要适度朝前。要适度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但这个开发，并非是全盘研发，也不是核心技术的研发， 因为“快”比“好”更重要。
最好的策略是： “部分模仿部分创造”。
要么是“核心技术模仿，产品外观创新”。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WNQ健身器材，我们建议它要进行产品创新，它的核心部件和技术主要来自美国和台湾，无法进行创新。怎么办？既然核心部件无法创新，我们就对产品外观进行创新，把器材外观喷成法拉利红，使该产品马上就变得时尚起来。
再要么就是“产品外形”创新。奇客饼干跟其他饼干没有多大差别，但又要塑造差异化才能带动销售，怎么办？把饼干形状和外包装形状设计成三角形，放在终端货架，马上就差异化了。
在产品研发和创新上，小企业要适度创新，小步快跑，而不能过度创新。
汾湟可乐曾经是向可口可乐叫板最凶的。它挑战可口可乐的时候，做了革命性的创新，把产品本身属性革新掉了。
他们在可乐中加了一些中药，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创新，因为西方的可乐是可口可乐那样的，汾湟可乐要做中国式的可乐，结果他们忘记了，可口可乐也曾因为改变配方而最后不得不撤出新配方。
中国的弱小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可以创新，但不要过度创新。
把可口可乐产品本身的口味进行创新，这是一个风险最大、最不可取的策略，所以汾湟可乐即使做了很多广告，尽管投放数据显示，超过可口可乐的广告投放量，可是它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它创新过度。
。。。。。。
3、不要过分迷信消费者调查
外资品牌在运作中国市场时，特别注重进行消费者市场调查。很多国内品牌也要学他们这个样。
我们建议，国内品牌特别是中小品牌，千万不要过分迷恋消费者调查。
首先，中国地域广阔，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每个地域的文化和消费习惯本身就有很大差别，选取国内东西南北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抽样调查，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所有消费者；
其次，中国的市场调查不规范，并不十分科学，带有很多主访人员、调查人员的主观想法，很多市场调查报告，都是经过二手加工的报告，甚至一些人在调查中掺假，这样的报告，其科学性没有严格的保证。
那么，企业该如何进行市场调查呢？
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企业相关人员亲自下市场，与经销商沟通，与终端沟通，与消费者沟通，这样的信息最直接最准确。
娃哈哈宗庆后在做重大决策时，就几乎不采用市场调查的方式，几乎都是靠“拍脑袋”。为什么他敢“拍脑袋”，因为他每年365天，有200多天都亲自在市场上跑，你说，他还用得着请市调公司吗？
4、中国市场允许多元化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消费者的消费意识等问题，决定了中国还没有到达品牌消费阶段，还处在产品消费阶段。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品牌。他们对品牌没有忠诚度。
在品牌和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品牌第二位。品牌要让市场来说话。
因此，品牌对于消费者来讲，还没有到认牌购买的时候。如此，一个品牌到底代表什么，跟它是否多元化，是否覆盖了不同类的产品，关系都不是很大，都不存在透支品牌资产的问题，更不会造成品牌的消失。
“把不同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在现阶段，还是可以的。
首先是产品的多元化。不能完全搞单一产品品类，更适合搞“全方位产品系列”。因为中国消费者更容易变、更见异思迁。
其次是企业经营的多元化。中国市场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市场空白点，每一个市场空白点都是一个机会，每个机会就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品类，代表着一个全新的行业。所以机会导向的企业，就常常多元化，力求抓住每一个机会。
娃哈哈最早是做保健品的，后来转做饮料，做饮料做得很好了，又开始做童装，都是搞的多元化。
海尔在家电方面成绩斐然，但却涉足电脑、医药、金融和保险等等行业，也是多元化。
根据报告，虽然中国无法幸免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其受到的影响远低于其它国家。由于消费者收入提高以及对高端品牌持续的热情，中国将在今后5至7年成为奢侈品第一大市场。这个结论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09年通过对2550名中国消费者调查后得出的。
另一条消息也同样引人注目。知名购物退税服务机构全球回报集团1月21日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游客对法国时尚品牌青睐有加，去年取代俄罗斯人跻身法国第一大旅游消费群体。
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游客去年在全球回报集团位于法国的加盟购物商店消费大约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60％。这一消费额不仅较2008年上涨47％，而且抵消了俄罗斯游客在法国退税购物额下滑超过20％带来的影响。
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是一个热闹了许久的话题，麦肯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都有过预测。在目前形势下，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机会到底在哪里?
全球四分之一奢侈品中国人买单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中国仍然是全球奢侈品公司的一个重要市场。虽然无法幸免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中国受到的影响远低于其它国家。经济学家甚至上调中国2009年GDP增长预期至6-8％的水平。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使其成为一片希望的绿洲，并为遭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最近，《金融时报》报道称，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日本已显示疲态――日本奢侈品进口量同比下降10％，LV在日本下降了18％，于是中国更成为焦点。中国被一致认为是未来奢侈品消费的重镇。
波士顿咨询公司甚至预计，到201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规模将达到2480亿元，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份额将达到29％，与日本达到同一水平。据悉，波士顿咨询去年对2550名中国消费者进行了调查，2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2009年奢侈品的消费计划高于2008年。
中国奢侈品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2004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中国奢侈品消费为20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86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5％，居世界第二位。即使这样的数据，也无法真正对中国奢侈品消费份额做出判断，因为中国境内的消费数据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贡献，因为关税等原因，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更多消费其实已经通过旅游或公干，贡献给了国外市场。2009年初，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称，春节前后，中国旅客在日本的一次旅行平均消费为20.45万日元，其中中国旅客个人购物最高达330万日元，居各国之首。而法国媒体称，去年圣诞节前夜，一位中国旅客在戴高乐机场商店一口气购买了近5万欧元的法国红酒。
根据全球回报集团1月21日的调查报告，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年中国前去法国的游客购物总额的增长率达47％，共在法国消费了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60％，成为去法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多的大客户，而且这一增长趋势三年来一直呈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39％、2008年的23.3％，一直到去年的47％。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13％，超过日本(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
2009年中国游客在法国购物人均1071欧元，涨幅为21.4％。相关数据还显示中国游客93％的购物在大巴黎地区完成，时尚类商品在中国游客所购物品中占到87％。服装是中国游客最热衷购买的消费品。依据报告数据，2009年法国退税购物贸易额达到20亿欧元。除中国和俄罗斯消费者外，来自日本、美国、中国香港和巴西等地的游客也成为退税购物主要消费力量。
对于奢侈品公司而言，中国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飞快的财富积累速度。“通过我们与领先中资银行的合作，我们确定，到2009年底，中国拥有约51.7万户高净值家庭，每户家庭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管理资产。”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称，这类家庭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并预计到2011年底将达到60.9万户；而且不仅仅是家庭数量将增长，每户家庭的财富也将随之增长。报告预计中国高净值家庭的管理资产总额将从2008年的1.56万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49万亿美元。报告还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服装和配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7％，奢侈品手表为25％，珠宝年均增长率为12％。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规模将从2010年的790亿元迅速增长到2480亿元。
报告称，虽然这一数字相对于中国的总人口来说仍然较小，但是中国的高净值人口超过许多富裕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
地盘争夺战
随着财富从中国的大型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小城市扩展，中国奢侈品门店的扩张也紧随其后。事实上，近几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地盘争夺战”，其中相互竞争的奢侈品牌曾经试图通过尽快获得地盘来建立自己的地位。
此外，中国富裕人群的地域分布也比其它国家广。到近期，中国沿海地区――广东、上海和山东拥有富裕家庭的数量最多，而目前的奢侈品销售点网络大致反映了这一分布特点。但是随着财富开始向所有级别的城市和地区扩展(部分爆发式增长发生在上海和北京以外的地区)，奢侈品门店也开始随之迁移。因此，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经理吕晃说，对于公司来说，了解如何最佳地进入这一动态市场日益重要。
“要在中国建立奢侈品商店的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吕晃说，超过半数以上(53％)的中国奢侈品销售点都是在近三年内开业的。中国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独立品牌战略的差异巨大：一些品牌增长迅速，而其它品牌则增长缓慢，从中涌现了一些类型。许多超高端品牌(如百达翡丽)主要侧重于三大城市：北京、广州和上海；而高价品牌(如登喜路和巴宝莉)已经在二级城市以及更小城市建立了大量销售点。虽然奢侈品市场以往主要集中在男装和商用礼品上(深入渗透到中国较小城市的行业)，但是随着更多女性加入工作队伍，并对奢侈品牌更加熟悉，市场正在向女士品类转变。
如今，上海和北京奢侈品门店的数量已和纽约、芝加哥相当。很多奢侈品品牌已经在中国的二级城市(如哈尔滨和沈阳)建立了大量的销售点。
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到2015年将增长一倍以上，但仍只相当于许多国际奢侈品中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这一事实应该使那些相信完全不用害怕中国奢侈品市场
饱和的公司感到一丝踌躇。到最后，门店的经济效益将是一项关键的成功因素。一些奢侈品公司的管理人员已经计划关闭亏损门店，并转移到定位更准确的地点。一位接受采访的管理人员表示，他将关闭或搬迁其公司20％的门店，以便能够集中在利润最高的门店，并将在更具潜力的地区开设其它门店。
中国奢侈品消费主力
“奢侈品消费者主体年龄在25―35岁之间，大大年轻于西方发达国家4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分析认为，这也构成中国奢侈品市场区别于别国的显著特点。根据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购买这些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25至35岁年龄层的人群别明显。
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中国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质量并不那么“高档”的消费品，都有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中国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和冲动”，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有分析认为，中国奢侈品消费正在进入黄金时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有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他们追求品位和个性化消费；二是在首先富裕起来的阶层中，奢侈品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也让白领、小老板开始追逐，变成“排浪式”的消费浪潮；三是现在许多独生子女踏入社会，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改变，而且家庭也有实力支撑他们的这一消费观念。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拥有宾利、保时捷等国际顶级汽车的消费者已经超过10万人，拥有阿玛尼、杰尼亚等世界顶级服饰的消费者已经超过100万，加上法国化妆品、顶级珠宝等，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现在的年销售额已达20多亿美元，这还包括30万潜在私人飞机的消费者和更多潜在顶级汽车、游艇等的消费者。
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挑战
改变中国游客的购买行为
虽然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将持续增长，但是快速扩张的品牌现在比起考虑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更应思考如何提高门店效率以及优化当前的网络。这一业务重点的转变将需要敏锐地了解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态度，以强化与品牌的联系――既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消费者的旅游目的地国。对于覆盖区域较小的品牌来说，持续增长可能比较重要，但明智地取得增长是成功的关键。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奢侈品公司都需要改进全球总部与本地办事处的协调工作，仔细评估在中国市场每个城市建立实体业务的必要性，决定如何在缺少零售门店的城市建立品牌，并开发在销售点赢得新客户的必要工具。
近三年在中国开设了众多奢侈品销售点，这一情况对市场动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奢侈品很难进入新市场，尤其是小城市，在那里很难找到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和分销商，而且少有接受过奢侈品销售所需的高水平客户服务培训的销售人员。由于许多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不太熟悉，因此品牌认知也是挑战之一。当我们邀请奢侈品购买者至少举出三个某一特定奢侈产品品牌时，很少顾客能够举出两个以上，即使他们正在购买这种产品。
如何迈出下一步?
随着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对于成熟品牌和成功品牌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其领先地位。它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当前的网络?是否有增开新店之外的方法?它们如何才能在销售点把竞争对手的客户拉过来?哪些门店应该关闭?它们如何能够在不削弱品牌形象的情况下离开一个城市?对于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而言，最迫切的问题在于进入时间是否太晚?提早进入中国市场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它们应不应该使用特许加盟商?
等待进入的公司还有在消费者洞察方面落后的风险。一些企业主管认为，他们从品牌网络获得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消费者。这种了解不仅对推动在中国内地的销售非常重要，同时还与为中国游客提供服务有关，中国游客已经构成了世界第四大游客输出市场。一个新奢侈品市场的迫切要求
侧重于抓住中国游客的注意力是在中国未来奢侈品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要求。
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旅游的中国消费者展开营销。日本游客对全球奢侈品市场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游客可能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在北京和上海所调查的奢侈品购物者中有近70％的人更愿意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购物。此外，内地的消费者已经占到香港等城市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事实上，许多中国游客每次去香港旅游时购买奢侈品的开销比他们在所在城市一年的开支还多。而这不仅仅是价格因素促使他们在大陆以外地区购物。消费者还列举了真实可靠性、更广泛的选择余地以及更好的服务等原由。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下帝斯曼集团及帝斯曼食品配料部的发展概况。
赵少华：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是家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专业公司，服务于，人类和动物营养保健、个人护理、制药、汽车、涂料与油漆、电子电气、生命防护及建筑等终端市场，为客户创造解决方案，从而赋予、保证和提高其产品性能。
帝斯曼食品配料部面向全球饮食行业提供增值型配料解决方案，帝斯曼各类优质产品对全球驰名的乳制品、加工食品、果汁、酒精饮料和功能性食品品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请问帝斯曼集团应用于乳品行业的产品有哪些?
赵少华：乳品行业是帝斯曼所处食品行业中个较大分支。帝斯曼运用于乳制品中的产品包括系列酶制剂(乳糖酶、蛋白酶、脂肪酶、凝乳酶、淀粉酶、果胶酶、纤维素酶、特种用酶等)；仝系列菌种(发酵乳制品菌种。奶酪菌种、酵母菌种、工业微生物菌种等)：全系列食品生物防护剂(那他霉素、溶菌酶、Nisin等)：检测产品(抗生素残留检测试剂盒、沙门氏菌检测试剂盒等)；全系列维生素、DHA、ARA及其他功能性配料。
记者：作为全球第大中型乳糖酶生产商，帝斯曼的中性乳糖酶相较其他产品有什么特点?
赵少华：帝斯曼生产的中性乳糖酶Maxilact@系列由乳酸克鲁维酵母(Kluyveromyces laCtlS)发酵得来，在帝斯曼法国的酶制剂工厂经严格、精确控制的发酵工艺生产而成，加上我们可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可以保证产品自始至终具有最大限度的致性。另外，Maxilact@乳糖酶拥有Kosher和Halal认证、非转基因证明，完全符合生产优质无乳糖奶产品的全球标准。Maxilact@系列因为采用了最先进的色谱层析技术，产品纯度极高，几乎不合其他杂酶，颜色也很浅。用它生产的牛奶产品，不会有其他杂味，保质期长产品，而且也不会在保存过程中由于其他蛋白酶的作用而产生苦味。Maxilact@系列不仅可用于液态乳制品的生产还可用于酸奶、冰淇淋、甜点、奶油和奶酪等含乳食品中。
记者：在本次FIC2012展会上，帝斯曼将展示哪些酶制剂与菌种产品?
赵少华：本次FIC2012展会，帝斯曼展示的产品将包括各类酶制剂(包括乳糖酶、脂肪酶、蛋白酶、凝乳酶、促熟酶、葡萄糖氧化酶)、系列酸奶菌种(包括低后酸菌种、搅拌型酸奶菌种、凝固型酸奶菌种、饮用型酸奶菌种、长保质期酸奶菌种)以及系列奶酪菌种。
我们希望能借助此次展会，与新老朋友携手挖掘更多的创新机会，助力中国乳业，为提高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品质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聚焦消费者的需求，用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回馈消费者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也是支持我们发展的不竭动力。
记者：您觉得在食品配料行业做到保持领先，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竞争力?帝斯曼(中国)是如何打造自己的竞争力的?
赵少华：我们始终致力于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这也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要求。围绕生物技术和发酵科学，帝斯曼兼顾营养及功能性需求，不断升级产品、创新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在产品品质方面，帝斯曼全面执行ISO标准，HACCP和TUV控制体系，致力于生产可靠的、可追溯的产品，严格保证产品的质量，对于问题产品能及时找到源头，并进行回收。2009年，帝斯曼推出了“Quality Life”品质生活印章，该印章包含着帝斯曼对客户、行业、消费者及社会的承诺，是帝斯曼所推崇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是对客户所购买的食品配料的保证。我们确保客户购买的产品满足严苛的安全要求，采用可持续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具有优良的品质和完整的可追溯性。
记者：帝斯曼食品配料部是如何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的?
赵少华：借助强大的技术研发部门和应用研发中心，帝斯曼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同时，为了更具针对性地为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和解决方案，帝斯曼在上海张江建立了实验室。另外，为促进行业(特别是乳品、焙烤、饮料及调味料等行业)发展，提高行业的技术水平，帝斯曼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与天津科技大学合办了“奶酪技术学院”，该学院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
再者，帝斯曼食品配料部始终坚持与客户起培育市场、开拓市场，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提供各类市场支持。帝斯曼和客户起探讨产品设计和宣传方案，为客户市场开发提供经济支持。去年，我们投入专项资金，与国际知名的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合作，进行了低乳糖产品的消费者调查，获得大量宝贵的市场信息，并无偿提供给我们的客户。我们要求自己成为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借助跨国公司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全力支持我们的客户，与客户携手开拓潜力无限的市场。
记者：对于中国无乳糖、低乳糖产品的未来发展您有何展望?
赵少华：消费者的客观需求决定了中国无乳糖、低乳糖产品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匹克体育CEO许志华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明星效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被无限放大。匹克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在NBA新赛季开打之前，签约至少1名NBA全明星球员或者美国梦之队明星球员，并在未来几年内投入2亿元用于提升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最大程度地发挥明星效应。”
签约更多NBA顶级球星
借力明星效应强化消费者互动
在过去7年间，作为NBA中国官方市场合作伙伴和首家将广告牌竖在NBA赛场的中国运动品牌，匹克创新的“NBA赛场+明星+电视转播”的立体营销模式一直是其他中国品牌争相模仿的营销模式。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基于传统媒体的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对上年轻消费者的胃口。
匹克及其聘请的市场调研公司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的一系列消费者调查显示：在中国，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消费者更关注赛场上明星球员的表现，并对球星身穿的专业装备有着特别的喜爱。“他们对我们的球星帕克、巴蒂尔记忆深刻。”匹克品牌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刘翔说，NBA赛场明星的表现，以及球队的积淀，更能引爆球迷的情感共鸣，并直接带动球星系列产品的销售。“这也是我们提出营销‘星战略’变革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调研结果也在匹克的实践中得到应证。凭借5位球星实现“六年六冠”的佳绩，“匹克冠军定律”被人熟知。同时，匹克也从“球星中国行”这一球星营销模式集聚人气，与球迷进行近距离的情感交流。2014年球星中国行中的“帕克冠军之夜”和巴蒂尔退役仪式，正是通过“体验+互动”的模式快速介入市场，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
据匹克销售中心提供的数据，匹克中国市场第三季度的销量相比第二季度的销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在帕克、巴蒂尔等匹克球星中国行期间，匹克明星产品帕克一代和巴蒂尔八代篮球鞋销售异常火爆，带动匹克篮球系列产品销量增长了20%。
因此，许志华强调，与NBA中国合作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匹克将疏远与NBA的距离。未来我们将与NBA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包括球星代言、球队赞助和青少年发展等方面。“预计在新赛季开打前，将至少有1名NBA全明星级别球星或美国梦之队明星球员加入匹克TEAM，匹克将全速进入‘星时代’。”
携手明星赛事机构
加速市场国际化步伐
得益于一系列有效的营销策略，在过去7年里，匹克已经连续6年获得中国篮球鞋细分市场第一名，并成为NBA第三大球员赞助商。但是，随着匹克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推进，这家被业界公认为最国际化的中国运动品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算盘。
据匹克最新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其品牌触角已经进入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收入同比去年上半年劲增68%，达到2.9亿元，已经占到总营收的22.6%。知名体育营销专家、关键之道总经理张庆表示，按照经济学界的定义，匹克已经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企业。
“现在，我们不能只考虑中国市场，必须国内、国际通盘考虑。”许志华说，“因此，在全球市场，匹克下一步计划是通过与更全球化而非区域性的机构和赛事合作，通过整合优质的全球平台，同时服务国内和国际市场。”
事实上，匹克也在刚刚结束的FIBA西班牙篮球世界杯上尝到了甜头。作为中国唯一一家篮球世界杯顶级合作伙伴，国际及中国消费者不仅看到了身着匹克球衣的塞尔维亚闯入决赛，还在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转播和新闻镜头中，通过场边广告牌、裁判、官员和志愿者的穿着，以及赛场外的篮球嘉年华活动看到匹克广告和产品的身影。得益于篮球世界杯的强势营销，匹克在西班牙的经销商开设了两家旗舰店，并实现了日均增长超100%的销售佳绩。在篮球世界杯举行的9月份，匹克的国际收入也实现了较大增长。
在篮球世界杯之后，匹克宣布了与WTA再次续约多年的消息，匹克将出现在WTA明星云集的年终总决赛（世界排名前八位的女子网球选手参加）、珠海精英赛（世界排名前16位的网球明星参赛）和天津国际赛的赛场上。
投2亿元提升研发能力
用明星产品回馈球迷
众所周知，再好的营销如果没有好的产品做支撑就变成了空谈。除了在明星球员和明星赛事上发力，匹克还将致力于打造明星产品。
“产品是一个品牌的根基，只有好的产品才能为品牌国际化推广提供强劲的支持、才容易被球星、消费者认可。”许志华说，“未来几年，匹克将投入2亿元，通过引入国际顶级设计人才、与国际顶级研究机构合作等方式，加大在产品设计、研发的投入力度，从而满足国内外消费者日新月异的需求。”
一份关于中国体育市场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体育市场的主力军，消费者对于运动产品的时尚感、设计感、科技感和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超过60%的被调查人群表示他们更关注产品的功能性和设计感，而只有不到30%的被调研人群强调更便宜的价格。
“随着体育生活方式在中国逐渐被接受，不只意味着消费者从‘不用穿’到‘需要穿’，还意味着要‘讲究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曾公开表示，大众体育健身呈现越来越细分的趋势，即在选择体育用品，参与体育运动时更加科学、更加专业。换句话说，“不能穿着篮球鞋打羽毛球，也别一身网球行头去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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