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33:4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医保局长履职报告，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2011年上海市财政预算草案中，129个部门共需财政拨款约760亿元。最大的一笔预算支出来自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这个上海医改的核心部门、负责市级公立医疗机构投资、管理和运营的政府责任主体，2011年预算支出合计需要235亿。
从2002年初最早的上海申康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计算，作为公立医院改革16个国家级试点城市之一的上海，新一轮医改进程已经步入第十个年头。虽然在理顺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实现出资人角色转换和探索“管办分离”模式、实现资源科学配置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在市场化和引入社会资本等方面依然面临较大的突破阻力。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依然被很多人习惯称为“医疗国资委”。
出资人监管
申康的成立，是上海市在全国先行实施省一级事业单位“管办分开”的成果，上海市卫生局回归公共管理职能，申康则代表出资人履行“办医院”的职能。
成立之初，申康的角色常被误解。上海某中心城区的卫生局局长曾在开会时公开说“就是多了个‘婆婆”’。而申康副主任高解春也表示，申康中心旗下的23家市属三级医院，每年7月就要向申康提交第二年的预算，年底时在申康的带领下与市财政局进行核算，然后还要去人大答辩，“否则就拿不到钱”。
但高解春指出，申康和卫生局从一开始就有很清晰的职能分工，不能相互取代。然而，长期以来卫生局并没有完全当好“出资人代表”，什么都要管，又常常管不了，而申康的出现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运行几年下来，公立医院渐渐明晰了其中的规则。行业准入、检查监督等还是卫生局管，剩下的事情都可以找申康。院长们发现，现在大到医院发展规划，小到后勤成本控制，很多具体的问题都能找到明确的主管者，自己主持医院更加心中有数了。
一系列相关设置保证了申康独立履职：一是上海市国资委把市属公立医院的资产委托给申康管理，二是所有财政拨款必须经由申康下拨到各医院，三是申康成立了公立医院系统的独立党委，属于科教文卫系统。
申康管公立医院，也没有了以前卫生局对“亲生儿子”的那种包庇。2010年的结算年度开始前，上海市医保局提出，对医保超支部分的分摊比例，公立医院和医保基金由原来的三七开变为四六开。
根据上海市三甲医院的医保额度估算，对超支部分的自付比例提高一成，相当于要多掏几百万元，对于一直叫嚷补偿不足的公立医院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这样一来公立医院的运营压力更大了，纷纷表示不满。
高解春反问：“谁叫你医院无节制地使用医保基金?给你额度为什么不遵守?”他表示，通过医保支付的约束，可以倒逼医院科学诊疗合理用药，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这也正是申康对医院管理的根本目的所在。
全成本核算
与卫生局的行业管理不同，申康管医院一开始就力求专业化。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公立医院推广全成本核算。
“节流”是这一改革的最直接动因。2007年开始，药品加成率收窄到15％后，当年上海23家市属三级医院首次报出了亏损。申康选了曙光医院和肺科医院先进行全成本核算的试点。
通过建立成本分析制度，医院管理层可以实时掌握成本动态，有针对性地分析各临床科室的运营情况。“原来耗材没有了就直接去库房领，现在都要科室里先核算下”，曙光医院分管财务的副院长孙荇说。
2009年开始，申康又逐步把全成本核算推广到全部市属医院，使得院长们对医院的经营情况尽在掌握。在一次行业会议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何梦乔一口气报出了医院运营的12项各种明细收支数据，比如2009年的折旧费为1.05亿元，其中设备折旧为7928万元。
全成本核算管理通过细分的项目来分析收支，不仅能够帮助单个医院找到成本控制点、优化资源配置，也有助于分析亏损原因，为财政补偿提供依据。
“试点的基础报告出来后，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服政府增加补贴，甚至条件成熟时放开价格。”上海市卫生管理系统的人士称。
全成本核算管理还将是权威的医疗服务定价参考。按照国际成熟经验，成本核算才是最为根本的定价法。“医疗体制改革不可能在扭曲的价格补偿机制上进行”，上述人士说。
试水社会资本
高解春有个一以贯之的观点：管办分开是多元办医的前提要求，多元办医是管办分开的必然趋势。这是他对申康职能定位的深刻解读。事实上，把市属公立医院资产全部纳入麾下的申康，对公立医院的对外投资乃至资本运作，一直有着积极的考虑。
2009年7月，申康旗下的老牌三甲医院仁济医院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管理公司开始接触，希望后者参股仁济医院位于浦西的分院。由于霍普金斯集团的惯例是输出管理，但不投入资本，锐意改革的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甚至提出，由仁济医院和国内的医院投资公司商谈，由他们出资本，美国方面输出管理，“可以让社会资本占大头”。
产权改革并非此次新医改的主攻方向，对于引进社会资本办医，虽然医改方案和随后的有关文件中予以鼓励，但实际操作层面却一直缺乏可资依据的文件。仁济医院的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就将成为三级医院股份制改造的“吃螃蟹者”。
对此申康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的意见是“找一家有国际品牌的医院集团”。高解春对记者表示，他认为最理想的合作模式就是公医的技术、民间的资本、外国的管理三结合。
出于审慎的考虑，仁济医院的引资方案尚未获得上海市高层的批复。但是范关荣认为，医改中引入市场化机制是个大趋势，可以适当考虑以高端医疗的收入来补偿基本医疗。
2010年底公布的上海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这种思路已经有所体现：上海将剥离公立医院的特需病房，把公立医院的床位资源还给公众。
国家应重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医保问题
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蓝就曾提交关于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提案。这一提案后来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专题调研。
“要说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一份报告讲起。”回忆起提案提出的过程，李蓝打开了话匣子。
2012年12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联合《无约束的资本，伤不起的工人――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研究者用5年时间，全程跟踪统计了北京地区约50个工地的73起工伤案例所得。报告指出了建筑I职业安全、职灾维权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相关部门能够有所作为，让更多受工伤的建筑工人得到应有的关怀和帮助。
据报告调查统计，95.9%的职灾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仅4.1%取得过职业资格证；在遭遇职业灾害的群体中，89%曾遭遇工伤拒赔，而建筑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机制，令37.1%“带队进城”的包工头，转身成为资方拒赔的“帮凶”；遭遇工伤的工人中，只有15.1%选择严格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权，7成选择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维权，甚至有12.4%的工人放弃了维权。
报告显示，遭受工伤事故职业灾害的农民工都是生活负担最重的中年人，他们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一旦遭受工伤事故，就会对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可以立刻摧毁一个家庭。
这样一份报告引起了李蓝的高度关注。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前夕，李蓝辗转拿到了这份报告的全文，报告中所披露的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血泪史让他倍感震惊。
“这个报告触动到我的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我的一段知青经历。”李蓝回忆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
李蓝是贵州省大方县人，1975年初中毕业，随即成为下乡知青。那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李蓝，作为下乡知青，在家人的帮助下，拜了一个农村泥瓦工为师，跟着师傅到处找工做、学手艺。
“那个时候我刚出校门，什么都不懂，也完全没有任何防护意识。”李蓝说，当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曾受过两次伤。一次是踩在一颗3寸多长的钉子上，钉子尖直接从脚背上穿出来，让他卧床休息了两个多星期。一次是抬水泥预制板上楼，4个人抬800多斤重的预制板。由于是冬天，预制板凝结时间不够，抬着在楼面走时，其中一块预制板突然断裂，4个人全都掉下了楼，受了伤，李蓝左手肩关节脱臼。
“我当时就用毛巾吊着手去找我的武术教练。结果他也没有药，就让我咬着毛巾，直接用劲把关节复位了，那是真叫一个疼啊，养了两个多月才好。”说起当时的经历，李蓝现在还有些后怕。
“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管我们这种‘临时工’，而且，跟着师傅，什么地方有活就去什么地方，一年要走十几个工地。”李蓝说。
可能就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蓝真切地感受到建筑业工人的无助和无奈，使他坚定了要为建筑业工人维权的决心和信心。
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蓝和宋镇豪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国家应重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医保问题的提案》。他们在提案中提到：“‘工伤拒赔’是一种性质和后果都远比‘恶意欠薪’更为严重的恶意行为。遭受‘工伤拒赔’的农民工不仅仅经济受损，其人身遭受伤害的后果更是难以用金钱来弥补。”
提案上交后，在2013年12月，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作为全国政协2014年重点调研课题及双周协商座谈主题，由主席办公会议督办解决。
“在那之后，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很多委员和代表的关注，全国政协也对此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问题取得很大进展。”李蓝说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提案能受到全国政协的如此重视。
工伤维权之路的艰辛与漫长，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但是李蓝说，他能体会到作为第一个提出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提案的委员，全国政协多次组织调研各地建筑工人工伤维权情况时，李蓝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调研组委员名单中。
农村中小学教师去哪了
李蓝在2013年提交的“关于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提案后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专题调研，从而推动了建筑工人工伤保险的落实。这也让李蓝在科研工作之余，时常收到希望他帮忙提案反映的老百姓的请求。2015年两会，李蓝提交的关于设立农村中小学教师专项资助基金的提案背后便是一群坚守在边远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迫切诉求。
由于工作的原因，李蓝时常需要到农村地区进行调查，2014年，他的足迹遍布河南、甘肃、四川、贵州等多个省份农村地区。在这些地方的学校里，李蓝发现，校舍、教室和教学设施都很现代化，但只有几个五六十岁的男教师守着一群学生，年轻教师几乎都离开去了城里。
河南商水县教育局长曾给李蓝讲了一个故事，他至今印象深刻。当地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师，平常在学校上课，一到寒暑假就到城里的建筑工地搬砖运瓦，挣钱补贴家用，有时碰到学生或家长只能低着头红着脸躲到一边。
显然，这种重奖既不正当也不合法。不合法在于，政府本身是没有一分钱的，其用于奖励的资金都来自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不是政府自家的钱，不能想发给谁就发给谁。不正当在于，招商引资本就是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之一，官员每个月从纳税人那儿领份薪水，本就有招商发展本地经济的义务――即使履行这种义务需要制度激励，也应优先选择“不尽职即问责”的反向激励方式，怎能以正面的重赏去刺激。这种乱花公众纳税的谬赏，既降低了官员履职的责任底线，又稀释了公职的义务要求，更是对公众的重复征税。
然而面对舆论“官员自奖”的质疑，郑州市相关部门不仅毫无半点不正当感，还理直气壮地抬出了《郑州市招商引资资金认定及奖励办法》，声称依此规定，领取大奖并非官员专利，普通市民招商也可以获奖――言下之意很明显，规则是面向所有人制定的，重奖是开放的，规则是公平的，人人都可以平等地竞争招商大奖。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招商获奖啊――这听起来确有点开放和公平的意思，然而不是“太傻太天真”的人都能看出来，开放和公平是不存在的，这个制度就是为了给官员发奖金，平民仅仅只是营造公平幻觉的陪衬。
很简单，招商引资不是一个平民能做的事，它需要公信力和公权力的支撑。如果我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打电话给微软，邀请其到本地来投资，微软会过来吗?肯定是连理都不会理一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官员才能招来商人引来资本。既然如此，“奖励办法”其实就是为官员而设，就别把平民拿出来粉饰公平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官员也是没有资格与平民同受招商奖励的。因为招商引资本就是官员振兴本地经济的分内之事，而平民不一样，平民是没有这种义务的，他们只要遵纪守法就行――他们如果能引来资本，才算是对地方发展的额外付出，是超越了本身义务的特别贡献，公民的这种额外贡献才应获得重赏。因此，享受纳税人税金供养的官员是没有资格与其相提并论的。
“中国看病最不贵”是混账话吗
师碧澄
对曾副局长开的“药方”，许多网友表示很气愤，不能接受。有网友说，“这等对民生疾苦毫无感情的论调，竟然出自卫生局副局长之口，并且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来教育国人!而且你还告诉大家，这是用纳税人的钱走遍了全世界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养了‘白眼狼’吗”?
但仔细想想，笔者觉得，曾副局长不是傻子，咋会说出这种可能引起公愤的话呢?笔者仔细分析了这篇报道，并将同日广州其他媒体的报道拿过来对比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曾副局长说这些话是有背景的――在“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看来。他想说的是，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不贵，但因为没有健全的医保体制，百姓看病都要自己掏钱，当然就贵了。
在说完这些话后，曾副局长还说，“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医疗体制是互济共助式的，国家补贴多、市民都会买保险，雇主也会帮雇员买医疗保险；但在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所以我国应该建立良好的共济互助体制，良好的医保机制”。这个看法应该说很有道理，也道破了一个重要问题――许多人看不起病，不等于看病贵，而可能是社会分担医疗支出的机制存在问题。
当然，曾副局长的表述方式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他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教育国人，忽略了公众在看病就医上的现实困难，而拿关系一个人生命的“修人”与“修车”相比，也显得非常冷酷。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曾副局长的一些论据确实存在错误。比如，他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问题在于，看病贵不贵，要看医疗费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何况，中国看病贵不是贵在“门诊费”，而是贵在以药养医上，贵在这个器械那个器械的诊断费上。贵在做手术要给医生塞“红包”上。因此，7元门诊费和国外诊金300元，不在对等的层面上。
笔者以为，即便有这些问题，曾副局长也没到挨骂的地步。这是因为，正确的废话谁都会说，比起某些光会迎合公众，整天说“老百姓看病真辛苦”，却从来不进行深入思考的官员，曾副局长的话虽然有些刺耳，却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
努力让收入跑赢物价上涨
杨黎光
我们多数人是挣固定工资的，如果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那就意味着生活的成本在增加，生活的质量在缩水；如果工资跟着涨了，与过去收入相比比例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也就不会那么焦虑地关注着CPI的跳动了。“挂钩”，实际上是保障了民众所能享受的经济增长成果，实际上是维护了我们的幸福指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从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年来经济飞速地发展，人均GDP越来越多，但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欠缺足够的速度。尤其是在一些绝对“企业自主分配”的地方，企业从小变大从弱变强，而员工的工资条却是几年不变的。如果不跳槽的话，在强弱分明的劳资关系面前，恐怕也没有哪个员工敢跟老板提出要提高待遇福利，顶多有个腹诽罢了，只能是默默忍受。成果，并没有完全“共享”，共享的是CPI。
我们在创建和谐社会，我们在讲社会公平与正义，那么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构建新型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并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上落实到位。“挂钩”是一个很好的动议，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开始，离工资条、离钱包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需要从这个“开始”，进入到下一个“开始”，充分地论证，要考虑企业的成本、要考虑个人的成本，也要考虑社会的成本，然后真正地落笔于某个法律法规、某项政策，然后让这些条文真正地成为增加的钞票。这些增加，不因这样那样的所谓客观因素而耽搁。
再融资传闻何以重创市场信心
傅 新
在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我们应当警惕相关利益集团通过散播传闻这种不动声色的低成本做法，促使股市走势向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低价建仓、高位出仓，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我们应完善再融资的相关规定，使再融资行为更加严格和规范。同时，对于别有用心的不实传闻散播者，也应进行追查，并予以严厉惩处，避免传闻影响资本市场走势的畸形现象持
续下去。
近期，再融资对股市的影响可用“谈虎色变”、“草木皆兵”来形容。伴随而来的，是再融资传闻的兴起。再融资谣言的传播随时可能被市场误读或放大，并引发股市暴跌――再融资谣言已经成为损伤人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如果对照近期股市走势与谣言的散播日期，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合拍：2008年1月21日，中国平安再融资规模将接近1600亿元的消息见诸报端，中国平安当天跌停板，大盘飞流直下，10日内从5200点跌到4195点附近。为了保持市场的稳定发展，2月1日，证监会批准两只创新型封闭式股票基金发行，A股重上4600点。股市最低迷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但2月20日传出的浦发银行再融资400亿元的消息，再次引发恐慌，性抛盘，终结了刚刚形成的反弹。2月22日，管理层再批两只股票基金和两只债券基金，这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救市之举，是一大利好，但却被当天早上传出的大秦铁路即将再融资500亿元的传闻所化解。大秦铁路随后声明至少近期没有再融资计划。2月23日，在市场人气已经遭受重挫的情况下，中国联通即将再融资600亿元－700亿元的传闻起到了强烈的“落井下石”的效果，股市继续快速下跌，市场人气陷入空前悲观的状态。中国联通随即表示“该传言内容是没有的事情”。
从再融资传闻与股价的波动来看，完全是合拍的，让人隐约感到其中的某种针对性。2月26日有媒体披露，“中国联通在跌停板价格附近一度十分活跃，大智慧软件显示：大单买入占比41％，大单卖出占比28％，小单买入占比27％，小单卖出占比3％。也就是说，在跌停价位附近，机构的吸筹愿望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担心，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相关利益集团通过散播传闻这种不动声色的低成本做法，促使股市走势向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低价建仓，高位出仓，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尤其是在网络高度发达和普及的今天，传闻通过一个帖子就可以散播出去，并迅即传到市场，而每一次传递都会在客观上造成某种带有倾向性(如助涨或助跌)的情绪的累积，对投资者信心造成直接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其投资决断。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收费公路岂能成政府的提款机
崔 鹏
在某些地方，收费公路已演变为当地政府的“提款机”。审计发现，辽宁、湖北等16省市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已违规收费149亿元；自1995年，浙江省高速公路各经营企业对车辆加收“车次费”，仅2003至2005年就从中多收19.55亿元。
根据我国《价格法》、《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公路收费标准必须公开听证，用贷款修建的公路进行“收费还贷”，一旦还清贷款，应停收撤站。然而，投资33.8亿元的济青高速，经测算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收费年限为12.65年，但批准的收费年限却为30年。按2005年收费水平测算，这将增加社会负担275亿元!
众所周知，公路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是发展公路事业必须坚持的理念。可是，尽管国家确立了以“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的思路，但很多地方的收费站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越建越密。有的地方一条5公里长的公路竟设3个收费站，收费近20元!收费站林立不仅直接增加了百姓的经济压力，还直接增加了运输成本，成为物价上涨的一个动因。
公路收费出现诸多问题，并非我国收费公路建设主旨不明，而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地方利益作为行政作为的出发点，把高速公路当作“提款机”。审计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与高速公路是“利益共同体”，要么是政府贷款、收费，之后再以“转让收益权”名义逃避责任，要么就是变本加厉地强化收费行政专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扭曲、变形，高速公路的公益性已被高额的收费所侵蚀，公众权益、百姓利益被抛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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