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32:4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编织艺术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实验项目性质：设计性实验
所属课程名称：电器与可编程控制器
实验计划学时：1周
一、 实验目的
1、 巩固、熟悉PLC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特点
2、 了解所使用的PLC（按实验室提供的设备）各种内部继电器的符号、编号和功能，并能通过查阅资料得到不同型号PLC的内部继电器符号和编号的制定及安排
3、 熟悉各种指令的功能和应用
4、 能设计较简单的功能和应用
二、 预习与参考
1、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实验用PLC的内部继电器符号和编号的制定及安排。
2、 查阅并了解该种PLC的指令系统。
3、 查阅并了解该种PLC的编程器使用方法
4、 按照设计题目要求，进行初步设计。
三、 实验（设计）要求和设计指标
1 画出PLC接线图
2 设计PLC梯形图和相应的助记符程序
3 调试程序，能实现设计题目规定的工艺过程和功能。
4 工艺过程要求：
4.1 三层电梯控制系统
4.1.7 当电梯在上升、下降途中，任何反方向的按钮均无效。
4.1.8 电梯内有开、关门按钮。
4.1.9 电梯有防夹人的光电开关和门没有完全关好不能开动的安全保护。
4.2 十字路通灯控制系统
两组交通灯时序图如下，关断电源后再启动则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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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全自动洗衣机PLC控制系统
4.3.1 按下启动按扭及水位选择开关，按下启动开关
4.3.2 开始进水直到高（低）水位，关水
4.3.3 2秒后开始洗涤
4.3.5 如此循环5次，总共120秒后开始排水，排空后脱水10秒
4.3.6 开始清洗，重复（2）～（5），清洗两遍
4.3.7 清洗完成，报警3秒并自动停机（响0.5秒，停0.5秒）
4.3.8 若按下停车按扭，可手动排水（不脱水）和手动脱水（需先排水）
4.4 饮料罐装生产流水线的PLC控制
4.4.1 系统通过开关设定为自动操作模式，一旦启动，则传送带的驱动电机启动并一直保持到停止开关动作或罐装设备下的传感器检测到一个瓶子时停止；瓶子装满饮料后，传送带驱动电机必须自动启动，并保持到又检测到一个瓶子或停止开关动作
4.4.2 当瓶子定位在罐装设备下时，停顿1秒，罐装设备开始工作，罐装过程为5秒钟，罐装过程应有报警显示，5秒后停止并不再显示报警
4.4.3 用两个传感器和若干个加法器检测并记录满瓶数，一旦系统启动，必须记录满瓶数，设最多不超过99999999瓶
4.4.4 可以手动对计数值清零（复位）
四、 实验（设计）仪器设备和材料
PLC
按钮、开关
指示灯
五、 调试及结果测试
根据设计题目的要求，可先进行局部程序调试，局部调试完成后，全部程序联动。
观察联动运行效果是否符合题目的设计要求。
六、 考核形式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整个集中实践过程中的表现、程序设计和调试的效果、实训报告的内容进行综合评定。成绩为：优（100~90分）、良（89~80分）、中（79~70分）、及格（69~60分）、不及格（59~0分）
七、 实验报告要求（实验之前，提供预习报告；实验之后，提供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是实验工作小结，采用统一实验报告纸，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 班别、姓名、合作者、组织、日期。
② 实验目的、任务。
③ 实验接线图、实验步骤合控制过程。
④ 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进行分析合排除的方法，并回答指导书提出的思考题。
每次实验每人独立写一份实验报告，要求文理通顺，简明扼要，字迹端正，图表清晰，分析合理，结论正确，按时交报告。
思考题
1、 你在调试过程中碰到了什么问题，你是如何找出并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没有相应的程序设计和调试方法可以方便程序调试。
【关键词】志书；人才匮乏；科学技术志
地方志人才队伍对完成志书，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政和育人功能起到关键作用。从80年代开始，首轮《贵州省志・科学技术志》编修工作启动，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1987年，历时5年左右完成，全书共120万字左右，主体共设10篇（68章），在科技行业组织了上百人的编纂人员队伍，涉及范围广、科学性和专业性强，集思想性、系统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是贵州省行业志中一部重要方志。随着二轮志书工作启动，专业分工更细，学科又有交叉，二轮志书在继承和发扬一轮志书的基础上，对编纂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地方志工作规律及特点，重视和尊重修志人才，创新地方志工作体制、方式，发挥修志工作生机和活力。从首轮修志工作来看，要建立一支优势互补、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的史志队伍，是完成志书编纂任务和不断提高志书质量的关键。全国修志人才队伍正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短缺，留不住人。因每两届修志之间一般要相隔20年之久，首轮修志工作者因年龄老化而自然淘汰，使专业人才方面出现断层现象。70年代的业务人员由于缺少锻炼机会和人数偏少，导致缺少业务尖子和管理人才；60年代的业务人员少，年龄高度集中的50年代的业务骨干陆续退休或退居二线。因此，贵州开展第二轮《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中人才问题亟待迫切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营造一个尊重爱护人才的环境，满足人才需要的政策，不能够全身心地发挥才能，投入到工作中去，使他们愿意为修志工作效力。二是首轮贵州科技志工作机制老化，缺乏科学的人员考核机制，激励体系、晋升制度和竞争机会。在修志工作中难以避免产生“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尴尬问题，懂行的、能干的、专业的修志人才的流失和短缺非常严重。三是没有切实引进和发挥专家的能力和作用，同时也没有重视发挥地方志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的作用，更未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不少人才纷纷退出。
一、重视修志工作，积极支持、锻炼和培养修志人员
高度重视修志工作，要充分第二轮志书中《科学技术志》工作任务量估计，要把志书编纂当成政治任务来抓，纳入工作日程，同时对开展修志工作布置组织实施，组织落实得力。对内配备相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经费和人员估算，正确对待修志工作人员的智力劳动付出；对外要组织和协调，部门修志任务责任落实明晰，激励机制修志人员，充分调动和发挥修志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避免修志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修志工作存在既要投入人力、耗费资金，又花精力，又得不到经济利益的偏差，对志书编纂工作以会议形式代替编纂工作，只求交差了事，会前发发通知，会后不督促，不过问，也不解决编纂人员的编纂难处，对修志人才只使用、不锻炼，只工作、不培养，只追求为我所用，甚至想编辑人员最好连天带夜，短时间内就把科技志修好。
二、科技史志、年鉴类地情书的编纂，保证志鉴工作延续性和稳定性
首轮贵州科技志编纂工作于1992年完成，直至2012年才启动第二轮贵州科技志编纂，期间间隔了整整20年，机构撤销，人员解散，工作戛然而止。这种临时性的部门编纂工作与机构，在人、财、物方面也没有长期性的保障，导致对修志工作的部署随意性大，机构、人员没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旦修志工作基本完成，临时搭建的部门及人员会一下子陷入无事可做和不知做什么、如何做的茫然和无措中。临时性组建又撤销的情况甚至严重到关乎基层地方志工作部门的存亡，后因启动了年鉴工作等相关地情书的编纂，才使得地方志工作部门逃离了临时性机构的厄运，成为政府的一个常设机构。第二轮志书中《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是一项阶段性工作任务，科技史志、科技年鉴的日常科技资料的整理、编辑、出书等横向工作，在老中青的队伍中梯度培养编纂人员，为跨度20～30年配备专职人员续修《科学技术志》纵向工作奠定了基础，保证志鉴工作延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保障修志工作开展。
三、第二轮贵州《科学技术志》续修难度大，对编纂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二轮志书工作启动，专业分工更细，学科又有交叉，二轮志书在继承和发扬首轮志书的基础上，续修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难度加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跨度长达33年，包罗万象，既要追溯贵州科技事业从1978年到2010年的历史，又要最大限度地包容科技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历史跨度之大，范围涉及之广，当属首次。不少资料或损毁或遗失造成历史资料的断档和空白，给收集工作增加了难度。资料收集渠道狭窄，资料的完整性、针对性、可用性、存史性不强，一些纸质资料散失、错漏、断档、缺项严重。同时需要跨部门、跨单位搜集资料，资料收集难度很大。二是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编纂不同于首轮贵州科技志，在组织形式、编修理论、志书体例、涵盖内容上都比首轮科技志有很大突破，而科技行业专家和其他行业专家及编修人员的协同一致，达到对志书的共识，双方要有磨合、协调的过程。三是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编辑人员大多是单位的新兵外行，都是从其他岗位临时调整组成的，业务素质不高，工作情况不熟悉，欠缺修志专业知识，难以准确把握志书体例。一部分从原来的工作岗位突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因为工作性质问题难以进入。返聘的老同志也是凭经验行事，又不懂计算机操作，难以适应修志新形势。四是贵州省科技厅历经几次机构改革和调整，丢失、损坏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修志工作的难度，对编纂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四、人才匮乏严重影响二轮贵州《科学技术志》编纂质量
回顾首轮贵州《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修志人员的素质对整个修志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搞好续志人才培养工作至关重要。以贵州首轮科技志修志为例，当时成立编纂委员会挑选了许多精兵强将，聚集了一大批有着丰富阅历和能力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由副省长徐采栋担任主任委员，省科委顾问达昭任总顾问，设副主任委员3名，委员27名，主编1名，副主编3名，分篇主编18名，撰稿150人，办公室成员5人。参评专家达491人次，篇审专家130人次，总审6人次。为了编纂高质量、高水准的上乘佳作，老一辈科技修志者既工作，又当学问研究，有28人次参加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科技志学术研讨会，在本省和全国性科技史志刊物上、评述40余篇。1987年至1989年，科技志正、副主编及编委办公室成员在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中国方志学专业攻读并完成全部学业，接受了方志理论学习的训练，很好地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通过这种自身的理论学习、同行之间交流和参加编纂实践，对完成志书的编纂任务起了决定性作用。
志书是“独特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有特殊体例的著述”的特殊史书，它对编修者在学识水平、专业知识、著述能力上都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懂业务也要懂方志，需要有一支政治上、业务上都过得硬的修志队伍。由于贵州科技志兼有广泛性和专业性特点，涉及面非常广，既需要各个行业、学科的人员参与志书编纂，又要多部门的管理人员参与工作协调，站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角度上，实现众手成志。但是贵州方志学理论比较滞后，方志专家少之又少，而具体到科技行业，满足修志要求的复合型专家学者，更是像大海捞针一样难寻。
五、思考及建议
笔者认为：修志工作是个千秋大事业，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参与。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零打碎敲的培训形式、边干边学的应试手段已远远适应不了时代要求，满足不了修志事业的发展需要。首先，修志人员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修志工作在职称评定方面没有明确的方向，导致修志人员动力不足，不思进取。很多行业部门根本就没有完整的长远规划，更没有做到根据工作实际和形势的需要及时营造留住人才的环境。这些导致了在工作中激励不足、竞争不足，人才的工作热情不高，其才干和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也就达不到当初引进人才的初衷。人才难得更难留。其次，缺乏对编修人员的有计划，有规范的培训，再有对修志新人的培养工作提不上议事日程，造成修志人才断档。目前二轮科技志工作，自身的人才在流失，招聘的人才也在流失。需要认真地总结原因并及时调整策略，尤其是把行业专家发动起来，组织他们参与二轮贵州科技志续修工作，专家修志，众手成志，二轮科技志还是可以留住大有作为的人才。三是修志工作数字化、网络化及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服务等方向的技术培训缺乏，跟不上时代要求。二轮科技志人力资源的开发建设，事关修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针对存在问题，通过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育人机制和创新机制等，加快修志工作队伍的建设，努力培养出一支学习型、复合型的人才队伍，而这项工作需要方志专家对科技志的总体把握，宏观指导和具体培训，科技行业专家在对方志理论学习掌握的基础上，对科技志的具体指挥和操作，修志人员在了解方志的前提下，具体实施，使之不断适应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修志工作的需要，开创我省修志事业的新局面。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厅资助项目“贵州省第二轮科技志编纂理论和方法研究”，项目编号：黔科合R字[2014]17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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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达，主题，情节人物
张艺谋以执导充满浓烈中国乡情乡味的电影著称，其中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成为经典，彰显了他的独特风格和不凡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执导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简称《秋》）、《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简称《一》）、《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简称《我》）等三部影片，将审美的视角投射到当代农村，从不同角度展示农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传达出更为现实更为切近的热点话题，拓展出更为宏大更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在故事的叙述上，既返归传统又突破传统，追求中国审美视野中的融合。从而使得影片平实、简约、质朴中彰显出厚重、秾致、丰富的鲜明特色。
一、传达：平实与厚重
这三部影片，张艺谋都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从独特的角度，运用纪实和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行观照和反映，在平实的影片之中蕴含着厚重的内涵，使得寻常的一桩桩生活小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谈到《一》和《我》影片的卖点时，张艺谋说：“我们用很平实的手段表现了很浓重的内容，用表面的平实和内在的凝重，通过不露声色地表述来体现我们的关爱。”
三部影片文学艺术论文，讲述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再现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这些影片平淡而真实，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说的是西北沟子村村民秋菊为丈夫“要说法”的事，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农村，秋菊靠种地为生，为了能使村长赔理道歉，她只得靠卖辣椒的微薄收入来打官司，从调解到裁决再到判决，从告村长一直到事先没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长。就农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事，给人以拍案惊奇的感觉。
《一》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十三岁的临时代课教师魏敏芝追寻一个辍学的学生。为了50元钱的工资，维持一所只有28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的教学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无分文，睡车站，蹲马路，守望电视台，它不仅把失学的学生领回了学校，还从城里带回了许多东西，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每天还在上演着。
《我》讲的是现代版的“织女”爱情故事，三河屯村乡风淳朴，一个农村“织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学先生论文提纲格式。一段恋情，就像一首舒缓流畅的散文诗，不多的几句对白，一只“红发卡”成就了美好姻缘。自由恋爱开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时彼地可谓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惊世骇俗的传奇。
这三部影片，叙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朴归真。以平实的故事所凝铸的素朴来再现平实的生活,“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张艺谋以平实处见厚重的方式传达主题，关注凡人小事，选材取向由“传奇”转为“平话”,把镜头的焦点对准现实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题旨，从一个独特、真切的角度观察人性、人情、人文深处，文化或哲理意味更为浓厚。
《秋》中案件不离奇，氛围也不奇异，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所习见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过程中的一路“绿灯”，“人治”正在渐渐地被“法治”所替代。不过，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学艺术论文，尤其是还非常讲究秩序的广袤农村，注定了这个转换是非常艰难的，相当漫长的。影片在“情”和“理”的处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显，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时地掣肘，不时地制约。当王善堂在声声警笛中随着阵阵尘烟被带走时，赢了“说法”要回来“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无奈吗？令人欣喜的是“秋菊”们已经意识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传达出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普法教育的主题。
张艺谋导演曾明确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 还能告诉大家什么, 让大家想什么, 关心什么, 爱什么。”《一》中,水泉小学作为山区小学, 条件简陋，环境艰苦, 由于各种因素，失学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师资很少，但那所学校还在支撑着，坚持着。那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歌声和稚嫩的读书声,还有数着粉笔敬业勤业的老师，自觉追求文化的行为既显示出导演的情感倾向，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为“干细胞”，对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这样的重大使命，却让一个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成熟的小姑娘来承担，无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观众，情何以堪，惊悚之余，更深广的忧愤当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最容易击中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我》所奏响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纯真爱情的“绝唱”，纯爱的主题贯穿在人生的始终，相濡以沫、风雨共担的40多年的执子之手，虽然平平淡淡，却构建了最质朴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内敛，生活化的风格，完全是平民化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鲜花戒指，但双方都恪守着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来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围，可以编织更多的情节，然而，导演将其都简化了。导演张艺谋在说明影片的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1]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受到挤压，真挚纯朴的爱情观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如何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和传承文学艺术论文，这部影片给人们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从主流意识来看，回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有希望的活着，让人有依恋的活着，构成了新时期农民的追求的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张艺谋正是通过平常、实在的故事，运用电影语言，采取艺术的表现手段，传达出厚重、真切的深层底蕴。
二、营构：简洁与秾致
在叙事的表层框架里，张艺谋将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体内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节中。围绕“一条线”来展开。淡化情节，弱干强枝，在简笔勾勒的同时，注重强化细节，多用工笔，精巧而细密，浓艳而别致。在谈到《我》剧时，张艺谋说：“……用减法，不用加法，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它走向平实，走向单纯，走向细节化，甚至把细节加强……”。
三部影片的情节单纯、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内在心理为基础”[2]，没有大的矛盾冲突，就像山间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进。同时张艺谋大胆运用戏剧的因素，情节依照惯常模式向前发展。《秋》围绕“打官司”这一条线索，层次在乡、县、市三级打官司中渐次升级。《一》以 “寻找学生”为一条线索论文提纲格式。情节集中在魏敏芝代课期间这个时空段中，张慧科辍学以后，魏敏芝筹措路费、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匠心独运，只选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节内容主要是两人的相识、相知、相爱、思念的情感变化和发展。三部影片这样的安排，使人感觉到丝毫没有人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从总体上看，单线条展开情节文学艺术论文，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点。
在情节部分，张艺谋宕开一笔，三部影片戏剧性的“陡转”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浓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节“突转”表现在：深夜，秋菊难产，村长带人将秋菊抬到医院生孩子。顺势而下，孩子满月时，秋菊请村长吃饭，可是村长王善堂却行政拘留了。不难看出，张艺谋发挥“情节点”的作用，“一件事”改变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离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给人一种“猛抬头”的新异感觉，深层的推动力正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乡情的浸染。
《一》中，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反应放在两个空间里互相切换，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张慧科在街头流浪。这样一勾连，从老师寻找学生转换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学生的关爱，社会效果顿时被放大了。“一个都不能少”，主题被升华了。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尤其是一方处于不幸和磨难之时。《我》中，骆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谓的“审查”时，风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寻归”两幅动人的画面，凸现了张艺谋构图艺术的魅力，也将纯真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细节的处理上，张艺谋注重浓墨重彩，追求细腻传神。他说：“我们花在细节上的‘笔墨’,在细节上的镜头数量，要远远大于在主要情节上的。我们把细节情节化，用处理情节的节奏和篇幅，去处理这些细节。”三部影片的细节编排侧重于步步为营以写实，环环相扣以写意。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具体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
张艺谋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物件、声音以及情景，作为细节来精心营构。“言为心声”，《秋》以“要说法”这句话作为统摄全片的细节，从向村长要到向乡里要，向县里要文学艺术论文，向市里要。潜在的根源在于一个“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说法”成为了大众流行语，可见一个语言细节负载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寻常粉笔“写”全“篇”，围绕粉笔，郑重的交接、无意的踩碎、日记中的珍爱、社会上的捐献，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们对粉笔的珍惜和爱护、高老师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热心助教，特别是在看到孩子们在黑板上自由舒畅书写那色彩缤纷的粉笔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笔，是荡漾心旌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以“织布”的细节，来“编”故事“织”情节。情丝由着棉丝牵，时光随着机声回。“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织布、送布、眺望上梁布这几个细节，织出了少女的情，织进了少男的心。“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引出、插入骆先生的读书声，声音的交替，画面的切换，现实与幻觉交融在一起。“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昭娣将至真至纯的情感，一丝一缕的织进“档棺布”里，声声织布声似乎是在倾诉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变的爱。
张艺谋很巧妙地借助细节来含蓄地表达主题，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中以歌声和呼唤声为细节。起始是歌声，结尾是呼吁之声。歌声、呼唤声和心声融为一体。《我》中，“图文识字歌”，声声“韵”到底，用声蕴意旨，以声颂园丁。建校时，骆先生领读声，引领了文明的先声；中途，骆先生读书声，是山穷水尽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结尾时，儿子的领读声，喻指薪火相传，绵绵不绝论文提纲格式。
三部影片的细节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张力。难怪张艺谋说：“你把细节一放大，立刻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3]
三、造形：质朴与丰富
三部影片中文学艺术论文，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时期，身份各异，她们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绽放的姊妹花，流淌着同样的汁液，都有着“一根筋”的特性，却迸射着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洋溢着本真的芬芳的立体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又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
比较秋菊、魏敏芝、昭娣这三个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面对公理，面对责任，面对情感，她们更多地展示了顽强、执拗的一面，朴质中有着丰富，倔强中不乏柔和。
梅兰竹菊，各有秉性。秋菊为了“要说法”，从乡里、到县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突出秋菊倔强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达“进”。“退礼”，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书下来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长的名义买的“点心”时，当即送回。“退钱”， 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村长劝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钱，秋菊认为村长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就把钱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开庭，当得知被告不是村长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长，到了法院门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实际上表现的是秋菊的那种不顾一切“要说法”的“进”，体现了秋菊的“倔”。这种辩证的艺术处理，使得人物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魏敏芝的“直”，这也符合她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体现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长追要50元的工资；在电视台门口，反复追问别人“你是台长吗”；为了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追寻学生，可谓是经历千难万难。
《我》是一部“零情话”的“真情戏”，不借助于语言而通过动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径文学艺术论文，表现昭娣和骆先生纯真的情感。在追求爱的过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机会，“巧”用物品，真是“巧”费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饭”，绕道挑水听读书声，在送学生的路上等待，最终赢得了骆先生的倾情之恋。从清纯少女到蹒跚老妇的漫长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蕴含着“巧”，可谓无“巧”不成书。“巧”织布，贯穿于情节的全过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将“一根筋”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
张艺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饰和刻画，着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朴质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个个具有丰富色彩的个体。秋菊“要个说法”，也就是村长打人认个错。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长为了自身的权威，硬是不肯低头。在民间，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谓“打官司”，无非是“上面的人压下来叫村长认个错”。“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为“要个说法”，不惜花费卖辣椒的血汗钱。事实上，她打官司的各项费用远远超过了200元。可见她对“说法”的执着。面对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长被带走之后，秋菊没有胜诉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没有把秋菊刻画成一个自觉的维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懵懂中又有一点法律意识的农村大嫂论文提纲格式。
十三岁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许是一个撒娇耍泼的小辣女。可是，为了五十元的工资，她接过了高老师的粉笔，开始了她短暂的一个月的教学生活。对她而言，自身知识和教育理论都是非常浅薄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钱”，很简单的算式。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顾一切地追寻辍学的张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转，由“为钱”到“为责任”。张艺谋没有赋予魏敏芝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质，而是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之中，让人物“有规则的自由运动”，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异彩，独具风貌。
“一份情，一生爱”，昭娣要的是一份不变的深情。当初文学艺术论文，昭娣对骆先生的爱，也许是少女对异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许是出于对知识人的喜爱和尊重。当时光流转，步入老年时，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执地用超过车费几倍的钱，请人将丈夫的遗体从城里抬回来，按照传统的方式操办丈夫的丧礼。作为一个农村老妇，生活简朴，但由于骆先生精神的感召，她还是把平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助建一所新的小学。昭娣的慷慨之举，正是情感的作用。张艺谋并没有将昭娣随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张艺谋在塑造切合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时，还非常注意选取台词、道具、背景等，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又经历着时代精神风雨的洗礼，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四、结 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综观张艺谋三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影片，以寻常百姓为表现对象，以寻常小事为表现内容，情节简洁而细节精致，人物质朴而内涵丰富，力求用最俭省的电影语言，营造出最厚重的艺术内涵，传达出最深广的时代主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影片中，无疑是翘楚之作。
[参考文献]
[1]鲍十.我的父亲母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2月
[2]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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