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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民间绘画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色彩上———色块丰富、自由奔放
世间的色彩纷繁多样，中国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将自然界中的色彩加以研究提炼，总结出了“五色论”———青、赤、黄、黑、白。民间绘画中的用色，与中国传统的五色论息息相关。首先，民间绘画的色彩多为红、黄、蓝、绿这样的饱和色，色彩纯度高，色块单纯艳丽、鲜明饱满，这充满生命张力的色彩充满着喜庆吉祥的韵味，使得其他色彩都黯然失色；其次，民间绘画多运用色彩对比，如色相对比、冷暖对比和互补色对比等。有诀曰:“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黄身紫花，绿眉红嘴。”现代色彩理论指出，红与绿，黄与紫是互补色，互补色并置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且两种颜色相互衬托更显艳丽；再者，民间绘画用色也会注重色块的大小比例，通常是将一种颜色设为主体色彩基调，其他颜色的小面积色块起反衬和装饰的作用。如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黑红搭配，在脸谱、春联中经常会运用，这样的色彩搭配体现着朦胧的原始美感，具有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2、构图上———画面饱满、散点透视
中国民间绘画的构图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采用与西方“焦点透视”相对应的“散点透视”，不受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视点可以自由游动，画面饱满，这在民间年画中多有体现；二是具有中国装饰绘画构图特点，如剪纸纹样中的太极式构图。
二、民间绘画理论对幼儿美术教育的作用及建议
1、提升幼儿审美能力
中国民间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帮助幼儿提升发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首先，民间绘画质朴、率真，这不仅仅表现在物化的艺术语言上，而且要追溯到心灵的纯真、朴实，“民间美术的率真使它的创造如童年的天真，既没有装腔作势、无病，也没有矫揉造作。”民间绘画中所表现出的自然、质朴与幼儿绘画中异想天开的趣味相契合。在民间绘画的熏陶下，幼儿的心灵得到净化，创作时更加纯粹、随心所欲；其次，民间绘画所采用的“散点透视”实则是无透视，这样没有规则和秩序，更有利于幼儿异想天开地表现事物，天上的、地下的、想象的、现实的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在画面中；再者，民间美术色彩丰富、对比强烈，传达出喜庆、生机、热情和活力，幼儿开朗、活泼、生命力旺盛，这决定了他们更喜欢高纯度强对比的色彩。我们可以根据幼儿的心理发展层次，创设富有民间美术色彩的生活与活动环境，通过艺术的渗透，增强幼儿对民间绘画的情感。
2、加深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民间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通过民间绘画中喜闻乐见的造型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形式更易于幼儿接受。再者，民间绘画是民间艺人通过对生活的提炼和升华而创造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在教育时可以先让幼儿喜欢这些民间艺术，再进一步揭示民间绘画的精神内涵，使幼儿了解其中隐含的深刻人文精神底蕴。
3、培养幼儿的道德品质
关键词：剪纸：艺术；民俗文化
中华大地，流淌了五千年的文明血脉，华夏民俗，铭记着老祖先的生生不息，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
民俗是我们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以及凝聚力的载体，剪纸是中国最古老民间习俗、最具特色的民间艺术之一，朴素的思想情感、悠久的、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融入到薄薄的纸片上，灵巧的双手，一剪一刻一琢磨，便幻化出千姿百态的美丽图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代代传承的剪纸艺术，反映出中国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
现在过新年，贴窗花仍是中国某些农村的重要民俗。因为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剪纸保留了大量古老风俗和文化。传统的窗花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有戏曲人物，花卉、草虫鱼兽，喜庆图、门窗花饰、灯彩花、龙船花丰富多彩，百般变化，寓意多端，洋溢着欢快，健康和热爱生活的情感，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民俗的某些观念决定了剪纸的内容取向和表现形态，形成了民间剪纸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剪纸不只是为了记录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充满情感的美，更是为了见证与记载祖先赋予我们的历史精神。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剪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民俗艺术来自于民间，造福于民间，繁荣于民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日渐被大家认可、喜欢并使用着，当一年又一年的隆重节日开始时，它为我们增添更多的节日气氛和浓郁的喜气，美丽的剪纸在节日里闪亮起来。
1民俗文化与剪纸艺术
民俗或风俗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文化现象。据考证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较早使用“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开始用“民俗”这个词，孔子曰：“移风易俗”。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它的大部分都是以民俗为基础，与民俗活动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它的内容与形式又充分反映民间风俗的各种事象，它与其他民间艺术，民间游艺，特别是民间习俗，都是密切地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民间剪纸，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和传统的民间文化，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追求与向往，也表达对主人的祝福。民间剪纸图案并不单是根据客观自然形态来造型的，而是以寓意、联想的形式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寓意、联想的形式或通过吉语谐意，或通过指物会意，或通过感情等手法，使图案富于理想的幻觉，表达美好的愿望，以求奇幻想、愿望、趣味于图案，唤起民俗感情上的共鸣。
剪纸就是这样一种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千家万户增色添喜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举凡岁时节令、居住、服饰、诞生成年、婚葬、寿筵，都在剪纸中得到了反映。
以岁时节令为例。正月初一家家挂春幡、贴窗花；正月十五闹花灯，灯上要贴剪纸；三月清明，祭品上要摆放剪纸，表达怀祖之情；五月端午，剪贴“五毒”，以之避疫；七月初七姑娘们相聚一起，剪花样、赛智慧；九月九重阳节，剪刻重阳旗，寓示步步登高；十月一日寒农节，晋北地区用五色纸剪成寒衣，或做成衣、帽、鞋、被种种式样。在门前或坟地焚烧，寄托生者对亡人的哀思。
2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
(1)具有万剪不断的结构，力求构图新颖化、线条流畅化、色彩明快化。
(2)带有浓厚的欢乐和吉祥色彩，多用谐音和象征寓意手法表现，是典型的理想化创作方式。
(3)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吟咏着生命、民族繁衍和美好愿望的主题，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
(4)剪纸艺术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谐音寓意、谐音是民间图案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它利用字的谐音，运用花鸟、鱼虫等图案造型去表达美好的愿望。以求得吉祥。如“金玉满堂”，将“金鱼”谐音为“金玉”，图中荷花、荷叶、水草的描绘象征荷塘，“堂”谐音为“塘”，“金玉满堂”表示财富之乡，以象征富贵常在。后来也有的把“金玉”称为有才学的人，形容家族人才辈出。再如“喜上眉梢”图案，也叫“喜鹊登梅”，喜鹊在民间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鸟，人们把喜鹊的到来作为报喜的象征，“梅”与眉梢的“眉”字谐音，喜鹊站立在梅枝上呜叫，象征着喜事已到眼前。在民间图案中谐音寓意的形式很多，如石榴、南瓜、莲蓬的多子多福，鸳鸯、蝴蝶并蒂花卉的爱情永恒，喜鹊的报喜、牡丹的富贵、花生的长寿、和合二仙的友谊深厚、缠枝花卉的支脉蔓等等。谐音寓意的如青果、桔子的清清吉吉，白菜的青青白白，花瓶的平平安安，双鱼的年年有余，鱼水交融，雄鸡的吉祥，鹿(禄)的进仕，福字的长生不老等等。有些剪纸则直奔主题如麒麟送子、观音送子、老寿公愤状元及第等。这些喜闻乐见的题材一经纤纤细手的剪雕，便生机盎然，寓意深沉。剪纸的传统纹样离不开鱼、鸡(鸟)、花、瓜果、走兽，也离不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主题纹样有鱼莲纹、鸡鸟纹、石榴牡丹纹、老鼠瓜果纹、葫芦纹、狮虎纹、虫草纹、娃娃纹、神话纹、故事纹、组字纹、农事纹、猪羊纹、器皿纹等等。
总之，剪纸艺术与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难以割舍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依托、互为表里、互相促进、融汇交织在一起的。
3民间剪纸的品种与民俗应用
3.1窗花
窗花是民间剪纸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大、最为普及的品种。其他剪纸品种都是在窗花基础上的发展与延伸。南北各地农村在春节期间都要贴窗花，以此达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
窗花可分为单色窗花、彩色窗花和纸塑窗花3种。彩色窗花又有染色与衬色之分。染色窗花以河北丰宁、蔚县所出最为著名。先刻后染，色泽明艳，光影效果极佳。衬色窗花以广东佛山所产最为著名，用金箔纸或银箔纸剪刻出主体纹样，背衬各色彩纸，金碧辉煌、富丽典雅。这种做法叫做“铜衬料”。纸塑窗花以陕西渭南地区所作最有代表性。用各色彩纸剪拼形象，人物头面用白布包裹棉花，再作彩绘、开脸，形成浮雕状造型。
窗花的表现题材极其广泛，戏剧人物、历史传说、花鸟虫鱼、山水风景、现实生活及吉祥图案均可成为窗花的表现内容，可谓无所不有。其中又以寓意吉祥的窗花数量最大。
3.2装饰剪纸
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剪纸在室内装饰中发挥作用的先河。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发展，装饰剪纸的品类日渐丰繁，民间剪纸中的挂签、顶棚花、炕围花、灶头花，均属装饰剪纸。
挂签是贴在门楣上的剪纸，上沿贴牢，下面大部悬空，可随风飘动。挂签又叫“挂钱”、“挂千”、“过门笺”。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飓，贴在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日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的郯城、邳县等地又有套色挂签，俗称“换堂于”。其法取五色彩纸剪刻成型，局部刻断，各部分相互调换、镶嵌，形成色彩绚烂的装饰效果。
顶棚花是贴在天花板上的剪纸。中央是一张大型的团花剪纸，四角贴上角花。这种布局俗称“四菜一汤”。民间新屋落成。新糊顶棚，以及过年过节、办喜事等都要换贴顶棚花。
炕围花是沿炕周围贴在墙上的剪纸。炕围花的作用不仅是装饰墙面，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团花为主的对称布局，造成了很强的向心力；完整的装饰层次加强了室内祥和富足的气氛，暗示着生活的理想。
3.3特种剪纸
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
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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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帕特南所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一书对民主政治的实现与每一个地区公民的文化传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存在与利用如何能够帮助民主的实现等问题有着精辟论述，此书的理论框架是严谨的。其显著特点是论证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以其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研究方法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公民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必然关系。
美国政治学家r.d.帕特南是一位大量运用制度经济学思想分析经济成长和政治发展的学者，在其学术名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中，他对意大利的政治变迁做了长达20年的系统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极好的案例，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解释。本书与以往读过的其他政治学名篇有很大差异，最大的吸引眼球之处是作者可以在一个个别国家(以意大利为个案)，用近似外科手术式的严谨填密的实证方式，不惜花费巨大时间代价，试图得到逻辑必然的结论:民主政治在一个特定区域以何种政治文化传统和何种政治行为方式得以实现?历经了20年的漫长研究周期，此书的最终成就终不负于如此的岁月付出。通观此书，的确如评价所言，是一本真正有水平的实证性研究著作。
俞可平在其评作中毫不吝音地给予此书极高评价:"1993年发表了一本轰动整个西方政治学界的著作，书名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学者对此书的评论更加风起云涌，其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仅举以下两例即可见其一斑。戴维·基尔普说，将任何肉麻的吹捧之词加于其上也不过分，这本书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论美国的民主》。《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这是一本可以与托克维尔、帕雷托和韦伯的著作相提并论的社会科学巨著，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有可能将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民主前景。”
一、本书的理论构架
本书共分六章。从六章的框架来看，作者的逻辑思路非常清楚:第一章是对制度绩效方法的提出，实际上是要解决在政治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民主政治如何得以实现?
帕特南的实证设计是通过一个较长时期对一个特定国度—意大利的跟踪研究，从其开始的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实验人手，展开经验和实证研究，达到他的设计目的:回答完全是高度理论性的上述问题。第二章是纵向的实证资料收集和描述20年间意大利各地方政府新的政府制度的设立和发展过程，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第三章是很体现作者功力的地方，在研究中，并不单纯地对客观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总结，关键是在种种繁杂的事物和现象中寻找到你所需要的证据，帕特南在这一章中以非常老道的政治科学家的实力运用精心设计的12个指标对新的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估，让人信服的是每个设计问题本身和调查者想要了解的对象的真实思想和感受的联系是很切合的，其问卷设计是非常客观并具有说服力的，避免了通常调查中容易遇到的主观随意性。第四章作者的目标是解释制度绩效为什么存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什么原因导致了同一制度设计在不同地区所得到的制度绩效却不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讨论到了经济发展与制度绩效的相互关系，他们发现，制度绩效好坏并不是和经济发展程度一定呈正相关关系，却与公民生活的特性即大量社团组织的存在之间存在非常大的正相关关系。继而，作者在第五章分析了意大利1 000年左右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讨论了政治制度的历史传统影响力。为什么历史传统会如此稳定持久地存在着呢，这个问题就在第六章进行探讨了:如果人是理性的，他们为什么能容许像“囚徒的困境”这样和中最终对集体谁都不利的结果出现呢?作者认为，在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都会朝其中一方面发展，要以是社会资本以良性的循环—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的方式出现，要么是恶性的循环—依附、剥削的方式出现。一旦身处其中，理性的行为者就会选择按规则办事。社会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将由历史决定。
二、本书的特点
1.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多数人对“制度绩效”的定义，即把政治制度看作是“游戏规则”，是控制集体决策的程序。但他们认为，流行的政治制度概念对于政治制度分析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帕特南特别强调，制度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达到同意的工具。所以他们在这一研究中，将制度绩效概念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治理模型之上:社会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政策实施。
对制度绩效的动力的理解是比较政治科学长期以来的兴趣。至今已经出现了三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模式强调制度设计;第二种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三种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文化因素。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本书作者实际上将这三种新制度学派中的不同解释模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将新制度学派的解释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二、本书的特点
1.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二、本书的特点
1.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三、本书的亮点:公民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影响到政治的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提到本书的第六章: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在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与传统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而传统资本通常是一种私人资源。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即是一种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相关性: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作者在这章讨论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来理解人们在理性中，选择一种公共行为或集体行为中的利益损害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行为。帕特南在本书中，也试图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一条捷径，他提供给我们的这条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发的合作。
回到本书写作的起始，作者在考察过程中观察到的意大利南北地区在制度绩效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不同，诸如城市公共设施、农业、住房和健康服务等领域的有效性，其原因不在于人们简单想象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决定这种区别的是南北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通过第五章对历史的回顾，帕特南发现，制度绩效高的北方各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实行的是城市共和制，而绩效低的南方是君主专制;“在北方，人民是公民;在南方，他们是臣民”。12至16世纪意大利北部实行共和制的城市，大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在中世纪是独一无二的，是“封建沙漠中的绿洲”。这些城市共和国的行政领导是依据一定程序由选举产生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管理或统治有着合法的界限。至1250年，在这些主要城市的宪法中，人民即主要是同业公会会员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北方人尽管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教会只是诸多公共机构之一。在这种公民社会和公共精神环境中，重大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诚和联合都是横向的，民风也以信任和互助为主。而在南方，包括等级制度、庇护附庸制度等形成的社会秩序都是垂直的，缺乏北方民众建立在基本平等和团结基础卜的横向组织。由于在南方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实际是异族王朝，这加剧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猜疑，并且为了维护垂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摧毁了横向的社会组织纽带。至14世纪初，南北两种政治体制的特征已发展得相当充分。政体和文化传统不是凭空出现的，南北地区的经济基础有很大不同。北方城市国家依赖商贸和金融业，而南方则以农业为基础，前者需要更多的社会信用和相互信任，以保障合同和法律的有效性。
帕特南借用“社会资本”概念具体说明了南北文化差异，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是互相信赖的，就会促进自发的合作。在信任基础上的普遍互惠，不是“我将为你做这件事，因为你比我强大”，也不是“如果你现在为我做那件事，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而是“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将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为我做件别的什么事”。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资源”。帕特南甚至认为:“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
在1870年国家统一时，北方的农业生产率略高于南方大约15%-20%，由于此后北方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步伐快一些，至1911年，北方的收人已比南方高出50%，经济差异急剧扩大。1980年代中期，北方人均收人比南方高出80%。就是今天，人们仍旧能感觉到这种差异。
南方的不幸并非止于经济落后，互不信任的文化传统，还是导致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国家或政府缺乏效率，不能公正地执法和履行合同的条件下，黑手党就会作为现代庇护制度发挥作用。横向的互不信任和垂直的压迫剥削和依附关系，是黑手党产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帕特南的公民传统论的确有助于解释，在相同的国际背景下，为什么意大利北方比南方做得更好。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意大利南方“永远欺骗”、“永不合作”的社会模式，可能就是世界大部分缺乏或没有社会资本地区的未来命运。“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关键词：渔农村 流动文化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不断改进文化服务方式，积极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能有效地扩大文化受益范围、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消除覆盖盲区、推动管理创新，保障百姓基本文化权益。
近年来，浙江省岱山县根据海岛县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村落分布、社会经济、人员构成等情况，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重点打造了“流动好声音”“流动好舞台”“流动好电影”“流动好图书”四个板块构成的文化惠民举措。经过连续八年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工作理念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日益多样，文化内涵全面提升，惠及百姓更加广泛，“流动文化进基层”典型经验入编《浙江省公共文化建设先进典型经验汇编》，其具体做法和经验值得推广和探究。
2008年6月，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为全省文化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同年又部署开展了“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如何服务群众、改善民生成为岱山县文化工作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岱山县地处海岛，岛屿多、地方偏、交通不便，偏远小岛的居民文化生活贫乏；随着临港工业的发展，大量外来务工者涌入，他们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文化设施少，文化生活枯燥，要解决这些人群如饥似渴的文化需求，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便利性，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最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办法之一就是实施“流动文化进基层”活动。
一、活动亮点
在县文化馆专门成立了“公共文化服务部”，对全县符合条件业余团队的统一审核，统一发放音响器材，为基层团队日常活动提供了便利。2012年投入40万元，精心设计了7套流动K歌车，该车按照务实管用的原则设计，集合了整套演唱设备，在海岛地区的大街小巷、乡村渔港使用方便。赠送给全县7个乡镇文化站以后，在偏僻渔村、古镇弄堂、社区（村）广场、船舶企业等地进一步掀起了岛城全民K歌热，仅当年夏季流动K歌车前后共举办209场“流动好声音”，演唱群众3000余人，吸引观众40000余人次，扩大了文化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真正让草根声音接力传递，汇集更多的发展正能量。
在“流动好器材”的带动下，“流动好电影”“流动好图书”“流动好舞台”系列流动文化送基层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全县6个流动电影放映队，每年免费为企业、外来人员、边远海岛放电影1200余场。全县建立图书流通站（点）66个，流通图书88130册，赠送图书42550册，价值约50余万元。把舞台搭进偏僻渔农村、企业、军营，发挥当地文艺爱好者特长，文化部门转变职能，由过去的 “我上台你鼓掌”，变为“你表演我搭台”；渔农民由原先的被动型享受文化，变主动型参与文化，促进基层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二、社会效益
（一）流动文化进基层活动作为一种新型、便捷的文化服务手段，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舞台”“家门口的书房”和“家门口的电影院”，使老百姓“天天有活动”“天天把歌唱”“天天有书看”“天天乐淘淘”，切实解决了海岛群众“看戏难”“看书难”“看电影难”等问题，满足了他们文化娱乐的要求。
（二）通过音响器材赠送，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各类文艺团队蓬勃发展壮大，目前全县有各种文艺团队200余支，参与群众五千多人。特别是广场舞队，每天晚上广场、公园、院落，只要是稍微空旷的场地，到处都活跃着广场舞爱好者的身影，成为全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推动城乡文化交流，缩小城乡文化差别。流动文化服务系列活动，将城镇社区的文化艺术产品、文化艺术活动输送到农村社区，有效延伸了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的服务功能，扩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也促进了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三、发展思路
创新文化惠民服务的理念和模式，要结合当地实际，做好摸底调研，让群众对文化充满亲切感和信任感，引导群众参与公共文化、创造公共文化，激发基层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首先要强化服务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推动文化工作与时俱进、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自觉；文化传播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彰显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安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强省，特别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气质，安徽最早的文化历史痕迹可从两百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的人类活动遗址说起，安徽依据独特的地形与环境，在漫长地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文化板块：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逐渐成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安徽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养，成为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安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皖风徽韵最为世人称道，人们总以博大精深赋予安徽民间文化最高端的称谓，但我们看到安徽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与当前安徽发展十分有限的民间文化产业规模、民间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足、民间文化精品化与成果推广难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局面，除安徽民间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统之间管理松弛、民间文化市场难以开拓、安徽民间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国推广受到严重的限制，新媒体在推介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舆论引导途径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二、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自觉
地域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长期的风俗习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启超曾论：“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度影响。安徽民间文化潜伏在安徽四大丰富的文化板块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觉”作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觉”带来安徽民间文化的繁荣，我们能从多个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觉”给安徽民间文化带来发展的契机，实现安徽民间文化的内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增添安徽民间文化的学术价值。
安徽民间文化中之戏曲文化对中国戏曲文化影响至深至远，在王世华先生所撰写的《徽商与戏剧的发展》[2]一文中指出：“徽戏”进京导致国剧――“京剧”的产生。罗可曼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3]中指出，徽剧作为安徽地方戏明以前只是活动在安徽地方规模的民间小戏，后来在社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徽剧取百家之长，海纳百川之胸怀，兼收并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大剧。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在骨子里找到徽州文化的精髓，徽州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凸显安徽地域文化的张力，徽剧作为安徽民间戏曲文化的代表其戏曲价值与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安徽民间戏曲之黄梅戏，作为中国目前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安徽的地域名片，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黄梅戏以其独特的音韵、表演艺术、服装舞美等曾征服了戏曲史上最庞大的海外观众群，观众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对某种文化存在文化的共识，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诺在他的著作《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的特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和时代创造一种永恒的美，“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4]黄梅戏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皖江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征分不开的。安徽的其他戏曲文化，青阳腔、岳西高腔、泗州戏，花鼓戏等，每一种戏曲无不是本地人们社会生活、语言特征和思想意识的表达和建构，反映了当地普遍的文化心理，关注安徽民间戏曲文化，从发生学的角度，必须对他们生存的共同的人文环境进行了解，找寻他们的血脉联系，充分发挥皖人对皖戏曲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化自觉”作为精神内核，加强安徽戏曲文化内涵式培育，实现安徽戏曲文化的整合，促进安徽戏曲文化的发展。戏曲中只有在不断地找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最佳结合点，才有可能找寻到其生存发展的空间。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蕴藏着中原文化的哲学基因，“老庄文化”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对中国辩证法哲学的发展起到代表性的引领作用，道家思想的独树一帜与本土性，使其在中国哲学发展乃至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同时安徽民俗文化也是华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之一，“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概括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范式”[5]，反映了他们朴素的道德行为和原始情感。安徽许多民俗于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延续至今，展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重要的节日安徽民间保持着祖先流传下来的习惯做法：大年三十接祖宗、除夕吃团圆饭，贴春联、守岁，春节走亲戚拜年，元宵节送祖宗、清明节祭祖、端午节插艾叶、中秋节吃月饼等，展现安徽节日风俗文化的辉煌事象。安徽饮食风俗文化也独具风情：安徽民间对“豆腐”情有独钟，安徽乡间“豆腐作坊”几乎家家俱设，过年做豆腐几乎是安徽民间乡村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各种形式以豆腐为主菜食的豆腐菜肴是安徽春节迎接客人饭桌上的主要美食，长期的生活习惯，让豆腐菜肴成为安徽食谱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豆腐不成席”。最具代表性的豆腐文化当属“淮南豆腐文化”，这个可从学术上找到考据，宋学大师朱熹在其《豆腐》一诗中指出，豆腐应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日本驰名商标“唐传豆腐淮南唐制”，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等等这些考据佐证了安徽淮南的豆腐文化。安徽婚嫁风俗中的“哭嫁”文化，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依恋之情，安徽丧葬风俗中“送终、报丧、入殓、请七、出丧、安葬”是安徽丧葬礼俗必须对送别逝者要举行的葬礼环节，体现了安徽人对死的重视，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徽州曾流行一句话“要生生在苏州、要死死在徽州”，由此可见，安徽在对逝者的礼数与其它地方的确不同。表达对死者的尊重，深刻体现了“死者为大”的民俗理念。安徽民俗文化作为安徽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文化，深深融合在安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待传统民俗文化安徽民俗学家要用“时代”的眼光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其进行资源整合，取其对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益的部分，去其具有封建迷信的部分，同时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文明理念等对其进行改良创新，安徽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定能焕发新春。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尤以“桐城歌”为胜，桐城歌是最具有桐城地域特色的文化之一，其语言表达与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这和他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土壤是分不开的，桐城自古就有“文都”之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祥地，历代英杰名士群星璀璨，素有“文化之乡”的美称，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桐城歌”这个民间文学的奇葩，桐城歌在明中叶自“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盛行，民间歌谣为两淮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共有”格局，它使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找到了文学的依附，对黄梅戏的剧种产生具有基因孕育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我省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珍贵的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尺巷”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安徽民间文学，其文化内涵中折射出的“和合”思想反映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有深刻影响。“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诗双璧”，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赞颂诗中主人翁兰芝和焦仲卿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光辉诗篇，在安徽民间对不讲道理的婆婆至今仍有称之谓“焦母”的说法，可见这一民间文学的影响至深，在安徽怀宁还建有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安徽民间文学折射出皖人在文学造诣上的深厚功底，“文化自觉”精神深深渗透在安徽民间文学古今的宏篇创制之中，实现安徽民间文学的资源整合对传承安徽民间文化，展现安徽民间文学的优秀成果，树立皖人的文化自信，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安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美术的艺术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徽州三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徽州三雕包含徽派风格的“木雕、石雕、砖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它是在繁华的“徽州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徽学”和“敦煌学、藏学”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学派，“以质趋文”的徽州文化造就了黄宾虹、查士标、石涛、黄士陵等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书画家群体，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大家，这些奠定了“徽州三雕”的美学艺术水准。徽州三雕的雕刻主题文化意蕴“忠、孝、节、义”“忍让、中庸”“崇王”“恩荣”“读书及第”、“观礼”中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崇拜和儒家文化的教化，徽州是朱熹的故乡，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代表，自然成为徽州儒生膜拜的对象，这为徽州三雕浓郁的儒家文化特征找到母体的根源.徽州三雕是以徽商能提供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徽商富可敌国的财力、敦实淳厚的徽文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高超绝伦的雕刻技巧，使徽派建筑具有鲜明的汉风唐韵，完整地设计规划，立体的空间感官，程式的寓意表达，完美的建筑装饰使我们感受到其它艺术所不能感受到的艺术感染力。徽州三雕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最后的传统，终点的辉煌。”[6]徽州篆刻、徽州版画与徽州三雕并称“徽州三绝”，安徽合肥的“火笔画”，安徽宿州的“灵璧钟馗画”“萧县农民画”，安徽滁州的“凤画”，安徽池州的“青阳农民画”安徽安庆的“望江挑花”以及安徽阜阳的“民间剪纸”这些淳朴的民间美术文化已融合在安徽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这些民间文化在当代皖人“文化自觉”的传承创新中呈现出新的美学常态。
安徽的文化资源必须坚持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具有全国、乃至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符号，才能不断地提高本省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安徽人必须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和状态传承和发展安徽优秀的文化资源，建立皖人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信”，树立皖人起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豪”，唤醒皖人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提出建立“文化强省”的重要目标，在文化建设中以安徽“经济圈”作为经济后盾、安徽“四大文化圈”作为文化基础，提升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内涵、实现安徽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安徽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提升安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新媒体下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的传播舆论导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历史上以皖人“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传承至今，“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在历史上曾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文化传播媒介的日益广泛，安徽民间文化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文化自觉”的传播方式明显的出现“弱化”的表现。时至今日，安徽许多民间文化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文化发展制度上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致使传统文化出现传承断层的制度原因，缺乏文化宣传策略、文化传播途径、文化依附载体、文化内涵提升等都是安徽民间文化在现阶段出现“式微”表现的传播原因。
20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舆论生态的重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极大的充实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要运用新技术新运用创新媒体传播形式，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7]新媒体作为新技术体系下新的传播形态，以覆盖率高、互动性强、推广方便等特征在现代传媒界保持飞速增长，这为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网络”“手机”的逐渐兴起，传播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两个“舆论场”，新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腾讯qq”等构成新的“舆论导向格局”，这让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处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呈现新的传播规则。
（一）发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生产力，大量的原创性、首发性报道来在于传统的媒体，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再现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说明：新媒体67%的新闻来自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传统媒体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营方式及专业素养在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高度上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同时传统媒体长期的运营和发展，在受众群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效应，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因此传统媒体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政策宣传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特色专栏节目的制作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知识普及上等发挥其质量传播优势。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以新兴工具和传播工具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时代到来，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低成本的宣传营销手段、与消费者的自主互动、广告的创意空间、与用户的创意共享、对客户的个性化定位、潜在消费用户数据的简易获得，企业与新媒体新的利益分享方式的建构，有效应对危机公关等是其优势，新媒体通过多平台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建立起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群讨论”的良性互动模式，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唯美”广告宣传，尤其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用户消费群中的新媒体平台上如微信、微博、Facebook、博客等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能在更多的民众中推广安徽民间文化。
安徽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发挥其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传播价值，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共同为推广安徽民间文化的服务，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二）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正确舆论引导，传承安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安徽民间文化，我们应当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全面的观点来一分为二来分析评判，我们了解到安徽民间文化传承至今，其间安徽民间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凝聚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再现了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培养了特立独行的深受“徽文化”影响，具有“皖风徽韵”气质的安徽人，但我们同样看到安徽民间文化中还存在腐朽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它是封建文化的遗毒，是人本性中的劣根，需要我们以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敏锐的嗅觉、开拓的视野、破釜成舟的胆略对其加以剔除或改造，传承和发展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优秀的安徽民间文化。
以“传播信息量大和传播速度快”而著称的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舆论的导向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是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主要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它不仅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认知层次，还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态度，新媒体可以通过对安徽民间文化报道与不报道、报道的多与报道的少等手段和措施来主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关注程度和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媒介宣传力度，同时在对安徽民间文化在宣传的过程中注意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确舆论引导，让更多的民众在关注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艺术熏陶，让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文化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以不报道和反面报道的方式引起公众的警惕和注意，从传播舆论导向上引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内容辩证的选择。
安徽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在舆论导向要注重对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大力宣传，对不合时宜的安徽民间文化，新媒体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要降低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面舆论引导。
（三）新媒体要有地方文化全球化传播理念，培养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
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理念的准确把握是新媒体自身获得深度发展和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文化传播理念会影响文化受众群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价值的准确评价和新媒体在文化受众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以开阔的视野、奔放的胸怀、国际化的视角表达出对人性的尊重、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反映人类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化，体现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的肯定”[8]，绝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加于与他人的文化意识之上，崇尚自由多元，又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现代感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传播西方的文化的同时向世界推广本地区的文化，这是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传播价值观。
新媒体要真实、准确地传播安徽民间文化，制作更多的高品质的安徽民间文化的大型文化专题节目，通过向外界不断的推介安徽民间文化，使更多的国内外人士能准确地真实地了解安徽民间文化，消除因空间距离和政治倾向等因素造成的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误解，让国内外人士在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交流和传播，同时让更多的安徽人通过新媒体了解到本地区民间文化艺术魅力，自觉地接收本地区文化知识的艺术教育，主动地承担宣传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命，增强安徽人自觉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安徽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得以彰显。走进安徽、安徽民俗文化节、安徽黄梅戏艺术节艺术展演等大型文化节目，在安徽民众中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媒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实现文化在全球范围类的自由传播，它俨然已成为构建当代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体现本身的传播价值，又通过文化的传播体现其传播的社会价值，新媒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理性的传播文化，灌输给受众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心灵鸡汤”，陶冶民众的文化情怀，引领时代情势下文化传播的社会任务。
四、结语
安徽民间文化深受徽文化的影响，徽文化离不开徽人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传播徽文化的主要群体，徽商的文化自觉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繁荣，给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分，打好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根基，奠定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底蕴，“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是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9]安徽民间文化哺育了安徽人，赋予安徽人独特的徽文化气质，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文化体系，促成整个华夏文化体系的结构养成，历史的成就代表的是过去的辉煌，今天我们皖人仍需担负起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重责。
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传播工具，其广泛存在的传播形式：网络论坛（BBS）、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掘客（Digg）、即时通信（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其他媒体所没有的传播渠道，实现了普通民众对文化信息的自主提供和文化共享，颠覆了传统文化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方式，更加体现了对受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满足了受众文化自由的心理需求，对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传承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有力于安徽民间文化在更广泛地域领域与传播领域的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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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世华.徽商与戏剧的发展[J].新视野，2010（5）.
〔3〕罗可曼.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J].中国音乐，2012（1）.
〔4〕[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陈琴建.中国民俗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吴玉红.徽州“三雕”的成因及艺术特色[J].美术，2008（10）.
〔7〕.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3-08-19.
内容摘要：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直接影响了文人画品格的建构，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气韵非师、诗书入画为主要审美倾向。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
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关键词 ：宋元文人画 教育思想 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 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 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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