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3 21: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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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2.11
关键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GDP；GNI；财政收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便开始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银行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定义是“对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对私立教育的补贴”（世界银行，2001）。在我国，与这一口径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经费，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国的数据，“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此外，为了简便起见，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将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影响公共教育经费投资比例的因素，并对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做出预测。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时高时低，呈现不规则变动。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持续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稳上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以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算术平均，其过于简单，缺乏性，因此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预测
影响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未必就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衡量），反之，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未必就有较低的可能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将采用两种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
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影响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一些学者以人均GNP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找出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各项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和国家为：1961-1979年，38个国家（陈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个国家（陈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个国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即线性-对数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NP。
我们将运用最新的数据对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能根据200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上述研究相同，我们仅仅使用了大国的数据，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便于同中国进行比较，而且统计资料比较齐全。所谓大国的标准是：2001年人口在1千万人以上的国家（世界银行，2003）。按照此标准，我们使用了57个国家的数据，包括14个高收入国家、8个中高收入国家、15个中低收入国家和20个低收入国家。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Eviews软件。
(1)使用57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模型1对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估计值为0.3408，其含义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增加约0.0034个百分点。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0.792（1975-1979年，陈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陈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们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57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力减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根据这57个国家的数据（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越稳定，国别差异越小（表现为变异系数越来越小）。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数字特征表明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已趋于稳定。由此我们认为，对于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国家考虑在内，很可能会低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考虑到今后十多年内，中国仍将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着重关注在这一收入类型国家中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表1：57个人口大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2001年）
中位数（%）均值（%）变异系数N
高收入国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国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国家3.13.700.5520
所有国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针对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的估计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要比考虑全体国家时大得多。
(3)对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
为了预测今后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发展变化趋势，首先应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根据最近一项研究的结果，中国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5%（中国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另一项研究则认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20101-2020年为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我们认为，后一项预测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长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长6.5%应该是可能的。
2001年我国人均GNI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长7.5%，2011-2020年年均增长6.5%，则2010年人均GNI将达到1700美元，2020年将达到3200美元（均为2001年价格）。
根据57个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95%、4.07%、4.18%和4.29%，这一结果与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结论非常接近。根据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个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6418美元，2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2707美元。从预测的角度看，给定的解释变量的值越接近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预测结果越精确（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使用哪一个模型，对于2015年和2020年的预测结果应该更为准确。
2、.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的国际比较，来分析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我们假定，一定的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相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共性或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我们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和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据此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在2004年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给出一个基本估计：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55%-6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5%-30%之间。由于我国已经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们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的关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5%-60%之间时，大致相当于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0%的水平。根据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首先考虑只选择人口大国，但发现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口大国数目太少，导致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考虑在内（该书一共提供了20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将这些国家和地区按三种情形分组（三个组的国家有重合）：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8个（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第二组有24个，第三组有2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29%，中位数为4.4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2%，中位数为4.45%；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1%，中位数为4.90%。
观察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第一组和第二组），说明同一组别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位数更为合理，即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在4.40~4.90%之间。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是，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在80%-9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5%-45%之间。根据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5个（克罗地亚、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国和智利），第二组有25个，第三组有1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48%，中位数为4.3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96%，中位数为4.50%；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70%，中位数为4.30%。
同样地，我们根据中位数进行预测，则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在4.30~4.50%之间。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根据国际上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来进行预测，则我国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还要高。这一结果与前一部分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得到的结果不尽一致，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应该越高的一般认识完全不同。但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时期，是教育即将到达顶峰的努力极限时期，这一时期对公共教育经费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达到最高点。另外从个案考察，也可以发现教育发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相对较低的现象。如韩国与意大利比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8%，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7%。这些现象说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关系，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财政供给能力也是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数据，我们无法对这一假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检验。但是，我们对11个可获得数据的高收入大国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并无显著性影响，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是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并且仅仅使用这一变量就能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样本总变异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数据之后，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国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图1所示，1978-1989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呈现不规则变动，因此我们只对1990-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我们把焦点转向财政供给能力，发现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如出一辙：即1995年之前持续下降，此后持续上升（图2）。于是我们以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间呈现简单线性关系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t表示第t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据1990-2003年的数据得到样本回归方程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我们对模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发现尽管两个时间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计量是无偏的、有效的，t检验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将提高约0.6%。
我们估计2004-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约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2020年达到30%。这样，根据上述样本回归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46%、3.94%、4.18%和4.39%。
四、结论
1.利用不同变量（经济水平或财政供给能力）得到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变量（教育发展水平）得到的预测结果差距较大（见表2）。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即在利用经济变量预测时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而在用教育变量预测时仅仅采用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其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而从不同角度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就会得到不同结果。其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变量预测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高于用经济变量预测的结果。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供给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我们认为用经济变量来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更有说服力。
2.在国际横向比较分析中，我们采用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我们采用了财政供给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并相应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后一种方法更为理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但财政供给能力（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公共教育经费最终来源于财政收入，一个羸弱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如前文所述，对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但要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还需开展进一步的。
3.如果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使用数据时应该尽可能涵盖所有收入类型的国家（即采用57国数据）。但如果目的是进行预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使用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其原因是我国已经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不考虑低收入阶段的情况，而排除高收入国家可以避免因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趋于稳定造成预测结果偏低。
4.综上所述，我们以财政供给能力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认为如果我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达到4.5%的水平。
表2：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预测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
国际比较研究
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NI（美元，2001年价格）120017002330320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57国数据3.954.074.184.29
23个中等收入国家数据3.233.704.124.54
解释变量：教育发展水平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580-9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3530-45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4.4~4.94.3~4.5
中国经验研究
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财政收入占GDP比例（%）202527.53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3.463.944.184.39
参考
UNESCO（2000）WorldEducationReport2000.
陈良焜等（1988）“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国际比较”，载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良焜等（1992）“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载秦宛顺等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兴红（2004）“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江苏商论》，第4期
古扎拉蒂（1995）《计量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中译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教育部财务司（2005）《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性别与全民教育：跃向平等—2003-200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3）《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政府担保给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或有负债。在融资时，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分配原则是项目参与者的相互合作作为基础和纽带，按照最小成本进行风险控制一方的协议来进行风险分配，市场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非市场风险由政府部门进行承担，主要通过签订经营方面的特许经营范围、特许经营期限、投资回报率、经营收入、冲突解决机制等项目后勤支持、法律一致性等特许权协议担保条款体现，并改变了政府对项目其它参与方的作用见图1所示。在图1中虚线表示政府提供担保的作用。项目总价值是由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构成的，政府希望以最大的程度来提高项目的社会价值，而项目经营者则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经济价值，将自身收益最大化是理性投资者的最终目标。
二、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担保的期权特征分析
假设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为V，非政府投资者投资价值为E，非政府投资主体的预期回报率为er。若综合考虑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保证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不低于*I的运营收入，此时可以根据B-S期权理论可以得出，当政府以向投资者提供担保来进行融资时，投资者相当于在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时获得了一个看涨期权的投资收益。其中T为特许经营期，E为T时刻期权的执行价格。但如果公投资者在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经营期间不进行分红，那就在特许经营期T的期末，政府所担保的期权收益价值为*G(T)max(0,IE)。
若考虑到在共基础设施项目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非市场分析因素的影响，保证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的运营收入不低于R，特许期内投资者实际获得的项目运营收入用V表示，TV表示V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刻的价值。G随着TV与TR之间大小关系的变化而取值不同：当TTVR时，投资者的收益是获得项目实际收入，此时政府担保的价值为零（G0）；当TTVR时，政府需要针对项目担保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部分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补偿，此时担保的价值大于零，即TTGRV。综合上述两种情况，若政府提供担保，则项目的运营收入始终为max,TTRV，政府担保的价值为max0,TTGRV，因此，政府担保其实是以V为基础资产，R为执行价格，T为到期日的欧式看跌期权。
三、结语
1.样本选择
为了能够反映河南省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工薪族”金融投资理财状况的差异，以2013年《河南统计年鉴》公布的2012年河南省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水平为标准，分别选取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郑州市、平顶山市、洛阳市、永城市作为中高收入“工薪族”调查对象，选取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邓州市、兰考县、固始县和新蔡县作为低收入“工薪族”调查对象。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样本抽取过程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即将月收入作为分层特征，在各个层次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子样本，最后将这些子样本合起来构成总体样本。本次调查中每个调查地区发放问卷25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85份，回收率为84.2%。
2.调查方法
2013年7月，笔者组织郑州航院金融学专业本科生深入确定的调查市县地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共设计问题30个，包含“工薪族”收入与储蓄、金融资产配置与负债、投资理财偏好、行为偏差等内容。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本次调查主要采取在调查样本中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层次的各类人群，包括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护士、财务人员、文员等不同职业群体。
3.样本特征
从调查样本的年龄特征来看，被调查者中25岁以下的占11.1%，25~45岁的占77.6%，45岁以上的占11.3%。从调查样本的学历特征来看，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占2%，本科学历的人占39%，专科学历的人占26%，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33%。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占0.5%，本科学历的人占10%，专科学历的人占1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75.5%。在调查中，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月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的数量最多，占比为31%，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占30%，其中有7%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数量最多，占比为54.6%，占比大大高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同时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只占5%左右。河南省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收入集中在3000元至5000元区间，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的收入绝大多数在2000元以下，且前者的收入水平要整体高于后者。
二、金融资产配置与负债情况
1.金融资产配置
一般而言，投资理财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类别为银行储蓄、债券、基金、外汇、保险、理财产品和贵金属等。调查发现，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均将银行储蓄、理财产品、基金、保险作为主要的选择品种，分别占比为36%、18%、15%、8%和45%、9%、12%、5%。可以看出，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更偏好银行储蓄，而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更偏好理财产品，两者均高出对方10%左右，这显示了不同地区“工薪族”的资产配置差异。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年储蓄额在2万元至6万元的占比最多，达到了34.3%，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的年储蓄额集中在2万元以下的占比最多，达到了63.7%。年储蓄额在10万以上的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为22.4%，大大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4.5%的占比。这反映了河南省不同地区“工薪族”收入的差距较大，也表明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在进行投资理财时可运用的资金较为充裕。
2.负债情况
在调查样本中，持有负债的被调查者占58.5%左右。调查显示，房屋借款均为两类被调查者占比最高的负债项目，超过1/3的被调查者存在房屋借款。中高收入地区中超过10%的被调查者存在信用卡借款、汽车借款、工商业借款等负债项目，而低收入地区中超过10%的被调查者持有汽车借款、教育借款、工商业借款和医疗借款，负债类型分布差异明显。此外，可以明显地看出，持有房屋借款、信用卡借款和汽车借款的中高收入者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者，但是低收入者持有教育借款、工商业借款和医疗借款的比重相对较高。综合分析，“工薪族”的负债整体水平较高，且集中在房屋借款和汽车借款方面。同时，由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持有各项负债项目占比之和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之和，表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的负债类型更加多样化。
三、金融投资理财状况
1.理财相关知识了解程度
调查显示，中高收入地区中有10%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非常了解，有52.2%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了解较多，有35.6%的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知识不了解，仅有2.2%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过过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相比之下，低收入地区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非常了解，而高达53.3%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不了解，同时有6.7%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说过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地区金融机构较少，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途径较少造成的。
2.投资理财活动开展情况
调查显示，28.1%的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没有进行任何投资理财活动，而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仅有12.9%没有进行任何投资理财活动，这可能是由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可支配收入较少，以及投资理财意识相对较弱等因素综合造成的。另外，投资理财比例在10%至30%的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分别为28.1%和29.5%。投资理财比例在30%至50%的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分别为25.7%和22.1%。这表明，有将近1/3的被调查者将收入的10%至30%用于投资理财活动，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投资理财比例要整体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
3.投资理财目的
在对进行投资理财活动的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目的的调查中，将投资理财的目的分为“合理规划收支”、“实现资产增值”、“提升生活质量”、“保障子女教育”、“安排退休生活”等5个方面。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有39.6%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实现资产增值”，占比最高；有22.4%的被调查者选择“保障子女教育”；有18.9%的被调查者中选择“提升生活质量”；有15.5%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合理规划收支”；有3.6%被调查者中选择“安排退休生活”。但在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有41.9%的被调查者选择“提升生活质量”，占比最高；有28.2%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实现资产增值”；选择“合理规划收支”、“保障子女教育”、“安排退休生活”的被调查者比重分别为10%、10.4%和9.5%，相差不大。这两类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目的的差异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被调查地区的“工薪族”收入差异较大。收入相对较高的被调查者通过投资理财达到资产增值的愿望要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同时，收入相对较低的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由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从而进行投资理财更多的目的在于提升生活质量；二是被调查的中高收入地区养老设施、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保障条件要比低收入地区相对优越。这使得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中更多地要为退休、教育等问题考虑。
4.投资理财偏好
在理财产品期限偏好方面，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选择投资期限在1个月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5.3%，选择3个月的被调查者占20.3%，选择半年的被调查者占23.8%，选择一年的被调查者占38.6%，选择投资期限在三年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占12%；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选择投资期限在1个月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5.3%，选择3个月的被调查者占25.5%，选择半年的被调查者占41.5%，选择一年的被调查者占9.7%，选择投资期限在三年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占8%。这说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较偏好期限在一年左右，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较偏好期限在半年左右，前者比后者更偏好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的偏好选择方面，两组样本的被调查者中有67.4%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固定收益类型产品，有24.6%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有4.2%的被调查者选择不保本固定收益类型产品，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不保本浮动收益类型。也就是说，超过90%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型理财产品，这说明“工薪族”中绝大多数是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
5.选择投资理财产品考虑的主要因素
在调查“工薪族”选择投资理财产品考虑的主要因素时，有43%的被调查者选择“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有37%的被调查者选择“收益性”因素，有13%的被调查者选择“流动性”因素，有7%的被调查者选择“波动性”因素。这与被调查者选择理财产品类型的结果基本符合，正是由于被调查者更多地考虑规避投资理财产品中存在的风险，保本固定收益类产品才最受被调查者的欢迎。同时，在对被调查者不进行投资理财的原因调查时，无论中高收入地区还是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均将“投资风险大，担心收不回成本”作为首要的原因，分别占41.5%和34.2%的比例，而“对金融投资不了解，缺乏经验”和“资金有限”分别占据不进行投资理财原因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6.投资理财中存在的行为偏差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往往存在过度自信、从众和归类学习等偏差，即投资者往往过分倚重自己收集的信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以及某类特定信息作出投资决策。为了调查不同收入水平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是否存在这些行为偏差，对被调查者在进行投资理财活动时看重的信息来源进行了调查。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被调查者对自己收集到的信息最为看重，在各个信息来源中占比最高，这表明这两类被调查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行为。同时，可以看到低收入地区的被调查者比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更看重其他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表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存在更为明显的从众行为。此外，以被调查者更易选择的股票投资类型为例，就被调查者是否存在归类学习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37%的被调查者在交易时更易选择换手率低的股票，有29%的被调查者更易选择有过异常收益率的股票，有18%的被调查者更易选择被媒体关注的股票，有11%的被调查者选择有过涨停板表现的股票，而仅有5%的被调查者关注宏观经济变化等其他信息。这说明这两类被调查在股票投资交易时较关注换手率和异常收益等特定股票交易的信息，而忽视宏观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归类学习行为。
四、结论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产配置与负债方面。“工薪族”资产依次配置在银行储蓄、理财产品、基金、保险等品种上。低收入地区“工薪族”更偏好银行储蓄，但年储蓄额较低，而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更偏好理财产品。另外，超过一半的“工薪族”持有负债，且负债项目主要集中在房屋、汽车和信用卡等方面。另外，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的负债类型更加多样化。第二，金融投资理财方面。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将近1/3的“工薪族”将收入的10%～30%进行投资理财，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进行金融投资理财活动的占比高于低收入地区“工薪族”。此外，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的理财目的显著不同，前者以实现资产增值为目的，后者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的。第三，理财产品偏好方面。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偏好期限在一年左右，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偏好期限在半年左右，前者比后者更偏好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工薪族”绝大多数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在投资理财时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作为首要的影响因素。第四，投资行为偏差方面。“工薪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羊群效应和归类学习行为。同时，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在投资理财时存在更为明显的从众行为。
总的来说，战略投资公司具有如下特征：具有独特的经营理念以及发展（管理）模式；相对于被并购企业来说，具有管理、技术以及资源的优势；极强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投资相对分散；高负债性和高增长性；另外，战略投资公司还需承受一定的并购风险。秉持特有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
战略投资公司虽然具有各自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但同时又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首先，战略投资公司一般所持的是外部交易扩张性发展战略，使企业获得持续的、跳跃式的发展。其次，战略投资公司致力于通过兼并与收购来与被并购方在生产、科研、市场或财务方面产生经营协同效应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全球的视角对待行业整合
战略投资公司在产业投资过程中，一般具备对所投资企业如下三方面的优势：一是信息和技术优势。由于多元化经营，其收集信息的渠道是广泛的，特别是相关度较大的行业，一个行业市场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另一个行业的经营情况，因此战略投资公司据此可以预先调整期投资计划，抢得市场先机，这些都是市场中单个普通企业所难以做到的。二是资源优势。可以为被并购企业提供其发展和扩张所需资金。被并购企业还可以利用战略投资公司已有的战略伙伴、销售网络、研究技术力量、终端客户以及其它可共享资源。三是管理优势。被并购企业常常是因为管理不善导致经营发生困难的，战略投资公司将其投资经营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输送给被并购企业，甚至直接参与部分的经营活动，配合已开发的新产品或新技术以及对相关企业或上下游企业的并购活动，使被并购企业在其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创新中发现和创造价值
几乎所有战略投资公司的共同特点是，它们能够源源不断地建立新产业，它们还能够从内部革新其核心业务，而同时又开创新业务。这样保持新旧更替的管道畅通，一旦核心产业进入成熟或出现衰退势头便及时以新换旧，因此产业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产业梯队策略是战略投资公司产业创新常使用的方法。所谓产业梯队又称为增长的三层面。即企业必须同时建立三个层面的产业：第一层面的产业是公司目前的核心产业，可以为其它层面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第二层面的产业一般是战略投资公司较新进入的一些产业，只要不断加大投入来扩大市场份额，该层面的产业就将会补充和替代公司现有的核心业务。第三层面产业包含了未来长远的产业选择，其大多属于种子时期。尽管这些业务有高风险，公司仍有必要开展大量的第三层面的“种子”产业项目来确保将来有足够的选择。
以产业组合分散多元化风险
战略投资公司充分认识到了多元化经营的这把双刃剑的特性，同时也认为企业经营的成败并不在于多元化本身之上，而在干企业所进行多元化经营的时机和方式。因此，战略投资公司在实施多元化投资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平衡经营风险，其次才是追求投资收益的增加。
在多元化战略投资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战略投资公司一般要作如下几方面的充分准备：首先，公司要考察已有企业的产品是否已经进入后期增长阶段或成熟阶段。其次，公司所要进入的行业存在很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最后，公司精心准备进入新领域所需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这包括通过各种方式筹措资金，招揽和培养相关人才，以及开发新技术等工作。这样，战略投资公司通过规范地、科学地、合理地运作来逐步推行多元化的投资，最大限度的降低由于多元化投资带来的经营风险，并享受高额的回报。
以负债驱动支撑大型并购
并购过程涉及许多方面，融资是其中最重要的。而通过利润产生的现金难以满足大规模的并购所需，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大型并购活动都是通过借贷融资进行的，尤其对于战略投资公司来讲，其持续的、大量的并购活动离不开借贷资金，这也是产生其高负债率的主要原因。首先，对于战略投资公司来讲，如果谨慎操作，高额负债不一定会危害并购后的运营，相反有证据表明负债驱动的收购比股票驱动的收购做得更好。
另外，对于购并整合的战略投资公司来说，从事融资并购一般都需要相当的借贷资金来完成收购交易，这就会产生总资产的增长率高于净资产的增长率，并且出现比较高的负债率，但战略投资公司关注的并不是债务总额本身的大小，而是集中精力于资本结构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与负债的平衡之上。
最后，在战略投资公司完成了产业整合之后，会逐步处置相当一部分不符合其战略发展的资产，并用由此得来的现金，支付相当的借贷资金，这使得总资产降低会大于净资产的降低，而且负债也会随之降低。
考验战略投资公司
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战略投资公司在并购整合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资产处置的风险。如果因并购前对该部分资产的估值过高，或随后来情况的变化，资产处置的价格低于预期，将会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甚至危及并购的成功。
笔者从相关资料显示中看到，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及设计阶段对工程整体造价造成的影响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七十五，而工程项目的实施阶段对工程整体造价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影响。可见，工程造价控制中投资决策与设计阶段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阶段。在工程项目中，设计阶段属于初始环节，为了防止该阶段不必要的修改，降低因设计变更而引起的工程造价上涨的局面，应注重设计的精细化，特别要不断强化施工设计，这是因为设计全程少不了充足投资的支撑，科学合理的设计不仅对施工质量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及时有效的收回投资，同时还起到了降低投资的作用，因此工程开工前，严抓设计关很关键。
二、加强石油工程项目设计阶段投资造价控制的对策
1.不断强化设计阶段的经济论证设计方案质量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工程建设项目整体效益，所以应安排专业的经济类人员加入设计阶段，从技术上尤其要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基础上来明确优质的设计方案。进行一番功能细化后，将不需要的功能摒弃，高度重视造价高的功能控制，以此减少工程造价，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加强技术比较，进行经济分析，做好效果评价，保证既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又实现了经济合理性目标。工程在达到实用功能后还应具备良好的美观，争取用最少的投入赢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一直以来，人们在理解造价管理的含义时仅将目光放在了工程预结算上，这将导致工程造价管理无法系统准确的进行定位，缺乏全方位的动态管理，只注重审核竣工结算阶段，忽视了加强设计阶段的控制。设计院应设置专门的经济室，这样造价管理工作者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过程中所提供的数据才更加的合理、准确，使下达的投资与项目实际需求相适应。关于技术进步及修改设计而导致的造价变化情况，应积极和设计人员沟通、协商，争取在投资控制上得到设计人员必要的支持。
2.优化井身结构及施工参数井身结构通常涵盖了一口油气井的套管层数、下入深度及相应各井段的井眼直径等。一个好的井身结构设计不仅可以防止漏、喷、卡等事故问题，推动各钻井工作的正常有序运行，而且还节约了钻井费用，保证工程成本的合理性。当前，在钻井装备的不断完善和钻井工艺技术良好发展下，过去那种经验性的井身结构设计模式已满足不了现代钻井条件和要求，应做相关的调整与改进，为良好的井身结构设计提供便利，实现预期的钻探目的，促进经济效益提升。定向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施工井型呈现出了多样化特点，分别有直井、定向井、水平井，施工组织方式也从之前的每个井场一口井生产变成了每个井场多口井生产，我们通常称之为丛式井。相较于单井，丛式井节约了征地费用、搬迁费用，钻井效率得到大幅提升，防止地面建设发生重复性投资，气田开发整体成本降到最低，这对完井后进行油井的集中管理十分有利，减少了集输流程，降低了人力、财力、物力投资，从而促进了油田勘探开发及时有效性，钻井成本得到节省。
3.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是成本管理工作中的核心举措，应加强研发先进高效的设备与技术；对钻井新技术研发时还必须注重钻井过程的整体优化设计。运用钻井新技术，不仅能够优化钻井工艺、保证钻井速率，而且还发挥着重要的挖潜增效、降低成本等作用。因此以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为出发点，进行定向井控制、钻井液、优快钻井等核心技术的创新，增强创效能力，降低单位工程造价，实现预期的成本控制目标。
4.做好工程施工效果跟踪评价及成本分析由于石油工程具有可重复性特点，一个工业区通常会打上几十甚至几百口的油井，因此做好工程施工效果跟踪评价，分析成本变动因素，跟踪分析大额费用、重点费用、变动异常费用，及时发现何种技术因素会导致成本上升，深入研究完善技术方案，节约成本，这些都有助于后续油井的施工与油田的开发。
三、结论
针对公路建设项目的内容，我们进行分析之后主要是帮助项目方案全面考虑公路建设项目的社会收益目标，在服务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尽量避免对局部地区产生不利的影响，对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风险分析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公路投资项目风险
2.1对于风险的定义
顾名思义就是“遭受风险，承蒙损失或者伤害的机会”，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风险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实质上，风险是对项目目标的一种有利或者不利的不确定性事件。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风险导致的获利程度或者损失程度，又要考虑到风险发生的可能大小。
2.2风险调查
风险调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调查：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或者建议；组织社团政府的态度；同类项目的经验参数。就这些调查内容而言，我们需要文献搜索，新闻搜索，实地考察，走访群众，开会探讨等多种方法。
3公路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3.1风险识别
（1）对于建设项目成本的增加会导致风险增大，公路项目从最开始的筹备到后期的竣交工验收是需要很大一笔花销的，除了项目规模自身的变化带来大的成本增高以外，还会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市场供求情况发生变化，会造成物价波动，对于人工、材料、机械的费用产生很大影响，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在初期对土地征用和拆迁费用评估不准确都会导致成本增加。（2）在公路工程中，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视公路在建成完工之后还需要保养，很多地方会把公路养护方面的费用忽视，造成前期投资估算的费用偏低，在后期公路运营的时候会造成比较大的营运成本。（3）目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策也在不断的完善和不断地调整，有时候会对公路方面进行压缩改革，那么对于公路基本建设的一些项目很难批复，不但会影响进度，还会造成合同关系不明确的关系等，都会增加风险发生的可能。（4）目前为止公路建设的营运费来自过往车辆的通行费用，广告租赁费用等，但是很受车流量的限制，如果车流量减少，势必会导致营运收入的减少，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
3.2风险识别的方法
3.2.1调查问卷法
调查问卷是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可以了解到这个工程的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对于问题的设定，可以从对于我们的能力是否可以满足项目要求；与已完工的项目比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自己对这个项目是否看好，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之类的方面去进项调查。
3.2.2图解法
图解法是一种形象生动的风险挖掘方法，简单有效，运用广泛，可以绘制风险图，确定风险发生的原因，针对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3.2.3情景分析法
情景分析法可以通过对系统内外因素的分析来设计多种可能发生的方案，但是针对面较小，如对决策者提醒注意某种措施可能引起的风险后果；研究某些关键性因素对未来过程的影响比较有用，其他发面不太实用，所以我国使用这种方法的较少。
3.2.4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法是美国人奥斯本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一个专家小组内进行，许多专家或者行业精英集中在一起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大家会受到行业专家的影响，从而发生“思维共振”，无法提出创新思想，局限了问题的思考。
3.2.5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又称专家调查法，它可以把公路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小组和已经选定的相关行业、相关专业专家连接起来，进行匿名征集意见，这样有利于保护最原始的创造性思维，然后在反复的进行统计处理，征询几轮意见之后，专家们的意见趋于一致，这个方法目前在我国公路项目风险识别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3规避风险的方法
3.3.1争取有利的政策优惠
在项目进行之前，对当地政府以及国家政策要进行了解，看是否在这个地方目前或者今后有什么政策的导向，在谈判的时候多一些筹码，加强优惠政策，对于优惠的政策要及时写入合同，避免后期纠纷，对于回收期长的项目，要在土地使用权、收费权等项目上做好协定。
3.3.2做好价格的预测
在价格预测方面，目前我们的技术和方法不是很成熟，但是在实际预测的时候，为了保证精确地预测结果，我们可以建立模型，多角度分析，根据参数选择不同的指标方案，再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反复比较，预测出一个较为精确的价格，尤其是土地方面的价格，尤其重要。
3.3.3准备条款明确的合同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于条款的表述要清楚，尤其是权责有明确，避免后期纠纷。
3.3.4协调好政府关系
我们在建设项目的时候要协调好和业主，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要建立良好的作风，和地方政府建立相互信任。积极健康的工作关系是后期公路建设投资顺利进行的保证。
4结束语
在水利工程招投标阶段积极推行清单计价模式，这一阶段不仅要求控制价的编制者要全面熟悉设计内容，还要求其全面了解各专业定额的子目设置及其工作内容，在清单设置上力求不漏项，在清单组价上确保不重复，在取费上严格按要求执行。尽量减少以“项”为清单单位的清单子目，减少或控制“暂列金额”的额度。该阶段还要注意避免不合理的风险转移———把本应属于发包人的建设风险全部转嫁给潜在投标人，因为这既不符合风险分担的基本原则，又不利于项目投资控制。在现实中有个别中小型水利工程的招标文件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把所有风险都让潜在投标人承担，这种不合理的极端情况造成的后果是流标或工程质量低劣或承包人中途放弃履行“合同义务”等现象的发生，这让项目投资管理适得其反，做好项目招投标工作对顺利实施项目的后续工作很是关键。施工合同的选择应积极推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各行业的“示范文本”有所不同），格式及通用条款应全文引用，专用条款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专门定制。对容易引起争议的“工程变更与索赔、工程计量与支付、价款调整与结算等”专用条款的说明应尽可能详尽，杜绝使用模糊语言或模糊语句，在语句的内涵与外延上要界定明晰，不留缺口。
二、施工阶段
虽然在项目的整个建设周期中决定项目投资的阶段主要在设计阶段，但项目施工阶段是形成实物投资的最主要阶段，这一阶段的造价管理将直接影响项目投资的效果，因此，加强项目实施阶段尤其是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如下：
（1）严格合同履行。是指发承包施工合同，施工合同是发承包双方就项目施工及其相关方面的实施达成的合意，严格履行是法律的要求，诚实信用是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地严格履行合同是减少或杜绝合同争议以及减少或预防项目投资增加的最根本的途径。
（2）及时正确处理各种索赔。索赔其实是双向的，承包人可以向发包人提出索赔，发包人也可以向承包人提出索赔（也称反索赔），本文所说索赔是指前者。合同条款一般都有关于索赔的处理程序和时限要求，对此应严格执行。对超越合同规定时限提出的索赔要求应给以拒绝，但应给以记录并辅以说明（包括必要的文字、影音资料）；对提出的合理索赔要及时处理，在现阶段，尤其是地方性的中小工程，这种意识很淡薄，对合理的索赔没有及时处理容易导致新的索赔，这不仅会造成最终处理的难度增加，也会造成投资的额外增加；加强索赔相关知识的培训学习，积极预防和处理索赔事件的发生，坚决反对恶意索赔。
（3）严格控制水利工程变更。一旦有不可避免的水利工程变更，应严格根据合同执行变更程序。引起水利工程投资管理变更的原因如下：①是由于前期工作做的不够细致导致的变更，如勘察设计不够细致导致的工程形式、性质的变更，由于工程量清单编制不严谨导致的工作内容及数量的变更等；②是由不可预见的事件引起的变更，如不明的地质或地下障碍物导致的基础形式或基础尺寸变更，由于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的工作计划的变更等。对于前一类变更应通过细化前期工作和加强工作的检查与审查来减少或避免，对于后一类变更应采取积极合理的应对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增加。从变更的提出者来看，变更可分为3类，即由发包人、承包人或监理人提出的工程变更。不论何种形式的变更都必须遵循先变更后施工的程序进行，避免或杜绝先施工后变更以及边施工边变更的情况发生，减少因变更控制不严格造成的投资浪费。
（4）联合经济签证。对需要现场经济签证的，一律实施联合经理签证，联合签证的主体应在合同条款中予以明确。一般包括发包人、承包人、监理人和过程审计人员，必要的还要有勘察设计单位、地方代表等单位参加。经济签证必须坚持现场测量，现场计量，现场签字确认，并辅以必要的影音资料，坚决杜绝舞弊现象的发生，为投资控制把好签证关。
（5）联合计量。水利工程计量应严格按合同及清单计价规范的要求进行。由于采用了清单招标与计价，有人就认为只要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不超招标工程量就行了，这种认为是不正确的。采用清单招标与清单计价模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清单计价模式使工程建设风险分担更合理，同时也是减少工程变更及合同争议需要，是使项目顺利进行和有效控制投资的需要。招标文件所附的清单工程量是为潜在投标人提供一个平等的报价基础，招标清单工程量不等同于计量结算工程量。因此，对已完工且符合合同及规范要求的工程量应根据合同及计价规范的要求及时进行现场联合计量，联合计量要有记录，为工程进度款支付和投资控制做好基础工作。
（6）及时支付水利工程投资管理进度款。及时支付承包人应得的工程进度款是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对符合合同要求的且经联合计量并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发支付证书的工程款应及时按合同要求支付，避免由于支付不及时导致的索赔情况发生。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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